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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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雲覆雨毛澤東==30、31、後記（完）
30、從聯蘇反美到聯美反蘇
這一節要講的是毛澤東在指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政策上，由從聯蘇反美到聯美反蘇，表現出的一百八十度大轉彎。
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的史前回顧。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前，中國共產黨的對外政策原則，是所謂的“國際主義”。它源於馬列主義的“工人無祖國”的理論，其實，有祖國，祖國就是莫斯科。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即把自己歸屬於蘇聯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裏，就是很自然的了。
中國共產黨成立時的黨章第一條就是“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支部”。而共產國際又是俄國共產黨的一個支部，服從俄國共產黨的命令。作為共產國際成員的政黨，其目的就是在本國掀起“武裝革命”，推翻本國的資產階級政府。1920年召開的共產國際代表大會通過的關於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之一規定：凡參加共產國際的政黨，必須無條件地支援蘇維埃共和國，去進行抵禦反革命勢力的鬥爭。也就是說，各國的共產黨都必須把蘇聯的利益和要求擺在第一位，高於其本國本民族的利益和要求。
中國共產黨1921年在上海成立的時候就有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出席。1928年6月，中共第六全國代表大會是在莫斯科召開的，大會的主要報告是由布哈林作的，題目是《世界革命形勢與中共任務》。就是說，中共的任務是由蘇聯人指派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境內建立的第一個革命政權，名字就叫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個“蘇維埃”是從蘇聯的“工兵代表蘇維埃”原汁原味照搬過來的。“蘇維埃”一詞在俄文裏是“委員會”的意思，這個詞由俄文直譯過來，中國許多人恐怕到今天都不懂。由此可見，中共緊跟蘇聯的程度。凡是蘇聯幹的事，中共都響應，都維護。1929年5月，中國政府接管中東鐵路及其附屬機構，蘇聯調集軍隊對中國大舉進攻。當中國軍隊奮起抵抗時，中共則提出“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維埃”的口號。中國軍隊抵抗失敗，國民政府被迫簽訂《中蘇協定》，使蘇聯繼續保有沙俄在中國的特權。2004年中國從俄羅斯要回一半的黑瞎子島，就是那時蘇聯侵占的。
在二萬五千裏長征的時候，紅軍的最高指揮權並不在中國人手裏，而在代表共產國際的德國人李德手裏。共產黨是有鐵的紀律的黨，黨員不僅要遵守中共的紀律，也必須遵守共產國際的紀律。中國共產黨第一任中央總書記陳獨秀被共產國際撤職後，命令他到蘇聯去“學習”。陳獨秀這個人也有膽識，斷然拒絕，並說：“我在中國幹革命，去蘇聯學什麽！中國革命為什麽要外國人領導，外國的革命請教中國人行嗎？”1其他許多老輩共產黨人（當然包括毛澤東等人在內）對國際的指示是嚴格遵行，不敢有違的。1931年“九一八”事件以後，中國的東北已經淪陷了，而上海的中共黨員，為支援西班牙革命，奉莫斯科共產國際的指示，舉行飛行集會，散發“堅決保衛馬德裏”的傳單。
1941年4月13日，中國人民正在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爭艱苦時期，蘇聯與日本簽訂了一個《蘇日中立條約》，條約附了一份宣言，裏麵竟然有這樣的內容：“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宣言發表之後，輿論嘩然。“滿洲國”就是日本侵占的中國東北三省，而“蒙古人民共和國”是當時還屬於我國的外蒙古。這個條約置擁有主權的中國予不顧，它對中國人民的傷害，如同1938年8月蘇聯同納粹德國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對波蘭和整個歐洲造成的傷害一樣，它理所當然要激起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憤慨。共產黨的老朋友、救國會的重要負責人沈鈞儒、章乃器、史良、王造時等人認為，這是對中國人民的一個打擊，大家推舉王造時起草，眾多愛國人簽字的《致斯大林大元帥的信》，以示抗議。對這樣的一件大事，中共中央顯然站在蘇聯的立場上，不僅不予以譴責，更不抗議，中共在重慶的代表出麵，找那些有意見的民主人士談話，做工作。說：那是斯大林的一個策略；讓日本的矛頭向南不向北，免使蘇聯腹背受敵，便於集中力量抗擊法西斯德國。“不在狹隘民族主義情緒之下一時衝動”。1 1941年4月16日《中國共產黨對蘇日中立條約發表意見》，其中說：“蘇日條約使蘇聯的國際地位極大地提高了”。“蘇日聲明互不侵犯滿洲和外蒙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外蒙是與蘇聯訂了互助條約的。現在蘇日聲明卻保證了外蒙不受侵犯，這不但對外蒙有利，即對幹全中國爭取解放也是有利的。說到東四省的收複，原是我們自己的事，絕不能像有些投機家，總是希望蘇聯同日本打起來，以便坐收漁人之利，及見蘇聯聲明不打滿洲，他就認為蘇聯不對，這種人至少也是毫無誌氣的家夥。我們必須收複全國一切失地，必須打到鴨綠江邊，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這是中國全民族的神聖事業，社會主義的蘇聯也必是讚助我們這種事業的。” 211如此這般為的蘇聯辯護，實在是令中國共產黨員蒙羞。
中國共產黨在奪取全國政權勝利前的這種奉莫斯科之命行事，成了慣性。所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倒向蘇聯一邊，是十分自然的。
共產國際在1943年解散後，從組織上說，再沒有人可以對中共發號施令了。中共在那以後已經本來可以自作主張了。但是就在1947年，蘇共又發起組織了九國共產黨情報局，把世界上已經奪得政權的共產黨都包括在內。對各國共產黨（不論其奪取政權與否）有不合乎馬列主義（實為蘇共老子黨、斯大林的旨意）的行為與理論的，都進行了批評、處罰以至處死。至少對當時的日共和印尼共就批評得十分嚴厲；還解散過波蘭共產黨和朝鮮共產黨；處決過匈牙利共產黨的拉伊克。1948年，共產黨情報局更是開除了“南斯拉夫叛徒集團”，罪名就是它奉行“民族主義”。中共中央通過當時黨的副主席劉少奇還發表了《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文章，論證民族主義是反動的，是違反馬列主義的，隻有國際主義（也就是老老實實地聽從斯大林的旨意）才是正確的。根據馬列主義，民族利益（亦稱國家利益）是由階級利益決定的，因此實際上是統治國家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這裏順便提一下，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法國、英國遭到德國法西斯侵略時，斯大林命令法國、英國的共產黨員不得起來抵抗侵略軍，而是要起來反對率領人民抗擊侵略者的本國政府。
由於這樣的理論和實踐所使然，1949年建國前夕，在毛澤東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這一篇文章裏，針對當時有些民主人士提出的中國應當走第三條道路，做美蘇之間的橋梁的言論。毛澤東說，你們說我們“一邊倒”，我們就是要“一邊倒”，積二十八年的經驗，必須“一邊倒”，“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2我們不能做美蘇的橋梁，隻能堅定不移地站在蘇聯一邊，站在世界無產階級一邊。這就確定了聯蘇反美的外交政策。
在以民族國家為國際關係主體的二十世紀，民族利益常有衝突，粗暴一點的通過戰爭來解決，文明一點的通過談判來解決，根本不可能按國際主義來解決，何況共產 國際的所謂國際主義其實就是一切都要服從蘇聯的國家利益。那個時候，在共產黨統治的國家裏講民族利益是非法的，因為一談民族利益，那它就是反馬列主義的。民族利益這個詞組，直到毛澤東逝世以後十年，亦即八十年代中期，才出現在中國人的嘴上和筆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對過去與各國簽訂的條約，一律宣布無效，要等以後逐個視情況決定其是否可以采用，應當廢止，或者予以修訂。這一下就樹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過去一刀兩斷的嶄新麵貌。1949年4月22日，南京解放的前夕，美國國務院指示駐南京的美國大使司徒雷登，“留下來同共產黨當局進行聯係”（蘇聯大使羅申倒是隨蔣介石政府到廣州去了），表示了試圖與新中國結交的姿態。中共黨方麵曾派南京軍管會外事處長黃華同司徒雷登進行接觸，最後還是被毛澤東斷然拒絕了。而且在他因為活動勞而無功不得不回國的時候，毛澤東還專門發表一篇題目叫做《別了，司徒雷登》的文章，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說給蘇聯聽的。為什麽這樣說呢？前麵曾提到，1948年共產黨情報局開除了“南斯拉夫叛徒集團”，罪名就是因為鐵托根據本國國情走自己的道路，沒有完全奉行蘇聯那一套，就被斯大林認為是在鬧“民族主義”。對於中國，斯大林也懷疑會走“鐵托的道路”，同他們鬧獨立性；更擔心中共靠近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執行親英美的路線。所以，毛澤東的文章要向斯大林表明，中國靠在蘇聯一邊的立場堅定，絕無二心。
接著就是《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締結。
新中國的第一個重大的外交行動是1949年12月毛澤東訪蘇與斯大林會晤，結果就是次年2月由中國外長周恩來與蘇聯外長維辛斯基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內容包括中國得到3億美元的貸款；中長鐵路中蘇共管；蘇軍到1952年撤出旅順以後中國還要償付蘇聯的軍港建設費，中蘇合營的新疆石油公司蘇聯也是大股東等；還要使中國政府同意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地位（即以前屬於中國的外蒙古，於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前夕，蘇聯脅迫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允其獨立）。誰都能看得清楚，這是一個不平等條約，但是在黨內誰也是不敢說。
二、朝鮮戰爭，中國為蘇聯火中取栗
中國共產黨把蔣介石趕出大陸後，北朝鮮的金日成也想把南朝鮮的李承晚政府打垮。請教斯大林，斯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使蘇聯的國門向南推移，便唆使金日成冒險向南朝鮮進攻。
1950年6月25日，在蘇聯支持下，北朝鮮出動幾乎所有精銳部隊越過三八線，對南朝鮮發起突然襲擊。南朝鮮方麵猝不及防，北朝鮮軍隊勢如破竹，占領漢城，一直把南朝鮮軍隊打到了釜山。當時南朝鮮駐有美國軍隊，杜魯門總統下令出兵相助，不但很快把北朝鮮的軍隊打退，而且攻下北方的首都平壤，前鋒直逼鴨綠江。這時本來應該由挑起事端的蘇聯派出軍隊救援北朝鮮的，但蘇聯借口從世界和平的大局出發，應當竭力避免蘇聯與美國直接發生軍事對抗，於是，斯大林要毛澤東出兵朝鮮，去救那惹禍的金日成。中國此時剛剛打完仗，到處破敗不堪，百廢待新，各方麵的困難很大。且不說經濟上的困難，就以解放軍的力量來說，當時空軍、海軍初建，陸軍的裝備很差，要去對抗現代化裝備的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隊，完全不是同一個等量級的，明擺著是要付出沉痛代價的。所以不少高級將領都不讚成出兵。可是，要表明緊跟斯大林沒有二心，堅決“一邊倒”。中國軍隊以自願軍的名義開赴朝鮮。
由於北朝鮮南侵，導致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對中國解放台灣構成了一道難以跨越的障礙，把中國的統一大業一直推遲到五十多年後的今天也沒有完成。毛繹東作出抗美援朝的決定，實在是“不惜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的一個的決定。朝鮮戰爭打了三年，其中很長時間是邊談邊打，從開城談判，到板門店談判，一直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以後才在7月份在板門店簽訂停戰協議。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基本上都處於守勢和被動地位。無論是最初的停火分界線問題，還是遣返戰俘問題，其結果大體上都是接受了美國的方案。最後的結果是南朝鮮和北朝鮮誰也沒有能吃掉誰，迄今仍然在三八線兩邊對峙。
然而也必須看到，中國為這場戰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一、中國人民誌願軍在戰爭中陣亡11.4萬人，負傷25.2萬人，失蹤2.56萬（其中被俘2.1萬）人，因傷病致死的3.46萬人。總計損失兵員達42.62萬人，其中僅團以上的指揮員就犧牲了200多人。
比較起來，中國軍隊的損失也遠遠超過了美國，其比例為，陣亡3.39:1，負傷2.47:1，失蹤或被俘5.02:1，傷病致死1.68:1,兵員總損失2.62:1。
二、戰爭對中國經濟建設的影響更為嚴重。戰爭爆發前，中國政府曾設想在1951年將軍費開支從1950年占預算總支出的43%減少到30%，而用70%來進行經濟建設。 但戰爭的爆發，特別是轉入持久戰，迫使中國把1951年國家預算中軍費開支的比例提高到45.64%。
兩年以後用於經濟建設的貸款仍然很緊張。1952年9月周恩來訪蘇時請求蘇聯在今後5年中再貸款40億盧布，但其中大部分還是用於軍事和國防，購買工業設備的僅有8億盧布。 中國在朝鮮戰爭期間消耗各種作戰物資560餘萬噸，戰費開支達人民幣62億元， 其對新中國經濟發展的負麵影響是可以想見的。
三、中國參與這一戰爭的一個後果是造成了自身在國際政治中的孤立地位。朝鮮戰爭爆發前，關於聯合國的代表席位問題已經出現了有利於新中國的趨向，特別是與印度建交和與英國進行建交談判的情況，對聯合國其他成員國頗有影響，以至美國國務院也決定不再使用否決權阻撓聯合國接受新中國的代表席位。
直到1951年1月8日英國首相艾德禮還致信杜魯門指出，英國政府曆來反對“由聯合國通過一項譴責中國是侵略者的決議”。
然而，當中國表示拒絕聯合國提案後，一切都變了。十三國提案（特別是補充意見）本來是出於對中國的同情立場，聯合國能夠通過該提案也表明了多數國家對中國的友好態度以及要求和平的願望。可是中國不僅拒絕這一提案，而且還指責其為美國的陰謀，結果傷害了許多國家的感情。1月30日聯大政治委員會即以44票對7票（7票棄權）通過了美國提出的控訴中國為“侵略者”的提案，這無疑表明了聯合國多數國家對中國的失望。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從此被長期擱置起來。
四、遭到國際經濟封鎖。其結果是迫使中國的經濟建設不得不過分依賴於蘇聯及其東歐衛星國。在中國對外貿易總額中，中國與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貿易額的比重1950年為32.4%，1952年為52.9%，1953年為72%，此後直到50年代末一直保持在70%以上，其中對蘇貿易額占總貿易額的50%。
作為工業發展的基礎，建國初期中國能源和原材料主要產品的生產能力基本是靠蘇聯的50項援華工程實現的。1950-1952年中國全部固定資產實現新增金額合計59億元，而蘇聯援建的部分重點項目建成後將實現新增固定資產即達41.39億元。
中國經濟建設如此依靠蘇聯，而一旦中蘇關係惡化，過分倚重於蘇聯的經濟紐帶斷裂，必然會使中國蒙受重大損害。
五、阻礙了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本來，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台灣已提到日程，由於朝鮮戰爭，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一方麵為我解放台灣設置了難以克服的障礙，另一方麵兵力也被朝鮮戰場拖住了。雖然如此，如果早些時候不是拒絕聯合國提出的停戰談判建議，並按照聯合國建議由英、美、蘇、中四國會議討論台灣問題，據當時聯合國多數成員國的傾向性意見看，台灣問題的解決要比後來簡單和有利得多。
但在中國拒絕了聯合國的建議後，情況發生了極大變化，不僅多數國家的立場轉向不利於中國，美國政府也迅速加強了對蔣介石政權的援助。根據國務院的要求，1951年2月杜魯門專門撥出5億美元，作為對國民黨陸軍的無償援助。此外，國防部還為援助台灣準備好了價值520萬美元的海軍裝備和1600萬美元的空軍裝備。1952年美國又對台灣提供了大約3億美元的援助。
特別是1952年3月22日由參謀長聯席會議起草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128號文件，標誌著美國對台政策的根本性改變。文件強調了台灣對美國在遠東的地位的“極端重要性”，還提出了三點政策性主張：第一，在必要時采取單方麵行動，確保台灣能用作美國軍事基地；第二，第七艦隊繼續行使保護台灣的使命；第三，發展台灣的軍事潛力。
這種政策性轉變隨著戰爭的拖延而愈加走向極端，直到戰後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兩岸統一終於成為遙遙無期的政治願望。
有人說，中國救活了北朝鮮，自己卻賠上了一個台灣，代價太大，有失無得。有人琢磨斯大林要中國為他火中取栗，蘇聯實在太精，中國實在太傻。…… 這些問題自從事實逐漸暴露，言論逐漸解禁以來迄今一直議論紛紛，也許再討論幾十年也不會平息。 這件事說明，意識形態因素在中國的國家行為中曾經起到過多大的作用。可以說這樣的事例在國際關係史上，也是十分罕見的。連標榜國際主義的世界無產階級的祖國蘇聯在對外關係中都沒有能做到這一點。除非把1956年赫魯曉夫在中國的慫恿下出兵鎮壓匈牙利的起義和勃列日涅夫1968年鎮壓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改革都算做“國際主義”。對後者，中國人是堅決反對的，認為是幹涉別國內政。不過蘇聯人自己卻認為是為了保衛馬列主義而對兄弟國家盡的國際主義義務，就同當年鎮壓匈牙利群眾起義一樣。
中國人民付出了幾十萬人的傷亡代價，保住的北朝鮮的金家王朝，特別是這些年來的金正日政權，國內饑饉幾十年，國際上的名聲也不好，中國向他贈送無數的財物，仍無好轉的跡象，而且對中國並不感謝。
某軍校教授以《抗美援朝戰爭，正義何在？》為題談到朝鮮戰爭時說：
朝鮮戰爭打起來的原因有千條萬條，都不能否定這一條：是金日成經過二戰之後幾年的精心準備，於50年6月25日向國際公認的主權分治的南朝鮮發動了一場全麵的戰爭。如果說美國有什麽錯誤的話，恐怕就是當時的國務卿艾奇遜在華盛頓記者俱樂部的談話給金日成造成了美國並不打算把南朝鮮包括在它的遠東防禦圈之內。不管怎麽說，金日成是這場戰爭的罪魁禍首，他給朝、中、美三方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不幸的是，我們站在了這罪惡的一方，更不幸的是，我們的人民直到今天還認為我們幹了一件伸張正義並永遠值得驕傲的事情。也許有值得驕傲的地方，如果我們滿足和陶醉於與世界上頭號強權幹了一仗的故事。可是我要說，這是我們建國以來在國際上幹的第一件完全錯誤的事情。順便提一句，此後的越南戰爭以及對柬埔寨紅色高棉的支持基本上屬於同一類型的事情。
……
不管美國在之前或以後的國際事務中有過多少霸道的舉動，在朝鮮戰爭這件事情上我認為它基本上是沒有道義錯誤的。至於它軍事和外交上的一些錯誤，那是技術問題。……總之，以我之見，朝鮮戰爭我們是絕對站在了錯誤的一方，而且為其付出了我們幾十萬生命的代價。間接地也將北朝鮮人民投入了萬劫不複的境地。試想，如果不是那樣，北朝鮮人民今天的日子恐怕決沒有這樣艱難。我想，如果有那麽一天，北朝鮮人民唾棄現統治者，知道他們原本是早就可以過上另外一種生活的時候，回想過去，他們是斷然不會感激今天為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而驕傲和自豪的中國人民的。他們的感覺可能完全相反，就象今天的柬埔寨人民因對波爾布特紅色高棉的痛恨而滋生出來的對當年強力支持紅色高棉的我們的情感一樣。有很多事情，尤其是在國際上，我們並不是向官方宣傳的那樣總是在道義和正義一方的。恰恰相反，我們常常是站在非道義和非正義的一方。今天如果我們還不開始清理和認識這些問題，遲早我們是要付出代價的。”1
三、短暫的中蘇“蜜月”期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赫魯曉夫出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以後，蘇聯的對華政策有很大轉變，使中蘇關係有一個短暫有“蜜月”期。1954年赫魯曉夫率領蘇聯黨政代表團訪華，來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五周年慶典。這也是蘇聯最高領導人第一次訪華，向中共表示友好，改變斯大林的對華不平等政策。這次訪華，赫魯曉夫主動表示，將以往蘇聯在雙邊關係中非正常占有的一些權利歸還給中國。中蘇雙方簽署了蘇軍從旅順口海軍基地撤退，並將該地區的設備無償移交中國政府、將四個中蘇股份公司中的蘇聯股份移交給中國的協定；為中國提供五億兩千萬（舊）盧布的長期貸款；幫助中國新建十五項工業企業和擴大原有一百四十一項企業設備的供應範圍等七個文件。蘇聯代表團在華期間還贈給中國兩項“禮品”：一是提供組建擁有兩萬公頃播種麵積的國營穀物農場所必需的機器和設備，並派專家來華幫助建設這個農場；一是將正在中國展覽的八十三件機床和農業機器無償贈給中國。赫魯曉夫的所作所為，也確使毛澤東感受到了與蘇聯交往中前所未有的平等氣氛。過去斯大林在世時，對待中國的態度是不平等的，而赫魯曉夫對中國所作的許多實質性讓步，使斯大林時期遺留的問題基本上得到了解決，毛澤東得以一吐怨氣，在對蘇交往中真正挺起了腰板。毛澤東後來談到這一點時曾說：“第一次與赫魯曉夫同誌見麵，就很談得來”，他取消了有損中國主權的“合作社”，“建立了信任”。對於赫魯曉夫的平等合作精神及擴大對華援助的做法，毛澤東深表感謝，一九五六年他跟南斯拉夫代表團談話時還曾經稱讚“赫魯曉夫是個好人”。從一九五四年一直到一九五八年，應該說是中蘇關係的“蜜月期”。(韓鋼《中共曆史研究的若幹熱點難點問題》，新世紀 www.ncn.org12/13/2006)
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發表揭發斯大林罪行的秘密報告，斯大林的威信一落千丈。這對中國伸張民族利益來說當然是一件大好事。毛澤東也是私心竊喜，但是他又不能不擔心，由此引起的對馬列主義的信仰危機，有可能引發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危機，而且還可能影響到他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正在上升的地位，影響到他在今後領導世界革命的思想資源。因此他真可說是殫思竭慮，兩麵作戰。一方麵需要順勢批評一下斯大林的嚴重錯誤；一方麵又必須挽救斯大林的威信，把後者定為“功大於過”、“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三七開”）。這表現在按他的意誌起草的《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4月5日）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9日）這兩篇大文章上，表明中國共產黨在一些基本問題上所堅持的正宗馬克思列寧主義，以此為標準，對所有國內外不符合這個標準的，都認為是偏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正主義。
1957年11月，毛澤東率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 當時，赫魯曉夫正處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分崩離析的困境，迫切需要中共的支持。毛澤東及時地給予了支持，這對赫魯曉夫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不但如此，毛澤東還提出，社會主義陣營要以蘇聯為首。
赫魯曉夫表示謙虛，說；“應該以中、蘇兩家為首。”
毛澤東顯得很有自知之明：“我們沒有資格……”
波蘭共產黨領袖哥穆爾卡不讚成“以蘇聯為首”的提法。毛澤東努力說服他：“要不要有人為首，這不是我們單方麵的事。帝國主義有個頭，我們也要有個頭。一旦有了事，總得有個人來召集一下，就拿這次開會來說吧，蘇聯不出來，我們怎麽辦？蘇聯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我們誰能代替蘇聯這個角色？當然，為首不是為尊，不能一家說了算，討論問題必須是平等的。比如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觀點，我們就不同意，沒有先例麽。”
毛澤東在1957年11月19日與中國留學生和實習生講話時，重複了這個思想：“社會主義陣營必須有一個頭，這個頭就是蘇聯。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也需要有一個頭，這個頭就是蘇聯共產黨。”
四、 中蘇之間發生分歧
人們一直認為，中蘇分歧的起因是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其實，毛澤東對赫氏秘密報告的反應是喜多於憂。毛早就不滿斯大林了，所以他說秘密報告的最大意義在於揭開了蓋子。更為重要的是，斯大林去世後，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陣營中，毛澤東完全可以同赫魯曉夫平等對話，甚至赫魯曉夫也不在話下。因此，一九五六年中國發表的“兩論”（無產階級專政）出現的中蘇之間的分歧，隻是意識形態上的不同看法，對中蘇關係，沒有多大影響，可以說中蘇兩黨兩國的關係還在“蜜月期”中。
中蘇關係出現比較重大的分歧，是一九五八年七月。主要是幾件大事：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問題和炮擊金門問題。
一是建立長波電台問題。一九五七年底，蘇聯核潛艇研製成功，艦隊的航程伸得遠了，艦隊在遠航過程當中的通訊聯係，靠當時的電台達不到，蘇聯希望在中國建立大功率的長波電台。當時蘇聯的軍方有過擔心，說跟中國提出這個問題會不會引起中國人的不滿？赫魯曉夫很有信心地說沒有問題。因為一九五七年十月份剛剛簽訂《國防新技術協定》，表明中蘇在軍事方麵的合作達的意向。而恰在此時，中方也提出了同樣的要求。早在一九五四年中國海軍第一支潛艇部隊建立時，在蘇聯的幫助下，於一九五七年分別在青島、寧波、湛江地區安裝了長波電台。但這些電台功率都比較小，不夠用，需要建設大功率的長波電台。當時的中國還難以獨自承擔這樣的工程，中國海軍方麵便與蘇聯有關方麵聯係、商洽，希望他們能給予幫助。這事本來是雙方都有需求，而且又是中國向蘇聯提出在先，所以赫魯曉夫認為沒有問題。但是赫魯曉夫萬萬沒想到，毛澤東不幹，還為此發火。問題是由投資比例引起的。整個電台大概需要投資1.1億盧布，蘇聯提出他們出大半，七千萬盧布，中國出小半四千萬盧布。這不是還有點優惠中國的意思嗎？毛澤東為什麽不幹呢？他跟彭德懷說，全部投資都由中國來出。毛澤東可能是考慮到所有權的歸屬問題，其實蘇方根本沒有提到所有權，甚至連指揮權都沒提到，隻是提到雙方共同使用。
二是蘇聯建議建立中蘇聯合艦隊。就在毛澤東對建設長波電台發火的時候，蘇聯大使尤金又向中方轉達了蘇聯關於中蘇建立聯合艦隊的建議。這件事情也有前因。一九五七年，肖勁光作為中國軍事友好代表團成員，向蘇聯海軍提出了援助中國建造核潛艇和導彈潛艇的問題。蘇方表示，中國不必建造這些潛艇，蘇聯現在尚未研製成功，將來蘇聯有了，可以提供給中國。中國海軍領導人經過認真研究和仔細論證，向中共中央軍委報告：盡快獲得新技術對於海軍建設來說已是極為重要的問題，蘇聯現已改進了某些艦艇的動力和結構，且試製成功幾種用於潛艇和魚雷艇的導彈，而中國海軍目前仍然按照蘇聯一五計劃期間的五種舊艦艇圖紙進行生產。因此，海軍急需獲得建造新艦艇的設計圖紙及其他資料，並建議以政府名義向蘇聯提出請求。一九五八年六月，周恩來致信赫魯曉夫，希望蘇聯政府對中國海軍給予新技術援助，在可能的條件下，有計劃地、有步驟地提供建造核潛艇的技術設備，此外要航空母艦和其他軍艦。蘇聯趁此提出，建立一支聯合艦隊，越南也參加。這樣，中國既有了核潛艇，蘇聯也可以借中國的海域直通太平洋的海岸線。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於七月二十一日向毛澤東提出了這一合作建議。出乎意外，毛澤東又發了火。也許是毛澤東認為這涉及到主權問題。毛澤東對尤金說：“你們搞了一點原子能，就要控製，就要租借權。”“你們就是不相信中國人，隻想信俄國人。俄國人是上等人，中國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腳。”然後又把赫魯曉夫找到北京來談，赫魯曉夫於七月三十一飛來北京，不斷向毛澤東解釋，說他根本沒有控製中國的意思。毛澤東還是不依不饒，賭著氣說：“我們沒有核潛艇艦隊，將來索性把海岸都交給你們，你們去打好了。”毛澤東借此發火，是想從蘇聯那裏得到更多的東西。赫魯曉夫被鎮住了，答應幫助中國建立生產潛水艇的工廠。1其實，中國和蘇聯既然是軍事同盟關係，建立一個聯合艦隊本是題中之意。
三是炮擊金門赫魯曉夫對中國不滿。首先是中國炮擊金門沒有事前向蘇方通報，在赫魯曉夫看來，既然中蘇是軍事同盟關係，中方采取這樣重大的軍事行動，不跟蘇聯通個氣，不啻是對盟國的蔑視，赫魯曉夫非常不滿意。其次是在炮擊金門時，一九五八年九月，台灣向大陸發射了當時最先進的美國最新式的“響尾蛇”空對空導彈, 導彈沒有爆炸，完整地落在中國國土上。赫魯曉夫緊急要中方把這個響尾蛇導彈提供給他們，但中方聲稱：找不到。一九五九年二月，赫魯曉夫決定施加壓力，扣下準備給中方的某種導彈技術。這樣一來，“響尾蛇”導彈馬上就找到了。後來雖然提供給蘇方，但最核心的紅外線製導裝置不見了。赫魯曉夫非常惱火，他在回憶錄裏寫道：“我們認為這是無理的，是侮辱我們。任何人處在我們的地位都會感到痛苦。我們對他們沒有秘密，什麽都給了他們。而他們得了件寶貝，卻不讓我們分享。”1赫魯曉夫下令拖延核技術轉讓。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他停止供應中國原子彈樣品和技術資料。接著，又撤走在華的蘇聯技術專家、撕毀經濟合同。此後，中蘇邊境糾紛隨之肇始。所謂中蘇同盟已經名存實亡。
中蘇交惡始於1959年。當年九月，赫魯曉夫訪問美國，和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戴衛營會晤，之後便有出了一個“戴衛營精神”的說法。主要意思就是同西方“和平共處”。離開美國後，他來到中國參加中國國慶十周年慶典，敦促毛澤東也與西方搞緩和。而毛澤東堅決反對，認為這是搞修正主義；而赫魯曉夫則不指名地說中國是“好鬥的公雞”。兼之，50年代後期，蘇共對我國的“大躍進”、“人民公社”等國內政策表示批評和反對，又在當時發生的中印邊界衝突中，公開偏袒印度一方。本來毛澤東就對赫魯曉夫不大恭維，這一來就使矛盾激化了。
1960年2月，在莫斯科召開了東歐幾國主要領導人參加的華沙條約國政治協商會議，我國派出了“觀察員”身份的代表團，由康生領隊。當時赫魯曉夫正宣傳實現沒有軍隊、沒有武器、沒有戰爭的“三無世界”，蘇聯在這次會議上，宣布單方麵裁軍120萬，華沙條約各國也跟著裁軍共達380萬人，又宣稱要同美國等西方大國簽訂互不侵犯和裁軍、禁止核試驗等一係列協議。康生代表中國黨和政府在會上作了主題相反的發言，他遵照毛澤東的指示，提出國際形勢的好轉是“東風壓倒西風”的結果，帝國主義性質不會改變，戰爭危險依然存在，所有沒有中國參加的國際協議，對我國一概沒有約束力。赫魯曉夫對我國代表團的發言很惱火，在招待會祝酒時，就不指名地說中國黨在拆蘇共的台，暗罵中國領袖是“應該扔到牆角去的破套鞋”，又在其他場合多次批評中共的主張和做法，我國代表團向國內報告後，又奉命作出了回答，一場影響深遠的中蘇論戰和國際混戰，就此揭開了序幕。
時年四月二十日列寧九十周年誕辰紀念，經毛澤東決策並審改，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文中按毛澤東的觀點及要求，對蘇共的思想路線及其內外政策，引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經典著作，作了全麵、係統和嚴厲的批判。其批判對象雖然隻提了南共“現代修正主義”集團，但誰都知道其矛頭是直指蘇共及其領導人赫魯曉夫的。
六月五日，世界工聯第四次理事會議在北京召開，有來自五大洲六十多個國家的代表。中國方麵政治局成員全體出馬，向代表們遊說，“和平共處”是騙局。這時還不便直接批判蘇聯，就把法國、意大利共產黨拿來當靶子，說它們搞“和平共處”是帝國主義的臣仆。當時中國方麵有一種說法：打在法意共身上，痛在赫魯曉夫心上。
赫魯曉夫說，這是“中國人在朝我們臉上吐痰”。莫斯科認為世界工聯理事會事件是中蘇分裂的開端。美國中央情報局也這麽認為。代理局長卡貝爾事後對美國國家安全會議說，中國的行為“對蘇聯領導是一場極大的挑戰，赫魯曉夫不能不迎頭痛擊”。中蘇間的裂痕第一次被外界看到了。2
同月二十一日，布加勒斯特會議，蘇方對中共進行報複。赫魯曉夫對聚集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五十一個國家的共產黨代表講話，不點名地強烈抨擊毛澤東關於世界要靠戰爭進入社會主義的斷言。“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不必依靠世界大戰，”他說。“隻有瘋子和狂人現在才想再打一次世界大戰。”那隻會使“數百萬人民在戰爭的巨焰中死去”，“就是在共產主義的死敵中，有理性的人還是占大多數。”在當天蘇方還向各國代表團散發並宣讀了蘇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通知書”，其中公開指責中共是“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左傾冒險主義”等等，接著又發動各國黨代表團利用各種機會圍攻中共代表團，全麵批駁《列寧主義萬歲》等文章，說中共是“要發動戰爭的瘋子”，搞的是“假革命的極左路線”，是“托洛茨基方式”和“民族主義”等等外，用更尖銳的語言對中共代表彭真說：“你們想支配一切人，你們想支配世界。”
中共代表團團長彭真發言，在會上也講一通《列寧主義萬歲》上的觀點，但響應者很少。毛澤東承認：“我們在布加勒斯特是孤立的。一個黨也不支持中國。就連阿爾巴尼亞也不支持。”1
彭真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將事態迅速報告了北京後，由北京發來寫好的聲明，聲明中揭露蘇共對中共搞突然襲擊，對各國黨采取家長式的專橫態度，而中國黨決不聽從任何人的指揮棒，決不向任何錯誤的觀點和作法屈服。這個措詞強硬的聲明更加激怒了赫魯曉夫，在會上蘇共和中共兩個代表團都情緒激動，幾乎到了對罵的程度。
這次會議使分歧更明顯、矛盾更尖銳了。本來隻是中蘇兩黨之爭，變成了中共與各國黨之爭，並且使本來主要是黨內的意識形態和理論觀點之爭，很快轉化擴大到國家關係上，布加勒斯特會議一結束，赫魯曉夫回到蘇聯就宣布把蘇聯在華的一千多名專家全部撤走，同時停止幫助中國建設尚未完工的一百五十五個項目。中共方麵，自然不屈服，毛澤東指揮全黨全國，頂住壓力，迅速組織反擊，堅持自己的觀點立場。
1960年9月17日，在莫斯科，舉行中蘇兩黨會談。鄧小平率中共代表團赴會，他在會上指出，蘇共以“老子黨”“老子國”自居，使黨內思想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上，已造成了我國的損失，同時表示了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黨和中國人民，不怕困難、決不妥協的決心。蘇共當然不會輕易認錯，於是這次本想解決兩黨兩國關係惡化問題的會談，僅僅是“各自陳述了自己的觀點”，什麽問題也沒有解決就散了會，唯一達成協議的是於當年10月和11月的十月革命43周年，中共再來代表團繼續會談。不久，由鄧小平和劉少奇於10月、11月分別率領代表團連續赴蘇，可惜每次都是各抒己見爭吵一番而已，隻有十月革命43周年時，和81國的“兄弟黨”一起簽署了一項純屬對外宣傳的《莫斯科聲明》和《告世界人民書》。但是這些文件絲毫掩蓋不了由中蘇兩黨分歧引起的國際共運間的分裂狀況，由於中國黨的批評反對，蘇聯實際上已經不能再“為首”和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了。
1961年的蘇共22大，將分裂形勢推向了新高潮，赫魯曉夫等公開攻擊中共及支持中共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當時慣例是黨代大會得邀請各國黨派代表團參加，蘇共卻不讓阿黨參加22大。中共代表團團長周恩來在致詞中公開回答蘇共對我黨的攻擊後，提前回國不再參加會議。1962年底到1963年初，中央決定派中聯部部長伍修權為代表團長出席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東德四國黨代大會。各黨大會無一例外地按蘇共的調子對中共及阿黨進行攻擊，伍修權遵照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一作了回答，蘇共及東道國當然要作出反應，結果在捷、德的黨代大會上，當伍修權致詞中提到蘇共時，台下有意起哄，拍桌吹口哨和跺地板，企圖打斷中共代表的發言。
與此同時，中聯部另一副部長趙毅敏代表我黨出席意大利黨代大會時，也受到了與伍修權相似的對待。對這股氣勢不小的政治風潮，我國蔑稱之為“反華大合唱”。
蘇共指揮的“反華大合唱”，我國針鋒相對的“獨唱”以及阿爾巴尼亞等的“幫腔”，正喧鬧得不可開交時，與我國友好的越南胡誌明等建議停止公開論爭，舉行中蘇會談以平息爭端。幾經周旋磋商，定於1963年7月由鄧小平、彭真率中共代表團訪蘇。可是因為在此之前，蘇共不僅公開發表了大量批判中共的文章，同時，在中蘇邊境也不斷發生衝突。為了取得主動，就在代表團訪蘇前的6月14日，發表了由毛澤東親自定題定稿的，更加全麵地批判駁斥蘇共觀點的長文《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簡稱“二十五條”），作為對 1963年3月31日《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信》的答複。原來蘇共的信是為它自己提出的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戰爭可以避免，雙方可以和平共處，社會主義可以不經過暴力革命而實現……等等一係列觀點辯護。（就是後來被毛澤東所說的“三和一少”修正路線，即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與對世界各國革命少援助。）結果，卻激起毛澤東的勃然大怒，專門選定康生組織寫作班子，在釣魚台認真地寫文章—一反駁，這篇建議，是首發的一篇。這一下使中蘇論爭達到了又一高峰。
研究中蘇關係問題專家沈誌華認為：中蘇關係的變化“除了隱含著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普遍性矛盾外，還存在著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以及為此而產生的證明其意識形態正統地位的鬥爭。因為中蘇之間在具體的對內對外政策上的分歧已經上升為政治路線的鬥爭、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1雙方都認為自己是正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視對方為修正主義或教條主義，水火不容，其結局必然是關係破裂。
五、中蘇大論戰
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裏，中共中央認為，自從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來，中共和蘇共領導的分歧，不是在這個或那個個別問題上的分歧，而是在當代世界革命一係列根本問題上的原則分歧，也就是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分歧。
《建議》以“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學說”的名義，一方麵係統地解剖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理論”和“總路線”，指出 了它們“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背叛無產階級世界革命事業的本質”；一方麵對當代世界矛盾和當代世界革命的一係列問題給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和回答”，提出了一條與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總路線根本對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這就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者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爭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陣營，逐步實現無產階極世界革命的完全勝利，建立一個沒有帝國主義、沒有資本主義、沒有剝削製度的新世界”。
在毛澤東親自主持製定的《二十五條》中，還批判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否認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還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謬論，提出：在無產階級在獲得政權以後的一個很長的曆史時期中，階級鬥爭的繼續，仍然是不以人們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隻是階級鬥爭的形式不同於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前。”“否認無產階級專政時期中的階級鬥爭，否認在經濟戰線上、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徹底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是錯誤的，不符合客觀事實的，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當時 認為，《二十五條》通篇閃耀著毛澤東思想的光芒。它在當代世界革命一係列重大問題上劃清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界線，是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綱領。它的發表，標誌著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鬥爭進入了新的階段。對此，世界各國共產黨響應者卻很少，隻有一個根本沒有什麽影響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跟隨。從此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進行了公開大論戰，實行了全麵大反攻。被認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現代修正主義鬥爭的一個重大的轉折點。這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從產生、發展、走向完全破產的轉折點。”“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現代修正主義思潮從產生、發展、走向完全破產的轉折點。”
中共的《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發表後，7月14日蘇共中央發出了《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對中共《建議》的觀點予以辯駁，自然也少不了批評毛澤東。同時，也牽涉到七、八年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許多重大事件。因此，我《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從1963年9月6日起陸續發表九篇評論文章（即“九評”），對所謂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給予係統的批判。
9月6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發表：《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即（ 一評）。
“一評”全麵地回顧了幾年來中共和蘇共中央意見分歧和鬥爭的曆史，指責赫魯曉夫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出：“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是蘇共領導走上修正主義道路的第一步。”說七年來，蘇共中央領導集體，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推行了一條“聯合帝國主義、反對社會主義，聯合美國、反對中國，聯合各國反動派、反對世界人民，聯合叛徒鐵托集團、反 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兄弟黨”的修正主義路線。
“一評”還論述了反對蘇共中央鬥爭的實質，指出：“當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歧，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同堅持修正主義路線”，“堅持革命路線，同堅持不革命、反革命的路線”，“堅持反對帝國主義的路線，同堅持向帝國主義投降的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同堅持大國沙文主義、宗派主義和分裂主義”的重大原則分歧。
“一評”指出了目前這場大論戰的意義，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正處在一個重要的時期。目前的論戰，關係到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前途和人類的命運。曆史將會證明，經過這場大論戰，馬克思列寧主義將發出更加燦爛的光輝。國際無產階級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業將取得更加偉大的勝利。”
“一評”表明了中共對這場大論戰的決心，指出：“論戰已經開始，就必須把是非徹徹底底地弄清楚。”
“一評”指名道姓地批判赫魯曉夫。把目前這場大論戰的責任全推給蘇共，說是蘇共領導一手挑起和擴大的。
9月13日，《關於斯大林問題》（二評）發表。
在如何對待斯大林的問題上，文章提出了兩個主要論點。一是聲稱應全麵、客觀、科學地分析斯大林的功過。文章不否認斯大林的一些“錯誤”，如“脫離”實際，“脫離”群眾，“混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肅反擴大化”等等。但文章還是極力為斯大林辯解，說什麽“斯大林的錯誤，有些是原則性的錯誤，有些是具體工作中的錯誤；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錯誤，有些是……難以避免的錯誤”。特別關於“肅反”，文章隻是輕描淡寫，說什麽他領導的肅反“正確地”懲辦了“很多”反革命分子，同時也“錯判”了“一些”好人。與此同時，文章卻把蘇聯人民所取得的一係列成就歸功於斯大林。於是文章就斷言，斯大林是“功大於過”，“主要方麵是正確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從而作結論說：“斯大林的一生，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者的一生，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一生”。文章的這些論據是非常荒唐的。首先，文章毫無根據地臆測斯大林在肅反中殺的壞人是“很多”而錯判的好人則隻是“一些”，而無可爭辯的曆史事實卻是：在性質上，蘇聯不是叫“肅反”，而是叫“鎮壓”、“大清洗”。後來查清的結果表明，當年斯大林製造的多個“間諜”集團，都是政治陰謀、陷害。斯大林所殺的壞人是“極少”，而所殺的好人卻是“很多”、“很多”，多到數百萬，他簡直是一個殺人惡魔！其次，文章把蘇聯人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歸功於斯大林，然後拿這些“功績”同他的罪惡比較，於是借口“全麵”、“客觀”、“科學”來大肆頌揚斯大林，而全不顧千百萬冤死者的呼喊，好象隻要斯大林沒有把蘇聯人民的大多數殺光，他就“功大於過”，這純粹是殺人犯的邏輯。
第二個論據是指責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態度前後矛盾，活著時大加“歌頌”，死後卻大肆“咒罵”，是“來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文章還指責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全盤否定”斯大林，而卻“不敢”公布秘密報告的內容，稱這種做法是“醜惡的行為”、“卑鄙的陰謀”。其實這些指責也是沒有說服力的。首先，赫魯曉夫先前頌揚斯大林，其原因，一是在當時個人迷信的氛圍中不可能了解全麵情況，也無法全麵掌握斯大林的罪行；二是在斯大林的恐怖統治下，誰膽敢指責斯大林就連命都保不住；三是赫魯曉夫從大局考慮不能不牽就斯大林；四是赫魯曉夫還沒有在自己周圍形成一股與斯大林對抗的力量。因此他隻能韜光養晦，等待時機成熟。而事實上，類似的事情毛澤東本人也是做過的。例如在斯大林無理幹涉中共的內部事務時，他也沒敢公開與斯大林對抗。又如，在抗戰開始後，為了維護民族團結的大局，他也曾違心地高喊“蔣委員長萬歲”的口號。可見，如果赫魯曉夫的行為是“醜惡的”、“卑鄙的”，那毛澤東自己的行為也光彩不了多少。其次，指責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也是沒有道理的。事實上，秘密報告開頭就聲明：“在這個報告裏不想全麵評價斯大林的生平事跡”。同時赫魯曉夫不想涉及製度本身的問題，因此他隻能就事論事，把斯大林的罪行揭露出來而已，以便作為日後的借鑒。這裏根本談不上“全麵性”的問題，毛澤東吹毛求疵的手法並不高明。第三，至於指責赫魯曉夫“不敢”公布秘密報告，似乎是抓住了赫魯曉夫的辮子。其實這沒有什麽值得大驚小怪。既然是“秘密”報告，原打算就是不公布的，後來報告文本被泄露出去了，赫魯曉夫自然感到尷尬。在赫魯曉夫看來，斯大林的罪行對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畢竟是件醜事，盡量減少其負麵影響，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按毛澤東的反問，真把斯大林的罪行向全世界公布，毛澤東之流的人豈不是更加不能容忍嗎？
這個“秘密”報告雖在蘇聯沒有公開發行，但很快全世界都知道了。在中國當時作為高度機密文件傳達到十八級以上幹部。一方麵在大張旗鼓地批判，另一方麵，卻不讓廣大黨員和群眾知道其真相，而是死死捂住。直到1988年東方出版社內部發行的《赫魯曉夫回憶錄》，才在書後麵的附錄印上了這篇“秘密”報告。到2006年這個“秘密”報告的50周年之際，有的網絡媒體紛紛轉載，才有比較多的人知道。可是此時，了解和關心這個問題的人已經不多了。
毛澤東之所以對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罪行這件事切齒痛恨，是因為：第一，他本人一貫奉行斯大林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路線，在井岡山肅“AB團”，在延安搞“搶救運動”，在建國初期搞肅反“擴大化”，1955年搞“反胡風集團”運動，1957年搞反“右派”鬥爭，雙手也沾滿了無辜者的鮮血，而麵對成千上萬屈死的冤魂他象斯大林一樣沒有一點歉疚。毛澤東與斯大林在性格方麵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例如專橫、固執、陰險、狠毒，這些性格特征也是一切暴君共有的，封建暴君是這樣，共產主義暴君也是這樣，因為這是任何專製製度所需要的。既然是一路性格，所以當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罪行時，毛澤東就不免感到不自在。所以他陽奉陰違，明麵上支持赫魯曉夫，暗中卻對他十分忌恨。第二，他大力維護斯大林的威望，其目的也是為了維護共產主義專製製度，如果這種製度跨台了，黨內民主製確立起來了，那麽他個人的專製統治就會受到威脅。因此，在中共“八大”上，劉少奇和鄧小平在報告中表示支持反對個人迷信的鬥爭時，他是耿耿於懷的。但當時迫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向蘇共一麵倒的大氣候，他既不便與赫魯曉夫公開決裂，也不便對劉少奇、鄧小平采取措施。等到文化大革命發動起來，他就開始翻舊帳，把劉、鄧支持赫魯曉夫反對個人迷信視為一大罪狀，並必欲置之以死地而後快。
毛澤東在這篇評論的修改中，加了這樣一段話：“絕大多數蘇聯人，不讚成這樣謾罵斯大林。他們越來越懷念斯大林。蘇共領導人嚴重地脫離了群眾。他們時時刻刻感覺到斯大林的陰魂不散，在威脅著他們，其實是廣大人民群眾對予全盤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滿意。”1說有一部分人懷念斯大林是有的，但說絕大多數蘇聯人越來越懷念斯大林，完全是毛澤東的主觀臆想。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到毛澤東寫這幾句話的時候，蘇聯人民感受到的政治思想上的環境寬鬆，經濟生活上有所改善，再沒有像斯大林那樣隨便殺人了。就連搞政變的馬林可夫、莫洛托夫、布爾加寧等“反黨小集團”的人也一個沒有殺。而斯大林的罪行僅就濫殺無辜數以百萬計這一條來說，除了毛澤東之流外，能有幾個人“越來越懷念”他呢？難怪，赫魯曉夫說“你們既然那麽愛斯大林，你們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我一看到毛就像看到斯一樣。一個模子裏澆出來的。”1
9月26日《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三評）發表。
“三評”明確地指出了中共對南斯拉夫的態度，堅定地認為：“南斯拉夫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領導集團，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背叛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國標共產主義運動的叛徒，是帝國主義的走狗。”
“三評”總結了南斯拉夫複辟資本主義的曆史教訓，指出：“工人階級掌握政權以後，還存在著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還存在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條道路誰戰勝誰的鬥爭，還有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還指出：“工人階級，工人階級的政黨，不僅在沒有掌握政權的時候，有可能被工人貴族所把持，蛻化成為資產階級的政黨，充當帝國主義的奴仆；而且在掌握政權以後，仍然有可能被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所把持，蛻化成為資產階級的政黨，充當帝國主義的奴仆。”又指出：“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複辟，並不一定要通過反革命政變，也不一定要通過帝國主義的武裝入侵，它還可以通過社會主義國家領導集團的蛻化變質來實現。”“隻要世界上還存在帝國主義，就不能說，社會主義國家已經消除了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
“三評”指出了在南斯拉夫問題上的鬥爭，實質上是“關係到社會主義國家應該走什麽道路，是沿著十月革命的道路把 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還是沿著南斯拉夫的道路實行資本主義複辟”的大問題。
“三評”最後指出：赫魯曉夫正跟著鐵托的腳印走，蘇聯“ 已經走上了一條極端危險的道路。”
“三評”的一個基本觀點是，認為鐵托的南斯拉夫和赫魯曉夫的蘇聯都在搞資本主義複辟。隻有毛澤東自己才是正宗的馬克思主義。曆史證明，這種觀點是完全站不住腳的。中國後來的改革開放衝破了許多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條條框框，比如大量發展私營經濟，還有外資經濟，減少國營經濟的比重等，根本扯不上什麽複辟資本主義的問題。當時毛澤東滿腦子的“左”傾烏托邦思想不可能有這種認識也就罷了。別的國家，別的共產黨內部的事務，關你毛澤東什麽事？你又不是什麽共產國際領導人，誰也沒有賦予你對別國別黨指手劃腳的權利。 對於別國的黨和國家的這種指責，鄧小平在後來說道：
“一個黨評論外國兄弟黨的是非，往往根據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實證明這是行不通的。”“各國黨的國內方針政策、路線是對還是錯，應該由本國黨和本國人民去判斷。最了解那個國家情況的，畢竟還是本國的同誌。”“各國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國的黨、各國的人民，由他們自己去尋找道路，去探索，去解決問題，不能由別的黨充當老子黨，去發號司令。我們反對人家對我們發號司令，我們也決不能對人家發號司令。這應該成為一條重要的原則。” 2
從這個話來看，當年不僅對南斯拉夫共產黨還有對意大利共產黨的亂加指責表明，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也充當起“老子黨”來了。
10月22日，《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四評）發表。
“四評”高度評價了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中的偉大作用，指出：“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大地區，是當代世界各種矛盾集中的地區，是帝國主義統治最薄弱的地區，是目前直接打擊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風暴的主要地區。”“在一定意義上說來，整個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終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這些地區的人民革命鬥爭為轉 移。”
“四評”徹底批判了赫魯曉夫在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中推行的一係列政策：以和平共處與和平競賽代替民族解放運動；主張由蘇美兩國合作援助落後國家；通過栽軍來消滅殖民主義；通過聯合國消滅殖民主義等，是修正主義路線。充當了“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 ”。他“實際上是要被壓迫民族永遠忍受帝國主義的掠奪和奴役，不要起來反抗，不要起來革命。”因此，“今天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的鬥爭，不能不同反對新殖民主義辯護士的鬥爭密切聯係起來。”
“四評”明確地闡明了中共對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態度和立場，指出：“當代的民族問題，歸根結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是一個反對帝國主義鬥爭的問題。”
這完全是一個老調子。實踐證明，蘇聯和中國都按這個調子唱過一陣，就是支援亞非拉各國人民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無一不以失敗告終，而且把自己也幾乎拖垮了。像原來那樣無償支援，差不多是個無底洞，誰也支援不起。後來不得不改變政策。
11月14日《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五評）發表。
“五評”用中共的觀點，分析了戰爭與和平問題，指出“帝國主義是現代戰爭的根源”。“當代侵略和戰爭的主要力量是美帝國主義。”“反動階級維持自己的統治和實行對外擴張，從來是依靠兩手的。一手是牧師式的欺騙，一手是劊子手式的鎮壓。帝國主義的和平欺騙政策和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從來是互相為用，互相補充的。”“反動的統治階級倚仗的主要的一手，始終是暴力。牧師式的欺騙，是對暴力起輔助作用的。”
“五評”批駁了赫魯曉夫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種種觀點，指出“赫魯曉夫等人大肆宣揚在帝國主義製度還存在的條件下，一切戰爭可以避免，可以實現‘沒有武器，沒有軍隊，沒有戰爭的世界’。……他們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使各國人民相信在帝國主義製度下可以實現永久和平，從而取消革命，取消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民族解放戰爭和國內革命戰爭，並且在實際上幫助帝國主義準備新戰爭。”
“五評”重申了毛澤東的“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觀點，指出，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中共同赫魯曉夫的分歧，“是要不要反對帝國主義，要不要支持革命鬥爭，要不要動員全世界人民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計劃，要不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路線的分歧。”
這篇評論，是僵化的教條主義的典型。第一，完全不考慮國際形勢發生的重大變化，仍舊堅持列寧、斯大林關於“戰爭與革命的時代”的觀點，列寧認為：帝國主義就是戰爭，隻要帝國主義存在，戰爭就絕對不可避免的論斷。斯大林認為，要消滅戰爭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須消滅帝國主義的觀點。事實上，從五十年代以後，世界已成為如鄧小平所說的“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1第二，資本主義要滅亡，是社會發展規律，但要有條件，特別不是近期的事。僅靠當時中國、蘇聯和第三世界的窮朋友，要做到消滅帝國主義，實在太不切實際。蘇聯在當年就是以消滅帝國主義為戰略目標，在國民生產總值不及美國一半的情況下，跟美國進行核軍備競賽，結果是不堪重負，把自己拖垮了。至於中國，比蘇聯的實力還差得很遠，也走這條路，還要充當什麽世界革命的“根據地”，搞得民窮財盡，真是自不量力。好在後來中國由鄧小平主政，對時代主題作出了新的符合實際的判斷，為我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轉移提供了重大前提。
12月12日《兩種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六評）發表。
斯大林去世後，赫魯曉夫在國際關係中開始奉行緩和政策，並采取了一係列實際步驟。因此在“二十大”報告中，他用了很大篇幅專談“和平共處”問題。他說：列寧關於社會製度不同的各國和平共處的原則，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我國外交政策的總路線。他還提出，第一、二次世界大戰之所以爆發，是因為當時反戰力量比較薄弱，但現在的情況已經根本改變，國際社會主義陣營出現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世界各國人民維護和平的運動都已在成長壯大，所以雖然戰爭的危險仍然存在，但是隻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保衛和平的力量動員起來，進行不懈的鬥爭，戰爭並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爭取主動，否則就會陷於被動和孤立。
顯然，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政策是建立在理智的現實的基礎上的，曆史已經證明是明智的和正確的。但是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卻出於自己的特殊利益的考慮，開動宣傳機器，大力聲討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中共《六評》文章裏，列舉中蘇兩黨的“原則”分歧。其中的一個要點是：“為了爭取實現和平共處，要不要同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反動派進行鬥爭？實現和平共處，能不能消除社會主義同帝國主義之間的對立和鬥爭？”這是指責赫魯曉夫隻要“共處”而不要“鬥爭”。這種指責是沒有什麽道理的。
首先，這種指責在事實上是沒有根據的。曆史的事實是，赫魯曉夫在柏林危機和加勒比海危機中，曾冒著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同西方國家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隻是由於對立雙方的克製才避免了衝突的升級。而相反，毛澤東則在戰後賠款問題上向日本讓步，在有關中國自己領土主權的香港和台灣問題上向英國和美國也並不是隻講鬥爭，也講策略和讓步。這說明，他隻是希望讓人家去“鬥”，而自己則隻想“坐山觀虎鬥”。
其次，這種指責在理論上也是沒有道理的。按照毛澤東及其禦用文人的邏輯，要和平就無需鬥爭，要鬥爭就沒有和平，而既然要鬥爭，第三次世界大戰就不可避免。事實上，毛澤東正是以這種理論為基礎製定其外交政策的。直到鄧小平當政後，才糾正了毛澤東的觀點。他說：“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有變化，……過去我們的觀點一直是戰爭[指的是世界大戰]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當然這種遲來的觀點的“變化”使我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當時為什麽要大張旗鼓地反對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論呢？
第一，1958年“大躍進”徹底失敗，中國經濟走到崩潰邊緣，饑餓籠罩著全國，引起人民的強烈不滿。針對人民不滿情緒的增長，為了轉移國內矛盾，他故意渲染國際緊張氣氛，用戰爭威脅來嚇唬自己的人民。例如，他早不提晚不提，偏偏在“大躍進”失敗後提出“備戰”、“備荒”，後來又提出“深挖洞、廣積糧”，那無非是讓人民群眾心甘情願去忍饑挨餓。
第二，1958年“大躍進”失敗後，毛澤東本人對通過和平競賽在經濟上“超英、趕美”已經喪失了信心，因此他希望尋求戰爭方式來解決問題。於是他提出，要立足早打、大打、打核大戰，準備死幾億人口。1957年他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出了一個蘇聯，兩億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出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一共九億人口。如果帝國主義者一定要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可以斷定，其結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人口轉到社會主義方麵，帝國主義剩下的地盤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個帝國主義製度全部崩潰。”1
到了1960年，中共中央主辦的《紅旗》雜誌毫不掩飾地胡吹：“勝利的人民，他們在帝國主義死亡的廢墟上，將會以極迅速的步伐，創造出比資本主義製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創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將來。”這些話是表明，毛澤東對於打世界大戰精神上多麽亢奮！至於是否如他所吹噓“在帝國主義死亡的廢墟上，將會以極迅速的步伐，創造出比資本主義製度高千百倍的文明”，那是大可懷疑的：其一，帝國主義是否那麽容易死亡，其二，是否能創造比資本主義製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帝國主義死亡了，資本主義所創造的人類文明也可能全毀了，像毛澤東這樣的對現代科學一無所的人來搞社會主義，不把人類拖回到原始社會，那才怪了。這僅從他親自領導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兩件社會大破壞的荒唐事來說，就夠了。還用得著其他證明嗎？
第三，他希望唆使蘇聯采取強硬政策，引發美蘇大戰，使其兩敗俱傷，以坐收漁人之利，然後稱雄世界。這在1962年加勒比海危機期間表現得特別明顯。危機爆發前，中國政府聲明支持蘇聯進行核試驗，危機發生時聲明支持蘇聯向古巴運送導彈，危機結束後又指責蘇聯對美國退讓。西方報紙看出了毛澤東的用心，11月7日美國《紐約時報》說：“北京早已準備好戰鬥到隻剩下最後一個美國人和最後一個俄國人”。
非常有意思的是，當初毛澤東想牽著赫魯曉夫的鼻子走向世界大戰，當赫魯曉夫不肯就範的時候，他後來就轉而與美國和解共同對付蘇聯，反對所謂“社會帝國主義”，同時也跟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鬧翻，社會主義陣營也不要了。
本來，1954年中印、中緬總理發表聯合聲明中，就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受到國際上的好評，也被人們認為是國際關係中的天經地義，但是在《六評》中，卻引用列寧的話說：“被壓迫階級和壓迫階級，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是不能和平共處的”，這就把自己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否定了，簡直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吧。
1964年2月《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七評）發表。
“七評”指出，“在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產生這種或那種機會主義，不可避免他發生機會主義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裂活動，也不可避免地引起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機會主義和分裂主義的鬥爭。”所謂“分裂主義”，就是“向馬克思列寧主義鬧分裂”，“向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鬧分裂”。“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是分裂主義的政治和思想根源。分裂主義是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在組織上的表現。”修正主義就是分裂主義，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領導是現代修正主義者的主要代表，也是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大的分裂主義者。
“七評”還指出，蘇共領導的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是國內資產階級因素泛濫和增長起來的產物，也是帝國主義政策的產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的核訛詐政策和“和平演變”政策的產物。反過來，他們的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又為國內泛濫起來的資本主義勢力服務，也為帝國主義服務，起著麻痹世界人民革命意誌，阻撓世界人民革命鬥爭的作用。
“七評”闡明了中共堅決支持全世界馬列主義兄弟黨的嚴正立場，指出：“中國共產黨從來不隱蔽自己的立踢。我們支持世界上所有的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同誌。”“哪裏有壓迫，哪裏必定有反抗；哪裏有修正主義者，哪裏必定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同他們對抗；哪裏用開除黨籍等等分裂主義的方法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那裏勢必產生卓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產生強大的革命政黨。”修正主義者“正在造成自己的對立麵，而最終勢必會被他們自己所造成的對立麵所埋葬。這是一條必然的客觀規律。”
文章指出，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領導，已經成為現代修正主義的主要代表，也是國際共運中最大的分裂主義者。
3月31日《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八評）發表。
首先，他們搬出馬克思和列寧來反對赫魯曉夫。文章說：“馬克思主義一向公開聲明暴力革命的必然性”，“馬克思主義指出，暴力革命是社會主義社會誕生的產婆……”文章還引用列寧的話：“曆史上從來沒有過一次不經過國內戰爭的大革命，並且也沒有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會認為，不經過國內戰爭就能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文章還引用斯大林關於搞社會主義沒有暴力革命“顯然是不能的”的話。顯然這種引經據典的學究式的批駁是沒有什麽說服力的。
其次，用所謂的“曆史”和“現實”的事實來批駁赫魯曉夫。例如，批駁蘇共領導關於1918年到1919年匈牙利革命是和平過渡的論點，說這種論點“完全是偽造曆史”。又如，批駁赫魯曉夫等人關於在現實中“國際舞台上的力量對比有利於社會主義的根本變化”的論點，說這種論點是“謊言”，“掩蓋不了現實”。
再次，批駁赫魯曉夫的“議會道路”。文章依據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共產黨選票數量的變化，做出結論說：“通過‘議會道路’實現社會主義，完全是不可能的，完全是自欺欺人的。”
這是一個不僅至今仍然有著現實意義，而且還是一個涉及到曆史觀的大問題。
首先，赫魯曉夫不過是想用“和平”的橄欖枝迷惑西方國家，暗中積蓄力量，以便最終以實力地位對資本主義不戰而勝。而毛澤東則急於推進世界革命，特別是急於推進所謂“第三世界”的革命。曆史的現實是，共產黨人隻要還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條，他們就不會贏得廣大群眾的擁護，就不會和平地獲得政權，相反地倒可能和平地丟掉已經到手的政權，就象後來的東歐和蘇聯那樣。而毛澤東暴力革命的觀點在實踐中也遭到了一係列的失敗，例如他極力支持的1965年9月30日印尼共產黨暴動的失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其次，從曆史觀的角度來看。用和平方式還是用暴力方式來改造社會，曆來是史學家們十分關注的問題。馬克思主義是暴力論者。在曆史觀上，它主張暴力革命是推動曆史前進的“火車頭”，因此它為無產階級革命所製定的路線就是：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但曆史的事實是，暴力革命雖然在一定條件下是必要的，但其破壞性也是不可低估的，例如中國曆代的農民戰爭、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俄國無產階級的十月革命，都是這樣。相反，和平革命的例證也是很多的，拿資產階級革命來說，有德國俾斯麥式的革命、俄國的廢除農奴製、日本的明治維新等等，都是“和平過渡”。拿無產階級革命來說，則有西方許多國家裏社會民主黨通過議會道路取得政權的例子。因此從曆史觀的角度看，采取和平方式的革命還是暴力方式的革命誰優誰劣的問題，是應當具體分析，而不能一概而論的。而當曆史已經進到今天的文明水平的時候，暴力革命則是越來越不得人心，越來越不切實際了。
7月14日，《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訓》（九評）發表。
這是九篇評論文章的壓軸篇，帶有總結性的一篇。文章描繪了蘇聯社會階級結構的新變化：“不僅舊的資產階級分子猖狂地活動起來，而且在蘇聯黨政領導幹部中，國營企業和集體農莊的負責人中，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等部門的高級知識分子中，產生出大批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構成蘇聯社會中的一個“特權階層”，“是目前蘇聯資產階級主要組成部分，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主要的社會基礎”，是“蘇聯資產階級特別是這個階級中的特權階層的政治代表。”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過著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思想上已經完全蛻化，完全背離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傳統，拋棄了蘇聯工人階級的遠大理想。”文章曆數了赫魯曉夫“修正主認路線”的種種錯誤：
“在‘反對個人迷信’的幌子下，醜化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製度，……全盤否定斯大林，實質上就是否定斯大林堅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用所謂‘物質剌激’，來偷換社會主義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不是縮小而是擴大小部分人同工人、農民和一般知識分子的收入差距，……加劇蘇聯社會的階級分化。”；“破壞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瓦解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製“；“攻擊社會主義的農業計劃製度，……瓦解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宣揚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敗壞社會主義的道德風氣”；“在所謂‘和平共處’的幌子下，勾結美帝國主義，破壞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反對各國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推行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九評”還批判了赫魯曉夫提出的“全民國家”、“全民黨”的觀點，譏諷赫魯曉夫搞的是“土豆燒牛肉”的假共產主義。“九評”羅列了一些社會現象來論證蘇聯存在著敵對階級和階級鬥爭，指出在蘇聯形成了一個特權階層，“這個特權階層，是目前蘇聯資產階級的主要組成部分，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主要的社會基礎。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就是蘇聯資產階級特別是這個階級中的特權階層的政治代表。”
“九評”指出資本主義複辟的形式有兩種：一種是“無產階級政權由於遭受資產階級的武裝鎮壓而失敗”，導致資本主義複辟；另一種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由於黨和國家的領導蛻化變質，走上修正主義的道路，走上所謂‘和平演變’的道路”，這種形式 的資本主義複辟往往不容易看得到，危險性更大。“九評”又指出：“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資本主義勢力企圖複辟同反對資本主義複辟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絕不能說，在社會主義國家中，資本主 義複辟，社會主義國家蛻化為資本主義國家，是不可避免的。隻要我們有正確的領導，正確地認識這個問題，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路線，並且采取正確的措施，進行長期的、堅持不懈的鬥爭，就能夠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可以成為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動力。”“九評”強調指講：“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 誰勝誰負的鬥爭，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幾十年內 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在時間問題上，與其準備短些，寧可準備長些；在工作問題上，與其看得 容易些，寧可看得困難些。這樣想，這樣做，較為有益，而較少 受害。”
“九評”在係統地批判赫魯曉夫之後 ，把自己吹了一通，說什麽：“毛澤東同誌提出的一係列原則，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寶庫中增 添了新的武器，這種武器對於我們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並且保證在將來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九評”十分肯定地指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光輝，社會主 義的光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光輝，必將普照蘇維埃的大地。 無產階級必將贏得整個世界，共產主義必將在地球上獲得完全的徹底的最後的勝利。”
當時還有這樣的輿論：“九評”宣告了赫魯曉夫現代修正主義的破產。同時，給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人民指明了正確的方向和道路。
這些夢囈般的豪言壯語，當時的中國人民因為封閉，不知道國際上視為笑柄；“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經過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國人也知道了，都不過是瞎吹的大話、空話而已。
事情也有些偶然性，“九評”發表不久，蘇共內部搞了一次“宮廷政變”，逼使赫魯曉夫下台。正當全世界的目光都轉向莫斯科時，突然從我國又發出了一個更具轟動效應的名符其實的“爆炸性”消息——中國進行了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原來我國的原子彈試驗早就一切就緒，但是毛澤東非要等一個最有利的時機不可。赫魯曉夫一下台，毛澤東當機立斷，立即下令“起爆！”於是不僅把世界公眾的視線牽到了中國，更把我國的這一勝利和赫魯曉夫的垮台巧妙地聯係到了一起，形象地說明了“蘇修”的失敗和我們的“勝利”。後來，就演義為是中國的原子彈把赫魯曉夫“轟”下了台。實際上，赫魯曉夫的下台跟中國的原子彈爆炸，一點關係也扯不上。
1964年，毛澤東決定利用十月革命47周年的時機，派出以周恩來為首的龐大代表團，去蘇聯祝賀節日。代表團出發前，中央已用各種方式向蘇聯發出了重修於好的意願和信息，對新上台的勃列日涅夫表示祝賀，在報紙上介紹其新的建設成就。代表團到達莫斯科後，—一拜訪了蘇共各領導人，反複表示希望團結友好的願望，所有的慶祝活動都積極參加，對蘇方人員一律熱誠相待。哪知，蘇方僅僅撤掉了赫魯曉夫，並沒有否定其思想路線，新領導人仍然堅持原來的政策方針，相反企圖使我們改變方針。
在一次宴會上，蘇共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元帥，竟對我國代表團副團長賀龍元帥說：“我們把赫魯曉夫搞下了台，你們也應該像我們這樣，把毛澤東搞下去，這樣我們就能和好了。”賀龍元帥馬上頂回了他的挑釁。周恩來知道此事後，當即向蘇方提出抗議，勃列日涅夫打馬虎眼地說這是馬林諾夫斯基“酒後失言”了，周恩來立刻嚴肅地說：“不，他這是酒後吐真言。”迫使蘇方向我們道歉認錯。
這次中蘇雙方都沒有達到自己的目的，中蘇關係不僅沒有好轉，反而矛盾更尖銳結怨更深了。也就從那年十月革命紀念日起，中共與蘇共完全停止了交往，直到24年以後即1988年，中蘇關係中斷了幾乎整整1／4個世紀。
這裏順便提一下，當年為中共“獨唱”“幫腔”的阿爾巴尼亞。當時我們在東歐除了有的國家黨內的少數反對派外，也就剩下了這一個“朋友”。隻是後來那個被毛澤東譽為“海內存知已，天涯若比鄰”的“歐洲社會主義明燈”阿爾巴尼亞也同我們鬧翻了，據說他們成了“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反而成了什麽“修正主義”之類。可惜，此時毛澤東已經去世，已無法知道他有何感想了。
鄧小平後來回顧這場論戰時說：“多年來，存在著一個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理解問題。從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會談，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蘇兩黨開展了激烈的爭論。我算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經過二十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1
毛澤東說本來準備要寫一百篇的，後來因為赫魯曉夫下台而隻好就此打住。這些文章加上蘇共來信，後來都收到一本叫做《關於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的書裏，字數有三十餘萬之多，其論點之廣泛，言辭之激烈，也許為人類全部國際關係史上所僅見。
國際問題專家宦鄉對“九評”有一段述評，如下：
20年國內‘左’傾思想的發展，同一定的國際條件也有關，特別表現在國際共運的論戰中。當然，別人幹涉我們的內政，或者企圖損害我們的主權，進行反擊是對的，可是當時的論戰卻大大加強了國內‘左’傾思想的發展。尤其是因為蘇聯批評我們的‘大躍進’，我們就更發誓要比蘇聯更早進入共產主義，並且毫無根據地懷疑有些中央領導人暗中與蘇聯通氣，因此加強了國內反右鬥爭。‘九評’所提出的觀點，有的已經‘左’得不能再‘左’了，尤其是《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和《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訓》這兩評是根本錯了，斯大林說南斯拉夫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而是修正主義的典型，赫魯曉夫把他平反了，並親自登門道歉，而我們卻出來維護斯大林的無理判決，輕點說也是幹涉別國內政。現在雖然已經平反，但提到的錯誤觀點及其影響尚待清理。這篇文章的文風也特別壞，東拉西扯利用人家的片斷材料，無限上綱。這篇文章聽說主要由王力起草，是王力的‘名著’。‘九評’對國際國內都有比較大的影響。對國內來說，從‘九評’可以看到提出‘走資派’的由來和發展，可以看到我們是如何從批判蘇聯的‘獎金掛帥’和南斯拉夫的‘市場經濟’中發展我們的‘政治掛帥’、忽視經濟規律、忽視發展生產力的，也可以看到我們是如何從支持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搞個人謎信而又轉到提倡個人謎信的，林彪、康生、‘四人幫’利用這一點大售其奸。”2
六、由反美到聯美
上麵談到了毛澤東由親蘇轉到反蘇這一段，下麵再說一下毛澤東從反美轉到聯美的情況。
原來在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以後，中國首先就指桑罵愧，借批判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頭麵人物陶裏亞蒂（意共領袖）和鐵托（南共領袖）不能堅持原則（首先是批判他們不尊重蘇共領導），到直接批判蘇共修正主義。蘇聯的第一個罪狀就是反對美帝不力甚至美化美帝而援助窮國反對美帝不夠，然後逐步加溫，從稱蘇聯為大國沙文主義到社會帝國主義，從批蘇共為老子黨到稱接赫魯曉夫班的勃列日涅夫為新沙皇，慢慢地蘇聯黨從同美國一樣壞而成為比美國還要壞的世界人民第一號敵人。中蘇敵意日益升高，竟至在1969年在中蘇邊境的珍寶島真刀真槍地打了一仗。這時正處“文化大革命”高潮，而“文化大革命”又是為了阻止蘇聯式的“修正主義”在中國出現。全國人民對蘇聯修正主義的仇恨也煽動起來了，毛澤東也可能被瘋狂的個人迷信燒昏了頭腦。他就想，在“九大”之前，決定在中蘇邊境跟蘇聯打一場勝仗，以體現對蘇聯修正主義的勝利。對這件事，張戎的書上有這樣一段：
中蘇邊境長達七幹公裏，自雙方交惡後摩擦不斷。毛選擇打仗的地方是烏蘇裏江上一個無人居住的小島，叫珍寶島。這個地點選得很妙，因為珍寶島位於烏蘇裏江主航道中心線靠中國一側，蘇聯對該島的主權要求沒什麽理由。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中方用經過專門訓練的部隊伏擊了蘇聯巡邏隊，打死三十二名蘇聯軍人，中方的傷亡也在五十到一百人之間。蘇聯立即運來重炮和坦克，在十四日深夜打響了一場大得多的戰爭，蘇聯導彈射入中國領土二十公裏。死亡人數蘇聯是六十，中國八百。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照片專家說，烏蘇裏江的中國一岸“被蘇聯大炮轟得密密麻麻盡是彈坑，好似月亮的表麵”。蘇聯人顯然是認了真了。
蘇聯反擊之狠使毛澤東吃了一驚。他擔心蘇聯會入侵，在上層內部講到蘇聯“打進來”的可能性。他立即下令“不要打了”。就連蘇軍隨後對珍寶島進行狂轟濫炸，中方也沒有反擊。1
珍寶島這場仗一打，原簽定的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徹底撕毀,中蘇之間的什麽“牢不可破的團結”，已經蕩然無存。 蘇聯的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元帥為首的強硬派主張“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 8月20日，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向美國通報:蘇聯準備對中國實施核打擊，征求美國意見。總統尼克鬆獲悉後認為：中國雖然也是敵對國家,但對歐美國家還不是最大威脅,這個最大威脅是蘇聯。如果中國遭到核打擊.有損於西方國家的戰略利益。尼克鬆決定要幫助中國,對付蘇聯。一是把這個重要情報聲張出去,讓中國人知道後有所防範。當時中美沒有外交關係，無法用正式的外交渠道把這個情報告訴中國,隻得用公開的輿論工具《華盛頓明星報》進行散布。8月28日，該報發表了題為《蘇聯欲對中國做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的消息，消息稱:
可靠消息，蘇聯欲動用中程彈道導彈，攜帶幾百萬噸當量的核彈頭，對中國的重要軍事基地——酒泉、西昌導彈發射基地、羅布泊核試驗基地，以及北京、長春、鞍山等重要工業城市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
這樣,中國方麵自然就知道了。
二是美國以強硬語言告訴蘇聯,如果蘇聯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美國將準備對蘇聯本土134個城市、軍事要點、交通樞紐、重工業基地進行核打擊。
這一下把蘇聯鎮住了。中國麵臨的核危機，在尼克鬆送給的核保護傘下化險為夷。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同美國作家斯諾的談話中，表示了邀請尼克鬆訪華的意向。他說：
他（注：指尼克鬆）早就到處寫信說要派代表來，我們沒發表，守秘密呀。他對於波蘭華沙那個會談不感興趣，要當麵談。所以我說，如果尼克鬆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做旅行者來也行，當做總統來也行。總而言之，都行。他如果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2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經過中美都信任的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的巧妙排，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訪問了北京。為尼克鬆總統來中國進行訪問作準備。
1972年2月21日11點27分，尼克鬆總統的專機在北京首都機場徐徐降落, 周恩來前往機場迎接,當日即與毛澤東會談,而後發表了旋乾轉坤的上海公報，中國外交政策就此走上了聯美反蘇的道路，而毛澤東時代的一邊倒,倒向蘇聯,聯蘇抗美外交政策,也以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而告結束。
真是30年河東、30年河西，對外政策變化的這種隨意性和無原則性真是近於荒唐。為什麽呢？因為這時毛澤東正全力以赴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在他看來，“修正主義”是最大的危險，因此“反修、防修”是頭等大事。相比之下，美帝國主義倒成了次要的敵人。因此他寧可暫時與美國聯合，以反對蘇聯的“社會帝國主義”。
在中美兩國關係改善的形勢下，中國同追隨美國行事的前敵國日本和德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也恢複了在聯合國的席位，驅逐了國民黨的代表而取得了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
現在回過頭來看，真是有些奇怪的事，從新中國成立伊始就高調反對美帝國主義，前不久還在吹噓要消滅帝國主義，要在“在帝國主義死亡的廢墟上，將會以極迅速的步伐，創造出比資本主義製度高千百倍的文明”，怎麽才這幾天就去跟帝國主義頭子美國總統尼克鬆擁抱了呢？泱泱中國，當時的八億中國人民，被這英明領袖引領著時而對蘇聯親密無間，時而又向仇視了幾十年的美帝國主義握手言歡，這叫個什麽事呢？這要從出爾反爾，翻雲覆雨是常態的毛澤東去看，也就不足為奇了。
31、從鼓吹民主到實行獨裁
解放前，共產黨的勢力還不大，在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下，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曾為爭取民主自由而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毛澤東發表了許多講民主自由的言論，符合整個世界曆史的潮流，具有時代的進步性，並由此團結了黨內外眾多的民族精英和廣大群眾，形成了巨大的力量，推翻了獨裁的國民黨政府，取得了勝利，建立了人民的民主政權。本應該實行如他向國民黨所要求的、向人民所許諾的真正的民主自由了，可是毛澤東翻臉不認人、背信棄義，把當年鼓吹的民主自由扣上“資產階級”的帽子扔到一邊，對同他當年一樣講民主自由的黨內外人士，統統打成右派或修正主義予以專政，毫無愧疚地大搞獨裁。
毛澤東發表的有關講民主自由的言論
早在1933年1月，毛澤東和朱德聯名發布宣言，其中提出和任何武裝部隊停戰合作共同抗日的條件之一，就是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在1937年5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毛澤東指出：為了建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沒有國內民主是不行的。他提出兩條要求：“中國必須立即開始實行下列兩方麵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麵，將政治製度上國民黨一黨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發展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第二方麵，是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沒有這種自由，就不能實現政治製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動員人民進入抗戰，取得保衛祖國收複失地的勝利。”1他還認為，“爭取這一任務的某種最低限度的完成，釋放政治犯，開放黨禁等，都包括在內。”2。在闡述抗日和民主的關係時，他又說：“抗日與民主互為條件，同抗日與和平、民主與和平互為條件一樣，民主是抗日的保證，抗日能給予民主運動發展以有利的條件。”3
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一文中說：“中國缺少的東西固然很多，但主要的是少了兩件東西：一件是獨立，一件是民主。”“把獨立和民主結合起來，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沒有民主抗日是要失敗的。沒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了。有了民主，則抗他十年八年，我們也一定會勝利。”4
1943年3月14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抗戰與民主不可分離》，其中說：“現在所進行的世界戰爭就是法西斯的政治原則與民主的政治原則之間的戰爭。在這個戰爭中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在民主的旗幟下反對法西斯主義。”
1944年6月12日，毛澤東在答中外記者團問時，說：“中國是有缺點，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為隻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中國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才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才能建設一個好的國家，亦隻有民主才能使中國在戰後繼續團結。”
“中國缺乏一個為推進戰爭所必需的民主製度。隻有民主，抗戰才能夠有力量，這是蘇聯、美國、英國的經驗都證明了的，中國幾十年以來以及抗戰七年以來的經驗，也證明這一點。”。5
1944年7 月，毛澤東與美國謝偉思等人談話，鼓勵美國人民發揮影響，宣傳民主思想。他說：“我們並不害怕民主的美國的影響，我們歡迎它。美國人發揮美國影響其方法是多談美國的理想。在中國或美國，每一個美國官員見任何中國官員時，可以談論民主。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總之，中國人尊重你們美國人民主的理想。”1
1945年，在黨的七大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毛澤東又提出了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各民主黨派和愛國民主人士在內的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製定一個民主的共同綱領，以便動員和統一中國的抗日力量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毛澤東還針對有些人懷疑共產黨得勢之後，是否“會學俄國那樣，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專政製度”，特別闡明“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原則上的不同”；“中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製度期間，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占政府機構的製度”，“在一個長時期中，將產生一個對於我們是完全必要完全合理同時又區別於俄國製度的特殊形態，即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形態和政府形態。”在這個報告中，毛澤東在“人民的自由”一節中說：“這種聯合政府一經成立，它將轉過來給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鞏固聯合政府的基礎，然後才有可能，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後，在全部國土上進行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產生民主的國民大會，成立統一的正式的聯合政府。沒有人民的自由，就沒有真正民選的國民大會，就沒有真正的民選的政府。難道還不清楚麽？”。他還強調“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這幾項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他有力地痛斥蔣介石是“背叛孫先生的不肖子孫，不是喚起民眾，而是壓迫民眾，將民眾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等項自由權利剝奪得幹幹淨淨。”21945年9月27日，毛澤東在重慶與蔣介石進行“重慶談判”期間，他接受了路透社記者甘貝爾的采訪，甘問：“中共對‘自由民主的中國’的概念及界說如何？”毛答：“‘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產生，並向選舉他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3（注：羅斯福的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可見，毛澤東不隻是信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而且也尊崇西方的特別是美帝國主義的民主自由。
1949年9月，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分子的代表所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這次會議通過了《共同綱領》，這是一部人民民主的建國綱領，也是當時的臨時大憲章。《共同綱領》對新中國的性質和任務，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而奮鬥。”
民主很快被拋棄
在新中國成立前的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在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
“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隻讓人民有發言權。
人民是什麽？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凶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隻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製裁。對於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製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隻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麵，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麵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麵，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1
這段話是講對人民實行民主製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可是後來的實踐，完全不是這麽回事。在這個講話時，民族資產階級還包括在人民之內的。到1952年毛澤東就提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21953年毛澤東又提出：“我們現在的革命鬥爭，甚至比過去的武裝革命鬥爭還要深刻。這是要把資本主義製度和一切剝削製度徹底埋葬的一場革命。”3這才幾年？民族資產階級就從朋友成為敵人了。以後一般屬於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上升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其中相當於大的一部分精英被打成右派予以專政，再後，就連革命元勳也被當成“走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予以打倒、專政。毛澤東以前講的自由民主、人民民主，在他去世前的27年中還有一點綜影麽？
新中國成立，按《共同綱領》行事，本是一個很好的開端，可是不久，《共同綱領》就被毛澤東拋在一邊，他背棄了自己不久前正確立論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和向人民許諾的人民民主製度。當年他鼓吹的自由民主，突然變成了資產階級的東西了。誰再要求實行民主，不但不允許，還要批判，予以專政。
對民主和專政，毛澤東自有一套“理論”。這一套“理論”，有以下特點。
第一，民主的性質變了，民主的靈魂也就被閹割了。當年在跟國民黨蔣介石作鬥爭的時候，毛澤東要爭取的民主顯然是作為一種目的、作為要建立的製度，而不是一種方法和手段。譬如，他在《論聯合政府》中說的“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一句中“民主”，隻能是指的要建立一種製度，且作為目的來追求的。在前麵引用的《解放日報》（1944年6月13日）的文章裏說：“中國缺乏一個為推進戰爭所必需的民主製度。”這裏明確地講“民主”是“製度”，而不什麽手段和方法。
當年全社會高唱的一首歌《團結就是力量》中，有一句歌詞：“讓一切不民主的製度死亡。”這裏不是明明白白地說民主是一種“製度”嗎？可是當他掌權後，民主的性質就變了，再不是一種目的和製度了，而僅僅是一種方法。他說 ：“民主是一個方法，看用在誰身上，看幹什麽事情。”4在他看來，推翻國民黨蔣介石的統治，“三反”中鬥爭資產階級，群眾到英國駐華代辦處去示威，就是民主，或者叫“大民主”。另一方麵，他所講的這種“民主”，隻有他才可以用，人民卻不能用，人民一旦要使用憲法所賦予的民主權利，他就要實行專政。他說：“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製度，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他們這種主張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缺乏階級觀點，是錯誤的。”5這說明，在毛澤東看來，民主不僅是一種方法，而且還資產階級的東西，“是錯誤的”。也就是說，在他的治下，誰還要實行或堅持他當年提倡的民主，誰就是“西方資產階級”“那一套”了，那就決不允許了，就要予以專政、製裁、獨裁了。毛澤東以前講過，人民政權建立後“它將實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注：羅斯福的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還找得到一點影子麽？
還可以找一證據，1945年黃炎培訪問延安時，對毛澤東說：我生六十多年，親眼看到的多了，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都沒有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初時艱難困苦，死裏求生，所以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既而環境好轉，精神也就漸漸放鬆下來了。曆時長久，就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一部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因此，希望中共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對此，毛澤東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這裏說的“民主”，“讓人民來監督政府”。顯然，是說要建立民主製度，以保障人民具有批評、監督政府的權利，即是本來意義上的民主，也就是指一種國家製度，而不是什麽方法和手段。而且，也隻有人民真正當家作主，有了健全的社會主義民主製度，人民才能有效地監督政府。從這一點來說，在毛澤東執政的27年中根本沒有做到，他也沒有想做到。由於這一謬說的影響，至今50多年來也沒有做到。
第二，“無產階級的大民主”就等於專政，或者說專政就是“大民主”。毛澤東說：“民主黨派、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大民主。”“他們很害怕：如果搞大民主，民主黨派就被消滅了，就不能長期共存了。教授是不是喜歡大民主？也難說，我看他們有所警惕，也怕無產階級的大民主。你要搞資產階級的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風，就是思想改選。把大學生們統統發動起來批評你，每一個學校設一個關卡，你要過關通過才算了事。所以教授還是怕無產階級大民主的。”1 “如果有人用什麽大民主來反對社會主義製度，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我們就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2這裏說得更加露骨，他可以任意利用“大民主”作為一種專政手段，任意地去整治民主黨派和教授，而人民要行使憲法規定的民主權利，向共產黨和政府提點意見，就給你扣上“反對社會主義製度，推翻共產黨的領導”的罪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第三，人民享用的民主，隨時都可以被剝奪，人民隨時都可以被打成敵人。新中國建立不久，在整胡風的時候，毛澤東寫了一篇批判胡風題為《駁“輿論一律”》的文章，對他在《論人民主專政》的基本觀點作了進一步的闡發，一方麵重申對敵人實行專政，另一方麵又對人民實行廣泛的民主。其一，“這是確實的，我們的製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隻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我們在人民內部，是允許輿論不一律的，這就是批評的自由，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自由，宣傳有神論和宣傳無神論（即唯物論）的自由。一個社會，無論何時，總有先進和落後兩種人們、兩種意見矛盾地存在著和鬥爭著，總是先進的意見克服落後的意見，要想使“輿論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該的。”其二，“在內部，壓製自由，壓製人民對黨和政府的錯誤缺點的批評，壓製學術的自由討論，是犯罪的行為。這是我們的製度。”其三，“我們在人民內部，反對強迫命令方法，堅持民主說服方法，那裏的空氣應當是自由的，‘強迫人’是錯誤的。”3這裏，他雖然說了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但在毛澤東眼裏，“人民”是隨時都可能變成“敵人”的，也就是說，僅憑毛澤東的意誌，隻要不合他的意，被他看成了“敵人”，不管你是人民內部，或者黨的內部甚至黨的高層領導內部，不僅一般的人民，甚至是朋友、同事、親密戰友，隨時都可以打成“敵人”予專政、獨裁。就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就根本沒有道理地把不僅是人民，而且是人民代表的胡風，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頭子的。這和他文章中所說的對人民實行民主的那一大套講法，完全背道而馳了。以後就更是變本加厲，一切與他意見不一，或是他看不慣、聽不順的意見，都冠以反馬克思主義、右派、右傾、修正主義等帽子，予以批判、撻伐、打倒、專政。隻有他手裏才有馬克思主義，無論他怎麽說，今天這樣說，明天又完全相反的那樣說，都是“標準”的馬克思主義，而且被全黨奉為“最高指示”，任何人不得異議，否則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這樣的事例，在他執政的27年中，何止成千上萬 ！
劉少奇根據《共同綱領》提出“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遭到毛澤東的批判。
梁漱溟為貧困的農民向他提了一點意見，遭到毛澤東一頓痛斥。
馮雪峰因為沒有在《文藝報》刊登兩個青年評論《紅樓夢》研究的文章而檢討，毛澤東批評他反馬克思主義。
胡風對文藝界的問題寫了份意見書，毛澤東憑胡風的私人信件，打出一個“胡風反革命集團”。
鄧子恢在合作化的進度問題上，主張慢一點、穩一點，不合他的意，遭到毛澤東的批判。
周恩來等提出反“冒進”，毛澤東則要反“反‘冒進’”，說周恩來離右派隻差50米。
1957年發動反“右派”鬥爭，把民主黨派頭麵人物、我黨多年的朋友，眾多的學者、專家、教授、青年學生，因響應他號召在“幫助黨整風”的“鳴放”中，談了一些意見，而打成右派，即反革命派，人數多達55萬，占當時知識分子人數的10%。
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功勳卓著、名聲顯赫的彭德懷元帥為“大躍進”中的問題寫了一份意見書，被毛澤東打成“反黨集團”頭子。
到了“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的獨裁達到登峰造極，除了他和林彪、江青等極少數人外，從中央領導人到基層組織負責人，幾乎全都被打倒、打癱瘓了。受國家憲法保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劉少奇居然被打成了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叛徒、內奸、工賊”！且人身安全都沒有保證，被殘酷迫害致死。劉少奇以下誰還能跑脫？於是鄧小平、陶鑄、彭真、陸定一、楊尚昆、彭德懷、賀龍、羅瑞卿等一大批中央黨政軍領導人、大批各級領導幹部、廣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等各界知識分子遭到迫害，被迫害致死的數以萬計，受到衝擊的人達到一億以上。
新中國成立後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的27年，就是大致這樣從逐漸加強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到他個人淩駕於黨中央之上的個人獨裁，最後發展到“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封建法西斯專政。
當年毛澤東痛斥蔣介石是“背叛孫先生的不肖子孫，不是喚起民眾，而是壓迫民眾，將民眾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等項自由權利剝奪得幹幹淨淨。”1對照一下毛澤東的作為，不是十分相像麽！
李慎之說，1949年以後，“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論與最最最專製的傳統相結合……。中國傳統的專製變成了極權主義。”2
毛澤東根本就沒有實行民主的誠意
當年，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還處於弱勢時，亟需廣交朋友，得到支持，所以通過黨掌握的輿論工具——重慶《新華日報》、延安《解放日報》等，不斷地發出民主、自由的呼號，1945年9月，毛澤東初到重慶，即在回答路透社記者的書麵提問時明確提出，他們的目標是“自由民主的新中國”--“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多麽美麗動人的口號，各民主黨派、千千萬萬的熱血青年，都信以為真，紛紛投向共產黨。數十年後，在經過了無數的浩劫之後，當人們驀然回首，當年鼓吹民主自由的許諾全是空話，實行獨裁專製比蔣介石有過之無不及。
這是怎麽回事？從幾十年的實踐證明，毛澤東當年鼓吹的民主自由是假的；而從當年毛澤東在其他場合講的話證明，毛澤東壓根兒就沒有實行民主自由的誠意。
1943年4月，八路軍副總指揮彭德懷在抗日根據地一次關於民主教育的談話中強調要進行“自由、平等、博愛”的啟蒙教育，毛澤東惱羞成怒，於6月6日專門樣給不懂權謀的彭大將軍發去了這樣一份電報，對他進行嚴厲批評：
你在兩月前發表的關於民主教育談話，我們覺得不妥。茲將我的意見列下:例如談話從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的定義出發，而不從當前抗日鬥爭的政治需要出發。又如不強調民主是為著抗日的，而強調為著反封建。又如不說言論、出版自由是為著發動人民的抗日積極性與爭取並保障人民的政治經濟權利，而說是從思想自由的原則出發。又如不說集會、結社自由是為著爭取抗日勝利與人民政治經濟權利，而說是為著增進人類互助團結與有利於文化、科學發展。又如沒有說漢奸與破壞抗日團結分子應剝奪其居住、遷徙、通信及其他任何政治自由，而隻籠統說人民自由不應受任何幹涉。其實現在各根據地的民主、自由對於某部分人是太大、太多、太無限製，而不是太小、太少與過於限製，故中央在去年十一月曾發布關於寬大政策的解釋，強調鎮壓反動分子之必要，你在談話中沒有采取此種方針。又如在現在各根據地上提倡實行複決權，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說法律上決不應有不平等規定，亦未將革命與反革命加以區別。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口號是不適當的，現在的任務是用戰爭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敵人，現在的社會基礎是商品經濟，這二者都是所謂己所不欲，要施於人。隻有在階級消滅後，才能實現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消滅戰爭、政治壓迫與經濟剝削。目前國內各階級間有一種為著打倒共同敵人的互助，但是不僅在經濟上沒有廢止剝削，而且在政治上沒有廢止壓迫(例如反共等)。我們應該提出限製剝削與限製壓迫的要求，並強調團結抗日，但不應提出一般的絕對的階級互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口號。……1
這一文獻充分說明，早在1943年以前，毛澤東對民主、自由就沒有一點兒興趣，隻不過要把民主、自由完全當成廣告來宣傳罷了。到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的口頭報告中明確說，“開國以後，掌握政權以後，我們的鬥爭對象就是民主人士了。”2
1947年10月27日，由周恩來起草、經毛澤東審閱修改的黨內指示中更進一步明確指出：“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一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產階級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3隻是那些“一邊倒”的民主黨派蒙在鼓裏罷了，什麽“聯合政府”，什麽“新民主主義”本來就是虛的，了解了這一點，我們也就找到了“反右”之所以發生的根源。也就不難理解毛澤東為什麽要把當年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各社會賢達和著名的知識分子精英，統統予以打倒，予以專政。
從40年代決定跟毛澤東合作的那一刻起，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章乃器等人的命運，早已注定成為共產黨的鬥爭對象，遲早都是死路一條。這是他們做夢也想不到的。他們也許曾看到斯大林那套無產階級專政的殘暴，卻沒有想到毛澤東也是如出一轍。當自己被打翻在地時才醒悟過來，原來毛澤東打出的那些民主旗號，從來都是隻一種策略、權謀、招術，並無絲毫的實行誠意。其實，早在1948年，章伯鈞就曾說過：“毛澤東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大流氓”。4應該說，這還是有點認識的 ，但疏於防範，最後也難免遭劫難。
李慎之的評說
對於毛澤東由鼓吹、追求民主到自己大搞獨裁的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我國社會科學界的著名學者李慎之有一段評說，十分中肯、切貼、深刻得鞭辟入裏。這裏，把新華社資深記者戴煌在悼念李慎之文章中的一段摘引如下。
“這是一位最不講誠信、最善於‘與時俱進’的特大政治騙子。”“日寇投降後，我又直接參加了重慶新華日報的工作。我親眼目睹我們黨和我們的領導人團結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幾乎整天價高呼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反對他們的‘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的口號，極其強烈地爭自由、要民主。這一切，當時是很得人心的。可是，等人家出力不等地幫我們打下了江山我們又如何？‘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比國民黨和蔣介石大有過之而無不及。不但如此，就是對自己人。其中包括自己最最親密並且是開國元勳的戰友，毛老頭兒又如何？這就無須—一細說了。”慎之兄的結論是：古今中外幾千年，除了最無恥、最殘忍、最不講信譽的特大暴君，誰能夠這樣幹？就毛澤東而言，即使他過去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與眾多的革命者打江山時，如何地功蓋千軍萬馬，但在奪得江山後如此作為，還能被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他年年、月月、日日地隻想著“其樂無窮”地“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毫無仁善之心，這隻有從“土匪——軍閥——暴君”這個梯階爬上來的人才會這麽幹！這種人，不管對國家對人民犯下了何等的滔天大罪，他們也決不下“罪己詔”。“是的，他從來也沒有認真地檢討過自己。”慎之兄說。
接著，他用馬克思的話來解釋為什麽會出現這種令人極其痛心的現象。馬克思的這幾句話是：“專製製度必然具有獸性，與人性是不相容的。獸性的關係隻能靠獸性來維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1956年版第414頁）
這句話，是馬克思1843年5月旅途中到達科隆時，給其共同編輯《德法年鑒》的阿爾諾德·盧格的信中所言。在這封信件中，馬克思對封建專製製度作了極其深刻尖銳的剖析。他說“專製製度的唯一原則就是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為人，而這個原則比其他很多原則好的地方，就在於它不單是一個原則，而且還有事實。專製君主總把人看得很下賤。”“君主政體的原則總的說來就是輕視，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以上均見同書411頁）“事實上，在普魯士，國王就是整個製度：在那裏，國王是唯一的政治人物。總之，一切製度都由他一個人決定。”“至於要前進，那末隻有丟下這個世界的基礎，過渡到民主的人類世界。”“老國王（指威廉三世）沒有什麽奢望，他是一個庸人，並且毫不以聰明自居。他覺得，奴仆的國家和統治這個國家所需要的隻是安安靜靜、平平淡淡的生活。”（以上見412頁）“在原有的基礎上消滅庸人國家的企圖沒有實現，它的經過情形就是這樣，結果它向全世界清清楚楚地證明：專製製度必然具有獸性，並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獸性關係隻能靠獸性來維持。”“受難的人在思考，在思考的人又橫遭壓迫，這些人的存在必然會使那些飽食終日、醉生夢死的庸俗動物世界坐臥不安的。”（以上見413—414頁）
這封信，所針對的批判對象隻是普魯士帝國，“但對於身披共產主義外衣的權欲野心家們也完全適用。你看看老人家晚年的新中國，是不是與馬克思所批判的普魯士帝國的這種狀況幾乎一模一樣？”1
為了印證李慎之的灼見不虛，還可回顧一下毛澤東自己的說法。 1958年5月8日，中共中央八大二次會議期間，當林彪在他講話時插話：秦始皇焚書坑儒時，毛澤東說：“秦始皇算什麽？他隻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有人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符實際。可惜的是，你們說得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 1毛澤東的專製獨裁，在這裏是“坦誠”得十分明白了，“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符實際”。對於秦始皇，在中國曆史上自有其重要的地位，但對其獨裁統治，濫殺無辜，焚書坑儒，後人們大多是遣責的。但毛澤東卻自比秦始皇，還滿是自豪，實在是令人吃驚。他還自我標榜是什麽“馬克思加秦始皇”。馬克思跟秦始皇怎麽能扯得到一起去呢？秦始皇是封建專製的典型代表，而馬克思則是痛斥封建專製為“獸性”的。從毛澤東執政後的實踐來看，“獸性”的秦始皇封建專製倒是實實在在的，至於馬克思，則一點也不沾邊，不過是披著馬克思的外衣罷了。毛澤東哪裏是什麽“馬克思加秦始皇”？他是“斯大林加秦始皇”。斯大林的專製獨裁，由於長期被毛澤東等人隱瞞真相、封鎖消息，許多中國人至今也還並不十分了解，這裏把毛澤東的一句評價引述下來。 那是在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傳出不久，胡喬木轉述毛澤東的話說：“蘇聯揭露的斯大林的統治，其黑暗不下於曆史上任何最專製暴虐的統治。”2胡喬木說過：毛澤東曾“認為自己就是中國的斯大林。”3可見，說毛澤東是“斯大林加秦始皇”，應該說，是符合實際的。
劉少奇之子劉源在一篇文章中說，毛澤東在“政治上，則是晚年淋漓盡致的表現所證實的，帝王君主式個人專斷加無產階級專政（孤家寡人）。”4
學者王康在一篇題為《一錢不值，使我厭惡的東西》的文章中，對毛澤東自比“馬克思加秦始皇”，有一段議論，值得摘錄如下：
馬克思與毛澤東是完全不同類型的人。馬克思如果地下有知，聽說在他去世十年後出生的中國湖南一名農民把他的學說概括為“造反有理”，看到這名東方暴君將其“無法無天”的彌天大罪說成對他的學說的“最高發展”、並且自稱是他的信徒、甚至是另一個他，不知會作何感想。
不是別人，正是馬克思再三指出，“專製製度必然具有獸性，與人性是不相容的，獸性的關係隻能靠獸性來維持”。不是從學理，而是從最基本的人類感情和文明底線上，馬克思對專製製度充滿難以掩飾的厭惡：“專製製度的唯一原則就是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為人。專製君主總把人看得很下賤。”難道還需用任何說辭否定文革對中國人的獸性的輕視和作賤嗎？難道文革和毛澤東自己一手導演的“造神運動”不正是馬克思所深惡痛絕的專製獸性的狂歡表演嗎？！
於是，中國人終於領悟到了什麽是以最最最革命的形式來實現中國曆史上、也是人類曆史上最暴最烈、最黑暗、最野蠻的專製主義；終於經曆了秦始皇以來，中國第二次曆史性的中斷、變形和倒退。中國傳統專製終於發展成了現代極權主義。
於是，中國人終於看清了一個曆史怪獸的真麵目：如果說秦始皇是中國古代專製主義的集大成者；毛澤東則是中國現代專製主義與半西方俄國專製主義雜交的集大成者；終於明白，隻有這種現代專製主義集大成者才具有將中華文化幾乎摧毀殆盡，將中華民族幾乎推到絕境那樣一種不可思議的毀滅性力量。
毛澤東曾備受斯大林和第三國際的冷落、排斥和挖苦，以毛的性格，他完全有理由擁護赫魯曉夫對斯大林“個人迷信”的揭露，參予對斯大林的“鞭屍”，真正汲取斯大林的教訓，完全有可能在中國推行民主和人道的社會主義。但中國專製主義對毛澤東的毒害實在太深，斯大林對毛澤東的吸引力實在太大，毛澤東最大的願望就是成為斯大林那樣的人物，斯大林最高的頭銜是“進步人類的偉大領袖”，這正是毛澤東晚年追求的目標。
毛澤東超過斯大林的地方，在於他敢於且能夠公開地（當然有長期的秘密籌謀與策動）、廣泛地（當然經過精心組織和周密安排）、反複地（不同時期、不同人群可以作為不同目的工具）發動人民群眾、尤其青年學生進行長時間、大規模的政治運動，調動一切宣傳工具和意識形態武器維護並強化絕對權力，把斯大林主義的秘密性質發展到毛澤東思想“無法無天”的高度和廣度。
應當承認，這是毛澤東留給曆史的最“天才”的發明，他超逾斯大林的最獨特的遺產。
……
秦始皇+斯大林+長時間、大規模群眾性政治運動，這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造神運動”的“神聖三位一體”，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極端“厭惡”、必欲棄若敝履的“一錢不值的東西”，這就是“跳蚤”長成“龍卵”的變形方程式。
……
順便說一句，即使毛澤東對從1949到1966年“十七年”間的社會製度持否定立場（這套製度不是主要由他締造的嗎？），即使這個製度充斥著新的不平等、官僚專橫，即使這個製度在不到二十年和平時期內已經使中國社會付出極其高昂的代價，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慘痛史實已經使這個製度難以為繼（這筆代價和教訓主要始作俑者不正是毛澤東本人嗎？），毛澤東用“造神運動”和絕對個人獨裁方式來“砸碎”它，也是更嚴重的倒退，是更黑暗、更專製、更反動的倒退。個人獨裁和暴君統治肯定是比任何官僚主義和等級社會更傷天害理、更不合時宜的統治方式。尤其以“民主”、“自由”、“人民”的名義，以馬克思和共產主義的名義實行個人獨裁時，它就不僅不仁不義，無法無天，而且虛偽荒唐，在道德、精神和政治品性上的禍患就更為肆虐，遺害更為深廣了。
毛澤東不滿足於把自己當作馬克思的學生之一，而自稱東方馬克思，實在太缺乏自知之明。除了厚顏無恥外，還暴露出毛澤東的一個隱憂，斯大林太臭名昭著，與之為伍實在不智。但斯大林至少有兩點是毛澤東永遠望塵莫及的：他領導了蘇聯偉大的衛國戰爭，製止了法西斯瘟疫在東方的蔓延；蘇聯用三十餘年完成了西方二百年間才完成的工業化，——哪怕代價極高。毛澤東除了“內戰內行”外，對中國在和平時期的經濟建設毫無任何建樹，——除了折騰和破壞。還有一點，妻子娜佳自殺身亡後，斯大林一直鰥居，而毛澤東的私生活一直靡亂不堪。毛澤東的一生、尤其登上權力頂峰的二十七年間，與斯大林何其相似乃爾！斯大林是毛澤東的恩師和資本，毛澤東是斯大林的弟子和利息。
對於發誓要“風流”到死的毛澤東，有這種曆史地位，應該知足了。1
這些都說明，毛澤東從早先追求民主，到後來背叛了民主；或者說，以前他所鼓吹的民主，根本就是幌子，從來就沒有想要付諸實踐。所以他大言不慚地以秦始皇自居，成為專製獨裁的封建帝王了。
後記
這部書稿在二00三年已經基本完成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本與主旋律不合拍甚至是唱反調的書是不可能在今日大陸出版的，那就隻好擱著留給後人吧了。我本來也沒有想到要急於出版，到是想，我書中所有的資料都是從大陸公開出版物上收集到的，書中涉及的各個問題，如果有內部資料解密或能從海外有關論著中獲得一些我不曾了解的資料，再根據這些對原書稿作些充實或修改，那不是更好嗎？
後來，我學會了電腦上網，這給我打開了窗戶，在網上能看到一些我不曾見過的資料，不少的作者不僅提供了新資料，還以銳敏的眼光提出了不少新的見解和分析，對我啟發很大，使我的眼界大開。我根據看到的一些新資料，對書稿進行了修改。要修改的地方還有不少，
如今我的年齡也已達八十，以後的身體和精力狀況如何，很難逆料，且在此告一段落。
本書得以寫出來，得感謝支持和鼓勵我的一些朋友和革命前輩，特別是我十分敬仰的李銳老為本書作序，更是給以我很大的鼓舞。我再次向他表示敬意。為了不為朋友們帶去麻煩，支持我寫此書的朋友們的名字，就不寫上了，但是將永遠記在我的心裏。
劉 鵬
二00九九月九日 於北京西山
附錄：
迄今為止，官方對毛澤東的宣傳，還在繼續造神，繼續說謊，毛澤東犯下的嚴重錯誤和罪行，還在被掩蓋，繼續蒙騙人民群眾。本書本著還曆史真麵目為指導，與當局目前公開的宣傳調子完全不同，當然不會得到官方的認可。但是，曆史真象是任何人也掩蓋不了，更是改變不了的。曆史真相總是要被揭露的，隻不過是時間的遲早而已。為此，錄下鄧小平、胡錦濤的講話為證。
20多年前做出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沒有對毛澤東做出科學的全麵評價，許多老同誌對毛澤東所做的客觀、公正、實事求是的評價的意見並沒有寫進決議，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後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關於重新評價毛澤東有一些重要的講話，是值得認真貫徹的。據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澤東》一書透露：
“鄧小平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賓館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講話中說：‘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對毛澤東在中國過命中的曆史地位及功過的評價，是受到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的，部分曆史是不實的。不少同誌的違心地接受的。曆史是我們走過來的，不能顛倒，不能改變。對毛澤東一生功過評價，一直是有爭論的。我對彭真、譚震林、陸定一說了：你們的意見是對的，但要放一放，多考慮下局麵，可以放到下世紀初，讓下一代做出全麵評價嘛！毛澤東的功過是擺著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擔心對毛澤東全麵評價，會導致中國共產黨的曆史功績被否定，會損害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我看，不必擔心。我建議，對毛澤東的一生評價，可以在我們這一代走後，作全麵評價。到那時，政治環境會更有利，執著意見會少些。共產黨人是唯物主義者，對過去的錯誤、過失和違心、不完整的決議做出糾正，是共產黨自信、有力量的表現，要相信絕大多數黨員，相信人民會理解、會支持的。’
在鄧小平作了關於若幹年後對毛澤東曆史地位和一生功過，要做出科學、全麵評價的講話後，江澤民在會上提出，對鄧小平同誌這一談話紀要及其他同誌的發言紀要，作為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通過的議題存案。在會上曾舉手表決，一致通過。“
“胡錦濤2004年7月與萬裏談話時說：
‘當年中央政治局和鄧小平同誌的意見、決議是存在的，我個人是理解的，遲早要解決好的。這是建國後很主要的政治問題、黨的組織問題。我們這一代人或許能在沒有束縛的情況下處理好。當前工作千頭萬緒，待解決的問題、矛盾較多，如能在較平和的政治氣氛、環境下解決對毛澤東的一生的評價，就能有較大的共識。“(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澤東》Ⅵ頁，香港書作坊，2007年7月初版)
以上摘自《胡績偉談胡錦濤》（姚監複 記錄/整理）
載新世紀 New Century Net 2008年1月30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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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8頁。
1 見張戎 喬·哈利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開放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358頁。
1 張戎 喬·哈利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開放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404頁
2張戎 喬·哈利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開放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4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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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戎 喬·哈利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開放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409頁。
2《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319頁。
1《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04頁。
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636頁。
1《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頁。
2轉引自吳江《1979年理論務虛會追憶——真理標準討論第二階段》，載《炎黃春秋》2001年第11期第5頁。
1《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254頁。
2《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254-257頁。
3《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273頁。
4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703、704頁。
5 《解放日報》1944年6月13日。
1見《黨史通訊》1983年第20、21期。。
2《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76、1094頁。
3 《毛澤東選集》，東北書店1948年版，第505頁。
1《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0頁。
2《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5頁。
3《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2頁。
4《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3頁。
5《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3頁。
1《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6頁。
2《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8頁。
3《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57-159頁。
1《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94頁。
2轉引自許良英《痛悼摯友、同誌李慎之》，載《懷念李慎之》燕京大學校友會編2003年5月出版，第19-20頁。
1《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頁。
2《21世紀環球報道》2003年3月3日，王永治對李銳專訪。
3 1992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央檔案館編第十六冊，收入了這一文件。
4轉引自朱正：《1957年報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201頁。
1摘自戴煌：《 永念慎之兄》，載《懷念李慎之》燕京大學校友會編2003年5月出版，第83-85頁。
1轉引自李銳：《“大躍進”親曆記》，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296頁。
2轉引自《炎黃春秋》1999年第1 期第9頁。
3《胡喬木文集》第二卷，第147頁。
4王光美劉源《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