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申章
有關社會經濟哲學和科學的事理分析文章
翻雲覆雨毛澤東==24、25、26
24、賀龍遭迫害致死
賀龍，開國元老派，名聲顯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共和國元帥。毛澤東一方麵說，賀龍“忠於黨、忠於人民，對敵鬥爭狠，能聯係群眾。”另一方麵，又說“要在軍內高級幹部中‘打招呼’，對賀龍的野心有所警惕。”夥同林彪一幫人陷害賀龍，兩年後賀龍慘遭迫害致死。
1966年9月14日，賀龍趕到中南海遊泳池毛澤東住處，毛澤東和賀龍閑聊了幾句，便從肘邊的茶幾上拈起份材料，笑著說：“你不要緊張嗷。對你我還是過去的三條，忠於黨、忠於人民，對敵鬥爭狠，能聯係群眾。”說著將材料遞給賀龍。
賀龍一看，是吳法憲等人的告狀信。信的內容是，賀龍的老部下、西南軍區的幾個幹部，作為出席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的代表，到賀龍家看望老首長，彼此閑聊的一些空話。吳法憲據此誣陷賀龍插手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在幕後操縱部分同誌，“把會議搞得烏煙瘴氣”。
賀龍心地坦然：幾句飯後的閑談，怎麽就是幕後操縱了呢？便請示毛澤東：“我是否找吳法憲他們談談？”
毛澤東擺擺手：“有什麽好談的。你不要找他們，不能承認上麵的事情。”毛澤東虛情假意地說：“賀老總，我對你是了解的。放心，我作你的保皇派！”
賀龍說：“我想找他們解釋一下。”
毛澤東沉吟片刻，說：“那也可以嘛。”隨之，毛澤東避開主題，閑扯起曆史上的貞觀之治來。談話到了正午，毛澤東挽留用餐，賀龍謝辭。
又過了5天，還是在遊泳池，毛澤東再度召見賀龍，說：“問題解決了，沒事了。你可以登門拜訪，征求一下有關同誌的意見。”1
毛澤東如果信守對賀龍的許諾，賀龍就不至被迫害致死。從後來發生的一切事實來看，
隻有兩種解釋：要麽是翻雲覆雨，說過的話不算話，變了卦；要麽是早就成心要整死賀龍，說幾句欺騙話，讓賀龍一時寬寬心，消磨其反抗心理。
最先提出打倒賀龍的是江青。1966年底一次在討論《中共中央、國務院對於大中學校革命師生進行短期軍政訓練的通知》中央工作會議上，江青突然發難，說“為什麽不把賀龍揪出來，我有大堆的材料，非常確鑿的，他是個大壞蛋！他要搞軍事政變。要把賀龍端出來。你們不敢，我去觸動他！我什麽也不怕，他老婆也不是好人。” 毛澤東當時在場，隻說了一句：“此事現在不議。”隻表明江青放炮時間不對。現在不議，另找合適的時間再議。而不是根本上就不該放這一炮。
江青如此放肆，叫嚷要揪身為軍委副主席、共和國元帥的賀龍，要是沒有摸到毛澤東的底，他哪能來的狗膽？
有人分析道：“一般認為，江青代表了毛澤東的態度。動賀龍，隻有林彪，份量是不夠的。” 2
事實正是這樣。人們都以為隻是江青、林彪等人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對賀龍搞的陷害。
其實是毛澤東先就定下了調子。據林彪辦公室秘書張雲生回憶：“1966年9月6日，林彪受毛主席委托，就賀龍問題在軍委會上正式‘打招呼’ ……林彪說，軍內開展文化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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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薛 明：《向黨和人民的報告——憶賀龍同誌遭受迫害的那些日日夜》，載周明主編《曆史在這裏沉思—1966--1976年紀實》第一集，華夏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161頁。楊金路 江海洋：《賀龍被害內幕》，載袁浩等編《統帥部的鬥爭》，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180頁。
2、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香港書作坊2007年7月版第553頁。
命以來，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及某些大軍區都有有人伸手，想在那裏製造混亂，企圖在亂中奪權。……林彪說他們的總後台是賀龍，因此主席說要在軍內高級幹部中‘打招呼’，對賀龍的野心有所警惕。到會的幾位老帥（軍委常委委員）紛紛表態，都擁護毛主席和林彪的講話。” 1
這個“招呼”一打，林彪一夥就聞風而動。林彪將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的揭發信一份接一份地送到毛澤東那裏。向來敏感兵權的毛澤東，才於9月14日單獨召見賀龍，說了幾句前麵所述的寬心話。
江青說賀龍“要搞軍事政變”，怎麽回事呢？
那是1966年的8月，康生將“二月兵變”的主謀栽誣在賀龍身上，
“二月兵變”純粹是子虛烏有的事。原來是1966年2月中央軍委為加強地方武裝建設，決定北京市組建一個團，歸衛戍區建製，以擔負首都民兵訓練和維持社會治安等到任務。這個團組建後，沒有營房。經海澱區武裝部介紹，有些大學學生下鄉搞四清去了，有空房。衛戍區的人到北京大學和人民大學等學校去聯係，這些學校也表示可以讓部隊暫住。後來衛戍區領導認為，部隊駐學校不太適宜，決定不住學校。那個團組建後，住到郊區去了。就這麽一回事。在1966年7月，北京大學貼出了一張題為《觸目驚心的二月兵變》的大字報。當時鄧小平還沒有被打倒，他在調查後否定了此事。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正在為毛澤東整賀龍找材料，便故意把水攪混。於是便散布“二月兵變”的謠言，把罪名扣到賀龍頭上。
他們多次在群眾大會上危言聳聽，痛斥賀龍私自調動軍隊進京，要搞兵變；並在體育口組織兵變隊伍，在海空軍建立他的國防俱樂部……
幾乎一夜間，全國上百個大中城市的牆頭、電線杆上，都貼出了“賀龍二月兵變”的急電傳單。舉國為之震驚。
不久，軍委關於“賀龍有問題”的打招呼範圍，擴大到各總部，各大軍區，各大兵種的負責人。
12月28日，賀龍照常參加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毛澤東還滿麵笑容地向他打招呼，叫他坐到前排來。這是毛澤東慣用的麻痹對方，暗施手腳的伎倆。果然，兩天後，1966年12月30日，江青、姚文元到清華大學，找賀龍的兒子賀鵬飛，對他說：“你爸爸犯了了嚴重錯誤，我這裏有材料，你告訴他，我們可要觸動他了。”2
之後，北京街頭的大喇叭，就公開喊出了“打倒賀龍”的口號，一批紅衛兵抄了賀龍的家。
1967年1月9日，經毛澤東批準，由軍委副主席林彪主持，在京召開中央軍委碰頭會。身為軍委副主席的賀龍元帥被剝奪了出席會議的權利。同日，賀龍的家被一幫紅衛兵占領、抄家。賀龍夫婦去中南海找周恩來總理，周恩來一麵命紅衛兵撤出，一麵留賀龍夫婦住在自己家裏。
賀龍在周恩來家住了半個月左右，1月18日，周恩來對賀龍說：“毛主席都和你談過了嘛，主席還是要保你的嘛。我本想讓你就住在中南海的，現在中南海裏也有兩派，連朱老總的箱子也被人撬了。我還是另外給你找個安靜的地方吧。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回來。”3周恩來的這些話完全是在哄騙賀龍，因為他已經了解到毛澤東要整倒賀龍的底，不便再讓賀龍留住了。之後，賀龍夫婦被秘密地送到西山一座小院住下，一直被整死的兩年多，周恩來也沒有去把賀龍“接回來”。
沒有過多久，毛澤東整賀龍的真相就公開了。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接見阿爾巴尼亞的卡博和巴盧庫的講話中說：“我們的軍隊也不是沒有問題的。像賀龍是政治局委員，羅瑞卿是書記處書記，總參謀長。”
1967年9月11日，在林彪、江青、康生等到人的策劃下，一份要求成立專案組審查賀龍元帥“政治曆史問題和陰謀篡軍反黨反對毛澤東思想罪行”的報告，送到了毛澤東的手裏。毛澤東也深知賀龍的情況，而且前不久還對賀說過：“放心，我作你的保皇派！”這時，為了籠絡住林彪，毛澤東隻有昧著良心，也不顧前不久對賀龍的許諾，把賀龍出賣了。兩天後，即9月13日，毛澤東圈閱“同意”。同日，正式成立“賀龍專案組”，由周恩來任組長。這個專案組組長的任命，除了毛澤東還有誰夠資格呢？這說明並非隻有林彪才想整倒賀龍。
這個專案組把凡是在紅二方麵軍、八路軍一二○師、晉綏軍區工作過，與賀龍有點關係的高級將領都扯了進來，下麵設立了總參的“王尚榮專案組”、“雷英夫專案組”； 總政的“金如柏專案組”、“李貞專案組” 等十幾個專案組。眾多高級將領扯進來的目的，就是要他們供出，1933年蔣介石派政客熊貢卿到紅三軍招降賀龍，硬說賀龍“投降”。企圖把賀龍打成“大叛徒”。
1968年9月18日：林彪、“四人幫”黨羽送來一封信，要賀龍“交待”曆史上的所謂“罪行”。這是被隔離以來向賀龍提出的惟一重大“問題”：“1933年蔣介石派熊貢卿到湘西，與賀龍是怎樣談判的？參加談判的是哪些人？最後達成什麽協議……”賀龍看完，把信往桌上一摔，怒吼道：“撞她媽的鬼！人都給我槍斃了！栽贓，完全是栽贓！”
其實，這個“問題”是很清楚的。1931年至1933年，在蔣介石多路重兵進剿和黨內王明“左”傾路線的幹擾下，洪湖、湘鄂西地區的革命事業遭受了慘痛的失敗，根據地大部失陷，紅軍也由2．5萬餘人銳減到不足3000人。賀龍被迫率部退出洪湖，繞道豫西、陝東，轉戰七千餘裏，苦戰於湘鄂川黔邊，艱苦備嚐。也就在這個時候，1933年 12月蔣介石對根據地采取兩手政策，他一麵以重兵圍困紅軍，一麵又親自委派賀龍早年友好、國民黨南昌行轅公署二廳特工、政客熊貢卿對賀龍進行遊說、策反。熊先派梁素佛聯絡，帶著熊貢卿以昔日友好的名義寫給賀龍的信。說是要來敘舊，並願意幫助解脫困境。賀龍立即識破了熊貢卿的用心，並認為是對自己的極大侮辱，當即報告了黨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分局為了搞清蔣介石對中央蘇區和紅四方麵軍破壞的情況，遂允許熊貢卿前來。熊貢卿來到後，供述了情況。賀龍便下令把他逮捕了。在從茨岩塘到桑植途中的一個山埡口，賀龍激忿地對部隊說：“今天，我們要槍斃一個壞蛋，他叫熊貢卿。他是來幹什麽的呢？是蔣介石派來勸降的說客，這對我們紅軍是極大的侮辱。同時他又是奸細，我們絕不能放他回去。蔣介石的算盤打錯了，他完全是癡心妄想。艱苦困難嚇不倒紅軍，高官厚祿收買不了紅軍，陰謀詭計也騙不了紅軍！”接著下令槍斃熊貢卿。
賀龍當即將此情況報告湘鄂西中央分局。中央分局於1934年3月間日，專門就此事經過給中央寫了個報告：
“去年十二月蔣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貢卿來遊說賀龍同誌，企圖收編，熊先派梁素佛來，賀龍同誌首先即發覺來人之陰謀，認為是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們為要得到蔣介石對中央蘇區及四方麵軍之破壞工作的消息，遂允熊來。據熊說蔣已派四個人（有兩個是浙江人）到四方麵軍去，中央蘇區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層收買工作。我們乃將熊事公開，舉行群眾審判槍斃之。”
此事早就十分清楚，但是三十多年後，為了要打倒賀龍，就要製造“材料”。所有牽連進來的那些高級將領無一能夠提出證據，不能實現 他們的圖謀，便搞刑訊逼供，瘋狂迫害。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大將就被迫害致死。對於賀龍更是虐待有加。1977年2月，賀龍夫人薛明曾向中央寫了一份材料，詳細匯報了賀龍的境遇：
他們借口有人來揪賀龍，說是怕人發現我們在這裏住，竟把床上的被褥、枕頭全部收去，迫使我們睡在沒有臥具的床上，用手臂當枕頭。夏天借口水源困難，曾有四十五天斷了水。每天隻給一小壺飲用水，其它的生活用水完全靠積雨水湊合著用……當時賀龍同誌已經七十一歲，身體又有病。有一次和我一起抬一大盆雨水，扭了腰。劇烈的疼痛使他十八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動，也不能大便。當時，營部有一個好心腸的沈醫生給弄了點草藥。為了使賀龍同誌大便通暢，我又設法用早已用光的氧氣筒的導管，自己用嘴含了洗衣服的肥皂水來給他灌腸。由於這種肥皂水刺激性大，我的口腔黏膜廣泛燒壞，吃飯講話都受到影響。
從這以後，我們的環境就越來越困難。做飯的戰士用很短的時間就草草做出一頓飯，基本的營養也失去了保證。原來營部的那個沈醫生對我們很好，經常設法給我們買來必須的藥品，有時甚至還幫我們買一些食物。但不久這個同誌就被調走了。這時真是缺醫少藥，連每天三片必需的極普通的降糖藥也沒有保證了……這時，他們幾次在暗中搜尋賀龍同誌的藥品，均未找到，就以“照顧”為名派來了一個王醫生……這個王醫生一來就惡狠狠地說：“不是組織決定，就單憑你們倆，我是不會來的。”他們不但不給予必要的治療和照顧，反而說是組織決定的，強令我把自己想方設法為賀龍同誌保存下來的很少一點必需的常備藥品交出來，全部拿走。說是由他們保管。這個姓王的其實不是醫生，是個男護士。
薛明同誌的材料上接著寫道：當時室內溫度隻有六度，他們借口暖氣管破裂了，無法修理，要我們搬家。賀龍同誌堅決不同意搬，私下對我說：“這個房子是總理安排我們住的，我住著放心。如果換一個地方，那就要出鬼了。”可是幾經交涉無效，在一個夜裏他們強迫我們搬到了山下的一個房間裏。
搬家以後，各方麵的條件就更差了，連吃頓飽飯都不可能。經常是白水煮白菜、糠蘿卜，老得像甘蔗皮似的豆角。有一次甚至竟把飯倒在地上，讓我們揀起來吃。在這種非法的折磨下，賀龍同誌的身體越來越壞，經常感到饑餓。有時，我們隻能偷偷到院子裏挖點野菜。過年過節他們殺豬會餐，我們吃憶苦飯。每頓飯後，都是醫生看著吃他拿來的藥。賀龍的生活、醫療條件日益惡劣，健康狀況逐日下降……
1969年6月8日早晨。賀龍照常聽過廣播以後，突然一陣惡心，連續嘔吐三次，呼吸急促，四肢無力。這是糖尿病酸中毒的表現。薛明萬分焦急，立即向監護人員報告，請求醫生救治。但是，醫護人員根本不作認真診斷治療，隻是讓那個所謂的“醫生”給打了一針“止吐針”，也沒能止住嘔吐。我催促了五次，他們一直借故拖延；直到晚八點鍾才來了兩個醫生。我向他們請求立即搶救。醫生沒有做詳細檢查，就給賀龍輸上葡萄糖和生理鹽水，吊上瓶子就匆匆走了。他們是向在外屋直接掌握這次“救治”的專案人員“請示”去了。趁他們出去的時候，賀龍對薛明說：“要小心。他們要害死我。”確實，對一個危重的糖尿病人，卻將那危害病人生命的葡萄糖輸了一夜，整整2000CC，他們是要用醫藥謀殺賀龍。
第二天，6月9日天一亮，醫生要賀龍去住院。賀龍不願去。他說：“我沒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個醫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醫生堅持要住院，並聲稱是“組織上決定，非去不可。”不由分說，賀龍被抬出房門，送上救護車，送到解放軍總院。早上八點鍾到醫院時，賀龍的神誌還是清醒的，在一切治療和搶救條件都具備的情況下，六個小時後，他卻死了。當日晚，賀龍遺體秘密送往八寶山，以“王玉”的名字火化，沒有一個親人在場。赫赫共和國開國元勳，就這樣負屈含冤、蒙垢飲恨地死去了。
一個曾使敵人聞風喪膽的元帥，一個蔣介石曾花十萬大洋買不去的頭顱，卻在自己親手打下的江山裏，在他崇敬的領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死去。
賀龍死後，得知賀龍的血糖高達1700，比以往他的血糖高出十幾倍。單憑這個數字就能說明他們對賀龍進行無情摧殘、折磨的程度。
賀龍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個被整死去的元帥，而“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是毛澤東。毛澤東一方麵說：他要當賀龍的保皇派，要保賀龍。另一方麵，他又放風、“打招呼”說賀龍有野心，並批準成立專案組，致使賀龍遭到非人的折磨、迫害。這充分說明，他對賀龍是不僅前後兩種絕然不同的態度，說話不算數、出爾反爾的故態，同時，還使用了兩麵派手法，當麵對賀龍說一些讓他放心的話，背地卻把賀龍往火坑裏推。
1974年9月底，中共中央發出了為賀龍同誌恢複名譽的通知，推倒了毛澤東、林彪一夥強加在賀龍身上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次年6月9日，在賀龍逝世六周年之際，中央舉行了“賀龍同誌骨灰安放儀式”。周恩來總理帶病參加了骨灰安放儀式，並代表黨中央為賀龍致悼詞。48年前，在賀龍入黨儀式上，周恩來曾說過：“賀龍同誌是一個好同誌！”現在，追悼會上，周恩來又說：“賀龍同誌是一個好同誌！”並在賀龍遺像前一連鞠了七個躬。1982年10月，中共中央進一步做出了《關於為賀龍同誌徹底平反的決定》，徹底推倒毛澤東、林彪、江青和康生一夥強加給賀龍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對賀龍戰鬥的、革命的、光輝的一生，作出了曆史的公正評價。
毛澤東為什麽要整死賀龍？為了防範賀龍搞政變。
有學者分析道：“毛澤東和林彪認為，劉鄧是沒有能力發動一場軍事政變的，有能力發動一場軍事政變的是周恩來。……周恩來在賀龍心目中有極高的信仰，他們肝膽相照的友誼已持續了四十年。周恩來如果來個新版的‘南昌起義’，賀龍、朱德、劉伯承、陳毅、聶榮臻五位元帥會跟著走，徐向前對西路軍問題心懷怨氣，也會跟著走，葉劍英是參謀長出身，沒有自己的山頭，他在長征中毛澤東與張國燾分裂的時候，投了毛澤東的票，如今毛澤東如果跟周恩來攤牌，他很可能投周恩來的票。自己在紅一方麵軍的兩大支柱之於—的彭德懷元帥被打倒了，他要站出來也會支持周恩來。羅榮桓元帥過早地去逝了。這樣一算，在世的九個元帥，有八個會跟周恩來走，毛林無論如何難以抗衡這一巨大的軍事、政治勢力。將軍們跟著走的會更多，黨政幹部、知識界會出現聞風而從的局麵，這在毛澤東心目中是最危險，最可虞、最擔心的。”
“不管賀龍有沒有錯誤，文化大革命初期必須先剝奪他的兵權，把他打倒（可以製造任何理由），這在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中是秘而不宣的關鍵性的一步。把南昌起義的總指揮先放倒，新版的‘南昌起義’就搞不起來了。” 1
毛澤東有點像曹操，“寧使我負天下人，勿使天下人負我。”但他唱的紅臉，當麵說要保賀龍，背後縱容林彪一夥下手，置賀龍於死地。賀龍沒有反毛，這一點毛澤東心裏清楚；先害死再平反，這也是他的‘戰略部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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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香港書作坊2007年7月版第550、551頁。
2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香港書作坊2007年7月版第558—559頁。
25、先說“秋白是個好同誌”，後來又說他是叛徒
瞿秋白是我黨早期領導人，擔任過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1 9 3 5年6月被國民黨殺害。就義前曾寫下《多餘的話》，是對自己一生的自白。
瞿秋白被殺害的消息傳到毛澤東耳裏時，正在長征途中，他對馮雪峰說：“不僅是你失去了一個好朋友，我也失去了一個好朋友。”19 3 9年的一天晚上，蕭三與毛澤東一起散步，蕭三不禁談起瞿秋白等人“不幸犧牲，可痛可惜”。毛澤東聽罷，也感歎道：“是嗬！假如他活著，現在領導邊區的文化運動該有多好啊！”l 9 46年瞿秋白夫人楊之華從新疆監獄出來後，一到延安，毛澤東就請她吃飯，說：“秋白是個好同誌。”
“文化大革命”前，我黨對瞿秋白有過三次評價。第一次是1 9 4 5年4月2 0日中央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儀》指出，瞿秋白同誌是當時黨內有威望的領導者之一，在被打擊以後仍繼續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在1 9 3 5年6月，英勇地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下。第二次是在1 9 5 0年1月3 1日，毛澤東同誌為《瞿秋白文集》題詞：“瞿秋白同誌死去15年了，在他生前許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對他，但他對人民工作的勇氣並沒有挫下來。他在革命困難的年月裏堅持了英雄的立場，寧願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不願屈服，他的這種為人民工作的精神，這種臨難不屈的意誌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來的思想，將永遠活著，不會死去。瞿秋白同誌是肯用腦子想問題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遺集的出版，特有益於青年們，有益於人們的事業 ，特別是在文化事業方麵。”第三次是1 9 5 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義2 0周年紀念日，中共中央在八寶 山革命公墓舉行瞿秋白遺骨從福建長汀遷至北京的安葬儀式。周恩來主祭，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代表中央作了瞿秋白生平的報告，就瞿秋白對中國革命的貢獻作總結，對他的一生給予高度的評價。報告全文銘刻在瞿秋白的墓碑上。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 “四人幫”把瞿秋白寫的《多餘的話》翻了出來，說他是“自首叛變的鐵征”，“出賣我黨我軍重要機密”，“暴露了黨的地下關係”，從而把瞿秋白同誌說成是“叛徒”。
毛澤東也說：瞿秋白在敵人監獄裏寫過一篇《多餘的話》，是“叛徒”。於是給瞿秋白扣上“叛徒”的帽 子，其墳墓被掘，暴骨揚灰。其親屬遭到批鬥。瞿秋白夫人楊之華被關進監獄，後被放出，三天即死。
“四人幫”被粉碎後，瞿秋白的名譽得到恢複。
瞿秋白寫的《多餘的話》，調子比較低沉。但文中一沒有出賣黨和同誌；二沒有攻擊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反而宣傳蘇區建設；三沒有投靠國民黨乞求苟生；四沒有吹捧國民黨。可見《多餘的話》不是瞿秋白“自首變節”的自白書。
陸定一認為，《多餘的話》是瞿秋白的一份遺書，是作為總書記的“自疚”，他沒有能夠糾正王明的錯誤 路線，致使革命遭受損失而感到自疚。瞿秋白深深感“異己”思想曆程之艱難，才有“心憂”，才在生命的最後一刻，無私地、急切地把自己克服“異己”思想的經驗總結出來，留給後人借鑒。他在《多餘的話》卷首引《詩經·黍離》語：“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對瞿秋白被捕問題進行複查的孫克悠同誌在《讓史實評說》的紀念文章中寫道：“在瞿秋白先烈就義6 5 周年之際，我重讀了《多餘的話》，深感《多餘的話》是瞿秋白同誌在就義前，懷念黨、懷念親愛的同誌，向他們訣別，在特定曆史條件下，用隱晦的文字對他的革命生涯和思想曆程所作的總結，是他在臨刑前以百分之百的布爾會維克為標準，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利刃，以大無畏的自我批評精神，勇敢、理智、深刻、徹底地進行自我思想剖析的產物。瞿秋白同誌不僅無情地剖析自己的思想，還把遺體獻給醫學院進行解剖研究，表現了他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的浩蕩胸襟”。1
瞿秋白在長汀獄中給郭沫若的信中寫道：“曆史上的功罪，日後自有定論，我也不願多說……”曆史已作出了公正的評說，還瞿秋白以清白。
毛澤東為什麽要不顧事實、也不顧曆次黨的有關結論，硬要說瞿秋白是所謂“叛徒”呢？在一篇題為《瞿秋白案複查紀事》中，可以使人得到答案，不妨將其中的一段摘錄於後：
“《從公安部借來瞿秋白案審查卷宗2 O卷，足有三尺厚。內中有蔣軍第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參謀長向賢矩、軍法處長吳淞濤、政訓處長蔣先啟、參謀彭勵、機要秘書陳定、司書高春霖、排長馮心田（槍殺瞿秋白的劊子手）；中統特務王傑夫、錢永健、朱培橫；福建保安十四團二營營長李玉（帶隊追捕瞿秋白）、排長曾起（劫金後槍殺何叔衡）、士兵範金標、賴忠順（俘獲瞿秋白）以及周月林等人的供詞。公安部十三局在羅瑞卿部長直接指導下，積十年之功對瞿被俘後情況經過嚴密調查、偵審，已於 1964年 10月19日完成《瞿秋白烈士被害問題調查報告》。證據確鑿，事實清楚，中央決策者完全可以據此作出瞿秋白在獄中對敵鬥爭堅決、從容就義的結論。而這正是常州秋白故居陳列館被下令停辦之後兩個月。又過兩月，北京的軍事博物館、曆史博物館也先後將陳列中的秋白形象完全除掉。曆史事件的真偽，曆史人物的沉浮，就這樣被毛澤東等人為了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玩弄於股掌之中了。
這究竟是為什麽？原來是為了給劉少奇扣上“叛徒”的帽子，需要製造一股所謂“叛徒問題”的空氣，瞿秋白就成了一個墊背的了。陳鐵健在《瞿秋白案複查紀事》2中說到了這一點。
“1979年秋天，我們到秦城監獄提審戚本禹。此人是“四人幫”同案犯中最頑固分子。據獄警說，戚入獄後始終聲稱他是毛澤東路線忠實執行者，一切行動都照毛澤東的指示辦理，有百功而無一罪。拒絕與同案犯同時放風，隻能單獨“散步”。他很狡黠，坐定後，直勾勾地打量我們每個人，問我是不是學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前身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他直言不諱，說他寫批判李秀成文章，開初隻是認為中國“防修反修”，可從近代史上找同類例證，影射彭德懷晚年反毛也是“晚節不終”。文章在1963年發表受到周揚、翦伯讚及史學界強烈批評，戚已準備寫書麵檢查。年底，江青找戚談話，說是你給黨做了重要的事情，主席表揚了你，很滿意你寫的文章。主席認為黨內叛徒問題始終未能解決，你的文章提出這個問題，為黨立了一功，你可別驕傲，要繼續寫。可以請教康生的“九評”（指與蘇共論戰的九篇評論文章）寫作班子。戚寫完第二篇文章，到釣魚台找康生。康生等要戚不必跟著批評者的觀點跑，而要高屋建瓴，抓住要害予以反擊，務使對手無還手之力。1964年戚文第二篇發表，明確提出叛徒問題，從李秀成、汪精衛、彭德懷到赫魯曉夫，大批特批，其勢洶洶，頓時在學術界引起紛亂。不少人問：這是怎麽回事？
劉少奇的所謂曆史問題，就是後來被確認為 “叛徒、內奸、工賊”的六字“鐵案”，而“叛徒”是其核心內容。這時我才恍然大悟：翻死人的案，是為了打活人，即以“路線鬥爭”為名，采取種種手段，必欲置反對派於死地而後止。劉少奇在幾十年前譴責王明一夥製造黨內鬥爭時，把它斥之為‘黑暗的’、‘罪惡的’黨內鬥爭。結果 他真的死於比王明路線更黑暗、更罪惡的‘文革’浩劫之中，而瞿秋白也成為這幕醜劇的一個犧牲品。”
26、 叫人不要相信康生的話，毛澤東卻言聽計從
在延安整風期間，發生過“搶救運動”，許多從國民黨統治區投奔延安的愛國青年受到“搶救”，即懷疑他們是特務，對他們進行批鬥、審訊、關押，搞“逼、供、信”，使不少愛國青年受到精神和肉體上的摧殘。事後，一個特務也沒有搞出來。毛澤東不得不向大家作檢討、賠禮道歉。這事是他輕信了主管情報工作的康生，誇大事實，弄虛作假，對敵情過於嚴重估計的結果 。當他知道這個情況後，提出了一些挽救措施，如提出“搶救運動”不能發展；結論要有證據；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等。“到延安撤退前夕，毛主席逐步發現康生這個人不大可靠。特別是康生在‘搶救運動’中一係列的表現，使毛主席認為這個人‘左’，用毛主席當時的話來講：“我們黨內‘左’得不能再‘左’的人就是康生。你們切記，不要相信他的話。”1
這些話是不錯的。毛澤東叫人不要相信康生的話，知道他“左”得不能再“左”。可是為什麽，後來，毛澤東卻把他當做心腹和親信，許多壞事、餿主意都言聽計從呢？
先說一下康生其人。康生自1927年加入共產黨，一貫以極左的麵目投機鑽營。黨的“七大”之後 ，康生的實權下降。七屆二中全會後在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下任副職，他十分 不滿，終日裝病，靜觀形勢，待機再起。1956年竭力反“右派”，1959年又任《毛澤東選集》編委會副主任、中央文教小組和理論小組組長 。他打著馬列主義“理論權威”的幌子，用高調門吹棒毛澤東，製造個人迷信，神化毛澤東，得到毛澤東的歡心。他是毛澤東晚年時期的大奸臣，他對黨的事業敗壞之深、影響之廣，實為我黨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都罕見。毛澤東對這樣的一個大奸臣，不僅不除掉，反而大加重用。康生在毛澤東的支持下當上“中央文革小組”顧問、政治局常委、直至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的許多無中生有、捕風捉影、無恥造謠、惡意中傷的惡劣行徑，毛澤東不調查、不核實，隨便一接過來，就當指示發出去。有的所謂“最高指示”，實際上是康生的一些屁話。這裏僅簡列以下幾條。
一、康生發明“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毛澤東接過來成為“最高指示”
1962年9月，在北戴河會議期間，批判彭德懷所謂“翻案風”的過程中，又發生了批判小說《劉誌丹》的事。小說原本是描寫20年代末30年代初西北地區革命鬥爭事跡的，以當地的領袖劉誌丹作為書名，作者請當年擔任過陝甘寧蘇維埃政府主席、劉誌丹的戰友習仲勳同誌審閱。習仲勳同誌認為沒有寫好，提出意見：要把劉誌丹放到大革命的時代背景中去寫，要體現毛主席領導革命的正確思想。小說中有一處說到高崗當時在一個問題上的主張是對的，習仲勳提出不要寫高崗。高崗曾是西北地區革命的領導人之一，新中國建立後任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因與饒漱石一起搞了反黨活動，是“高饒集團”頭目，被開除黨籍，後來自殺身亡。不料，這麽一件平常小事，卻被康生抓來大做文章。他硬說，這本書是為高崗翻案的。他提出 ：“現在的中心問題，為什麽要在這個時候來宣傳高崗？”這就為毛澤東批判“翻案風”製造了一個靶子，於是，在批判彭德懷“翻案”的過程 中，對小說《劉誌丹》及有關人員開展批判。在批判中，把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等當年西北地區革命領導人打成“反黨集團”，進而升級為“彭、高、習反黨集團”。說小說是他們的反黨綱領。9月24日，毛澤東在會上講話時，康生遞了一張條子說：“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在會上念了這張條子，接著說：“近來出現了好些利用文藝作品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事。用小說來反黨反人民，這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毛澤東後來還說過：利用小說反黨，是康生發明的。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這句話成了“最高指示”，在報紙上用黑體字標出，同時成為批判一切文藝作品的棍棒。1
二、康生胡說文藝界搞修正主義，毛澤東也這樣說
在1961年前後，康生、江青曾極力從右的方麵幹擾文藝界調整工作，強迫一些劇團演出久已禁演、停演的戲給他們看，在社會上造成很壞的影響。不久，他們又以“左”的麵目，對文藝界特別是戲劇、電影等進行全盤否定。1964年6月11日，康生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插話中，把部分演員的高薪同所謂修正主義聯係起來，他說：“這一部分人如果不好好地改造，他就成為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的一部分”。就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同康生一起插話說：唱戲這十五年根本沒有改，什麽工農兵，根本不感興趣，感興趣的是那個封建主義同資本主義，所謂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當康生談到高薪演員等屬於高薪階層時毛澤東補充說，包括高薪文學家，高薪教授，高薪科學家。6月23日，康生在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人員座談會上又說：“社會主義社會的京劇劇目大部分還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封建的忠孝節義那一套，真正反映社會主義社會的東西很少，或者沒有。”，這是“嚴重問題，而十幾年來，這個問題我們沒有解決。”接著，江青列舉了一係列數字，說明在舞台上“主要的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早兩年還有一些牛鬼蛇神”。她說：這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會起破壞作用的，這絕對不是替廣大群眾勞動人民服務，而是替“地、富、反、壞以及資產階級分子”等少數人服務。對此發言，毛澤東也很欣賞，於6月26日批示：“已閱，講得好。”之後 ，就有了毛澤東關於文藝工作的兩個批示和各個領域批判的展開。
頭一個批示是1963年12月12日，在中央宣傳部編印的《文藝情況匯報》第116號上，毛澤東批給北京市委彭真、劉仁的批語：“此件可一看。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經發生變化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入手，認真地抓起來。”“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第二個批示是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在中央宣傳部寫的《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批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正，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薄一波在其回憶錄中說：毛澤東“在做兩個文藝批示時，由於不適當地強調階級鬥爭，根本的指導思想上發生了失誤，觀察問題的方法也就隨之扭曲了，離開了科學的方法論軌道，自己違反了自己所倡導的正確原則和方法。”2
這兩個批示做出以後，文藝界立即掀起一股大批判的浪潮，一大批電影、小說、戲劇、美術、音樂作品被否定，一大批文藝界的代表人物和領導幹部如夏衍、田漢、陽翰笙、邵荃麟、齊燕銘等人受到批判。文藝界的大批判 ，很快擴展到其他領域。從1964年起，哲學界批判了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馮定的《平凡的真理》和《共產主義人生觀》；經濟學界批判了孫冶方的生產價格論和企業利潤觀；史學界批判了翦伯讚的“曆史主義”，以及農民戰爭史研究中的“讓步政策”論，等等。一時間，大批判的浪潮遍及整個文學藝術和哲學社會科學領域。
三、康生說《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毛澤東也如是說
“文化大革命”發端的那篇姚文元寫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是康生先捏造說：這個劇與彭德懷罷官有聯係，而毛澤東則把這一謊言當成根據和借口，以達到他的政治目的。
任北京市副市長的曆史學家吳晗寫的《海瑞罷官》，本意是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要像海瑞那樣的勇氣，敢講真話，敢於批評他的缺點。不料，吳晗卻被康生、毛澤東毫無根據地誣陷為是為彭德懷翻案，羅織罪名，置於死地。
1964年，康生就多次向毛澤東說過：“吳晗的《海瑞罷官》同廬山會議有關，是替彭德懷翻案。”他不顧事實，硬說《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
1965年10月11日，姚文元寫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在上海發表後，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毛澤東同陳伯達、關鋒等人談話時說：“戚本禹的文章（指《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的《為革命而研究曆史》，該文不點名地批判了以翦伯讚為代表的曆史觀）寫得好，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好處是點了名，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第二天，毛澤東向彭真等人明確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彭真不同意這種說法。他向毛澤東說明：據調查，吳晗同彭德懷沒有聯係，《海瑞罷官》同廬山會議沒有關係。由於彭真的堅持，毛澤東隻好說吳晗的問題兩個月之後再做政治結論。1966年2月8日毛澤東在武漢聽取彭真、康生匯報時，曾問道：“《海瑞罷官》同彭德懷翻案是否有聯係？”彭真據實作出了否定的回答。於是，毛澤東將事情和盤托出：“我說過吳晗文章的要害是罷官，這是康生向我講的，是康生的發明權。”以後，康生多次在公開場合聲明：毛澤東肯定了他的發明權。這樣，經過康生“發明”，毛澤東肯定，《海瑞罷官》這出戲，就毫無根據地成了為彭德懷翻案、向黨進攻的政治問題了。於是由此順藤摸瓜，由批判吳晗到批判“三家村”，到整倒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進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就燃起來了。
由於康生的“發明”和毛澤東的肯定，才有了姚文元的批判文章。這篇文章是江青經手搞的。但是，主意是毛澤東根據康生的“發明”而出的。江青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去組織這篇文章”。毛澤東自己也承認：“當時我建議江青組織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罷官》，就在這個紅色城市（指北京）無能為力，無奈隻好到上海去組織。最後文章寫好了，我看了三遍，認為基本可以，讓江青回去發表。”1事實上，吳晗寫的關於海瑞的文章，是在1959年上半年，廬山會議還沒有召開，彭德懷罷官的事還沒有發生；為彭德懷翻案的事，是在1962年北戴河會議期間的事，吳晗在三年前寫的東西，怎麽能為三年後發生的事情翻案呢？康生、毛澤東就能說出這種荒唐的話，幹出這樣荒唐的事。
四、康生說《二月提綱》是錯誤的，毛澤東也如是說
由於毛澤東說了“吳晗的問題兩個月之後再做政治結論”，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員還有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於2月3日開會，對姚文元文章在社會上引起的思想混亂，進行研究，提出有利於學術界正常討論的政策性意見，以便指導運動。會上，彭真提出了“放”的方針。同時指出：吳晗的問題是學術問題，已經查明吳晗同彭德懷沒有關係，因此 不要提廬山 會議，不要談《海瑞罷官》的政治問題。彭真還說：像郭（沫若）老這樣的人都很緊張，學術批判不要過頭，要慎重。“左派”也要整風，不要當學閥。康生在會上發表了完全相反的意見，主張談吳晗的政治問題、要害問題，要把鬥爭鋒芒針對吳晗，要保護“左派”。彭真不顧康生的反對，指示列席會議的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許立群等人起草給中央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 》。《提綱》提出：在學術問題的討論上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麵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以勢壓人。2月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前將《匯報提綱 》送給常委同誌，並讓許立群在會上作了匯報，他也作了一些說明。2月8日，彭真和陸定一、許立群專程到武漢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沒有 表示 不同意，隻是一連問了兩次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彭真都作了否定的回答。彭真以為毛澤東對《匯報提綱 》沒有表示 不同意，也就是同意了。回北京後，彭真讓許立群代中央起草一個批語。2月12 日，由鄧小平批發，中央正式批準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問題討論的匯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
康生本來就不同意，但多數的小組成員同意，且經中央批準，他也沒有辦法。他就鼓動 江青背後告狀，說什麽《二月提綱》是錯誤的，甚至說是背著他幹的。於是，毛澤東也跟著變了。原本在2月8日，彭真和陸定一、許立群向毛澤東匯報時，當麵沒有表示不同意，不是彭真等人理解的“表示同意”，而實際上根本不同意。1966年3月28、29日，毛澤東對康生說：“《二月提綱》是錯誤的，是非不分，當時我沒有明確指出，以為是常委討論過的。”1你既然認為是錯誤的，為什麽特地征求你意見時不談呢？既然以為是常委討論過的，為什麽不遵守領導集體的決定呢？毛澤東自認為他是淩駕於中央領導集體之上的，不但不遵守領導集體的決定，而且，還要趁機發起反攻，毫無根據地說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這都是黨內的大事，不經過政治局，不經過其他中央領導人，他一說要解散，就要解散。
毛澤東、康生、江青都不滿意《二月提綱》，他們決定去搬掌握槍杆子的林彪，搞出一個什麽《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毛澤東親自對《紀要》修改了三遍，作了十一處修改。這個紀要向彭真和在北京的中央領導人示威：他有槍杆子作後盾，掌握武力的人參預了，你們誰敢亂說亂動？
根據毛澤東的旨意，4月9-12日，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康生傳達毛澤東的談話，係統批評彭真在這次學術批判中的“嚴重錯誤”。會議決定：（一）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五人小組匯報提綱的錯誤，並撤銷這個提綱；（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澤東和政治局常委批準。14日，毛澤東對陳伯達起草的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作了重大修改，加上了“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等話。這個經過毛澤東重大修改的通知就是“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於5月16日毛澤東親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這個《通知》一發出，一場“政治大革命”即全國大亂就全麵爆發了。
五、康生策劃“第一張大字報”，毛澤東立即支持、批示向全國廣播
還在《五·一六通知》之前，毛澤東已經很不滿意地說過：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4月16-20日，毛澤東親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彭真的所謂“反黨罪行”進行了無情的批判。決定撤銷《二月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組。這期間，毛澤東多次嚴厲批評彭真，說北京市委“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說彭真按他自己的世界觀改造黨，卻為自己準備了垮台的條件，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號召地方起來反對他們，叫孫悟空大鬧天宮，並要搞那些保護玉皇大帝的人。現象是看得見的，本質是隱藏的。本質也會通過現象表露出來。彭真的本質隱藏了三十年。
由於康生已知道《五一六通知》內容和毛澤東對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的不滿，為了把矛頭直指彭真和彭真領導的北京市委，於5月14日，組織了一個以他妻子曹軼歐為組長的調查組到北京大學，去調查北京大學的問題、北京市委大學部的問題、北京市委的問題。他當麵向全組成員交待：“要從北大開始”“往上揭”，“揭發（北大校長）陸平、（北京市委大學部）宋碩、市委”。調查組的目的是“調查彭真在學校搞了哪些陰謀和發動左派寫文章”。曹軼歐到北大後找到聶元梓（哲學係黨總支書記、大字報的禍首）等人，“動員他們往上揭，明確要他們揭發陸平、宋碩、市委。”“要揭陸平的蓋子”，“要一鍋端”。他們一方麵把搞到的材料由曹軼歐轉給康生，並鼓動聶元梓等人寫大字報，認為這樣作的影響大、作用大；另方麵還派人每天到北京市委大樓去摘抄內部大字報，送給康生。康生說“你們到北京市委抄的大字報很有用處”。
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學貼出了由聶元梓等七人簽字的、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麽？》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在校內外引起強烈反響。起初有一些同意和響應的大字報，不久更多的維護黨委、對大字報進行批駁的大字報出來了，並占了上風。當晚，華北局書記（也是北京市委負責人）李雪峰、國務院外辦負責人張彥及高教部領導來到北大。李雪峰說：是黨中央和總理讓我們來的。他委婉地但是明確地批評大字報“內容有點泄露黨的機密”。他說：中央批轉國務院外辦關於文化革命對外宣傳的規定，要注意保密，內外有別。黨有黨紀，國有國法。總理代表國家，總理說的，我們不聽，那也不太好呀！張彥重新傳達了中央批轉的國務院外辦的文件，又傳達了總理的指示。他說“總理特別強調：作為黨和國家機關的紀律，就是要嚴格執行內外有別。”這使寫大字報的一夥人，感到有壓力。與康生、曹軼歐聯係的張恩慈給他們打氣說：不管怎樣圍攻都要頂住，不能作檢討。這實際是康生的指示。
當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遭到反擊的時候，康生背著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將大字報內容和引起強烈反響的情況向在杭州的毛澤東密報。毛澤東在6月1日中午見到大字報內容，馬上打電話給康生、陳伯達，要他們在電台廣播，並寫了如下批語：“此文可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打破。”毛澤東還說：“這張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比巴黎公社意義更大。”康生找了王力、關鋒和曹軼歐，向他們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要他們按毛澤東指示精神寫一篇評論員文章。
當晚8時30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聯播節目中廣播了這張大字報的內容。6月2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以《北京大學七同誌一張大字報揭穿一個大陰謀》為題，全文刊發了這張大字報，同時發表了王力等人寫的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這篇文章反映了康生的觀點，說：“你們的‘黨’不是真共產黨，而是假共產黨，是修正主義的‘黨’。你們的組織就是反黨集團。”《人民日報》頭版通欄大標題上把陸平、宋碩、彭佩雲戴上“黑幫分子”的帽子。這篇評論員文章向全黨和全國人民傳達了這樣的信息：毛澤東的話，高於黨中央的集體領導，也破除了黨的紀律。號召人們可以打破原有紀律的約束，向任何與毛澤東思路不一的人進攻，不論其職位有多高、資格有多老。
兩個月後的8月5日，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寫道：“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寫得何等好啊！請同誌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同一天，毛澤東為這篇評論寫下一段批語：“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製，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廣大革命師生及革命幹部對於錯誤的領導，就廣泛地進行過抵製。”這表明，所有原來 的組織、紀律、製度，都可以廢除，把群眾煽動起來，搞亂應有的社會秩序，以便為他的打倒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服務。1966年10月25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還很得意地說：“一張大字報（北大的大字報）一廣播，就全國轟動了。”“文化大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
北京大學這張大字報主謀是康生，由他和他的老婆曹軼歐策劃、授意下泡製的。1967年1月22日和29日，康生在兩個場合都作了自我表白：“1966年5月，派了一個調查組到北大，聶元梓同誌的大字報就是在我愛人他們的促動下寫的”。“這張大字報的矛頭是針對彭真和北京市委的”。有人向他說，聶元梓名聲不好。他卻說：“聶元梓這個人不太好，在延安時我就知道。可是現在，就是混蛋王八蛋，也要支持。”
上麵的事情說明，是康生策劃、泡製了北京大學這張大字報，正合毛澤東的意圖，從整彭真和北京市委發難，點燃預謀已久的搞亂全黨和全國的文化大革命的鬼火。由此，這把火，迅速燃遍全國。毛澤東把幾個“造反派”寫的大字報，給它戴上“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桂冠。這一來，猶如打開希臘神話中那個潘朵拉盒子，妖魔鬼怪，魑魅魍魎紛紛蜂擁而出。從此，神州大地上開始了混亂、瘋狂、荒誕和災難的全國浩劫，持續長達十年。
六、誣陷賀龍搞“二月兵變”，毛澤東也相信
康生利用1966年2月發生的一件小事，誣陷政治局委員、共和國元帥、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賀龍搞“兵變”，毛澤東也信以為真。使功勳卓著的賀龍元帥，慘遭迫害致死。
1966年2月，中央軍委為加強地方武裝建設，決定北京市組建一個團，歸衛戍區建製，平時擔負民兵訓練，維持社會治安等任務，戰時作為擴編地方武裝的基礎。這個團組建後，一時沒有 營房，經海澱區武裝部介紹，有些大學的學生下鄉搞“四清”去了，有些空房可資利用。找房的人便去北京大學、人民大學、石油學院、農業大學等處聯係。幾所學校表示可借部分空房給部隊暫住。衛戍區一位領導認為，部隊住學校不太適宜，決定 不住學校。後來，那個團組建後，住到了郊區一個靶場。
到了夏天，“文化大革命”首先在北京大學等高等院校掀起，特別是林彪那個殺氣騰騰的“五一八”講話，胡說什麽有人想搞“政變”。經過 這麽一煽動，一些不明真象的人也特別“提高警惕”。北京大學團委的幾個人想起了二月間部隊有人來校借房子的事，懷疑是為“兵變”作準備，便寫了一張題為《觸目驚心的二月兵變》的大字報。大字報很快被傳抄出去。北京師範大學、人民大學也貼出了相同內容的大字報。
康生知道時事後，如獲至寶。半個月後，他在北京師範大學群眾大會上、添油加醋地宣稱：“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北京市彭真這個大黑幫跟賀龍一起，私自調動軍隊搞兵變，策劃把無產階級專政推翻，變成他們資產階級專政。他的計劃之一是在北大、人大每一個學校住一營部隊。這個事情是千真萬確的，而且在北京大學看過房子，在人民大學看過房子，這件事是包含極大陰謀的！”還說什麽“兵變”的總參謀長是許光達，許是賀龍的人。
這樣，本來跟“兵變”扯不上一點關係的小事，被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這麽一口咬定，“二月兵變”就成“事實”了。
1966年8月，林彪授意空軍的吳法憲、海軍的李作鵬寫了誣陷賀龍的材料，還有 軍委辦公廳警衛處原處長宋治國受葉群指使寫了誣陷材料，說賀龍領導的體委“私自銷毀120部電台。”9月8日，林彪在軍委 常委會議上誣陷賀龍“搞顛覆活動”。康生趁風縱火，把謠言放大了許多倍，危言聳聽地說：賀龍私自調軍隊搞“二月兵變”，在北京郊區修了碉堡；賀龍去蘇聯與蘇修的將軍共謀推翻毛主席的領導；賀龍在體育口陰謀組織政變隊伍，給體委發了槍、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對準中南海。空軍、海軍都有他的國防俱樂部，還有無線電俱樂部等等。這全都是誣蔑不實之詞。所謂“炮安在什會刹海，炮口對準中南海”更是謊言。原本 是海軍退役下來的一門破炮，是為國防體育練習瞄準用的，不論炮口對準哪裏，都打不響。
對這樣一些謊言，毛澤東是怎麽對待的呢？
1966年9月14日，毛澤東在看到了吳法憲等人的誣陷材料後，在遊泳池約見了賀龍，對賀龍說：“賀老總，我對你是了解的。放心，我作你的保皇派！”
據林辦張秘書回憶，1966年9月下旬，“林辦”主任葉群一次交給他保存的賀龍的黑材料就有 一二十份之多，在這些材料上，均有林彪和毛澤東圈閱的筆跡。此後不久，對賀龍的問題，毛澤東同意“在小範圍內打招呼。”
1967年9月11日，江青、康生等人策劃下，一份要求成立專案組審查賀龍元帥“政治曆史問題和陰謀篡軍反黨反對毛澤東思想罪行”的報告，送到了毛澤東的辦公室桌上。兩天之後即9月13日，毛澤東圈閱同意。康生被任命為賀龍專案組組長。
元帥多麽希望毛澤東重複一句曾經對他說過的一句話：“賀龍是個好同誌。”但是，直到被迫害至死，也沒有 盼望得到。元帥更不會想到，正是毛澤東還疑心他搞兵變呢1
1974年，《中共中央關於為賀龍同誌恢複名譽的通知》指出 ：“關於所謂賀龍同誌‘二月兵變’的問題，純係訛傳。”人們不僅要問：作為黨的主席毛澤東，對於一個功勳卓著的元帥，為什麽那麽草率聽信訛傳？
七、誣陷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毛澤東批準成立專案
自從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籠後，康生、江青一夥人對毛澤東的底數更清楚了，對劉少奇的批鬥升級，煞費苦心羅織罪名，必欲置劉少奇於死地而後快。
1967年3月的一天，康生偶然看到了北京航空學院“紅旗造反兵團”等六個組織的所謂“聯合調查團”散發的一份材料，上麵羅列了一些從湖南等地搜集的誣陷劉少奇的材料。康生又拿出他在延安搞“搶救運動”的伎倆，虛張聲勢地要抓“大叛徒”。便立即給毛澤東寫報告稱：他掌握了確鑿的材料證明，劉少奇在曆史上被捕過，有重大叛變嫌疑問題，建議中央對劉少奇進行專案審查。事實上，他這時一點證據都沒有。他的目的是要把劉少奇的所謂問題，從黨內路線問題變成敵我問題。
對待劉少奇被誣害為“叛徒”這樣重大的問題，毛澤東不想一想他在延安自己說過的話“我們黨內‘左’得不有再‘左’的人就是康生。你們切記，不要相信他的話。”也不想一想，劉少奇作為自己的副手、忠心耿耿三十多年，怎麽會是“叛徒”呢？也不征求一下黨內領導集體和一大批革命元勳的意見，竟然於3月21日，批準了康生的報告，審查劉少奇的“叛徒嫌疑”問題。由此製造了共和國天下“第一奇冤”。6月3日，劉少奇專案組成立，工作由謝富治、汪東興主持，康生、陳伯達任顧問。這樣一來，劉少奇問題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對劉少奇就可以往死裏整了。
專案組在康生、江青、謝富治等人的直接控製和指揮下，任務就是為陷害劉少奇而羅織罪名編造材料。他們對專案組人員進行種種的威脅利誘，迫使專案人員按他們的意圖編造材料。
首先，對專案人員灌輸專案對象就是敵人，對敵人要狠的思想。8月4日，康生對專案人員說，我們整的是黨內一小撮走資派。老幹部裏有叛徒、有“三反分子”、有特務。這些壞人長期沒有被發現，他們是老幹部中的敗類，這次運動把一小撮揪出來，挖出來 ，是很大的收獲。劉、鄧、陶這些人是老革命嗎？他們是一貫反對毛主席的大叛徒、老反革命。這樣，還沒有找出材料就先定下了是“大叛徒、老反革命”的框框，使專案人員不敢實事求是地弄清問題。同時，他們還宣揚打倒劉少奇具有偉大意義。康生說：揪出劉少奇以下隱藏在黨內幾十年的叛徒、特務集團，清除了黨內最大的隱患，對於社會主義革命以及召開“九大”都具有偉大的意義。
其次，教唆、慫恿專案人員搞逼供信。康生對專案人員說：“搞大批判，主要是政治上打一下威風，真正解決問題要靠小範圍的審訊。審訊的方法軟的硬的都要搞。有時搞點逼供信是難免的。敵人反動透頂，放毒攻擊，引起你們的氣憤，動了手，他自殺了，自殺是他自己給自己下結論，他要死，你有什麽辦法，不過有點可惜，材料搞不到了，”
康生等人對專案 人員這樣的教唆，那就必然使專案 人員不擇手段地搞刑訊逼供，製造假證、偽證。另一方麵，把凡是了解真相的證詞和提供偽證的翻供材料，都扣了下來。這樣，於1968 年9 月，專案組提出了一份所謂《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審查報告》提出劉少奇三項“叛徒、內奸、工賊”的“罪狀”材料，即所謂“劉少奇1925年在長沙被捕叛變”；“劉少奇1927年在武漢充當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汪精衛、陳公博的走狗，進行了一係列出賣工人階級、破壞革命的內奸活動”；“劉少奇1929年竊據滿州省委書記的大叛賣”。還列舉了劉少奇七項“其他反革命罪行”。
這份由康生、江青等人羅織編造的、誣害劉少奇的“罪證”材料，上報給了毛澤東。毛澤東批示：“閱過了，沒有按曆史順序排列。”這個批示叫外人覺得有些摸不著頭腦，但在康生等人年看來，很明確：毛澤東認可了。
1968年10月13日至18日，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喧鬧聲達到高潮的時候。如果按八大選舉出的中央委員會，在正常情況下開會，也許結果不一樣，可是，既然要決心整倒劉少奇，什麽手段都可采用，還管它什麽正常不正常！八屆中央委員共97人，去世10人，還應有87人，但除去被批鬥關押、不經任何正常手續就取消了資格的47人以外，隻能到40人，半數都不夠，按黨章規定，不夠法定人數，會議的決定無效。按規定，可從候補中央委員中依得票多少順序遞補。但這次，卻違反這一規定，把原在候補中委中名列第四十三、六十七的黃永勝（林彪死黨）、潘複生（帶頭造反的黑龍江省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等人都遞補上來了。而按規定順序應該遞補的，卻一個也沒有。這樣才湊到50人，勉強符合法定人數。原有中央委員會選舉的政治局常委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均被非法剝奪了參加十二中全會的權利。可是，原本就不是中央委員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風雲人物”如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葉群、吳法憲、李作鵬等人，卻紛紛參加了。這些非中央委員多達74人，他們中有的人還當上了小組負責人，領導中央委員。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寫下了令共產黨員感到羞辱的一頁。
會議一開始，毛澤東在開幕詞中提出對“文化大革命”如何評價的問題，讓大家討論“文化大革命”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這一上來就使會議氣氛緊張，“二月逆流”又被大批一通；朱德、陳雲、鄧子恢等老同誌都被扣上“一貫右傾”的帽子。林彪、江青等人分散到各小組，故意製造緊張氣氛，並叫嚷：“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劉少奇那所謂“罪證”材料，還容得了討論？許多中央委員對《審查報告》保持沉默，結果，紛紛受到批評和指責，小組會開成批判會、圍攻會，於是，不少人隻得被迫表態。就這樣，全會通過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和附件《罪證》，作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的決議。這次全會從組織上完成了打倒劉少奇的手續。此後，全黨全國對劉少奇又開始了新一輪“口誅筆伐”。
劉少奇一家先後有4 人被迫害至死，有6人被關進監獄。
劉少奇是被毛澤東當作搞“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中國赫魯曉夫，一個“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司令部”的“總司令”來鬥爭的，受株連迫害的幹部、群眾難以勝數，僅被錯判刑的就達22053件，其中有些被處以極刑。這中間不知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八、重提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毛澤東批準立案審查
在1966年8月4日，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大字報出籠的前一天，康生為呼應整垮劉少奇，又塞進與劉少奇密切相關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也稱“1936年專案”。這個所謂的案子，早就是弄清楚了的。康生清楚，毛澤東也十分清楚。（此事詳情，請見本論文集中《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
所謂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其主要內容是：在日本帝國主義勢力蠶侵華北的1936年，經過中央的特殊批準，被關押在國民黨北平監獄中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在監獄主管者印好的“反共啟事”簽字後離開監獄，重新投入了抗日戰爭。此事原來 是由中共北方局組織部長柯慶施，向主持北方局的中共中央代表劉少奇提出，可以讓這些被關押的同誌履行敵人規定的“簽字”手續出獄，以解急需得力幹部的燃眉之急。同時他們還考慮到，如不及時營救這些同誌，不論是日寇侵占北平、天津，還是蔣介石集團把這些同誌押解到南京去，他們都可能被全部殺害。劉少奇經過慎重考慮，同意了柯慶施的提議，上報延安的黨中央，經毛澤東參與的黨中央縝密研究，讓當時擔任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代表中央給劉少奇和北方局回電，批準了這個非常的決定 。
1943年，薄一波作為晉冀魯豫代表團副團長到了延安，準備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毛澤東的窯洞中與毛澤東長談時，說到這段往事。毛澤東說：“這件事我們知道。中央完全負責。”“你們在班房裏做了很好的工作。”第二天，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與薄一波談到此事時說：“中央完全知道，是劉少奇和北方局建議，中央作出討論後讓你們出來的。”
此事康生是不是知道呢？他了解得一清二楚。1948春節期間，康生率領中央土地改革工作團在山東渤海地區，幫助搞土地改革。在住地惠民地區信陽縣何家灣過春節。飯後，康生與土改工作團團員張琴秋、毛岸英、於光遠、曾彥修等人到村外散步，談到薄一波等同誌出獄的事。他說：1936年，中央分析了全國形勢，深感華北形勢十分危急，抗日高潮又已到來，迫切需要德才兼備的幹部。但是很多有經驗的老同誌卻在平津敵人的監獄裏，如果再不加緊營救，蔣介石就可能把這批同誌轉往南京；如果日寇很快侵占了平津，或者華北國民黨政權漢奸化，這些同誌就隻有被殺。考慮結果，中央決定，讓他們辦理了出獄手續。這說明，康生對此事的來龍去脈十分清楚。
可是，到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烈火燒起來後，康生等人不顧曆史事實，昧著良心，煽動不明真相的紅衛兵，到處去揪鬥那些為革命奮鬥大半生還幸存的老同誌。他們說：“這些變節分子叛黨的最大組織者就是劉少奇”；“安子文、薄一波這些人占據了組織部、工交等到要部門，權都掌握在他們手裏，執行的是資產階級專政”。康生在軍委擴大會上說：“北京這六十幾個人，隻是劉少奇的叛黨組織路線、招降納叛的組織路線的一個例子。”接著，康生又到安子文擔任部長的組織部說：“南開‘八一八’、北航‘紅旗’，他們組織了‘三六’專案抓叛徒的聯合調查研究團，應該向他們學習。”
1966年9月16日，康生給毛澤東寫信：“最近我找人翻閱了1936年8、9月北京的報紙，從他們所登報的‘反共啟事’來看，證明這一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是一個反共的決定 。”並隨信附上1936年有關報紙的影印件。這事本來毛澤東是十分清楚的。可此時，他卻一變原來的態度，不顧事實地跟著康生的胡說，在1967年2 月3日會見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長巴盧庫時說：“有些過去是共產黨被國民黨抓住，然後叛變，在報紙上登報反共。那個時候我們不知道他們反共，不知道他們‘履行手續’是一些什麽東西。現在一查出來，是擁護國民黨，反對共產黨。”1 1969年毛澤東還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說：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的時候，一些人不好，也選進來了。“比如劉少奇呀，什麽彭真、薄一波這些人，我們不知道他們不好，他們的政治曆史我們不清楚，也選進來了。”2實際是怎麽回事呢？毛澤東真不知道嗎？好多資料說明，毛澤當時是知道的。
1967年3月16日，中央發布了《關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自首叛變問題的初步調查》文件。有事實說明是毛澤東批準的。粉碎“四人幫”後的1978年，當負責平反冤假錯案的胡耀邦，向主管中央級大案的負責人提議，把包括“三六”專案在內的重大案件轉交中組部複查處理時，他們說：隻能把審查結論交給中組部，而有關材料和文書檔案不能交。這些案子，“都是經過毛主席批定的。現在應繼續貫徹毛主席的指示。‘六十一人’的問題是經過毛主席和黨中央批準才定案的，不能隨便翻過來。”
毛澤東明明是知道這件事的，為什麽樣還要批準這個案子呢？康生的胡說八道，毛澤東不是早就說過“不要相信”嗎？為什麽在這個時候，在這涉及這麽多老幹部聲譽和生命的重大問題上，還要輕信康生的讒言呢？
九、製造一樁哲學罪案——對楊獻珍“合二而一”的批判，毛澤東說“合二而一”是矛盾調合論，是修正主義。
1963年冬、1964年春，著名哲學家、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校長楊獻珍，在講課中為了闡明對立統一規律，使用了中國古代思想家關於“合二而一”的提法。當時，在中共中央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組織批判“現代修正主義”的康生，認為與毛澤東的“一分為二”不同，就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也居然信以為真，發令予以批判。
1963年11月11日，楊獻珍在給學員講辯證法時，講道：“‘合有無謂之元’，是中國古代對立統一的思想。因為它是普遍規律，必然反映到思想家的頭腦裏去。比如，‘相反相成’，這句話也是對立統一的思想。‘盡天地古今皆二也。兩間無不交，則無不二而一者’。‘合二而一’。‘有一必有二，二本於一’。這些都是中國古代的關於對立統一的光輝思想。……一分為二，也是一種普遍現象，這也是辯證法。一為什麽能夠分為二？因為一就是由二這個對立麵構成的”。1964年4月，楊獻珍在另一次講課中還講過：“對立物的統一，意即任何事物都是由對立麵構成的，不是鐵板一塊。‘一分為二’‘合二而一’‘二本於一’。中國語言把物叫‘東西’，說明物體本身包含著正（東）反（西）。物叫‘東西’，實即表達‘對立統一’的意思。”
講辯證法，講對立統一規律，講“一分為二”，講“合二而一”，都是一個意思。
楊獻珍講“合二而一”，本是為了宣傳毛澤東的“一分為二”的辯證法；是為了解釋對立統一規律；是為了響應毛澤東的號召，批判“現代修正主義”；是為了說明我們的祖先早就提出過對立統一的思想，並不比古代希臘的思想家遜色。
1964年4月，中央黨校教員艾恒武、林青山聽了楊獻珍的課，受到 啟發，寫了一篇學習毛澤東辯證法思想體會的文章：《“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發表在5月29日的《光明日報》上。文章說，“對立麵的統一和鬥爭是事物發展的最根本規律。‘一分為二’的兩分法，是認識事物的根本方法”。“事物是由對立的兩個方麵構成的，對立的兩個方麵 是不可分割地聯係在一起的。這種情況反映在人們的頭腦中，中國古人是用‘合二而一’來表達的”。“事物本來是‘合二而一’的，這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客觀事物是‘合二而一’的，認識它的時候要‘一分為二’，在製定改造世界、處理工作的方針、政策時，又要‘合二而一’，在對立麵中把握統一，又在統一中把握對立麵 。這就是唯物辯證的最根本的觀點和方法。”
此文發表後，引起了學術界的熱烈討論。有讚成的，也有反對的。作為學術討論，各抒已見，認識相左，是正常的。可是，康生領導的“反修哲學寫作小組”，專門炮製“反修文章”。他布置小組成員張恩慈寫出一篇題為《“合二而一”不是辯證法 》的文章，署名項睛，發表在6月5日的《光明日報》上，批駁艾、林的觀點。當天，康生就把艾、林的文章和項晴的文章送給毛澤東。6月8日，毛澤東將文章退回。康生講：“主席說，‘一分為二’是辯證法 ，‘合二而一’是矛盾調合論，是修正主義。”有了這個令箭，康生就領導起一場先是在中共中央黨校，繼之在全國各級黨校、高等院校對楊獻珍“合二而一”論的政治批判。進而引向對楊獻珍的政治討伐。
8月31日，《紅旗》雜誌第16期發表由康生、陳伯達親自組織炮製的“本刊評論員”文章：《哲學戰線上的新論戰——關於楊獻珍同誌的“合二而一”論的討論報道》。文章名為報道，實際上給楊獻珍加上種種罪名：楊獻珍講“合二而一”，“是有目的、有計劃地用資產階級的反動世界觀，來對抗無產階級的唯物辯證法的世界觀”。楊獻珍“大講特講對立麵的‘不可分離的聯係’，事物的‘不可分性’，大講特講研究對立麵的統一的任務僅僅在於尋求‘共同要求’，‘求同存異’，……這樣就從根本上否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唯物辯證法 ”。“按照楊獻珍同誌所主張的‘合二而一’論來觀察社會各階級之間的關係，必然抹殺階級界限，取消階級鬥爭，導致階級調合論”。楊獻珍和艾恒武、林青山“對我們黨製定的方針、路線、政策的依據，作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歪曲”，“提出了一個根本性的原則問題”。他們“企圖謎惑許多人，起作為反動階級服務的作用”。楊獻珍“正是有意識地適應現代修正主義的需要，幫助現代修正主義者宣傳階級和平和階級合作，宣傳矛盾調合論。同時，也是有意識地適應國內資產階級和封建殘餘勢力的需要，給他們提供所謂‘理論’武器，對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章宣布：“哲學戰線上這場誰戰勝誰的新論戰，是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這等於在政治上給“合二而一”論判了死刑。從此，全國輿論工具和教學、研究單位，對“合二而一”，對楊獻珍及其論點的支持者，按照康生搞的《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的調子，展開了政治圍攻。
1965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根據康生指揮炮製的《關於楊獻珍問題的報告》，撤銷了楊獻珍的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副校長的職務，在對楊獻珍的政治清算中，黨校一批幹部和教員受到株連，其中有著名哲學家孫定國，因不堪人身侮辱，投湖自盡。在“文化大革命”中楊獻珍更是在劫難逃。1967年9月23日深夜，楊獻珍被抓進監獄，關押了8年。1975年5月，楊獻珍從監獄出來，被流放到陝西潼關。1978年12月，粉碎“四人幫”兩年之後，楊獻珍才從潼關回到北京。1980年8月4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向全國轉發中央書記處批複同意的中共中央黨校委員會《關於楊獻珍同誌問題的複查報告》，為楊獻珍徹底平反。與“合二而一”論有關而受到株連、迫害的同誌，也一一得到 平反、昭雪。
十、將老帥們的抗爭誣為“二月逆流”，毛澤東下令批判
1967年2月中旬，在中南海懷仁堂的會議室，在周恩來主持下，召開當時主持黨、政、軍日常工作的同誌和中央文革成員的碰頭會，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等七位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就“文化大革命”要不要黨的領導，應不應當把老幹部統統打倒？責問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一夥人，義正詞嚴。康生等人把這次會議誣之為“二月逆流”，將整理的《紀錄》報送毛澤東，毛澤東大怒，下令批判。
此時，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搞得天下大亂，從中央到地方，黨、政、軍領導機關遭受衝擊，領導幹部被揪鬥，社會秩序遭到嚴重破壞。從1966年5月通過《五一六通知》至1967年由上海率先“奪權”而掀起的“一月風暴”，七個月來的“文化大革命”搞亂了黨，搞亂了軍隊，全國一片混亂，老革命家們看得比誰都清楚，心情十分焦慮。
1966年5月16日通過的《五一六通知》，混淆敵我矛盾，把許多革命幹部當作“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說什麽黨內已經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老幹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這個《通知》還任命了陳伯達、江青為正副組長、康生為顧問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被打倒、關押起來了。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改組了，以陸定一為首的中央宣傳部被當作閻王殿砸爛了。
《人民日報》刊登了北京大學那張“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提出：“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就有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號召從上到下奪權，還叫嚷：“把一切牛鬼蛇神統統揪出來，把他們鬥臭、鬥垮、鬥倒。”於是，“打倒一切，全麵內戰”的形勢，在全國迅猛地擴展。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發表了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對紅衛兵的行動表示熱烈的支持。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貼出了他寫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把劉少奇、鄧小平主持日常工作的黨中央，當作“資產階級司令部”予以“炮打”。
1966年8月8日，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決定》號召把鬥爭矛頭，指向所謂“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提出“信任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尊重群眾首創精神”的口號下，“踢開黨委鬧革命”。各地群眾都掀起了“大字報”、“大辯論”、“大串連”的惡浪。
全國的大學、中學、小學都停課“鬧革命”，數以千萬計的學生成了“紅衛兵”，到處造反，打、砸、搶，“破四舊”，毀壞文物，對教授、作家、藝術家、任意抄家，對幹部隨意扣上“走資派”的帽子，加以揪鬥。
派出工作組以加強對運動的領導，被說成是搞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凡參與者和靠近者都受到批判、揪鬥。
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數千萬“紅衛兵”全國各處“大串連”，坐火車、吃飯、住店都不花錢，全社會都亂了，毛澤東還說：“形勢大好！”
全國各級黨委、政府機關，都因“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遭到衝擊、批判；在“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口號聲中，陷於癱瘓。
人民解放軍的領導機關和各級院校，也受到衝擊，軍隊也出現混亂。
1967年元旦，《人民日報》的社論號召說：新的一年將是“全國全麵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將是向“走資派”和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將是“奪權”的新階段。
在這般叫囂聲中，很多功勳卓著的老革命家、黨和國家領導人，一個個遭到批判、打倒。繼打倒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之後，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賀龍也被打倒。一月初，當時排在第四號黨的領導人陶鑄又要被打倒了。這預示著，除毛澤東、林彪、江青、康生以外的任何人，他們說打倒，就要打倒。不容申辯，不講道理。上海掀起的“一月風暴”，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造反派都紛紛起來奪權。這一切，使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無不感到疑慮和憤慨。於是，自然就有了老革命家們的抗爭。
1967年2月13日下午的碰頭會上，周恩來總理主持會議，出席會議坐在總理右麵的有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等到七位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餘秋裏、穀牧等同誌；坐在總理左麵的有陳伯達、康生、江青那一幫中央文革成員。葉劍英首先發言，他義正詞嚴地對著對麵的陳伯達說：“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麽？”
軍委文革組長徐向前，激憤地拍著桌子，痛斥陳伯達一夥：“軍隊 是無產階級的支柱。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支柱啦？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
葉劍英接著說：“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製，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幹什麽！”又說：“請你解釋一下，什麽是巴黎公社原則？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
2月16日下午，譚震林問操縱上海奪權的張春橋：“陳丕顯同誌來了嗎？”（按：毛澤東曾指示，要把各省、市委書記接到北京保護起來）張春橋沉著臉，打官腔：“群眾不答應嗬！”譚震林說：“群眾？黨組織可以做工作嘛！”張春橋沉著臉又說：“黨？黨不管用了。在上海，科以上的幹部統統靠邊站了！”譚震林激憤地指著張春橋：“原來靠邊站，打擊一大片，都是你領導的嗬！？”“什麽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哩！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鬧革命。這是什麽東西？這是形而上學！”“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你們把老幹部一個一個地打倒。40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譚震林還談到一些老幹部的子女受到衝擊，他說：“高幹子弟統統挨整，見高幹子弟就揪，這不是反動血統論是什麽樣？”他談到造反派時說：“蒯大富是什麽東西？是個反革命！搞了個百醜圖。這些家夥，就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這一次，是黨的曆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曆史上任何一次！”他還說：“我從井岡山到現在，你們查一下，哪有一點反對毛主席！”說著憤怒地站起來，走著穿衣服，邊走邊說：“讓你們這些人幹吧，我不幹了，不跟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
周恩來總理要他回來，不要走。陳毅元帥說：“不要走，要在裏邊鬥爭！”
譚震林走了幾步行，轉回身子說：“陳老總，我，講就不怕，怕就不講，我哪也不走！”
陳毅接著說：“這些家夥上台，要搞修正主義……延安整風時許多老幹部被整過，搶救運動搞錯了多少人。挨整的還有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的嗎？”
葉劍英還說：“老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對犯有錯誤的幹部，我們黨向來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哪有隨便打倒的道理？照這樣，人身都不能保證，怎麽做工作？”
餘秋裏拍著桌子說：“這樣對待老幹部，怎麽行？照這樣幹法，我就不去！”
李先念也很氣憤地說：“我們黨一貫強調大多數幹部和群眾是好的。現在這樣搞，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還要不要？老幹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麽？現在是全國範圍內的大搞逼供信！聯動怎麽是反動組織？十七八歲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嗎？”
譚震林想到許多老幹部被他們整殘整死，十分傷感地說：“我從來沒有哭過。現在哭過三次。哭都沒有地方哭，跟前有秘書，又有孩子，隻能背地流眼淚！”
在這次會上，老一輩革命家正氣凜然，義正詞嚴，痛斥得陳伯達、康生一夥瞠目結舌，無言以對。他們揭露了這夥陰謀家的罪行，為人民伸張了正義。
當天夜裏，康生指使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連夜裏整理和核對這次碰頭會議《紀錄》。這份《紀錄》把會議的情況作了許多的歪曲、誇大、篡改和斷章取義。在江青、康生的安排下，於17日向毛澤東匯報。這引起了毛澤東的強烈不滿。
據有關材料講，主要是兩個問題使毛澤東特別不滿。一是，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在毛澤東看來，這是他一生中的一大得意之舉。與此相聯係的是對待中央文革小組的態度。他說，中央文革小組的工作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對的，隻有百分之一二有錯誤，誰反對中央文革，就是反對我。老帥們痛斥的正是他心愛的和支持的中央文革，自然不滿。二是，談到延安整風錯整了許多人的事。毛澤東說：延安整風錯了，難道還要請王明回來 ？
2月18日深夜，毛澤東召見了李富春、陳毅、葉劍英等，對他們進行了錯誤的指責。周恩來、康生、江青等人也參加了。當時毛澤東發了脾氣。按照康生的說法，是“發了無產階級的震怒，是無產階級的義憤”。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譚震林、陳毅、徐向前停職檢查。從2月25日到3月18日，中央接連開了七次會，對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老革命家進行了錯誤的批判。
以後，康生等人就把這次老革命家的抗爭，誣之為“二月逆流”。在北京的街頭，出現了“反對複辟資本主義的‘二月逆流’”、“打倒‘二月逆流’的黑幹將”等大標語。這股反擊所謂“二月逆流”的狂風，又迅速刮遍全國。已經被搞得天下大亂的神州大地，又添了新亂。
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即林彪自我爆炸後，毛澤東不能不想一想，他的“親密戰友”林彪要謀殺他，而當年大鬧懷仁堂的那些老帥們並沒有對他有什麽不忠的地方。11月14日，毛澤東接見成都地區座談會的成員時說：“你們再不要講‘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麽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他還多次講過：“這件事情清楚了，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這說明，毛澤東親自為“二月逆流”平反了。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上，黨中央再次宣布，由於“二月逆流”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誌，一律恢複名譽，受到牽連和處分的所有同誌，一律平反。
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1967年2月前後，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政治局和軍委的領導同誌，在不同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提出強烈的批評，但被誣為‘二月逆流’而受到壓製和打擊。”為這一事件正名。
曆史的真相終於大白於天下！
以上十個事例，都充分說明毛澤東對康生的話、康生的造謠、誣陷，都是相信的。早年在延安毛澤東曾說過：“我們黨內‘左’得不有再‘左’的人就是康生。你們切記，不要相信他的話。”毛澤東為什麽自己卻屢次要相信呢？要回答這個問題，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楚的，這裏隻說一點，那就是，毛澤東說過的話是經常會變的，是出爾反爾、不算數的。同時還說明，他當年叫大家不要信康生的話，是為了敷衍廣大幹部和群眾。當年，那“搶救運動”主要負責的是毛澤東，康生隻不過是秉承毛的旨意充當前台的打手罷了。為了緩和眾怒，權且拋出康生作替罪羊。而心地裏，卻是十分賞識這條惡棍的。康生作惡那麽多，沒有受到什麽處分，更不會象對待王明和後來對彭德懷、劉少奇那樣置之於死地，而是暗中保護康生過關。準備日後還要繼續重用這條惡棍。所以，還在眾怒未消、康生的罪行沒有進行批判和清算的情況下，康生卻在黨的七大上，仍被選為中央委員，緊接著的七屆一中全會上，又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這不清楚地說明，毛澤東對康生還是相信的嗎？
1949年後，康生消聲了一陣。1957年毛澤東發動反右派的“陽謀”時，康生又被毛澤東用來打人了。他在中山公園作報告，聲嘶力竭地大罵右派。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他又拚命狂咬彭德懷，繼而在毛、劉之爭最激烈的七千人大會上，他為毛澤東輕率發動的大躍進錯誤辯護。於是，1962年，毛澤東再次重用康生，讓他增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在中蘇論戰時期，毛欽定康生負責“九評”的撰寫，派康生率中共代表團赴國外參加有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會議。毛對“九評”很滿意，康生升任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再次成為毛的前台打手，在打倒劉鄧路線、整死劉少奇等倒行逆施的惡行中格外賣力，成為“準政治局”的中央文革成員。在1969年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康生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在隨後的毛、林衝突中，再次看毛澤東的眼色行事，進一步贏得了毛的信任。在1973年8月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康生繼續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並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在1975年1月四屆人大上，康生繼續當選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隨著毛的死亡和文革結束，在否定文革和平反昭雪的運動中， 1980年10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康生被列為林彪集團和四人幫集團的雙料要犯之一，被指控為“陰謀家”和“反革命兩麵派”。會議專門作出關於康生的決議：中共中央鑒於他犯下的嚴重罪行，決定開除其黨籍，撤銷其《悼詞》，公布其罪行。隨後，康生遭到全國性的批判，變成遺臭萬年的惡棍。
康生是個什麽東西？早在1967年1月中旬，清華大學貼出了一張揭發康生的大字報，把這個人的嘴臉作了一些描繪。現摘錄幾段於後：
“康生明裏是人，暗裏是鬼。演鬼戲是他鼓動的。他憑那三寸不爛之舌，煽動文藝界去演鬼戲。他拍著胸，打著保票，誇下海口：‘不要怕，大膽地去演，出了問題，就說是康生批準演的，一切後果由我承擔。’可是一轉身，又是他康生把演鬼戲的、寫鬼戲的都打成‘黑幫分子’，有的已被迫害死了。”
“康生詭計多端，心黑手狠，是玩弄權術的陰謀家。《二月提綱》從頭到尾他都是參與了的；可是到節骨眼時，他反咬一口，說彭真是背著他搞的。他又是一貫正確，入汙泥而一塵不染；不但把自己洗刷得一幹二淨，還立了功。”
“康生不是治世之能臣，而是亂世之奸雄。他走到哪裏，哪裏就成了多事之秋、是非之地。他吃人的法術很多，施陰謀，設陷阱，殘害多少國家的棟梁，他是兩手沾滿鮮血的劊子手！”
“康生是馮道式的人物，兩麵三刀，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為了達到他個人的目的，什麽他都能幹，什麽他都能出賣。”
……
“你讀過司馬遷筆下的馮道沒有？馮道是五代時宦海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在後唐、後晉曆任宰相；契丹、後漢、後周又任太師，事過五個國君。國君像走馬燈式地下台 了，他卻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神通廣大，隨機應變，一直身居高位。他的決竅就是看這個國君要垮了，立即廉價出賣，笑臉去迎新的國君。康生比起馮道來，是青出於藍。他迎合李立三，出賣李立三；他迎合王明，出賣王明。”
三天以後，他主管的中共中央黨校也貼出了打倒康生的大字報、小字報，其中 一張引人注目的“勒令”：“正告老奸巨滑的康生，你這個製造天下大亂、禍國殃民、殘害無辜的野心家、陰謀家、兩麵派、劊子手，你作惡多端，罄竹難書，限你24小時之內，必須交待你的滔天罪行。如不交待，誓與你血戰到底！”
這些大字報當然打不倒被毛澤東視為寵臣的康生，反而遭來鎮壓。但把康生的一副奸臣嘴臉，描繪得差不多了。
“文化大革命”發動前後的幾乎樁樁壞事，都有康生參與或發難。他施展一貫的極左伎倆，玩弄權術，大搞陰謀，捕風捉影，捏造罪名，陷害功臣；他和林彪、江青一夥沆瀣一氣，積極出謀劃策，殘酷迫害幹部，多方製造混亂，幹下了一係列罪惡勾當。康生是一個十足的大陰謀家、大野心家、反革命兩麵派、血債累累的劊子手，是篡改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騙子，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的主犯和罪魁禍首之一。對於這樣一個十惡不赧之徒的那麽多的誣陷之詞，毛澤東也都相信、支持，助肘為虐，釀成大禍。
曆史已經把康生釘到了恥辱柱上，輕信康生讒言並慫恿康生作惡的毛澤東，又該當何論呢？
1《楊尚昆回憶錄》第十章，轉引自《百年潮》2001年第9期第14頁。
1見薄一波：《關於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095-1097頁。
2薄一波：《關於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224頁。
1見薄一波：《關於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233-1234頁。
1薄一波：《關於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238頁。
1魏敬民：《“六十一人叛徒案”平反始末》，載《百年潮》2003年第1期；《文摘報》2003年1月22日轉載。
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