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雲覆雨毛澤東（修訂稿）--1.

翻雲覆雨毛澤東（修訂稿）--1.

編者： 蕭 鐸 潔

 

 

1 目 錄

2 序 言（李 銳）

4 前 言

9 1 、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 

18  2、提出並成功地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不久就拋棄

27  3、中共諍友梁漱溟遭痛罵

32  4、胡風問題

44  5、改變“八大”關於主要矛盾的提法

47  6、錯誤批判馬寅初

56  7、“陽謀”（上）

70  8、“陽謀”（下）

84  9、“陽謀”的預演

93 10、廬山會議原定糾正“左”的錯誤，突然變成批右

100 11、從“明君”到“反黨成員”的張聞天

108 12、1962年的北戴河會議，原定糾“左”，又變成反右

111 13、兩次讚賞鄧子恢，兩次對他猛烈批評 

114 14、同意過曾希聖搞責任田，又批判曾希聖搞單幹風 

117 15、羅瑞卿蒙難

125 16、從百家爭鳴到兩家鬥爭，再到一家獨鳴

126 17、吳晗因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寫了海瑞的文章而受批判

131 18、先同意《二月提綱》，以後又猛批《二月提綱》

136 19、先同意派工作組，以後又說這是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137 20、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

141 21、劉少奇本是毛澤東確定的接班人，後來卻被“炮打”

159 22、鄧小平兩次被打倒

167 23、逼死林彪

185 24、賀龍慘遭迫害致死

190 25、對瞿秋白，先說“秋白是個好同誌”，後來又說他是叛徒

192 26、叫人不要相信康生的話，他卻言聽計從

207 27、先是反對，後來卻“主張個人崇拜”

218 28、對江青的評價，前後兩樣

225 29、由重視知識分子，到向知識分子開刀

238 30、從聯蘇反美到聯美反蘇 

259 31、從鼓吹民主到實行獨裁

 

（篇幅較大，版式來不及全部整理，望諒。 轉發者 RL）

 

 

 

 《翻雲覆雨毛澤東》序言

 

我一直認為，對毛澤東的研究要深入下去，無論是他正確的或錯誤的方麵，都需要深入的研究。對於他正確的方麵的文章、書籍已汗牛充棟，固然也待進一步研究；然而對他缺點、錯誤方麵的研究就顯得很不夠。須知，正是他的一些錯誤，給我們中華民族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其影響既深且巨。我說過，他的陰影仍然籠罩著我們。這不能不有待研究。

 這本關於毛澤東翻雲覆雨、出爾反爾、變化無常的書，是從一個側麵、一個獨特的視角來研究毛澤東的，據我所知，這樣的書，迄今還未曾有過。編者說，這本書的寫作，是受我的有關這方麵的一些說法的影響而促使的。他在《前言》中引用了我的話：“言行不一，出爾反爾，在毛澤東晚年達到了令人害怕的程度。”然後循此發掘開去而寫成的。書中大量事實不僅說明我的言之無虛， 同時也闡發了我的觀點，發揮了我未及細述的一些問題。對此，我當然是支持的。

 我上麵的講話，是在1980年10月25日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草案）小組討論會上發言時講的。當時講這個話是有充分根據的。與會許多老同誌談到這類問題時，十分激動，有些話講得也很尖銳，如方毅談到，毛是一個暴君。當時大家之所以要講這些，一是由於這些問題對我們黨的傷害太大，必須如實地講出來。二是希望在《決議》中能對毛澤東這方麵的問題有所反映，以便全黨能夠從中汲取教訓。但是，當時有個指導思想，叫做“宜粗不宜細”，所以涉及毛澤東的錯誤，尤其是作風、個性、人品等方麵的問題都回避了。鑒於當時“文化大革命”剛結束不久，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及其社會影響還廣泛存在，從政治上考慮，在《決議》中暫時不談這方麵的問題是可以的，參與討論的人大多也能接受。但是，作為曆史科學的研究，則與“宜粗不宜細”相反，應該“宜細不宜粗”。所謂的“細”，就是涉及毛澤東的許多錯誤的具體的客觀事實，都需要仔細研究。比如說“文化大革命”，不去研究毛澤東是何種心態，如何策劃於密室，背著黨中央進行暗中活動等等問題，隻說“毛澤東同誌負有主要責任”，這顯然是很不夠的，也不可能從中汲取真正的教訓。結束毛澤東的錯誤至今已有二十多年，還要回避這個問題，就說不過去了。這二十多年來，類似毛澤東那樣獨斷專行的錯誤，還時有發生，不能不與當年為維護毛澤東，同時也維護了他的一些錯誤，或對他的錯誤“宜粗不宜細”，也是就是粗枝大葉、大而化之、馬虎過去了有關。記得“大躍進”全國饑荒餓死幾千萬人之後，在討論經驗教訓時劉少奇說過：“成績要講夠，缺點要講透”。這個話用到今天，就是要把曆史上所有的問題包括毛澤東的錯誤在內，都需要“宜細不宜粗”。隻有把這方麵的問題弄得“細”一點，弄清楚一點，弄明白一點，才能真正避免重犯毛澤東類似的錯誤，不然是很難做到的。 

這裏涉及到製度與人的關係問題。鄧小平說過：“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製度、工作製度方麵的問題更重要。”“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製度、組織製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33頁）這是講得很好的。當時我們聽了這個講話，深受鼓舞，以為從此啟動政治體製改革，可以從製度上解決問題了。二十多年過去了，改革得怎樣呢？鄧小平所講的“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淩駕於組織之上一類家長製現象”，不是還是缺乏必要的製度約束嗎 ？鄧小平還講道：“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製，毛澤東同誌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性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製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同上）人們不禁要問，毛澤東既然認識到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製的問題，為什麽不從領導製度上去解決呢？我認為，從後來批露的許多史料說明，毛澤東根本就不認為斯大林有多大的錯誤（他的話是“列寧、斯大林這兩把刀子不能丟。”）反而對揭露斯大林錯誤的赫魯曉夫斥為修正主義頭子，恨之入骨。他是基本肯定斯大林執政的正當，怎麽可能想從領導製度上來解決他那無上權力受到約束的問題呢？毛澤東的許多重大錯誤，都是在他說這個話之後，而不是之前。如果他有一點這方麵 的意願，還能因彭德懷、劉少奇的一點意見分歧，就把人家往死裏整嗎？這說明，有了像毛澤東這樣容不得不同意見的人，又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根本上就不想建立能夠防止斯大林那樣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製的製度，誰也管他不了，誰也對他無可奈何。他為什麽不想解決自己的權力受到製度約束的問題呢？從延安整風運動之後，使毛成為黨的絕對權威，就是一把手說了算。毛本人也逐漸聽不得不同意見，1949年之後，更對任何不同意見視為拂逆之舉。他被神化，直到自視為“馬克思加秦始皇”。在他之後，鄧小平雖然提出並試圖解決這個問題，在黨的十三大報告中關於政治體製改革中曾有所反映，但是，他也多少有點毛澤東第二的做派，也不可能有多少前進。鄧之後又過去了這麽多年，有多少前進呢？這不正是說明毛澤東這方麵的流毒和影響還有待消除研

究嗎？

 我認為，中國要改革，要前進，要“與時俱進”，要能夠真正成為現代化的國家，必須對毛澤東的各種錯誤進行清理，消除其消極影響。毛澤東政治上的皇權專製，經濟上的小農經濟、民粹主義，文化上的鼓勵愚昧、歧視科學、打擊知識分子等，都曾給我國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和影響。這些東西，不準說，不準寫，一個勁地捂著，難道是一個慎重的黨的態度嗎？斯大林的錯誤和罪行被揭露後，采取捂的辦法，沒有能從中汲取應有的教訓，以致重犯了斯大林的錯誤；對毛澤東的問題一個勁地捂著，同樣也是重犯了毛澤東的某些錯誤。為什麽就不能改一改呢？真要改革，對毛澤東的錯誤就不能回避。

 這本關於毛澤東翻雲覆雨的書，雖然不是全麵論述毛澤東錯誤的，但從這一專題，作為冰山的一角，也能展示毛澤東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的一些錯誤思想，供人們去認識和研究毛澤東，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翻閱這本書之後，給人這樣一個深刻的印象：新中國建立以來，毛澤東的每一次重大錯誤，幾乎都和他出爾反爾、翻雲覆雨有關，大者如丟掉他多次講過的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急急忙忙搞“窮過渡”；響應他號召“幫助黨整風”，提意見，沒有料到他來了“陽謀”、打“右派”；廬山會議原本要糾正“左”的錯誤，彭德懷寫了一封糾“左”的信，就被打成“反黨集團”頭子；吳晗本是響應他“學習海瑞”的，卻成了他發動“文化大革命”向知識分子開刀的祭品，等等。由於從這一角度所考察的問題，都是建立在確鑿事實基礎上的，也就具有很強的科學性和說服力。這與那些汗牛充棟、連篇累牘地隻對毛澤東頌揚，歪曲曆史、掩蓋曆史的書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有些為掀起“毛澤東熱”的書籍，對其錯誤諱莫如深、三緘其口，是完全違背實事求是原則的。有的黨史書上，竟然說謊話到“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都不知是誰了。這種“導向”，要把人們引向何處去？日本人總是不願意承認和反省過去侵略中國的罪行，激起了中國人民強烈的憤慨; 難道我們中華民族也是不願意承認和反省過去曆史的民族嗎?一個不知道反省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

 這本尊重曆史、還曆史本來麵目的書籍，僅就其求實態度和科學精神來說，我認為也是十分可貴、值得鼓勵的。這類的著述多一些，對我們汲取曆史經驗教訓就會多一分益處，對推進改革也會多一分動力。果能如此，乃人民之幸，民族之幸。

 

 

李 銳

2004年1月6日

 

 前 言

 

 本書所搜集的，是關於毛澤東經常出爾反爾、翻雲覆雨、言而無信、背信棄義的一些材料。 鄧小平在談到毛澤東的錯誤時說：“毛澤東同誌的錯誤在於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  1許多原本是他說過的話，他起草的文件、經中央政治局或全國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他說變就變，說推翻就推翻。這樣的事例太多了。很值得搜集起來，警示後人。

 19 5 9年8月16日，毛澤東主持的廬山會議反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大獲全勝”，在 通過會議公報和決議的會上，他發表的長篇講話中說：這次會議“把當前形勢搞清楚了，當前形勢主要是 反右傾，鼓幹勁，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廬山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空氣變了。”因為廬山會議原本是要糾正“左”的錯誤，後來來了個大轉彎，變成反右傾。這種風雲突變，是毛澤東自己承認了的。

 其實，這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的提法，早就有了。7月2 3日毛澤東發表講話，對彭德懷的信和張聞天等人的發言，視為“右派進攻”予以反擊，當天晚上，幾個毛澤東身邊的人就議論過。他們對毛澤東的講話很不理解。周小舟懷疑毛澤東這篇講話是否經過常委討論，按照講話精神發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沒有真正的集體領導，隻有個人獨斷專行。這樣，終將導至黨的分裂。周惠也感到毛澤東對一些問題的決定，反複變化太快 。李銳說得最明白：這樣的講話不是“翻雲覆雨”嗎?周小舟也認為這個講話，“是一百八十度轉變”，使人轉不過彎來。

8月15日，毛澤東在《關於如何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中，寫道： “共產黨內的分裂派，右得無可再右那些朋友們，你們聽見炮聲了嗎?打中了你們的要害沒有呢？你們是不願聽我的話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專橫獨斷’，不給你們‘自由’、‘民主’，又是‘好大喜功’， ‘偏聽偏信’，又是‘上 有好者 ，下必有甚焉’，又是‘錯誤一定要錯到底才知道轉彎’，‘一轉彎就是一百八十度’……”2

 “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無論毛澤東是借用別人的提法，或是他自己也這樣認為，反正廬山會議是有此情況 的。李銳稱之為“翻雲覆雨”，是同一個意思。 

 晉夫在《“文革”前十年的中國》一書中也寫道： “‘神仙會’忽然變成了批判會，糾‘左’一下成了反右。翻雲覆雨之間，注定了全國大饑荒無可避免，可在毛澤東眼中，全國好似‘桃花園’。” 3

 可見，把廬山會議的那種搞法，說成是“翻雲覆雨”，是無人可否定的。

 另外，從胡績偉關於鄧拓對待毛澤東講話的一段回憶中知道，毛澤東講的話“很快會變”。原文如下：“說鄧拓對毛主席關於正 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新精神‘無動於衷’嗎？以後想起來，他是‘有動於衷’，衷隻是他比我們更有遠見 ，更了解這位偉大領袖。他不僅看出毛主席這番話很快會變，麵且還很可能潛伏著一場‘引蛇出洞’的災難。 因為他當時用自己的腦子進行了一些獨立的思考。……他的政治經驗比我們豐富，政治警覺性也高，他對毛主 席的講話采取‘經過中央批準以後再宣傳’的辦法，而不是聞風而動，趕快緊跟，是動了一番腦筋的。”

 “以後的事實證明，他的憂慮是完全正確的。緊接著毛主席的兩個報告而來的，是反右鬥爭；公開發表的《講話》，對原來的講話作了原則性的修敢。所以鄧拓稱得上是對‘引蛇出洞’的‘陽謀’有預見的人物之一。 在反右派鬥爭開始以後，他悄悄對我說：好歹《人民日報》沒有像《文匯報》、《光明日報》那樣大鳴大放，不然，《人民日報》也會被打成右派報紙，中央黨報打成右派報紙對中央也很不好；《人民日報》沒有大鳴大放，也挽救了社會上和報社內很多同誌沒有當右派。” 1 

 還在延安整風期間，張聞天就說過：“毛澤東似乎‘不公平’，看人有點‘偏’。一個人在一件工作上，他看中意了，就看見他好的一麵，另一個人什麽地方不滿意，就什麽都是壞的。中央決議通過的，照著做了又來駁斥，因此事情不好辦。”2這說明，按照中央通過 了的東西（決議、政策等）去做，他也可以推翻，予以駁斥。這種“無法無天”、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的惡習，早在延安時期已經有了，隻不過知道的人不多，恐怕隻有身居高層像張聞天這樣的人物可以知道一些。也說明以後他的這種惡習發展到反複無常、無以乎加，決不是偶然的。

李銳在《關於毛澤東功過是非的一些看法》中，寫有以下幾段：

“言行不一，出爾反爾，在毛澤東晚年達到了令人害怕的程度。此種例子很多。發動‘文化大革命’，從搞《海瑞罷官》起，就是背著政治局和書記處搞突然襲擊。”

“整風、反右，整得人人都不敢講真話。都感覺毛常有出爾反爾之事，使人很難伺候。”

“晚年在作風方麵，出爾反爾，言行不一，這方麵問題很多。1956年八大決議是自己舉手通過的，後來不認帳。廬山會議先表白要當反‘左’傾的頭子，後來又親自發動整‘右傾機會主義’。指使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炮製批判海瑞罷官文章，發動‘文化大革命’，更是搞突然襲擊。‘二月提綱’明明是自己批準的，卻說是彭真背著中央搞的。請鄧小平出來 主持中央工作時，說‘人才難得’，後來又說得一無是處，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一個偉大人物的個性和氣質，這種偶然性的東西，在曆史過程中，常常起著影響曆史前進和倒退的作用。毛澤東也不例外。分析主觀原因，這類問題無法回避。”3

 李慎之也有過類似的論述：“中國的事情就那麽怪，毛主席喜怒無常，神機莫測的一句話就可以決定一個人的命運（且不說國家的命運了）。”“……當然理論的最高權威是有的，因為權力的中心必定要是真理的中心，他就是毛澤東本人。他盡管不難做到‘一言而為天下法’，但是要不了多久，甚至不到一年，他的話就會自動轉向，使人無所適從，又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了。原來跟了他一陣子的‘理論權威’，不是紛紛落馬，以至於現在誰也說不清到底什麽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除了‘朕即國家’這一條。”4 以上這些都說明，毛澤東處事、發令、決策經常會變，讓人不可捉摸。 由此引發人們去思考，毛澤東的講話“很快會變”、一變“就是一百八十度”。這種“翻雲覆雨”、出爾反爾不是偶爾一次 兩次，回顧建國以來的曆史，類似的作法，遠不止三五次、也不是七八次。從初步查找到的材料看超過不下數十次。如此頻繁的“變”，是為什麽呢?是他的手法?是他的策略?或是他的習慣?李銳說是“個性和氣質”。不管是什麽，對我們的後來者有什麽經驗教訓可以吸取?這就有待人們去深思和研究了。

不過依本編者看，且不說一個偉大的人物，就是按一個普通的人、正直的人做人處事的起碼道德準則來說，也是要講求誠實守信的。一個人生活在社會，是一個社會的人，處於多種社會關係之中，一定要遵守維係社會秩序的基本道德，其起碼要求就是要誠實守信。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千百年以來，無論是家長或老師對幼兒的教育都是要求講誠實、守信用，恪守諾言，取信於人。至今，無論對政府、對企業、對社團、對個人，以至對商家小販不是都要求他們“以誠信為本”嗎？這個道理，毛澤東不知道嗎？他知道得很清楚。他自己就說過：“如果一個人不講真話，他怎麽能得到別人的信任呢？誰信任你啊？朋友之間也是這樣。”1毛澤東既然知道做人處事要言而有信，那麽，為什麽自己在行為上、實踐上又經常不遵守這一條呢？說是毛澤東的手法?是他的策略?或是他的習慣?自然都能沾上一點，但這都十分表麵，未觸及本質。其本質是個起碼的道德問題，也可說是個人品質問題。

對此，鄧小平對評價毛澤東定了一個框框，有的人特別是官方掌權的人，就把它拿來作為不準觸及個人品質問題的檔箭牌。其實，鄧小平的講話，根本就沒有否定有個人品質的問題。他是這樣說的：“現在有些同誌把許多問題都歸結到毛澤東同誌個人品質上。實際上，不少問題用個人品質是解釋不了的。”還說：“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2這些話至少說明兩點，第一，“把許多問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當然不對，因為一個問題的發生有多方麵的原因，“許多 問題”，其原因就更複雜，有其他人或別人的問題，所以不能“把許多問題都歸結到毛澤東同誌個人品質上”。但是，不能夠否定其中有“毛澤東個人品質”的一部份原因和問題。第二，“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當然也不對。但是，並非把所有的問題，而是把其中有的一些問題“歸結到個人品質上”，難道不是嗎？僅這兩點邏輯和理論的辯證，誰也駁不倒。至於實踐上大量事實，更是最雄辯的。這裏僅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林彪背著多數中央政治局常委，搞陰謀詭計，要搶班奪權、謀殺毛澤東。當毛澤東覺察林彪有異常現象，在1971年8月中旬南巡途中的講話中，毛澤東說：“一九七○年廬山會議，他們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為什麽不敢公開呢？可見心裏有鬼。他們先搞隱瞞，後搞突然襲擊，五個常委瞞著三個，也瞞著政治局的大多數同誌，除了那幾位大將以外。”因此，他反複強調：“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3林彪的作為，是被黨內外公認的、無可爭議的品質惡劣的典型事例。用同樣一個尺度和視角，來看看毛澤東夥同江青等人策劃發動“文化大革命”，謀劃整倒以劉少奇為代表的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這樣大的一件事。當時的政治局常委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共七人，當秘密組織姚文元對吳晗的曆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文章，“搞突然襲擊”，點燃“文化大革命”導火線這個重大事件時，除毛澤東本人外，林彪是否知道還不一定，至少是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五個常委等所有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成員都被長時間蒙在鼓裏。林彪是“五個常委瞞著三個”，毛澤東呢，是“七個常委瞞著五個”，“也瞞著政治局的大多數同誌”。這是“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這是“要團結，不要分裂”？這是“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嗎？有文章指出，“對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則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政治陰謀。”4 “從整個事態的發展過程來看，關於如何評價《海瑞罷官》的討論一開始就不是什麽學術討論，而是一場策劃好了的政治陰謀。”5劉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回憶文章寫道：“1965年底，少奇同誌重病，未愈又繼續工作，致使幾次反複。可他總是說：‘我的時間不多了，更要抓緊工作，隻要馬克思再給我十年時間，一定和同誌們、人民一起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得繁榮富強起來。’可誰能想到，就在他全心全意規劃未來，為人民一絲不苟地工作的時候，一場大陰謀正在策劃。”6既然是對同誌、對長期生死與共的戰友搞陰謀，還能說不是個品質問題嗎？如果不承認這個事實，那麽，講實事求是是黨的思想路線，豈不都成了空話？對此，李慎之曾說過：

 

“這是一位最不講誠信、最善於‘與時俱進’的特大政治騙子。”1本書當然也不是專講這個問題的，隻是集中了有關毛澤東出爾反爾、翻雲來覆雨的一部分事實，不能不觸及世人都回避的個人品質這個問題。是事實、是曆史，就必需觸及，目的在於使人們能夠從多方麵去了解這個人物，並從中汲取教訓。當然，也是有意要打破那種把毛澤東的一切錯誤和陰暗的東西都隱瞞起來，繼續掩蓋曆史、偽造曆史的那麵哈哈鏡。

 對於領袖的這一情況，編者的覺悟很晚。且不說從我1951年參加革命起到1976年粉碎“四人幫”，都一直是聽從黨的宣傳，毛澤東是如何一貫正確、何等英明偉大，我都深信不疑。每次運動我差不多都是受到衝擊的“運動員”，總是認為“自己的思想落後”。“文化大革命”那場大浩劫，也因總跟不上，被整得個死去活來。我都相信按官方宣傳所講，那都是林彪 、“四人幫”搞了鬼，毛主席的動機還是為了反修防修，使革命的紅旗永不退色。及至“真理標準大討論”後，進行撥亂反正，提出“要把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晚年錯誤思想區別開來”的新理論，這個十分牽強附會的問題，雖然讓我著實費了好大的勁，也搞不很明白。但也知道了一些從來聞所未聞的關於毛澤東的問題。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公布，我也隻能按官方定下的框框去理解。及至九十年代初，讀了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揭露了廬山會議的內幕，我才有點覺醒。這本書，可以說是我認識毛澤東的啟蒙書，此時聯想我參加革命五十多年來所經曆的曆次運動，毛澤東所作出的種種重大決策，社會上掀起的綿延不絕的暴風驟雨，啊？ 世人敬仰的毛澤東怎麽會那麽多次的翻雲覆雨瞎折騰？我等愚昧之輩是何等“迷糊”。起初看到一些這方麵的材料時，並不經意，認為不過是偶然吧！以後，看見類似的事例太多了，便不禁留心起來，注意對有關資料的收集，幾年下來，就越來越多。於是就有了這一摞有關這一小小專題的一些資料。讓它公諸於世，留之於後人，無疑是有價值的。這裏麵，有多少教訓？有多少人的生命成了冤魂？有多少人的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有多少的冤假錯案？有多少的殘暴、多少悲慘？有多少血和淚？給國家、民族造成了多少劫難？多麽嚴重的道德淪喪？一個有良心的人，能讓它在歲月中湮沒嗎？

搜集這一專題的資料，嚴格遵循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實事求是的原則，忠實於曆史，忠實於基本的事實。本專題所匯集的材料，都是出之有據，可以說無一無出處，無字無根據。凡重要的判斷都注明資料的來源和出處。而且，這些資料來源並不是什麽“內部機密”，都是從公開出版的書籍、報刊上得來的，也有個別的是在網絡上摘錄下來的。 

我自己隻不過是這一本資料的搜集者和編者，嚴格說不能稱為作者。書中沒有多少我的話，更沒有我的什麽“發明”。我隻是把它輯錄了一下、編纂了一下 ，有的地方稍加點評，如此而已。之所以采取如此態度，一是為了保持它的客觀性，避免我的主觀武斷；二是尊重他人的勞動，不能貪他人之功；三是書中所涉及的都是曆史事實，不可能再去作什麽調查研究。與其重複說別人已經說過的話，不如就讓人家的話再現出來，而且有許多的話比我說得要好。這樣我自己也覺得很坦然。

我搞這本書的一個動機，是覺得書中的許多史料，如果零星地散落在滄茫的書籍、報刊的海洋中，很可能就被人們忽略了，久之，也就湮沒了。這就太可惜！這裏麵蘊含了我們民族的多少代價呀！我自認為所作的一點有意義的事情，就是把有關的這個問題集中起來（由於我個人接觸到的材料有限，遠沒有搜集得完全），保存起來，為後人們留下一點曆史的真實 。曆史是科學，科學首先要尊重事實、尊重曆史。這些客觀事實，是要進行科學研究，做到實事求是的基礎。是嚴肅的理論家、曆史學家們必須尊重的，也是任何人都不能抹煞的。

 這裏匯集的是一個很小專題的資料，不涉及其他方麵，自然不是對某人作全麵評價。就毛澤東的缺點和錯誤來說，本書所涉及的也是極少的一部分。如果有人指責這個東西有“片麵性”，那是“文不對題”的。科學研究往往都是從一個方麵、一個角度甚至某一個點來進行解剖和研究的。就像自然科學研究細胞、基因、果蠅一樣。一篇研究細胞、基因、果蠅的論文，能說它有什麽“片麵性”嗎？顯然是不能的。

此書的寫作，前後大約有七八年時間。開始動筆時，並沒有一個整體的寫作提綱和詳細計劃，隻是將當時收集到的大約有十來段材料，敲打在電腦上。以後，由於留心這方麵的事情，邊收集材料，邊敲打在電腦上，輯錄下來。正如毛澤東家鄉的湖南有一句俗話所說：草鞋沒有樣，邊打邊像。當發現有新題目，就新寫一段。當然，也在有暇反複翻閱書稿時，將原稿作了修改、補充或刪除。就這樣，幾年下來，陸陸續續弄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人們對一本書是否能看得上眼，往往都很注意它有無新意，有什麽新觀點？有什麽新材料？實話實說，由於本書的資料來源都是從公開發表在書刊上收集來的，而不是什麽首次披露，所以在這方麵是很不夠的。但是，讀者朋友且別灰心，本書是有新意的。第一，本書所展示的獨特視角，將有關的素材集中到這裏來，這是迄今的出版物還未曾有過的。第二，本書隻尊重曆史事實，突破鄧小平那“宜粗不宜細”的框框，特別是，官方出版的某些書籍和文章，在涉及毛澤東一些不光彩行為時，“為尊者諱”避而不談了。本書則要據實還曆史本來麵目。讀者從中會有一種新鮮感。再有，對某一事情，毛澤東前後的說法和態度迥然兩樣，但在有的文章，隻講到前一半，或者是後一半。一般讀者特別是現在五十歲以下的讀者，恐怕很少有人去思考毛澤東這種翻雲覆雨的行為。舉例來說，人們都知道，毛澤東曾反駁別人說“‘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當時以為這是對敵人的，後來的實踐，不僅對民主黨派的朋友，對知識分子，還對彭德懷、劉少奇這樣眾多曾與之生死與共的戰友，也都實行獨裁。可是年青的朋友們知道嗎？就是這個毛澤東，曾經可是竭力鼓吹民主的，而且還主張過要搞美國式的民主。又如，“文化大革命”期間，搞了個“薄一波等叛徒集團案”，當時，都說是張聞天背著毛澤東搞的，毛澤東自己也說，他不知道薄一波這些人是壞人。於是，由他批準成立專案組。後來事實弄清了，又說這是林彪、江青他們搞的。這就是人們得到的印象吧！其實，當初毛澤東十分清楚這件事，還當麵向薄一波表達過。後來為了整劉少奇的需要，不認賬了。再如，賀龍的案子。迄今官方宣傳是林彪、江青迫害致死的，似乎沒有毛澤東的一點責任。其實，毛澤東要負很大的責任。當賀龍受到衝擊之初，毛澤東親自向賀龍表示：“我作你的保皇派”，可是林彪非要除掉賀龍不可，為了滿足那時他唯一的親密戰友林彪的無理要求，毛澤東批準成立賀龍專案組，將賀龍往死坑裏推。如此等等，詳情請去書裏看吧！本書所展示的，就是將不少讀者知道的上一頭或下一頭，其實是相互矛盾的兩頭，連接了起來，其新意不言自明。

本書大致上是按事情發生的時間先後為序來排列的。但也不完全是這樣，有兩種例外：一是“陽謀”的預演一節，是談延安整風中的“搶救運動”，按時間算應放在前麵，但考慮到是作為“陽謀”一節的補充，故列在其後。二是，一些帶全局性的問題，如知識分子問題、民主問題、外交問題等，因時間的跨度較長，或貫徹始終，故把它排列在後麵。

 

  編 者

 2002年5月初稿

 2003年6月再識

2009年9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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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頁。

2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河南人民出版杜19 9 4年6月第1 版，第209、 141、225頁。

3 晉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國》，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頁。

1 《胡績偉報紙生涯五十年》，轉引自朱正：《195 7年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6頁。

2 張樹德：《跟著真理走：毛澤東與張聞天》，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36頁。

3《毛澤東的早年和晚年》，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12 月版，第126、135、167頁。

4《李慎之文集》第572、573頁。

1斯諾：《同毛澤東的一次談話》，載《美國友好人士斯諾文訪華文章》，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1年版第19頁。

2《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了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301頁。

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44、242頁。

4晉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國》，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339頁。

5穆欣：《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75頁。

6王光美、劉源等著：《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31頁）

1《懷念李慎之》燕京大學校友會編2003年5月出版，第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