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申章
有關社會經濟哲學和科學的事理分析文章
翻雲覆雨毛澤東===4、5
、胡風問題
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製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部憲法是毛澤東親自領導、主持的，劉少奇《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報告（草稿）》，也經過了毛澤東的多次修改。應該說，憲法的各項條款，毛澤東是清楚的，也應該率先模範地遵守、執行。在憲法通過前的1954年6月14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上，就執行憲法問題還專門講道：“這個憲法草案是完全可以實行的，是必須實行的。”憲法“通過 以後，全國人民每一個人都要實行，特別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要帶頭實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實行。不實行就是違反憲法。”1但是，這部憲法製定才幾個月，毛澤東就不顧憲法有關公民有言論、出版、人身等自由的規定，僅憑胡風與友人的一些私人信件，不經胡風本人同意，也不經調查取證核實，也沒有通過法院審判確定有罪，就將信件在報上公布，宣布其為“反革命”。隨之，還打出了一個“胡風反革命集團”。
胡風，原名張光人，作家和文藝理論家。生於1902年，湖北蘄春人。1931 年參加日共領導者的反戰同盟，並參加了日共和日本普羅科學研究所的文學界藝術學研究會。1933年胡風回到上海，參加左翼作家聯盟並擔任過宣傳部長、書記，與魯迅交往甚密，曾協助魯迅辦過《海燕》刊物。1936年，周揚等人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魯迅、胡風等人則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周揚等人遭到魯迅的批評。抗日戰爭期間，胡風參加了中國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任理事，並創辦《七月》雜誌，1941年又辦了《希望》雜誌。1948年，因與周揚等人文藝觀點分歧，受到批評。北京解放後，胡風從香港繞道東北解放區到了北京。
對於胡風，毛澤東曾經表示過讚揚的，在一次與胡風見麵時毛澤東說：“胡風同誌我知道，我是你的忠實讀者！你為我們做了很多有益的事，你辛苦了！我敬你一杯！”2，可是，後來，這個“忠實的讀者”不忠實了，把他曾經尊敬過的作家打成了“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頭子，為新國中成立後專製獨裁、恣意製造冤案開了惡劣的先河。
胡風的事，原本是他與當時文藝界領導人周揚、林默涵、何其芳、馮雪峰等人由於曆史上的糾葛和文藝觀點上有分歧而引起的，本可按“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去解決；而且，涉及的人就是在文藝界也不多，何至掀起一場全國性的“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
1952年北京四次召開“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批判胡風的文藝思想，要胡風檢查。1953年第二期《文藝報》上，發表了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林默涵的《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一文，文章寫道：
“胡風的文藝思想，在實質上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他認為作家隻要忠實於藝術，不需要有什麽進步的政治思想和進步的世界觀。這正是資產階級的虛偽的藝術理論。
對於小資產階級作家，他們的根本問題和首要問題，是改造思想┅┅胡風這種理論的實際效果，就是阻礙文藝工作者認識思想改造的必要性。┅┅胡風又是以魯迅為例子，仿佛魯迅是完全從生活的直覺經驗去認識現實似的，卻完抹殺魯迅對馬列主義的學習和因而得到的深刻的馬列主義理論修養。”3
接著《文藝報》第三期又發表了和何其芳寫的《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
文章說：“胡風同誌的錯誤的嚴重性在於他在毛澤東同誌的《在延安文藝坐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後，並不用它來檢查和改造自己的思想，仍然積極宣傳他那些錯誤觀點，用它來和革命文藝的新方向對抗┅┅。”1兩篇文章，都說胡風的文藝思想是“根本性的錯誤”，它“實質上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是和毛澤東同誌所批示的文藝方針背道而馳的。”
胡風感到這兩篇文章在理論上和政治上的分量，便采取慎重的態度。他沒有公開反駁。1954年他借著中共四中全會決議和《人民日報》社論《學習四中全會決議，正確地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於3月至6月，寫了《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約27萬字，被通稱為胡風關於文藝問題的《三十萬言意見書》，他未曾想到，由此而成了“反革命集團”的頭目。
《意見書》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關於幾個理論性問題的說明材料”。這一部分主要內容是針對林默涵、何其芳兩篇文章對他的責難。他把這種責難歸納為三個基本論斷和三個原則性的結論。他引出林、何兩位的論點，然後—一加以辯駁。接著胡風又對爭論的幾個具體問題進行論辯，這幾個問題是：一、關於生活或生活實踐；二、關於思想改造；三、關於民族形式；四、關於題材問題；最後，他提出了論爭的“關鍵在哪裏？”他認為關鍵問題是文藝界的“宗派主義的統治方式”的“變本加厲”和“統治武器的主觀主義”沒有受到清算。
這份長文，集中反駁林默涵、何其芳對他的批評：
林默涵同誌以為作家如果沒有“首先具有”他那個沒有缺陷的“工人階級立場和共產主義世界觀”就“不可能”從事創作實踐……
林默涵同誌等把作家劃分將改造好了的、不必改造的、經過改造但還沒有改造好的、沒有經過改造的幾種，有親有疏，使每一類作家都背上了一個包袱，在文世領域上造成了一片冷冰冰的空氣和幾種“資格”圈子。
對於林默涵同誌等認為必須改造而沒有直接由林默涵同誌等改造過的作家，不給工作訂件，不準他們創作，要他們專門去改造。如果他們自動創作了，就不準他們發表；萬一發表了，就迎頭痛擊，叫做“批評”或“讀者意見”……
何其芳同誌等底這個“題材主義……不問任何作家，不問任何條件，都必須描寫工農兵，尤其是‘必須描寫他們’……中的先進人物。”不能寫就擱筆。
何其芳同誌在作家底腦袋上麵放下了三根棍子……
誰的作品裏寫的工農兵生活不是一帆風順的勝利故事，那就是歪曲了革命，是小資屋階級。……誰的作品裏寫的工農兵也有“落後”的思想情緒……那就歪曲了工農兵，是小資產階級。誰的作品裏把敵人寫得複雜一點，不像紙人一樣，空空洞洞，一碰就倒，那就是立場不穩。
在這種理論批評稀薄支配之下，創作隻能走公式化、概念化的獨木小橋。……
我很願意改造我自己，在實踐中一步一步地爭做毛主席底一個小學生，但我卻不能按照何其芳林默涵同誌等所解釋的“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也就是他們自己獨出心裁所建立的理論改造我自己。
在文章最後，胡風的總結中，他提出著名的所謂“五把理論刀子”的問題。這是最令人觸目驚心的，也是遭到最嚴厲批判的觀點，現將它摘引如下：
“在這個頑強的宗派主義地盤上麵，僅僅通過林默涵、何其芳同誌對我的批評所看到的，在讀者和作家頭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論’刀子”：
作家要從事創作實踐，非得首先具有完美無缺的共產主義世界觀不可，否則，不可能望見這個‘世界觀”“一元化”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底影子，……
“隻有工農兵底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
“隻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創作，……”
“隻有過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隻有‘繼承’並‘發揚’‘優秀的傳統’才能克服新文藝底缺點，如果要接受國際革命文藝和現實主義文藝底經驗，那就是‘拜倒於資產階級文藝之前’。”題材有重要與否之分，題材能決定作品的價值……”1
胡風認為，作家是個人，他通過 對生活的感觸，表現 對社會的批判的認識、思考和態度，不是按政治、政策需要寫作，不是按教條寫作。作家要關心社會，同時要用自己的眼光來觀察一切。作家的寫作不應有統一標準。所以他說：“在這五道刀光的籠罩之下，還有什麽作家與現實的結合，還有什麽現實主義，還有什麽創作實踐可言？”這正說明胡風繼承了魯迅的獨立人格和獨立的文藝思想。他認為， “問題不在這五把刀子，而是在那個隨心所欲地操縱著這五把刀子的宗派主義。”
1954年7月22日，胡風把這“三十萬言書”的報告，托中央文教委員會副主任習仲勳轉呈中共中央政治局。
同年10月，發生了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問題，批評《文藝報》編者向資產階級投降，以貴族老爺態度壓製新生力量，壓製“小人物”。10月底到12月初，全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協主席團聯合召開八次擴大會議，批評俞平伯和《文藝報》負責人。胡風對《文藝報》本來就很反感。他作為 文聯委員和作協理事在會上作了兩次發言，指責《文藝報》對 阿壟、路翎、魯藜等青年作家的批評，是資產階級對馬克思主義的進攻，是壓製新生力量。可是胡風的發言，引起了許多人的反感，認為他是借批評《文藝報》的時機發泄私憤。11月25日，文聯作協第六次擴大聯席會議，就有人在發言中反駁胡風。12月8日，第八次擴大會議，《紅樓夢》研究問題的討論告一段落，轉入對胡適思想的批判。在這次會上，周揚作的具有總結性質和動員性質的發言《我們必須戰鬥》，專門有一節講“胡風先生的觀點和我們的觀點之間的分歧”。會後，報紙上一麵發表周揚的發言，一麵發表胡風的發言。實際上在開展批判胡適思想的同時，在文藝界開始了對胡風的公開批判。1955年1月11日 ，胡風寫了《我的自我批判》的檢討。他承認自己在有些根本問題上違反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的文藝方針。但是，有關當局並不饒他。
1955年1月，中宣部給黨中央寫了《關於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並建議公布胡風送交黨中央的《意見書》。1月26日，中共中央在宣傳部的報告上指示說：“胡風的文藝思想是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錯誤思想。”還說胡風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長期進行反黨反人民的活動，必須加以徹底批判。各級黨委必須重視這一思想鬥爭，把它作為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一個重大鬥爭來看待，把它作為黨內外宣傳唯物論反對唯心論的一項工作來看待。中共中央將胡風的《意見書》交中國作協主席團處理。作協主席團將胡風的《意見書》和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印成專冊，隨《文藝報》1955年第一、二期附發。
各級黨委根據中央指示作了批判胡風思想的部署，各地都分別召開作家、文藝工作者、大專院校有關教師開座談會和討論會。同時，從1月至4月，中央和地方報刊發表文章公開批判胡風的《意見書》。其中最有權威性的是《人民日報》4月1日發表的郭沫若的文章《反社會主義的胡風綱領》。文章認為胡風在《意見書》中所說的“五把‘理論’刀子”，是胡風對社會主義文藝的綱領——即反對作家具有共產主義世界觀，反對寫工農兵生活，反對作家改造思想，反對民族形式，反對寫有重大意義的題材。批判文章的調子越來越高，言辭越來越尖銳。
4月13日，胡風原來的朋友舒蕪應《人民日報》一位編輯之約，寫了一篇題為《胡風文藝界思想反黨反人民的實質》的文章，其中引用了胡風給他信中的一些話。但負責審稿的林默涵不準發表，而要舒蕪整理胡風的信件，以說明胡風“一貫反對和抵製我們黨對文藝運動的領導。” 舒蕪奉命拿出了胡風40年代給他的信。信被帶回報社。信和胡風的檢討，又送到了毛澤東那裏。他大筆一揮，定胡風等人為“反黨集團”。形勢驟然巨變，連胡風論敵的周揚等人也毫無思想準備。
有材料說：此前《文藝報》負責人康濯，為批判胡風的“反動文藝觀、世界觀”寫按語，送到毛澤東那裏審批，毛澤東說：“要不得，不能用，胡風怎麽隻是個文藝觀、世界觀問題？他們是一個反革命陰謀集團……”1
此時，“反革命”的帽子暫時放一放，先扣上“反黨集團”的帽子再說。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5月初，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和公安部組成胡風專案組，按新的調子重新組織材料。公安部的人員調查胡風的曆史，以證明他的反革命曆史。中央宣傳部的人員向各地發通知，收集有關信件，準備推出新的證明。
到1955年5月13日，由毛澤東決定，《人民日報》公布了所謂《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也就是胡風的檢討和舒蕪交出的信件。胡風問題的性質便起了根本性的變化。
這些材料是根據舒蕪交出的1943年至1950年胡風寫給他的34封信的內容摘編的。材料分為四類：
一、胡風一貫反對和抵製中國共產黨對文藝運動的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
二、胡風一貫反對和抵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和由黨和非黨進步作家組成的革命文學隊伍；
三、胡風為了以上兩個目的，進行了一係列的宗派活動；
四、狂妄的個人野心和唯心主義世界觀是胡風一切活動的思想基礎。
在《人民日報》第二版發表胡風的《我的自我批判》時，還加了一大段毛澤東親自寫的編者按語：
“胡風的這篇在今年一月寫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寫了“附記”的《我的自我批判》，我們到現在才把它和舒蕪的那篇《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一同發表，是有這樣一個理由的，就是不讓胡風利用我們的報紙繼續欺騙讀者。從舒蕪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讀者可以看出，胡風和地所領導的反黨反人民的文藝集團是怎樣老早就敵對、仇視和痛恨中國共產黨和非黨的進步作家。讀者從胡風寫給舒蕪的那些信上，難道可以嗅得出一絲一毫的革命氣味來嗎？從這些信上發散出來的氣味，難道不是同我們曾經從國民黨特務機關出版的《社會新聞》、《新聞天地》一類刊物上嗅到過的一模一樣嗎？什麽“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和立場”，什麽“在民主要求的觀點上，和封建傳統反抗的各種傾向的現實主義文藝”，什麽“和人民共命運的立場”，什麽“革命的人道主義精神”，什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什麽“符合黨的政治綱領”，什麽“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我個人二十多年來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這種種話，能夠使人相信嗎？如果不是打著假招牌，是一個真正有“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和立場”的知識分子（這種人在中國成千成萬，他們是和中國共產黨合作並願意受黨領導的），會對黨和進步作家采取那樣敵對、仇視和痛恨的態度嗎？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胡風反黨集團中像舒蕪那樣被欺騙而不願永遠跟著胡風跑的人，可能還有，他們應當向黨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風的材料。隱瞞是不能持久的，總有天會暴露出來。從進攻轉變為退卻（即檢討）的策略，也是騙不過人的。檢討要像舒蕪那樣的檢討，假檢討是不行的。路翎應當得到胡風更多的密信，我們希望他交出來。一切和胡風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應當交出來，交出比保存或銷毀更好些。胡風應當做剝去假麵的工作，而不是騙人的檢討。剝去假麵，揭露真相，幫助黨徹底弄清胡風及其反黨集團的全部情況，從此做個真正的人，是胡風及胡風派每一個人的唯一出路。”2
這個按語中的有些話，如“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隱瞞是不能持久的，總有天會暴露出來。從進攻轉變為退卻（即檢討）的策略，也是騙不過人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紅衛兵”經常引用的“最高指示”。按語中還公開號召：“一切和胡風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應當交出來，交出比保存或銷毀更好些。”也就是說，叫有關人員交出私人信件，以便找到更多的胡風“反黨證據”這種搞法，是對憲法的公然踐踏。
《人民日報》還給信中的一些詞語加了注解和說明，指明問題的嚴重性，例如說胡風把中國共產黨對文藝運動的思想領導稱為“機械論和統治勢力”，號召他的集團中的人要“費點力氣”把它從根“動搖”；胡風把鬥爭矛頭指向文藝運動的領導，鼓動他的集團成員“與陣地共存亡”；胡風要“以天下為己任”，妄想以他個人和他的集團的麵貌來改造黨所領導的文學隊伍；胡風的信，使人強烈地感到“反共反馬克思主義氣息，卑鄙的個人野心氣味”。
這批材料的四個小標題和說明，雖然還限製在“文藝思想、文藝運動”的範圍內，但胡風和他的“宗派集團”的“反共反革命”的性質已經確定無疑的了。
在5月13日發表《材料》的當天中午，毛澤東就告訴周揚：要逮捕胡風。但胡風是全國人大代表，要逮捕他需得辦些手續。5月18日，人大常委會批準將胡風逮捕。
其實，在這之前兩天的5月16日夜，胡風和夫人梅誌就被逮捕了。當夜，胡風被蒙上眼睛，捆住雙手，送進監獄。本來，因文藝觀點不同就遭逮捕是完全違反憲法的，逮捕胡風不經過司法程序，也是違法，而人大常委會批準之前就將胡風實施逮捕，不僅是違法，連走程序的形式也不顧了。既然毛澤東下令要逮捕，他的話高於憲法和法律，那你毛澤東在不到一年前通過憲法幹什麽呢？你信誓旦旦說什麽憲法“通過以後，全國人民每一個人都要實行，特別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要帶頭實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實行。不實行就是違反憲法。”1這不是在扇自己的嘴巴嗎？
接著胡風被捕之後，在北京被捕的還有路翎、牛漢、徐放、綠原、謝韜、劉雪葦、杜穀……分住在各地的所謂“胡風分子”，天津的阿壟等，上海的賈植芳等，南京的化鐵等，杭州的方然等。據後來的統計，因“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受觸及的2100多人，遭逮捕的92人，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78人，其中受到勞動教養、下放勞動處理的61 人，被判刑的有胡風和天津的阿壟、上海的賈植芳3人。
5月18日的《人民日報》上，毛澤東親擬《提高警惕，揭露胡風》總標題，開辟專欄批判胡風。
同年5月24日，《人民日報》公布了這個“反黨集團”的 第二批材料。這是根據在1949年後，胡風和他的“集團”成員之間往來的68封信摘編的。編者按：集中這幾年的信，是因為“有些同情胡風、或者口頭上反對胡風但內心是同情胡風的人們在說，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據此定罪。那麽，好罷，現在請看第二批材料。”“反革命的胡風分子同其他公開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樣，他們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權的複辟和人民革命政權的倒台的。這就是他們要‘等待’的‘時機’”。這批材料分為三部分：
第一，胡風對中國共產黨和黨的領導、對毛澤東同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文藝界的汙蔑和攻擊；
第二，胡風如何擴大以他為首的反動集團的組織，建立據點，派遣他的集團分子打進中共黨內進行偷竊文件、探聽情況等反革命活動。
1、胡風采取種種手段，“聯絡人”，為他的集團的分子安插活動地盤，指揮他們的活動；
2、胡風和他的反動集團使用陰謀手段，建立活動據點，竭力擴大他們的影響；
3、胡風派遣他的集團的分子打進黨內進行偷竊文件探聽情況等反革命活動；
第三、胡風如何指揮他的反動集團分子向黨和黨所領導的文藝戰線發動猖狂的進攻，並在進攻失敗以後，如何布置退卻，掩護自己，以待時機。
1、胡風指揮他那個反動集團的分子用卑鄙無恥的手段攻擊《文藝報》，企圖達到不準批評胡風的目的；
2、胡風指示路翎用狡詐手段欺騙領導同誌，並掩蓋胡風集團的真麵目；
3、胡風動員他的反動集團的力量，準備向黨進行瘋狂的進攻；
4、胡風在瘋狂進攻中的布置；
5、胡風在進攻後布置他的反動集團如何退卻、如何掩護自己等待時機，卷土重來；
從胡風的68封信中，整理材料的那些人，便分別歸成了這樣幾類，經過毛澤東等人的審定，以這樣赫然醒目的麵貌，出現在幾億讀者麵前。
這批材料除了分類標題和注釋以外，還加了毛澤東寫的《人民日報》的“編者按”。現摘錄兩篇。一篇是毛澤東親自在胡風1950年8月13日給張中曉的信前寫的的按語：
胡風所謂“輿論一律”，是指不許反革命分子發表反革命意見。這是確實的，我們的製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隻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我們在人民內部，是允許輿論不一律的，這就是批評的自由，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自由，宣傳有神論和宣傳無神論（即唯物論）的自由。一個社會，無論何時，總有先進和落後兩種人們、兩種意見矛盾地存在著和鬥爭著，總是先進的意見克服落後的意見，要想使“輿論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該的。隻有充分地發揚先進的東西去克服落後的東西，才能使社會前進。但是在國際國內尚有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的時代，奪取了國家權力的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必須鎮壓一切反革命階級、集團和個人對於革命的反抗，製止他們的複辟動，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論自由去達到他們的反革命目的。這就使胡風等類反革命分子感到“輿論一律”對於他們的不方便。他們感到不方便，正是我們的目的，正是我們的方便。我們的輿論，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內部，允許先進的人們和落後的人們自由利用我們的報紙、刊物、講壇等等去競賽，以期由先進的人們以民主和說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後的人們，克服落後的思想和製度。一種矛盾克服了，又會產生新矛盾，又是這樣去競賽。這樣，社會就會不斷地前進。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律。克服了矛盾，暫時間於一律了；但不久又會產生新矛盾，又不一律，又須要克服。在人民與反革命之間的矛盾，則是人民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領導之下對於反革命的專政。在這裏，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專政即獨裁的方法，即隻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這裏不但輿論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在這個問題上，胡風等類的反革命分子好像振振有詞；有些糊塗的人們在聽了這些反革命論調之後，也好像覺得自己有些理虧了。你看，“輿論一律”，或者說，“沒有輿論”，或者說，“壓製自由”，豈不是很難聽的嗎？他們分不清楚人民的內部和外部兩個不同的範疇。在內部，壓製自由，壓製人民對黨和政府的錯誤缺點的批評，壓製學術界的自由討論，是犯罪的行為。這是我們的製度。而這些，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則是合法的行為。在外部，放縱反革命亂說亂動是犯罪的行為，而專政是合法的行為。這是我們的製度。資本主義國家正相反，那裏是資產階級專政，不許革命人民亂說亂動，隻叫他們規規矩矩。剝削者和反革命者無論何時何地總是少數，被剝削者和革命者總是多數，因此，後者的專政就有充分的道理，而前者則總是理虧的。胡風又說：“絕大多數讀者都在某種組織生活中，那裏空氣是強迫人的。”我們在人民內部，反對強迫命令方法，堅持民主說服方法，那裏的空氣應當是自由的，“強迫人”是錯誤的。“絕大多數讀者都在某種組織生活中”，這是極大的好事。這種好事，幾千年沒有過，僅在共產黨領導人民作了長期的艱苦的鬥爭之後，人民方才取得了將自己由利於反動派剝削壓迫的散沙狀態改變為團結狀態的這種可能性，並且於革命勝利後幾年之內實現了這種人民的大團結。胡風所說的“強迫人”，是指強迫反革命方麵的人。他們確是膽戰心驚，感到“小媳婦一樣，經常的怕挨打”，“咳一聲都有人錄音”。我們認為這也是極大的好事。這種好事，也是幾千年沒有過，僅在共產黨領導人民作了長期艱苦鬥爭之後，才使得這些壞蛋感覺這麽難受。一句話，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我們每年的國慶節，首先就是慶祝這件事。胡風又說：“文藝問題也實在以機械論最省力。”這裏的“機械論”是辯證唯物論的反話，“最省力”是他的瞎說。世界上隻有唯心論和形而上學最省力，因為它可以由人們瞎說一氣，不要根據客觀實際，也不受客觀實際檢查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則要用氣力，它要根據客觀實際，並受客觀實際檢查，不用氣力就會滑到唯心論和形而上學方麵去。胡風在這封信裏提出了三個原時性的問題，我們認為有加以詳細駁斥的必要。胡風在這封信裏還說到：“目前到處有反抗的情緒，到處有進一步的要求”，他是在一九五0年說的。那時，在大陸上剛剛消滅了蔣介石的主要軍事力量，還有許多化為土匪的反革命武裝正待肅清，大規模的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的運動還沒有開始，文化教育界也還沒有進行整頓工作，胡風的話確實反映了那時的情況，不過他沒有說完全。說完全應當是這樣：目前到處有反革命反抗革命的情緒，到處有反革命對於革命的各種搗亂性的進一步的要求。1
另一篇是毛澤東在胡風1954年11月14給方然的信前寫的按語：
宗派，我們的祖宗叫作“朋黨”，現在的人也叫小‘圈子”，又叫“攤子”，我們聽得很熟的。幹這種事情的人們，為了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往往說別人有宗派，有宗派的人是不正派的，而自己則是正派的，正派的人是沒有宗派的。胡風所領導的一批人，據說都是“青年作家”和“革命作家”，被一個具有“資產階級理論”“造成獨立王國”的共產黨宗派所“仇視”和“迫害”，因此，他們要報仇。《文藝報》問題，“不過是抓到的一個缺口”，這個“問題不是孤立的”，很需要由此“拖到全麵”，“透出這是一個宗派主義統治的問題”，而且是“宗派和軍閥統治”。問題這樣嚴重，為了掃蕩起見，他們就“拋出”了不少的東西。這樣一來，胡風這批人就引人注意了。許多人認真一查，查出了他們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集團。過去說是“小集團”，不對了，他們的人很不少。過去說是一批單純的文化人，不對了，他們的人鑽進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部門裏。過去說他們好像是一批明火執仗的革命黨，不對了，他們的人大都是有嚴重問題的。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由這些人做骨幹組成了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的獨立王國。這個反革命派別和地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複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他們隨時隨地尋找我們的缺點，作為他們進行破壞活動的借口。哪個地方有他們的人，哪個地方就會生出一些古怪問題來。這個反革命集團，在解放以後是發展了，如果不加製止，還會發展下去。現在查出了胡風們的底子，許多現象就得到了合理的理解，他們的活動就可以製止了。”2
這就給胡風等人問題的性質、“集團”成員的政治成份以及他們的政治目的，都作了極為嚴重的定論。
5月25日，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作家協會主席團又一次召開聯席擴大會議。文聯主席郭沫若主持會議致開幕詞。他說：“到了今天，全國人民正在集中力量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時候，而像胡風這樣的知識分子竟還公然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有組織地來進行內部破壞，這是怎麽也不能容忍的。今天對於怙惡不悛、明知故犯的反革命分子必須加以鎮壓，而且鎮壓得必須比解放初期更加嚴厲。在這樣的認識上，我完全讚成好些機構和朋友們的建議：撤銷胡風所擔任的一切公眾職務，把他作為反革命分子來依法處理。”作為文藝界領袖、社會聲望很高的郭沫若這麽一講表明，胡風已遭鎮壓了。如果不是，他憑什麽講“我完全讚成好些機構和朋友們的建議，把胡風作為反革命分子來依法處理”？郭沫若的調子可是唱得夠高的了，同意鎮壓也就罷了，連毛澤東也還沒有講要更加從嚴，他卻要講“鎮壓得必須比解放初期更加嚴厲。”有什麽法律根據呢？這也可略見曆次整知識分子的運動中郭沫若表現之“積極”，難怪人們對他的這等作為十分鄙視。最後，他也逃不出毛澤東的批判。
5月31日，《人民日報》出現通欄標題：《堅決徹底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以四個版的篇幅，發表十幾篇批判胡風的文章。此後由“反黨集團 ”升級為“反革命集團”了。一個因私人信件為罪證而定名的“反革命集團”，便刻劃在中國的當代史上。
同年6月10日，《人民日報》公布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並在第一版發表題為《必須從胡風事件吸取教訓》的社論，強調了胡風集團的“反革命性質”：“今天本報發表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進一步證明胡風和他的一夥是同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匪幫有密切聯係的反革命分子……
“現在胡風集團的假麵目已被完全揭穿了。胡風分子到底是一些什麽人，現在大體有了眉目。可以說，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分子反動軍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自首變節分子，就是這個集團的基本骨幹。”
第三批材料分為六個部分：
一、胡風和胡風集團與國民黨特務早就有密切聯係，胡風、阿壟等是蔣介石國民黨的忠實走狗，他們衷心擁護或者積極參與了蔣匪發動的反人民的內戰，他們妄想“肅清”中國人民解放軍，對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表現了強烈的仇恨和恐懼；
二、胡風集團在全國解放後不斷地秘密商議，製定反革命的策略和計劃，向黨和人民猖狂進攻；
三、胡風分子千方百計打入共產黨內，取得黨員稱號，以便竊取黨內文件，探聽黨內情況，報告胡風，向胡風表示無限忠誠，對黨采取欺騙手段，裏應外合地從事各種反革命活動；
四、胡風集團從他們的反革命立場和反動“理論”出發，詆毀黨的文藝方針、文化政策，仇視黨所發動的對於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和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宣傳；
五、胡風集團分子異口同聲地用種種惡毒的和下流的詞句咒罵革命文藝界的黨和領導，咒罵革命文藝工作者和他們的作品，咒罵黨和革命文藝界對於他們的批評。
六、胡風集團瘋狂地仇恨人民民主專政和新社會的一切。夢想中國共產黨和人民革命政權的滅亡。
第三批材料除了注解，還加了19段毛澤東為《人民日報》寫的編者按語，進一步斷定胡風等人“是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的忠實走狗”，他們偽裝革命，潛藏在進步人民內部、采取各種“反革命策略”，幹著反革命勾當。所以，“一切革命黨人決不能輕視他們，決不能麻痹大意，必須大大提高人民的政治警惕性，才能對付和肅清他們。”
這三批材料不久被匯集成冊，書名這《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毛澤東親自為該書寫了序言，並將第一、二批材料中的“反黨集團”字樣一律改為“反革命集團”。這本小冊子當時印了700多萬冊。序言照錄如下：
為應廣大讀者的需要，我們現在將《人民日報》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至六月十日期間所發表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三批料和《人民日報》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月的社論編在一起，交人民出版社出版，書名就叫《關於胡風反革命命集團的材料》。在這本書中，我們仍然印了胡風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作為讀者研究這個反革命兩麵派的一項資料，不過把它改為附件，印在舒蕪那篇“材料”的後麵。我們對三篇“材料”的按語和注文，作了少數文字上的修改。我們在第二篇“材料”中修改了一些注文，增加了一些注文，又增加了兩個按語。第一、第二兩篇題目中的“反黨集團”字樣，統照第三篇那樣，改為“反革命集團”，以歸一律。此外，一切照舊。
估計到本書的出版，如同《人民日報》發表這些材料一樣，將為兩方麵的人們所注意。一方麵，反革命分子將注意它。一方麵，廣大人民將更加注意。
反革命分子和有某些反革命情緒的人們，將從胡風分子的那些通信中得到共鳴。胡風和胡風分子確是一切反革命階級、集團和個人的代言人，他們咒罵革命的話和他們的活動策略，將為一切能得到這本書的反革命分子所欣賞，並從這裏得到某些反革命的階級鬥爭的教育。但是不論怎麽樣，總是無救於他們的滅亡的。胡風分子的這些文件，如同他們的靠山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一切反對中國人民的反革命文件一樣，並不是成功的紀錄，而隻是失敗的紀錄，他們沒有挽救他們自己集團的滅亡。
廣大人民群眾很需要這樣一部材料。反革命分子怎樣耍兩麵派手法呢？他們怎樣以假象欺騙我們，而在暗裏卻幹著我們意料不到的事情呢？這一切，成千成萬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就是因為這個原故，許多反革命分子鑽進我們的隊伍中來了。我們的人眼睛不亮，不善於辨別好人和壞人。我們善於辨別在正常情況之下從事活動的好人和壞人，但是我們不善於辨別在特殊情況下從事活動的某些人們。胡風分子是以偽裝出現的反革命分子，他們給人以假象，而將真象蔭蔽著。但是他們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將其真象蔭蔽得十分徹底。作為一個集團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後，他們和我們的爭論已有多次了。他們的言論、行動，不但跟共產黨人不相同，跟廣大的黨外革命者和民主人士也是不相同的。最近的大暴露，不過是抓住了他們的大批真憑實據而已。就胡風分子的許多個別的人來說，我們所以受他們欺騙，則是因為我們的黨組織，國家機關，人民團體，文化教育機關，或企業機關，當著接收他們的時候，缺乏嚴格的審查。也因為我們過去是處在革命的大風暴時期，我們是勝利者，各種人都向我們靠攏，未免泥沙俱下，魚龍混雜，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作一次徹底的清理。還因為辨別和清理壞人這件事，是要依靠領導機關的正確指導和廣大群眾的高度覺悟相結合才能辦到，而我們過去在這方麵的工作是有缺點的。凡此種種，都是教訓。
我們所以重視胡風事件，就是要用這個事件向廣大人民群眾，首先是向具有閱讀能力的工作幹部和知識分子進行教育，向他們推薦這個“材料”，借以提高他們的覺悟程度。這個“材料”具有極大的尖銳性和鮮明性，十分引人注意。反革命分子固然注意它，革命人民尤其注意它。隻要廣大的革命人民從這個事件和材料學得了一些東西，激發了革命熱情，提高了辨別能力，各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會被我們一步一步地清查出來的。1
三批材料的公布，人們大為震驚。毛澤東還指示陸定一“打紙版各地照印”。2接著便在全國開展了一場“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
毛澤東發動這次對於胡風的批判，不再是文藝思想的批判，也不是對胡風個人和與胡風有關的“小集團”的批判，而是以胡風問題作由頭，在知識分子中搞一次類似鎮壓反革命那樣的聲勢猛烈的對敵鬥爭。於是全國性大規模的“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的肅清反革命運動，就轟轟烈烈在開展起來了。凡與胡風有過關係的，同事的，寫過信的，向他主辦的刊物投過稿的，還有隻是讀過胡風文章或聽過胡風報告的等等，都成了審查對象。有材料說：“全國被清查、揪鬥的達十餘萬人，被捕入獄的一萬多人。”3
1955年5月18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逮捕了胡風。5月25日，全國文聯主席團和作協主席團聯席擴大會議通過決議，開除胡風的中國作協會籍，撤銷他的文聯委員、作協理事和《人民文學》編委的職務。
胡風被監禁在北京秦城監獄，一直沒有宣判。到了1957年，毛澤東催促對胡風公審判決，可是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都有認為把胡風集團定性為反革命集團根據不足。羅瑞卿召集兩院長開會，說“把胡風集團作為與美蔣密切聯係的反革命集團是有些勉強，但這是毛主席親自定的，大家看怎麽辦？”“還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見書辦吧，反正是反革命嘛！”陸定一也說：“胡風本來是個老右派嘛！”41965年 11月，為了向全國人民有個交待，要對胡風公審，公安部要胡風服從判決、不上訴為條件換取監外執行，就可以回家。可是胡風就是不肯認罪去換取寬大。於是，胡風被指控“陰謀顛覆人民民主專政”、“企圖篡奪文藝領導，觸犯了反革命條例”，人民法院判處他14年徒刑。此時胡風已監禁10年，餘下4年，監外執行。12月底，胡風出獄。1966年2月全家團聚過了一個春節。春節過後，胡風由夫人梅誌陪同被押送至四川成都，9月，到蘆山縣苗溪勞改農場。1967年11月，胡風又被押解到成都公安廳看守所，1969年又加判為無期徒刑。1970年，四川省革委會人保組以“現行反革命”罪加判胡風無期徒刑，並且不準上訴。“四人幫”被粉碎後，1978年底撤銷對胡風的無期徒刑的判決，宣布釋放。1979年1月，胡風被釋放出獄，2月，四川省公安廳宣布，原四川省革委會人保組以所判胡風無期徒刑無效。胡風被剝奪自由25年。
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轉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黨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的複查報告的通知中，宣布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平反。通知說：“‘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是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將有錯誤言論、宗派活動的一些同誌定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團的一件錯案。中央決定，予以平反。凡定為胡風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複名譽，從平反之日起恢複原工資待遇，本人曆史上有其他問題的，是什麽問題就按什麽問題作結論，並由原單位妥善做好對他們的安置工作。凡經過法律程序判決的，建議由原經辦的法院依法撤銷原判。凡因‘胡風問題’受到株連的，要徹底糾正。”此時，對胡風的平反，隻限於“反革命”冤案，仍對其文藝思想研究等方麵留有尾巴。1981年，胡風被補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中國藝術院顧問。1985年6月8日，胡風因患癌症逝世，終年83歲。
1985年5月，公安部對胡風政治曆史中遺留的幾個問題進行了複查，予以平反撤銷，並經中共中央書記處同意，向有關部門發了通報。1988年6月18日（胡風去世三年後），中共中央辦公廳又發出《關於為胡風同誌進一步平反的補充通知》，通報了經過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同意的有關胡風文藝思想等方麵的幾個問題的複查意見。關於“五把刀子”問題，補充通知說，“經複查，這個論斷與胡風同誌的原意有出入，應予撤銷”。關於“宗派活動”問題，補充通知說，“本著曆史問題宜粗不宜細和團結起來向前看的精神，可不在中央文件中對這類問題作出政治性的結論。這個問題應從《通知》中撤銷”。關於胡風的文藝思想和主張，補充通知說，“應按照憲法關於學術自由、批評自由的規定和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嗚’的方針，由文藝界和廣大讀者通過科學的正常的文藝批評和討論，求得正確解決，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決斷。這個問題也從《通知》中撤銷”。
胡風的冤案徹底平反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和《文藝評論》編輯部於同年7月邀請有關學者座談，對胡風文藝界思想進行了重新評價。有的認為，胡風“是中國革命文藝史上不可多得的文藝理論家”，他所闡述的“到處都有生活”，作家要有“人格力量、作家要擁抱人生等原則，尊重了文學創作的特點。而我們過去在文藝學方麵，往往隻強調作品與社會生活的關係，不大重視文藝自身的規律，胡風恰恰在這方麵做出了非常有益的研究，並保持了獨立的學術品格。而科學研究的基本要求，便是有獨立思考的精神。
法學家郭道暉指出 ：“ 胡風事件之違反憲法，尤其突出地表現在以思想定罪上。根據憲法，公民有言論自由的權利，有進行科學研究、文藝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胡風事件之違反憲法，還表現在它未經合法程序就將胡風等人逮捕、關押、判刑。憲法明確規定有公開審理、被告人有辯護權、法院檢察院獨立行使職權以及隻服從法律等條文，而給胡風定罪的過程，卻全憑領導人的一句話；就是已經得知有些情況搞錯了，也要將錯就錯，一錯到底。”1
毛澤東自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從對待胡風事件上可以看出，他親手製定的全國人民都視為神聖的憲法，是根本就不當一回事的。“文化大革命”中，甚至由最高立法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出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也可不經任何法定程序，由他任意打倒並置於死地。由此看來，他是不要講憲法的了。可是，也不完全是，為他自己，他有時也是用得著憲法的。那就是1964年12月 ，因對他提出“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觀點，劉少奇提出了一些疑問，毛澤東就生氣了。對鄧小平，則是由於要開一次工作會議，鄧小平以為這是一般的匯報會，出於好意地說，毛主席身體不好可以不必參加了。毛澤東對此很不高興。他說：一個（指鄧小平）不叫我參加會，一個（指劉少奇）不叫我講話。12月28日，中央工作會議在人民大會堂繼續舉開會。毛澤東手裏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國共產黨黨章》兩本小書進了會場，他指著這兩麵本小書說：請你們回去也找黨章和憲法看一下，那是講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他還說，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如果說算的話，那麽有沒有言論自由？準不準許我們講幾句話？1毛澤東對當時的劉少奇和鄧小平的說法，是誤解了，用不著拿出憲法來。但毛澤東這一段話是說得不錯的。憲法“是講民主自由的”，這之前對胡風，這之後對彭德懷、劉少奇，毛澤東為什麽就不“講民主自由”了呢？為什麽“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呢？胡風和彭德懷、劉少奇，他們“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如果說算的話，那麽“有沒有言論自由？”“準不準許”他們“講幾句話？”
後人的評說
一、 進諫忠言者怎樣變成了囚徒？
戴知賢寫道：
為什麽文藝思想上的論爭會演化成為“反革命集團”案件，曆史在這裏玩弄著什麽樣的魔術？……
當然，錯案的釀成，胡風及其友人們也應負一定責任。胡風的文藝觀點不能說完全正確，沒有一點偏頗，曆來文藝界對他的批評，也不能認為都是錯誤的，不必要的。但胡風堅持己見，很少對自己理論上的欠缺和認識上的差錯作自我批評，致使爭論逐步激化。胡風和他的同派成員有較強烈的宗派情緒。他們對文藝界的領導人、黨員作家和一部分黨外著名作家，不尊重，不友好。這種排斥異己的做法，使自己陷於“孤獨作戰”的境地，而感到對象是一個“龐然的存在”。自外於大多數作家，稱自己一派為“我們”，稱同派以外的人為“他們”，這就很容易被認為是站在敵對者的立場。當然，宗派情緒不僅胡風一方有，批評者一方也有，而且往往和他們的政治地位、行政權力結合在一起，顯得更加專橫。這也正是使胡風感到憤慨的原因之一。
釀成錯案的主要原因，是黨在階級鬥爭問題上已經出現了“左”的傾向。這些傾向主要表現為主觀武斷和無限上綱——即在批判胡風等人的時候，隻憑某些似乎帶有政治色彩的語言或一些未經確證的材料，便輕率地下結論，加上嚴重的政治罪名，予以批判，甚至處以刑罰。
當時有些做法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的——任意查抄“胡風派”成員的家，把他們的私人信件公之於眾；有些做法不實事求是——把他信中的話語掐頭去尾，加以摘引，注解和按語又任意加以解釋和引伸。例如有一封信隻摘出三句話：“好的，讓人們瘋狂，從瘋狂裏滅亡。”編者就說，“胡風集團夢想中國共產黨和人民革命政權的滅亡”。這種牽強附會地強加罪名，在“材料”中隨處可見。胡風夫人梅誌在《胡風傳》中寫道：胡風說，“舒蕪將我在解放前寫給他的私信拿出來公開發表時，…… 這樣地斷章取義扣大帽子的做法，當時真有點經受不了。”
所謂“沒有經過確證的材料”，舉例來說：
一、說綠原是中美合作所的特務，事實是1944年5月，綠原在譯員訓練班受訓後，國民黨方麵曾要調他去中美合作所，但他沒有去。
二、說蘆甸是國民黨上校軍官，事實是蘆甸在1945年以前，在國民黨空軍士兵學校任區隊長時，軍銜是少尉而不是上校。而且他在1945年到達中原解放區參加革命，他向黨交代了這段曆史，1946年加入共產黨。他不是反動軍官。
三、說胡風、阿壟和國民黨特務早有“親密關係”。事實是賈植芳被捕，胡風聽人說阿壟認識北平警察局長陳焯，就寫信給阿壟，請他去找陳焯疏通關係。其實胡風、阿壟都不認識陳焯，阿壟找也沒有去找過陳焯，僅憑胡風這封信，就說他們與特務頭子關係密切。
當時就是根據這些沒有經過確證的材料，主觀武斷地給胡風等人下了政治結論，說他們是一個“以特務、漢奸、反動黨團骨幹、惡霸地主、反動軍官、革命叛徒和變節分子為骨幹的反革命集團”。1
二、胡風一案是典型的違憲事件
郭道暉寫道：
胡鳳一案是典型的違憲事件。
胡風事件的起因，與文藝界內部的某些曆史積怨有關。但此事釀成冤獄，卻是法治不彰，聽任個人獨斷專行的結果。當時新中國尚無刑法，隻有一個針對曆史反革命的懲治反革命條例。但考慮到1954年9月剛剛通過了憲法，應該說對胡風案也不是無法可依的。讓人意想不到的是，憲法製定幾個月後、既不經胡風本人同意，又未經調查取證核實，甚至沒有通過法院審判確定有罪，就將胡風及其他人的私人信件在報上公布，並在“編者按”中將其宣布為“反革命”，這實屬嚴重違憲事件。因為在憲法中明確規定了公民“通訊秘密受法律保護”的權利。公布私人信件，不僅侵犯了公民通訊自由與通訊秘密的權利，而且也侵犯了公民的隱私權。何況，僅僅根據私人信件，未作全麵調查核實（現已證實原編者按中許多都是捕風捉影、望文生義、張冠李戴、隨意引伸的斷語），就深文周納，故入人罪，這就連“先定後判”、“有罪推定”的法律程序也違反了。
胡風事件之違反憲法，尤其突出地表現在以思想定罪上。根據憲法，公民有言論自由的權利，有進行科學研究、文藝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隻要不是公開發表、散布嚴重危害社會與他人的言論，如危害國家安全、泄密、誹謗他人、教唆犯罪等，則均不構成犯罪。而胡風一案可說是開了新中國以言定罪、思想入罪之先例，其影響極其嚴重。
胡風事件之違反憲法，還表現在它未經合法程序就將胡風等人逮捕、關押、判刑。憲法明確規定有公開審理、被告人有辯護權、法院檢察院獨立行使職權以及隻服從法律等條文，而給胡風定罪的過程，卻全憑領導人的一句話；就是已經得知有些情況搞錯了，也要將錯就錯，一錯到底。2
5、改變八大關於主要矛盾的提法
1956年9月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國內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矛盾狀況和主要矛盾的變化作出了正確的規定和論述。八大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指出：“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製度的曆史已經基本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製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 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人民的當前 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
八大關於主要矛盾的提法，會前的文件毛澤東是看過的，八大的會毛澤東也是參加的。對八大主要文件政治報告的這一重大提法，毛澤東都沒有提出不同意見。這是莊嚴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文件，任何一個黨員都必須服從和遵守。然而，出乎人們意外，不久就被毛澤東否定了。
有許多論著都寫道：僅僅過了一年，在1957年9、10月間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改變了八大的提法，重提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1957年9月19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同誌討論三中全會總結時指出 ：“整個過渡時期，總的矛盾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即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 。”“去年所有製是革掉了，但人並沒有革掉，沒有改造，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是整個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對這個問題，與會的許多同誌不理解，認為與八大決議的提法不一致，希望能作些解釋。
10月7日，毛澤東在全會的組長會議上，對改變八大論斷的原因作了說明。他說：有兩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集中打倒國民黨，對民族資產階級和個體經濟采取保護的方針，隻是在黨內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第二次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產階級，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這在理論上是沒有問題的。社會主義進行了一半，私有製搞掉了，政權拿到無產階級手裏，但是上層建築問題（政治戰線與思想意識形態）還沒有解決。從1953年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起，給了資本主義經濟以嚴重的打擊，基本上改變 了所有製，反映到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決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現在看這也沒有錯。基本上解決，並不是完全解決，所有製解決了，政治思想上還沒有解決。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富裕中農中的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沒有看清楚，所以那時對階級鬥爭強調不夠，因為他們表現服服貼貼；現在他們又造反，所以又要強調。
10月9日，毛澤東在全體會議上講：“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我們現在的任務跟過去不 同了。過去主要是無產階級領導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那個任務已經完結了。那麽，現在的主要矛盾是什麽呢？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革命的鋒芒是對著資產階級，同時變更小生產製度即實行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概括地說，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1
毛澤東為什麽要修改八大關於主要矛盾的論斷？據薄一波的分析：有國內原因，也有國際原因。國際方麵，波匈事件對毛澤東和我們黨的影響和震動太大了，仿佛中國也存在著這種現實的危險，再加上國內有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利用幫助黨整風的機會發動進攻，就更加重了這種危機感。由於偏重階級鬥爭的角度去觀察問題，於是就認為八大關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的論斷不妥當了，重新提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1
以上說毛澤東改變八大決議的提法，是在一年之後，因有國外的波匈事件和國內的右派進攻。似乎根據還是很充分的，現在，根據王光美的回憶，毛澤東改變八大決議的提法，不是在一年之後，而是在八大會議之後的第三天。王光美說：“黨的八大結束之後第三天，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對劉少奇說，黨的八大關於我國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確。少奇十分震驚，隻答道：‘呦，《決議》已通過公布了，怎麽辦？’毛主席在黨的八大前和會議期間從沒有提出過異議，現在的意思再明確不過了，意味著全黨工作中心仍是階級鬥爭，而非經濟建設。”2這不僅令劉少奇當時感到震驚，就是50年之後，也令廣大群眾感到震驚。毛澤東為什麽要這樣會議剛結束就推翻？為什麽會前和會議期間不提出來？有為毛澤東辯護的人說，是因為“波匈事件對毛澤東和我們黨的影響和震動太大了”？八大會議後的第三天是1956年10月1日，此前隻有6月間發生過波蘭的波茲南騷亂，匈牙利事件還沒有發生，匈牙利事件是在這之後二十多天的10月23日到31日才發生的。怎麽能把這之後發生的事說成是“對毛澤東和我們黨的影響和震動太大了”呢？還有的說，是因為“國內有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利用幫助黨整風的機會發動進攻”嗎？那時黨還沒有提出整風呢？反右派鬥爭是第二年1957年6月以後才有的。何來“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利用幫助黨整風的機會發動進攻？”黨的八大會議，毛澤東親自參加了的，八大決議是大會一致通過的，毛澤東是舉了手的，為什麽一個人要否定全黨最高權力機構作出的決議？這是個人淩駕於組織之上、淩駕於全黨之上的行為。也是出爾反爾、又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
其實，從毛澤東前後一貫的思想來看，他是一點彎也沒有轉。他是一貫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接著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其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
1949年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定革命勝利後的總路線是：“迅速地恢複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這說明，要實現 這種轉變，必須有一個相當長時期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也說明，建國後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一切工作“都要圍繞著生產建設這個中心工作並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這可以說是當時全黨的共識。可是毛澤東卻另有想法。據黃克誠回憶，全會剛開過不久，他向毛澤東匯報天津工作時，毛澤東問他：“你認為今後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務是什麽？”黃克誠毫不猶豫地回答說：“當然是發展生產”。毛澤東很嚴肅地搖了搖頭說：“不對，主要任務還是階級鬥爭，要解決同資產階級鬥爭的問題。”3可見，全會的決定、公開的文件所說的也就是全黨的共識是一回事，毛澤東本人所想、當時又不便講的是另一回事。“主要任務還是階級鬥爭，要解決同資產階級鬥爭的問題。”這一思想，從建國前開始 就是明確的。到後來，否定八大關於主要矛盾的決議，就不是偶然的了。
對此 ，毛澤東自己後來講得更明確。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在講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之後說：“‘八大’的決議沒有提這個問題。‘八大’決議上有那麽一段，講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種提法是不對的。我們在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全國勝利以後，國內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國外是中國和帝國主義的矛盾。後頭沒有公開提，但是事實上在那裏做了，革命已經轉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幹的就是社會主義革命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會主義革命，主要是生產資料所有製方麵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基本完成 。這是尖銳的階級鬥爭。”4
需要指出，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全國勝利以後，國內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指建國初期、三大改造以前的情況。八大決議所講的是在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選完成以後的情況。在毛澤東看來，作為劃分階級主要根據的生產資料所有製問題的解決，即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在生產資料所有製方麵的矛盾解決了，還不能算數，“上層建築問題（政治戰線與思想意識形態）還沒有解決”。他的這次講話表明，毛澤東否定八大關於主要矛盾的決議，仍然固守建國前沒有公開講的主要是階級鬥爭思想。這是違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也是不符合當時社會情況的。
毛澤東為什麽要否定八大關於主要矛盾的提法，答案基本清楚了。可是，又發生另一個問題：八大關於主要矛盾的提法，八大主要文件政治報告從起草到定稿，會前毛澤東看過並有過十次以上的批語和修改，八大的會毛澤東也是參加了的，還致了開幕詞。特別是會議期間他還作了《關於討論和修改中共八大政治報告決議草案的批語》，對八大主要文件政治報告的這一重大提法，毛澤東都沒有提出不同意見。1這是為什麽呢？既然他的思想深處根本就不同意八大關於主要矛盾的提法，會前和會議期間有那麽多的時間和機會，為什麽不提出來呢？毛澤東自己多次說過，在原則問題上是從不讓步的，為什麽在這樣的原則問題上，卻沒有表示呢？難道能用“那是有意識地要緩和一下”來解釋？這可是十分莊嚴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文件，是要付諸實踐的，是包括自己在內的任何一個黨員都必須服從和遵守的。如果自己原本就沒有打算要服從和遵守，為什麽不提出自己的意見呢？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麽？謎底在哪裏？有待專家們去破解。這裏隻說明，毛澤東愛搞翻雲覆雨的又一典型事例。
後來的實踐證明，否定八大關於我國主要矛盾的論斷，是完全錯誤的。它動搖了八大路線的根基，從此開始了對八大路線的偏離，助長了“左”的指導思想的發展。後來提出的以“階級鬥爭為綱 ”、把階級鬥爭引向黨內、“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文化大革命”等，都是一脈相通。
自從重提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以後，就打斷了1956年下半年提出的從革命到建設的轉變的進程，而建設社會主義的途徑和方法也隨之發生變化。實踐證明，在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政治製度確立以後，仍然實行“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方針是錯誤的，其結果不但不能推動經濟建設，反而幹擾了經濟建設，也衝擊了政治建設。從1958年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20年，我國經濟發展遲緩，人民生活改善不大，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未能正常地發揮出來，其根本原因就在這裏。鄧小平多次講，我們耽誤了20年的時間，就是指這一段說的。
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 以後，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必須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建設上來，大大發展社會生產力並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我們過去所犯的錯誤，歸根到底，就是沒有堅定不移地實現 這個戰略轉移，而到了‘文化在革命’期間，竟然提出了反對所謂‘唯生產力論’這樣一種根本違反曆史唯物主義的荒謬觀點。”2
1《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9頁。
2胡風女兒曉風：《雖九死其猶未悔》，美國溪流出版社，《新世紀》網站２00４年7月3日。
3《文藝報》1953年第二期。
1《文藝報》1953年第三期。
1 《胡風對文藝問題的意見》，隨《文藝報》1955年第一、二期附發。
1 《康濯對古華的談話》，香港《爭鳴》1991年五月號。
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113頁。
1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9頁。
1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57-159頁。
2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2-163頁。
1《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0-162頁。
2《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三期，第26頁。
3《康濯對作家古華的談話》，香港《爭鳴》月刊1991年五月號。
4《百年潮》1999年第十二期第46頁。
1郭道暉：《從人治走向法治——五十年來我國法製建設的曲折經曆》，《百年潮》1999年第7期第20頁。
1 見晉夫：《“文革”前的中國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313頁。
1戴知賢：《三十萬言向黨中央上書陳詞——胡風案件始末》，載邱石編《共和國重大事件決策實錄》第二卷上，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128頁。
2郭道暉《從人治走向法治——五十年來我國法製建設的曲折經曆》，《百年潮》1999年第7期第20頁。
1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5頁。
1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631-632頁。
2 《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26頁。
3見《黃克誠回憶錄》上，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第365頁。
4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475頁。
1 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158、211頁。
2《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