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申章
有關社會經濟哲學和科學的事理分析文章
28、對江青的評價，前後兩樣
原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林默涵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說：“ 從1963年開始，江青插手文藝工作。解放之初，江青在中央宣傳部文藝處當過半年文藝處長，以後就生病了，長期沒有做事。 毛澤東曾對胡喬木說過，江青不會做什麽工作，你們也不要用她。但是後來主席改變看法了，曾對周揚說，江青看問題很尖銳。”1還說江青“是可以挑大旗的。”2甚至指定江青在他身後當黨主席。3
毛澤東早先講：“江青不會做什麽工作”，本來是說得對的。以後又說：“江青看問題很尖銳”，“是可以挑大旗的”，指定江青為“黨主席”。這前後兩種迥然不同的評價和對待，豈止是一百八十度？是江青的水平提高了呢？還是毛澤東的看法改變了呢？鄧小平對江青的評價是“江青本人是打著毛主席的旗幟幹壞事的。”“江青壞透了。”有人問道：“給她打多少分？”，鄧小平說“零分以下。”4看來，江青本人水平沒有什麽提高，隻能是毛澤東前後的說法變了。
江青1937年到延安之前，在上海是個三流電影演員。1938年和毛澤東結婚時任中央軍委檔案秘書，以後也擔任過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陝甘寧邊區分會理事、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執行委員，這些基本上都是虛職，實際上她的主要工作是負責照料毛澤東的生活。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組織上安排江青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處長是著名作家丁玲），這也基本上是個虛銜。她利用這點頭銜，便在文藝界折騰起來了。
1950年3月至5月，北京、上海等地上演電影《清宮秘史》，江青看後認為，“內容反動”，是一部“賣國主義的片子。”他的這一看法，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於是，在中央宣傳部的一次會議上，江青就提出 ：“《清宮秘史》是一部很壞的影片，我們應該對這部影片進行批判。”當時的宣傳部正副部長陸定一、周揚、胡喬木等都不以為然。這場批判沒有能搞起來。
1951年，江青抓住電影《武訓傳》進行批判，說這部片子存在“嚴重問題”。她向毛澤東吹風，毛澤東看了這部影片後認為“是一部宣傳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影片”。並且，還專門為此寫了一篇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文章，作為《人民日報》社論於5月20日發表。
社論指出，電影《武訓傳》“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汙蔑農民革命鬥爭，汙蔑中國曆史”。在批判了《武訓傳》之後，筆鋒一轉，社論說了一番全局性的話，對文化界的領導們進行了尖銳的批評：
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許多作者看來，曆史的發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舊事物，而是以種種努力去保持舊事物使它能免於死亡；不是以階級鬥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的封建統治者，而是像武訓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鬥爭，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曆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曆史事件，具體的曆史人物（如像武訓），具體的反曆
史的思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他關於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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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默涵：《“文革”前的幾場文藝風波》，《百年潮》1998年第4期，第22頁。
2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759頁
3羅冰《姚文元寫毛澤東內幕》，《爭鳴》雜誌2003年12月號。
4《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2頁。
甚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了什麽地方去了呢？1
這場大批判中，江青還帶了一些人到武訓家鄉山東省堂邑、臨清、館陶等縣調查，調查中，農民說武訓好話的她都不要，找了一些流言蜚語寫出《武訓曆史調查記》，《調查記》中說：“武訓是一個以流氓起家，遵從反動封建統治者的意誌，以‘興學’為進身之階，爬上統治階級地位的封建剝削者。”
1985年，黨的意識形態權威胡喬木說：當年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是非常片麵的、非常極端的，也可以說是非常粗暴的。”至於影片的編導和演員，“對他們的批判應該說是完全錯誤的。”（此次大批判，可詳見本書《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
這次對電影《武訓傳》不顧事實，不講道理，無限上綱的批判，是解放後文藝界第一次大的批判運動，為以後多次的胡批亂判開了極為惡劣的先河。
1954年江青又搞起了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兩個青年人李希凡、藍翎的文章《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批評了俞平伯的《〈紅樓夢〉簡論》和《評〈紅樓夢〉研究》。他們寫信給《文藝報》，詢問可不可以批評紅學家俞平伯，沒有得到答複。於是他們求助於母校，得到他們的教師支持，1954年9月，山東大學校刊《文史哲》發表。他們又通過關係找到康生、江青，希望在北京的報刊發表，江青找到《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要求發表，並說這事毛主席很重視。《人民日報》以“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為由，拒絕了。後來，《文藝報》1954年第十八期轉載了《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另一篇《評〈紅樓夢研究〉》發表在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欄。
這事本來是對一部文學作品不同觀點的爭論，按毛澤東親自製定的“百花齊放，百家爭嗚”方針，誰有什麽觀點都是可以的。至於報刊是否發表，各個報刊都可有自己的主張，對任何文章都有發表與不發表的自主權。可是，由於毛澤東這最高裁判的介入，就把這件事鬧大了。毛澤東對《文藝報》轉載《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所加編者按，寫了批注，對《光明日報》刊載的《評〈紅樓夢研究〉》一文等多篇文章作了批注，還於10月16日專門寫了《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在這封信中，他在講了有關的過程後，又使用了前三年批判電影《武訓傳》的手法，寫道：
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麵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影片《清官秘史》和《武訓傳》放映時候的情形幾乎是相同的。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俞平伯這一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采取團結態度的，但應當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2毛澤東的信，以雷霆萬鈞之力，給了宣傳部分管文藝的周揚、馮雪峰等人一記猛掌。
才隔了一天，10月18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就召開會議，貫徹毛澤東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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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46-47頁。
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602頁。
10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質問〈文藝報〉編者》一文，嚴厲批評《文藝報》。
緊接著，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協主席團召開八次擴大的聯席會議，貫徹毛澤東指示。
於是，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運動。
由俞平伯又牽涉了胡適，全國又開展對胡適思想的批判。
在這場批判中，時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文藝報》主編馮雪峰作了深刻檢討，寫了《檢討我在〈文藝報〉所犯錯誤》，毛澤東還是不依不饒。馮雪峰在檢討中說：“我感染有資產階級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風，缺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鬥精神。”毛澤東看後批注“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資產階級泥潭了。”“不是‘缺乏’的問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1
後來，反右派時，馮雪峰什麽話也沒有“嗚放”過，所在單位也沒有上報他是右派，卻從上麵發來一個莫明其妙的“批準”他是“右派”的通知。看來，把馮雪峰打成“右派”，早在三年前，毛澤東就已經作出判決了。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文化大批判中，江青秉承毛澤東的旨意，興風作浪，起了極為惡劣的作用。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階級鬥爭為綱”，把任何問題上的不同意見，或者是他看不慣的事情，都視為階級鬥爭的表現。江青得知毛澤東對文藝界的現狀不滿以後，就活躍起來，在文藝界中吹毛求疵，製造事端，然後向毛澤東吹風，毛澤東就發出了那“關於文藝工作的兩個批示”，隨之開展了對各個文化領域的大批判。後來，江青得意地說：“多年來，在文教方麵我算是一個流動哨兵，就是盯著若幹刊物報紙，這樣翻著看，把凡是我認為比較值得注意的東西，包括正麵的，反麵的材料，送給主席參考。”
起初，是從對昆劇《李慧娘》開始發難的。此劇主要內容是寫南宋宰相賈似道貪贓枉法，賣身求榮，並將勸其改邪歸正的妃子李慧娘殺害。李慧娘被害後，變成鬼，用頭把賈似道撞死了。之後，有人寫了篇《有鬼無害論》的文章，肯定了這出戲。江青到上海找柯慶施組織批判文章，於是一篇署名梁壁輝題為《駁“有鬼無害”論》在《文匯報》（1963年5月6、7日）發表。文章捕風捉影地指責《李慧娘》的作者，說什麽寫李慧娘反對賈似道，意味著人變成鬼也要向共產黨複仇。真是無稽之談。1965 年3月1日，《人民日報》宣布，《李慧娘》“是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
在江青的吹風下，毛澤東不斷發出對文藝界不滿的講話。1963年9月27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過去的戲總是那一套，帝王將相，小姐丫環，保鏢的是黃天霸，搞這一套不行。”“推陳出新，出什麽？要出社會主義，要提倡搞新形式。舊形式也要搞新內容。”
11月，他又說：一個時期《戲劇報》盡宣傳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如不改變，就改名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都，或者外國死人部。
12月12日，毛澤東在中宣部文藝處所編的《文藝情況匯報》所載《柯慶施同誌抓文藝工作》上，他作了第一個重要的批示。批示說：
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地抓起來。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2
這個批示對文藝界的問題誇大得十分嚴重，看來必須對文藝界動大手術了。
1964年5月8日，中央宣傳部寫出《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草稿），報告還沒有定稿，江青就要去搶先私自送到毛澤東手裏。6月27日，毛澤東在報告上作了如下批示：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是好的），15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1
這兩個批示，好像舊戲等過去的文藝統統是封建主義的，外國的文藝統統是資本主義的，反映這些東西就是‘死人’統治著。這樣，就把古代的、外國的文學藝術完全否定了。
在這場大批判運動中，小說 、詩歌、戲曲、電影、音樂、美術、舞蹈、文藝評論等藝術領域的幾乎所有作品，都受到批判。“左”傾思想蔓延，使運動一發不可收拾。鄧小平鑒於沒有人敢寫文章了，提出“趕快刹車”也刹不住。哲學、經濟學、曆史學各領域的代表人物，如著名哲學家楊獻珍、經濟學家孫冶方、曆史學家翦伯讚等都受到批判。之所以能掀起這麽大的風浪，起主要作用的當然是毛澤東，但江青這個“哨兵”也起了推波助瀾的惡劣作用。接著，就是在毛澤東的指使下，背著中央政治局七個常委中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朱德五人，江青到上海找柯慶施、張春橋、姚文元泡製批判吳晗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於1965年11月10日《文匯報》發表。從此點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
以後，也是在毛澤東的指使下，夥同林彪搞出一個《江青同誌召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經毛澤東多次修改，並將題目改為《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並批示：“此件建議用軍委名義”。2意味著毛澤東、江青等人搞的“文化大革命”，是有林彪掌握的槍杆子支持的，威脅人們不得輕舉妄動。
以後，“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國，江青當上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掌握“文化大革命”領導權，按毛澤東的旨意，打倒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陶（鑄）；打倒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她利用手中大權，對當年在上海了解她那不光彩曆史的文化界人士，如田漢、鄭君裏等人進行瘋狂迫害。1969年黨的“九大”上，江青竟然成了政治局委員。在毛澤東的專製獨裁下，中央文革竟然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取代了書記處。
這是毛澤東一步一步推翻黨中央的圖謀。中央文革小組成立時，隻是隸屬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文件起草小組。以往凡以中央的名義發通知，隻署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三個領導機關的名，到1967年1月11日中央向上海奪權發賀電時，毛澤東要加上中央文革小組，成了四個領導機關的名義。當王力問毛澤東：“我說中央文革小組同中共中央並列，合適嗎？我的的概念中，文革小組長是常委的參謀秘書機構，怎麽成了權力機構？我還說政治局不能同中央並列，書記處也沒有同中央並列過，文革小組怎麽能同中央並列？毛主席笑而不答，說‘就是要這樣好’。”3 其實，“毛澤東眼裏根本沒有書記處。十月一日上天安門，根本沒找書記處的人。毛主席開會從來不找書記處的人。 到1967年2月，毛主席說：‘現在是文革小組代替了書記處’。”4
毛澤東還在世時，江青就以皇後的身份臨朝了。1966年8月，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中央人事變動，原來的名單次序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康生、劉少奇、朱德、陳雲、李富春、陶鑄。“江青說，鄧小平犯了錯誤，怎麽還升了？原來是第七位，現在升到第四位，這怎麽行？要把陳伯達排在鄧小平前麵。江青又說，陳伯達壓不住鄧小平，陶鑄厲害，把陶鑄調上來。這樣就成了陶鑄第四，陳伯達第五，鄧小平第六。”5這樣大的——————————
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91頁。
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頁。
3《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795頁。
4《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716頁。
5《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616頁。
事，居然由一個連中央委員也不是的江青決定了。由於江青的放肆，周恩來都被逼得說：“以後你們作決定 ，我給你們辦事。”1
毛澤東臨死之前，雖然華國鋒等人名義上地位比江青要高，但江青卻可對華國鋒頤指氣使，成了除毛澤東以外掌握最高權力的人物。
據當年“四人幫”之一的姚文元出獄後寫的《回顧與反思》中，爆出的一條曆史真相：
“毛澤東曾多次提及身後班子的名單：黨主席，江青；總理，華國鋒；人大委員長，王洪文或毛遠新；軍委主席，陳錫聯。毛還將這一名單，詢問了政治局委員們的意見。” 2
另據張玉鳳回憶：“主席從（一九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維還還正常時，多次就
身後黨政軍領導班子圈劃，但未有定論，憂虞政局會有劇變。主席是圈了、提了五個人名：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對此，毛遠新和張玉鳳都有紀錄資料。
主席在一九七六年四月至七月十五日曾召見毛遠新、華國鋒、江青和我本人，提出毛後政治局常委名單，毛遠新、汪東興、張玉鳳作紀錄。名單順序為：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及張玉鳳。3
1980年12月23日，在審判“四人幫”的法庭上，江青向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給華國鋒寫‘你辦事，我放心。’的話，這不是毛主席給給華國鋒寫的全部內容，至少還寫了六個字：‘有問題，找江青’。”4
:江青揭露了的這一真相表明，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是江青不是華國鋒，華國鋒隻是一個有事向女皇請示的辦事的大臣。先王對華國鋒辦事放心，不是華想怎麽辦事員就怎麽辦，是得請示江青，按江青的指示辦，他才放心。
由此看來，江青要當女皇，除有江青的野心外，還有“最高指示”作依據。江青的肆無忌憚，有恃無恐，恬不知恥地為當女皇造成輿論，也就不足為怪了。
這一事實的披露，廓清了一個重要的迷霧：粉碎“四人幫”以後一直到今天的所有官方宣傳材料，無一不是說，毛澤東身前是怎樣批評、訓斥、責罵江青，哪裏曉得毛澤東的心裏將江青的“水平”看得那樣高，當成真正的接班人？隻要一細想，也不難明白：毛澤東心底深處，一直怕死後出現赫魯曉夫。他選的接班人林彪要殺他；接下來周恩來主政，他不滿意，借“批林批孔”“批周公”；重新啟用的鄧小平，鄧要整頓，也就是要糾正“文化大革命”的種種倒行逆施，當然不能容忍，於是再次將其打倒。這一個個都不放心，都可能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剩下隻有自己的老婆最放心了。
人們一直傳說，毛澤東和江青的關係不好，毛澤東十分討厭江青。其實，這隻是人們看到的一點表麵現象。江青飛揚跋扈，積怨甚多，世人都討厭她，毛澤東有時不痛不庠的批評她幾句，以息眾怒。近來有“文革”的幹將戚本禹披露了真情。戚本禹從近距離觀察得出的結論說：“毛、江的關係一直很好，感情甚篤，直到晚年，尚為如此。說毛對江沒有感情，那是騙人的話。”5
這就更進一步說明，毛澤東要把黨主席交給江青的可能性。回想一下，毛澤東發動“文革”，背著黨中央，派江青秘密去上海組織人馬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以致有人說“文
化大革命”是毛、江開的老婆夫妻店。這不是說明江青是他政治上最可信賴的嗎？還可以從戚本禹的話理解到，傳言中說毛、江關係不好，其實，這個話是為了撇清毛澤東，把一切壞事都推到江青“四人幫”頭上而編造的。盡管江青在社會上名聲很臭，世人咒罵，那也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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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984頁。
2羅冰《姚文元寫毛澤東內幕》，《爭鳴》雜誌二00三年十二月號。
3轉引自香港《動向》雜誌二00四年五月號。
4轉引自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香港子書坊2007年7月版，第745頁。
5餘汝信：《與戚本禹麵對麵》，《新世紀》電子雜誌2004年1月9日。
乎，因為隻有江青不會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不會成為赫魯曉夫。所以有意安排江青擔任黨主席，毛澤東最放心。什麽馬克思主義，什麽共產黨，什麽社會主義，全都扔到一邊去了，要像以往的封建皇王帝那樣傳位給江青。
辛子陵在《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中，有一段精辟的分析：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的防波堤。有這道防波堤在，毛澤東就在一個安全的製高點上，他不僅推掉了餓死人的責任，而且繼續是正確路線的代表，是拯救人民於水火、打倒那些‘走資曆派‘的大救星’。誰要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拆毀他的防波堤，就是拉他下水承擔餓死三千七百五十五萬人的責任，所以他對保衛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特殊的敏感。在毛澤東的這種複雜心理背景下，他選擇接班人首要的條件，就是能忠實地守住文化大革命這道防波堤，至於有沒有治國能力，能不能得到人民擁護，都在其次；而生產能不能上去，經濟能不能發展，人民的生活能不能改善，那更是個無關宏旨的‘目’。他認為隻有自己的夫人江青能擔當這個曆史責任，會抓階級鬥爭，會整治那些抓生產的幹部，不計個人毀譽，誓死捍衛他的一世英名。隻要家天下能建立，隻要兩代人的時間——由江青傳位給毛遠新——就能塗掉餓死三千七百五十五萬人留在神州大地的血淚，從根本上改寫中國現代史。
毛澤東傳位的計劃早就定了，這就是江青。他打接班人這張牌，是掩人耳目的幌子，他真正要找的是能夠‘托孤’的輔政大臣，即毛澤東說的‘軍師’或‘好參謀’。毛澤東說過許多批評江青的話。為了與‘四人幫’鬥爭的需要，為了把粉碎‘四人幫’與高舉毛澤東的旗幟統一起來，大陸在宣傳中過多渲染毛澤東對江青的批評，其實，毛澤東真正的‘親密戰友’是江青。” 1
毛澤東是要讓江青挑大旗的。當毛澤東知道江青在《紅都女郎》這本書中，胡吹什麽西北戰場是她和毛澤東“共同指揮的”等無恥事情後，作了如下批示：“孤陋寡聞，愚昧無知，三十年來惡習不改，立刻攆出政治局，分道揚鑣。”人們都以為毛對江青不可能信任和重用了吧？那知道，不久，“毛澤東亮出了對江青的真實看法，當著政治局成員的麵表揚她，在政治上給予充分肯定，說：江青鬥爭性強，階級立場堅定，這點我倆是一致的。她不會搞兩麵派，但不懂策略，不懂團結人，所以吃了虧。他身邊如果有個好參謀，她是可以挑大旗的。還說，頑固派是反對她的，是反對我起用江青的，說違反黨的決議。難道決議就不能改正嗎？決議也是有錯誤的。”2
毛澤東既然公開放出這個話，江青就更加有恃無恐，大言不慚地以呂後、武則天自居了。
豈不知，多行不義必自斃。作惡多端的江青及其“四人幫”，終於在毛澤東死後不到一個月就被抓了起來，也徹底結束了毛家王朝。
鄧小平說：“江青壞透了。怎麽給‘四人幫’定罪都不過分。‘四人幫’傷害了成千上萬的人。”3
江青在特別法庭接受審判時說：“我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毛澤東叫我做的。我是他的一條狗：他說要咬的，我就咬。”4
當年，毛澤東和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還沒有多大分歧，還用不著江青這條狗去咬。而在“大躍進”成了大破壞，鑄成上千萬人餓死的罪行，毛澤東不但不認錯，反而把實事求是糾正錯誤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視為赫魯曉夫式的人物。這就需要江青這條狗去咬人，需要江青去幹一些見不得人的勾當，充當他搞政治陰謀的工具。
江青作為“哨兵”發現了多少修正主義”敵情，使毛澤東對“赫魯曉夫似的人物”的積怨加深；江青作為一條狗，毛澤東叫狗咬誰，她都去“咬”了。不僅如此，這條狗還最忠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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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香港子書坊2007年7月版，第724頁。
2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759頁。
3《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2頁。
4羅斯·特裏爾：《江青正傳》，世界知識出版社1988年版，第3頁。
主子，毛澤東對這條狗，當然是滿意的。對本來是“不會做什麽工作的”一個人，給毛澤東做了那麽多的事，所以毛澤東說她“是可以挑大旗的”，並在臨死前，要將共產黨主席之職傳位給這條狗。知道這裏麵的來龍去脈後，為什麽毛澤東對江青前後迥然不同的評價，也就可以理解了。
寫到這裏，禁不住對毛澤東建立毛家王朝發點議論。在毛澤東對身後黨的領導班子（政治局常委）的安排竟然是那樣令人吃驚。從姚文元、張玉鳳提供的材料看，毛澤東家的女人占二席（江青、張玉鳳），毛澤東的兒子占一席（華國鋒）1，毛澤東的侄兒點一席（毛遠新），毛澤東的大內侍衛（汪東興）占一席，一共五席。如果按常委五人組成，清一色毛家班，毛澤東一家人全占了。如果是七人常委，也占據絕大多數。瞧一瞧，這叫什麽樣的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毛澤東不是慎重其事、在全黨全國大張旗鼓地宣傳過關於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的五項條件嗎？第一條，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第二條條，要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第三條，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第四條，要搞民主作風，不要搞家長作風；第五條，自己有了錯誤，要作自我批評。2毛澤東的作法，或江青為首的那幾塊料，符合哪一條呢？一條也對不上號。說言行不一是名副其實的，而且隻能是看成滑稽的諷刺。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喧囂十年的反對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到毛澤東臨死前，卻搞了個封建主義複辟。自稱為“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澤東，就這事兒來說，和馬克思是沾不上邊了，和秦始皇的傳位確是一脈相承的。秦始皇好歹還傳給了秦二世有那麽短短的幾年，毛澤東就可悲了，傳位給江青不到一個月。這是倒行逆施的必然結果。
毛澤東從1949年起特別是1953年年後，是那麽起勁地反對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壞透了，叫嚷要資本主義絕種！可是，當代的資本主義國家，能找到毛澤東這樣的搞毛家王朝，建立毛家班的事情嗎？沒有。就是萬惡滔天的希特勒也不曾表示過交班給情婦愛娃吧？毛澤東的老師斯大林也沒有交班給兒子的意圖。倒是有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跟老婆開過夫妻店，朝鮮的金日成、金正日“父子兵”，古巴的費德爾.卡斯特羅、勞爾.卡斯特羅“兄弟連”。
這是社會主義優越性呢還是在糟蹋社會主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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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見伏虎：《華國鋒是毛澤東長子》香港《開放》雜誌二00七年九月號，見阿波羅新聞網2007-09-17訊。
2見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3-1304頁。
29、由重視知識分子，到向知識分子開刀
對待知識分子，毛澤東從抗日戰爭時期到建國初期，都還是比較重視，因此，在他的領導下，製定了正確的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但是，自從五十年代後半期開始，他的思想、態度就變了，對知識分子由團結、依靠，到輕蔑、敵視。到1970年12月18日在會見斯諾的談話中，毛澤東毫不隱晦地說：“我們沒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啊，全部用國民黨的，就是他們在那裏統治。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那裏開刀。”1這是多大的一個大轉變，何止一百八十度。
曾經需要知識分子
1939年12月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寫了一個題為《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決定》指出：“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鬥爭中，共產黨必須善於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全黨同誌必須認識，對於知識分子的正確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2
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中還說道：“因為我們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文化不發達，所以對於知識分子覺得特別寶貴。黨中央在兩年多以前作過一個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決定，要爭取廣大的知識分子，隻要他們是革命的，願意參加抗日的，一概采取歡迎態度。我們尊重知識分子是完全應該的，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就不會勝利。”同時，他又對知識分子的缺點看得很重，他說 ：“但是我們曉得，有許多知識分子，他們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其知識架子，而不知道這種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礙他們前進的。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3這裏表明他對知識分子早就有一種偏見。後來他能說出知識分子“書讀得越多越蠢”之類的話，不是偶然的。
毛澤東在建國前夕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說：“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要求我們黨去認真地團結全體工人階級、全體農民階級和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這些是這個專政的領導力量和基礎力量。”4
在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頒布的《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中，對知識分子階級屬性作了這樣的判定：“凡受雇於國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機關、企業、學校等，為其中辦事人員，取得工資以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來源的人，稱為職員。職員為工人階級中的一部分。”凡受雇於上述部門的高級知識分子，如工程師、教授、專家等，“稱為高級職員，其階級成分與一般職員相同”。根據這些規定，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毫無疑問屬於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但是，對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這一認定，並沒有得到一貫的重視。在隨後而來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卻被忽略了。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大約從1949年10月就開始了。在這一運動中，黨對知識分子政策的主要內容是“團結、教育、改造”。在建國初期的特殊曆史條件下，從鞏固新政權和加快對新製度的政治認同方麵看，這種政策有其曆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這一點必須給予肯定。但是，另一方麵，從整個運動來看，這一政策比較明顯地偏重於“教育”和“改造”，而突出地強調“教育”和“改造”政策的背後，隱含著這樣一種思想傾向，即黨內許多人從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這一判斷出發，實際上又將知識分子歸入了資產階級的隊伍中。從這一判斷出發，思想改造運動對知識分子 采取了自我批判、群眾批判、“洗澡”、“過關”搞運動的方式，當時流行的說法叫“脫褲子、割尾巴”，使知識分子遭受到共產黨執政的頭一棒下馬威。一個人有什麽尾巴呢？現代的中國人對這個奇特的“尾巴”是何意思，能懂得的人已經不多了。這是從延安整風時候起，毛澤東特有的通俗語言。是指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都有資產階級思想或非無產階級的舊思想，有不合命革命要求的缺點錯誤，這就像與身俱來和尾巴一樣。這不適應革命的要求，必需割掉。為了割得徹底、幹淨，就要不顧臉麵“脫褲子”。自己割起來，難免怕痛，下不了手或者割得不徹底、不幹淨，就需要別人來幫助，就是要接受大家的批評和批判。
這次思想改造運動，經曆學習、坦白、批評與自我批評、改造、總結等階段。這之中，主要是坦白交代，要從祖宗三代說起，有什麽財產、有什麽反動經曆和反動關係，有什麽反動和錯誤的思想或受過什麽反動的思想影響，還需要狠挖思想根源。按這個路子，在剛解放後的各高等院校的教授們，沒有一個不是從舊社會過來的，無一個人身上沒有舊社會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種種影響。坦白交代起來，無一不是通身的毛病，處處不合格，每個人都隻有檢討的份。隻是檢討也就還過得去，除極個別人外，都得檢討好幾次，也就是得幾次“脫褲子、割尾巴”，才算過關。有的七八次的“脫褲子、割尾巴”，痛哭流涕，也過不了關。過不了關怎麽辦？隻得違 心說假話，胡亂上綱，痛罵自己，把自己罵得不像個人樣。這不僅把知識分子那架子打掉了，知識分子那應有的尊嚴也給打掉了，一個一個的都被整得灰溜溜的了，從此也都變得謹小慎微了。自然，也在知識分子的心靈裏，留下了創傷。
這種思想改造，在毛澤東看來是整治、控製、對知識分子專政的有效手段。在反右派前夕的1956年11月15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他說：“教授是不是喜歡大民主？也難說，我看他們有所警惕，也怕無產階級的大民主。你要搞資產階級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風，就是思想改造。把學生們統統發動起來批評你，每個學校設一個關卡，你要過關，通過才算了事。所以教授們還是怕大民主的。”1這裏，把毛澤東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目的，說得多麽明白。你看，他要“把學生們統統發動起來批評你，每個學校設一個設關卡”，你要有自己獨立的人格和見解，不是那麽“老實”，能過得了關嗎？其實，這一套搞法，從延安時期的整風，到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到反右派，到“文化大革命”，都是一以貫之的。
這場運動結束後，曾經對知識分子階級屬性正確的認定———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則沒有人提了，而隻剩下了錯誤的認定——是“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 了。
1955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即將完成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即將全麵鋪開，人們愈來愈感到新中國建設人才的匱乏，感到知識和知識分子的重要性。早在年初就有過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設想的周恩來， 11月 22日向剛從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澤東匯報了有關知識分子問題的情況，並陳述了自己的意見。
11月23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書記處全體成員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和中央有關方麵負責人進行商討，決定在1956年1月召開一次大型會議，全麵解決知識分子問題。
1956年 1月 14日至 20 日，中央在北京召開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在京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及各省市負責人等共1279人參加了會議。周恩來代表中央在大會上作《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他在報告中著重傳達了毛澤東關於“向科學進軍”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巨大作用，闡述了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等一係列問題。他在報告中強調指出：“我國的知識界的麵貌在過去六年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社會主義建設，除了必須依靠工人階級和廣大農民的積極勞動以外，還必須依靠知識分子的積極勞動，也就是說，必須依靠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兄弟聯盟”。我國知識分子中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 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在談到對待知識分子問題上存 在的錯誤傾向時，盡管周恩來批評了宗派主義和麻痹遷就兩種傾向，但他明確地說“主要傾向是宗派主義”，這種傾向“低估了知識界在政治上和業務上的巨大進步，低估了他們在我國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重大作用，不認識他們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認為反正生產依靠工人，技術依靠蘇聯專家，因而不認真執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正確地解決知識分子問題，更充分地動員和發揮他們的力量，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已成為我國完成過渡時期總任務的重要條件。”1周恩來的這些講話，是代表黨中央講的，報告前，是在毛澤東主持的中央書記處全體成員參加的會議上議定的，理當認為是毛澤東同意了的。同時，在會議結束的那天，毛澤東還發表了講話。《人民日報》的報道說“他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鬥。”2
據薄一波的回憶，毛澤東還講了這麽幾點：“（1）哪怕是知識分子中間的落後分子，也是可以改變的。黨要加強領導，促進他們的改變，並且要看到他們的改變；（2）現在我們革什麽命，革技術的命，革沒有文化、愚昧無知的命，所以叫技術、文化革命；（3）搞技術革命，沒有科技人員不行，不能單靠我們這些大老粗。這一點要認識清楚，要向全體黨員進行深入教育；（4）我們國家大，人口多，資源豐富，地理位置好，應該建設成為世界上一個科學、文化、技術、工業各方麵更好的國家；（5）中國要培養大批知識分子，要有計劃地在科學技術上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先接近，後超過，把中國建設得更好。”3
在這次會議結束後不久，中央政治局於2月 24日舉行會議，依據周恩來的報告和毛澤東的講話，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這些文件傳達後，在全國引起了極大的反響，知識界裏很快興起了向科學進軍的熱潮。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努力。同年3月，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集中優秀科學家200多人，經過半年努力，製定了1956至1967年的12年科學遠景發展規劃。同年5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正式提出在藝術上“百花齊放”，學術上“百家爭鳴”的著名的“雙百方針”，社會上尤其是知識界一時有“春天來了”之感。在8、9月的八大期間，毛澤東還說過，將來中央委員會要有許多工程師和科學家。但是，另一方麵，在談到已入黨的知識分子的狀況時說：“這一百萬知識分子，說他代表帝國主義不好講，代表地主階級不好講，代表官僚資產階級不好講，代表民族資產階級不好講，歸到小資產階級範疇比較合適”。對於已經成為工人階級先鋒隊成員的知識分子尚且作如此低調的估計，於是又恢複對知識分子原先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 階級”的提法。八大《政治報告》提出“要繼續 貫徹執行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報告》所提出的僅僅是“運用”他們的力量，而不是“依靠”他們來“建設社會主義”了。
1957年3月在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的講話妙語如珠，聽者振奮。但到1963年正式發表時卻斷言“我們現在的大多數的知識分子，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是從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於工人農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世界觀基本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4可見，從世觀這種抽象思維來確定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得出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種不合實際也不合邏輯的看法，毛澤東是由來已久的。他看重知識分子又不放心知識分子，於是隻有以頻繁的政治運動作為最有效的教育、改造手段，實際上以此代替了向科學進軍。
同年4月 30日，毛澤東邀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談話時，又強調：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舊的世界觀隻有一個，另外分不出什麽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
在毛澤東看來，知識分子中隻有少數人，大約10％，屬於馬克思主義者；大多數人，約為80％，屬於接受社會主義製度，但世界觀還未徹底轉變的人。
由於對國內外階級鬥爭形勢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反右派鬥爭開始，對中國知識分子原來的正確判斷立即發生了根本的動搖，整個知識界從此就隻能受到改造、批判的命運了。逐漸變了：知識分子被視為“異已”力量。
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錯誤認定，是與對階級鬥爭形勢的錯誤判斷相聯係的。
1957年 4月 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5月1日見報，5月15日毛澤東就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文章說：“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黨內黨外的右派都不懂辯證法：物極必反。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至於這樣的右派有多少，文章說：“所謂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種估計，可能多些，可能少些。”16月初，一場反擊右派進攻的大戰既在黨內又在黨外展開。被錯劃的50多萬右派分子多屬於各種類型的知識分子。盡管對絕大多數右 派分子“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但其性質是鐵定了的“敵我矛盾”。
從此，以政治思想劃分階級有了先例，使階級和階級鬥爭失去了科學概念和客觀標準，從而在經濟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後，又提出了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的錯誤命題。
1957年 5月25日，毛澤東在同來華訪問的蘇聯領導人伏羅希洛夫的談話中說：現在“資本主義臭了，在社會上資本家臭了。但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有影響。”2
1957年7月，毛澤東在青島召開的省市委 書記會議期間說：“單有1956年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製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並且是不鞏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明證，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 主義革命。”3
這場政治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對象 ，就是知識分子。1957年 9月 18日《人民日報》社論中的一段話說得很明確：“原來的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原來的國民黨軍政人員，他們早已名譽掃地，更加沒有反對勞動人民的資本了，在這種情況下，自以為還有反對勞動人民資本的社會力量，主要的是資產階級的黨派和資產 階級的知識分子。”
隻隔一日開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擴大）上的《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把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同資產階級放在一起，認為“資產階級，特別是它的知識分子，是現在可以同無產階級較量的主要力量。”
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提綱中寫道：“對於資產階級教授們的學問，應以狗屁視之，等於烏有，鄙視，藐視，蔑視，等於對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學問應當鄙視藐視蔑視一樣。”4對於資產階級教授，無法無天的毛澤東自然可以罵上一通，不過，對於他們的學問，無論是自然科學或是社會科學，“應以狗屁視之”，隻能說明他自己的無知、狂妄，和貫有的對知識分子陰暗、偏執心理。別的不說，隻問：毛澤東享用的汽車、飛機、電話、電視以及衣食住行等用品，那一樣離得開“資產階級教授”？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接受毛澤東同年3月成都會議提出、4月漢口會議加以論述的觀點，宣布我國還存在著兩個剝削階級，一個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買辦階級和其他反動派；一個是正在逐步地接受改造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它的知識分子。
反右派鬥爭後，思想文化界所進行的階級鬥爭愈演愈烈，錯誤的過火的學術思想批判，拔所謂資產階級的“白旗”，……使更多的知又分子中的精英受到傷害。相伴而來的是輕視知識和知識分子觀念的廣泛傳播：“外行領導內行是一般規律”、“書讀得越多越蠢”、“知識分子是最無知識的”；到了1958年，“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口號盛行，甚至有了諸如“不要怕教授”、“不要迷信科學，對科學技術要又信又不信”的說法，“大躍進”中砍伐樹木煉鋼，畝產糧食幾萬斤等等違反科學違反自然規律的荒唐事，頻繁出現，還被認為是“創造”和“奇跡”在《人民日報》上大肆宣揚。
中央試圖糾正錯誤，為知識分子“ 脫帽加冕”，遭到毛澤東抵製
在經過20世紀 50年代末 60年代初的嚴重困難和挫折之後，黨不得不對過去的一些政策進行調整。調整雖然主要是在國民經濟方麵，但其中也涉及到對知識分子的政策。1961年開始先後製定並頒發了《工業七十條》、《科學十四條》、《高教六十條》和《文藝八條》等。中央在頒發這些條例的批語中指出：“近幾年來，有不少的同誌，在對待知識、對待知識分子的問題上，有一些片麵的認識，簡單粗暴的現象也有所滋長，必須引起嚴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確地貫徹執行黨的政策。”1
為了給知識分子摘掉資產階級這頂帽子，周恩來利用知識分子政策調整的機會再次呼籲。1961年6月19日，他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除了重申他1956年關於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結論外，還對當時對待知識分子的簡單粗暴現象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他說：“幾年來有一種做法：別人的話說出來，就給套筐子、抓辮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一來就是‘五子登科’，這種風氣不好。”周恩來在批評科技文化界的不民主作風時說：“現在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就是民主作風不夠……隻許一人言，不許眾人言，豈不成了‘一言堂’麽？‘一言堂’從何而來？是和領導有關的。……我們要造成民主風氣，要改變文藝界的作風，首先要改變幹部的作風；改變幹部的作風首先要改變領導幹部的作風；改變領導幹部的作風首先從我們幾個人做起。”2
繼周恩來之後，9月10日在廬山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薄一波也提出了知識分子的階級地位問題。他在對提交給中央討論審議的《工業七十條（草案）》所作的說明中指出：“過去每一次運動，有不少的企業總是把這些人叫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或者叫做舊人員……不能籠統說舊的技術人員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更不能說我們培養出來的青年技術人員也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3
9月 28日，在廣東省委召開的一次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參加的高級知識分子座談會上，身為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的陶鑄在會上動情地說：“十二年的時間不算短，知識分子可以說已同我們結成患難之交。……‘疾風知勁草’，‘歲寒而後知鬆柏之後凋’。現在的問題是團結高級知識分子不夠，對他們的信任不夠。…… 對於過去批判搞錯的，應該平反、道歉，老老實實認錯。‘等價交換’。在什麽場合戴的帽子，就在什麽場合脫帽子不留尾巴。”同時，他還建議：“今後一般不要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名詞，因為這個帽子很傷人。其次，凡屬思想認識問題，一律不準再搞思想批判鬥爭會。第三，不準用‘白專道路’帽子。”
十多天後，陶鑄在他主持召開的中南地區高級知識分子座談會上更明確地說：“我們不能老講人家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看要到此為止了。現在他們是國家的知識分子，民族的知識分子，社會主義建設的知識分子。”
1962年初，主持全國科技工作的聶榮臻在廣州主持召開全國科技工作會議，目的是想製定一個全國性的科學發展規劃。會議期間，知識分子情緒低落、顧慮重重的現象引起了他的重視。他把情況向周總理匯報，周總理心急如焚，為了黨的科學事業，他決定前往廣州向到會的知識分子發表講話。
周總理3月 2日的這次廣州講話，顯然是費了一番心思的，他著重從理論上闡明知識分子屬於工人階級一部分的道理：“知識分子不是獨立的階級，而是腦力勞動者構成的社會階層。一般地說，這個階層的絕大部分人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是附屬於當時的統治階級並為其服務的。”1這段話的意思很明確：既然知識分子一般都依附於當時的統治階級並為其服務，建國後知識分子依附的已經是無產階級的國家並為其服務，那麽他們當然應屬於無產階級了。
周恩來在談到黨的領導時又說：“我們說黨領導一切，是說黨要管大政方針、政策、計劃，……至於具體業務，黨不要幹涉，……黨的領導不是黨員個人領導，……黨的領導是組織領導，……個人沒有權力領導一切。”周恩來針對黨內少數幹部在知識分子麵前盛氣淩人、常常以領導者自居、以改造者自居的官僚主義風氣批評說：“改造要互相幫助、互相學習。沒有人是專門改造別人的。自居於領導、自居於改造別人的人，其實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對這種人大聲疾呼：‘請你自己先改造！’”“人總有缺點的，世界上沒有完人，永遠不會有完人。”2
繼周恩來 3月 2日講話後，陳毅又於 5、6兩日發表了著名的給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的講話。他情真意切地說：“有些人說：‘我們跟共產黨走了十二年，共產黨總是不相信我們，還是把我們當成外人看待。’這樣下去怎麽行呢？這個問題必須解決。”他說：“十二年的改造，十二年的考驗，尤其是這幾年嚴重的自然災害帶來的考驗，還是不抱怨，還是願意跟著我們走，還是對共產黨不喪失信心，這至少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心。十年八年還不能考驗一個人，十年八年還不能鑒別一個人，共產黨也太沒有眼光了！”如果說經過 十二年改造，他們還全部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等於說我們共產黨十二年來的領導是不行的，等於自己宣布自己破產——共產黨你有什麽本事呀！”我們把人家的住房、吃飯、穿衣都包下來，“又整人家，得罪人家，不很蠢嗎？”
陳毅對知識分子的基本判斷是：絕大多數是擁護執政黨的，是熱愛祖國的；絕大多數是有一定水平的，是可以為我們服務的；他們是“人民的知識分子”、“社會主義的科學家”、“腦力勞動者”、國家的“主人翁”。
他特別提到，文學藝術方麵的知識分子從“五四”起就基本站到人民一邊了，在建國後就更是如此了；可有些人將他們定性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不符合實際，傷人太甚嘛！”他接著指出，“我是心有所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這個作風不改，危險得很！”形勢已經很嚴重“嚴重到大家都不寫文章，嚴重到大家都不講話，嚴重到大家隻能講好，這不是好的兆頭。”
“經過反複的考慮，昨天我對科學家講話時，講得很尖銳。周總理前天動身回北京的時候，我把我講話的大體意思跟他講了一下，他讚成我這個講話。他說，你們是人民的科學家，社會主義的科學家，無產階級的科學家，是革命的知識分子，應該取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今天，我跟你們行‘脫帽禮’。”說著說著他就站起身來向全場知識分子深深鞠了一躬。
陳毅的講話受到與會知識分子的熱烈歡迎， 講話過程中大家鼓掌達60多次。
在廣州會議上，周恩來等幾位中央領導對知 識分子問題產生的共識，很快形成了中共中央和全國人大所認可的共同意見，這就是3月28日 周恩來總理向全國二屆三次人代會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的一段話：“我國的知識分子，在 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戰線上，作出寶貴的貢獻， 應當受到國家和人民的尊重。我國知識分子的狀 況，已經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會培養出來了大量年輕的知識分子，他們正在沿著 ‘又紅又專’的道路成長。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 子，經過十二年的鍛煉，一般地說，已經起了根本 的變化。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都是積極地為社 會主義服務，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並且願意 繼續進行自我改造的，毫無疑問，他們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我們應該信任他們，關心他們，使他們很好地為社會主義服務。如果還把他們看作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顯然是不對的。”
毛澤東不僅始終把知識分子階看成是資產階級的，還看成是反革命
周總理和陳毅在廣州以及周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得到廣大知識分子的熱烈歡迎，但在黨內遭到了抵製、反對和責難。柯慶施就下令上海市不準傳達陳毅的廣州講話。周恩來當麵要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表個態，毛澤東卻沒有說話。因為他是不讚成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的。1962年8月9日，當有人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上提出“摘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是否合適”時，毛澤東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些陽魂過來了，但是陰魂未散，有的連陽魂也沒有過來。”這表明毛澤東對摘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帽子的做法不同意。8月13日毛澤東又說：“從意識形態來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存在。”9月11日，他又當麵批評陳毅說：“人家請你講話總是有目的的，總要沾點光，沒有利益他不幹。我對總司令講過，你到處講話要注意。”1
10月至 11月舉行的全國宣傳文教工作會議上，與會者又對“脫帽加冕”問題進行了爭論。反對一方的觀點，以10月22日陸定一的講話最具代表性。講話認為：“這些年來知識分子政策有些亂，－‘左’一右。‘左’發生在1957年， 1958年，1959年的下半年和1960年的上半年，表現為拔白旗，寧‘左’毋右的那個綱領，提升職稱的那個文件。右表現為脫帽加冕，知識分子都成了勞動人民知識分子。知識分子隻有兩種：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按世界觀來劃分。勞動人民知識分子的提法不確切，模糊了階級界限。出身於農民、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不附屬於無產階級，就附屬於資產階級。” 2
1I月 26日，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陸定一匯報了會議上的不同觀點。周總理聽後明確表 示：“對知識分子，說我們提勞動人民知識分子是沒有階級分析，我是代表黨作的報告，是黨批準的，不是我一個人起草的，……我不認為我在廣州會議上講勞動人民知識分子有什麽錯誤。” 會上，總書記鄧小平明確支持了周恩來的意見。他當即對陸說：“恩來在廣州報告沒毛病，對知識分子問題應照總理講的解釋，請定一查一查，澄清一下，講清楚。關於知識分子問題，下次會議還要討論，統一解釋口徑，還是按總理在人代會上講的為準，把那一段印一下，那是中央批準的我們黨的正式語言，今天正式決定。”他還說：“上次在主席處談了，這次宣傳會議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討論。不下傳。”3
話雖這樣說了，問題並沒有解決。1963年 9月，在《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中，正式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從此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在黨的領導層，主張為知識分子摘掉資產階級帽子的意見得不到毛澤東的支持，在各級黨的組織中又有著“寧‘左’毋右”思想的影響，廣州會議的“脫帽加冕”一說，使知識分子空歡喜一場。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作了錯誤的“兩個估計”，說建國後的十七年教育戰線是“黑線專政”；我國大多數知識分子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兩個估計”，像兩塊巨石壓在廣大知識分子身上。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中，知識界首當其衝。“文革”時，毛澤東直言不諱地說：
“我們沒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啊，全部用國民黨的，就是他們在那裏統治。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那裏開刀。”1
十年動亂中，“四人幫”據此得以肆意踐踏教育、科學、文化事業，對知識分子進行殘酷的迫害，造成無比嚴重、不可彌補的令人痛心的損失。知識分子被誣為“臭老九”，學有成就的知識分子被誣為“反動學術權威”、“資產階級學閥”，許多知識分子被迫荒廢了專業，中斷了工作，被折磨得死去活來，甚至還有相當數量的專家、學者被迫害致死。名曰“文化大革命”，實為“大革文化的命”，對文教科學 的大摧殘，給我國社會主義事業造成了令人痛心 的巨大損失。鄧小平曾深刻指出：“文化大革命最大的錯誤是耽誤了十年人才的培養。我們無論如何不要忘記這個教訓。”
薄一波說：毛澤東“把知識分子看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邏輯很荒謬，好像知識是資產階級的私有品，一有知識就歸到資產階級隊伍裏去了。這種提法，也是沒有 理論和曆史根據的。”“對知識分子性質和作用的錯誤認識，可以說是毛主席晚年思想中的一個重大偏見和失誤，也是我們黨長期沒有處理好同知識分子關係的最深刻的根源。”2薄一波的這一說法大致不差，但要從毛澤東的思想深處來說，還不到位。1966年4月14日，毛澤東在《對〈在京藝術院校試行半工（農）半讀〉一文的批語》，也就是那個叫“學校要一律要搬到工廠和農村去，一律實行半工半讀”的批示中，還寫道：“那些大學教授和大學生們隻會啃書本（這是一項比較最容易的工作），他們一不會打仗，二不會革命，三不會做工，四不會耕田。他們的知識貧乏得很，講起這些來，一竅不通。他們中的許多人確有一項學問，那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還是如此。他們也有‘術’，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說，知識分子和工農分子比較起來是最沒有學問的人。他們不自慚形穢，整天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幹反革命，搞資產階級複辟，培養修正主義分子外，其他一樣也不會。” 3這可以說是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經典”表達，這些話不僅說明他始終把知識分子看成資產階級的，而且還看成是“反革命”，“除了幹反革命，……其他一樣也不會。”這種思想，還不把知識分子趕盡殺絕嗎？
由於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這種錯誤認識和偏見，總是把知識分子當作異己力量，各次政治運動批判、鬥爭的對象。建國以來，他接連不斷地對知識分子發動一次又要一次的批判運動。1950年對電影《武訓傳》和對陶行知的批判 ，1953年對梁漱溟的挖苦、謾罵，1954年對俞平伯、胡適關於《紅樓夢研究》的批判，1955年僅憑胡風與其友人的一些私人信件，就打出一個“胡風反革命集團”，同年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批判，1957年以知識分子為重點的反“右派”鬥爭，對馬寅初《新人口論》的批判，直到“文化大革命”序幕對吳晗《海瑞罷官》的批判等等。在對知識分子進行批判、鬥爭的同時，毛澤東似乎越來越鄙 薄知識和知識分子了。他曾多次講到這一類的話：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專家往往是落後的、沒有學問的、無創造性 的；對科學技術要信又不信，要打破對科學技術的神秘觀念，破除對專家教授的迷信，等等。他常借古喻今，以貶低知識和 讀書人。如說：明朝搞得好的，隻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兩個，一個不識字，一個識字不多，是比較好的皇帝；以後到了嘉靖，知識分子當政，反而不成事，國家就管不好。書讀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劉秀是一個大學生，劉邦是一個大草包。書是要讀，讀多了，害死人。另一方麵，對中國普遍文化科學素質較差的農民，估計過高。戰爭年代，農民的革命性高，對革命的貢獻很大。對於和平時期的建設，則應提高他們的科學文化水平。毛澤東不是這樣，而是籠統地要求 知識分子甚至工人、幹部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從事一些簡單的體力勞動，認為隻有這種“勞動化”，才有助於洗心革麵，脫胎換骨，改造世界觀。他對知識及其載體知識分子，都打上資產階級的烙印。認為知識分子不勞動化，思想感情就不能同工農打成一片，遇事就不能站穩立場。“大躍進”初期，他提出：“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文革”中更是讓知識青年統統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知識分子確實有一個接受勞動鍛煉的問題。從當時的提法看，所謂勞動主要是指體力勞動，一般並不把腦力勞動包括在內。幹部參加勞動也隻是參加體力勞動。正因為持這種錯誤認識，所以就不斷地把批判鬥爭的矛頭指向知識分子，把他們視為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徹底革命的對象。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除了江青搞的八個“樣板戲”外，幾乎所有文藝作品和社會科學著作，所有著名的有成就的教授、學者，無一不遭到“革命”，無一逃脫批判、打擊、迫害的命運。
向知識分子開刀
本文一開頭提到，毛澤東講了：對知識分子，“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那裏開刀的。”其實，拿知識分子開刀，並不是從“文化大革命”才開始的，至少 是在1957年毛澤東施展“陽謀”——反“右派”時就就向數十萬知識分子開過刀。他對此不僅沒有 一點欠疚之感，反而充滿十分的自豪感。1958年5月8日，中共中央八大二次會議期間，當林彪在他講話中插話：秦始皇焚書坑儒時，毛澤東說：“秦始皇算什麽？他隻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 殺掉一些反革命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 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有人罵 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符實際。可惜的是，你們說得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1後來平反的戴過帽子的“右派”達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占當時五百萬知識分子的九分之一。遠不是毛澤東說的超過秦始皇一百倍，而是一千二百多倍。這還沒有 使毛澤東解恨、過癮，他又發動“文化大革命”，本來 主要不是對知識分子 ，而是劉少奇、鄧小平等黨中央領導人，可是卻要從知識分子開刀。這一刀，不知多少知識分子死於刀下。
這裏僅就一篇題為《“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風骨》一文中提到的死於刀下的人，來對毛澤東的“開刀”作點注釋。此文的作者趙淮青說“十年浩劫中死於非命的作家學者和藝術界人士，那數字是驚人的，是駭人聽聞的，在世界曆史上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2
挨第一刀的是曆史學家吳晗。他因為積極響應毛澤東號召學習海瑞敢於講真話的精神，寫了《海瑞罷官》的劇本，被毛澤東毫無根據地說成是為廬山會議罷官的彭德懷翻案，發表由姚文元寫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點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之後吳晗就遭到批鬥，關進監獄，嚴刑拷打致死。他的夫人袁震、女兒吳小彥也被逼死。
與吳晗共事的北京市委副書記鄧拓，早在反右派時，他主持的《人民日報》因“引蛇出洞”不力，毛澤東曾批評他是“書生辦報”、“死人辦報”，當“文革”一起，有組織有預謀的口誅筆伐的誣蔑文章不斷在報紙和廣播上出現，他知道這是不可逃脫的在向他清算了，他隻得含冤自殺。
河北省作家協會主席遠千裏，被造反派監管，夜間他用剃須刀割斷動脈血管而死。
雲南大學校長、詩人、散文家李廣田，不堪造反派的侮辱，投湖自盡。
《人民日報》文藝部負責人、著名的集體筆名“馬鐵丁”主要撰稿人陳笑雨，蒙受批鬥，被逼下跪，挨打耳光，寫下“死了比活著好，死了更幹淨”之後，跳河自盡。
現代新聞出版界的先驅範長江、金仲華，新聞界著名的楊朔和政論家姚溱兩位先生，與鄧拓、陳笑雨相似，被逼得自殺。
“文革”初起，先是作家、翻譯家、音樂家一代文藝通才傅雷及其夫人朱梅馥雙雙上吊，憤然離開人世；接著是作家葉以群跳樓自殺。
曾任新華社新疆分社社長、著名詩人聞捷，在他的夫人跳樓之後，打開煤氣，把自己熏死了，年僅48歲。
來自延安，拍攝“開國大典”的著名攝影記者陳正清夫婦，著名 文學史家、武漢大學教授劉綬鬆夫婦，還有著名曆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翦伯讚（曾受過毛澤東讚揚的、還是毛澤東的湖南老鄉）夫婦，都是相扶相攜，成對一起自殺死亡。
在風景秀麗的燕園裏的北京大學，自從出現那張毛澤東讚揚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之後 ，全校被關被鬥的所謂“反動學術權威”達500多人，在那“紅色”恐怖的一段時期，天天都有跳樓和上吊的。
豈止是北京大學，單是上海音樂學院係主任一級的教授，自殺的就有五位。他們是：指揮係係主任楊嘉仁教授（妻子和卓如副教授同行）；鋼琴係係主任李翠貞教授；管弦係係主任陳又新教授；民族音樂理論係係主任沈知白教授。他們都是我國音樂界的精英，有幾位是憑著一顆愛國心和對共產黨的信任從海外歸國的。之後 ，這所學校又有17位教師死於非命。
在演藝界被譽為京劇“八大坤伶”之一的言慧珠，不堪淩辱，穿著戲裝上了吊。著名影星上官雲珠遭批鬥、挨毒打，造反派們專門打她動過手術的傷口處，使她心力交瘁，從高樓窗戶上衝了出去。評劇著名演員小白玉霜和黃梅戲中扮演嬌柔美麗七仙女的嚴鳳英，都憤然服毒藥，結束了那如花的生命。嚴鳳英還被誣為國民黨特務，在她死後，竟被解剖肚腸，搜查什麽微型發報機。河北梆子青衣泰鬥韓俊卿，被造反派逼她脫鞋襪，露出“小腳”走煤碴路，她回家就喝了敵敵畏，她唯恐死不快，又吞進一大包火柴頭。
電影《冰山上的來客》作者、赫哲族作家白辛，以自己寶貴的生命來對抗文化專製，寧死不屈。著名的作家老舍先生，在一場批鬥會上遭毒打後，自沉太平湖。蘇州的老作家、老藝術家周瘦鵑，當他在無數次的批鬥後，他那經營幾十年的“美的至極”的盆景藝術全被摔毀時，他憤然跳進自己庭院那口井中。
著名詩人、考古學家陳夢家、曆史學家李平心、“大右派”儲安平、小說《紅岩》作者羅廣斌、小說家孔厥等，不知有多少作家和學者在那“開刀”之後，死於非命。
上麵這些知識分子是被逼自殺的，還有折磨死的，瘐死牢獄的，活活打死的。比如趙樹理、邵荃麟、呂熒、陳翔鶴、肖也牧、韓北屏、侯金鏡、海默、司馬文森、陳寅恪、吳宓、馮沅君、陸侃如、潘光旦、馮文炳、巴人（王任叔）、阿英、魏金枝、豐子愷等都是被折磨死的。丁玲、沈從文、蕭軍、駱賓基、柳青等作家，雖死在“文革”之後，但也是因為在“文革”中受盡折磨，留下不愈創傷而致死的。
著名作家趙樹理，被造反派從疊摞的三張桌子的高處推下來，跌斷髖骨又打斷肋骨，肺葉也剌穿了，含冤去世。小說家、教授馮炳文雙目失明，無人照料，竟至餓死。作家海默，因無意中接觸到江青的秘史，造反派竟把他裝進麻袋，亂棍打死！
京劇藝術大師周信芳、蓋叫天、馬連良，著名電影藝術家鄭君裏、應雲衛、顧而已、舒繡文等都是活活折磨死的。
哲學家華崗、傑出的戲劇大師田漢、著名話劇導演孫維世等，是在獄中受盡折磨致死。孫維世死時，雙手反銬在背後，遍體鱗傷。
還有被“慢火燒烤”，即先被打入另冊，再加以精神折磨和肉體摧殘，直至把生命消耗殆盡。胡風、馮雪峰、聶甘弩、沈從文、路翎等作家，還有傑出的新聞界女戰士浦熙修、彭子岡等均屬此類。
以上簡略列舉的死於“開刀”之下 的知識分子，僅僅是全國知名度很高的作家學者和文藝家的一部分，在其他各界那些名氣不大、和大量一般的知識分子如大學、中學和小學教師、編輯、記者、醫生、科研人員、工程技術人員，再加上各級黨政機關的“走資派”等等，死於非命的，真是無計其數。
這裏僅提供一點很不完全的的統計數字：僅文化部直屬單位受害的就有2600多人，其中包括老舍、潘天壽等著名的作家、藝術家九十多人被整死；據27個省、市不完全統計，教育界的幹部、教師受害的達14萬多人，致死的7682人；中國科學院直屬單位和有關科研單位，受害的科研人員5300多人，其中包括著名地球物理學家趙九章、冶金學家葉渚沛、昆蟲學家劉崇樂、理論物理學家張家燧等被迫害致死。僅衛生部十四所高等醫藥院校，共有教授、副教授674人，受害的556人，其中致死的36人。1
在金石開編著的題為《曆史的代價——文革死亡檔案》的序言中，提到“整理和研究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34766人的死亡檔案，從這樣一個特殊的也是血淋淋的角度來剖析我們民族的那場浩劫，卻依然需要極大的政治勇氣和犀利的思想之劍。”2這使人知道，“文革”中死於非命且有檔案的，至少有34766人。還有那些被整死後根本沒有檔案的呢？單說在江青提出 “文攻武衛”後，全國各地真槍實彈打派仗而被打死的，究竟有多少，隻有天知道了。
也有曆盡“文革”折磨，在那“刀下”大難不死的。這裏隻舉兩個例子。一個是北京大學東方語言學係係主任一代宗師季羨林教授，在多次遭到批鬥後，決心去北京大學後麵的圓明園的大葦坑中服毒自殺。正要出門，來了幾個造反派押去批鬥，算是救了他的命。隨著“把季羨林押上來！”一聲吼，他的兩臂被擰在背上，一隻手壓住他的脖子不準抬頭，隻準彎腰，接著就是挨拳擊、腳踢。一次一個打手用膠皮裹著自行車鏈條，瘋狂地把季先生暴打一頓，頭上的眼耳鼻嘴各個部位打遍了。另一個例子是敦煌藝術研究院院長兼蘭州藝術學院院長、著名畫家常書鴻先生，滿口牙齒被打掉，被打得鼻青眼腫，脊椎打傷不能站立，還要他喂豬。他隻能用老羊皮包住膝蓋，脆著爬行。他每天跪著把豬食煮熟，打到盆裏，端起往前放一步，爬下再往前送一步，這樣一端一爬地送到豬跟前，倒給豬食，再往回爬，端第二盆。先生一天到晚，就這樣不停地來回爬。這簡直是遭遇到了豬狗般的虐待。後來是因為著名華裔英籍女作家韓素音來華，向周恩來提出要見常書鴻，他才有幸“解放”。
恁什麽要向知識分子“開刀”？他們為什麽要遭受瘋狂的摧殘？他們犯了什麽法？有什麽罪？後來的平反說明，他們什麽法也沒有犯，什麽罪也沒有。不經過任何法律程序，不作任何的查實取證，就把這些中華民族的精英往死裏整。在口口聲聲要反對的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國家裏，能出現這樣的人為的災難嗎？號稱有無比優越性而且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要好千百萬倍的社會主義國家，出現如此慘烈的劫難，不是天大的諷刺嗎？
為什麽要這樣虐待知識分子？難道就是因為他們在舊社會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嗎？在舊社會，有誰不是受的這種教育呢？是他們不接受思想改造嗎？他們誰也沒有說不接受思想改造的話呀！那麽，究竟是為什麽呢？從幾十年前延安整風時的一篇《文獻》中，似乎可以找到一點答案。這一篇文章說：“書是不會走路的，也可以隨便把它打開或者關起，這是世界上最容易辦的事情。這比大師傅煮飯容易得多，比他殺豬更容易。你要捉豬，豬會跑，（笑聲）殺它，它會叫，（笑聲）一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笑聲）隨你怎樣擺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這樣容易辦的事呀？”讀了這些話，知識分子隻能自慚形穢。能自慚行穢就好，表明你有了一點進步，這正是提高革命覺悟的開始。再學習了另一篇文章，又叫知識分子必須覺悟到自己連靈魂也不如工農。文章說：“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那時我覺得世界上幹淨的人隻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這時，隻有這時，我才根本地變化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
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幹淨。”1據此，李普在一篇文章中得出結論：
那麽，知識分子與工農的差別究竟在哪裏呢，何以知識分子就不幹淨呢？毛澤東把答案說得清清楚楚，那就是：知識分子讀了書、從書本上得來了知識，工農沒有這些，雙方的差別就是這一點。換言之，讀了書就有罪，有知識就有罪，如同基督教所說的人人有“原罪”一樣。老人家承認自己也有這個“原罪”。他說“我是個學校裏學生出身的人”，這是他那“原罪”的根源。又明白無誤地再加闡釋，說他那肮髒的思想感情是那些“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
“文革”時期的學生是在紅旗下長大的，多半不知道延安時期那些事。但是，建國以後，早在1952年春天的“五反”運動中，毛澤東就得出了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成為國內主要矛盾的結論。這就是說，民族資產階級不再是“朋友”而成了“敵人”。1953年6月，毛澤東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進一步肯定了他那個結論。到了1966年5月，“文革”前奏之一的毛澤東“五七批示”又昭示：“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所以革命小將、革命中將和革命老將們的所作所為，包括那樣對待知識分子、那樣對待自己的老師，都是貫徹執行最高指示。他們那樣野蠻、那樣暴虐、那樣殘忍，都是有來由的，對階級敵人能心慈手軟嗎？2
雖說毛澤東也有時談到要重視知識分子，但從幾十年的曆史總體來看，毛澤東的思想深處，是歧視、仇視知識分子的。這從曆次政治運動都是整知識分子的一貫性可以得到充分說明。了解黨史的人知道，屢次整知識分子，這不過是毛澤東曆來已久的極左思想的反複表現而已。《毛澤東選集》開篇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原文中，充滿了敵視知識分子的觀點。原文把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看作“極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甚至在部份北伐軍中還提出了“打倒知識階級”的口號。3隻是，在1951年毛澤東將此文收入《毛選》時，卻把這些文字盡數刪去。
“原文”把中國社會各階級劃分為五大類：大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大資產階級”是指買辦階級、大地主、官僚、軍閥和反動派知識階級，而以“反動派知識階級”為重點。“原文”指出：“反動派知識階級──上列四種人附屬物，如買辦性質的銀行工商業高等員司，軍閥政府之高等事務員，政客，一部份東西洋留學生，一部份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大律師等都是這一類。這一個階級與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乃極端的反革命派。”
毛澤東在“原文”中把以下社會群體稱為“中產階級”：“高等知識分子──華商銀行工商業之從業員，大部份東西洋留學生，大部份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小律師等都是這一類。。”他進一步把這類知識分子區分為右翼和左翼：小地主家庭出身的留學生和大學生是“中產階級的右翼”，因為他們“染受了許多資本主義國的洋氣”，而且與教會、買辦階級有聯係；“中產階級的左翼，即與帝國主義完全無緣者。”在“原文”所列的表格裏，關於中產階級“對於革命的態度”一欄中說：“右翼鄰於反革命，左翼有時可參加革命，然易與敵人妥協，全體看來是半反革命。”毛在“原文”的結束語中還說：“那搖動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應該把他當做我們的敵人──即現時非敵人也去敵人不遠；其左翼可以把他當做我們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們要時常提防他，不要讓他亂了我們的陣線！”毛指出，全國四萬萬人中，“大資產階級”一百萬人，“中產階級”四百萬人。“我們真正的敵人有多少？有一百萬。那可友可敵的中間派有多少？有四百萬。讓這四百萬算做敵人，他們也不過有一個五百萬人的團體，依然抵不住三萬萬九千五百萬人。”可見，毛是把“中產階級”當作敵人的。但他在“修改稿”中卻把所有關於“高等知識分子”的種種分析評論全部刪去。 1
由此可見，毛澤東敵視知識分子，是有曆史根源的。
撥亂反正
從十年動亂結束後的 1977年開始，特別是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在撥亂反正、徹底 糾正“左”傾錯誤的過程中，嚴肅地檢討和審查 了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嚴重失誤，恢複了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科學論斷，重新確立了正 確的知識分子政策。
1977年5月 24日，還沒有恢複領導職務的鄧小平，在同中央兩位同誌談話時說，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反對不尊重知識分子的錯誤思想。他明確指出：“從事腦力勞動的人也是勞動者。”2這無疑是對多年來輕視知識、歧視知識分子，甚至把知識分子錯誤地劃入剝削階級範圍的否定，也是對“兩個估計”的徹底否定。
1978年3月 18日，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上莊嚴宣布：知識分子“總的來說，他們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知識分子，因此也可以說，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3從而，糾正了毛澤東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錯誤和偏見。
同年11月，中共中央組織部在《關於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幾點意見》中指出：“我國現有的知識分子隊伍，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解放後黨培養教育出來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出身於勞動人民家庭。即使是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經過黨的長期教育和業務實踐，經過二十多年的考驗和鍛煉，在世界觀的改造上也有了很大進步。在現有的知識分子中，……絕大多數，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個文件還指出：“二十多年來，我國廣大知識分子，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滿腔熱情地從事科學文化教育事業，就是在遭受林彪、‘四人幫’嚴重迫害，工作極端困難的條件下，許多人仍然堅守崗位，表現出很高的政治覺悟。他們不愧是工人階級自己的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隊伍，是黨的依靠力量。”4
同時，黨中央果斷地廢止了過時的“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確立了對知識分子在“政治上一視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關心照顧”的正確方針。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對知識分子的最基本的政策。
在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對於知識分子問題，作了這樣的曆史性總結：“要堅決掃除長期間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登峰造極的那種輕視教育科學文化和歧視知識分子的完全錯誤的觀念，努力提高教育科學文化在現代化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確肯定知識分子同工人、農民一樣是社會主義事業的依靠力量，沒有文化和知識分子是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的。”5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鄧小平依據馬克思主義原理，把握當今時代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大趨勢，在恢複“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提法的同時，明確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為我國製定“科教興國”戰略提供了依據，也為知識分子在我國今後發展中所居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頁。
2《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620頁。
3《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頁。
4《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1436—1437頁。
1《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 326頁。
1《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166頁。
2《人民日報》1956年1月30日。
3 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07頁。
4《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09頁。
1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1977年版，第425、42頁。
2轉引自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9頁。
3轉引自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 的《中國共產黨七十年的曆程和經驗》第355頁。
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頁。
1 《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3頁注釋第285條。
2 《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 323－324頁。
3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996頁。
1《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4頁。
2《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 365－368頁。
1見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回顧》下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6-1007頁。
2龔育之：《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的廣州會 議》，載《百年潮》1999年第1期。
3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7頁。
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頁。
2 《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 ，第1010、1011頁。
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頁。
1轉引自李銳：《“大躍進”親曆記》，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296頁。
2《炎黃春秋》2000年第二期第13頁。
1見譚宗級等：《十年後的評說——“文化大革命”史論集》，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2頁。
2金石開編著：《曆史的代價——文革死亡檔案》，大地出版社1993年版第1 頁。
1《毛澤東選集》第三卷1953年版第873頁。
2李普《評北京大學那最無光的一頁——讀季羨林〈牛棚雜憶〉書後》，《炎黃春秋》2002年第10期第33-34頁。
3 見《現代評論》1927年1月發表的張奚若的“中國今日所謂知識階級”，1927年2月發表的宇文的“打倒知識階級”。
1原文載於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
2《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頁。
3《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頁。
4《知識分子問題文獻選編》第 53頁。
5《中共黨史學習文獻簡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第35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