董申章
有關社會經濟哲學和科學的事理分析文章
6、 翻雲覆雨毛澤東===6、7、8.
錯誤批判馬寅初
19 5 3年人口普查以後，馬寅初曾三次去浙江視察。他經過三年的實際調查和詳細統計，以他經濟學家的敏銳目光發現，我國的人口增長率實在太高了，每年要增長千分之二十二以上，甚至可能達到千分之三十， 每年淨增人口一千三百萬之多。於是，他提出了控製人口的主張。並根據自己在浙江、上海等地的調查材料， 寫了一份題為《控製人口與科學研究》的發言稿。對此，毛澤東開始是讚成的，以後又反對了，不僅反對，還要對馬寅初進行批判、撤職。
一、讚賞馬寅初的的人口主張
1957年3月2日，在毛澤東親自到會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馬寅初再一次就“控製人口”的問題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和主張。他說：“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計劃之內，不能控製人口，不能實行計劃生育，那就不成其為計劃經濟。”1
在他發言以後，毛澤東當天就表示讚賞，他說；“人口是不是搞成有計劃的生產，這是一種設想。這一條，馬寅初講得很好，今天講得好！我跟他是同誌，以前他的意見，百花齊放沒放出來，準備放，就是人家反對，就是不要他講，今天算是暢所欲言了。此事人民有要求，城鄉人民均有此要求，說沒有要求是不對的。”2
能夠得到毛澤東的讚賞，馬寅初的信心更足了。19 5 7年4月2 7日他向北大全校師生作了一個關於人口問題的演講。他說：“解放後，各方麵的條件都好起來，人口的增長也比過去加快了。近幾年人口的增長率已達到千分之三十，可能還要高，照這樣發展下去，50年後中國就有26億人口，相當於現在世界人口的總和。由於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國要侵略人家了。要和平共處，做到我不侵略人家，就非控製人口不可。”毛澤東聽到此話後，對馬寅初說：“不要再講這句話了。”馬寅初意識到些話確有不當之處，寫了一張大字報，貼在北大校園，公開作了自我批評。6月，他在第一屆第四次人大會議上，提出《 新人口論》的提案，隨後又整理成文，以“新人口論”為題全文發表在7月5日的《人民日報》上。
在當時，這是一篇對新中國人口問題論述較全麵、較深刻的學術論文。在這篇文章中，馬寅初以積累和消費的矛盾為中心，論述了新中國的人口問題。他提出的主要內容是：“我國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資金積累得似乎太慢。”“需要研究的是如何把人口控製起來，使消費的比例降低，同時就可以把資金多積累一些。”在文章中他首先指出，新中國人口在以20‰的速度增長，並且分析了人口高速增長的原因，接著他分析了人口增長過快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影響：人口過快增長會導致住房緊張，使領取生活困難補助的人數增加；女工生育多影響了身體健康，造成缺勤，無法學習文化並降低了政治上的進取心。他說：“在目前六億四千萬人口的壓力之下，要提高他們的物質生活水平，我們已覺得很吃力，若每年還要生出一千三百萬人來，這個問題就日益嚴重，不知要嚴重到什麽程度。”他說，“每年還要增殖出來一千三百萬人，除在工業部門安置一百萬人外，要把其餘一千二百萬人口安置在農村，他們的勞動生產率在短期內既不能提高，而在生活需要上又要向城市看齊，長此以往，如何得了。”他提出警告說，對人口問題若不早為之圖，難免農民把一切恩德變為失望與不滿，不免給政府帶來很多困難。要提高農民的勞動生產率，一方麵要積累資金，一方麵要控製人口。他大聲疾呼，“控製人口，實屬刻不容緩，不然的話，日後的問題益形棘手，愈難解決。”3
在全文最後，馬寅初提出了三點建議：1，認真舉辦人口動態統計，以此為基礎確定人口政策，把人口增長列入國民經濟計劃之中。2，國家在養育後代上的花費大於家庭的花費，國家理應有幹涉生育、控製人口之權，況且控製人口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所以國家應大力宣傳晚婚和節育。教育人民使之改變多子多福的生育觀念，提高法定結婚年齡。3，普遍宣傳避孕，切忌人工流產。一則因為這是殺生；二則會傷害婦女的健康；三則會衝淡避孕的意義；四則會增加醫生的負擔。“因此我誠懇地請衛生部門好好地考慮”。1
50年過去了，如今我們重讀馬寅初以及其他學者關於新中國人口問題的論述，不能不為他們的遠見卓識和實事求是的精神而感慨。但馬寅初等專家們處心積慮為共和國前途著想的一片苦心和嚴肅的論證，卻成為日後受批判的原因。就在馬寅初大聲疾呼控製人口的時候，反右鬥爭已經開始，許多主張控製人口的專家被打成右派。費孝通、吳景超、陳達等人多次被《人民日報》點名批判。但在1957年10月以前對他們的批判尚未觸及這些人對中國人口問題的看法。《人民日報》在那一段仍然不斷刊登有關計劃生育，宣傳控製人口的文章。就在1957年10月 9日毛澤東還說：“人口節育，要三年試點宣傳，四年普及推廣，也是十年計劃，不然人口達八 億再搞就晚了。初步達到計劃生育，在少數民族地區不要去推廣，山區人口過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廣。也要大鳴大放大爭論一下，我主張中學也加一門節育課。人類在生育上完全無政府主義是不行的。”2
二、不到半年就變了調，主張人多一些
1958年1月28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人多好還是人少好？現在還是人多一些好嘛！恐怕將來搞到7 億人口時再說，現在不要怕人多，是地大物博嘛！”但同時他又表示：“我是讚成節育的。”3
1 95 8午3月的成都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說：“要破除這種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來認為耕地太少，其實每人二點五畝就夠了。宣傳人多，造成悲觀空氣，應看到人多是好事，實際人口到了七億五千萬到八億時，再控製不遲。現在還是人口少，少數民族和人少地區不節育，其他地方可逐步控製。到趕上英國時，人民有了文化就會控製了。山西人口可以達到30 0 0萬。”4
19 5 8年4月1 5日，毛澤東在《介紹一個合作杜》一文中，講到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成就時說：“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5
同年5月，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中，毛澤東明確指出：“某些學者甚至斷定，農業增長的速度還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他們認為，人口多了，消費就得多，而不是首先看到人是6這是不點名地批評馬寅初，而且把馬寅初轉置於“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地位，同當年扣在右派頭上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屬同一個檔次。同時，繼續發表他那主張“人多是好事”的高論：“中國應當成為世界第一個大國， 中國人口多，為什麽不應當成為世界第一？我國現在是六億人口，再過十幾年是八億人口，這麽多人吃了飯幹什麽？要幹事，無非是工業、農業、文化科學技術這一套，在這些方麵趕上一切國家。”“八億人口，十億也不怕，美國記者說，一百年後中國占一半，那時文化高，都是大學生，很自然就會節育了。”1
在這個調子的指揮下，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陳伯達在北京大學六十周年校慶的大會上講話，說，“共產主義思想解放的大旗下，對於資產階級的、各種市儈式的觀點和思想，進行堅決的、切底的批判，要批判實用主義、馬爾薩斯或新馬爾薩斯學說。指名道姓地說：“馬老要為《新人口論》作檢查。”2在北大黨委策劃下，校園內貼出九千多張批判馬寅初的大字報，說他“借學術研究為名，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妄圖搞垮社會主義，使資本主義複辟”。劉少奇在黨的八屆二次會議上作報告時，也不點名地批評了馬寅初。他說：那種認為人多會妨礙積累並據此對我國農業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發展速度做出悲觀結論的思想是錯誤的。這種思想的本質是輕視我國組織起來了的革命農民，因而不能不受到事實的反駁。大躍進的事實不但徹底推翻了他們的農業發展快不了的論斷，而且徹底推翻了他們的人多了妨礙積累的論斷。“他們隻看到人是消費者，人多消費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產者，人多就有可能生產的更多，積累得更多。顯然，這是一種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人民日報》1957年5月27日）劉少奇的報告公開發表的第四天（5月31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用黑體字發消息：“毛澤東同誌著文批駁了那種認為中國人口太多太落後難於迅速前進的觀點。”
接著，《人民日報》於6月6日發表的叔仲的文章《我國人口和就業問題》中說：馬寅初在《新人口論》中說的話，與右派分子的話是一樣的，是站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立場上，是一種悲觀主義。公開點名批判馬寅初。
《人民日報》開了頭，《光明日報》、《經濟研究》等報刊也緊跟其後，發起了對馬寅初公開批判，發表的點名文章有 160餘篇。3
7月9日，毛澤東召見邵力子等民主人士，聽取他們對“大躍進”的意見。為遭到批判的馬寅初而擔憂的邵力子，伺機向毛澤東進言，希望毛澤東支持節育。毛澤東堅持自己的觀點說：“人口問題，目前還不嚴重，可以達到 8億時再講人口過多。”4
這裏，補充一段材料：邵力子、馬寅初不斷地提出計劃生育，並向周總理多次真誠相告，希望黨和國家為此盡快製定政策。周總理十分清楚二老的意見是正確的，為此專門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笑著對周總理說了兩句話，算是答複：“恩來啊，中國革命的成功，證明了一是人多好辦事，二是人多熱氣旺。”這事從此被否決。但周總理並沒有放棄，還在支持二老的意見，一直到“文革”，他還專門派人到各地去調查研究人口的急速膨脹，使周總理憂心忡忡，他專門向毛澤東打報告，要求及早實行邵力子、馬寅初在50年代初就提出的“計劃生育”。但毛澤東還是沒有同意，在周總理的報告上批了“未必有此事”，這事就沒有能夠提上議事日程，一直到70年代初，經濟的長期徘徊和人口的猛長，大量知青無工作可做，城市呆不下去了，才使計劃生育成為不得不考慮的問題，中央出台了計劃生育政策。這時，已是邵力子、馬寅初提出計劃生育意見的20年後。5
1958年7月1日康生到北大作報告，當著馬寅初的麵說：“聽說你們北大出了個新人口論的作者也姓馬。這是那家的馬啊？是馬克思的馬嗎？是馬爾薩斯的馬嗎？我看是馬爾薩斯的馬。”1
8 月的北戴河會議，毛澤東說：“人口的觀念要改變，現在人少，不是人多了。過去我說搞八億，現在看來搞十幾億人口也不要緊。”（《中共黨史資料》第47集第216頁）8月21日下午毛澤東又說：“有人說大國人多難辦事，看什麽辦法。隻要辦法對頭，再有十億人也好辦。2
北京大學黨委根據毛澤東、康生對馬寅初批判的調子，在對馬寅初進行口誅筆伐後，準備要把馬寅初打成右派。周恩來得知後認為這樣做不妥，馬寅初國內外都有影響。遂找馬寅初談話，讓他寫檢討，以便過社會主義關。
馬寅初拒絕檢討。他寫了《重申我的請求》一文交給《新建投》雜誌（一九六0年第一期）發表，文中聲明：“我接受《光明日報》開辟一個戰場的挑戰書。”“這個挑戰是很合理的，我當敬謹拜受。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決不向專製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3
毛澤東看了馬的文章後，向秘書口授道：
馬寅初向我們下戰表，堪稱孤膽英雄，獨樹一幟，也可以說是茅坑裏的石頭，又臭又硬。馬爾薩斯姓馬，他也姓馬，有人要捍衛他的外國祖先到底，有什麽辦法？看來，馬寅初不願自己下馬，我們隻好采取組織措施，請他下馬了。理論批判從嚴，生活給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軟。”4
全國對馬寅初的批判，迫使他辭去北京大學校長職務，很快又被罷免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的職務。北大黨委隨之將他定成“內控右派”，同時，還被剝奪他發表文章的權利。規定他不得發表文章，不得公開發表講話，不得接受新聞記者采訪，不得會見外國人土和海外親友。從此，一個國內外有影響的一代學者便在中國政治舞台和學術論壇上消失了。
三、真理終得申張
1 9 7 9年8月5日《光明日報》發表田原的《為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翻案》一文的編者按中說：“二十多年的實踐證明，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淪》，是遠見卓識的理論，是利國利民的理論，當時的對他的批判，是對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踐踏。19 5 8年4月19日本報在那個以極左麵目出現的‘理論權威’的指使下，首先向馬寅初先生發難，先後刊登了幾十篇文章，對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進行種種汙蔑和攻擊，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本報今天繼續發表文章和來信，就是為了清除這種影響 ，給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徹底平反。”
l 9 7 9年9月11日，馬寅初九十高齡的時候，中央批準了北京大學黨委所作的《關於為馬寅初先生平反的報告》和《關於馬寅初先生的平反的決定》。決定指出：“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的觀點是正確的， 許多主張是可行的。他認為國民經濟要綜合平衡，各部門應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也是正確的。強加於馬寅初先生的‘藉學術研究為名，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一貫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服務’、‘一貫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等誣蔑不實之詞，應一律予以推倒。黨委決定為馬寅初先生徹底平反，恢複名譽。” 這一冤案拖了20年，終於平反。還真理於天下，還馬寅初以清白。
從批判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到1979年為他平反的20多年間，我國人口從6億多增加到9億多，淨增人口 3億多，幾乎相當於俄羅斯人口的兩倍。到20世紀末，我國人口多達13億。給我們國家和民族造成十分沉重的負擔。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許多困難，都是由於人口太多，就業壓力太大；每年所創造的財富大量用於眾多人口的基本生活消費，積累很少；教育負擔也重，全民族素質難以提高；社會治安任務很重等等，這都可歸之於毛澤東對馬寅初批判的“功勞”。
現在，中國的很多困難和亂子的根源，都與人口過多有關，而應對此事負責的，首先就是毛澤東。如果毛澤東信守前言，不是那麽言而無信，翻雲覆雨，仍然說“馬寅初講得很好，今天講得好！我跟他是同誌”，何至於有今天人口太多、各方麵都緊張的沉重負擔？
四、毛澤東為什麽要批判馬寅初的“人口論”呢？
從上述可知，對於馬寅初的“人口論，毛澤東曾經是讚同的。後來，一翻臉，不僅不讚同，還要對馬寅初進行批判、撤職，攆下台，把馬寅初當成右派――也就是當成反革命派來打擊。現在根據他的言論，對這個問題來作一些分析。
第一， 人多，勞動力多，便於生產。
毛澤東曾在《唯心曆史觀的破產》一文中說：“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隻要有了人什麽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1
在毛澤東發動的合作化運動中，他說：“合作化以後，對於很多地方來說，生產的規模大了，經營的部門多了，勞動的範圍向自然界的廣度和深度擴張了，工作做得精致了，勞動 力就會感到不足……”毛澤東還認為，就是“農業機械化以後也將是這樣”。既然總是勞動力不足，那就隻有增加人口來補足。2
1957年，在他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他又說：“我希望這些人擴大眼界，真正承認我國有六億人口，這是一個客觀存在，這是我們的本錢。”“決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後，嫌事情麻煩，推出門外了事。”3
看來，對於人口和生產的關係，毛澤東還停留在過去農業科技很落後的農業社會時的觀點。要增加生產，唯一的辦法就是靠增加人口，增加勞動力。今天一個農民的常識也知道，要增加生產，主要依靠農業科學技術。再說，單有人多就能增加生產嗎？要生產，得有生產資料，勞動對象。如果缺少這生產的基本條件，僅有人，僅有勞動力，那是不可能有什麽生產的，反而會成為社會的負擔。我國今天城鄉勞動力過剩，就業壓力很大，很難消解。這種情況，並不隻是在今天才顯得特別突出，就是在當時，人多地少的矛盾及其引起的嚴重後果，馬寅初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但是毛澤東聽不進去，奈何！
9年批駁艾奇遜的馬爾薩斯人口論觀點：“某些學者甚至斷定，農業增長的速度還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他們認為，人口多了，消費就得多，而不是首先看到人是生產者，從多就可能生產更多，積累得更多。顯然，這是一種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1這是不指名地批判馬寅初所持的觀點，跟馬爾薩斯人口論是一樣的。
毛澤東批判馬寅初，周恩來婉言相勸，要馬寅初檢討。馬寅初斷然拒絕，並寫了《重申我的請求》一文交給《新建投》雜誌發表，文中聲明：“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占，直到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2
毛澤東看了馬的文章後，向秘書口授道：
馬寅初向我們下戰表，堪稱孤膽英雄，獨樹一幟，也可以說是茅坑裏的石頭，又臭又硬。馬爾薩斯姓馬，他也姓馬，有人要捍衛他的外國祖先到底，有什麽辦法？看來，馬寅初不願自己下馬，我們隻好采取組織措施，請他下馬了。理論批判從嚴，生活給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軟。”3
這裏毛澤東重提馬爾薩斯，把馬寅初和馬爾薩斯相提並論。毛澤東在《唯心曆史觀的破產》一文中說：““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如像馬爾薩斯者流所謂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謬論，不但被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從理論上駁得幹幹淨淨，而且已被革命後的蘇聯和中國解放區的事實所完全駁倒。”4
康生了解到毛澤東的這個意思，也是鸚鵡學舌，在北京大學“批馬”座談會上說：“馬寅初曾經說過。有人說他是馬爾薩斯主義者，但他不同意。他說，馬爾薩斯是馬家，馬克思也是馬家，而他是馬克思的馬家。我看這個問題，現在是該澄清的時候了：我認為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毫無疑問是馬爾薩斯的馬家。”他一麵指揮北大圍攻馬寅初，一麵給理論界和有關刊物負責人寫信，指使他們：在批判《新人口論》的時候，要學習毛主席的六評白皮書，特別是《唯心曆史觀的破產》一文，要像批判美帝國主義分子艾奇遜那樣來批判馬寅初。5
其實，馬寅初的人口主張同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是完全不同的，馬寅初在他寫的《新人口論》中，專門寫了“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的錯誤及其破產”和“我的人口理論在立場上和馬爾薩斯是不同的”兩節，他寫道：“馬爾薩斯從掩蓋資產階級政府的錯誤措施出發，我則從提高農民的勞動生產率，從而提高農民的文化和物質生活出。”並用了大量篇幅“用中國的實際情形來說明這個不同之點”。6
馬寅初是說，我國的人口生育要有計劃，要與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一致起來。與馬爾薩斯所說的單純的食物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問題，有著原則區別。但毛澤東、康生、陳伯達之流，根本不聽，硬是要牽強附會地把馬寅初跟馬爾薩斯扯在一起。既如此，那麽，當馬寅初起初提出這種主張時，你毛澤東不是還讚同過的嗎？你不是說：“馬寅初講得很好，今天講得好”嗎？你在讚同的時候，怎麽沒有跟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扯到一起呢？隻有一個解釋，那就是，在人口問題上，隻有毛澤東是權威，容不得任何異議和挑戰。一旦被毛澤東這樣認為，那就必然被當成異端，加以扼殺。
第三，毛澤東認為，中國人口多，是超過蘇聯、超過英國、美國的資本
斯大林死後，毛澤東認為：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非他莫屬了。他不僅要想當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還想當全世界的領袖。當時，中國與蘇聯比較，許多方麵都落後，比不上蘇聯。但是，毛澤東認為，有一條比蘇聯要強，那就是中國人口比蘇聯多。也是憑這一條中國的人口比英國、美國人口都要多，因此，就能很快超過他們。
1958年5月8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期間，毛澤東說“中國應當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國，因為人最多嘛！過去林彪同誌在延安曾談過，將來中國比蘇聯強，那時我還有點不大相信，我想蘇聯也在進步呀！現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我們這麽多人，現在六億再過十年八億。人多總要做事，總不能光睡覺嘛。吃了飯就幹社會主義，無非是搞工業、農業、文化科學嘛！因此說，十幾二十年就可以趕上一切國家，還可能超過美國。在座的有沒有新華社的同誌，可不要發稿，對外還是十五年趕上英國，美國讓蘇聯趕，大家分工趕，不過我們也能趕上。”1
可以看出，毛澤東認為中國能趕上蘇聯、英國、美國的“優勢”，就是“因為人最多嘛！”“我們這麽多人，現在六億再過十年八億。”中國人口多，人多力量大，從多勢眾嘛！馬寅初的人口主張會影響他的霸主夢，他豈能容忍！
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有這樣一段說法：
“毛澤東曾經有過超越蘇聯，首先進入社會主義的雄心，這也是促使毛澤東決心發動一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顧一切的蠻幹一場，不惜一切代價的把中國推入他搶先躍進、進入共產主義的瘋狂試驗！他不滿足於隻當中國“四個偉大”的最高領袖，還要實現他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霸王的迷夢，滿足他極端狂傲的領袖欲，他的個人野心發展到了極點。這不隻是“一將功成萬骨枯”，而是“一霸功潰億骨枯”，弄得整個社會陷入民窮財盡、整個國家處於崩潰的邊緣。恐怕這也是空前絕後的奇災異禍吧！”2
第四、毛澤東認為，打起仗來，人多是優勢。
且看赫魯曉夫的一段回憶：
“我記得，有一次在北京，我和毛澤東穿著遊泳褲躺在遊泳池邊上，討論戰爭與和平問題。毛澤東問我：‘赫魯曉夫同誌，你怎麽想？如果我們比較一下資本主義世界和社會主義世界的軍事實力，你就能看到我們顯然比我們的敵人強。你想，中國、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加在一起能動員多少個師啊！’ 他試圖要我相信原子彈本身也是紙老虎。他說：‘ 聽我說，赫魯曉夫同誌。你們隻要挑動美國人動武就行了，你們需要用多少個師來打垮他們，我們就會給你們多少個師──100個，200個，1000個，都行。’我竭力向他說明，隻要一兩枚導彈就能把中國全部的師都炸成粉末的。但是對我的爭辯他連聽都不聽，而且顯然認為我是個膽小鬼。”3
由此看來，毛澤東準備用1000個師（1個師按1萬人算就是1000萬人）去當原子彈下的炮灰，那豈不是“再有十億人也好辦”了嗎？他顯然把中國人口多作為對抗他國的一種優勢。既有如此愚蠢的想法，對馬寅初的的人口理論和關於控製人口的意見，還能當一回事嗎？他不久前才講的什麽“馬寅初講得很好，今天講得好！我跟他是同誌”的話，不過全是假話而已。至於他說讓世界人口死一半，或三分之一叫“資本主義全部消滅”，那就更是胡言亂語。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上，他也曾這麽胡侃過一次。他說：“要設想一下，如果爆發戰爭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億人口，可能損失三分之一；再多一點，可能損失一半。不是我們要打，是他們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彈，氫彈。我和一位外國政治家辯論過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打原子戰爭，人會死絕的。我說，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二十七億，一定還要多。”1
對於毛澤東的這次講話，張戎、喬·哈利戴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中說：
在場的意大利代表英格勞對我們說：大廳裏聽眾感受到震驚、生氣，感到人對毛澤東無非是數字，死人他滿不在乎，核戰爭他毫不介意，還挺喜歡。南斯拉夫首席代表卡德爾聽毛講完後想：“再清楚不過了，毛澤東想要戰爭。”就連信仰斯大林主義的法國共產黨也很反感。2
對此，“哥穆爾卡同誌毫不掩飾地表示了憤慨。諾沃提尼同誌說：‘毛澤東同誌說他的6億人口準備損失掉3億。我們怎麽辦呢？我們捷克斯洛伐克隻有1200萬人，打起仗來都得死光，誰還能留下來重新開張？”3
由此還可以質疑：其一，全世界人口死一半或三分這一，能否“資本主義全部消滅”、“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如果資本主義消滅不了，帝國主義打不平，這麽多的人口死亡，不是白白的死了嗎？其二，即使能實現你那“全世界社會主義化”的妄想，付出那麽多人口死亡的代價，值嗎？何況，你說的那套社會主義，樣板無非就是蘇聯、中國、古巴、朝鮮這些國家，在全世界人民心中有什麽好印象？有多少人能接受？其三，要讓二十多億人口死亡，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不說了，他們的命不好，誰叫他們生在資本主義國家呢？那麽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按毛澤東的說法，應該是當家做主人了，那麽他們都向你授權過，他們都願意讓你把他們當炮灰嗎？對如此眾多人生命的大事，毛澤東談起來，沒有任何一點悲惜之情，他是那麽輕鬆自如，信口開河，這不是一個惡魔的形象嗎？
固然，在正式發表的文件中和一些宣傳文章中，都有說“不是我們要打，是他們要打”的字樣。還經常講，美國、英國等國家是戰爭瘋子。例如，也是在莫斯科那次講話中他就說：“現在還要估計一種情況，就是想發動戰爭的瘋子，他們可能把原子彈、氫彈到處摔。他們摔，我們也摔，這就打得一塌糊塗，這就要損失人。”4
這些話表明：帝國主義是戰爭瘋子，首先挑起戰爭，“我們”進行反抗，是被迫的。
可是，從前麵引用赫魯曉夫的回憶可知，是毛澤東親口對他說“你們隻要挑動美國人動武就行了”。這是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私下、毫無顧忌的情況下說的。可以判斷，這更能夠表達他的真實思想。他要唆使蘇聯“挑動美國人動武”，表明毛澤東主使，要挑動戰爭。這能說“不是我們要打，是他們要打”嗎？能說是被迫進行反抗嗎？以前我們的輿論總是說帝國主義瘋子、戰爭販子挑起戰爭，現在知道原來毛澤東也曾叫蘇聯“挑動美國人動武”，誰是瘋子、戰爭販子呢？
從曆史上看，凡是主動挑起戰爭的一方，引起對方反擊，然後嫁禍於人，都是說對方挑起戰爭。他們在這樣幹的時候，都要尋找“正義”的借口，把對方置於“不義”的地位。從沒有一個會說是自己挑起戰爭的，總是說對方挑起戰爭，自己是被迫反擊的。說“不是我們要打，是他們要打”，是毛澤東的一慣伎倆。從抗戰勝利後的國共內戰可以說明。客觀地說，國共雙方都是要消滅對方的，蔣介石要消滅共產黨，這是無疑的。毛澤東要打倒蔣介石，推翻國民黨，也是早就確立的既定方針。他當時講：“這個內戰是他強迫我們打的。”55真是這樣的嗎？毛澤東多次講：“蔣介石要發動全國規模的內戰，他的方針已經定了，我們也在準備著。”就在毛澤東準備去重慶和蔣介石談判前兩天，他在給黨內的通知中寫道：“配合蘇軍和蒙古軍進抵長城之聲勢，造成了我黨的有利地位。今後一個時期內應繼續攻勢，凡能控製者均控製之……再有一時期攻勢，我黨可能控製江北、淮北、山東、河北、山西、綏遠的絕大部分，熱察兩個全省和遼寧一部分。”1
2這裏麵說的“攻勢”能說是“是他強迫我們打的”嗎？
最典型的是朝鮮戰爭。斯大林唆使、毛澤東支持金日成，指揮二十多個師發動突然襲擊，朝鮮軍隊打過國際規定的三八分界線，打得南朝鮮軍隊措手不及，潰不成軍，一潰千裏。中國的輿論怎麽說的呢？說是李承晚的南朝鮮軍隊在分界線挑起戰爭，朝鮮人民軍被迫奮起反擊。試問：如果是李承晚的南朝鮮軍隊首先挑起的戰爭，能讓金日成的北朝鮮軍隊那麽容易地被打得狼狽逃竄嗎？之後，以美國為首組織聯合國軍進行反攻。毛澤東怎麽說呢？說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還要企圖侵略我們中國。然後讓中國人民解放軍穿上誌願軍衣服去“抗美援朝”。至於國內，凡是毛澤東要主動打擊別人，也是這套路數。譬如，反右派。原本是毛澤東畜謀要收拾知識分子，耍“陽謀”，請知識分子幫助黨整風，提意見。當大家提了一點意見後，毛澤東就扣上“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帽子，發出號召:“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2這事過了五十後，那些從事“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們，其組織、計劃、綱領、路線是什麽？在哪裏？誰都能從中看明白，毛澤東是怎樣被“強迫”“反擊”的呀！
關於毛不惜人命打仗的言論，從張戎 喬·哈利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還有兩段，摘抄如下：
一是，1958年夏天，毛發動炮打金門引發台海危機後，10月14日毛澤東給赫魯曉夫寫信說：他十分樂意讓中國獨自承受美國的核打擊：“為了最後的勝利，滅掉帝國主義，我們願意承擔第一個打擊，無非是死一大堆人。”
二是，“毛澤東1968年11月對澳大利亞的希爾說，他認為，‘這個世界需要統一’。‘蒙古人、羅馬人、亞曆山大大帝、拿破侖、大英帝國，都想統一世界。今天的美國、蘇聯也想統一世界。希特勒想統一世界，日本想統一太平洋地區。但是他們都失敗了。照我看，統一世界的可能性並沒有消失。’‘我認為，這個世界是能夠統一的。’毛顯然認為這個角色非他莫屬。他說美國、蘇聯都不行：‘這兩個國家人口太少，到處打起來人力就不敷分配。而且他們都怕打核戰爭。他們不怕別的國家死人，可是怕自己的人口死掉。’哪個國家人口最多呢？哪個國家的領導人不怕自己的人民死掉呢？自然是中國，自然是毛澤東。”3
如此看來，美國、蘇聯都“怕自己的人口死掉”，表明他們多少還是顧惜本國人民的生命的。惟毛澤東不“怕自己的人民死掉”，不惜本國人民的生命與美國、蘇聯拚比死人競賽。毛澤東的這種觀點，怎麽能容忍馬寅初的人口主張呢？
7、“陽謀”（上）
1957年春天，毛澤東提出，要在全黨開展一次“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1他一再號召大家鳴放，鼓勵各民主黨派和各界知識分子人士鳴放、提意見，幫助黨整風，還批評黨內一些對此思想不通的人。可是，不久就來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對那些提意見的人給予猛烈的反擊，打成右派，予以專政。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大呼上當，說這是搞的陰謀。毛澤東卻十分得意地詭辯道：“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隻有讓他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隻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除掉。”2原來事先就已經謀劃好了，號召人們鳴放，隻不過是“引蛇出洞”。那麽，這場“陽謀”是怎麽一回事呢？
設置陷井
1956年4月5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題為《論十大關係》的講話。為了吸取斯大林犯錯誤的教訓，走一條有中國特色的道路。他的有些講話，思想很解放，也很實事求是。據當時聽到的傳達記錄。有一些在反右派以後絕對聽不到的話，僅摘抄幾條：
“也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甚至是反革命的力量。”
“人要有統一性，也要有獨立性；要有紀律性，也要有無紀律；要有集體主義，也要有自由主義。”
“中央成立一個體製小組，專門研究如何劃分權力。”
“美國發展快，其政治製度必有可學習之處。我們反對它，隻反對它的帝國主義。”
“蘇聯隻有一個黨，到底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共產黨要萬歲，民主黨派也要萬歲。”
“對犯錯誤的人看他是否改。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的。不要學斯大林，斯大林對犯錯誤的人不讓改正，這是不好的。”
“蘇聯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統治，其黑暗不下於曆史上任何最專製暴虐的統治。”3
他還說，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應該成為我國發展科學、繁榮文學藝術的方針。5月26日，陸定一向各方麵專家二千多人作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也是鼓勵大家鳴放，但應者寥寥。因為前幾年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對胡適思想的批判，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和肅反運動，使知識分子已經不敢輕易講話了，比較沉默。
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上說，“對民主黨派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台戲，放手讓他們批評。”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召開最高國務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以“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題，向各方麵人士動員鳴放。他以極其開放、極其風趣的口吻，鼓勵大家學哥白尼、布魯諾，做“誌士仁人”。3月12日他又在邀請許多黨外人士參加的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講到整風時他說：“先在黨內整，黨外自願參加，批判主觀主義（包括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克服錯誤，造成自由批判的環境和習慣。整風方法，像延安那樣研究文件，批評錯誤，小民主，和風細雨，治病救人，反對一根子打死人的方法。”4此外，他還講了一些更加開放的內容，提出“不要圍剿王蒙”，“中央就沒有官僚主義嗎”？”魯迅不但反右而且也反左”，“現在不是放得過多，而是放得不夠，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評，也不要怕毒草”。他還談到辦報，共產黨不如黨外人士。說共產黨不能領導科學，這話有一點真理。現在我們是外行領導內行，搞的行政領導，政治領導。這種狀況，在現在的過渡時期，隻好這樣，將來是要改變的。1三天以後，他又風塵塵仆仆一路南下。3月16日起程，3月17日在天津，3月18日在濟南，3月19日在南京，3月20日在上海，4月份又到杭州，遊說大家鳴放。
4月27日，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開展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 這個文件指出，這次整風運動思想的指導是毛澤東2月27日講話和3月12日講話，主題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圍繞著這一主題，文件分別指出了領導幹部、一般黨員以及知識分子黨員檢查的內容和重點。
這個文件規定了這次整風的方針和方法。文件指出，這次整風運動，應該是一次屬於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運動，應該是一個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運動。在開展批評時，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要達到“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目的。文件還特別指出，非黨員願意參加整風運動，應該歡迎。但是必須完全出於自願，不得強迫，並且允許隨時自由退出。
4月30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約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舉行座談會，懇切地請他們向共產黨提出批評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他說：幾年來都想整風，但找不到機會，現在找到了。整風需要造成空氣，沒有一種空氣是不行的。現在已造成批評的空氣，這種空氣應繼續下去，以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題目，分析各個方麵的矛盾。毛澤東肯定了兩個月來各界人士對政府工作、尤其是對高教部的批評意見。他說，多攻一下，切次要黨內外一起“內外夾攻”，以使黨的整風切實收到成效。
實攻一下，在報上發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義永遠不能解決。他還說，這他還特別講道：
民主人士隻有職而無權無責 ，卻是不好，黨內外應改成平等關係，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有職有權。
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成兩個組織，一個校務委員會管行政，一個教授會議管教學。
黨章有一條規定工廠、農村、部隊、學校要實行黨委製，現在看黨委製恐怕不合適，要改一下。職權應當集中在校務委員會和教授會，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有什麽辦法和意見都到那裏去講，人家讚成的就作，不讚成的就不作。2
5月4日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於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的指示》寫道：“最近兩個月以來，在各種有黨外人士參加的會議上和報紙刊物上所展開的，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分析和對於黨政所犯錯誤誤缺點的批評，對於黨與人民政府改正錯誤，提高威信，極為有益，應當繼續展開，深入批判，不要停頓和間斷。”“現在整風開始，中央已同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領導人士商好，你們暫時（至少幾個月內）不要表示態度，不要在各民主黨派內和社會上號召整風，而要繼續展開對我黨缺點錯誤的批判，以利於我黨整風，否則對於我黨整風是不利的（沒有社會壓力，整風不易收效）”還說：“黨外人士參加我黨整風座談會和整風小組，是請他們向我們提意見，作批評，而不是他們批評他們自己。”“由黨邀請黨外人士開座談會，請他們暢所欲言地對工作上缺點錯法提出意見為妥。”3
經過動員以後，全國各地各機關團體學校等，都開始整風，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有關的座談會上發言，對黨的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提出意見和批評。在這些“暢所欲言”的發言中自然免不了有片麵的、偏激的、錯誤的。
準備反擊
如前所說，毛澤東在5月4日才起草了《中央關於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的指示》，可是，這之後不幾天，毛澤東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說明，鳴放才剛剛開始，絕大多數人還根本沒有說話，他就決心“誘敵深入，聚而殲之”。此文作為內部文件下達，向黨內表明，他已經準備反擊了。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後來說“這篇文章表明，毛澤東同誌已經下定反擊右派的決心。”1毛澤東說“此文是五月中旬寫的”，後來發表時才把“時間定為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2可以認為，這篇準備反擊的文章，寫在五月十五日之前 。
這篇文章劈頭就說：“對立麵的統一和鬥爭，是社會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鬥爭的結果，走向自己的反麵，建立新的統一，社會生活就向前進了一步。”文章大講“物極必反”的道理，這就同兩個多月前《講話》所強調的“團結——批評——團結”的總方針迥然不同了。接著毛澤東又分析了整風中的動向，他說：“在共產黨內部，有各種人。有馬克思主義者，這是大多數。他們也有缺點，但不嚴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條主義錯誤思想。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就是看問題的方法有‘左’的片麵性。克服了這種片麵性，他們就會大進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義或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思想。這些人比較危險，因為他們的思想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他們向往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否定一切，他們與社會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幾個月以來，人們都在批判教條主義，卻放過了修正主義。”從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至少三個大變化：第一，兩個多月前講話的重點是批判來自“左”的方麵的教條主義，《變化》一文的重點就轉移到批判來自右的方麵的修正主義了。第二，以前的講話號召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變化》一文從黨外不參加整風，變為“要幫助黨外人土整風”。這就預示著“風向”要轉變了。為此，他還作了具體指示：“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黨內黨外的右派都不懂辯證法：物極必反。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第三，以前講話的主要精神是要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包括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化對抗性矛盾為非對抗性矛盾。《變化》一文的精神卻反了過來，它是要激化矛盾，促使非對抗性矛盾轉化為對抗性矛盾。
文章還說服說：“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他們以為中間派是他們的人，不會跟共產黨走了，其實是做夢。中間派中有一些人是動搖的，是可左可右的，現在在右派猖狂進攻的聲勢下，不想說話，他們要等一等。”“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麵上來了，並不要釣。這種魚不是普通的魚，大概是鯊魚吧。”
文章還說：“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除掉它、滅掉它。民主黨派 中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學藝術界的右派，新聞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
大約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他們隻不過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
“右派有兩條出路。一條，夾緊尾巴，改邪歸正。一條，繼續胡鬧，自取滅亡。右派先生們，何去何從，主動權（一個時期內）在你們手裏。”“大量的反動的烏煙瘴氣的言論為什麽允許登在報上？這是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鋤掉它，滅掉它。”3
這種“引蛇出洞”的基調，在前一天即 5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報導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麵工作的批評的指示》就表明了：
最近各地黨外人士正在展開對於黨、政各方麵工作的批評，這是很好的現象，這不但會大大幫助我黨的整風，消除同黨外人士的隔閡，而且可以在群眾中暴露右傾分子的麵貌。我們黨員對於黨外人士的錯誤的批評，特別是對於右傾分子的言論，目前不要反駁，以便使他們暢所欲言。我們各地的報紙應該繼續充分報導黨外人士的言論，特別是對於右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論，必須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導出來，使群眾明了他們的麵目，這對於教育群眾、教育中間分子，有很大的好處。 緊接著，就布署“引蛇出洞”了。
5月16日毛澤東又發出《中央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一方麵說：“從揭露出來的事實看來，不正確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對黨外人士發號司令，完全不信任不尊重黨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溝、高牆，不講真話，沒有友誼，隔閡得很。黨員評級評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權，黨員高一等，黨外低一等。黨員盛氣淩人，非黨員做小媳婦。學校我黨幹部教員助教講師教授資曆低，學問少，不向資曆高學問多的教員教授誠懇學習，反而向他們擺架子。以上情況，雖非全部，但甚普遍。這種錯誤方向，必須完全扳過來，而且越快越好。 無論文教界和其他方麵，凡態度十分惡劣，已為多數群眾所不信任的同誌，應當迅速調動工作，以黨外資曆深信譽好的人員充任，或以勝任的黨員充任，以利團結黨內外，改進工作。”另一方麵又說：“最近一些天以來 ，社會上的少數帶有反共情緒的人躍躍欲試，發表一些帶有煽動性的言論，企圖將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以利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方向，引導到錯誤方向去，此點請你們往意，放手讓他們發表，並且暫時（幾個星期內）不要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麵前暴露其反動麵目，過一個時期再研究反駁的問題。”1
6月6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加緊進行整風的指示》中寫道：“至於各民主黨派及社會人士大鳴大放，使建設性的批評與牛鬼蛇神（即破壞性批評）都放出來，以便分別處理，大有好處。必須注意爭取中間派，團結左派，以便時機—成熟，動員他們反擊右派和反動分子。這是一場大規模的思想戰爭和政治戰爭，我們必須打勝仗，也完全有條件打勝仗。”2
誘敵深入、聚而殲之
6月8日毛澤東發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令：對反擊右派的方針、策略和辦法作了具體部署。比如對當時在鳴放中一路領先的高等學校，他就特別關照：“最好讓反動的教授、講師、助教及學生大吐毒素，暢所欲言”，俾使“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隻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了膿包），利益極大。”。 這不正是“引蛇出洞”，準備“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進一步表露嗎？
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撰寫的《這是為什麽？》的社論，對為什麽要組織反右鬥爭作了說明：
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少數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甚至公然叫囂要共產黨“下台”。他們企圖乘此時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拉著曆史向後倒退，退到資產階級專政，實際是退到革命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國人民重新放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之下。可是他們忘記了，今的中國已經不是以前的中國，要想使曆史倒退，最廣大的人民是決不許可的。
6月8目的指示和社論，標誌著反右派鬥爭的正式開場。一場反擊“右派”的大戰大規模地打起來了。
6月10日毛澤東以中央的名義向全黨發出《中央關於反擊右派鬥爭的步驟、策略問題的指示》。
“在這次浪潮中，資產階級大多數人表現很好，沒有起哄”，“無論民 主黨派，大學教授，大學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動分子，在此次運動中鬧得最凶的就是他們。”“各黨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進等頗好，民盟、農工最壞，章伯鈞、羅隆基拚命做顛覆活動，野心很大，黨要擴大，政要平權，積極奪取教育權，說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將大亂，毛澤東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辭職。共產黨內部分裂，不久將被推翻。他們的野心極大，完全是資本主義路線，承認社會主義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動派的比例比較大，大約有10％以上，霸占許多領導職位。”鑒於這種情況，他認為“這次運動中，一定要使反動分子在公眾麵前丟臉出醜。” 1至於反擊的時間，可由各地視情況而定。
6月14日毛澤東發表了《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
6月 19日，正當反右派運動趨向高潮時，毛澤東將作了多次重大修改的《講話》，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題，在各報刊公開發表。文章的總題目和十二個小題目都沒有變，但其主要精神已有深刻變化。首先就是重新突出了階級鬥爭，強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麵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這些話實際上已經背離了中共“八大”關於我國階級關係和社會主要矛盾的科學論斷。
7月1日毛澤東寫了《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名義發表。社論直率地寫道：“在一個期間內不登或少登正麵意見，對錯誤意見不作反批評，是錯了嗎？本報及一切黨報，在5月 8日至6月7日這個期間，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這樣做的，其目的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醜類。”這就把原來的內部文件精神公之於眾，表明“引蛇出洞”的策略大見成效，現在已按計劃進入橫掃一切魑魅魍魎與牛鬼蛇神的決戰階段。這篇社論除了將《文匯報》與章（伯鈞）羅（隆基）網羅入罪，還對整個資產階級右派作了定性判斷。並提出：“階級敵人是一定要尋找機會表現他們自己的。他們對於亡國、共產是不甘心的。……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不依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就是說，不可避免的。人的意誌想要避免，也不可能。隻能因勢利導，奪取勝利。”這樣一來，就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主題轉換為階級鬥爭不可避免了。
社論還說：“民盟在百家爭鳴過程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外於人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還有農工民主黨，一模一樣。這兩個黨在這次驚濤駭浪中特別突出。風浪就是章羅同盟造起來的。別的黨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惡劣。但人數較少，係統性不明顯。就民盟、農工成員來說，不是全體，也不是多數。呼風換雨，推濤作浪，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於基層，上下串連，八方呼應，以天下大亂 、取而代之、逐步實行、終成大業為時局估計和最終目的者，到底隻有較少人數，就是所謂資產階級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數被蒙蔽，少數是右翼骨幹。因為他們是右翼骨幹，人數雖少，神通卻是相當大的。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
這裏麵講的“章羅同盟”，純粹是毛澤東的杜撰。章伯鈞和羅隆基兩人之間，長期意見分歧，經常爭吵。章伯鈞在批判的壓力下被迫承認有“思想上共鳴”也就是“思想上的聯盟”。羅隆基對此堅決否認。他兩次到到章伯鈞家去質問章伯鈞：“伯鈞，憑什麽說我倆搞聯盟？章伯鈞：“我也不知道，我無法回答你。” 羅隆基第二次到章伯鈞家，對章伯鈞怒氣衝天地高喊：“章伯鈞，我告訴你，從前，我沒有和你聯盟！現在，我沒有和你聯盟！今後，也永遠不會和你聯盟！”2
反擊右派在全國展開，一直搞到1958年。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儲安平、陳銘樞、龍雲、費孝通、錢偉長等民主黨派代表人物被劃為右派分子。毛澤東說他們是“向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舉行猖狂進攻的資產階級右派是反動派、反革命派”。全國被打成右派的55萬餘人。比毛澤東起初估計的四千人多出一百倍以上。
右“派”們鳴放了些什麽？
現在回過頭來看，右派們都鳴放了些什麽？他們是怎樣向共產黨“進攻”的？茲摘其代表性的、也是全國最有名的大右派的鳴放言論如下，讓曆史和後人評說。
1957年3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期間，委員們討論毛澤東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上關所講的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特別是關於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關係問題。毛澤東提到：他主張“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共產黨可以監督民主黨派，民主黨派也可以監督共產黨”。3月18日，時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的章伯鈞發言：他講的的中心內容是“充分發揮民主黨派的作用”，他主要對民主黨派提出了批評和建議，而對共產黨則沒有提出什麽意見。例如，在談到民主黨派的肅反問題時，章伯鈞說，肅反工作對人民對於國家建設是一件極有益的不可少的事情，但一些民主黨派機關幹部和一些高級幹部尚沒有參加肅反運動，這是不可忽視的一件大事。民主黨派應當自己負責選擇適當時間，選擇適當方式，準備工作條件來把肅反工作做完做好。在談到領導關係問題時，章伯鈞說，民主黨派的政治自由、組織獨立和地位平等，與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沒有矛盾。在談到互相監督問題時，章伯鈞說，自從這個問題在去年提出以後， 共產黨特別是各級統戰部進行了自我檢查和邀請各方人士進行批 評，他們的工作有了不少的改善；對於團結工作有所裨益。但我 們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卻未曾向共產黨朋友要求給以批評，我們自己也好像沒有進行自我檢查。互相監督是一種人民內部日常 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政治生活方式。要做到雙方互相信賴，做到有職有權，實行雙方互相監督是必要的。因此我希望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要采取主動，要求共產黨朋友，選擇各種適當方式，進行批評，把過去的某些不恰當的工作方式改變一下。1從這裏可以看出，章伯鈞對中國共產黨並沒有提出什麽批評意見，倒是表露出擁護和讚揚之情。
1957年5月21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上，章伯鈞發言：近二十多天來，全國各地都在幫助共產黨整風，提出了很多意見，看來是很正常的。這證明鳴放並不影響共產黨的威信。他認為共產黨的領導是不可缺少的，黨是可以從政治上領導科學的。但是。另一方麵，大家也都感到這種製度有缺點，發生了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的缺點。因此，大家認為應該更多地聽取教授和學生的意見。
他說，今後有關國家的政策、方針性的重大問題，可以多聽一些各方麵的意見。他提到過去工作中的一些失誤，如掃盲運動、五年一貫製、推廣雙輪雙鏵犁等問題，如果事先經過國務院的部長們，根據材料，多方麵地 進行討論，或經過民主黨派、高級知識分子、專家的討論，就會減少損失。如果黨內一決定，就那麽幹下去，是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的。再如文字改革，我認為既不是國防機密，又不是階級鬥爭問題，是一個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卻隻由少數熱心分子作了討論。這樣，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我看包括黨內的一些同誌，大有問題，相當混亂。如果文字改革問題等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我沒有意見，我不能反對；如果是文化問題，就應該在黨內外展開討論，應該多從學術、政治、道理上進行討論。
章伯鈞說，現在工業方麵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
這就是章伯鈞講的政治設計院，因此成為全國頭號大右派，受到全國口誅筆伐，說它的目的是要使我國政權離開工人階級和它的先鋒隊—一共產黨的領導。
章伯鈞在民盟中央小組批判他的座談會上解釋說，我說到政治上的設計院問題，設計是工程技術人員的事 ，不是居於領導地位的。1意思是說，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他並沒有否定，更沒有想取而代之。他隻是認為，共產黨是領導，不是政治設計院，不搞工程技術人員的事的。但在毛澤看來，共產黨既是領導，又是政治設計院，也搞工程技術人員的事。因此，被看成是要和共產黨“平權”，也就是分權與奪 權。那就自然遭到猛烈的反擊。其實，這是在沒有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前提下，提出的政治體製改革 的意見。
時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委、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的羅隆基，在3 月18的發言主題是黨與非黨知識分子的關係問題。他認為，今天的關鍵問題，仍然是怎樣消除黨與非黨的隔膜。他說：“周恩來總理在一年前就指出，‘隔膜常常是從雙方麵來的’，同時又指示黨員幹部‘必須主動努力消除這種隔膜’。我認為這種見解是絕對正確的。”羅隆基還舉了一些事例來說明黨員方麵的責任，如“少數教授埋怨評級不公平。重政治不重學術，黨團員等級高，黨外人士等級低。擴大知識分子進修培養的機會，少數教授埋怨選拔不公平，選青年不選老年，黨團員機會多，黨外人士機會少。”羅隆基認為，盡管這種反映是少數，但也值得領導幹部主觀努力，進行檢查，看在行政工作中是否有協商不足，民主不夠的缺點，看是否在無意中犯了宗派主義的毛病。羅隆基接著又談到了共產黨的“雙百”方針，他說：一年來在學術思想方麵，“百花齊放”，放者不多，“百家爭鳴”，鳴者太少。兩個口號提出來的時間太短，可能是原因之一。但基本原因還在一般高級知識分子顧慮太多，猜疑太重，以致花不敢放，家不敢鳴。這種現象之所以發生，主要是因為黨員幹部和黨外進步人士對這兩個口號缺乏正確的認識和體會，他們熱心於尊統衛道的工作，過急過早地倡導“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議論，對思想學術的“放”者“嗚”者，不惜口誅筆伐，“包抄”“圍剿”，以求正人心，急邪說，傳道統。羅隆基說，“這種現象是值得領導幹部和黨外進步人士認真檢查，‘主動努力’來切實糾正自己的教條主義的。”最後，羅隆基還說，今天所進行的批評、鬥爭和改造的團結方式，和高級知識分子的特性是有矛盾的，怎樣來統一這個矛盾，怎樣把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鼓起知識分子的積極性，消除彼此間的隔膜，這就靠領導幹部的“主觀努力”了。2
羅隆基以知識分子代言人的身份發了上述一番議論，並不是偶然的。早在1956年1月，民盟中央就向全國政協提交了一個設立“高級知識分子問題委員會”的建議。3月，全國政協設立臨時性的知識分子問題研究小組，羅隆基為召集人之一。此後，他一直力爭成立“高級知識分子問題委員會”，而取代原來限於研究社會知識分子失業問題的“社會知識分子問題委員會”，提出“知識分子的來信應一律交由委員會處理，而不能經過人民來信機構轉請政府有關部門處理”，後來在反右派鬥爭中，說羅隆基與黨爭奪對知識分子的領導權，根據就來於此。
1957年5月21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上， 羅隆基發言說：通過整風，黨加強了，民主黨派也提高了。大家雖然提了不少意見，但並沒有人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他針對有人提出怕打擊報複，要黨提出保證的問題說，要毛主席出來講話保證，那是笑話。他提出，由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委員會成立一個委員會，來檢查過去“三反”、“五反”、 “肅反”運動中的偏差，它還公開聲明，鼓勵大家有什麽委屈都來申訴。這個委員會包括領導黨也包括民主黨 派和各方麵人土。他認為這樣作有三個好處：一、可以鼓勵大家提意見，各地知識分子就不會顧慮有話無處說 ，而是條條大路通北京了；二、過去“三反”、“五反”、“肅反”雖然有很大的成績，但是也發生了副作用 ，使人不敢講話。有人擔心在這次的“放”和“嗚”以後，還有“收”和“整”。在過去運動中受了委屈的，要給他們平反，就可以減少他們同黨和政府的隔膜。他還主張，平反的機構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肅反”的原領導機構分開。因為他認為這幾個運動過去是共產黨領導著搞的。“平反”時，除了領導黨以外，還應該由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加，說明運動的成績，也為受了委屈的人解決問題。受委屈的人，不隻各民主黨派有，其實共產黨內也有。三、現在誰都不能保證在下級機關裏不發生打擊報複事件，有這個機構，敢於打擊報複的人，知所畏懼；受到打擊報複的人就有路可走，他們可以提出控告。他認為，這樣既檢查了肅反中的遺留問題，又配合了整風。因此，他還主張地方人代會和政協也應該成立這樣性質的委員會，使它成為一個係統。
這就是被批判為右派言論的“平反委員會”。其實，這個主張並不是他的創造發明，他是援引和發揮毛澤東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講的意見。毛澤東曾提出今年和明年對肅反問題來一個大檢查，全麵總結一次。中央由人大常委與政協常委主持，地方由省市人委與政協主持。羅隆基說的就是從這裏來的。後來他在批判他的會上檢討說：他對毛主席的指示體會不深刻。就這樣成了全國第二號大右派。
第三號“大右派”可能要算九三學社宣傳部副部長、民盟盟員、《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
儲安平曾於5月下旬起草了一封約稿信，他在信中寫道：“我們努力的目標之一是使《光明日報》能夠成為民主黨派成員和高級知識分子的一個論壇。為了更好地響應並貫徹黨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兩大方針，我們誠懇地歡迎您更多地利用《光明日報》來陳述您對於國家事務的各種意見。在一般情況下，我們不預出題目。由各位先生自由地說自己想說的話，寫自己願意 寫的問題。假如能結合互相監督的方針發言，更好。”
當時的《光明日報》作為響應毛澤東號召、向黨提意見、“鳴放”的一個園地，自然免不了發了一些批評問題比較尖銳的文章。但是可以看到，儲安平到《光明 日報》社後，他的指導思想仍然是想貫徹中共中央關於鳴放的方計，把《光明日報》辦成具有中國民主黨派特點的報紙。5月7日，儲安平在《光明日報》編輯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中曾說，個別同誌有這樣一種想法：既然是名副其實的民主黨派的報紙，那麽應該辦成“反對黨”的報紙，這可能是不了解中國的政治製度和歐美資本主義製度其性質是有根本不同，他們是有在朝在野之分，他們的反對黨的主要政治目的是要把對方搞掉，取而代之。而我們中國的情況是不同的，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是新型的民主製度，我們的政黨沒有反對黨，民主黨派都是參加政權的，有事大家協商，所以，我們民主黨派的報紙當然也不是反對黨的報紙，這一點是需要明確的。他提出：《光明日報》應該完成兩方麵的任務：一方麵要經常宣傳黨的政策，號召大家努力學習馬列主義，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另一方麵要經常反映民主黨派成員及其聯係群眾的要求。儲安平的這一辦報思想，與中共中央“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是一致的。
6月1日民主黨派座談會上，《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發言，題目是《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他說：
“解放以後，知識分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是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於“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實現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使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在國家大政上，黨外人士心心願願跟著黨走，但跟著黨走，是因為黨的理想偉大，政策正確，並不表示黨外人士就沒有自己的見解，就沒有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所擔當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麽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麵。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些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係？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二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隻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人可以被培植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國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上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
“隻要有黨和非黨的存在，就有黨和非黨的矛盾。這種矛盾不可能完全消滅，但是處理得當，可以緩和到最大限度。黨外人士熱烈歡迎這次黨的整風。我們都願意在黨的領導下盡其一得之愚，以期對國事有所貢獻。但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黨的力量是這樣強大，民主黨派所能發揮的作用，畢竟有其限度，因而這種矛盾怎樣緩和，黨群關係怎樣協調，以及黨今後怎樣更尊重黨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樣更寬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國無論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這些問題，主要還是要由黨來考慮解決。”1
這篇發言，總的意思是對“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有意見，把它概括為“黨天下”並認為這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其實，毛澤東在半個月前即5月16日在其《中央關幹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中就說過：“從揭露出來的事實看來，不正確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對黨外人士發號司令，完全不信任不尊重黨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溝、高牆，不講真話，沒有友誼，隔閡得很。黨員評級評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權，黨員高一等，黨外低一等。黨員盛氣淩人，非黨員做小媳婦。學校我黨幹部教員助教講師教授資曆低，學問少，不向資曆高學問多的教員教授誠懇學習，反而向他們擺架子。以上情況，雖非全部，但甚普遍。這種錯誤方向，必須完全扳過來，而且越快越好。無論文教界和其他方麵，凡態度十分惡劣，已為多數群眾所不信任的同誌，應當迅速調動工作，以黨外資曆深信譽好的人員充任，或以勝任的黨員充任，以利團結黨內外，改進工作。”可是，儲安平卻被打成與章、羅 齊名的大右派。“文化大革命”中自然在劫難逃，在批鬥中失蹤。
還可以說一個“大右派”，著名的愛國“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
章乃器解放前就一直從事民主運動。建國初期，章乃器曾多次論及有關民族資產階級理論和政策，對統一戰線理論進行了重要探索。這期間，他和毛澤東的交往，傳為統一戰線的佳話。
1952年8月，章乃器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糧食部長，以後又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民主建國會副主席。由於職務上的原因，他經常論及一些有關民族資產階級的理論、政策問題。1955年，章乃囂發表了這樣的觀點：民建的性質是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之內的，由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組成的統一戰線性質的民主黨派。但他同時聲明：這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一個政黨。如果外賓們說，你們的黨可說是“紅色資產階級政黨”，我認為可以欣然承認。有一次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曾指著章乃器說：“我很同意你的紅色資產階級的說法，難道我還允許白色資產階級的存在？”章乃器悅，我提的是紅色資產階級政黨，既然可以說是紅色資產階級，有什麽不可以說紅色資產階級政黨？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章乃器認為“民族資產階級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兩麵性也已經基本消滅了，留下來的隻是殘餘或者尾巴罷了。”他認為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繼續籠統地提兩麵性，不利於調動工商界的積極因素。與其籠統地提兩麵性，還不如在大力鼓舞生產經營積極性的前提下，具體地指出必須改造的那些資本主義的思想作風。
5 月31日章乃器在中國民主建國會全國工商聯改選工作座談會上發言，講了關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麵性的問題和定息不是剝削的問題。他說：“如果今天的工人仍然被剝削，那就不能不對私方有對抗。那樣，階級關係就不可能是非對抗性的矛盾了。既然現在已經肯定階級關係是 非對抗性的矛盾，就沒有理由說定息是剝削。我想，說定息是不勞而獲的收入是比較合理的。”
之後，風浪驟起。從6月5日起，他的言論遭到了全國性的批判，他本人也於一夜之間由著名的愛國人士變成了“極右派”、“右派頭子”、“反共反人民的老手”。當時，章乃器受到“批判”的觀點，除了有關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麵性及“紅色資產階政黨”等外，還增加了“與黨爭權力”、“反對黨的領導”、“鼓吹定息不是剝削”、“號召工商界‘抬起頭來’同黨進行鬥爭”、“民族資產階級的思想改造‘脫胎換骨就是要抽筋剝皮’”等。
當時，曾有黨外人士反映“有職無權”。章乃器提出，要解決“有職有權”問題，必須克服宗派主義思想。他說：“有人提的意見盡管是符合黨的政策的，但是隻要黨員負責同誌一搖頭，非黨員要堅持意見也是很困難的”，同時他也聲明：“不過，我是有職有權的。在糧食部裏，黨組織和我的關係是正常的，黨組織管政治思想領導，黨組織和我有了分歧意見，要能說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這個有職有權是鬥爭得來的。現在，可以說 經過鬥爭，達到了團結的目的。”章乃器說這段話是有曆史史背景的。他曾於1955年先後兩次致函毛澤東，反映工作中某些黨員幹部不尊重科學和宗派主義的作風。毛澤東複信說：“感謝通知我這些情況和你的意見。幹部中的片麵觀點總是會有的，問題是好好幫助他們學會實事求是全麵分析的方法。”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支持下，問題得到了糾正。 章乃器所說的“鬥爭”，就是指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的支持下，對黨內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作風而言的。但在1957年卻以此誣指章乃器與黨爭奪權力。
章乃器說：“假如不幸而讓教條主義在中國革命當中起主導的作用……那不但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不幸，也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損失。”他還認為革命領袖有時為革命辯護而講的一些話，也不能機械地用來指導今天的革命工作。他舉了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革命不是繪畫繡花”和《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兩句話為例，指出在當時曆史條件下是適用的，但是現在生產建設中有些工作細致些，尤甚於“繡花”；在革命勝利後對反革命分子的的改造“也不是采取殘酷的手段，而是采取革命的人道主義的”。就是因為這些，章乃器被說成是一貫地“反黨反社會主義”。他爭辯，也表示：“不勉強爭做‘左’派，但是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別人給我戴右派帽子。”1958年1 月31日前後，章乃器被撤銷了所有的職務，保留了全國政協委員的頭銜。後來又被撤銷了政協委的職務。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章乃器的“右派”冤案終於在1980年6月平反昭雪。1
嚴重後果
薄一波的回憶錄寫道：“到整個運動結束，全國共劃右派分子五十五萬人，比八屆三中全會的透底估計還多四十萬人。這說明，我們對右派情況，並沒有一個確實可靠的估計，而基本上是跟著群眾運動走，整出多少算多少。”1
李維漢回億：“1978年9月17日，中央又批發了《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指出：對過去錯劃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恢複政治名譽，恢複原來的工資待遇。現在全國被劃為右派分子五十五萬人中，已改正的五十四萬餘人。（其中有些是從寬處理的），維持原案不予改正的隻有五千人，而且還在繼續甄別。”2關於被打成右派的人數，有學者研究認為，遠不止官方說的五十五萬人。除平反的這裏說的五十五萬人外，還有不予平反的學生右派、農村的小學教師、“內控右派”、“中右”、按右派處理的“言論分子”、“疑似右派”、“落後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壞分子”等，達一百八十萬。3這是有據可查的。至於不屬任何“分子”的分子，那就無從統計了。
對右派的定性，毛澤東說：“資產階級反動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資產階級的右派是反動派、反革命派。不這樣叫，而叫右派，一是便於爭取中間派，二是為了分化右派。”4據薄一波回憶：“反右派開始後，毛主席不止一次地指出：‘反右派就是肅反，這是新式肅反’。”5 一百餘萬右派，雖不叫反革命，但等於反革命，被當成反革命對待。他們分別受到撤職、勞動教養，勞動改造，逮捕入獄，還有被處死的（北京大學的女學生林昭就是被處死的一個）。所有右派都被整得在群眾中名聲很臭，痛苦不堪，許多人受不了折磨，憤而自殺，家破人亡。
整個1957年，毛澤東熱衷於“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至於最初提出的全黨整風，即整頓“三風”（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被他扔到一邊去了，根本就沒有整，整風變成反右派鬥爭，後來連提也不提了，完全轉換了主題。
年初毛澤東宣布“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已經結束”，不到半年他就發動了一場規模更大、程度更激烈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
此後，誰也不能說不同意見，誰說不同意見，就是右派、右傾機會主義、修正主義，這就必然出現“大躍進”，必然出現“文化大革命”。全黨全國全民族的災難就接連不斷。正如被打成右派的當年文匯報社長徐鑄成所說：“從那次陽謀後，知識分子從此閉口不言，真是萬馬齊喑了。這大概是‘殺雞敬猴’的戰略部署吧。這次陽謀的如願以償，為以後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作了準備。”6
原《光明日報》社長杜導正對“右派”有一段論述：
被打成右派的這55萬人，其中的絕對多數為當時中國知識界及幹部階層的精英：一部分是在解放前從各大中城市投奔根據地、投奔共產黨的學生誌士；一部分是新中國成立之初，從西方回來忠心報國的科學家、學者；一部分是長期與共產黨相依為命的民主黨派錚錚盟友；還有很大部分是共產黨自己一手培養的幹部、大學生……
“一夜之間，他們從美好的人間，跌進了深不可測的地獄。煉獄之長，延續了20多年。法國有個大文豪說過這樣的話：如果法國失去了500個達官貴人、政府政要，對法國沒有太大影響；但如果法國一下子失去了500個科學家、藝術家、作家、音樂家、詩人，法國曆史會倒退半個世紀。這用到中國不一定妥帖，但不幸的是，這句話在中國的20世紀的幾十年間幾乎成為現實。
“這55萬“右派分子”，不是被種種外部的敵人，而是被他們信賴的黨組織“引蛇出洞”之後“揪”出來，打翻在地的。在他們的臉上和心上，均被烙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的“火印”。許雲峰和江竹筠之所以在國民黨設置的監獄裏、在劊子手的毒刑下能堅貞不屈，是因為他們自信自己在為真理而獻身，堅信新中國的誕生和人民得解放的這一天終將到來，為此，他們願把車底坐穿，他們含笑赴死。而這55萬“右派分子”，是被他們所熱愛的黨組織“判決”為“罪人”的，並且在被煉獄之火熬煉的漫漫長夜裏，他們還得被迫苦苦“悔改”連自己也說不清楚的所謂“罪行”，而且，他們也完全不指望自己還會有什麽“未來”。
“中國曆史上類似民女竇娥被冤殺案尚且曾有關漢卿等人為之鳴冤，而55萬社會精英——占當中國知識分子總數的百分之十——被打入十八層地獄，在長達20年的時間裏，卻幾乎無人敢為他們公開呼籲一聲，在全國大大小小的出版物上，幾乎見不到一個‘不’字。
“ 事實上，反右派鬥爭，隻是新中國曆史上類似悲劇的延伸和更大浩劫——“文革”的前奏。從此，中國知識界一片肅殺，風聲鶴唳。世人禁口箝聲，不敢再有獨立思考。於是人民公社、“大躍進”在全國城鄉通行無阻，之後又是“反右傾”、“四清運動”、“個人迷信”盛行，直到爆發赤色恐怖的“文革”，悲劇和破壞也發展到了極至。大批當年“反右派”、“反右傾”中的領導幹部和積極分子，此時，自己也在瞬間變成了“牛鬼蛇神”。
“ 這 55萬‘右派分子’，據薄一波在《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所提供的數字，現已有99％被宣布屬於錯劃，予以“改正”。據我所知當年被劃的“右派分子”，不是99％錯劃，而幾乎是100％劃錯了。”1
“陰謀”“陽謀”辨
對於毛澤東發動的這場反右派鬥爭，在大講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多次號召人們鳴放、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的情況下，無端地從人民內部打出五十五萬右派，為什麽一下子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呢？官方的宣傳和一些文章說，沒有預料到出現右派分子利用幫助黨整風的機會，向黨發起猖狂進攻，故不得不予以反擊。這是經不住一駁的。
從前麵引述“大右派”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的言論來看，就是作為提意見，也還算不上有多尖銳。要說右，遠不及毛澤東自己講的什麽“美國發展快，其政治製度必有可學習之處”，“斯大林的統治，其黑暗不下於曆史上任何最專製暴虐的統治”，等說法那麽“右”。要說是向黨進攻，除了這點憲法予以保證的言論自由外，並無其他組織上的任何行為。把五十五萬人打成“右派”即反革命派，隻憑毛澤東後來才在原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修改搞中加上去的“六條標準”。這“六條標準”，與原來講話的基調完全相反，自相矛盾；而且解釋和操作起來，隨意性很大；更嚴重的是在處置上對“右派”開除公職、流放、勞動改造等，都沒有任何法律根據。
經過幾十年後，史家們趨於這樣一種認識：在1956年10月波、匈事件以後，毛澤東就在考慮定計設局，“引蛇出洞”，聚而殲之。1956年11月，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說：“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麽多反革命沒有搞掉。”2
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委自治區黨委書記會上的講話》中，就充分地說明了鳴放的意圖以及它與以後的反右派鬥爭的關係：
“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台戲，放手讓他們批評。……不錯的可以補足我們的短處；錯的要反駁。至於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麵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製人，不要先發製人。”1
就在這篇講話的上下文毛澤東還說：“地主，富農，資產階級，民主黨派……他們老於世故，許多人現在隱藏著。”“一般說來，反革命的言論當然不讓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麵貌出現，而用革命的麵貌出現，那就隻好讓它放，這樣才有利於對它進行鑒別和鬥爭。”“黨內黨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隨著哥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他們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如果有人用什麽大民主來反對社會主義製度，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我們就對他實行無產階級專政。”2 這不是已經把“引蛇出洞”的戰略部署說得清清楚楚了嗎？難道還有什麽地方不明白，還有什麽疑問嗎？
不僅有向所謂右派專政的決心，而且還像以前的“三反”時那樣，設定了要打多少右派的指標。他說 ：“不要怕鬧，鬧的越大越長越好。……那裏有濃包，有細菌，總是要爆發的。大省五萬，中省三萬，小省一萬。準備鬧事，年終結賬。”3當時，什麽人是右派，在毛澤東的心中已經有底了。他說：“對於蕭軍、丁玲之類的人，殺、關、管都不好，要抓他許多小辮子，在社會上把他搞臭。”4果然，後來蕭軍、丁玲都有成了右派。
被打成右派的人說，本是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向共產黨提了一點意見，結果被毛澤東打成右派即反革命派，上了當，是毛澤東搞了陰謀。毛澤東卻說：不是陰謀，是“陽謀”。這樣的詭辯，有幾個人能相信呢？李慎之說：“最為平實的說法是：不管是陰謀還是陽謀，總之都是預謀、是蓄謀。”5 “陽謀”這個詞，是毛澤東的發明，也是對別人說他搞陰謀的詭辯，其實“陽謀”也就是陰謀，有大量鐵的事實為證，不是依仗權勢玩文字遊戲能一手摭天的。
史學家黎澍著文說：
“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講話題目就叫《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其意義就是階級消滅了，階級對抗不存在了，剩下的是人民內部矛盾，正確處理就行了。這個講話傳達後，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學工作者中間果然起了鼓舞作用。他們被邀請在一些座談會上發言。可是，即使在這個時候，這種場合，發言者也還是心存顧慮。毛本人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說，人們‘怕釣魚’。這篇文章是反擊右派進攻的信號，既然直到此時人們還說‘怕釣魚’，可見直到反右派鬥爭開始時，也並沒有什麽資產階級猖狂進攻，需要‘打退’。然而進軍號已經響了，一場鬥爭已經不可避免了。這到底是怎麽回事？人們目瞪口呆。毛本人也難以自圓其說，結果在1957年6月19日公開發表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才盾問題》的正式文本雖經反複修改，也還是不免自相矛盾。這個文本肯定說‘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緊接著又說，‘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麵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階級鬥爭到底結束沒有呢？始終始是一個問題，誰也作不出明確的回答。”6
從此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直到5月15日，毛澤東在寫《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時，人們還說“怕釣魚”，也就是人們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開始時，並沒有什麽資產階級猖狂進攻，需要“打退”。然而，“引蛇出洞”、聚而殲之的主意早就決定了。全國著名的頭幾號“大右派”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章乃器在5月15日之前雖然也有過發言，但被批判為所謂“猖狂進攻”的“右派言論”，卻都是在5月15日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之後，在幾經勸說、動員後才講的。章伯鈞提出“政治設計院”是5月21日，羅隆基提議設立“平反委員會”是5月22日，儲安平提出的“黨天下”問題的是6月1日，章乃器的發言是5月31日。也就是說，毛澤東說的那些“大鯊魚”的“猖狂進攻”還沒有出現，毛澤東就設計“誘敵深入、聚而殲之”了。這究竟是陰謀還是“陽謀”呢？
其實，如前所述，在毛澤東的心中，新中國建立後，主要鬥爭對象就是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像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章乃器這些知識分子代表人物，不管你“鳴放”不“嗚放”，也不管你講什麽問題，你就是不吭氣，也是遲早要被收拾的。罪名是可以信手拈來。且不說這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是黨內與他共生死的彭德懷、劉少奇、賀龍等革命元勳，不是任意扣個帽子就被整死了嗎？
8、“陽謀”（下）
在寫完“陽謀”上篇後，還有一些以前與毛澤東有過交往的朋友或曾受到毛澤東好評和尊重的知識分子，在他施展“陽謀”的狂風暴雨中，由他親手操辦而被打成的右派。以前說過的話，不算數了；以往的評價，作廢了；以往的情誼，全忘了。正如李慎之所說：“毛要下了決心，是六親不認，鐵麵無情的。”1
先是讚揚《文匯報》，不久又說《文匯報》堅持資產階級方向
1956年10月1日上海《文匯報》複刊，徐鑄成任社長。他把報紙辦得很活躍，受到廣大讀者歡迎。
1957年3月徐鑄成去北京參加全國宣傳工作會議，聽毛澤東關於“雙百”方針的講話後，又被毛澤東約請到中南海。同行的有鄧拓、金仲華、王芸生等報人，當被康生介紹給毛澤東時，毛澤東立刻說：“久仰！久仰！”在與徐鑄成握手時說：《文匯報》好得很，我每天首先就看《文匯報》。接著，毛澤東又讚揚說：“你們是琴棋書畫，梅蘭竹菊，花鳥蟲魚，應有盡有，辦得很好，編得也很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們的報紙，然後看《人民日報》，有功夫再看看其他報紙。”
過了一會，毛澤東又問：“大家還有什麽問題嗎？鄧拓請徐鑄成先說，徐鑄成便把心中的顧慮說了出來，他說：“我們馬列主義的書讀得不多，我很怕放得過多一點，就會變成修正主義，怎麽辦好？”
“那不要緊，”毛澤東寬慰道：“你們都有幾十年辦報的經驗了，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嘛！我們原先一點都不懂打仗，就是戰爭中學習。”
最後，毛澤東又問：“你們對鳴放還有什麽具體困難嗎？”
徐鑄成便說：“我有一個想法，鳴放就是高價征求批評。比方說，我們搞了一個電影問題的討論，剛剛開展，反批評就壓上來了，壓得很厲害，這樣人家就不放。我的意思是，反批評是否可以慢一點，讓人家暢所欲 言，這就叫高價征求意見。”
毛澤東聽後說：“這個意見很好。這樣吧，我叫周揚同誌寫個小結，你有什麽意見，讓他小結一下，這樣批評、反批評、小結，正、反、合，就是辯證法。”說完後，他特意問徐鑄成：“你看怎樣？”
“這很好。”徐鑄成滿意地回答。2
會議以後，徐鑄成信心百倍地努力辦報，報紙確有起色。不料，才過三個月，7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手修改定稿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的社論。文中說：“《文匯報》春季裏執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方針，向無產階級舉行了猖狂的進攻，和共產黨的方針背道而馳。其方針是整垮共產黨，造成天下大亂，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幫助整風’嗎？假的，真正是一場欺騙。”“共產黨看出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一場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讓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動這一場戰爭，報紙在一時期內，不登或少登正麵意見，對資產階級反動右派的猖狂進攻不予回擊，一切整風的機關黨組織，對於這種猖狂進攻在一個時期內也一概不予回擊，使群眾看得清清楚楚，什麽人的批評是善意的，什麽人的所謂批評是惡意的，從而聚集力量，等待時機成熟，實行反擊。”前不久剛講過的話：《文匯報》辦得好，提意見不要有顧慮，“那不要緊”等，全都不見影子了。
徐鑄成從訪問蘇聯歸來，還沒有弄清是怎麽回事，就被打成了右派。 第二年徐鑄成被下放農村勞動改造，“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鬥。毛澤東逝世後，徐鑄成得以平反。
受過毛澤東表揚的女記浦熙修，被打成大右派
新聞界著名女記者浦熙修，在1946年6月的“下關事件”中，被國民黨打得滿身是血，遍體鱗傷。在國共兩黨談判期間，十分活躍。當年她任《新民報》記者，與共產黨建立了十分密切的關係。據說毛澤東那首著名的《沁園春·雪》，是毛澤東請浦熙修到曾家岩，手抄了一份給她。通過她的手，才轉到張恨水那裏，在《新民報》上首次發表，得以公諸於世。因親近共產黨，於1948年因采訪反蔣內戰的學生運動遭到國民黨特務毆打，還被逮捕入獄。這說明他是追求進步的左派。
1949年浦熙修到北京參加第一次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在會議期間，有一次，毛澤東忽然發現了她，喊道：“浦熙修！”浦熙修前去與毛澤東握手。毛澤東說：“你是坐過班房的記者。”浦熙修說：“我要決心當好一輩子記者。”
1957年時，浦熙修任《文匯報》副總編輯兼北京辦事處主任。《文匯報》遭到猛烈的批判。7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的社論。這篇文章中毛澤東親自點名批判浦熙修。文章說：
“嚴重的是《文匯報》編輯部，這個編輯部是該報鬧資產階級方向期間掛帥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脫。帥上有帥，攻之者說有，辯之者說無；並且指名道姓，說是‘章羅同盟’中的羅隆基。兩帥之間還有一帥，就是《文匯報》駐京辦事處負責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幹的女將。人們說羅隆基—一浦熙修一—《文匯報》編輯部，就是《文匯報》的這樣一個民盟右派係統。”此話一出，浦熙修立刻成了全國著名的大右派，遭到嚴厲的批判，並從此被迫離開她十分熱愛的新聞工作。
《文匯報》在7月2日發表了題為《向人民請罪》的社論，接受了這個批評。說“浦熙修和羅隆基的關係是人所共知的。當《文匯報》去年複刊前夕，羅隆基就約了浦熙修去北戴河。《文匯報》複刊後，浦熙修在報紙工作中，就貫徹著羅隆基章伯鈞的觀點。浦熙修不是向黨靠攏，而是事事向羅隆基章伯鈞等右派野心分子請示，布置本報北京辦事處的工作，他還經常在北京辦事處進行‘傳達’，現在檢查證明，他所‘傳達’的，不是黨中央的指示，而是右派分子章伯鈞羅隆基的指示，這樣，就使得北京辦事處的編輯和記者，在執行工作的時候，被浦熙修引往錯誤的道路。有時候羅隆基還直接對本報北京辦事處發號司令，居然狂妄地申斥記者，說他們不該將某些新聞以專電拍發上海，其活動之猖狂，由此可見。”
浦熙修開始根本不接受這些指責，遭到大家猛烈批評。被迫“老老實實交待對人民的罪行”。他說：“羅隆基曾經千方百計要我搞文匯報辦事處的工作，不讓我去學習和其他報刊工作。”去年4月2日羅隆基從莫斯科給我來信，叫我在文匯報的人事安排上，“不必太老實，當爭的應當爭。”去年10月，《文匯報》複刊時，他又對我說，“《文匯報》是一張大有搞頭的報紙，這應該是你一輩子的事業了，不必再埋怨我把你安排在文匯報辦事處的工作崗位上。”《文匯報》複刊時，原來想以中層知識分子為中心，兼顧大知識分子，羅隆基認為要多搞大知識分子，代表他們，為他們說話。我們也聽從了他的意見。所以《文匯報》一複刊之初就貫徹了“章羅聯盟”的“鳴放為主”的方針。羅隆基還要我們不要聽黨組織的話。我們告訴他黨組織換了人，他說：“不管換人不換人，黨組總是黨組。”在工作中，我有事總是問他，我們每天總有電話來往。他常常在我的麵前誹謗黨員幹部。正是這樣，我才拒絕中宣部介紹黨員來文匯報工作。（見《人民日報》1957年7月11日）
19 6 6年“文化人革命”開始，浦熙修受到非人的折磨。 19 7 0年4月2 3日，在沒有任何親友陪伴的病榻上，淒慘地離開了人世。1
“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時被打成右派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上海的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王造時、沙千裏、章乃器、李公樸、鄒韜奮、史良七人，因積極、熱情宣傳抗日，反對國民黨的“攘外必先攘內”（不積極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卻大力圍剿共產黨）的錯誤政策，被國民黨當局以“危害民國”、“共黨嫌疑”、“鼓動罷工風潮”的“罪名”逮捕。被稱為“七君子事件”，轟動了全國。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澤東代表中國共產黨發表《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把“釋放上海愛國領袖”作為國共重新合作的條件之一。這說明，毛澤東當時是站在“七君子”一邊，也是肯定他們的愛國行為的。可是二十年後，除李公樸、鄒韜奮已經去逝外，剩下的五人中章乃器、沙千裏、王造時三人被打成全國聞名的“大右派”。
這裏單說王造時的遭遇。
1957年毛澤東號召廣大民主人士提意見，幫助黨整風。時為上海複旦大學曆史係教授的王造時響應領袖的號召，在中共上海市委召開的宣傳會議上發言，首先，他讚頌了整風運動，他說：“作為一個開國當政的黨，主動地、及時地運用大力，在全國範圍內，來推動這麽一個全麵揭露矛盾、公開批評思想和工作的運動，在人類曆史上，這還是破天荒第一遭。”他認為通過整風鳴放，“黨的威信在全國廣大群眾的心目中不僅沒有減低，而是更大大地提高了”。“大家把心裏頭的話吐得越淋漓盡致，大家越體會到黨究竟是我們自己的黨。”
王造時為知識分子講了話，他說：“我深深感覺，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作為整個階層來看，確是有著毛主席所說的誌土仁人的傳統。這個傳統是我們保證社會主義建設成功的一個重要條件。過去對它估計不夠，黨今後應當更多多加以愛護。”在知識分子這一方麵，他認為，“我們今天的責任，是要本著搞好事情的精神，繼續放鳴，徹上徹下的放鳴下去”。
王造時在這篇題為《把放鳴的重點放到基層上》的發言中還痛切地批評了官僚主義。他說：
“今天的官僚主義，不是個別的現象，而是普遍存在著；不是剛剛萌芽，而是發展到了相當惡劣的程度；一般說來，越往下層，越是專橫，違法亂紀的事情越多。它阻礙了我們的生產進展，影響了我們的建設計劃，損害了我們廣大人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官僚主義的行為，不管是有心或無心，實際上等於假借黨的威信和國家的名器，作了害黨害國的事情。正如周總理所說，官僚主義者在黨與群之間築起了一座牆，挖下了一道溝，弄得愛國愛黨的人，盡管滿腔熱誠，想為社會主義建設，盡其一磚一瓦之用，可是莫名其妙地被擋在牆溝之外，淒惶失所，想不通究竟為什麽會這樣國家有前途而個人沒出路。”2
在全國政協擴大會上王造時作了《我們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趨豐富美滿》的發言。摘其要者如下：
“這次我有機會能夠聽到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的擴大會議上所作的關於如何處理人民內部關係的英明指示，特別感到欣幸。這些指示對於國家生活的日趨完善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迅速發展，將起決定性的作用。我受到了很大的啟示和無限的鼓舞。在這種啟示和鼓舞下，現在我來談談克服官僚主義、進行互相監督與擴大民主生活的問題。
我們中國好不容易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終於打倒了封建主義、消滅了官僚資本主義，並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後基地，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的大廈。這是人類曆史上的偉大事業，但決不是容易的事業。在建立社會主義事業的過程當中，自然免不了要發生一些新的矛盾、新的困難和新的缺點。我們應該正視它們，而不應該自滿於已獲得的偉大成就而忽視它們。我覺得，我們一手應該拿著望遠鏡來高瞻遠矚，看清大勢的趨向，肯定主要的成就，比照過去的落後，展望未來的遠景，從而使我們滿懷信心，向社會主義前途邁進，不致因為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迂回曲折而感到迷惑；另一手應該拿著顯微鏡來發現我們工作中的矛盾、困難和缺點，或在未形成的時候加以預防，或在萌芽的時候加以消除，或在已發生問題的時候加以解決，以免由無變有，由小變大，招致不需要的損失。毛主席指示我們：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可以轉化；人民內部矛盾關係，如果自理得不好，也可能性轉化為敵我矛盾關係。
怎樣能把人民內部矛盾關係處理得好，首先就必須克服官僚主義。……黨中央和毛主席有鑒於此，為防微杜漸，特於去年宣布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策。這雖然主要指的是黨派間的關係，但我希望將它擴充到各人民團體、各機關、各企業、各農業合作社及各基層組織中去。我體會這是民主生活進一步的擴大。照發展到目前的情形來看，這個政策已起了相當好的作用，但也還存在一些問題。第一是有顧慮。‘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道理，大家當然懂得，實行卻不太容易。拿一個或許是不倫不類的比喻來說，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難。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養，難得虛懷若穀；做魏征的非得對人民事業有高度的忠誠，更易憂讒畏譏。我想，現在黨內各級幹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黨外像魏征的倒嫌其少。第二是不了解事實，很難提出批評和建議。不經過調查研究，沒有發言權。的確，如果不明白問題的真相，而隨便提意見，等於無的放矢，就可能患片麵的毛病。因此，我覺得在可能範圍內，應該提供一些事實和資料，與群眾協商討論。如果在這些地方，不搞些小民主或者小小民主，那麽等到鬧成大民主就麻煩了。……
我深信，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一定由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我們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趨豐富美滿；即使有新的矛盾、困難和缺點，我們也一定能夠加以克服。讓我們大家都在敢於正視矛盾，並不斷努力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奮勇前進，建設我們偉大的祖國！”1
王造時作為黨的諍友，這番話出自肺腑，光明磊落。不僅曆史證明是對的，在當時也是十分寶貴的。魏征是曆史上著名的忠臣，他曾向唐太宗提出：“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居安思危，戒奢以儉”，“薄賦斂，輕租稅”等至理名言。唐太宗也虛心納諫，重用魏征。他曾說：“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他以魏征作為身邊的一麵鏡子，成為一代明君。
王造時這番話的用意，無非是說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後，需要有一些魏征那樣的“鏡子”，以克服黨提出的要整頓“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
不料，王造時的一番諍言好意，竟落得個“自比魏征，向黨進攻”的罪名。他相信毛澤東講過的“知無不言，言者無罪”，但結果卻被毛澤東認：“‘言者有罪’對他們不適用”，認為“這種人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2王造時和許多提意見的人，也就是響應毛澤東號召，作了一次發言，並無什麽行動。可是毛澤東硬是指驢為馬，說你“言論”就是“行動”，如此的詭辯，容不得申訴，隻能“被打成了右派。
對王造時來說，還有一個“新賬老賬一起算的問題”。說他曆史上有過“反蘇”、“反斯大林”的問題。此事的原委是，1941年4月，蘇聯代表莫洛托夫和日本代表鬆岡洋右、建川美次在莫斯科，簽定了《蘇日互不侵犯條約（亦稱中立條約）》，條約附了一份宣言。宣言中說：蘇日雙方“茲特鄭重宣言，蘇聯誓當尊重‘滿州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宣言中說的“滿州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領土。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已侵占我東北（所謂“滿州國”）華北、華東、華中，正在進一步大舉侵略中國，蘇聯卻要“始終保持中立”、“誓當尊重‘滿州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而蒙古在當時也隻是在蘇聯的扶持下的一個偽政權，當的中國政府也未予承認。這完全勿視中國的神聖主權，蘇聯老大哥不但出賣了我們，而且還要瓜分我們國家的神聖領土。
這個臭名昭著的中立條約和宣言向全世界一公布，就立刻激起全世界人民特別是中國人民的無比憤怒。以宋子文為首的中國政府外交部即刻發表聲明：“查東北四省及外蒙之為中華民國之一部，而為中華民國之領土，無待贅言。中國政府與人民對於第三國間所為妨害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之任何約定，決不能承認。”並鄭重聲明：“蘇日兩國公布之共同宣言，對於中國，絕對無效。”
在民間，“全國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立即決定：在重慶召開座談會以示抗議。“救國會”的負責人、著名愛國“七君子”中的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相約出席、主持了會議。愛國者們認為，救國會運動就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東北才發起的，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正是為著收複失地、還我河山為目的的。被宣傳為中國人民朋友的蘇聯，怎麽能這樣忽視中國人民的神聖領土完整呢？大家認為，有發表公開聲明的必要。他們從當時的國際形勢分析：對蘇聯當局的如此行動，無不表示強烈的憤慨。
座談會上根據大家的討論和意見，公推王造時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帥的信》。信中開始歌頌了蘇聯以往對中國抗戰的支持，表達了對斯大林的“景仰”之情，然後指出蘇日條約“顯然妨害我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我們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遺憾。故對於我政府宣布其無效的鄭重聲明，絕對擁護，而深信這是我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公意。”
信中要求斯大林做出說明：“（一）尊重所謂的‘滿洲國’是否事實上包含承認滿洲偽國？（二）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是否與一九二四年中蘇協定內‘蘇聯政府承認外蒙古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的規定發生抵觸？（三）對於我國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的積極援助是否有所影響？” 1
信中署名的有：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李公樸、沙千裏、張申府、劉清揚、胡子嬰等。簽字日期為1941年4月17日。
該信交往蘇聯駐華大使館後，在報紙上公開發表，國內外媒體無不肯定，稱讚他們的寫作動機是一種愛國的表現。
此時，一直對該事件靜觀不語的某領導出麵，找沈鈞儒、章乃器說：救國會朋友寫這信的出發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否考慮到和斯大林的關係問題？而且此舉也很容易被那些反蘇反共分子所利用！
毛澤東後來在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對這個事件表了態：“如果這樣一個條約會妨礙蘇聯支援中國，那它就不會簽訂。然而，如果不妨礙這種支援，那就可以簽訂而不致產生有害的後果。”
由於王造時執筆寫了這封信，便成了一個“反蘇”的代表人物。“反蘇”就意味著“反共”。在毛澤東看來，王造時早就是“反蘇”“反共”的罪魁禍首。
1949年建國以後，除了已經過世的鄒韜奮和李公樸，七君子中的沈鈞儒、章乃器、史良、沙千裏等人，都到北京做高官去了，隻有王造時在上海家中失業。到1950年秋天，才有複旦大學的陳望道校長聘請他去做法律係的教授，總算找到了一個養家糊口工作。
可是到1957年，王造時因為曆史上有“反蘇前科”，在劫難逃，在反右運動剛開始的時候，就很快被打成為中國的大右派。王造時被打成右派後，在複旦大學接受批鬥。他的小女兒因為同情父親的不幸，被認為是“站在右派反動立場上”，也給戴上“右派”帽子。
父女兩人雙雙成為右派，家裏有兩個休學在家的兄弟，因為受此強刺激而神經分裂，都變成了神經病。從此以後，兩個“右派”養活和照顧著兩個神經病人。身為教授的王造時，被剝奪了講課的權利，被下放到圖書館。他的家也被從照顧高級知識分子的茂名公寓趕出，遷往川北公寓。“文化大革命”初起時，王造時遭揪鬥，被罰打掃學校廁所，遭到紅衛兵酷刑拷打。1966年女兒患惡性乳房腫瘤，父親以反革命罪被上海市的公檢法逮捕，投入獄中。不久女兒因經受不起無休止的批鬥和高強度的體力勞動，使腫瘤迅速廣散而與世長辭，兩個神經病人也都因衣食無著，在貧病交迫中先後去世！王造時在上海監獄中度過五年後被迫害而死，身邊竟無一個子女送終。一代法學宗師，這個因抗日救國而聞名天下的名門望族，從地球上徹底消失了！
1980年8月20日，上海各界為王造時先生舉行了追悼會，悼詞指出：“根據黨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推倒了‘文化大革命’中強加在王造時同誌身上的莫須有罪名，已於1978年12月為他平反。關於1957年錯劃右派的問題，複查後已經中共中央批準給予改正，恢複名譽。”
惜人已去，人去留芳。王造時先生給人間留下了君子蘭花一般的永存的清香。
馮雪峰被打成右派
馮雪峰，著名作家、詩人、翻譯家，三十年代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重要組織者和領導者，偉大的魯迅的助手和信賴的朋友，當年為中共和毛澤東與魯迅之間溝通的架橋人，後來因作為《文藝報》主編沒有發表李希凡批評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文章，兼之與胡風的所謂“反革命集團”有牽連（同為魯迅身邊的人），被打成右派。
馮雪峰與毛澤東的關係，建立得很早，而且是有相當友誼的。早在1925年，毛澤東就讀過馮雪峰的新詩並且非常喜歡。其時，毛澤東在廣州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很需要得力幹部，他從馮雪峰的詩中了解到馮是個人才，於是寫信給北京的馮雪峰，希望他能到南方去工作。馮因當時正迷戀於文學，未能去廣州。
1929年，馮雪峰作為共產黨委派與魯迅之間的聯係業務人，去與魯迅商洽成立左聯之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於1930年3月2日成立，魯迅在成立大會上的講話，就是馮雪峰整理成文的。而後，馮雪峰便與魯迅並肩戰鬥在一起。
1933年秋冬之間，馮雪峰在上海被特務盯梢，他有幸逃脫，去了江西革命根據地、中央工農民主政府所在地的瑞金，任中央蘇區黨校教務主任。那時，毛澤東受到 王明路線 排斥，不擔任中央領導職務。看到馮雪峰從上海來，知道他很早就從事文化工作，與魯迅的接觸比較多，便常約請馮雪峰相晤，詢問上海文藝界和魯迅的情況。馮雪峰見毛澤東遭排斥，對文藝又感興趣，於是也很樂意將自己所知道的告訴他。據說 ，他倆常下館子，常常是馮雪峰掏錢請客。一次，毛澤東來到馮雪峰的住處，見麵後，風趣地說：“今晚約法三章：一不談紅米南瓜，二不談地主惡霸，不談別的，隻談魯迅好不好？”馮雪峰便將自己所了解的有關情況告訴了毛澤東。同時還談到，上海市的黨組織希望魯迅將蘇區的鬥爭寫成小說。魯迅認為，紅軍的艱苦英勇的戰鬥，比蘇聯小說《鐵流》、《毀滅》裏描寫的更動人，打算繼續收集材料，並深以自己沒有實際感受而苦惱。
1934年，馮雪峰同毛澤東一起參加了長征。途中，毛澤東特意將瞿秋白在長汀被殺害的消息告訴了馮雪峰。他知道馮雪峰也喜歡抽紙煙，便常把自己弄到的紙煙送給馮雪峰。從這些點滴小事可以看出，馮雪峰與毛澤東倆人之間，是有一定友誼的。
1935年10月，馮雪峰與毛澤東患難與共，經過無數的艱難險阻，終於到達陝北根據地。
1936年4月，黨中央派馮雪峰從陝北回到上 海工作，先任中央特派員，後任黨中央上海辦事處 副主任。臨行前，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分別和他 作長談，交給他重要任務。叮囑到上 海後，務必先找魯迅、茅盾等，了解一下情況後再 找黨員和地下組織。毛澤東對馮雪峰說；“我可以把底牌告訴你，現在主要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他們暫時很強大。要把他們趕出去，需要建立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這條戰線甚至包括了蔣介石本人在內。”這表明，毛澤東對馮雪峰的信任。4月下旬，馮雪峰到達上海第二天，即去 魯迅寓所找魯迅，把以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新方針政策精神傳達給魯迅，並向魯迅介紹了紅軍 長征、遵義會議、抗日統戰政策等內容。
這樣，馮雪峰就在毛澤東與魯迅之間、毛澤東 思想與魯迅精神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開始了相 互之間的聯係與溝通，捍衛了作為文化鬥爭主將 魯迅的光輝旗幟。
到上海不久，馮雪峰得知，毛澤東的兩個孩子毛岸英、毛岸青由黨組織安排，寄住在董健吾那裏。他在見過魯迅、茅盾等人後，就去關心這兩個孩子。董健吾說他們已欠下了房租費等相當大一筆債。馮雪峰聽後，就給了他一筆錢還債。以後，董健吾又向他要過幾次錢，馮雪峰每次都給了。但馮雪峰感到這樣長期住下去不是個辦法，就與楊承芳聯係，由李杜和楊承芳帶了兩個孩子到了法國巴黎，然後轉送到莫斯科。這件事，從毛澤東來講，馮雪峰對他是有恩的。
馮雪峰受魯迅委托，將魯迅在病 中所編的瞿秋白的遺作《海上述林》，以及火腿送 給物質生活極度匱乏的在延安的毛澤東等人，還購買了十幾條半線半毛的長圍巾送給中共中央的其他同誌，以禦西北高原的寒風。此外，他 還單獨給毛澤東送去幾聽白錫包紙煙。後來馮雪峰說：“當時陝北很苦，同誌們生活得相當艱難，我進入上海，總想給他們捎點什麽吃的或用的去。隻要是吃用的東西，我都想買。但身邊錢不多，隻買了一些廉價的 圍巾和香煙。當時魯迅有一筆稿費在我手頭，我就先斬後奏地用這筆稿費代魯迅給毛主席買了火 腿。可惜火腿和香煙在西安就被別的同誌瓜分了， 隻有那圍巾是送到了的。”
馮雪峰用魯迅的稿費購買火腿的事情，後來 顯然得到了讚成，用許廣平的話說，這是魯迅對毛 澤東和紅軍戰士的“丹心一片”。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逝世。馮雪峰奉黨的指派、代表黨中央主持了治喪工作。在與宋慶齡、蔡元培、沈均儒、茅盾、許廣平等商量治喪委員會名單時，經馮雪峰提議，把毛澤東的名字 列入其中。上海的報紙登載了這個名單。這是惟一一次公開把毛澤東與魯迅聯係在一起的報導。
1937年1月，馮雪峰回到延安，向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匯報了上海的工作情況，毛澤東對馮雪峰的工作表示滿意。不久，馮雪峰又回上海工作。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馮雪峰在金華被捕，關押在上鐃集中營。後經在重慶的周恩來、董必武營救出獄。出獄後，馮雪峰寫了《鄉風與市風》、《起初之歌》等作品，受到 毛澤東的稱讚。1945年毛澤東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時，馮雪峰也在重慶市，毛澤東約馮雪峰見麵會談。在談到文化教育方麵 的工作時，毛澤東說：“好幾年還沒有 看到過像《鄉風與市風》、《起初之歌》這樣好的作品。這都說明，毛澤東與馮雪峰可以說是老朋友了。
無論以馮雪峰在黨內的資格和地位，還是與毛澤東的私人交情來說，毛澤東登上領袖位置以後，他都應該是恩寵有加的，但事實卻恰恰相反，他遭到厄運。這或許是因為他與周揚等人的關係不睦，也可能是他的工作不能使毛澤東滿意，也可能是他倔強的個性。
建國以後，馮雪峰擔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文藝報》主編、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全國文聯常務委員、全國人大代表等職務。1954年10月，馮雪峰主編的《文藝報》，因為沒有發表李希凡、藍翎批評紅學專家俞平伯先生的《評〈紅樓夢〉簡論》的文章，受到 毛澤東的批判 。說馮雪峰等人“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麵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1馮雪峰為此寫了《檢討我在〈文藝報〉所犯的錯誤》，發表在1954年11月4日《人民日報》上。
可是，毛澤東卻是不依不饒。馮雪峰在檢討中說：“我犯了這個錯誤，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長期地統治著的事實。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沒有認識這個事實和它的嚴重性。”毛澤東針對這段話批注：“限於古典文學嗎？應該說從來就很注意，很有認識，嗅覺很靈。”
馮雪峰檢討中所說：“這完全說明我對於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失去了銳敏的感覺，把自己麻痹起來，事實上做了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的俘虜”。毛澤東批注：“一點沒有失去，敏感得很。”1
馮雪峰在檢討中說：“檢查起來，在我的作風和思想的根抵上確實是有與資產階級思想的深刻聯係的。我感染有資產階級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風，缺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鬥精神。平時安於無鬥爭狀態，也就甘於在思想戰線上與資產階級唯心論‘和平共處’。”毛澤東針對這段話批注：“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資產階級泥潭了。”“不是‘缺乏’的問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2 馮雪峰在檢討中說：“我平日當然也做過一些幫助青年的工作，例如替他們看原稿，設法把他們的作品發表或出版。但雖然如此，仍然可以不自覺地在心底裏存在著輕視新生力量的意識。”毛澤東在這一段中的“可以不自覺地”和“在心底裏存在著”幾個字旁劃了豎線，並分別寫了批注：“應說是自覺的。”“不是潛在的，而是用各種方法向馬克思主義作堅決鬥爭。”3 馮雪峰在檢討中說：“在這次錯誤上，我深深地感到我有負於黨和人民。這是立場上的錯誤，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是不可容忍的。”毛澤東在“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幾個字旁邊劃了豎線，並寫了批注：“ 應以此句為主題去批判馮雪峰。”4
1955年初，陸定一、周揚、林默涵等人到毛澤東的辦公室，匯報批判胡風的計劃。周揚對毛澤東說：“雪峰同誌因《文藝報》的錯誤受到批評心裏很痛苦。”
毛澤東嚴厲地說：“我就是要他痛苦。”2
1955年，胡風被打成“胡風反黨集團”的頭子，馮雪峰因當年與胡風都是在魯迅周圍的人這一關係，被卷入“胡風事件”而受到批判。
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報》頭版通欄發表了《馮雪峰是文藝界反黨分子》的報導。同年9月，馮雪峰又與丁玲、艾青等被打成右派分子，開除黨籍。馮雪峰被打成右派，並不是因為他在黨號召大家鳴放時，他“鳴放”了什麽反黨言論，或者發表文章，說三道四。那麽，為什麽馮雪峰被打成右派了呢？有一種說法，是當時的作家協會黨組，趁機清算黨內曆史上的宗派主義的舊帳所使然。這自然也有一定根據，據說，在1935到1936年間，發生過“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化文學”兩個口號之爭。前者是以周揚為首的一批作家的主張；後者則是以魯迅為首和聚集在他周圍的的一批黨內外作家，如馮雪峰、胡風、聶紺弩、肖軍等的主張。魯迅當年寫的《答徐懋庸關於抗日統一戰線》一文中，批評過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四條漢子”。這篇文章，是在魯迅病重期間，由魯迅授意、馮雪峰擬稿，經魯迅修改審定的。周揚等人則一直以為是馮雪峰以魯迅的名義整他們。事過二十多年的1957年8月14日，在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議上，由當年的“四條漢子”之一的夏衍起來“揭發”：指控馮雪峰在三十年代有“勾結胡風，蒙蔽魯迅，打擊周揚、夏衍，分裂左翼文藝界”的反黨罪行。後來，就據此把馮雪峰打成右派。別的右派一般地都是由下級單位把材料報上去，由上麵批準。對馮雪峰，則是先由上麵定了之後才通知下麵。在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報》頭版通欄發表了《馮雪峰是文藝界反黨分子》報導的第二天，馮雪峰所在的人民文學界出版社收到上級主管單位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的書麵通知：“你處×月×日報來的馮雪峰的材料，經報文化部整風領導小組審核後，決定：列為右派骨幹分子。”這個通知的×月×日是空白。就是說，馮雪峰所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根本就沒有向上麵報過什麽關於馮雪峰的材料。有關馮雪峰的材料，是在4個月以後的1958年1 月，根據上麵的旨意補報的。這說明，把馮雪峰打成右派，完全是上級主管部門領導一手操縱的。
其實，把馮雪峰打成右派的主使者，還是毛澤東。從毛澤東對馮雪峰在《文藝報》問題上的一係列批示中已經是十分明白的了。盡管在毛澤東號召大家“嗚放”、給黨提意見時，馮雪峰什麽話也沒有“嗚放”過，所在單位也沒有上報他是右派，但在毛澤東對馮雪峰《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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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602-604頁。
討我在〈文藝報〉所犯的錯誤》的那些批注中，可以找出為什麽要把馮雪峰打成“右派”的答案了。早在三年前，毛澤東就已經認定馮雪峰“浸入資產階級泥潭了”，“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用各種方法向馬克思主義作堅決鬥爭。”這還不算“右派嗎？另外，還可從毛澤東竭力反對為馮雪峰的右派問題進行甄別這一態度上，得到進一步的佐證。
1962年7月，統戰部向中央報告，提出對劃成右派的本人及其家屬要求甄別的，應該進行甄別。國家機關黨委確定以馮雪峰等人為右派甄別試點對象，進行試點工作。因為除《文藝報》沒有發表那篇評《紅樓夢》的文章外，實在找不到馮雪峰有什麽“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材料。即便這樣，毛澤東還是要揪住不放。9月29日，毛澤東在反映這一情況的中央宣傳部《宣傳動態》增刊第63期上做了如下嚴厲的批示：“劉、周、鄧三同誌閱。請鄧查一下此事是誰布置的？是組織部，中直黨委，還是國家機關黨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機關內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別，而上級硬要試點，以便取得經驗，加以推廣。事件出在六、七月。其性質可謂猖狂之至。閱後付還。查後告我。”1這說明毛澤東把馮雪峰當成“右派”，也就是“反革命派”予以打擊之堅決。
1975年，周揚說：“關於反右的事情，以前不能說，現在我可以告訴你們了。文藝界反右是主席親自抓的。”“批判馮雪峰、丁玲，是主席親自抓的。”2馮雪峰是毛澤東親自點名的：“比如馮雪峰，他是一個出版社的社長，他在那裏放火……他放的火，他的目的是要燒共產黨。”3
“文化大革命”中，馮雪峰被關進“牛棚”，被批鬥，又被戴上“叛徒”的帽子，在古稀之年，被下放勞動改造。1975年，馮雪峰知道自己患了肺癌，於世不久了，寫信托人轉給毛澤東，希望能恢複他的黨藉，毛澤東沒有回信。
毛澤東如此對侍馮雪峰，太過份了。且不說馮雪峰沒有什麽值得大加撻伐之罪，即使有些讓你看不慣的地方，隻要想一想他曾經救護過你失散經年的兩個兒子這一點，也該念及舊情吧？那知，毛澤東是一個六親不認的，馮雪峰早年予以毛澤東的友情和恩典，早就化為烏有。
他莫明其妙一翻臉，就不認人，“就是要他痛苦”，於是“反黨”的帽子就扣到馮雪峰頭上了。
這方麵，馮雪峰還是忠心不二，在臨終前還說：“我不行了，希望毛主席能多活幾年。”
1976年1月31日，馮雪峰含冤去逝，終年73 歲。
1979年4月，中共中央組織部批準了《關於馮雪峰同誌右派問題的改正決定》，為他恢複了名譽，恢複了黨藉。這一年的11月，又為他開了隆重的追悼大會。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朱穆之致悼詞，對馮雪峰的一生作了很高的評價，稱他的一生“忠於黨，忠於人民。 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曆史終於恢複了本來的麵目。
毛澤東生前沒有給馮雪峰甄別、平反，毛澤東死後，馮雪峰的黨藉恢複了，也得以平反昭雪，還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可是，馮雪峰已無從知道了。
受到毛澤東讚揚的丁玲、艾青被打成右派
l958年1月，《文藝報》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準備在第二期出一個特輯以“對《野百合花》、《三八節有感》、《在醫院中》及其他反黨文章的再批判”為總標題，並寫了一個編者按語，請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加寫了以下的話。
丁玲、除企霞、羅降、艾青是黨員。丁玲在南京寫過自首書，向蔣介石出賣了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她隱瞞起來，騙得了黨的信任，她當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的主編，陳企霞是她的助手。
這些文章是反黨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戰爭處於艱苦的時期，國民黨又起勁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實味等人的文章，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派。
1957年《人民日報》重新發表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其他文章沒有重載，“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許多人想讀這一批“奇文”。我們把這些東西收集起來全部重讀一遍果然有些奇處。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態寫反革命的文章。鼻子靈的一眼就能識破。其他人往往受騙。外國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許想要了解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們重新全部發表了這批文章。
謝謝丁玲、王實味等人的勞作，毒草成了肥料，他們成了我國廣大人民的教員。他們確能教育人民懂得我們的敵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開通起來，天真爛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許多世事。1
這一通帽子大得嚇死人的批判究竟是怎麽回事？對於此事毛澤東前後的態度怎樣？
（一）關於對丁玲
對丁玲，在延安時毛澤東說她是可忠實的，到北京不久卻說她是叛徒。
丁玲與毛澤東是老相識了，兩人都是湖南人。丁玲未到延安前，毛澤東就聞知其名。1936年11月丁玲到保安後，受到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共領導人的歡迎，她算得上是毛澤東的朋友，是極個別可以不經預約就直接闖進毛澤東窯洞的熟人。丁玲在那裏當選為中國文協主任。之後，她又隨彭德懷、任弼時領導的一方麵軍上了前線，表現出極大的戰鬥熱情，並積極寫作，使毛澤東非常高興，特在12月底贈丁玲《臨江仙》詞一首，用電報發到前線轉交給丁玲本人，詞雲：
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睦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後來，毛澤東又親筆將此詞抄了一遍，送給丁玲。
1940年的延安，有些人流傳起丁玲是“叛徒”的話來，據說是康生在會上公開說過。丁玲知道後就去找毛澤東。
“康生有什麽根據說我是叛徒？”丁玲對毛澤東說：“我要求中央審查我在南京的這段曆史，給我作出書 麵的結論。”
毛澤東聽了她的陳述，對他說：“我相信你是一個忠實的共產黨員，可是要作出書麵結論，你得找中央織部長陳雲同誌。”
經過陳雲、李富春等人的認真審查，作了否定“叛徒”的結論。毛澤東還在其結論上加了一句：“丁玲同誌仍然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1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報》發表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其中寫道：“有著保母的女同誌，每一星期可以有一天最衛生的交際舞。”當時有人認為這是說江青的。4月，開始整風運動。有人對丁玲這篇文章提出批評。毛澤東說：“《三八節有感》和《野百合花》不一樣。《三八節有感》對我們黨，對我們幹部有批評，但也有積極的建議，我們要不同地看待他們。丁玲同王實味也不同，丁玲是同誌，王實味是托派。”
1948年在西北坡，一個炎熱的下午，毛澤東同胡喬木等人到森林散步，在談到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時，毛澤東說：“丁玲是個好同誌，就是少一點基層鍛煉，有機會當上幾年縣委書記，那就更好了。”2
對同一篇文章《三八節有感》，當初說是對我們黨和幹部的批評有積極的建議，以後又說成是反黨反人民的大毒草。當年毛澤東和組織上審查丁玲曆史問題的結論都是“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後來又說“丁玲在南京寫過自首書，向蔣介石出賣了無產階級和共產黨。”
新中國成立後，丁玲被委以重任：中宣部文藝處處長，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文學講習所所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她寫的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獲得斯大林文學獎。1955年，隨著“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批判和揭露，她被打成“丁玲和陳企霞反黨集團”頭目。1957年，她又被打成“右派”，開除黨藉，撤銷一切職務，取消原幹部級別，在全國報刊上遭到批判。8月7日，《人民日報》發布了關於“丁玲和陳企霞反黨集團”的消息。於是，就有了本文開始毛澤東的那一段有關丁玲等人的批語。
有材料說，在反右派時，毛澤東給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一個有丁玲、蕭軍、陳企霞等人的名單，指定把這些人打成右派，並要周揚每天匯報批判他們的情況。周揚說“有的人鳴放期間不講話，沒有材料，怎麽辦？”毛澤東回答：“翻延安的老帳！”3
於是丁玲等人盡管在鳴放期間，沒有說話，照樣被打成右派。
於是，丁玲在延安時寫的《三八節有感》，翻出來作為定右派的罪證了。對這篇文章，當年毛澤東說過，“《三八節有感》雖有批評，但還有建議。丁玲和王實味也不一樣，丁玲是同誌，王實味是托派。”既然是同誌，這些年來並無新的犯罪，似不應該打入反革命之列的右派裏去。可是毛澤東存心要把她打成右派，當年自己怎麽說的，早就不算數了。有了這樣的“金口禦言”，奈何！
幾個月後，丁玲被發配至北大荒勞動改造。“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丁玲在北大荒橫遭批鬥，遊街示眾，低頭彎腰，搞“噴氣式”。批鬥以後，還要去掏糞、打掃廁所，接受監督勞動和“群眾專政”。丁玲在被專政中，受到殘酷的批鬥。挨盡了拳打腳踢，常常被一個耳光打翻在地；猛然一腳又被踢到台前。她被打得遍體鱗傷，行走都很困難，每天還被逼得蹣跚地走五六裏路去勞動。晚上回來，常有一群喝“狼奶”的無知孩子，向她亂砸石頭。
1970年，丁玲被批鬥四年之後，又被重新打成“叛徒”，戴上手銬，被押解到北京的秦城監獄，在單人牢房囚禁五年。1975年，丁玲出獄，又被秘密遣送到山西的一個山村居住，直到毛澤東去逝，粉碎“四人幫”後，1979年才得到 平反。22年的流放，丁玲受盡了屈辱、酸楚，嚐遍了人間的苦難。
曆史是這樣記載的：
1984年8月，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出《關於為丁玲同誌恢複名譽的通知》，對她的問題作出了“維持1940年中央組織部的結論”，即“丁玲同誌仍然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的決定，要求在適當範圍消除影響。
“…… 1979年，中國作家協會對丁玲同誌被定為‘反黨集團’、‘右派’、‘叛徒’的問題進行了複查，作出了改正結論，並於 1980年 1月由中央組織部報經中央同意，恢複丁玲同誌黨籍，恢複政治名譽和原工資級別。但有些問題解決的不夠徹底，且沒有在適當範圍消除影響。為此，特作如下通知：
一、1955年、1959年定丁玲同誌為‘丁、陳反黨集團’、‘右派分子’都屬錯劃、錯定，不能成立。對 1955年 12月中央批發中國作家協會黨組‘關於丁玲、陳企霞等進行反黨小集 團活動及對他們處理意見的報告’應予撤銷，一切不實之詞應予推倒，消除影響。
二、文化大革命中把丁玲同誌打成叛徒，屬於誣蔑不實之詞，應予平反……
三、丁玲同誌在被捕期間，敵人曾對他威脅、利誘、欺騙，企圖利用她的名望為其做事，但她絕給敵人做事、寫文章和拋頭露麵，沒有做危害黨組織和同誌安全的事。而且後來輾轉京滬，想方設終於找到 黨組織，並在組織的幫助下逃離南京，到達陝北。
四、……現決定為丁玲同誌徹底恢複名譽；因丁玲同誌被錯定、錯劃而受株連的親友和同誌亦應一律糾正，推倒一切不實之詞，消除影響。”（中央組織部《關於為丁玲同誌恢複名譽的通知》）1
（二）關於艾青
1944年艾青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期間，寫了一些歌頌勞動英雄的詩，並參加了秧歌隊，在總結秧歌隊工作時，他寫了《秧歌劇的形式》一文，給毛澤東看。毛澤東看後對他說：“你的文章我看了，寫得很好，你應該寫三十篇。”
毛澤東還特地給胡喬木寫信，推薦這篇文章，信雲：
喬木：
此文寫得很切實、生動，反映了與具體解決近年來秧歌劇的情況和問題，除報上發表外，可印成小冊，可起教本的作用。最好把文尾附注，移至文前，並稍微補充幾句，請與作者商酌。
毛澤東 五月二十七日
不久。艾青的這篇文章在六月二十八日的《解放日報》上發表了。
還有一次，毛澤東在同艾青談話時明確說：“列寧同高爾基在知識分幹問題上有不同看法、為了勝利，為 了前進，我們要整理一下內部的思想。但我可以向你擔保，決不犧牲任何一個人。”
l957年艾青與丁玲等人被打成右派，並被開除黨籍。1958年1月，艾青被毛澤東在《文藝報》的《再批判》中點名批判為敵人。從此。艾青被發配到北大荒去勞動改造。“文化大革命”中，他再次被批鬥。
1979年3月，中國作家協會對艾青的右派問題作了複查，並報中央組織部同意，作出改正的結論，恢複黨籍，恢複政治名譽，恢複原工資級別。2
毛澤東批判中提到的王實味，見下文《“陽謀”的預演》。
魯迅也難逃厄運
魯迅之子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之“再說幾句”中， 寫了這樣一段：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貫例請幾位老鄉聊聊，據說有周穀城等人。羅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參加了座談。大家都知道此時正值‘反右’，談話的內容必然涉及到對文化人士在運動中處境的估計。羅稷南老先生抽個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
這是一個懸浮在半空中的大膽的假設題，具有潛在的威脅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所感，絕不敢如此冒昧，羅先生卻直率地講了出來。不料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說：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麽是關在牢裏還是要寫，要麽他識大體上不做聲。
一個近乎懸念的詢問，得到的竟是如此嚴峻的回答。羅稷南先生頓時驚出一身泠汗，不敢再做聲。他把這事埋在心裏，對誰也不透露。一直到羅老先生病重，覺得很有必要把幾十年前的這段秘密對話公開於世，不該帶進棺材，遂向一位信得過的學生全盤托出。
在今年（2001年）七月拜訪了王元化先生，王先生告訴我應當可以披露，此事的公開不致於對兩位偉人會產生什麽影響，況且王元化先生告訴我：他也聽說過這件事情。1
上述毛澤東的說法，有人出來否認，說毛澤東不可能那樣說。但是沒有什麽證據。
為了說明毛澤東那種說法的真實性，現錄下當年親自聽到“羅毛對話”的黃宗英的記錄：“我又見毛主席興致勃勃地問：‘你現在怎麽樣啊？’羅稷南答：‘現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麽樣？’我的心猛一激靈，啊，若閃電馳過，我感覺空氣仿佛頓時凝固了。這個問題，文藝人二三知己談心時早就嘀咕過，‘反胡風’時就嘀咕過；可又有哪個人公開提出？還當著毛主席的麵在‘反右’的節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曉得將會發生什麽，我尖起耳朵傾聽：‘魯迅麽——’毛主席不過微微動了動身子，爽朗地答道：‘要麽被關在牢裏繼續寫他的，要麽一句話也不說。’呀，不發脾氣的脾氣，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見羅稷南和趙丹對了對默契的眼神，他倆倒坦然理解了，我卻嚇得肚裏娃娃險些蹦出來……”2
還可引用一段李慎之（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在一篇文章中的說法：
“魯迅的最大幸運是隻活了五十六歲，如果他能活到我們這個年紀，他的遭遇會怎麽樣？他的表現又會怎麽樣？這是每一個知道，尤其是敬愛魯迅的人無不關心的問題。喬冠華在一九六二年，胡喬木在一九八二年都曾對我說過‘魯迅若在，難免不當右派’的活。然而魯迅不是一般人，而是特大的人物，他的命運，既要看權力者的政策和策略，也要看他自己的選擇。我隻能說，他在中國的威望比高爾基更大，性格也比高爾基更剛烈，下場隻會比高爾基更慘。有意思的是，胡適在海外看到大陸“清算胡風”的時候，評論說‘魯迅若不死，也會砍頭的’”。3
以上披露，實在令人吃驚。當年毛澤東是何等的讚揚魯迅嗬！在毛澤東的著作和講話中，對一個人的評價之高，還沒有誰能超過魯迅的。
讓我們看看，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義論》裏，毛澤東是怎樣講的呢？他說：在“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二十年來，這個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曆史時代。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最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最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4。毛澤東還說過：“我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
可是，在共產黨取得了政權隻有8年的1957年，毛澤東居然能想到把這“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的魯迅，“關在牢裏”。魯迅好在死得早，如果活到1957年，那是難逃厄運的。在那國民黨統治的最黑暗的年代，也還沒有“關在牢裏”過，而共產黨領袖那麽推崇的偉大人物，居然要把他“關在牢裏”。毛澤東轉的這個彎子，何止一百八十度？這雖是一種想法 ，但確是是表明毛澤東有此思想的存在。第一，是他親口說的。第二，從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文化界和民主黨派著名人士的遭遇來看，曾經是共產黨、毛澤東與魯迅相溝通的馮雪峰，與魯迅關係也比較密切的胡風，當年“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時等，都被打成了右派，魯迅恐怕也難免跑得脫。第三，從毛澤東的一個基本思想來看，他認為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被列入剝削階級行列。他認為建國後的主要任務就是同資產階級鬥爭。當年民主革命時期的許多共產黨朋友，如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儲安平等等，都被打成了“右派”，而“右派”，毛澤東也稱之為“反革命派”。
而從魯迅來看，他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他具有“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的剛烈性格，對共產黨包括毛澤東本人的缺點、錯誤，那是一定要提出批評的，決不會“不做聲”“一句話不說”。何況，還是毛澤東號召大家提意見，幫助黨整風、“鳴放”呢？魯迅有對國民黨鬥爭的勇氣，未必了解毛澤東此時的“陽謀”。他怎能知道，人們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幫助黨整風，提出一點意見，就會被視為“向黨猖狂進攻”呢？而毛澤東正是要采取“引蛇出洞”，“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等對敵鬥爭策略。他認為“這是一套很好的馬克思主義策略”。正是這種策略，使冤獄遍及神州。魯迅自然就很難逃脫“關在牢裏”的命運。毛澤東的那種講法，也就不是難以理解的了。
1杜導正 廖蓋隆主編《炎黃春秋》精品書係《曆史謎案》南海出版公司1988年3月版第109－110頁。
2 195 7年3月2日在毛澤東在全國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清華大學《學習資料》（1957-1961）第32頁。
3 《馬寅初經濟論文選集》（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3月版593、597頁。
1見《馬寅初經濟論文選集》（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3月版608－609頁。
2-3辛平：《錯誤批判馬寅初前前後皇後後》載杜導正 廖蓋隆主編《炎黃春秋》精品書係《曆史謎案》南海出版公司1988年3月版第112、116頁。
4李銳：《“大躍進”親 曆記》，上海遠東出版杜1 9 9 6年版，版168頁。
5《紅旗》1958年第一期。
6《炎黃春秋》2002年第4 期，第50頁。
1辛平：《錯誤批判馬寅初前前後皇後後》載杜導正 廖蓋隆主編《炎黃春秋》精品書係《曆史謎案》南海出版公司1988年3月版第118頁。
2北京大學學報1958年第3期。
3肖灼基：《從批判馬寅初中吸取教訓》，載《人民日報》1986年6月20日。
4辛平：《錯誤批判馬寅初前前後皇後後》載杜導正 廖蓋隆主編《炎黃春秋》精品書係《曆史謎案》南海出版公司1988年3月版第119頁。
5吳躍農：《邵力子疾呼計劃生育受挫》，載《炎黃春秋》2002年第4期第51頁。
1 《傳記文學》1992年4期第20頁。
2 清華大學《學習資料》續一，第141頁。
3 《馬寅初經濟論文選集》（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3月版778頁。
4 《馬寅初與毛澤東的人口問題爭論》，《中國事務》網站2004年2月21日。
1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版第1515、1516頁。
2辛平：《錯誤批判馬寅初前前後皇後後》載杜導正 廖蓋隆主編《炎黃春秋》精品書係《曆史謎案》南海出版公司1988年3月版第113頁。
3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387、388頁。
1吳躍農：《邵力子疾呼計劃生育受挫》，載《炎黃春秋》2002年第4期第50頁。
2《馬寅初經濟論文選集》（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3月版778頁。
3《馬寅初與毛澤東的人口問題爭論》，《中國事務》網站2004年2月21日。
4《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版第112頁。
5見杜導正 廖蓋隆主編《炎黃春秋》精品書係《曆史謎案》南海出版公司1988年3月版第122頁。
6 《馬寅初經濟論文選集》（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3月版596頁。
1李銳：《“大躍進”親 曆記》，上海遠東出版杜19 9 6年版，版293頁。
2胡績偉：《〈人民日報〉究竟為誰辦報》，香港《爭鳴》雜誌2008年第6期。
3《赫魯曉夫回憶錄》，東方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667-668頁。
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636頁。
2 張戎 喬·哈利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香港開放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356頁。
3《赫魯曉夫回憶錄續集》，東方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394頁。
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63５頁。
5《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版第112頁。.
1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版第1127頁
2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387、388頁。
3張戎 喬·哈利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香港開放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358、506頁。
1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7頁。
2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37頁。
3見李慎之《毛主席是什麽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載《炎黃春秋》1999年第l期第9頁。
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375頁，這裏麵講的“造成自由批判的環境和習慣”一句，在1964年編入《毛澤東著作選讀》公開發表時，被刪去。
1見《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19-193頁。
2《學習資料1957-1961》北京清華大學第47頁。
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版，第455一456頁）
1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冊，第835頁。
2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475-476頁。
3《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24-428頁。
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477—－478頁。
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491頁。
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中央廣場出版社1992年版，第503頁。
2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71頁。
1見《人民日報》1957年3月19日。
1 見《人民日報》1957年6月11日。
2 見《人民日報》1957年3月23日。
1見《人民日報》1957年6月2日。
1 翟作君 王蕙炎：《新中國首任糧食部長章乃器》，《北京日報》2003年3月31日理論周刊。
1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9頁。
2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第840頁。
3丁抒《陽謀 ——反右派運動始末》，香港開放雜誌社出版2006年全新修訂本，第307頁。
4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6頁。
5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622頁。
6徐鑄成《陽謀親曆記》，《中國之春》1987年12月號第30頁。
1 杜導正：《牢記“反右派”鬥爭那段曆史》，《炎黃春秋》2003年第3期第26-27頁。
2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3頁。
1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55頁。
2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4、338頁。
3 毛澤東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插話，《學習資料1957-1961》北京清華大學第9頁。
4 《學習資料1957-1961》北京清華大學第9頁。
5李慎之：《毛主席是什麽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載《炎黃春秋》1999年第1期第7頁。
6黎澍：《毛澤東與“百家爭嗚”》，《書林》1989年第二期，《新華文摘》1989年第5期第38頁。
1 《李慎之文集》第197頁。
1葉永烈編：《王造時——我的當場答複，》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27-230頁。
2《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38頁。
1見《複旦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六期第109頁。
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574頁。
1見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8頁。
2 《人物》1999年第9期第27頁。
3 1957年10月13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清華大學《學習資料》續一第58頁。
1毛澤東：《對〈文藝報〉“再批判”特輯編者按的批語和修改》，《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1頁。
1《傳記文學》1993年第六期第94頁。
2見孫琴《毛澤東與文人》，明報出版社1992年版第229—一231頁。
3郭羅基《周揚代人受過》，《動向》2003年11月號。
1轉引自李之璉：《丁、陳“反黨集團”案的內情》，載邱石編《共和國重大事件決策實錄》第二卷上第231-231頁。
2見孫琴安《毛澤東與文人》，明報出版社1992年版第301一302頁。
1 摘自《北京青年報》2001年9月21日第19版。
2黃宗英：《我親聆毛澤東羅稷南對話》，《炎黃春秋》2002年第12期第11頁。
3 《回歸五四 學習民主——給舒蕪談魯迅、胡適和啟蒙的信》，《李慎之文集》139-140頁。
4《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3月第一版，第66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