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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雲覆雨毛澤東===3



提出並成功地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不久就拋棄

解放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也就是新式的資產階級革命，革命的目標是建立新民主主義製度的社會，成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允許資本主義經濟的存在和發展。即不是急於搞消滅資本主義經濟的社會主義革命。但是，新中國成立伊始，毛澤東就違反他自己以前的講話和中央的有關決議，拋棄了新民主主義，急急忙忙要搞社會主義革命，並對遵守黨的決議和他的指示的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進行批判 。把他原來所講的話，他親手製定的基本政策，全都變了。這一變，由於違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和經濟規律，自然就讓全國人民跟他起遭受懲罰。

一、革命的目標，是建立 新民主主義製度的社會

  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階段，第一步，雖然按其社會性質，基本上依然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它的客觀要求，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這種革命是“新的、被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在第一階段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和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1關於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性質，毛澤東也有過明確的闡述，他指出：“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一方麵和舊形式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那是舊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那種共和國已經過時了；另一方麵，也和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那種社會主義的共和國已經在蘇聯興盛起來，並且還要在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起來，無疑將成為一切工業先進國家的國家構成和和政權構成的統治形式；但是那種共和國，在一定的曆史時期中，還不適用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在一定曆史時期中所采取的國家形式，隻能是第三種形式，這就是所謂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是一定曆史時期的形式，因而是過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2在這裏，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目標的合乎客觀規律的正確選擇。革命成功後的新民主主義政治，既不是資產階級專政，也不應當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在革命中曆史地形成的革命階級的聯合政權。

 　　關於新民主主義製度的性質，毛澤東不止一次地說過：現在我們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性質是資本主義的，但又是人民大眾的，不是社會主義的，也不是老資本主義的，而是新資本主義，或者說是新民主主義。之所以把新民主主義看作說是“新資本主義”，是因為，民主主義屬於資產階級革命範疇，新民主主義就是新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革命後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並不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謂“新”，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在人民民主政權條件下的資本主義，是不會導致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是直接為社會主義創造條件的資本主義。

 　　關於新民主主義經濟，毛澤東在解放前多次講過。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道：“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凡本國人及外國 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 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製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製資本之要旨也。’這也是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的莊嚴的聲 明，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經濟構成的正確的方針。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但這個 共和國並不沒收其它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 主義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後的緣故。”“這個共和 國將采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實行中山 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掃除農村中的封建關係，把土地變成農民的私產。農村的富農經濟，也是容許其存在的。這就是‘平均地權’的方針。這個方針的正確 口號，就是‘耕者有其田’。在這個階段上，一般地還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各種合作經濟，也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

“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製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 民生計’，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決不能還是舊的半封建社會。”1 概上所述，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一是“節製資本”，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應受到一定的節製；二是“平均地權”，即農民要擁有土地。但還不是屬於社會主義性質的。

   關於新民主主義的基本經濟製度和經濟結構，1945年4月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指出，“按照孫先生的原則和中國革命的經驗，在現階段上，中國的經濟，必須是由國家經營、私人經營與合作社經營三者組成的。而這個國家經營的所謂國家，一定不應該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國家，而一定要是‘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毛澤東特別講到正確地對待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問題。他說，“隻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而在中國，為民主主義奮鬥的時間還是長期的。沒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統一的國家，沒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發展，沒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沒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一句話，沒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隻是完全的空想。”“有些人不了解共產黨人為什麽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於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於無產階級。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製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範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於社會的向前發展。”他指出，目前時代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這個革命的對象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而是民族壓迫和封建剝削；這個革命的措施，不是一般地廢除私有財產，而是一般地保護私有財產；這個革命的結果，將使工人階級有可能凝聚力量因而引導中國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仍將使資本主義獲得適當的發展。”2由上可見，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私人經濟三者的並存，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本經濟製度。毛澤東的這些話，充分肯定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肯定了新民主主義製度的長期性，充分體現了唯物主義的曆史觀。

1949年 3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把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概括為五種經濟成分。他說，“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加上私人資本主義，加上個體經濟，加上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是人民共和國的幾種主要的經濟成分，這些就構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3對於個體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毛澤東作了深刻的分析和說明。他說：“中國還有大約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這是落後的，這是和古代沒有多大區別的。”“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的農業和手工業，就其基本形態來說，還是和還將是分散的和個體的，即是說，同古代近似的。誰要是忽視或輕視了這一點，誰就要犯‘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由於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受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或限製，由於中國經濟現在還處在落後狀態，“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的發展。在這個時期內，一切不是於國民經濟有害而是於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都應當容許其存在和發展。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經濟上必要的。”1 

 如前所說，新民主主義製度在我國應當是一個必經的和相當長的曆史階段。但實際上，新民主主義製度剛剛建立起來就放棄了、中止了。其間，在黨中央經曆了一場“鞏固新民主主義製度”和取消新民主主義製度的激烈鬥爭；其結果是，“鞏固新民主主義製度”的主張受到批判，經過“趁熱打鐵”的社會主義改造，新民主主義製度很快夭折了，就像從來沒有存在過一樣。

  1949年1月8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在講話中論述了經濟建設方針。他說：“今後對經濟構成是應有一個通盤的認識。國營經濟是帶社會主義性質，合作經濟也是帶社會主義性質並向社會主義前進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那個東西基本上對的，但要注意兩條戰線鬥爭。一方麵不要以為新民主主義經濟不是計劃經濟，不向社會主義發展而認為是自由貿易、自由競爭，向資本主義發展，那是極端錯誤的。 另一方麵，必須注意，必須謹慎，不要急於社會主義化。”毛澤東的這些思想，構成了七屆二中全會的重要內容。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是一篇建設新中國的綱領性文獻。他分析了新民主主義經濟五種經濟成分和黨在革命勝利後所要采取的方針。其基本點是：1，革命勝利後，我們建立的是新民主主義社會，五種經濟成分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形態；由於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起決定作用，其前途必然是社會主義的。2，新民主主義的基本綱領， 是在國營經濟的領導下，多種經濟成分 並存、共同發展。在革命勝利後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促進國民經濟的恢複和發展。

同毛澤東這個報告的思想相一致，劉少奇也作過類似的報告。1948年9 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的《關於新民主主義的建設問題》的報告，12月25日在華北財經委員會的會議上作的《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方針與問題》的報告，其中心觀點是，民主革命勝利後，還不能馬上采取社會主義的實際步驟，他說：“過早地采取社會主義的政策是要不得的。”“過早地消滅資本主義的辦法，則要犯‘左’傾的錯誤”。毛澤東表示讚同他的觀點。

 1949年4月，劉少奇到天津視察，發表了《在工商業家座談會上的講話》。其目的就是全麵貫徹七屆二中全會精神，防止和糾正在對待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上的“左”的錯誤。隨後，中央發出了《認真克服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左的錯誤》的通知，要求檢查並糾正“立即消滅資產階級的傾向”。毛澤東對此批示“如不克服此種錯誤，就是犯了路線錯誤”。1950 年3、4月間，毛澤東對工商組討論的記錄上又批示：“今天的鬥爭對象主要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殘餘，而不是民族資產階級。”“應限製和排斥的是那些不利於國計民生的工商業，即投機商業，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業，而不是正當的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工商業，對這些工商業當它們困難時應給予扶助使之發 展。”。

  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製定的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基礎。《綱領》有意識地沒有提出未來社會主義的前途，其目的是防止過早地向社會主義過渡。

《共同綱領》還規定，在經濟製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取消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一切特權，沒收官僚資本歸人民的國家所有，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製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製，保護國家的公共財產和合作社的財產。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發展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穩步地變農業國為工業國。”在經濟政策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國家應在經濟範圍、原料供給、銷售市場、勞動條件、技術裝備、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麵，調劑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使社會各種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

當時 ，毛澤東在講話中不止一次地指出，提早消滅資本主義的思想是錯誤的，不經過新 民主主義就不能達到社會主義。直到 1950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還再一次強調指出，“有些人認為可以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這種思想是錯誤的，是不適合我們國家的情況的。”1在6月23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毛澤東還在說：對那些有過貢獻的人，“等到將來實行私營工業國有化和農業社會化的時候，（這種時候還在很遠的將來），人民是不會把他們忘記的”。2就是說，搞社會主義的時候，“還在很遠的將來”。

 

 二、堅持搞新民主主義的，受到批判，提出讓“資本主義絕種”

1951年3月劉少奇在為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起草的《共產黨員標準的八項條件》中，提出 了“鞏固新民主主義製度”的口號。條件的第二條說：“中國共產黨的最終目的，是要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製度。它現在為鞏固新民主主義製度而鬥爭，在將來要為轉變到社會主義製度而鬥爭，最後要為實現共產主義製度而鬥爭。”3

在這之後，他在一些講話和文章中多次講到這個問題。其要點是：

1，新民主主義經濟基礎是一種過渡經濟，過渡所需要的時間是很長的。他還使用了“新民主主義階段”的概念，認為這個階段大約在15-20年之間。這與毛澤東估計的三個五年計劃或多一點，是一致的。

2，這個階段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完成工業化。他說：“隻要第三次世界大戰不爆發，經濟建設的任務就不變。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不爆發戰爭，我們的任務就一直是經濟建設，要把中國工業化。”他還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

3，應當使五種經濟成分各得其所，都得到發展。五種經濟成分中，“必須發展國營經濟為主體”。

4，反對過早地“動搖、削弱、直到否定私有製”和過早地采取社會主義步驟。他認為，實行社會主義，就意味著城鄉都要觸動私有製。中國的產業落後，過早實行工業國有化，隻會傷害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對發展生產不利；在農村，國家拿不出機器、化肥等工業品以滿足農民的需要，實行集體化也不可能。他說無論城鄉，“私有權在中國今天的條件下，一般地還不能廢除，並對提高社會生產力還有其一定的積極性”。

5，中國將來的前途是要走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去的，但這是很久以後的事情。在中國采取社會主義步驟，必須根據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和全國最大多數人民的要求。到了那時候，中國共產黨也一定要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少數民族及其他愛國民主人士進行協商並共同地加以決定 。中國共產黨在將來也願意和一切願意進入社會主義的人們一道，共同地進入社會主義。

從上述可知，劉少奇的上述講話，其基本觀點和毛澤東是一致的，其源也是來自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這個提法得到中央的批準，並寫進了會議的決議中。1953年初，周恩來、鄧小平主持起草的一個文件中就提到：“我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已經確立”。1

 如果說，建國以前的任務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那末，建國以後的任務就應當是建立和鞏固新民主主義製度。因此，“鞏固新民主主義製度”或“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是建國以後對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繼續貫徹落實，它所針對的是提前消滅私有製、特別是提前消滅私人資本主義的錯誤主張的。按照新民主主義製度的要求，一方麵，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允許保持農業的個體經濟，不提前實行集體化，在農民的互助合作中，不動搖、削弱、否定土地和生產資料的私有製基礎。另一方麵，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允許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允許雇傭勞動和不可避免的剝削的存在，不能提前消滅民族資本主義經濟。

但是，剛剛完成土地改革，一些地方的黨委就力圖提前實行農業集體化，提出了動搖、削弱、否定農村私有製的主張。其中，突出的是東北局的高崗和山西省委的主張。對此，劉少奇提出了正確的批評。但是，這時候毛澤東的思想卻開始發生了變化，甚至可以說是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他明確支持山西省委的主張，有意動搖農村的私有製基礎。在他看來，消滅私有製不一定非有機器大工業不可，既然資本主義可以以工場手工業的方式發展生產力，中國的合作社也可以動搖私有製基礎。他認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不一定要按馬克思主義講的，要建立在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的基礎上，建立在小生產的基礎上也是可以的。這種見解顯然是不科學的，在邏輯上和方法上都是不正確的。1951年12月，毛澤東為了批評和糾正對少奇在農業合作化問題的“錯誤”，親自主持製定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要求“當作一件大事去做”。2動搖農村的私有製基礎是動搖新民主主義製度的開始；接下去的是加速對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對“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批判。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和對新民主主義理論的修正， 大約從1952年中期開始、毛澤東原有的思想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他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也隨之為過渡時期理論所代替。 

1952年 6月，毛澤東在中央統戰部起草的一個文件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3

 根據薄一波同誌的回顧， 1952年9月24日，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討論“一五”計劃時說，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 10年到 15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後才開始過渡。10月，中央“完全同意”並轉發了東北局關於四五年基本完成全麵合作化的報告。

 這時候毛澤東的思想是，民主革命成功以後，不應當實行和鞏固新民主主義製度，而是應當立即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而且設想用 10到 15年的時間就完成改造和實現過渡。

 8月，毛澤東在夏季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把薄一波提出的“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稅製說成是“資本主義傾向”，“違背了國營經濟是領導成分的路線”，並說，“薄一波的錯誤，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它有利於資本主義，不利於社會主義和半社會主義，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他對這次會議的結論作了批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他說這是七屆二中全會已經提出的方針政策。4在這裏，新民主主義社會變成了“過渡時期” 。新民主主義理論變成了“過渡時期理論”，堅持新民主主義度變成了社會主義改造。這時候，毛澤東把過去講過的建國以後發展資本主義的思想完全拋棄了。

也就二年前即1950年6月毛澤東還講的：“有些人認為可以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這種思想是錯誤的，是不適合我們國家的情況的。”怎麽這麽短的時間就變了呢？他所講的“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仍將使資本主義獲得適當的發展。”1怎麽就置之不理了呢？

1953年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總路線時，毛澤東一方麵認為：“鑒於資本主義經濟在數量上是不可忽視的，…… 所以目前一腳踢開資本主義是不能的，也沒有 資格。現在，一輛汽車、拖拉機 …… 不能製造，就發生野心一腳踢開不對。”2

另一方麵，毛澤東對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到中央領導者人讚同的“我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已經確立”的提法，進行了批評。他說：“‘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種提法是有害的。過渡時期每天都在變動，每天都在發生社會主義因素。所謂‘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怎樣‘確立’？要‘確立’是很難的哩！比如，私營工商業，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種秩序，明年就不‘確’了。農業互助合作也年年在變。過渡時期充滿著矛盾和鬥爭。我們現在的革命和鬥爭，甚至比過去的武裝革命鬥爭還要深刻。這是要把資本主義製度和一切剝削製度徹底埋葬的一場革命。‘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想法 ，是不符合實際鬥爭情況的，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3毛澤東還講：“因十年到十五年後資本主義絕種。”4雖然 後者講的是“鞏固新民主主義製度”，但“確立”與“鞏固”是同義語。這個批判，隻強調過渡時期的變動性，而不講一個新的社會製度建立後必要的相對穩定性。後來的曆史證明，正是急忙過渡，急忙讓“資本主義絕種”。毛澤東說的“十年到十五年後資本主義絕種”，已經是不切實際的了，實際上隻不過離毛澤東這次講話三年的1956 年，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也就把資本主義搞“絕種”了。

 

三、曆史檢驗出是非

現在，進入了二十一世紀，距毛澤東批判劉少奇關於“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過去了50多年，資本主義絕種了嗎？能絕種嗎？現在不是還需要個體經濟、私營經濟以及外資經濟的大發展嗎？

 對於在中國這樣一個原來生產力十分落後的國家，如何對待資本主義？在經過過早地結束新民主主義、過早地消滅資本主義經濟遭到失敗，以後又主張鼓勵和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的20年改革的實踐，可以說有了正反兩個方麵的經驗之後，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就更清楚了。

 　當代中國著名理論家胡繩在《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再評價》中，講到毛澤東曾正確性地論述在落後的農業國家裏為社會主義奮鬥時，就如何處理好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係，那時，毛澤東懂得應當利用資本主義，並且不止一次地批評了民粹主義傾向。但是自1953年以後，他的認識起了變化，過早地結束了新民主主義階段，實行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在工業化剛起步還遠未能完成的條件下，就企圖通過農村的人民公社進入共產主義。這當然是空想。這就不可避免地和毛澤東曾經批判過的民粹主義掛上了鉤。5

胡繩在另一篇文章中，還有一段較詳細而深刻的總結。不妨摘錄如下：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理論是總結實際經驗對這問題的正確的解決。按照這個理論，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還不是社會主義，因為還容許民族資本主義存在和發展，但它也不是資本主義，因為在無產階級領導國家的情況下，社會主義經濟已經存在、發展並起領導作用。抗日戰爭快結束時，毛澤東發表《論聯合政府》，繼續發揮新民主主義理論，並進一步肯定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必要性。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創立者根據嚴格的事實邏輯認定，隻有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國家而不是資產階級國家能夠使經濟大大發展，實現現代化，為采取重大的社會主義步驟做準備。在這過程中，有必要充分利用資本主義。

  以上所述，都是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前，即20世紀前半期人們的考慮，當然不可能不和當時的實踐有關。但到了這個世紀的後半期，則完全成為在實踐中的問題了。

 　 從50年代到70年代，情形雖然很複雜，但人們被要求相信，從民主革命勝利後的第一年起就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的進軍步伐（實際上也差不多是這樣，這似乎近似於前述新民主主義論）。人們還看到，似乎不需要經濟建設的大發展，最美好的共產主義圖畫就能憑空畫出來。人們還看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用比萬裏長城更厚實的牆壁絕對隔開，後者包括它的“尾巴”隻應立即徹底消滅。

 對這段時期的經驗給以分析研究，至少要有百倍於此的篇幅。但也可以一言以蔽之，這段經驗十分重要，它告訴我們這樣的認識不符合於實際，這樣的實踐隻能有害於社會主義。

 鄧小平根據中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破除了基本上沒有擺脫民粹主義的種種錯誤認識，使人耳目一新，豁然開朗。本世紀最後20多年的實踐，加上在此以前80年的正麵和反麵的經驗，大體上可以使我們得到如下結論：

 （一）為克服任何形式的民粹主義傾向，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必須以鄧小平所說三個“有利於”為判斷的標準。

 （二）社會主義的大廈隻有在人類過去世代（也就是階級社會，其中主要是資產階級社會）積累的文化遺產基礎上建築起來。簡單地拋棄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絕對無助於社會主義。

 （三）公有製的社會主義社會隻能建立在社會化的大生產之上。有關大生產的知識和本領可以從若幹不同的途徑獲得，但最便捷的途徑是向發達的資本主義學習，不善於學習（分析、揚棄、改造、發展），幾乎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

 （四）社會主義能夠並且必須善於利用資本主義並克服其負麵影響。在三個“有利於”的前提下，以公有製經濟為主體，發展非公有製經濟，其中包括私營經濟，它的社會性質與資本主義相似，但它是和現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資本主義有所不同的特種的資本主義（“一國兩製”即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一個小地區實行資本主義，則是利用資本主義的另一種形式）。

 在人類社會曆史上，公有製社會（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終將取得對於私有製社會、資本主義製度社會的勝利。勝利以何種方式實現，這是將來的問題。現在，社會主義製度隻要吸取以往社會的一切積極成果，並在社會生產力和社會文明各方麵力求超過以往，那麽它在將來的勝利將是不可避免的。

 20世紀初期，社會主義不僅是以一種思想體係，而且是以一種活生生的社會製度興起的。到了這個世紀的最後十年，當一些人以為社會主義製度死亡的信號已經發出的時候，社會主義製度正在深入地總結自己的經驗。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各國。中國人咀嚼這種經驗時有特別深切的體會。

 可以設想，在新的世紀中，社會主義製度由於總結經驗而恢複其生命力，並在再下一個世紀取得更偉大的勝利。人類世界如果以 20、 21、22三個世紀大體上完成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程，在人類曆史年表上不算太慢。”1

對毛澤東，當年並不要要求他有今天 的認識（這不是曆史唯物主義的態度），隻要求他有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抗日戰爭時期的認識，隻要信守他的理論和許諾，把革命後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搞上那怕是如他所說的10到15年，讓資本主義經濟有一個較長時期的發展，中國的經濟何至遭遇那麽多折騰！何至讓中國人了遭到 那麽多的災難！中國共產黨的信譽又何至受到那麽大的損害！

對此，劉少奇之子劉源也有一段評說，不妨摘錄如下 ：

當劉少奇提出“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時候，毛澤東卻指責這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把新民主主義當做資本主義的一部分送進了曆史博物館。毛澤東說：要使資本主義絕種。

在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中，軍事共產主義幾乎自然而然地、不知不覺地就演變為平均主義烏托邦，於是就發生了“跑步進入社會主義”。

毛澤東對高速度情有獨鍾，對“反冒進”深惡痛絕，以為主觀意誌可以決定一切，不僅可以破除而且可以創造規律。於是把本來預定幾十年的過渡階段，壓縮到幾年，一係列“左”傾超階段運動接踵而至。農村合作化和城市工商業改造迅速進入高潮，隨即，又掀起史無前例的“經濟大革命”——“大躍進”。全國風靡一時：高爐遍地、紅煙蔽日，地翻三尺、畝產萬鬥，人民戰爭、人海戰術，不講條件、大幹快上，一大二公、公共食堂 …… 好像在落後生產力的基礎上，通過生產關係改變和勞動力的集中，就可以實現夢寐以求的“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理想，進入“大同世界”。這種“均平富，等貴賤”，劫富濟貧式的“原始共產主義、國家共產主義”，照馬克思的說法，隻是“給剝削和專製製度提供最好的、最廣闊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第2版，第660頁）結果鬧得經濟崩潰，大難臨頭。

 麵對“經濟大革命”的慘敗，毛澤東雖然也做了有限的檢討，更多是辯護、推脫，心中欣賞的則是林彪的諂媚之辭：“工作上的錯誤，是這幾年毛澤東思想受到了幹擾。”在北載河會議上，毛講：“你們壓了我幾年了嘛，你們黑暗講了幾年了嘛，說集體沒有優越性了，這不是壓我？”（毛澤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發言》，1962年8月9日）可見，他根本沒有接受“大躍進”的教訓。毛澤東本就以“政治掛帥”來領導經濟，以“群眾運動”來進行建設，對經濟規律不屑一顧。此時，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更不感興趣，完全以鄙視事務主義的態度，對待經濟工作。

在深厚的封建基礎上，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使身經百戰的英雄們不自覺地、多多少少帶有農民起義式的心理和習氣，在所難免，很可理解。論功行賞，按資排輩，既被廣泛地視為天經地義，又符合他們的利益，似無大逆不道。革命成功，奪取政權，角色易位，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他們關注的焦點不再是進取，而是保住已到手裏的東西，進而擴大自己的權力，提高自己的地位。

共產黨的領袖們明智地反複自警，要防止由革命者變為保守者，由造反者變為統治者。但是，規律不可違。終於造就出以革命之名，行保守之實的“繼續革命論”、“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理論”。至“文化大革命”十年，曆史已經明白無誤地記錄下，名曰革資本主義的小命，實際卻有多少是重回封建主義的老路。

有效的經濟調整，煞住了共產風，解散了大食堂，產品豐富了些，市場開始活躍起來，引起毛澤東的憂慮，認為是資本主義複辟，對將要產生的階級分化，必須斬草除根。隨著“四清運動”的開展和深入，毛澤東的目的也清晰起來，就是要搞“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要使資本主義絕種”。到“文化大革命”時，連老婆婆養隻雞、渠梁田埂種點菜豆也作為“資本主義尾巴”來割，毛澤東甚至把八級工資製、按勞取酬歸為“資產階級法權”，因沒有達到按需分配而遺憾，由小農經濟平均意識而來的空想社會主義，可謂登峰造極了。

毛澤東是莊稼人出身，一時被懵，情有可原，長年不知一畝地能打多少糧，實難讓人相信。作為農民的兒子，僅為“要使資本主義絕種”，不惜視田園絕收、村民絕戶，而無動於衷，也太難以讓人理解了。1

 

綜上所述，劉少奇的“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或“鞏固新民主主製度”，其源來自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而這是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的典範。當別人還照他的思想去說、去做時，他卻把它拋棄了；反而對他人進行批判。劉少奇說得對：“好在曆史是人民寫的。”

此乃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且獨斷專行的一個典型事例。

3、中共諍友梁漱溟遭痛罵

 

毛澤東多次大講民主，大講批評與自我批評，歡迎黨內外人士向黨的工作提出意見和批評，什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等等，實際上，隻要是他不願意聽的意見，半點也聽不進去。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本文講的梁漱溟先生的遭遇是又一例證。也在說明，毛澤東許諾這的事是經常會變的。

梁漱溟先生在解放前是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有相當的社會影響。新中國成立之初的1950年3月12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梁先生時，毛澤東問梁漱溟：“這次來，你可以參加政府吧？”梁答：“把我留在政府外邊不好嗎？”意在保持自己曆來獨立說話的立場資格。1 

當梁漱溟以政協委員的資格（相當於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按《共同綱領》第十二條規定，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央人民政府，就是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產生的。當時政府開會，政協委員常有被邀列席。）在1953年9月16日至18日，列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時，發表了對於農村工作的意見，卻遭到毛澤東一頓痛罵。

梁漱溟是一位新儒家事功主義者，是從傳統文化陣營中出來的一位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事功主義者。1917年應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學教授印度哲學。當年曾同李大釗、陳獨秀等黨的創始人都有交往，李大釗遇害，梁曾盡力營救並為之操辦後事。梁始終認為共產黨的精英分子都是一些為國為民不圖私利的“漢子”。他致力於鄉村建設，試圖以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文化為本，從鄉村建設、實現鄉村自治入手，重建中國社會。他先是借重廣東的陳銘樞的權勢實現其政治理想——鄉村自治，無果。後又在山東省的韓複渠的支持下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學生們去各鄉辦“鄉農黨校”。抗日戰爭期間，他在重慶北培成立逸仁學院，聚徒講學。1941年初，參與黃炎培、沈鈞儒、張瀾等人創建“民主政團同盟”組織（後改為“中國民主同盟”），黃炎培任主席，梁漱溟任秘書長並主辦《光明報》。1946年7月，國民黨暗殺“愛國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樸和聞一多教授。梁漱溟發表《民盟秘書長談話》，他說：“剌殺李公樸聞一多先生是特務所為。”並說：“有第三顆子彈嗎？我就在這裏等待著！我要喊一百聲‘取消特務’！我要看看國民黨特務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殺光。我在這裏等待著他們！”“李、聞兩先生都是文化人、學者、手無寸鐵，除了言論號召外，無其他活動，假如這樣的人都要斬盡殺絕，請早收起民主的話。”“快快取消這種特務機關，不取消，民主同盟斷不參加政府。”2他起草了《民盟政協代表為李、 聞案向政府提出嚴重抗議》，他冒著生命危險，前去調查並寫出《中國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報告李、聞暗殺案調查經過》。這反映出梁漱溟在解放前曾有過一段反對國民黨的相當進步的一頁。

梁漱溟與毛澤東是老相識了。1918-1919年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圖書館管理員的時候 ，梁漱溟受蔡元培聘請在北大任講師，講授印度哲學。梁與毛澤東的嶽父楊懷中（昌濟）先生都在哲學係任教。毛澤東住在地安門豆腐池胡同楊家。梁漱溟去楊懷中先生家時，常是毛澤東出來開門，就這樣與毛澤東相識了。

梁漱溟曾兩次去延安，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商談國事。1938年初，梁漱溟訪問延安，毛澤東設宴招待，並多次與之長談。談及抗日戰爭能否勝利，中國的統一前途，階級鬥爭是否適合中國等問題，彼此求同存異。梁漱溟對共產黨和毛澤東的印象很好。1946年3月，梁漱溟第二次訪問延安。這次去延安是在重慶舊政協開過後，國民黨原來是一黨專政，不容許各黨派參與，經過各黨派的合力爭取，各黨派可以參與了，梁漱溟卻不想參加將要組成 的聯合政府。為此，他給毛澤東寫信說明緣由。毛澤東複信，還是希望梁能參加政府。他認為中共方麵 未能完全理解他的意思，遂決定而去延安向中共領導人傾吐積懷，以求共產黨方麵的了解。所以在1950年3月，毛澤東見到梁漱溟時才有“這次來你可以參加政府吧”這樣的問話。毛澤東的問話表明，他們之間曾有過多次交往與友誼，也希望梁漱溟能夠參加新中國的政府。毛的此意，應該說是真誠的。

新中國成立後，梁漱溟經過參加土地改革和思想改造運動，反省和檢討了自己過去的舊思想，1952年5月，寫成《我的努力與反省》等長文。文中全麵敘述、分析了自己過去幾十年思想、觀點的形成、發展、變化，和所致力的社會活動，否定了自己堅持了幾十年的那一套救國理論，承認自己過去是站在有產者立場，自己錯誤的根源在於立場錯誤。一再表示自己錯了，毛主席對了。今後要在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下為革命事業盡力。他還將此文呈送毛主席，以求指教。8月7日，毛澤東接見梁漱溟時對梁講：“你的自己檢討文章有幾萬字，太長。我請林老（林伯渠）閱看後指劃出重要的幾段來我才看的，我看出來你思想識見有進步了。但還不夠，慢慢來吧。”1

梁漱溟得到毛澤東的“思想識見有進步了”幾個字的評價，甚為高興。他想為建設新中國進言，反映農村的問題，希望政府加強農村工作。於是，就在1953年9月8日政協擴大會議上，梁漱溟講了當前農村存在的問題，說農民生活還是苦。轉述了有人說“工人、農民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別”等語。當場引起不少人反對，但周恩來總理說，有看法還是說出來好。後來在中央人民政府會議上，梁漱溟當著毛澤東主席的麵又重複了他在政協會上的發言，不意遭到毛澤東的斥責。

 梁漱溟作了這篇發言後，9月12日，參加政協常委會擴大會議的大多數人，又列席了中央人民政府擴大會議。在彭德懷司令員作抗美援朝情況報告後，毛澤東即席講話，他說，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以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須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倒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

 這篇講話采取的是無限上綱的方法：要求照顧農民生活，便是反對總路線，便是挑撥工農關係，便是分裂、破壞工農聯盟。

毛澤東說，有人反對總路線，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的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是工農聯盟，這一基礎，不容分裂……。梁漱溟對毛澤東的這番話，甚感意外。他說，我是擁護總路線的，隻不過說了一點心裏話，想貢獻給領導黨，他一再要求申辯，說：“你（指毛澤東）說得不對，請你收回這個話，我要看看你有沒有聽意見的雅量？” 

 梁漱溟自撰《事情》一文記道：

  十八日，午後開會，我登台發言，氣勢甚盛。我說：我根本沒有反對總路線，而主席卻誣我反對總路線。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無雅量收回他的話。毛主席立刻厲聲說：告訴你，我沒有雅量！2 

 戴晴、鄭直淑在《梁漱溟與毛澤東》裏，據梁漱溟自述所記當時向毛澤東索討“雅量”的發言要點如下：

  同時我也直言，我還想考驗一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什麽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都說清楚之後，毛主席能點點頭，說：“好，你原來沒有惡意，誤會了。”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主席您有這個雅量，我就更加尊重您；您若真沒有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您的尊敬。……我現在的意思是想考驗一下領導黨。因為領導黨常常告訴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評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這個雅量，我將對您更加尊敬。……我是說主席有無自我批評的雅量。……1

毛澤東沒有料到，竟有人敢當麵頂撞他，這就更加激怒了毛澤東，毛澤東連續幾次批判梁漱溟，把梁漱溟罵得不像個人樣。 

毛澤東的幾次大批判講話，對於了解毛澤東的另外一麵，實在難得，值得永世流傳。可惜，大概是出於考慮這篇東西太不象話、有損偉大領袖形象的緣故，連《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也不便收入。好在華國鋒堅持“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要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終不渝地遵循”），把建國後毛澤東一些“左”的錯誤東西都當寶貝，收集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裏，使以題為《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的講話，發行社會，讓後人得以“奇文共欣賞”。這裏，不妨稍摘錄幾段“高論”（以楷體字標記） 2，略加注釋。 

“蔣介石是用槍杆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杆子殺人。殺人有兩種，一種是用槍杆子殺人，一種是用筆杆子殺人。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的，是用筆殺人。你就是這樣一個殺人犯。” 

一開頭就扣上了“殺人犯”的帽子，而且與蔣介石並列，豈不是等於說，隨時都可以抓來判刑嗎？

“你梁漱溟的功在那裏？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麽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而你卻把自己描寫成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還美，比王昭君還美，還比得上楊貴妃。”

說梁漱溟一絲一毫的功勞也沒有，這不符合事實。隻說兩件事：一是當年曾竭力營救李大釗並為之操辦後事；二是1946年李公樸、聞一多被暗殺後，梁漱溟發表《民盟秘書長談話》，他說：“剌殺李公樸聞一多先生是特務所為。”“我要喊一聲‘取消特務’，我們要看看國民黨的特務，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殺完，我在這裏等著他。”並冒著生命的危險，前去昆明調查。能說在過去民主革命、反對蔣介石國民黨的鬥爭中，梁漱溟沒有一點功勞嗎？太不講實事求是了。要是沒有一點功勞，你毛澤東還邀請他參加政府幹什麽呢？梁漱溟比較自信甚至狂妄的事是有的，可他什麽時候“把自己描寫成天下第一美人”了呢？這哪裏是說理，分明是在挖苦人。

“梁先生‘要求多知道一些計劃的內容’。我也不讚成。”

作為應邀參加人民政府委員會的政協委員，相當於國會議員，想多了解一些情況，“要求多知道一些計劃的內容”，難道不應該嗎？這是每個公民都應有的權利，梁先生提出這一要求，過分了嗎？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人不害羞，事情就難辦了。說梁先生對於農民的問題的見解比共產黨還高明，有誰相信呢？班門弄斧。”

這簡直就是在罵人了。人家不過是提出關於農民的一些問題，怎麽就一定要比共產黨高明呢？你毛澤東高明，是農民的“大救星”，你搞的“大躍進”卻餓死了農民上千萬！如果早聽聽梁漱溟等人的話，何至瞎折騰出那麽嚴重的災難！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偽君子。他不問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謂“鄉村建設”，哪有什麽“鄉村建設”呀？是地主建設，是鄉村破壞，是國家滅亡！”

梁漱溟在舊中國試圖搞“鄉村建設”來振興中華，當然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空想，但在舊中國這畢竟還算一種進步作為。他在新中國成立後，並沒有說還要搞他那一套。這一點在他1951年10月間於《光明日報》發表的《兩年來我有那些轉變》一文中作了檢查，他說：“我過去雖對共產黨的朋友有好感，乃至在政治上行動上有配合；但在思想見解上卻一直有很大距離。直到1949年前夕，我還是自信我的對。等到最近親眼看到共產黨在建國上種種成功，夙昔我的見解多已站不住，乃產生極大慚愧心，檢討自己錯誤所在，而後恍悟中共之所以對。”這說明，他已檢討過去的錯誤思想，承認了共產黨的正確，怎麽能說得上“是野心家，是偽君子”，“是地主建設，是鄉村破壞，是國家滅亡”呢？

“他沒有邏輯，隻會胡扯。”

這不符合事實。以當時的發言來說，可能有片麵性，但也是有根據的，言之有理。如果是“沒有邏輯，隻會胡扯”，他能在蔡元培先生主持北京大學時當哲學講師嗎？

“因為還有一些人願意受他的欺騙，還不了解他，他還有充當活教材的作用，所以他還有資格當選為委員。”“中共為什麽提他做這個委員呢？就是因為他還能欺騙一部分人，還有一點欺騙作用。他就是憑這個騙人的資格， 他就是有這個騙人的資格。”

他既是欺騙，而且你早就知道，當初你又何必邀請他參加政府呢？提他做這個委員“就是因為他還能欺騙一部分人，還有一點欺騙作用。”這是什麽邏輯呢？是不是在“胡扯”呢？

“是不是拒諫飾非呢？如果梁先生的這類意見也可稱作“諫”，我聲明：確是“拒諫”。飾非則不是。”

這是公開違反自己的許諾，你不是多次說過，好話壞話都要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嗎？是不是“飾非”，則由曆史作出了回答。從毛澤東發表這一通大批判的時候起，農村和農民的問題就不少，以至發展到後來農村以至全國經濟頻於崩潰的邊緣。

“批評有兩條，一條是自我批評，一條是批評。對於 你梁漱溟，我們實行那一條呢？是實行自我批評嗎？不是，是批評。”

別人提了一點意見，不僅不接受，不是冷靜思考，實行自我批評，而是反批評別人。他這一定調，等於是號召下麵的人立即向梁漱溟開展大批判。果然，由科學院的郭沫若、潘漢年主持開會對梁漱溟開展大批判。1

對於毛澤東對梁漱溟的這一篇大批判，哲學家吳江說：“正因為梁漱溟如此坦承了自己的根本性的重大‘轉變’，公開否定了自己堅持數十年的一套理論，這就尤其顯出1953年毛澤東怒斥梁漱溟並為此開展一場批判，不僅不合情理，而且輸了道義。”2

 　　不顧事實，無限上綱，亂扣帽子，諷刺加辱罵，且不容被批判者申辯的所謂大批判，毛澤東對梁漱溟的痛罵，可以算得上“樣板”。以後“左”的路線惡性發展，在反“右派”、反右傾、“文化大革命”等曆次政治運動的大批判，無中生有，捕風捉影，越來越不講道理，越來越胡鬧，不容申辯，不準反駁，隻有遭罵的份，沒有還嘴之權等等，不能說與毛澤東的示範和縱容沒有關係。

 毛澤東的這篇大批判，對他的聲容笑貌，他的襟懷和風采，作了多麽生動展現。電影、電視劇裏麵是看不到的，隻有從這篇奇文妙語才能想起來。

 梁漱溟受到批判後，在家閉門思過。好在挨了這一通批判，在1957年毛澤東施展“陽謀”——“引蛇出洞”號召民主人士提意見、“大鳴大放”時，《光明日報》、《文匯報》的記者去找他“鳴放”，要他發表意見，要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他都出奇地冷靜，一概默然待之，終未被引“出洞”。所以有幸躲過了當“右派”的劫難。到了“文化大革命”，自然少不了受衝擊，說他“反對毛主席”，他卻始終不接受這一指責。由於他生性豁達，經受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也算活過來了。時年83歲，與毛澤東同庚。“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梁漱溟也算解放了。他一如既往，按他的人生哲學，處事為人，著書立說，直到1988年95歲高齡謝世。

 馮友蘭在悼念梁漱溟先生一文中說：“在中國封建社會中，知識分子對皇帝敢於犯顏直諫，不怕貶官，不怕充軍，也不怕廷杖，認為該怎麽說就怎麽說，這是知識分子的美德，梁先生繼承了這種美德。寵辱不驚，難能可貴。”

在梁漱溟的晚年，不少人都向他提出如何認識和評價毛澤東的問題。他的答複別開生麵。他說：“毛澤東不是一個，有許多個毛澤東。縱觀毛澤東八十三年走過的道路，有為創黨建國立下豐功偉績的毛澤東，有為新中國創業引得全世界注目的‘指點江山，意氣風發’的毛澤東，又有別人不可限製，自己不加限製，隨心所欲地熱衷於搞人鬥人的‘運動’而導致十年‘文革’禍國傷民的毛澤東；若從個人的天賦素質觀之，則有作為思想家、革命家、軍事家的毛澤東，有作為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的毛澤東，又有精通馬列主義學說的毛澤東，熟讀中國經書和運用中國曆代治國之道的毛澤東……。”梁漱溟還指出：“任何一個人都是變化的，發展的，不可能固定不變，至於變好變壞，什麽時候好，什麽時候壞，則取決於種種主客觀原因。因此 ，他認為沒有固定不變的同一個毛澤東。”1

可以看出，梁漱溟對毛澤東的評價，是實事求是的，也是一分為二的，沒有因為遭到過毛澤東的一通惡語斥責而給予同樣的回敬。無論從道義上講，還是從評價內容的求實精神上講，兩者相比較，梁先生無疑勝過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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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668頁。

2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675頁。

1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679頁。

2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8-1061頁。

3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433頁。

1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 1430-1431頁）。

 

1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頁。

2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頁。

3 《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頁。

1 轉引自《黨的文獻》1989年第4期。

2《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9頁。

3《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5頁

4《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0—93 、第89頁。

1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8-1061頁。

2 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版，1991年5月第1版第64頁。

3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1-82頁。

4 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版，1991年6月第1版，第65頁。

5見《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

 

1 胡繩：《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係——世紀之交的回顧和前瞻》，載《炎黃春秋》1999年第1 期。

 

1 《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98-101頁。

 

1見閻秉華：《我所知的中共諍友梁漱溟》，載《炎黃春秋》2001年第4期第34頁。

2見閻秉華：《我所知的中共諍友梁漱溟》，載《炎黃春秋》2001年第4期第32頁。

1見閻秉華：《我所知的中共諍友梁漱溟》，載《炎黃春秋》2001年第4期第33頁。

2 按這段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經過文字加工改為“那樣的雅量，我們大概不會有”。《梁漱溟全集》第七卷，13頁。

1 鄭大華《梁漱溟傳》，442頁。

2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7-115頁。

1《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7-115頁。

2吳江：《一位很值得紀念和研究的人物——新儒家事功主義者梁漱溟》，載《炎黃春秋》1999年第9 期第22頁。

 

1 汪東林：《述評梁漱溟向黨交心的材料》，原載《同舟共進》199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