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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雲覆雨毛澤東====2.


編 者

 2002年5月初稿

 2003年6月再識

2009年9月修訂

1、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 

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場大規模的政治思想文化領域的大批判運動。這場批判運動是毛澤東親自領導和發動的，並且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進行的。從此，開始了把學術思想問題當成政治問題，無限上綱，亂扣帽子，不讓人申辯的胡亂批判的先河。武訓行乞辦義學，一向是受人們尊敬和稱讚的。“毛澤東在延安的一些講話中，也曾稱讚過武訓行乞辦學的精神，並用它來鼓勵大家克服困難，把革命堅持下去。”11938年5月21日，毛澤東對抗大的幹部的講話中，針對一些同誌急於上前線，不安心在後方當教員的工作時說，教員工作是“造學生”的大事，不是小事。“這是母雞與蛋的問題”，要把學校辦好，“便要我們這許多母雞”。他還說，馬克思的先生黑格爾和中國的孔夫子都是當教員的，作出了很大貢獻，“我們要學習黑格爾、孔夫子。”接著他說：“中國有個武訓，不去做官，當叫化子，（笑）他辦學堂，辦了一生，有了錢仍舊要當叫化子。”2這表明，當時毛澤東對武訓是很讚賞的。不料，建國伊始，卻把武訓臭罵一頓，把《武訓傳》的作者、演員、讚賞者全都狠批一通。

 

一、電影《武訓傳》的拍攝經過

武訓，原名武七（1838-1896），清末山東堂邑縣（今聊城西）武家莊一個貧苦農民的兒子，因家貧不能上學，連個名字都沒有，因排行第七而稱武七。他深感沒有文化的苦處，決心辦義學，讓窮孩子們讀書。他並無錢辦學，全靠乞討，有時甚至不惜侮辱自己。積三十年之辛勞，在堂邑、館陶、臨清辦了三所義學。他的“行乞興學”，受到社會各界廣泛讚賞，清政府予以嘉獎，封為“義學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十分讚賞武訓精神。1944年夏，陶行知在重慶將一本《武訓先生畫傳》送給電影編導孫瑜，建議他把武訓一生艱苦辦學的事跡拍成電影。孫瑜深為武訓行乞興學的獨特事跡和艱苦卓絕的奮鬥精神所感動，於是開始搜集資料，草擬提綱。

1947年，孫瑜從美國回國，正值南京的中國電影製片廠著手籌拍反共“戡亂”片。從事地下工作的中共文藝界領導人陽翰笙知道孫瑜對武訓有興趣，建議他把劇本《武訓傳》寫出來，交中國電影製片廠拍攝，以抵製“戡亂片”。這樣，孫瑜寫出了電影劇本《武訓傳》，於1948年由中國電影製片廠拍攝。影片主角武訓由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趙丹飾演，趙丹也是山東人，深為同鄉武訓忍辱負重、苦修“義學”的精神所感動。曆時三年，最後由上海昆侖影業公司將電影於1950年12月攝製完成。在影片完成前，昆侖影業公司請了“上海電影事業管理處”的領導夏衍、於伶、陸萬美三人就《武訓傳》發表意見。他們認為，武訓的事跡離今天的現實生活太遠，但武訓“艱苦興學，熱忱勸學”的精神，對於迎接明天的文化高潮，還可能有些鼓勵作用。考慮到配合當時 正在農村興起的“冬學”運動，所以決定繼續拍攝。不過，在影片結尾處，加上一個女教師出來說話，以結合事實，用今天的觀點對武訓加以批判。這位女教師的旁白：

“武訓先生為了窮孩子們爭取受教育的機會，和封建勢力不屈服地、堅韌地鬥爭了一輩子。可是他這種個人的反抗是不夠的。他親手辦了三個‘義學’，後來都給地主們掄過去了。所以單憑念書，也解放不了窮人。周大呢——單憑農民的報複心理去除霸報仇，也沒有把廣大的群眾組織起來。在當時那個曆史環境裏，他們兩人都無法獲取決定性勝利。中國的勞苦大眾，經過了幾千年的苦難和流血鬥爭，才在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組織領導之下，打倒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國民黨政權，得到了解放！我們紀念武訓，要加緊學習文化，來迎接文化建設的高潮！”編導盡量把這樣一部構思、創作於舊時代的作品，適應新時代的需要，用心之良苦，可見一斑。

孫瑜在三十多年後回憶道：“我寫武訓，那還是抗戰時期在重慶北培，陶行知先生一再囑我把武訓行乞興學的事跡搬上銀幕，他的誠懇態度使我深為感動。並且，我從陶先生口中還揣測到，拍武訓電影是經過重慶地下黨同意的。我又看了馮玉祥先生和李士釗、孫之雋、段承澤等提倡的武訓精神和塑造的武訓形象，覺得武訓確實為中華民族之偉人，行乞興學，亙古未有！我又去美國考察了教育，實感中國政治之腐敗，中國之教育落後。我力圖通過這部片子告訴國人：中華民族不僅要爭取政治上的翻身，還必須在文化上爭得翻身。於是，我較快地完成了劇本的創作。因為戰亂，這部片子在解放前拍了一大半便停了下來。”他又說：“電影事業受到黨的重視，在夏衍、於伶同誌關懷下，片子的下半部拍得很順利，放映後受到社會各界的好評。”1 

 

二、影片上映後，社會一片讚揚聲

影片於1951年初上演。

影片上演之後，社會上也是一片讚揚聲，各報紛紛發表文章給影片以好評。《大眾電影》雜誌還把《武訓傳》列為1951年十部最佳國產片之一。

二三月間，北京各界觀眾達13萬人之多，都為武訓行乞興學的“奇行”所迷，尤其以教育界最盛。有些原來不安心教育事業的教師看後，紛紛表示要把畢生的精力貢獻給人民的教育事業。有的反映：“武訓的鬥爭的方法與道路不是我們要學習的，但他那堅韌不拔的性格，將指引我更踏實、更細致、更專一地為孩子們工作。”

報刊上的讚譽紛至遝來。據不完全 統計，在三個月內，僅京津滬的幾家重要報刊，發表讚揚或肯定武訓和《武訓傳》的文章就有 30多篇。讚揚者說：

武訓站穩了階級的立場，向統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鬥爭。他對本階級的熱愛使他終身勞動，忍受艱苦，堅韌地、百折不撓地為窮孩子們興辦義學。武訓是中國近代曆史上的一個農民勞動模範的具體代表人物。他典型地表現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勤勞、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質。武訓這種鬥爭反映了中國農民的頑強不屈的精神，這意誌是勞動英雄的意誌。他甘心做人民大眾的牛，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武訓是中國第一位熱心辦教育的人。他是中國曆史上勞動人民企圖本階級從文化上翻身的一麵旗幟。武訓這種忘我精神，為廣大貧苦階級服務的精神，任何人都會受到深深的感動。

2月21日晚，在中南海小禮堂由周恩來總理和胡喬木出麵召集，放映了電影《武訓傳》，觀看的有一百多位中央負責人。放映中，掌聲不斷。朱德不時發出爽朗的笑聲，還和導演孫瑜握手並說：“很有教育意義。” 2

孫瑜回憶說：“電影《武訓傳》受到全國人民讚揚後，中央領導同誌集體觀看了這部片子。後來周恩來總理在接見我時，我向他匯報了拍攝電影《武訓傳》的情況，總理很有興趣地聽我介紹，之後，他說：‘對武訓本人，我知之甚少，但諸多民主人士在重慶的兩次聲勢浩大的宣傳武訓的活動，在當時的《新華日報》上作了充分的報道。那時，我才曉得他是靠乞討積錢而辦成功幾所學校的，實在很不容易，掃盲和教育救國始終是我黨和民主人士的共同責任，至於電影嘛，我自己認為拍得不錯，看了很感動人。’他絲毫沒有埋怨我的意思，朱老總也很欣賞這部片子。”3一些電影部門的領導和同行，也紛紛表示《武訓傳》的社會效果很好。總之，關於武訓和《武訓傳》是“好評潮湧，口碑載道”，一片讚揚之聲。

三、江青、毛澤東要批判

江青看了影片後，在毛澤東那裏說：電影《武訓傳》存在“嚴重問題”。毛澤東調看了影片《武訓傳》認為“這是一部宣傳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影片。”江青有了毛澤東這句話作“尚方寶劍”，便去對當時主管文藝的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說：“《武訓傳》是一部宣傳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影片，應該進行批判！”周揚不知道這話的來頭，便不以為然地說：“有點改良主義，沒有什麽了不起嘛！”1。

1951年5月，《文藝報》第4卷第1期上，發表了一個化名賈霽的人批評電影《武訓傳》的文章《不足為訓的武訓》，打響了批判《武訓傳》的第一炮。就像“文化大革命”之初發表姚文元批判《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把人們搞得瞢頭轉向一樣。文章說：“武訓和《武訓傳》對於曆史以至於今天，沒有任何意義和價值，武訓的行為是不值得表揚和歌頌的。《文藝報》第4卷第2期，又發表了楊耳（許立群）的《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積極作用麽？》的文章，說“不管是今天或是昨天，‘武訓精神’都是不值得表揚的”，陶行知先生在蔣介石的反動統治之下表揚‘武訓精神’，也沒有什麽積極作用。”他還說；“在反動統治下麵宣揚‘武訓精神’就會更直接地‘降低和腐蝕群眾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戰鬥力’。那不更加是不應該的嗎？”

《人民日報》在5月15、16日轉載了《文藝報》上批判《武訓傳》的文章，並加了編者按，號召大家對這部影片進行深入討論。

5月19日，《文藝報》發表楊耳的《試談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無積極作用》，把批判之火引伸到陶行知先生的頭上。同日《文藝報》還發表鄧友梅的《關於武訓的一些材料》。

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為批判一部影片，值得《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樣的大張旗鼓？原來是毛澤東親自幹預了。這篇社論由胡喬木起草初稿，毛澤東作了大量改動並親自定稿。社論的主要部分，就是出自他的手筆。現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所節錄部分，抄錄如下：

《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象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鬥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以及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應當歌頌的嗎？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醜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鬥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能夠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為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汙蔑農民革命鬥爭，汙蔑中國曆史，汙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宣傳。

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許多作者看來，曆史的發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舊事物，而是以種種努力去保持舊事物使它得免於死亡；不是以階級鬥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的封建統治者，而是像武訓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鬥爭，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我們的作者們不去研究過去曆史中壓迫中國人民的敵人是些什麽人，向這些敵人投降並為他們服務的人是否有值得稱讚的地方。我們的作者們不去研究自從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中，中國發生了一些什麽向著舊的社會經濟形態及其上層建築（政治、文化等等）作鬥爭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新的階級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決定什麽東西是應當稱讚或歌頌的，什麽東西是應當反對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曆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曆史事件，具體的曆史人物（如像武訓），具體的曆史思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他關於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 ，究竟跑到什麽地方去了呢？

為了上述種種緣故，應當開展關於電影《武訓傳》及其他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徹底地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1

 

毛澤東對武訓的批判文章，還有一篇題為《在審閱楊耳〈評武訓和關於武訓的宣傳〉稿時加寫的幾段文字》：

一

武訓的中心事業是所謂行乞和辦“義”學。這件事迷惑了很多天真的孩子般的不用腦筋的老好人，其實是一個騙局。武訓也許想過要為窮孩子辦學堂，但事實隻能為有錢人的子弟子辦學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窮孩子進他那樣的學堂。被那些舉人、進士們掌握的學堂也決不會容許真正的窮孩子插足進去。武訓的“義”學，其實是不義之學。錢是殘酷地括來的。一是強要來的，武訓是一個以吃五毒威脅善良人民逼其出錢的惡丐；二是放高利貸（利息三分）；三是依仗官勢募捐。這三種錢的來源都是不正當的。所辦之學，並不是所為了“窮孩子”，“為窮孩子”隻是一句空話，實際是為富孩子。隻有那些天真得透頂的人們才會相信武訓的“義”學裏好像真有一群“窮孩子”在那裏跳來跳去似的。

現在，估且不說武訓辦學的方法和結果，單說武訓辦學的動機，即是說他真想要使窮孩子識字，借以改變窮人們的悲慘地位，這種想法，難道是不正確的嗎？我們說，武訓自己怎樣想是一件事，武訓的後人替他宣傳又是一件事。武訓自己一個人想得不對，是極小的事，沒有什麽影響。後人替他宣傳就不同了，這是借武訓來宣傳自己的主張，而且要拍成電影，寫成著作或論文，向中國人民大肆宣傳，這就引起了根本問題了。

二

武訓隻是在他未提出“義”學口號以前受過苦，自從他提出“義”學這個漂亮動人的口號以後，他就一天一天被人尊敬，直至變為反動政府的寵兒，他就越行乞越有勁，一點也沒有什麽苦了。

三

你看，武訓裝得很像，他懂得封建社會的尊卑秩序。他越裝得像，就越能獲得那些舉人進士的歡心，他就越有名聲。他已經很富了，還是要行乞。他越行乞，就越有名聲，也就越富。武訓是一個富機智和狠心的人，因此，他成了“千古奇丐”，隻有那些 天真得透頂的人們才被他騙過，舊的反動著作家則將武訓的騙術有意描寫為“美談”，武訓的“我乞者不敢與師抗禮也”這件事，在“晚清稿”武訓傳中也是大書特書的。2

 

自從毛澤東寫的這篇社論和文章發表出來，風向突變。全國和主要報刊在第二天都轉載了《人民日報》的社論。《人民日報》在發表社論的同時，還在《黨的生活》專欄發表短評《共產黨員應當參加關於〈武訓傳〉的批判》，號召“每個看過這部電影或看過歌頌武訓論文的共產黨員，都不應對於這樣重要的思想政治問題保持沉默，都應當積極起來自覺地同錯誤思想作鬥爭。如果自己犯過歌頌武訓的錯誤，就應當作嚴肅的公開的自我批評。擔任文藝工作、教育工作和宣傳工作的黨員幹部特別是與武訓、《武訓傳》及其評論有關的北京、上海、天津、山東、平原等地的文化界的幹部，尤其應當自覺地、熱烈地參加這一場原則性的思想鬥爭，並按照具體情況作出適當的結論。”

於是，全國各地的文化教育部門都聞風而動，紛紛召開座談會、討論會、批判會。報刊上的批判文章，更是連篇累牘。整個夏天，舉國上下掀起了一場群眾性的以政治運動批判思想文化的高潮。所有批判文章集中在三個問題：

一是武訓是個什麽樣的人？是封建統治的維護者、封建製度的崇拜者。二是《武訓傳》是一部什麽樣的片子？其思想內容是反動的，藝術手法是反現實主義的，歪曲了曆史，美化了醜惡。其要害是用改良主義代替人民革命行動，用個人苦行代替群眾鬥爭。三是歌頌武訓和《武訓傳》是什麽樣的思想？是由於 編導者和歌頌者頭腦中的唯心曆史觀和改良主義思想在作怪。這正是舊中國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特點，也是他們之所以頌揚武訓的思想根源。這些批判，除了扣大帽子外，並沒有什麽有說服力的觀點和證據，隻不過跟著毛澤東定的調子高唱一陣子吧了。

《人民日報》短評中，叫著號要那些“自己犯過歌頌武訓的錯誤，就應當作嚴肅的公開的自我批評 ”，並且還要“按照具體情況作出適當的結論。”這一來，那些原本為武訓和《武訓傳》叫過好的人，都隻有乖乖檢討的份。《大眾電影》編輯部、戴白韜、梅朵等，因此事，紛紛在報上公開檢討。

在中南海主持放映過電影《武訓傳》的周恩來總理，當批判運動掀起時，專門為此作了檢討。

全國文聯主度郭沫若也不得不檢討。他曾為《武訓畫傳》題簽並作序。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題為《聯係著武訓批判的自我檢查》的檢討。

電影《武訓傳》的編導孫瑜、主演趙丹，當然成了重點人物，連連檢討。攝製該影片的昆侖影業公司通電各地，停演電影《武訓傳》。

中央文化部、教育部，中共上海市委，紛紛發出通知，號召批判《武訓傳》。周揚也於8月8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題為《反人民、反曆史的思想和反現實主義的藝術——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

8月26日，夏衍也在《人民日報》發表檢討文章《從〈武訓傳〉的批判，檢查我在上海文藝界的工作》

 

四、帶著框框去調查

為了證明毛澤東所寫社論的觀點正確，1951年6月，毛澤東親自指示人民日報社和文化部等單位組成一個武訓曆史調查團，到山東省武訓家鄉進行實地調查。調查團成員還有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宣傳部、當時的平原省委文聯和宣傳部、武訓家鄉地縣有關人員十三人。毛澤東指定人民日報社的袁水拍、文化部的鍾惦斐和江青負責，實際是江青領頭。

在調查團出發之前，毛澤東接見了調查團的有關人員，向他們作出如下指示：“武訓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經死了幾十年了；武訓辦的義學也不重要，它已經幾經變遷，現在成了人民的學校。重要的是我們共產黨人怎麽看待這件事——對武訓的改良主義道路，是應該歌頌？還是應該反對？”1參加調查的人後來也承認，當時的調查研究是“奉命”進行的，意圖就是證明《人民日報》社論的正確。

“調查團”到山東武訓家鄉堂邑、臨清、館陶等縣調查了二十多天。他們找幹部和老鄉談話，開始大家都說武訓的好話，完全不對他們的口味。後來經過縣裏幹部打招呼，才改口說武訓不好，有的人不昧良心，幹脆拒絕回答調查組提的問題。調查團成員、當時堂邑縣委書記段俊卿回憶說：“江青一到堂邑就明確告訴縣委，調查就是為了證明武訓是壞人。”調查團另一成員，當時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宣傳部文藝處處長馮毅之回憶說：“在調查團來之前，我曾接待孫瑜等人的調查組，那時老百姓都說武訓好的一麵，江青等人剛來時，老百姓不知是為什麽目的，還是說武訓辦學有貢獻，為人好，縣委 沒辦法，隻好作動員，明確告訴被調查者‘隻能揀壞的說’。”1 

就這樣揀 了一些專說武訓壞的一些材料，結束了調查。當事人回憶說：“那個‘調查’，純粹是先下政治結論，再去找尋證據，用的是主觀臆測、捕風捉影、想象推論的唯心主義方法。江青在調查過程中，指手劃腳，飛揚跋扈；水拍則處處忍讓，委曲求全。”2在調查中，凡是說“義學”好的，他們就認為是代表地主階級的言論，凡是說“義學”不好的，他們就認為是代表勞動人民的言論。馮之俊後來披露“調查中喜歡聽說武訓壞話和否定的話，不喜歡聽說他的好話，更不喜歡 聽讚揚他的話”。“先做出結論，定好框框，再去找材料來論證結論的正確。武訓調查團就是這樣做的。”3

調查團返京後，由江青、袁水拍、鍾惦斐三人執筆，寫出《武訓曆史調查記》一文，最後經過毛澤東修改定稿，於1951年7月23日至28日在《人民日報》上連載，之後，又出版了小冊子。《調查記》中很多不實之詞，如說“武訓是一個以流氓起家，遵從反動封建統治者的意誌，以‘興學’為進身之階，叛逆其本階級，爬上統治階級地位的封建剝削者。”還說“武訓是一個以‘興學’為手段，被當時反動政府賦予特權而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大地主。封建統治階級的奴才，農民起義的對頭，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幫凶。”等等，都是《調查記》泡製者們蓄意編造的。

把武訓說得如此醜惡，那電影《武訓傳》自然就從根本上被否定了。從而把對武訓和《武訓傳》的批判推向了高潮，也為武訓和《武訓傳》的性質定了案。

為什麽毛澤東以前對武訓是那樣的讚賞，一當新中國建國伊始，就借電影《武訓傳》對武訓大加撻伐、搞政治運動呢？是當年需要教員，現在不需要了嗎？顯然不是。對毛澤東這種翻雲覆雨的手法，多少年過去了人們總是不能理解。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電影《武訓傳》你們看了沒有？那裏頭有一支筆，幾丈長，象征‘文化人’，那一掃可厲害啦。他們現在要出來，大概是要掃我們了。是不是想複辟？”4這純粹是捕風捉影、胡亂上綱。“一支筆，幾丈長”，就算象征“文化人”，隻要是不帶偏見的人都會理解為興教育、學文化。有什麽根據說這就是“要掃我們”“想複辟？”毫無根據。從編劇、導演、主演到所有參演人員，能找出一個有複辟的言論和行動嗎？沒有。那麽，為什麽毛澤東要如此說呢？隻能從他一貫敵視“文化人”即知識分子的思想深處去理解了。早年，他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原文中，把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看作“極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5甚至在部份北伐軍中還提出了“打倒知識階級”的口號6顯然，在毛澤東的心目中，編著、導演、演員和攝製人員以及欣賞電影《武訓傳》的“文化人”，都是“極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就是一種複辟勢力，被列為應予打倒的對象。他借批判電影《武訓傳》的機會，不管有理無理，先給全國的“文化人”即知識分子打上一悶棍。“文化人”們哪裏知道，這次敲打隻不過是知識分子厄運的序幕，之後的辱罵梁漱溟，批判胡適、馬寅初，製造“胡風反革命集團”、“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施“陽謀”反右派，直到把知識分子搞成“臭老九”的文化大革命，接連不斷打擊知識分子，可以說是一以貫之，都是他早年這種極左思想的反映。

五、批判的後果

自從對電影《武訓傳》批判以後，凡是對這部片子表示 過讚揚的，特別是寫過文章的，都不得不對照著《人民日報》社論的調子，作深刻的檢討。有的人連連檢討求饒還不行，有的被開除黨籍、公職，有的被逼致死。孫瑜回憶說，當時是被公認的優秀影片之一，“想不到，我，李士釗、趙丹夫婦以及何思源（何魯麗之父）、孫之雋等竟因此遭了難，使我們後半生的政治生命和藝術生涯受到挫折，逼我們在《人民日報》上作公開檢討，何思源與孫之雋卻因此被逼致死，實在令人心寒！倘若不是周總理的保護，我和趙丹怎能活到今天，又怎能看到江青一夥的垮台？！”1李士釗先生的遭遇也十分淒慘。李士釗先生是著名老報人、傳記作家、全國作家協會會員，因為讚揚過武訓和影片《武訓傳》橫遭批判 ，先是被發配雲南勞動改造，過著艱苦的生活，繼而又被打成右派，押回山東聊城，監督勞動，直到粉碎“四人幫”，他才結束了囚徒生涯。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活活打死的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也與這一批判有關。張霖之與電影《武訓傳》本來沒有瓜葛，隻是江青找他調查武訓問題，沒有按江青、毛澤東定的調子，而是說了自己當年在山東工作時老百姓的一些說法而已。1951年，張霖之任重慶市委書記，江青以“毛辦”（毛澤東主席辦公室）的名義給張霖之打電話，要求原冀魯豫區黨委書記張霖之協助弄清編寫電影劇本《武訓傳》的原委。四天後，他在接待打前站的調查組人員時說：“我在山東省時堂邑縣是有個叫武訓的，在老輩人中很有些名氣。清朝末年民不聊生，那麽一個要飯的窮人，攢錢辦學堂，多不容易啊。”“讀書向來是被看成聖人之道，一個乞丐辦這種事，可謂開天辟地。所以山東省老百姓很敬重武訓。無論說書唱戲，有不少唱這位‘武豆沫’的段子。”

調查組的人問：“您在那裏沒有發現什麽問題嗎？”

張霖之回答：“有什麽問題嘛！演戲時我們都去看了，生旦淨醜都扮得不錯，群眾非常歡迎，說這演的是窮莊稼漢的聖人。”

張霖之立即要去參加公審中美合作所特務分子大會，接他的汔車響起了喇叭，張霖之披衣站起來。調查組的人又問：“電影《武訓傳》您看過了嗎？”

“想看，就是沒有時間。”張霖之說罷準備出門，同時吩咐秘書：“晚上牛角沱演戲，讓這幾位同誌去看吧！”說完，就上車了。

第二天，江青來到重慶。張霖之應酬了江青一個下午，還是那幾句關於武訓的活。2 

誰知道，就這麽一點小事，卻為張霖之種下了殺身的禍根。

十多年後，張霖之任煤炭工業部部長 。江青要謀害一個國家的部長，還沒有那個能量。得靠毛澤東。事也湊巧，莫名其妙的，張霖之被毛澤東扣上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帽子。那是在1964年底至1965年初召開的全國工作會議期間，在一次規模很小的常委擴大會上，討論“四清”運動的性質和主要矛盾問題時，劉少奇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毛澤東卻說：“這個運動，是社會主義的教育運動，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少奇請教式地問：“對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都要消亡了，怎麽可能有什麽派？一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不假思索，脫口而出：“張霖之就是。”3

劉少奇不敢再問了，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毛澤東點誰的名，誰就倒了。“文革”一開始，張霖之同誌首當其衝，慘遭酷刑拷打，成為第一個死於“革命行動”的部長級高幹。

1980年，“四人幫”受到審判時，法庭問江青：“張霖之是你迫害死的嗎？”江青默不作聲，

在幾次追問之後，江青終於點頭承認了。 

被整得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的，還有一個典型人物，他叫郝瑞琛，當年在武訓家鄉中共堂邑 縣委宣傳部工作，他看到，《人民日報》社論給武訓扣的大帽子，跟自己從小聽父老鄉親們那裏講的武訓行乞興學的事，完全對不上號。他還想，武訓如果說是個大壞蛋，為什麽1943年我們共產黨領導的冀魯豫邊區政府曾明令將武訓故鄉堂邑縣的一部分和冠縣的幾個區合起來，命名為武訓縣，以資紀念？武訓老家柳林鎮改名武訓鎮，還以“武訓”命名柳林師範和小學。他認為社論和《調查記》對武訓所作的結論，是根本站不住腳的。他以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實事求是的態度，把自己所了解的武訓寫出來。於是，他完寫了《我對武訓與別人相反 的認識》一文，旗幟鮮明地公開為武訓辯護。結果 ，正好撞到了槍口上。被抓了個典型，遭到從省到縣的會上、報紙上轟炸般的批判。後來被開除黨籍和公職，還扣上階級異己分子的帽子，遣送還鄉勞動改造。

那麽，郝瑞琛的文章為武訓作了那些辯護呢？一是說武訓的興學動機與目的。他認為“武訓立誌終身興辦義學叫窮孩子念書，其動機肯定地說是為了窮家子弟念不起書而興辦的，為貧農、雇農百分之八十的廣大群眾在文化上翻身為目的的，而不是為壓迫他的統治階級服務為目的的吧！”二是說武訓的人格與行乞興學的意義。他針對說武訓向地主奴顏婢膝的汙蔑說：“武訓忍受了各種屈辱和踐踏，以及做牛馬不如的工作，來實現為人民服務的誌願，這種精神非但可以表揚，並且可以大為表揚，特為表揚的，是可效可仿的使農民階級從文化上翻身的一麵旗幟。”他還認為：“革命的基本問題是徹底消滅舊的封建政治、經濟製度，才能保全革命的完全勝利，但是文化翻身也更是不可缺少的。”“那時武訓辦的義學雖是封建的教育，而是為時代所限製。當時中國根本沒有工人階級，更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化，而是閉關、自守，剛和外洋資本主義接觸不久的一個封建帝國。”他還說：“既然有人提出以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處理武訓，就不能完全拿馬列主義衡量武訓的輕重，那就不能否認武訓、抹殺他的功績，應以武訓所處的曆史範圍，本身條件，以及對人民的貢獻來肯定他。”三是說武訓的立場。他說：“興辦義學叫農民讀書，消滅文盲，解決沒有文化的痛苦，這是對社會、群眾的基本大義問題。”郝瑞琛還反駁了武訓義學中念書的多是地主家的小孩，從而證明武訓是地主階級奴才的觀點，他說 ：“地主的小孩並不都肯定是不革命的。”他說的有理有據，讓人覺得“事實勝於雄辯。”但在那時，隻能一個聲音，一個調子，再有理，也隻有挨批判的份。

 

六、撥亂反正，為武訓和電影《武訓傳》平反

客觀地說，電影《武訓傳》本是在解放前為抵製國民黨的“堪亂”而著手拍攝的，這是一種進步行為，孫瑜、趙丹都是左翼電影工作者，其用意也是可嘉的。影片自然有不足之處，完全可以心平氣和地探討，何至於那樣大動輿論，大加鞭伐。社論中的一些批判，也是無限上綱，一個處於最底層的農民，靠乞討興義學，讓窮孩子能上學讀書識字，不用說在當時 ，就是現在，也是一種無私的高尚行為。他不是一個革命家，你要求他去反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不是扯得太遠了一點嗎？說他向地主乞討，奴顏婢膝，那個時候，隻有地主有銀子，不向地主去乞討向誰去要錢呢？毛澤東本人曾向當過北洋軍閥政府教育總長、參與鎮壓學生運動的章士釗求借過兩千大洋，以助一些有誌青年出國留學。難道這也算個問題嗎？那麽，武訓當年向地主求助辦學經費，怎麽就是奴顏婢膝呢？那時馬克思主義尚未傳入中國，有誰能知道什麽曆史唯物論？這種批判，實際上是十分不講曆史唯物論的，完全脫離了當時的社會情況和民情。這種批判，是極左思潮的表現，以後各次運動的大批判，都可從這次批判中找到影子。這種批判，調子高到不能再高，由於脫離實際，與事實不符，總是站不住的，遲早要被曆史糾正。

1985年，當“陶行知研究會”和“陶行知基金會”成立之際，黨的意識形態方麵的領導人胡喬木作了番講話，把這個問題的是非，弄清楚了。他說：1951年，曾經發生過一個開始並未涉及而後來涉及陶先生的、關於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這個批判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我們現在不在這裏討論對武訓本人及《武訓傳》電影的全麵評價，這需要由曆史學家、教育學家和電影藝術家在不抱任何成見的自由討論中去解決。但我可以負責任地說，當時這場批判是非常片麵的、非常極端的，也可以說是非常粗暴的。因此，盡管這個批判有它特定的曆史原因，但是由於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們不但不能說它是完全正確的，甚至也不能說它是基本正確的。這個批判最初涉及的是影片的編導和演員，如孫瑜同誌、趙丹同誌等；他們都是長期在黨的影響下工作的進步藝術家，對他們的批判應該說是完全錯誤的。他們拍這部電影是在黨和進步文化界支持下決定和進行的，如果這個決定不妥，責任也不在他們兩位和其他參加者的身上。這部影片的內容不能說沒有缺點和錯誤，但後來加在這部影片上的罪名，卻過分誇大了，達到簡直不能令人置信的程度。從批判這部電影開始，後來發展到一切對武訓這個人物表示過程度不同的肯定的人，以及包括連環畫在內的各種作品，這就使原來的錯誤大大地擴大了。這種錯誤的批判方法，以後還繼續了很長時間，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得到糾正。

過去了三十多年後，這場批判的是非才弄清楚了，被冤枉橫遭批判、被扣上罪名的才得到平反。1980年《齊魯學刊》發表為武訓平反的研究文章，揭露了當年那《武訓曆史調查記》弄虛作假的事實，這個號稱調查研究的典範作品徹底破產了。加在武訓頭上的“大地主、大債主、大流氓”三頂大帽子，全屬不實之詞。

1996年，舉行了《武訓先生逝世一百周年紀念大會》，孫之雋、李士釗合著的《武訓畫傳》重印出版；陶行知先生生前的詩作《武訓先生畫讚》、《武訓頌》在朗誦；臧克家的詩作《何於一丐作苛求》譜寫成歌曲。重新修建了武訓紀念堂和武訓墓、武訓塑像、武訓碑林。胡亂強加在武訓和電影《武訓傳》上的不實之詞，統統被推倒。

從批判電影《武訓傳》到批判曆史劇《海瑞罷官》等一係列大批判，都是一個模式，一個腔調，由最高領導人發命令，搞一言堂，一邊倒，一窩蜂。把思想問題、學術問題當成政治問題，無限上綱，不準別人申辯，這裏麵有什麽馬克思主義？當年氣勢磅礴，轟轟烈烈，結果怎樣呢？誰是誰非呢？曆史是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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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蔡銘澤：《開國第一場風波——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載邱石編《共和國重大決策出台前後》第三卷上，第41頁。

21938年5月21日毛澤東在抗大第三期總結幹部會上的講話，見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編《黨史研究資料》1989年第11期第8-9頁。

1張經濟：《孫瑜編導〈武訓傳〉的遭遇》，載《世紀》2001年第2期第44頁。

2蔡銘澤：《開國第一場風波——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載邱石編《共和國重大決策出台前後》第三卷上，第46頁。

3張經濟：《孫瑜編導〈武訓傳〉的遭遇》，載《世紀》2001年第2期第45頁。

1見《秘書江青》，載《作家天地》1997年第7期第78頁

1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一版，第46-47頁。

2 原載1951年6月16日出版的《學習》第四卷第五期，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第374-376頁

1戴知賢：《文壇三公案》第13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袁唏：《〈人民日報〉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新聞研究資料》第45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

2 《人民日報回憶錄》第333頁，人民日報出版社1988年版。

3馮毅之：《要從〈武訓曆史調查記〉的調查中吸取教訓》，《齊魯學刊》1981年第1 期。

4《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33）

5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1926年3月廣州出版的《中國青年》第116、117期。

6見《現代評論》1927年1月發表的張奚若的“中國今日所謂知識階級”，1927年2月發表的宇文的“打倒知識階級”。

1張經濟：《孫瑜編導〈武訓傳〉的遭遇》，載《世紀》2001年第2期第45頁。

2 見袁曉鷹：《第一個蒙難的部長》，載《曆史的錯位》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頁。

3見劉源、何家棟：《“四清”疑團》，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1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