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翻雲覆雨毛澤東==27

27、先是批判個人崇拜，後來卻“主張個人崇拜”

 一、讚成反對個人崇拜

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作了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在報告中，揭露和批評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毛澤東以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為借口，對蘇共的這一重大舉措持保留意見。但對赫魯曉夫克服個人崇拜所作的努力，還是肯定的。認為赫魯曉夫有膽量，敢去碰斯大林，揭了蓋子，搬掉了多年來壓在人們頭上的大石頭。鑒於蘇聯的教訓，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又一次重申：不要用人名去作地名，不許發一切致敬電，不要提英明領導，不要用“馬、思、列、毛”的提法，不要迷信權威。在他的主持下，經政治局討論由毛澤東親自修改寫成《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一文，對個人崇拜這種曆史現象作了深刻的分析。文章說：

“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在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二十次代表大會非常尖銳地揭露了個人崇拜的流行，這種現象曾經在一個長時期內的蘇聯生活中，造成了許多工作上的錯誤和不良的後果。蘇聯共產黨對於自己有過的錯誤所進行的這一個勇敢的自我批評，表現了黨內生活的高度原則性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生命力。”“中國共產黨慶祝蘇聯共產黨在反對個人崇拜這一個有曆史意義的鬥爭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我們也還必須從蘇聯共產黨反對個人崇拜的鬥爭中吸取教訓，繼續展開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個人崇拜是過去人類曆史所留下的一種腐朽的遺產。個人崇拜隻在剝削階級中間存有它的基礎，也在小生產者中間有它的基礎。”“我們需要建立一定的製度來保證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從而避免脫離群眾的個人英雄主義，減少我們工作中脫離客觀實際的主觀主義和片麵性。”

在毛澤東對這篇文章修改稿中，還特地寫有這樣一段：“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後期，愈陷愈深地欣賞個人崇拜，因而發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錯誤：在肅反問題上擴大化；在反法西斯戰爭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對於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和農民的物質福利缺乏應有的注意；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特別是在南斯拉夫問題上作了錯誤的決定。斯大林在這些問題上，陷入了主觀性和片麵性，脫離了客觀實際狀況，脫離了群眾。”（《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六冊第62頁。）毛澤東把斯大林搞個人崇拜濫殺無辜等嚴重罪行僅僅說成是什麽“主觀性和片麵性”，好像隻是思想認認識問題，是完全不對的，但畢竟還是批評了斯大林“違反黨的民主集中製，違反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製度”，表明毛澤東對個人崇拜問題是持反對態度的。

中共八大也曾公開表示反對個人崇拜，並做了過明確的闡述。鄧小平在八大《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說：

“黨的民主集中製的另一個基本問題，是各級黨組織中的集體領導問題。列寧主義要求黨在一切重大的問題上，由適當的集體而不由個人作出決定。關於堅持集體領導原則和反對個人崇拜的重要意義，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作了有力的闡明，這些闡明不僅對於蘇聯共產黨，而且對於全世界其他各國共產黨，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很明顯，個人決定重大問題，是同共產主義政黨的建黨原則相違背的，是必然要犯錯誤的，隻有聯係群眾的集體領導，才符合於黨的民主集中製原則，才便於盡量減少犯錯誤的機會。”

鄧小平還說：

 “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麽嚴重的惡果。我們黨從來認為，任何政黨和任何個人在自己的活動中，都不會沒有缺點和錯誤，這一點，現在已經寫在我們黨章草案的總綱裏去了。因為這樣，我們黨也厭棄對於個人的神化。……當然，個人崇拜是一種有長遠曆史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也不會不在我們黨的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真正鞏固領導者同群眾的聯係，使黨的民主原則和群眾路線，在一切方麵都得到貫徹地執行。”[1] 這是毛澤東也都舉手讚成的，黨的全國中代表大會通過具有法律效力的報告和決議。

1956年9月在接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盟代表團時，毛澤東談到這個問題時說：“對斯大林的批評，我們人民中有些人還不滿意。但是，這種批評是好的，它打破了神話主義，揭開了蓋子，這是一種解放……大家都敢講話了。”

接著，毛澤東說到自己在中國、在黨內的問題：“我國很少有人公開批評我，我的缺點和錯誤人民都原諒。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我們雖然也有命令主義、官僚主義，但人民覺得我們做的好事總比壞事多，因此人民就多予歌頌，少予批評。這樣就造成偶像，有人批評我，大家就反對他，說是不尊重領袖。我和中央其他同誌平均每天能收到三百封信，其中總有幾封信是批評我們的，但這都不署名，或署假名，他們並不怕我整他，而是怕周圍的人整他。”從上述事實來看，這時的毛澤東，似乎是反對個人崇拜的。 

 

二、一反剛表示的反對個人崇拜，竟然說“我是主張個人崇拜的”

 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中表明了反對個人崇拜，到年底發表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時，就不再提反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據負責起草此文的康生講：這時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發生了變化，不再主張反對個人崇拜而是“主張個人崇拜”了。

1958年3月 10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提出了還有“正確的個人崇拜”的概念。毛澤東說：“赫魯曉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種壓力。中國黨內多數人是不同意的，還有一些人屈服於這種壓力，要打倒個人崇拜。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裏，為什麽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個人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現在既有個人崇拜，也有反個人崇拜。反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反對不正確的個人崇拜，一種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則很舒服。問題不在於個人崇拜，而在於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體領導也不成。我們黨在曆史上就是強調個人作用和集體領導相結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鳴，有個人目的，就是為了想讓別人崇拜自己。列寧在世時，許多人批評他獨裁。說：政治局隻五個委員，有時還不開會。列寧回答很幹脆：與其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因此，隻要正確，不要推，不如我獨裁;也開點會，不全是獨裁就是。不要信這個邪，你反對個人崇拜，反到天上去，無非想自己獨裁。”2

就在這次在成都會議上，陳伯達有個長篇發言，其中講到王明說延安整風，搞出了兩個東西：一個民族主義，一個個人崇拜。毛澤東插話說：“說個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點。”陳伯達在說到我們是國際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有權威，有代表人，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並不是個人崇拜。毛澤東接過話茬說：“怎麽不是個人崇拜？你沒有個人崇拜怎麽行？你又承認恩格斯，你又反對個人崇拜。我是主張個人崇拜的。”3 

一講反對個人崇拜，就是“有個人目的，就是為了想讓別人崇拜自己”。這個帽子一扣，誰還敢談反對個人崇拜？而且，把八大通過的修改黨章報告中反對個人崇拜的正確主張徹底推翻了。毛澤東的講話，不僅不能反對個人崇拜，還要“主張個人崇拜。”

 毛澤東的這番頗有理論色彩的關於“正確的個人崇拜”、“主張個人崇拜”的講話，由於他在黨內的威望，也由於在黨內包括黨的高級幹部的理論水平不高，是很能征服人的。於是立即有人附和，最具代表性的是時任上海市市長、中央委員的柯慶施說什麽：“我們對毛主席的信仰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對毛主席的服從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他的這種胡說，毛澤東並沒有給予批評，而是聽之任之。不久還把柯慶施選為政治局委員。

毛澤東的這些講話，是一種奇談怪論。他混淆了個人崇拜與相信真理、個人崇拜與個人權威的概念。是在偷換概念，在哲學上叫做詭辯論。個人崇拜就是個人迷信、神化個人，把一個人當作神來祭祀，在國外個人崇拜（person  cult）與邪教是同義詞，從來就沒有什麽“正確”的。馬克思主義反對個人崇拜，也就是反對個人迷信，反對無限誇大某個人的作用，把他奉若神明，讓人盲目服從，容不得不同意見。稍有異議，就利用手中的權力置之於死地。個人崇拜與個人專製是聯係在一起的。一當出現個人崇拜，就有人淩駕於組織之上，淩駕於中央之上，個人的民主權利，黨內的民生生活、國家的民主製度，統統蕩然無存。毛澤東的這番怪論，正是他獨斷專行、無法無天，輕率發動“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思想根源。“大躍進”的破產，“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正說明毛澤東的所謂“正確的個人崇拜”的荒謬。 

 1970年斯諾再次來中國的時候，毛澤東向他談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往事時說：“那個時候的黨權，宣傳工作的權，各省的黨權，各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的權，我也管不了。所以那個時候無所謂個人崇拜。倒是需要一點個人崇拜。”

 他還說：“對他的個人崇拜，過去是為了反對蔣介石，我們這邊總需要樹立一個人啊。樹立陳獨秀不行，樹立瞿秋白，不行，樹立李立三，不行，樹立王明，也不行，那怎麽辦啊？總要樹立一個人來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革命不能勝利啊。”毛澤東在這裏把需要領袖與需要個人崇拜又混為一談。革命領袖和維護革命領袖的威信，都是需要的；但對於革命領袖需要當做神來崇拜，那就錯了。對任何人搞個人崇拜都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

他說：“總要有個人崇拜嘛！你斯諾沒有人崇拜你，你就高興啦？你的文章、你的書出來沒有人讀你就高興啦？總要有點個人崇拜，你也有嘛。”“你們美國每個州長、每個總統、每個部長沒有一批人崇拜他怎麽混得下去呢！”1

毛澤東在這裏又一次把個人威信同個人崇拜混為一談。

 毛澤東所說的黨權、宣傳權、省權、地方權，特別是說北京市的權不在他手裏，是不符合事實的。無非是說他指使江青去找姚文元寫的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北京市沒有轉載；他又叫印成小冊子，向全國發行，上海向全國征訂時，北京又沒有征訂。引起毛澤東的不滿，說北京市“針插不進，水潑不過”的“獨立王國”。北京市作為首都的各家報紙，為什麽一定要轉載上海地方報紙的文章呢？既沒中央的指示，也沒有以毛澤東的名義向北京市領導打招呼，怎麽就是你毛澤東“也管不了”呢？何況，這事還是背著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幹的。實際上，毛澤東一直掌握著黨政軍的最高權力。如果沒有這一條，毛澤東就難以抗衡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數，“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發動起來。

說“那個時候無所謂個人崇拜”，也是不符合事實的。如果真是“那個時候無所謂個人崇拜”，毛澤東就不能利用廣大幹部和群眾對他的迷信，就不會有盲目狂熱的紅衛兵被驅使作急先鋒。胡耀邦在黨的十二大報告中說：“從五十年代後期開始，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特別是黨中央的政治生活越來越不正常，終於導致十年內亂。”2

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首先是由他自己在成都會議上的那些講話所倡導起來的，其次才是林彪之流投其所好，而在全社會掀起的。 1959年廬山會議後更嚴重地發展起來了。廬山會議上錯誤地批判彭德懷後，林彪當了國防部長，主持軍委工作。他一上台就大搞個人崇拜。林彪在“突出政治”和大學毛主席著作的名義下，突出宣傳毛澤東。他的這些搞法，得到毛澤東的讚賞。毛澤東說：“解放軍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經林彪同誌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之後，比較過去有了一個很大的發展，更具體化又更理論化了。”他號召全國學習人民解放軍。林彪利用這個機會，把個人崇拜的一套從軍隊推向全國。

 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斷是互為條件、互相促進的。權力是崇拜的基礎。黨的領袖掌握著至高無上的權力，而不受任何製約，又是實行的終身製，他的一句話可以使人飛黃騰達、青雲直上：他的一句話也可以把人打入地獄，置人於死地。這就必然產生一些心術不正、阿腴獻媚之徒。如林彪、康生之流，為博取毛澤東的賞識和歡心，一麵鼓吹什麽“頂峰”、“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第三個裏程碑”：另方麵，混淆黑白，顛倒是非，造謠誣蔑，殘害忠良。林彪個人筆記本上寫的“得一人者得天下”，“勿講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眾’，他一個人頂億萬人，所以和他的關係搞好了，就等於對群眾搞好了，這是最大的選票。”正是個人崇拜下造就的奸臣們圖謀利祿的哲學。

 個人崇拜同民主和法製是根本對立的。個人崇拜下領袖被神化，具有超凡的智慧，擁有絕對的權威，他的任何講話都是“最高指示”，都具有法律般的強製性。“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稍有懷疑或非議，就是“惡毒攻擊”、“現行反革命”。毛澤東一句“造反有理”，神聖莊嚴的國家憲法，就被撕毀；全國黨的各級黨委和政府，都受衝擊；各級領導幹部都被當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揪鬥；他說了一句“打倒閻王殿”，中共中央宣傳部就被砸爛。人民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民主、黨的民主集中製和集體領導蕩然無存。

 從以前毛澤東的言論來看，他不是不知道個人崇拜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對林彪那個殺氣騰騰和大肆讚頌毛澤東的“五一八講話”，也還清楚把他吹捧成神的不對。他在給江青的信中說：“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下去，他是專門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那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曆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是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吧！”“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麽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凶，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隻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了。我就在20世紀60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麵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身碎骨的，那也沒有什麽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

 這一席對最親近的人講的肺腑之言，表明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被吹成了“共產黨的鍾馗”是不對的，這不正是與西方把個人崇拜與邪教同義一樣、自己已經成為邪教的首領了嗎？但為了“打鬼”、“打倒右派”，也就是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中央領導和大批高級領導幹部，那也就隻有認了，而且還“準備跌得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也就是說，他明知不對，但還是經他批準把林彪的講話作為中共中央文件下發了。這隻能說明，他是要利用個人崇拜，以達到他個人淩駕於黨中央領導集體之上，便於個人集權和運用這種不受任何約束的巨大權力，以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三、林彪投毛澤東所好，掀起造神運動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澤東公開“主張個人崇拜”。這，等於發布聖旨，自然就會欣賞搞個人崇拜的奸臣賊子。林彪之流就順應而生了。 建國以後，林彪一直在養病，他弱不禁風，且不說擔當黨國大事，就是正常的上班都不行。可是卻得到毛澤東的賞識，予以特殊的重用。自從1958年3月毛澤東發表了什麽“正確的個人崇拜 ”高論後，1958年5月召開的八屆五中全會上，毛澤東提議增補林彪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向毛澤東寫了“意見書”，這本是一個黨員的起碼權利，卻被毛澤東認為是對他的挑戰，是在向他“下戰表”、“要鞭我的活屍”。把彭德懷打成“反黨集團”的頭子。此時，林彪本來並沒有參加此次會議，卻被毛澤東作為“援兵”招來，他知道自己應扮演的角色，自然地狠批彭德懷，以表示效忠毛澤東。廬山會議以後，林彪取代彭德懷，於1959年9月17日，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並主持軍委工作。

 廬山會議以後，軍委總政治部發布《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1959年11月27日）的學習文件，其中專門講“階級政黨與領袖的關係，領袖的作用和意義”的部分：

文件說“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借口反對所謂個人崇拜，來否認革命領袖的作用，實質上是企圖破壞毛澤東同誌的領導威信，妄想由他們自己竊取領袖的地位，從而破壞社會主義建設”。這無疑是說，誰要是反對個人崇拜，那就是嚴重的罪行。

文件說“革命領袖的威信，和黨的、階級的威信是不可分離的”，“所謂‘反對領袖不等於就是反黨’的謬論，是反黨野心家別有用心的胡說”。這就是說，對毛澤東的任何嚴重錯誤，都不能作提出一點意見更不能批評，隻能歌功頌德。如果誰要提出意見，就是“反黨野心家。”

這一文件，由中共中央轉發全國“縣以上幹部閱讀”，從而在全黨、全國範圍擴大了它的影響力。後來，林彪利用他手中的權勢，進一步把個人崇拜推向荒謬絕倫的地步。

進入60年代，黨內領導人之間在若幹問題上出現分歧，毛澤東沒有反思自己的主張正確與否，而是歸咎於自己的權威被削弱了，認為“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他企圖通過加強個人崇拜的辦法，以進一步推行自己的主張。而林彪主持軍委工作以後搞了一係列助長個人崇拜的做法，恰恰符合了毛澤東的意圖。

 1960年12月，林彪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提出：“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並以“決議”形式發到全軍貫徹。由部隊開始，在全國範圍掀起“活學活用”的熱潮。這一時期，林彪關於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著作的一些講話，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如“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學毛主席著“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捷徑”，“是一本萬利的事情”，“要把毛主席的書當作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以及“活學活用”、“天天讀、天天用”、背“老三篇”等等。為“個人崇拜”大造了輿論。

 黨內的有識之土，曾對林彪的這一套錯誤做法進行了抵製，甚至是公開的批評。正如後來鄧小平所說：“林彪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羅榮桓同誌首先表示不同意，說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學精神實質。當時書記處討論，讚成羅榮桓同誌這個意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頁。 1毛澤東知道這件事後，不僅沒有批評林彪的錯誤主張，反而批示總政“照林彪同誌意見辦理”，並在一次會議上表揚林彪“提出了幾個很好的部隊建設的措施”。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也稱七千人大會。與會幹部就毛澤東輕率發動“大躍進”以來出現的許多嚴重問題，向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黨中央提出批評，毛澤東雖然也號召發揚民主，“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幹一稀，大家滿意”，並作了自我批評，但內心裏根本不認錯，甚至對批評很反感。這從“文革”初期，江青曾講毛澤東“七千人大會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可以得到印證。就是由於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比較實事求是地承認了一些缺點。對於造成困難的原因，他轉述農民的話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一說法，等於把毛澤東推到被告席位上，他自然十分腦怒，就是江青說“憋了一口氣”。毛澤東後來對斯諾說，要打倒劉少奇的決心，就是在此時定下的。

  在七千人大會上林彪摸準毛澤東這一心理，為之大唱讚歌。他麵對“大躍進”造成的巨大損失，輕描淡寫地說：“減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們在精神上卻得到了很大收入”，並竭力為毛澤東開脫責任，他在講，“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麵，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最後林彪提出一個有很大影響的公式：“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幹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幹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曆史，就是這麽個曆史。”1這個公式不僅把黨和革命的一切勝利歸於毛澤東個人，而且把毛澤東在一定曆史時期內代表正確方向，誇大為不再需要實踐檢驗，永遠正確的真理化身。林彪與眾不同的講話受到毛澤東的賞識。1962年3月20日，毛澤東在審閱林彪講話整理稿後，致信田家英、羅瑞卿，指出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2

在眾人都在批評毛澤東的時候，來了林彪的這一顛倒是非的獻媚講話，其喜悅之情溢於言表。

1962年 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進一步提出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指出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這一思想立即得到林彪的擁護和響應。

林彪提出的所謂“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澤東思想，就是抓階級鬥爭”，就是“毛主席怎麽說，我就怎麽做”；並表示要“處處突出政治，事事突出政治，時時突出政治”，“年年突出，永遠突出”。就是說，誰要對毛澤東的錯誤有什麽批評，就可以扣上“反毛澤東思想”的帽子，就要以“抓階級鬥爭”的方式來鎮壓。

林彪授意《解放軍報》於1966年2月3日至4月5日，連續發表7篇“突出政治”的社論。其“五論突出治”集中宣傳了林彪關於個人崇拜的觀點：“毛主席的話，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毛主席的話一定要堅信不疑，堅決照辦。讀毛主席的書，不是一般地讀書。一般地讀書，可以執行，也可以不執行。指示就必須執行，最高指示就尤其要執行。毛主席的書，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麵都有，照辦就行了。”

1966年9月18日，林彪在接見高等軍事學院、政治學院和總政治部宣傳部負責同誌的談話中說：“毛主席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高得多。現在世界上沒有那一個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洋人、古人那裏有毛主席高？那裏有這樣成熟的思想？毛主席這樣的天才，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毛主席是最大的天才。”

1966年12月17日，《解放軍報》刊載林彪署名文章《〈毛澤東語錄〉再版前言》，開篇即是：“毛澤東同誌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誌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至此，創造了極為濃厚的個人崇拜氣氛，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做了充分的輿論準備。

 以後，把毛澤東吹棒得更加神化了。例如，“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主席的書，是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在全國，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偉大的人物。”“毛澤東思想是人類的燈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銳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 

 於是，在神州大地，50年代末形成的個人崇拜，到60年代由林彪推波助瀾，進入狂熱的“新階段”，連續十年出現一種世界各國所僅見的愚昧荒誕現象：全國人民都瘋狂了似的，各個地方都被一片濃厚的宗教氣氛所籠罩，到處盛行著“早請示”、“晚匯報”，大會小會敬祝“紅太陽萬壽無疆”，男女齊唱“語錄歌”，老少共扭“忠字舞”。這些當年的社會醜陋行為，現在40歲以下的中國人大概都不太知道了，特予注釋如下：

 “三忠於”、“四無限”，是“文化大革命”時期風行的口號。所謂“三忠於”就是：“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忠於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的革命路線！” 所謂“四無限”，就是“無限敬仰毛主席！無限熱愛毛主席！無限崇拜毛主席！無限忠於毛主席！”

 “早請示”、“晚匯報”，是“文化大革命”時期風行的一種帶宗教色彩的向毛澤東表忠心的儀式。許多人家在屋子裏供上毛澤東的畫像或塑像，每天早晚兩次，全家人手持“紅寶書”（《毛主席語錄》），站在毛澤東的像前，口中念念有詞。早上叫“請示，即向毛澤東請示今天我應該幹什麽；晚上叫“匯報”，即向毛澤東匯報這一天自己幹了些什麽事。

“語錄歌”，是以毛澤東語錄為詞的歌曲。

“忠字舞”，是一種向毛澤東表忠心的舞蹈。當時 一些狂熱的群眾覺得千言萬語也難以表達自己對毛澤東無限崇敬之情，禁不住手舞足蹈起來。一時期，男女老少，不分地點、場合，動不動就跳了起來，像是著了魔似的。

  某報1968年4月13日的報道，生動地記錄了這一具體的曆史鏡頭：“3月23日7點30分，衛生科全體人員迎著初升的紅太陽，高唱《東方紅》，背《老三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莊嚴宣誓。手術室裏，四壁掛起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語錄。張某某念著毛主席 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安詳地躺在病床上，病人呼吸困難，在場首長立即用毛主席的教導：‘我們需要的是熱烈而鎮定的情緒，緊張而有秩序的工作’，鼓舞大家很快地查明了原因。……是瘤子上的膜，還是腹膜分不清，黨支部書記及時地用毛主席的教導激勵他們：千難萬難，有了毛澤東思想就不難，他們終於認清了這層是腹膜……”這與那些執迷邪教、裝神弄鬼的巫婆念叨咒語的愚蠢行為，有何區別？

 

 四、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是毛澤東自己鼓吹起來的

現在人們談到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問題，差不多的人都認為，這是由林彪鼓吹起來的，或者說早一點在延安時期是劉少奇等人先鼓吹的。這都不算錯。毫無疑問，林彪、劉少奇等人對此起了惡劣的作用，但是，起更為惡劣作用的是毛澤東自己。毛澤東不僅欣然接受別人對他的個人崇拜，而且自己帶頭尋機製造對自己的個人崇拜，而林彪、劉少奇等人鼓吹的對他的個人崇拜，隻不過是從毛澤東對自己鼓吹個人崇拜中得到啟示並跟隨其後的效仿罷了。試想，要是沒有毛澤東對自己鼓吹個人崇拜在前，能有其後林彪、劉少奇等人鼓吹的對他的個人崇拜嗎？

1、“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的發明權是毛澤東本人

最早宣傳毛澤東是劉少奇，他在1943年7月6 日 發表的紀念“七一”文章《清算黨內孟什維主義思想》中提出：“應該用毛澤東同誌的思想來武裝自己，並以毛澤東同誌的思想去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仍然用的是“毛澤東同誌的思想”。（劉少奇：《劉少奇選集》第300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兩天後發表的由毛澤東布置並經他審閱的王稼祥的文章，才減去三個字首次用“毛澤東思想”。1如此看來，“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的發明權其實就是毛澤東他本人。“毛澤東思想”，指的是以毛澤東名字來命名的一種思想體係，也是當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年寫的：“黨在奮鬥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領袖毛澤東同誌，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係——毛澤東思想。” 1945年4月至6月召開的中共七大，正式確立毛澤東自己命名的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的一切工作的方針，反對任何形式的教條主義或經驗主義的偏向。於是，“決議”所說的“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幹部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達到馬列主義基礎上的統一”，就統一到毛澤東思想這個馬列主義的基礎上了。這不僅僅是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要統一到毛澤東思想上，而是一切工作都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方針。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黨中央還作了一個決定：毛澤東“有最後決定之權”。2這個決定是從有了毛澤東自己製造的“毛澤東思想”來的。“毛澤東思想”已在黨章寫明：也就是“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是“作為自己的一切工作的方針”。這個思想的主人毛澤東，那就當然具有“有最後決定之權”。這就是說，一切重大決策，毛澤東說行，就行；毛澤東說不行，就不行；中央常委多數通過的決定，隻要毛澤東說不行，就作廢。於是，這個規定就造出來一個淩駕於黨中央之上的太上皇。毛澤東要推翻集體領導，隻要一句話。莊嚴的黨的八大通過的決定，毛澤東說改就改，以致毛澤東後來可以無法無天，為所欲為。

2、“毛主席萬歲”是他自己加上去的

李銳在一篇文章中說：“1950年頒布的‘五一節口號’，最後一個‘毛主席萬歲’是他自己加上去的。”1

毛澤東要求全黨全國人民喊他“萬歲”，表明他在公開製造個人迷信。

許多對毛澤東的回憶文章中，幾乎都認為，在延安時期和解放初期，毛澤東還是很謙虛的。我們都是這樣相信的。應該說，那個時候，毛澤東的確在許多方麵表現出比他他後來謙虛的形象，由此也才能團結黨內外廣大的有識之士。人們也隻能看到表麵，並不知道是否真的謙虛。現在從李銳提供的事實來看，隻能認為，毛澤東的謙遜，是表麵的，而在他的心底深處，卻是狂妄到頂。居然要人民像在封建主義時代對待皇帝那樣，對他高喊“萬歲”！也說明，他那帝王思想，已經按奈不住的要過一把皇帝癮。不等臣僚們來獻媚，寫上或叫喊“萬歲”，而是臉不紅，心不跳地自己來寫上“毛主席萬歲”！這裏，用得著毛澤東挖苦梁漱溟先生的一句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人不害羞，事情就難辦了。”2

3、毛澤東自己寫的：“我們無條件接受的是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

1966年6月2日為配合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人民日報發表的評論員文章中，毛澤東親自加寫了一段話。王力的回憶錄中寫道，“這一段是：‘我們無條件接受的是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對一切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製。’這是毛主席加的。這是非常重要的原則修改。”3這裏，毛澤東自己稱自己“毛主席”，自認為以他“為首的黨中央”才是“正確領導”，號召廣大群眾“無條件接受”。這是毛澤東對抗黨中央領導集體的絕好證明。當時毛澤東為了實現他非法搞垮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陰謀，不惜搞亂全黨全國。

 對此，毛澤東的同夥林彪也心知肚明，他說：“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老毛施陽謀外出，由劉（少奇）主持中央會議，經劉除“彭、羅、陸、楊”作第一步，再通過毛的政治鬥爭綱領文件，鏟除劉、周、鄧，這是毛的陰謀。”4但是全黨全國的廣大幹部和群眾，並不理解，當然也不可能識破他的陰謀，隻能按既往例行規定和紀律行事，聽從上級的指示，根本也分不清什麽是毛澤東為首的正確領導，什麽是劉少奇為代表的錯誤領導。

什麽是“毛澤東為首的正確領導”？按王力的說法：“毛主席的思想就是要把束縛群眾手腳的舊的機構、舊的紀律、舊的秩序打亂、摧毀，解放群眾的手腳，讓群眾直接揭露當權派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5一句話，要造反，要天下大亂，要胡作非為。對此，連林彪也說：“一月革命，上海奪權鬥爭，是“B52”授權眼鏡蛇、婆娘搞的。全國各處，從上至下、天南地北展開奪權鬥爭。誰奪誰的權？婆娘代“B52” 到處放炮，到處打、砸、搶、抓、鬥，到處埋下仇恨種子。”6

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一套是完全錯誤的。而毛澤東也未必不知道是錯誤的，卻要利用已經煽動起來的個人崇拜和對他本人的迷信，繼續製造迷信，要全黨全國廣大幹部和群眾“無條件接受”。為什麽說毛澤東自己也知道是錯誤的呢？從當時在毛澤東身邊的王力回憶錄可以等到印證。王力說，1966年國慶節晚上，看完焰火後，毛澤東“對我們說：‘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槍斃，我和你們一起槍斃。’談完後，在天安門城樓上照了相。1這可以說明，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其心底是發虛的。毛澤東是何等人物，從來就是指天奪地，豪情滿懷，信心十足。何曾有如此發虛過？即便如此，也要冒天下之大不韙，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

由於當年全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都反對個人崇拜，毛澤東也不得不出來表個態，支持蘇聯共產黨反對個人崇拜，跟著批評了幾句斯大林。實際上，這種批評，是言不由衷的，是完全不符合他那“主張個人崇拜”的心理的。所以，後來的事實證明，在斯大林搞個人崇拜，“違反黨的民主集中製，違反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製度”問題上，毛澤東比斯大林走得更遠、更遠，造成的惡果，比斯大林更嚴重。

 

五、怎樣看待毛澤東的謙虛？

有一種普遍的看法認為，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還是比較謙虛的，如果那時和他後來一樣橫行霸道，那就不可能團結黨內外廣大群眾，也不可能取得革命勝利。客觀存在地說，那時的毛澤東是有過一些謙虛的表現，但未必是真正的謙虛。這裏不妨就幾件有代表性的事情作一些分析。

第一件事是毛澤東恭請宋慶齡從上海北上來共籌建國大事，毛澤東給宋慶齡寫了一封邀請函，表現得十分謙虛。

這一封邀請函如下2：

慶齡先生：

重慶違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誠，與日俱增。茲者全國革命勝利在即，建設大計，亟待商籌，特派鄧穎超同誌趨前致候，專誠歡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駕蒞平，以便就近請教，至祈勿卻為盼！專此。

敬頌

大安！ 

 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此時的毛澤東能請來國母孫夫人參加新中國的開國典禮，在和國民黨的較量中，那是增加了多大的份量？自然十分高興。因此在給宋慶齡的信中表現得十分謙虛，充滿敬重、虔誠之情。後來宋慶齡由鄧穎超陪同來到北平，毛澤東親自到前門火車站迎接。是真的謙虛嗎？是真的“以便就近請教”嗎？非也。當後來宋慶齡對毛澤東的一些錯誤政策提出不同意見，毛澤東對宋也就翻臉不認人了。1955年11月，宋給毛澤東寫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對工商業的改造，共產黨曾向工商界許下長期共存、保護工商業者的諾言。這樣一來，不是變成 自食其言了嗎？資本家已對共產黨的政策產生了懷疑和恐懼，不少人後悔和抱怨。”毛澤東卻批示：“宋副委員長有意見，要代表資本家講話。”以後對反右派運動和文化大革命，宋慶齡都提出了批評，毛澤東一點聽不進去。新中國成立宋慶齡就任國家副主席，這是毛澤東親自過問的，可是到1959年4月，政治局21人中有18人讚成宋繼續擔任國家副主席，毛澤東卻反對，並說：“宋是我們民主革命時期的同路人，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她和我們就走不到一起了。從不讚成我們的方針路線到反對我們的方針政策路線。我們同她是不同的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宋慶齡給毛澤東和黨中央寫了七封信，表達她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感和指責。1970年3月，毛澤東對周思來說：“她不願意看到今天的變化，可以到海峽對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國，我不挽留。”1，毛澤東的這些批示和講話，還有一點謙虛態度嗎？毛澤東說“我們同她是不同的階級”，豈不是說，宋成了階級異己分子？要讓她去外國，豈不是要叫她滾蛋？一個對共產黨作過多重大貢獻的偉大女性，竟然要將她攆出國！對宋慶齡尚且如此，其他友人更不在話下。

第二件，在黨的八大的黨綱中，根據毛澤東本人的意見，不再提“毛澤東思想”的概念。

有人認為，這是毛澤東在當時反對個人崇拜的一種表現。其實，這也是鑒於形勢使然，並不是真正的謙遜。這從後來把八大黨綱不再提“毛澤東思想”，作為一項罪名扣到劉少奇和鄧小平頭上就證明。

1954年12月5日，經毛澤東審閱、修改的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一個通知中說“黨章已明確指出：‘毛澤東思想’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它的內容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同一的。毛澤東同誌曾指示今後不要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誤解。我們認為今後黨內同誌寫文章作報告，應照毛澤東同誌的指示辦理。”2

什麽是“以免引起重大誤解”？這時斯大林去世不久，斯大林不僅是蘇聯共產黨的領袖也是公認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袖，享有巨大威望。可是並沒有什麽“斯大林主義”或“斯思想”，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隻崇奉馬克思列寧主義，蘇聯共產黨也從不認可什麽“毛澤東思想”。在這種形勢下，要提出“毛澤東思想”，其他各兄弟黨會認為，中國共產黨是不是不再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這顯然極不明智。這就是毛澤東不再堅持提“毛澤東思想”的原因。

第三件，毛澤東對林彪鼓吹的“四個偉大”說“討嫌”。

那是毛澤東1970年12月18日，在會見美國作家、友好人士斯諾的談話中講的。他說：“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現在不同了，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比如什麽‘四個偉大’（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討嫌！”3

毛澤東說的“降溫”，說明他也感到對他的宗教式的崇拜搞得太過分了。比如說，大小集會開始時，必須人人手揮《毛主席語錄》，同聲高呼：“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每天要向毛主席早請示，晚匯報。每天上班後的第一件事是學習毛主席著作，叫做天天讀，雷打不動。唱語錄歌，跳忠字舞。到處都是毛澤東的語錄、標語、畫像、塑像，人人佩戴毛澤東像章。已經到了如此狂熱的程度，毛澤東還是認為，對個人崇拜仍然堅持是必要的。隻不過是“太過分了”，要“降溫”。

從表麵看似乎毛澤東在主張“降溫”。 其實，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最狂熱的時候是頭兩年，全國一片紅洋，到處都刷滿紅標語，到處都建毛澤東的塑像，人人都佩戴毛澤東頭像的像章，以他八次接見紅衛兵為標誌，他煸動全國青少年都可免費串連到北京來朝聖，把全國鐵路搞癱瘓。那時候，可以說全國瘋狂，怎麽不說“降溫”、 “討嫌”呢？

為什麽這時毛澤東要說“討嫌”呢？因為，這時全國正在開展批判陳伯達，實為敲打林彪的運動。這時，毛澤東對林彪已經“討嫌”了。

1970年8-9月的廬山九屆二中全會，以林彪為首的軍人集團和以毛澤東為後台、江青為首的“四人幫”之間發生衝突。林彪繼續造神，作了論天才的講話。他說：“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現在有人提出這個個問題，好像天才論不對。這如果是下麵個別人這樣說還情有可原，但如果是中央的人講的，就會影響全國，會引起混亂。”他的講話，是針對張春橋之前說過：“有人口口聲聲地說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發展了馬列主義；連赫魯曉夫都是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發展了馬列主義呢。這簡直是一種諷刺。”1林虎的講話，全會響應，大有要揪鬥張春橋之勢。

這些話以前講過多少年也沒有事，這次，毛澤東不願意聽了，又不便直接敲打林彪，就把為論天才找了幾條馬克思主義有關語錄的陳伯達揪了出來，並勒令林彪手下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到幾員大將檢討。為什麽會這樣呢？吳法憲回憶說：“毛主席幾次說：‘陳伯達的威信太高了，要把他拿下來。’現在想起來，不是陳伯達而是林彪威信太高了。毛主席看到我們對江青及‘文革’日益增長的對立情緒，感到不安，據說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到人曾多次向毛主席進言說：‘軍隊現在的勢力太大了，這樣下去是一個威脅……。這些因素是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撥亂反正’，決心把林彪和我們逐步‘鏟除’的原因。”2

這說明，因林彪講毛澤東是天才引起毛澤東要‘鏟除’他及其一夥，跟斯諾講“四個偉大”的“討嫌”是同一個意思。所謂“討嫌”，並不是真正“討嫌”“四個偉大”，而是借此表示他“討嫌”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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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229、235頁。

2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10日。參見李銳著：《“大躍進”親曆記》，第173－174頁。 

3李銳著：《“大躍進”親曆記》，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200頁。

1 《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頁。

2《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義件匯編》，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4頁。

 

 

1《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07、108頁。

2見逢先知、金仲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202頁。 

1 徐則浩：《王稼祥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版, 第375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決定》，1943年3月20日。

1（李銳：《如何看待毛澤東——哈佛大學2003年舉行的毛澤東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書麵發言》，載李普、丁東主編《大哉李銳》時代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3月版，第471頁。

2《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1頁。

3《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602頁。

4《爭鳴》二00六年第十期。

5《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602頁。

6《爭鳴》二00六年第十期。

 

1《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622頁。

2《毛澤東書信手跡選》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央檔案館編1983年版,第61、196頁）

1 《關於宋慶齡建國後32年年經曆的材料》，見新世紀網絡雜誌2007年10月9日。

2 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香港書作坊2007年版上卷第159頁。

3 《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頁。

1 《吳法憲回憶錄》下卷,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781頁。

2 《吳法憲回憶錄》下卷,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8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