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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於軾被“公訴”發起者都是哪些人

送交者: 一槍中的 2011年05月27日07:33:39 於 [世界時事論壇] 發送悄悄話

忽然聽說街麵上在鬧“公訴”，抓“漢奸”，探頭看看。茅於軾、辛子陵兩個老頭兒正被一群文革非物質文化遺產包圍著，他們揮語錄，喊口號，跳忠字舞，誓言要將兩個老頭兒“批倒批臭”，“再踏上億萬隻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你可以把這些看成鬧劇，也可以把它看成喜劇，在這個普遍苦悶的時代，他們給我們帶來了歡樂。 　　我掃了一眼“北京市人民公訴團”發起人名單，笑了。掐指數數，這裏邊有幾個正經人?或者有幾個類似正經人呢?遺孀也出來了，戲子也出來了，病人也出來了，混子與小醜也出來了……。他們代表了自文革以來所有時代與文明的棄物裏的“精華”，正所謂“沉渣泛起”。見到孔慶東司馬南司馬平邦三位混跡其中，我更加釋然，足見之前我給這三位的評價是準確的。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三位盡管身份不同，卻也頗為同質——仿佛病灶相同，病態各異罷了。假若拿戲台來分工，司馬南是唱正角，孔慶東是唱醜角，司馬平邦則插著令旗滿場飛奔，一個相當敬業的龍套。 　　凡這類鬧劇多由孔裔領銜，司馬家族墮後，很對路的安排——總要有個醜角先道開場，引人注意;隨後派上正角，唱念做打，依依哦哦;最後龍套出場，圖個熱鬧…… 　　我也不知道所謂“第一視頻”究竟是個什麽媒體，仿佛孔慶東還是“首席”，司馬南次之，司馬平邦更次，加上天真爛漫的主持人，一問一答，一台益智節目就這樣出籠了。 　　孔慶東很亢奮，稱這次“公訴”是“一件大事”。想著一群“烏有鄉民”湊三五十個“三教九流”，狐朋狗友，便起事宣布自己代表“北京人民”，代表“各行各業”、“各個領域”以及“公憤”，全不在意2000萬“北京人民”、“各行各業”以及“公憤”們的感受。這樣的High態隻有“公訴團”才有，這樣的邏輯也隻在孔慶東們那裏成立。 　　我一如既往，將這一夥人視為無物，將這一場鬧劇視為“蒼白井蛙空洞”的“公訴”——簡稱“蒼井空的公訴”。抱歉，我怕是辱沒了蒼井空老師，因為她的學術與境界在許多方麵都勝過了“北大教授”。 　　大概隻有曆經文革，你才會知道這個“公訴團”究竟有多麽“蒼井空”。目前來看，它也隻能算是個“帽子鋪”，各種名號尺寸的帽子隨意派發，大打折扣，什麽 “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的領導”，什麽“反動勢力”、“漢奸分子”、“帶路黨”……，這樣的每一款若放在毛澤東時代都會找不到腦袋，但現在隻管叫它們飛，最終都會落到回收站裏。 　　“蒼井空”們的另一麵就是一邊指斥別人“漢奸賣國賊”，一邊雇人吹捧自己為“愛國者”、“當今的偉大人物”、“受全國人民擁護的偉大學者”等等。孔慶東的無恥在於他真的“謙虛”，還一本正經道：“我們也不願意當什麽偉大學者”等等。我呸。 　　一個“不願意當什麽偉大學者”的“北大教授”果然不俗，提及茅於軾便是“老而不死”、“老王八蛋”，體現了自孔老二至孔73不斷推陳出新的“孝道”。 　　茅於軾、辛子陵已近耄耋，固然“老而不死”、“老王八蛋”，劉思齊等似乎也強不到哪裏，對罵起來也是可以的。但“辱罵和恐嚇絕不是戰鬥”，隻能算是小孩子的把戲，什麽“提起公訴”、“堅決審判”、“繩之以法”，或如“兩道杠”的司馬平邦，什麽“動他一個手指頭”、“投雞蛋”、“罵娘”、“揮拳頭”、“嚇也能嚇死丫的”…… 　　司馬平邦等有個毛病，就是喜歡嘴上動手動腳，打打這個，嚇嚇那個，仿佛小地方出來的混子，從來不曾邁出過“烏有之鄉”似的。 　　如今，文革式的大流氓已然斷種，漸多的倒是些小混子小流氓，亂亂哄哄。比如這次的組團——流氓會“公訴”，誰也擋不住。但流氓終歸還是流氓，手裏常備著“雞蛋”之類。我這裏也好心規勸：雞蛋太貴，扔不如炒。 　　或許他們永遠不會明白，為什麽茅於軾、辛子陵以及所有的“漢奸賣國賊”默對“公訴”，不聯名“抗訴”?因為不必，因為世間真理不為烏合之眾而存在。所有烏合之物不過是想以數量取勝的一股濁流，這樣的力量我們在文革中見過，凶猛無比，而在今天，他們隻好三五十人，倒像是郭德綱相聲裏的材料。 　　所謂“公訴”，他們誰來代表“公”呢?或許那隻是一種性別，況且也還存在著疑問。 　　我也開列了一個名單，不妨與“蒼井空公訴團”發起者的名單做一比較，結論自然也就有了。我想，即便名單中人已死去多年，也將比那個名單裏的活人更為長久—— 　　鄧拓，人民日報總編輯、雜文家，1966年5月17日服毒自盡;吳晗，北京市副市長、曆史學家，1968年10月11日於獄中自殺;範長江，著名記者，人民日報社長，1970年10月23日投井身亡;翦伯讚，曆史學家，1968年12月18 日與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藥自殺;上官雲珠，著名電影演員，1968年11月22日跳樓自殺;容國團，世界乒乓球男單冠軍，1968年6月20日上吊自殺;傅其芳，國家乒乓球隊教練，1968年4月16日自縊而死;熊十力，國學大師，1968年5月24日絕食身亡;顧聖嬰，著名鋼琴家，1969年1月31日與全家一同自殺;嚴鳳英，著名黃梅戲演員，1968年4月8日服安眠藥死於醫院;老舍，著名作家，1966年8月24日溺水自殺;儲安平，光明日報總編、右派，1966或67年自殺或被紅衛兵打死;傅雷，著名翻譯家，1966年9月3日與妻子朱梅馥上吊自殺…… 　　還有，劉少奇，國家主席;彭德懷，國防部長、元帥;賀龍，國家體委主任、元帥;陶鑄，國務院副總理;張霖之，煤炭工業部部長;田漢，作家、戲劇家;趙樹理，作家;邵荃麟，文學評論家;章伯鈞，民盟中央副主席;潘天壽，著名畫家;蓋叫天，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 　　這是一個怎樣的陣容?他們又該公訴誰呢?他們是否有勝訴的可能呢? 　　中國的，也是人類的多少精英都被毛澤東及其幫凶毀滅，單憑這一點他就是國家與民族的罪人。還有什麽疑問麽?倘若這根恥辱柱上不懸掛他的名字，那麽就會懸掛所有逝者與我們的名字。 　　之前與現在，我也並非完全讚同茅於軾的一些觀點。我以為求異求新恰是他的不足，他更像一位時尚達人、老年模特，多少缺乏些經濟學家的醇厚與重量。比如他對毛澤東私生活的披露與評價簡直就是八卦彩報的版麵，對曆史而真切地評價毛澤東毫無意義，反而削弱。 　　生活方式固然能折射人品，但一味地對個人生活抹紅塗黑卻也會失卻了剖析的力度與角度。況且中國帝王自古三宮六院，毛澤東倒是“節儉”了許多。至於什麽“肌膚之親”、“奸汙”之類，大概都是按照市井流氓的評價標準，從開始便與帝王無關了。 　　但我必須支持茅於軾發表觀點的權力。這話雖說爛了，但在這個爛的時代，麵對“公訴團”這些爛人，我依舊還要重複，要使他們知道：毛澤東的時代已經過去，雖有屍體卻再也不能借屍還魂。“公訴”等等，終不過是“幾隻蒼蠅碰壁，嗡嗡叫”，不久便至“未足奇”。 　　退一步講，茅於軾、辛子陵不過是要將死人整死，而你們分明又要將活人整死。先不說你們做不到，隻說你們絕不是什麽好東西。這是我反對你們的理由，沒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