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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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一期的《南方周末》頭版的標題是“曆史深處的來信—四十四年後，終於有紅衛兵公開道歉了”。文章報道了一群當年毆打老師的紅衛兵向當年被打的老師道歉。幾位被打的女老師現在都80多歲高齡了，當年的學生都60歲了。再不道歉，當年的被迫害者與做惡者就都要太老了。據官方數據統計，僅在北京市被紅衛兵打死的人數就達1772人，民間的數據要高出幾倍。這幾位老師在暴力狂潮中僥幸逃得性命，而她們的一些同事則進入了死亡名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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緹縈1 於 2011/5/24 10:00:34 發布在 凱迪社區 > 貓眼看人
四十四年後，終於有紅衛兵公開道歉了。
現在，曾經的紅衛兵們要向多年前被自己或“戰友們”扇過耳光吐過唾沫的老師們道歉。一封道歉信，“帶了一個好頭”。
有道歉者把致歉行為歸結於個人道德層麵：“心裏有罪，不會安寧。這是一個人最起碼的道德水準”。
這樣的故事並非孤例，但致歉的發生在當下仍異常罕見。道歉與和解遲到了44年，所幸一切都還不太晚。
1968年，上海，某高校對“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批判大會。（楊秀雲/FOTOE/圖）
再不道歉，當年的被迫害者與做惡者就都要太老了。
和解與道歉發生在這樣一群老人之間：程璧，北京外國語學校退休教師，86歲；關秋蘭，北大附中退休教師，81歲；李煌果，北京礦業附中退休教師，79歲。在他們的對麵是當年的學生，申小珂，胡濱和郭燦輝（化名），他們都已超過了60歲。
這份名單還可以列的更長。在1966年，文革初肇，以中學生為主力的紅衛兵暴力迅速席卷整個中國。在程璧們所在的北京，據官方數據統計，僅被紅衛兵打死的人數即達1772人。程璧、關秋蘭和李煌果於暴力狂潮中逃得性命，而他們的一些同事則被計入了死亡數字；申小珂、胡濱與郭燦輝都是當年的紅衛兵暴力組成部分。
現在，曾經的紅衛兵們要向多年前被自己或“戰友們”扇過耳光吐過唾沫的老師們道歉。
10月21日，南方周末刊登了申小珂和胡濱寫給程璧老師的道歉信，在信中，退休工人申小珂向程璧請求：“請您寬恕我們”，他說，一個同學在電話裏向他回憶起曾經踹過一位老師一腳的時候，不禁嚎啕大哭。而程璧則回信說，“你們帶了個好頭”。
在信件往來中，申小珂將程璧比作自己的媽媽，程璧則對超過60歲的申小珂說“你們都是好學生”。老人們的語氣，一如幾十年前的孩子與老師。
堅硬的曆史正在反思之鹽的催動下溶解。發生在程璧與申小珂和胡濱之間的事情，也同樣發生在另外一些老師與學生之間。在本報記者尋找的範圍內，這樣的故事並非孤例，盡管在曆史的真相全部抵達之前，致歉的發生在當下仍異常罕見。道歉與和解遲到了44年，但所幸一切都還不太晚。
毆打過老師的學生，能對老師說些什麽呢？
返校的校友人數超出預料，9月18日，原北京外國語學校的50周年的校慶選在了北京國際會議中心。昔日的老書記程璧已經86歲了，曾在“文革”中飽受批鬥的她在校慶文集的題記中寫道：我愛這所學校，它給我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在最初的構想中，慶典中將會加入一段默哀，以獻給那些在“文革”中死去的校長和老師們。不過很多人反對這一點。她認為這與當天的和諧場景不太相襯。最終祭奠體現在主持人的對白中：很遺憾老校長莫平等人未能到會。
莫平已經死了。他在1966年遭到毒打，在1968年“文革”高峰中，“自殺”身亡。
這已經不是當年的紅衛兵們第一次向他們迫害過的老師表達情感。慶典前，一批昔日學生開始給程璧寫道歉信。甚至慶典當天，還有學生在幽暗中走到第一排，親口對程璧說對不起。
在本報發出道歉信的申小珂在幾年前退休了，另一位道歉者胡濱人在國外。1968年離校下鄉到內蒙三年，1971年回城後申小珂便紮根湖北，最終在十堰市的二汽退休。
身為一個技術工人的申小珂關注曆史喜歡讀書。“為什麽會有文化大革命呢？必然性何在？老師們都是那麽好的人，太冤枉了。”他說。
申小珂發道歉信是為了消解內心的一些東西。他寫過一篇叫做《仇人之子》的小說，發表在1986年的《人民文學》上。故事並不複雜：曾經飽受酷刑A逃出後，放火燒了敵人B的家，並且帶走了敵人之子。多年之後當A叫B領走自己的兒子時，B選擇跳崖而死。“B見到自己的兒子，能說什麽呢？”申小珂認為這同樣不可能發生在現實當中：一個毆打過自己老師的學生，能對老師說些什麽呢？
但今年初夏，63歲的申小珂終於將那封道歉信發出。他首先通過email發給了北京的同學。雖然被視為一個有思想的、站在風口浪尖上的人，但他並非沒有壓力，反複叮囑不要張揚。夏初拜會老書記程璧時，由同學代轉的打印出來的道歉信一出現，不僅程璧本人，連在場同學們都驚呆了，“怎麽會有這樣一出？”
此前沒人向程璧道過歉。一片驚詫中有人拍照，有人把信一字一字念給老人聽。程璧一時反應不過來：“我不記得申小珂打過我啊。他是好孩子啊。”
雖未對老師施暴，但在校時他也曾戴著紅袖章高喊“打倒”，對象是自己的老師。為此他無法原諒自己：“我用各種流行的觀點攻擊過老師們，包括程璧老師”。申小珂回憶說，他是含著眼淚把道歉信打完的。
而在曆史的另一端，程璧說，她隻哭過兩次，一次在批鬥大會上被劃為走資派的她跟著喊“毛澤東萬歲”，有人打她，問：你怎麽也跟著喊呢？另一次是在勞改中她穿了雙解放鞋，紅衛兵卻覺得她不配。
郭燦輝是1965年北京礦業附中四班的班長。他向老師李煌果道歉是在2009年7月11日下午4點。在六七個同學的陪同下，原本不善言辭的他，麵對李煌果和她的家人，用了5分鍾，明確複述了自己當年的過錯。
實際上，他和李煌果老師早在1970年代就已經達成和解。1974年從雲南插隊回京時他就已經拜會過李煌果老師。當時李煌果跟他開玩笑，你還真有本事啊，當年把我揪起來，跟中央部委的領導陸定一（時任中宣部部長）一起被批鬥。1980年代末的一次聚會中，有同學目睹他跟李老師相鄰坐著談笑風生。
但在同學張大中他們看來，和老師鄰座、“談笑風生”是一回事，正式而莊重地向老師道歉，是另外一回事。尤其是在這些往日的紅衛兵自己有了兒孫之後。他們開始醞釀道歉行動。
張大中等學生們在聚會中談及老師的現狀異常難過，當年的紅衛兵中當中有人打過老師，有人沒有，但他們逐漸接受了一個共識：“哪怕下跪磕頭，也要承認錯誤。”
2009年的那一天，複述完自己的過錯後，郭燦輝分別兩次向李煌果老師及其家人三次深鞠躬。老師坐在那裏，臉上沒有表情。2001年，70歲的李煌果被確診為抑鬱症，伴隨著嚴重的幻覺，對著明亮窗戶叫喊著“窗戶裏進來人了。要鬥我”。
近幾年來的老年癡呆症尤其明顯，不能吃飯不能說話，意識也陷入混亂。他是否知道有人謝罪，一時無法求證。到了晚上，有人去探望她，李煌果能偶爾叫出其中一兩個的名字。她的意識好像清醒些了。她的愛人單忠健在身邊告訴她，下午你的學生來看你們了，來道歉了。李煌果點了點頭。
不能因為當年的社會環境，就否認自己的過錯
或許因為記憶廣闊，老人們的視線不僅僅停留在懺悔的個人層麵上。關秋蘭說，賬不能算在孩子們頭上，道歉固然好，不道歉也應有所反思，“我相信孩子們的良知，這也符合儒家倫常”。
1996年，時值“文革”三十年，一批學生到關秀蘭家探望，買菜吃飯。席間一個穿著軍裝的學生，畢恭畢敬把關秋蘭從客廳請到臥室，扶她坐下。這位軍官學生承認曾打過她，以一個筆直的軍禮道歉。關很詫異，她記得當時的回答是：“我記不得了。”
回到客廳她對同學們說：“你們也是受害者。過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在她的心目中，做飯吃飯本身就意味著友好。抹去風塵人心如鏡，客廳裏充滿了靜默。
關秋蘭已經81歲了，耳背，說話聲音很大。跟所有的老人一樣，這位昔日北大附中的老師不願意提及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批鬥，隻是淡淡地說：“十年啊，根本沒有安穩過”。
“文革”中留下的“怕”，幾乎不再是一種內心感受，而是作為一種生理症候在幸存者的後來的日子裏潛伏了下來。同為“文革”中被批鬥女老師的李煌果表現不同。恐怖記憶並沒有從她的記憶中抹去，反而令它們愈加清晰。幾年之前她的身體每況愈下，言語和意識正逐漸遠離她的身體。病中也或在夢中，她會被帶到過去，緊跟著一陣“不要打我”的尖叫聲猛醒。
李煌果的孩子不在國內，昔日的學生張大中和王鳳慧也參與到了照顧李煌果老師的行列當中。幾年之前，已是耄耋之年的李老師突然發燒，被送到了北醫三院的急診室。王鳳慧接到電話後，迅速趕到了老人的身邊。CT檢查之後，老人被送到了旁邊精神科醫院——北醫六院。王鳳慧看到，老人激烈地反抗，始終不願意住在窗戶上有欄杆和門上有鎖的精神科病房中。
郭燦輝的懺悔無法改變李煌果老人的癡呆，但對李的愛人單忠健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天，讓他非常欣慰。“終於等來了這一天，李在“文革”中受到了很深的傷害”。單忠健把這次道歉看成是一個班級的反思和社會的進步。
進屋道歉之時，單忠健甚至勸阻了郭燦輝，一些同學也攔著。但郭仍然堅持當麵道歉：“不能因為年齡小或者社會環境，就否認自己過去的過錯。錯了就是錯了。”
他甚至第一次對本報記者提及當年對李煌果老師全部兩次傷害的細節：剃頭，從家裏揪出來跪10厘米寬的板凳並毆打。這些事情他從未對家人和朋友提及。“這是地道的恥辱”，在北京魏公村的一家咖啡館，他終於敞開心扉。
作為一個老紅衛兵，郭燦輝1966年底聲明脫離紅衛兵組織，至今未加入過任何組織。他會想起“文革”還未開始時，經曆過反右並被開除黨籍的李煌果老師，曾經單獨找他談話，建議他不要狂熱。
11月3日的郭燦輝懊悔不已：“如果當時聽了李老師的，就不會犯那麽多的錯。”
“孩子們寫得多好啊”
10月31日晚，程璧拿著放大鏡在沙發上一遍遍地看著申小珂他們的來信：“孩子們寫得多好啊。”
道歉信被發到校友網上後，一石激起千層浪，大家紛紛回帖。學生們也會把它們打印出來，送到不會上網的程璧老師手上。秋冬之際的晚上，程璧一邊手拿放大鏡反複朗誦它們，一邊慨歎：“向那個年代所有死於迫害的人鞠躬致哀，向所有不放棄追求堅強地熬過整治迫害的前輩鞠躬致敬。”讀到這樣的字句，她會放下放大鏡舒緩情緒，像在批改初中生的作文：
小學三年五班，男：小珂和胡濱大哥的信代表了我們的心聲。希望程書記能看到我們愧疚，也幻想莫校長的在天之靈能理解我們的懺悔。我們不想把責任推給別人，隻想在自己的心靈淨化過程中找到一點民族的良知。
小四三班的一個後來也成為老師的同學寫道：在我當了老師以後，我才明白當師長的含義……小珂學長的道歉信是我們一代人心裏的隱痛。
初一一班的一個女生這樣寫：你們信中的話語觸動了我心中最柔軟的地方……每個人都需要認真反思。這一頁曆史不可能就這樣不清不楚地翻過去了。
初一二班一個男生身在美國。他打算迅速行動：“爭取回北京參加紀念活動，一定當麵向校領導和老師們道歉。”
接到自己學生的道歉信後，程璧非常感動，“應該讓孩子們知道我是怎麽想的”。不到一周之後。她寫了回信。在信中，她寫道：“我認為，你們也是受害者。那時不懂事的孩子跟著起哄；懂事的孩子也有壓力，怕跟不上形勢，怕犯錯誤。”
現在回頭看看，當初被紅色洪流裹挾了整個理性和情感的，“想跟上形勢”的，不隻是申小珂他們這些“紅小兵”。當年同樣遭受迫害的關秋蘭老師，在勞改期間恰逢毛主席像章發行的第一天，一個初一的孩子堅持不賣給她。關很惱火地說，你如果不賣給我，我就把像章紮到肉裏。而後一個高三孩子賣給了她。
但人性和良知仍然在那個喧囂的年代，保存於民間。收到道歉信後，程璧跟申小珂一起吃過兩次飯。申小珂告訴程璧老師，當年他之所以不打老師的原因在於，他家就住在北京服裝廠旁邊，夜半的哭喊聲經常驚醒他的母親田綠萍。因為他母親告訴他，絕對不能打人。
同樣溫暖人心的片段，也發生在關秋蘭的“文革”曆程裏。1970年代，關的一個已上大學的學生冒著生命危險，晚上偷偷回來看她。在她沒有完全“解放”之前，一位女同學找到她，向她道歉說，“我爸媽跟我說，你絕對不是一個壞人”。
晚上偷偷約會沒有“解放”的“反動分子”，這在當時是有巨大風險的。關秋蘭一直內疚於一件事，當時學校一個叫李潔的教務員在日軍占領北平時，曾和一日本商人結婚。因為怕李潔的“問題”會連累他們，所以一直不敢和李潔說話。
當年的北大附中的主體為軍隊、幹部子弟和知識分子的子弟，關秋蘭班上工農子弟不足10人。同樣的情形也在程璧所在的北京外國語學校，周總理批示“從小培養，打好基礎”後，1965年，五千多人報名者中僅招錄四百多。近半個世紀過去，兩位老師仍沿用“孩子”二字而今直呼已年逾六十的學生們，“孩子們都很優秀。”
在過去痛苦的煎熬中，關秋蘭開始尋求內心的解脫。“我是怎麽想通的？”她會這樣反問我們：“我是華僑，沒有為新中國出過力，回歸即已在祖國的溫暖懷抱中，從高中到大學到工作。比起當初的革命者，我算老幾啊。”她說自己這樣就想通了。
郭燦輝的一位女同學總結說：“都是不明真相的曆史參與者，一個人能承擔多大的曆史責任呢？”她把道歉歸結為個人的道德而非其他層麵：“心裏有罪，不會安寧。這是一個人最起碼的道德水準。也是為了後代負責。六十歲左右的人都活著呢。”
她援引那句“哀而動人”的口號來評價身邊的致歉：從前做牛馬，現在要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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緹縈1 於 2011/5/24 9:57:16 發布在 凱迪社區 > 貓眼看人
1966年11月，上海工藝美術學校和上海戲劇學院的紅衛兵在“鬥爭”他們的老師和學校領導。 （王友琴 /圖）
最近我看到一些信，有關44年前的事情。一些1966年的紅衛兵中學生，向那時被他們“鬥爭”的老師道歉。在我這個研究曆史的人看來，這應該寫出來告訴大家。
故事的一方是程璧老師。她今年86歲，“文革”開始時是北京外國語學校的負責人。和許多教育工作者一樣，程璧老師先被撤銷了職務，後來被關押在校中。她遭到侮辱和毒打，頭發被剃去半邊，成了所謂“陰陽頭”。
我做過調查。1966年8月，北京外國語學校的紅衛兵在學校禮堂裏，用木槍、皮帶和自來水管把幼兒園女工劉桂蘭活活打死。“牛鬼蛇神”（那時對被迫害的人的總稱呼）被強迫抬屍體。程璧老師和教導主任姚淑禧，一人抬劉桂蘭的一隻腳。姚淑禧也多次遭到毒打。有一個夜晚有五撥紅衛兵來打過她。姚淑禧在女廁所裏，把繩子掛在下水道拐脖上“自殺”了。
故事的另一方，是1966年時北京外國語學校的8名紅衛兵學生。44年前他們十幾歲，現在都是六十歲左右的人了。他們向程璧老師道歉，也在通信中懺悔了當年參與暴力迫害的行為。
1966年8月，從北京到全國，發生了大規模的紅衛兵暴力。在北京，紅衛兵打死了1772人（據《北京日報》1980年12月20日）。受難者之多及手段之野蠻，史無前例。1979年前後，暴力迫害的受難者得到了平反，每位死者的家人得到了420元錢的“補償”。暴力迫害的施行者一方，當年那些紅衛兵現在在想什麽呢？他們認錯了嗎？他們是否願意向受害者道歉呢？他們能懺悔嗎？很多人還一直心存疑問。
我沒做過普查，無從得知這8名道歉者，在紅衛兵總人口中有多大比例的代表性。然而我知道，這肯定是應該讚揚的好舉動。
第一封道歉信是申小珂寫的：
程老師：
您好！
我是1966年高二（二）班學阿拉伯語的學生，我叫申小珂。我現在住在湖北省十堰市。我已經退休。
在學校時我和您直接接觸隻有兩回，都是在“文革”中。一次是我們班的幾個男同學把您叫到我們宿舍，問您為什麽不執行毛主席關於“文革”的指示。還有一回是“複課鬧革命”時期，我和您在我們教室（南邊是梨園）有一次談話。談話內容，現在我都忘了。可能還是我用“極左”思想教訓了您一頓。
現在回想起來，隻有羞愧。但是我沒有打過您，沒有折磨過您。1968年春天把您和其他校領導關在男生宿舍一樓時，管你們的“典獄長”，就是我。
前些日子，一個在寧夏的同學給我來電話，說起當年在打姚淑禧教導主任的時候，他在旁邊踹了她一腳。這個同學在電話裏嚎啕大哭，十分後悔。
想起這些往事，我就對“文化大革命”有一腔的憤怒，我們這些所謂紅衛兵小將是被利用被愚弄了。今天我給您寫這封道歉信，相信是可以代表咱們學校所有在“文革”中做過錯事的校友，請您寬恕我們。
1966年咱們學校正處在鼎盛時期，蓬勃向上、秩序井然的美好校園被“文革”打亂了。我們的好校長莫平、教導主任姚淑禧就慘死在那場浩劫之中。記得還有一個女工叫劉桂蘭的，因為出身不好，也被活活打死了。
在這場浩劫中，咱們學校的很多同學也深受其害，很多人的家裏受到巨大衝擊，有的父母被迫害致死，有的因為熱愛毛主席，和家庭劃清界限，悔恨、羞愧終生揮之不去，受傷的心靈至今不能平複。
程書記，您今年86歲，我媽媽83歲。我像希望我媽媽長壽一樣希望您長壽。您對我有教導之恩，我媽媽對我有養育之恩。對您們在“文革”中受的苦難，我是耿耿於懷的，所以不揣冒昧，給您寫這信。如果有說得不對的地方，請您指出來。我永遠是您的學生。
真誠地祝願您健康、快樂！
申小珂
還有一封信來自胡濱：
程老師：
申小珂同學的道歉信也引起我對1966年“文革”初期的一些回憶，不知為什麽，這些話直到“文革”後1982年我們又一次聚首相見在北京西便門小區的住宅樓時也沒有再和您談起過。對於這28年的遲鈍和延誤，我深感內疚。我記得在您喪失自由，被關牛棚的日子裏，我們曾經有過一次談話。我雖然沒有對您動粗，但在那個是非顛倒的年代裏，我對您說過的錯話，一定深深傷害了您。您還記得嗎？我曾當著您的麵指責過您執行了錯誤路線，成了此次運動的絆腳石和革命對象，並且勒令您寫出認罪書。如果小珂說他那時是您的典獄長，那麽我作為外語學校“文革”小組組長，負責領導學校運動，可以說是所有同學過火行為的直接罪魁禍首了。除了我們之間那次僅有的談話，我曾經和幾個高三同學在運動初期最早貼出了點名批判您和莫平校長的大字報；我也在革委會裏帶頭同意接受群眾要求，對您實行隔離審查，讓您失去了自由。
在今天這個大雨紛飛的北國六月裏，您當年那纖弱的身體和倍受屈辱的陰陽頭仍舊是那麽清晰地浮現在我的記憶中，讓我的心情格外沉重，羞愧難奈。在這裏我首先要誠懇響應並附和申小珂同學致您的道歉信，小柯的道歉信，字字句句，情真意切，道出了我們大家共同的心聲：我們願做您永遠的學生，永遠不忘您在逆境時的告誡和教誨。另外，我也再次把這些當年和您做鄰居時都沒有向您啟齒的心裏話說給您聽，對“文革”初期同學們對所有老師以及包括您本人在內的所有校領導所說的任何斥責和錯話，做的任何武鬥、體罰和過火行為表示深深的內疚和歉意，鄭重地說一聲對不起。對於那些在浩劫中已經離我們而去的師長、同學，我們也會永遠記住他們，永遠給予我們的思念，為他們燒香祈福！
高三三班 胡 濱
其他人的通信，因為篇幅限製不一一引用。上引兩信都寫得清楚明白，無需注釋。但我還是想要指出這些信在道德上的意義。道歉還是不道歉，對這兩個寫信人來說完全是自由的選擇。外界沒有給他們壓力要他們道歉，而且由於很多紅衛兵至今不道歉，反而會給這些道歉的人造成相反方向的壓力。他們二人也都不住在北京，遠離當年受到迫害的老師，連人們常說的“人情債”都可以不必擔心。他們寫信，也全無獲得名利好處的可能性存在，因為他們已經退休。申小珂和胡濱兩位是在完全自由的情況下，自覺自願地寫了這些信的。隻有在自由的情況下作出的選擇，我們才能用純道德標準來衡量以及讚揚。他們在自由的情況下作了道歉和懺悔的選擇，正因如此，這是很道德的行為。
我還想指出的是，他們對道歉有很理性的認識。從他們和老師同學交流中可以看出，他們的道歉不是僅僅出於一時感情衝動，也不對別人煽情。申小珂另一封信中講到他為什麽寫了道歉信。他說：“隻有犯錯不大的人，才好寫這信——壓力輕些。”（指他當過“典獄長”，但沒有動手打過人）“這種信隻有我這樣人寫最合適。”（解釋了為什麽他首先出麵道歉）他說明為什麽他比動手打了人的紅衛兵容易懺悔，同時也不因為後者未曾道歉而自己也不做。隻有這樣做了，我們才有真的自由了，我們才真的輕鬆了，我們才和程璧、莫平、雷力（也是該校負責人之一，1968年被迫害致死）、姚淑禧、劉桂蘭——有了真切的關係。”道歉還是不道歉，是一個重大的問題。怎麽設定道歉的內涵意義，也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他對道歉有很深的理解。
程璧老師給他們回信說：
小珂、胡濱同學：
前幾天，蘇平平、曹雪寒、初玉玲、鬱小培、舒杭麗、黃禾同學來看我，帶來申小珂和胡濱的信。你們不會想到，看到你們的信，我是多麽的感激，多麽的感動。你們給我的印象都是好學生。
我曾在高二（二）班呆過一個多星期，不知是在什麽形勢下把我放在了這個班。我與杜寶瑩同學同桌。他對我很好。申小珂、宋威威是班幹部，很能幹。當時我還沒有“解放”，還是小心翼翼，不敢和同學說話，但卻在這個班的同學中感到平安。你們提到那時你們問過我什麽話，我說過什麽，我早已記不得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一場災難。那時的各級領導幹部都被定為走資派。但是誰知道“文革”是怎麽回事，大家都蒙在鼓裏。
你們的信，有些同學看後，有的說：“你們帶了個好頭。”有些同學為“文革”時的懵懂行為自責。還是小四班、小五班、初中的同學，那時他們年齡那麽小，懂得什麽呢？有些同學在“文革”中說了錯話，做了錯事，那是當時形勢所致，我很理解。我認為，你們也是受害者。那時不懂事的孩子跟著起哄；懂事的孩子也有壓力，怕跟不上形勢，怕犯錯誤。小珂、胡濱的信，已代表了同學們的心聲。同學們對我的讚譽，我真有些擔當不起。
看到同學們上學時的照片，一張張可愛的笑臉，我真喜歡。有很多同學向我問好，向我祝福，串串美好的話語，我非常感動、欣慰和幸福。謝謝你們，謝謝同學們。
程璧
2010年6月14日
程璧老師已經高齡，依然耳聰目明，神思靈敏。我們見麵的時候，她給我看她寫的追念莫平校長的文章。莫平在1966年也遭到毒打。在1968年“文革”的第二迫害高峰中，莫平“自殺”了。這個學校三個校級負責人，“文革”中有兩個被迫害致死。程璧老師的文章寫得清晰動人。我還注意到她的鋼筆字跡也端正秀麗，和文字風格顯示出一致的認真態度。
程璧老師還介紹我訪問了她的同事和朋友林瑾。林瑾老師在“文革”開始時是北京第十一中學的負責人。我到達林老師家的時候，她已經寫好了一份名單，字跡端正，排列整齊，寫著1966年這所中學8名被迫害致死的人的名字，以及他們是怎麽死的。我告訴林老師，我讀韋君宜的《思痛錄》，最感動我的一章，是作為出版社社長，她把出版社在“文革”中被迫害死的8個人都一一寫了出來。而您也正是這樣做的。44年了，您沒有忘記他們，仍然清清楚楚地記得他們。
程璧老師和林瑾老師，我都是剛剛認識。她們對我親切和藹，我們的采訪談話進行順利。為什麽呢？首先，一定是對受難者的同情和記憶，給我們建立了互相理解的共同基礎。其次，我能感受到的她們在持守道德原則方麵的自我要求。這兩點，也是外國語學校8名紅衛兵學生道歉的思想來源。正如程璧老師信中所說，他們“帶了個好頭”。我寫文介紹這些素不相識的道歉者，也祝願這些道德綠洲常青。
防火防盜防文革。。。天指獨裁，地指生產資料被壟斷。
從無止靜，無從消停，舊仇未平，新恨又添，罪過 罪過 阿門 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