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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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雲覆雨毛澤東==22、23
22、鄧小平，被兩次打倒
毛澤東曾經是很器重鄧小平的，對鄧小平作了很高的評價。但因與他的錯誤路線有分歧，兩次被他打倒。
新中國成立後，在若幹開國元勳中，鄧小平是十分傑出的一位。1949年解放大西南後，鄧小平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主席為劉伯承）、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區政治委員（司令員為賀龍）。1952年7月，鄧小平調到北京，任政務院副總理。1954年黨的七屆四中全會後，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同年9 月，鄧小平任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956年9月，在八大開會前夕，醞釀中央領導班子時，毛澤東建議設中央書記處，並推薦鄧小平為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表示：“我還是比較安於擔任秘書長這個職務。”毛澤東說：“至於秘書長改為總書記，那隻是中國話變成外國話。他（鄧小平）願意當中國的秘書長，不願意當外國的總書記。其實，外國的總書記就相當於中國的秘書長，中國的秘書長就相當於外國的總書記。他（鄧小平）說不順，我可以宣傳宣傳，大家如果都讚成，就順了。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你說他樣樣事情都辦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樣，有許多事情辦錯了，也有的話說錯了，但比較起來，他會辦事。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麽怕。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他說他不行，我看行。順不順要看大家的輿論如何，我觀察是比較順的。不滿意他的人也會有的，像有人不滿意我一樣……你說鄧小平沒有得罪過人？我不相信，但大體說來，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道，他犯了錯誤對自己比較嚴格。他說他有點誠惶誠恐，他是在黨內經過鬥爭的。”1
1956年9月15日至月27日，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毛澤東致開幕詞，劉少奇作政治報告，鄧小平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鄧小平在報告中指出：“執政黨的地位，使我們黨麵臨著新的考驗。”官僚主義、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危險，“不是比過去減少而是比過去增加了。”為此就要一方麵加強黨員的思想教育，並從製度上作出適當的規定，以保證對黨員的監督；另一方麵則要建全民主集中製和集體領導原則，反對個人崇拜。他強調說，要“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真正鞏固領導者同群眾的聯係，使黨的民主原則和群眾路線，在一切方麵都得到貫徹執行。”2這是根據黨執政以後的實際情況和蘇聯對斯大林搞個人崇拜的教訓，黨中央領導集體取得的共識，代表黨中央來講的。這個報告是經過毛澤東看過。應當說，為防止黨和黨的領導人犯錯誤，是及時敲起過警鍾的。可是黨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卻不聽這一套，從此以後，接二連三的犯下嚴重錯誤，以至把全黨和全國人民拖進“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中。鄧小平的這個報告，經過五十年的曆史檢驗，證明是完全正確的。可是在那場聲勢浩大的“文化大革命”中，鄧小平被當成全國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時，居然把這正確的報告說成是“反對毛主席”。那就是說，毛澤東搞個人崇拜，把自己淩駕於黨中央之上是對的。豈不荒唐！或者說，當時對鄧小平的報告不得不同意，實際上並不同意。至於是不是毛澤東因為鄧小平代表中央作了這樣的報告而對鄧小平不滿，還難說，不過，毛澤東在1958年的成都會議上講，個人崇拜有兩種，除有錯誤的個人崇拜外，還有什麽“正確的個人崇拜”的謬論來看，與鄧小平講的個人崇拜是大相徑庭的。這當然是後話。
毛澤東當年推薦鄧小平當總書記，表明他對鄧小平是很器重的。在一次聚會上，毛澤東對赫魯曉夫說：“看見那邊那個小個子了嗎？他非常聰明，有遠大的前程。”毛澤東甚至認為鄧小平“是領導班子中最有希望的人。”1毛澤東還對赫魯曉夫說過，他的接班人“第一個是劉少奇……第二個是鄧小平……這個人不簡單，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鄧小平的曆程》下，第107頁）赫魯曉夫就當時鄧小平和蘇斯洛夫辯論的事跟毛澤東說：“你們的小個子推倒了我們的大個子”毛澤東笑著說：“可別低估我們的小個子。此人曾帶領第二野戰軍，一舉擊敗蔣介石，使蔣喪師百萬。”2
1959年4月在上海舉行的八屆七中全會，對“大躍進”中的“高指標”進行壓縮。會上，毛澤東強調了權力要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書記處。他要親自掛帥，讓鄧小平當副帥。他說：“我這個人的名字叫毛澤東，我掛正帥，就是大元帥，鄧小平為副總司令，副元帥。我們兩個人一正一副。”接著，他又對鄧小平說：“你是總書記嘛！鄧小平，你掛帥了，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你敢不敢呀？你是書記處的總書記，你也是常委的總書記，你也是政治局的總書記，你也是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你也是我的總書記。”3
由於毛澤東輕率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造成國全大饑荒。1959至1961年三年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達四千萬左右，三年經濟損失達1200億元。4對於這種“左”的嚴重錯誤，如何糾正？安徽省的農民搞起了“包產到戶”，農民的產生積極性高了，生產自救有了一些希望。安徽省省委書記曾希聖多次向毛澤東和黨中央報告，請求允許試辦。毛澤東先是不同意，後來又同意試辦，最後還是不同意。但是下邊仍在實行。公開的不讓幹，就秘密地幹。中央負責農村工作的鄧子恢（中共中央委員、國務院副總、農村工作部長）經過下鄉實地調查後於1962年5月向中央建議實行“包產到戶”這種責任製。鄧小平表示支持。他在7月7日接見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全體同誌時說：“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麽形式為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這些都是些初步意見，還沒有作最後決定，以後可能不算數。劉伯承同誌經常講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隻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說的打仗。我們之所以能夠打敗蔣介石，就是不講老規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況，打贏算數。現在要恢複農業生產，也要看情況，就是在生產關係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看哪種形式能夠調動 群眾的積極性就采用哪種形式。”5這些話的意思，無非是說，在當時那樣困難的情況下，用什麽好辦法能盡快恢複生產。其真諦是：製定黨的政策，要從客觀實際出發，符合群眾的願望，采取靈活的辦法，調動群眾的積極性，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當時，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支持試辦“包產到戶”的還有劉少奇、陳雲等。
毛澤東雖然答應過可以試辦“包產到戶”，但他的思想上是根本不同意的。1962年8月至9月，在北戴河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激烈批判“單幹風”、“黑暗風”、“翻案風”。所謂“單幹風”就是指鄧子恢、鄧小平、陳雲等人支持的農村一些地方搞“包產到戶”這種責任製。毛澤東認為“包產到戶”就是“單幹”，“它反映了地主富農的利益”，是“反對社會主義複辟資本主義的活動”。一搞“包產到戶”，“馬克思主義就飛走了”。認為“黃貓、黑貓”，就是“不管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把搞農業生產的一種辦法，“上綱”到如此高度，根本不切實際。後來全國都搞起了“包產到戶”，人民豐衣食足了，這一實踐證明，鄧小平等人支持的“包產到戶”，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所謂“黑暗風”，主要中指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在第一線工作的領導人，對“大躍進”以來的嚴重經濟困難所作的客觀分析，以及采取的堅決“後退”的調整措施。毛澤東認為這是“不講光明，隻講一片黑暗。”所謂“翻案風”，主要是指彭德懷的申訴信，同時也是指鄧小平主持的甄別平反工作。毛澤東批判的這三風，都涉及到鄧小平，表明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不滿。
1963年、1964年，毛澤東對文藝界發出了兩個批示，說什麽文化部“如不改變，就改名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國死人部。”“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藝術，卻不提倡社會主義藝術，豈非咄咄怪事。”他指責全國文聯和各文學藝術協會“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 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在這些批示下，一批文藝作品被當作“毒草”受到批判，一批文藝家被當作修正主義分子受到迫害。文藝界萬馬齊喑。
對毛澤東的這些批示，中央領導人中多數人不理解、不同意，但在民主集中製遭到破壞的情況下，又無法糾正毛澤東的錯誤。作為黨的總書記的鄧小平，試圖控製意識形態領域裏“左”傾政治批判加劇的局麵，在1965年3月2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他說：“現在有人不敢寫文章了，新華社每天隻收到兩篇稿子，戲劇上隻演兵，隻演打仗的，電影哪有那麽完善？這個不讓演，那個不讓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別人出名，踩著別人的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趕快刹車’。”這當然是毛澤東聽不進去的，並且明顯的感到，下麵在搞修正主義，上邊的中央有人支持。毛澤東多次指責鄧小平說：鄧小平什麽事都不找我，幾年不找我……他這個人耳朵聾，聽不見，開會坐得離我很遠，對我是敬鬼神而遠之。
毛澤東把文藝界和意識形態裏的問題，同廬山會議、三風（“單幹風”、“黑暗風”、“翻案風”）聯係起來，就認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他在同外國的一些領導人的談話中，表露了這種看法。1964年2月9日，毛澤東在同新西蘭共產黨總書記威爾科克斯談話時說：我們黨內有少數人主張“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對帝國主義和、對修正主義和、對各國反動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對帝國主義的國家和黨。這實質上就是修正主義的思想。他們聯絡部（指中共中央聯絡部）裏就有少數這樣的人。另一個是統戰部，它是同國內資產階級打交道的，但是裏麵卻有人不講階級鬥爭，要把資產階級的政黨變成社會主義的政黨（指李維漢）。每個部都找得出這樣的人。例如農村工作部裏麵就有一個鄧子恢，他是中央委員，還是副總理，卻主張單幹，實際上不要社會主義事業。1
同月，毛澤東與來訪的金日成說：我們黨內有些人主張三和一少……這些人在國內主張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一包是包產到戶。三和一少是他們的國際綱領，三自一包是國內綱領。這些人中有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還有副總理……除此之外，每個部都有，每個省都有，支部書記裏頭更多。所以說“天下太平”，沒有那麽回事……譬如，彭德懷像赫魯曉夫那樣掌握了黨、軍隊和政權，那麽，今天我們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馬林可夫、卡崗諾維奇他們的處境一樣，也可能被殺掉了。
毛澤東問金日成：中國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麽辦？
金日成答：那我們就更困難了。
毛澤東又說：如果中國變成修正 主義，天就黑暗了，你們怎麽辦？要作思想準備，要高舉馬列主義的旗幟反對中國的修正主義，這樣中國人民會感謝你們的。23月23日，毛澤東會見日本共產黨訪華代表團挎田裏見時說：王稼祥也被拉到右邊去了。他是聯絡部長，現在沒有管事。他主張三和一少。4月10日，他又對挎田裏見說：我們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中，就在十幾個人是修正主義者。3
1964年11月底，毛澤東在聽取工作匯報時，生氣地責難劉少奇、鄧小平。他對劉少奇說：“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測風雲，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現在就交班，你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能不罵娘的帥，你抓小平、總理。”劉少奇感到毛澤東的話裏有情緒，小心翼翼地回答：“我搞不來。”毛澤東又說：“還是你掛帥，小平做秘書長。”12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鄧小平以為這是一般的匯報會，出於好意地說，毛主席身體不好可以不必參加了。毛澤東對此很不高興。12月20日，中央常委討論農村“四清”工作，毛澤東提出“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觀點，劉少奇提出了一些疑問，毛澤東就生氣了，說：一個（指鄧小平）不叫我參加會，一個（指劉少奇）不叫我講話。
12月28日，工作大會在人民大會堂繼續開會。毛澤東手裏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國共產黨黨章》兩本小書進了會場，他指著這兩本小書說：請你們回去也找黨章和憲法看一下，那是講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他還說，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如果說算的話，那麽有沒有言論自由？準不準許我們講幾句話。？1要是別人講這些話還不至於令人有什麽想法，可毛澤東講這些話，實在是讓人感到滑稽。僅從新中國建立以來，他整治黨內外多少人？他打出的“胡風反革命集團”、“丁玲陳霞反黨集團”、“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等等，哪一次講過什麽憲法和黨章？他不是多次講過，他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嗎？接著可以看到，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製造的一場浩劫，早把憲法和黨章撕毀殆盡。對此，他有一翻“精彩”言論：
毛澤東認為：“沒有憲法的社會，是最好的社會。”“ 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我們黨沒有憲法，無法無天，結果不是勝利了嗎？所以，迷信憲法的思想是極其錯誤的，是要亡黨的。” “憲法製定是製定了，執行不執行，執行到什麽程度，還要以黨的指示為準。隻有傻瓜和反黨分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我們的黨，好比諸葛亮，對於‘憲法’這個阿鬥，是懷有極其複雜的感情啊！不公開承認阿鬥的領導地位是不好的，是無法向人民群眾交代的；如果不把阿鬥當擺設，也是不好的，是無法讓黨隨意向人民群眾發號施令的，也是遲早要被司馬懿抓去砍頭的。” 2此時，他要把“‘憲法’這個阿鬥”拿出來，豈不是太可笑了嗎？
1965年1月14日，毛澤東在大區書記會議上，說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一個是指鄧小平和中央書記處，一個是指李富春和國家計劃委員會。此後，毛澤東就把“打倒修正主義”的目標集中到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身上了。一些重大事情的決定，再不和劉少奇、鄧小平和其他中央領導人通氣，而是秘密地夥同江青、林彪等少數人暗中策劃“文化大革命”。
作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毛澤東主使並看過三遍的由江青、張春橋密謀，姚文元寫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於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匯報》發表，處在第一線的劉少奇、鄧小平全然不知，更不知道其先是打倒彭真領導的北京市委，繼之就是要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這個真實目的。1966年6月1日，由康生操縱的北京大學那張大字報，密報給遠在杭州的毛澤東，毛澤東稱之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批示當晚廣播。也沒有向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黨的第一副主席劉少奇和總書記鄧小平通氣。這一把火經毛澤東一點燃，全國就亂了。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為避免大亂，使運動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於是，決定向北京各大學、中學派出工作組。這件事是經過周恩來向在杭州的毛澤東請示並獲得同意的。不料，7月18日 毛澤東回到北京後卻認為，這是“鎮壓學生運動”，是在搞“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把劉少奇、鄧小平等在中央第一線工作的領導人狠狠地打了一悶棍。7月29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的“北京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上，劉少奇說：“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怎麽革，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許多同誌、工作組的成員也不曉得。”劉少奇自稱“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此時，坐在幕後的毛澤東“嗤之以鼻地說‘什麽老革命，是老反革命。’”這時，劉少奇、鄧小平也還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目標就是對著他們的。
8月初，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多次嚴厲指責劉、鄧主持的中央領導集體。當劉少奇說到“我在北京要負主要責任”時，毛澤東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講客氣一點是方向性錯誤，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當葉劍英講到“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什麽牛鬼蛇神”時，毛澤東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1
8月5日毛澤東寫出了題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的文字：“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搞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誌氣，又何其毒也！”這個炮打司令部的頭號目標是黨的副主席劉少奇，二號目標自然就是總書記鄧小平了。從此，劉少奇、鄧小平主持的黨中央的領導工作就被毛澤東“炮打”垮了。
1967年春天，全國掀起了批判和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派”的高潮。劉少奇被稱為頭號`“最大的走資派”，鄧小平被稱為“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或“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派”。8月5日毛澤東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發表一周年時，在天安門廣場召開了三百萬人的群眾大會，“聲討劉鄧司令部”。同時在中南海劉少奇和鄧小平的住處，毛澤東的紅衛兵揪鬥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當年鄧小平已是六十三歲的老人，被紅衛兵押在盛夏的毒日之下，低頭、彎腰、坐“噴氣式飛機”，受盡淩辱和折磨，其家屬也受到牽連。
曾被毛澤東那麽器重、推薦出任黨的總書記的鄧小平，就這樣被毛澤東打倒了。1969年10月20日，鄧小平一家被押往江西省南昌市附近新建縣的一個軍校裏，過著被軟禁的生活。他每天上午被押到附近的拖拉機修配廠勞動。長子鄧樸方受牽連被迫害致殘，癱瘓在北京清河救濟院，其他幾個子女飄落各地“接受再教育”，他們都不能探望自己的父母。
1971年9月13日，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寫進了黨章的欽定的接班人林彪，因要謀殺毛澤東的陰謀敗露，乘機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
1972年1月10日，毛澤東在參加陳毅的追悼會上，在同陳毅夫人張茜談話時，高度評價陳毅的一生的同時，說“鄧小平的性質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說明毛澤東有意重新起用鄧小平，先給大家“下些毛毛雨”。8月14日，毛澤東對鄧小平給他的一封信上批示：“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誌。鄧小平同誌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二）他沒有曆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誌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作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聯。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
1973年2月20日，按中央的通知鄧小平結束了三年多的放逐生活，離開江西回北京。從3月起，鄧小平以副總理身份參加外事活動，列席政治局會議。12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並請鄧小平參加。他在會上說：“我和葉劍英同誌請鄧小平同誌參加軍委，當委員，是不是當政治局委員，以後開二中全會追認。”12月15日，毛澤東同政治局有關同誌和幾個大軍區負責人談話時，又說：“我們現在請來一位參謀長鄧小平同誌，他呢，有些人怕他，但辦事比較果斷。他一生大概三七開，你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的。政治局請回來的。”毛澤東轉身又對鄧小平說：“你呢，大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有剛，棉花藏針。外麵和氣點嘛，裏麵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改一改吧。”12月22日，中央軍委發布命令：八個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在召集這些司令員開會宣布 這個決定時，毛澤東指著鄧小平對大家說：“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個秘書長吧，你（鄧小平）不要這個名義，那就當個參謀長吧。”
當日，病勢沉重的周恩來，起草了《中共中央的關於鄧小平任職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大軍區、省軍區、各野戰軍委，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黨委，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領導小組或黨的核心小組：
遵照毛主席的建議，中央決定：鄧小平同誌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待十屆二中全會開會時追認；鄧小平同誌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1973年12月22日
這樣，鄧小平又恢複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成為黨政軍的領導人。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1月8日至10日，在周恩來主持的十屆十二中全會上，增選鄧小平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在1月13日至18日的全國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隨後，在國務院各部長參加的全體會上，周恩來說：“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和黨中央決定，我們從今開始來完成四屆人大以後的工作。今天是開始，對於我來說，恐怕也隻能夠完成這個‘開始’的任務了。以後的事，主要是由各位副總理來做。……毛主席講，鄧小平同誌‘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現國務院新班子以小平同誌為首，一共十二位。將來 這樣的會，請小平同誌主持。我希望新的國務院能出現新的氣象，領導全國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額完成今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和第四個五年計劃！”1
鄧小平上任伊始，即堅定地按照全國四屆人大確定的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目標，根據毛澤東提出的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正確意見，果斷地采取了一係列有力措施，鮮明地提出了整頓的口號，著手解決“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種種混亂問題。他抓軍隊 的整頓、鐵路和工業的整頓、農業的整頓、黨風的整頓、科學和教育的整頓、文藝政策的調整（調整也是整頓）。僅半年多的時間，鄧小平的“全麵整頓”取得重大成效，全國形勢明顯好轉。周恩來對此十分 高興。10月下旬的一天，周恩來在進手術室前，躺在手術車上握住鄧小平的手說：“你這一年幹得很好，比我強得多……”。
這一年從春天到秋天，毛澤東一方麵支持鄧小平的整頓，如4月18日毛澤東在會見金日成時說：“鄧小平會打仗，還會反對修正主義。他被紅衛兵打倒了好幾年，現在沒事了，又起來，我們需要他。”另一方麵，又支持江青一夥由他發起的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運動、“評《水滸》”等。
1975年9月底，任毛澤東的聯絡員的毛遠新（毛澤東的侄兒、江青為首的“四人幫”的親信），在與毛澤東多次交談中，說鄧小平“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等。這話也不錯，從鄧小平的“全麵整頓”來看，實際是要糾正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自然為毛澤東所不容。於是，毛澤東一反不久前還在支持鄧小平的態度，轉而站在江青一邊反對鄧小平。他說：“文化大革命”是“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一個是打倒一切，一個是全麵內戰”。“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他認為鄧小平的態度“一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二是要算帳，算‘文化大革命’的帳。”毛澤東讓毛遠新找鄧小平、汪東興、陳錫聯等傳達他的意見。鄧小平提出異議說：毛主席為首的中央搞了修正主義路線，這個話不好說。從九號文件以後全國的形勢是好一點，還是壞一點，這可以想想嘛。對九號文件以後的評論，遠新同誌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壞，實踐可以證明。
昨天（11月1日）晚上我問了主席，這一段工作的方針政策是怎樣，主席說對。
鄧小平作了有說服力的抗爭，但是沒有一點用。在毛澤東的指示下，中央政治局開了幾次會，討論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並對鄧小平進行了錯誤的批判。毛澤東想按他對文化大革命三七開的總評價，讓鄧小平主持一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議，鄧小平 婉言拒絕了。後來鄧小平回憶這一事情時說：“由我主持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園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後來，他還說：“三分錯誤就是打倒一切，全麵內戰。這八個字和七分成績怎麽能聯係起來呢？”1
接著毛澤東借清華大學劉冰等人寫信給毛澤東、告狀軍宣隊負責人遲群、謝靜宜，又加罪鄧小平。本來任何人向黨的領導人寫信反映意見，都是正常的。不料，毛澤東接到此信十分不滿，10月19日他向李先念等人談話時說：“清華大學劉冰等人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麽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你們告訴小平注意，不要上當。小平偏袒劉冰。”2這個批示簡直是不講道理，加罪於鄧小平就更荒唐。告狀遲群、謝靜宜，為什麽就是“動機不純”？就是“想打倒遲群和小謝？”在那個年頭，眾多革命元勳說打倒就打倒，就算是“想打倒遲群和小謝”，算得了什麽事？為什麽就是“矛頭是對著我的？”當時想給毛澤東寫信的人很多，但許多信都到不了毛澤東的手裏。找鄧小平轉交，無非是鄧小平能把信送到收信人手裏。為什麽就是“偏袒劉冰”呢？11月3日，毛澤東這個批示傳達後，清華大學首先開始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1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按毛澤東的指示，在北京召開了黨政軍負責人和老同誌參加的“打招呼”會，正式布署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鄧小平九個月來的整頓成果，化為烏有。
一年前，毛澤東對這個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說他“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現在又認為他搞“右傾翻案”。對此，範碩在《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一書中有一段記述：
葉劍英：“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主席聽不得我們的意見，江青幾個人唆使毛遠新在他那裏告陰狀。”
鄧小平：“是的，也不完全是。去年底，我幾次到主席那裏單獨談，有一天晚間，我還特意問主席，這一段工作的方針政策怎麽樣？他還作了肯定。後來主席讓毛遠新找我談，說我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我提出自己的看法，再三解釋也沒有用！”
葉劍英難以置信的是：就在近兩年，他不止一次地聽到毛澤東講過鄧小平“人材難得”、“政治思想強”，委以重任。再說鄧小平重新主持工作以來，事事都請示毛澤東同意才辦，成績卓著，深得人心，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現在毛澤東變了？怎麽會一下子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呢？3
2月25日中共中央召開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傳達由毛遠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這些指示是毛澤東近幾個月多次關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談話，其中有：
什麽“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 是綱，其餘都是目。
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麽的？是階級鬥爭嘛。
一些同誌主要是老同誌思想還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帳，算文化大革命的帳。
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
搞社會主義，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曆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說教育有危機，學生不讀書，他自己就不讀書，他不懂馬列，代表資產階級。
小平從不談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講話，也不聽群眾的意見。當領導此作風是大問題。
他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麵去，如劉少奇、林彪那樣。鄧與劉、林是有一些區別的，鄧願作自我批評，而劉、林則根本不願。要幫助他，批他的錯誤就是幫助，順著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
這個指示一發出，一方麵政治局多次開會批判鄧小平，逼迫鄧小平作檢查。另一方麵，全國報刊上刊登大量的“大批判”文章，把鄧小平說成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還在走的走資派”。但是批鄧不得人心，從中央到地方，從領導幹部到一般群眾對此都想不通。
３月26日，經毛澤東同意，“四人幫”讓清華、北大“兩校”的造反派到中南海參加中央政治局“批鄧”擴大會議，圍攻鄧小平。在一片大批“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吼叫聲中，鄧小平以沉默來作回答。
就在造反派圍攻鄧小平的時候，在上海、南京爆發了廣大人民群眾遊行示威活動，悼念周總理，擁護鄧小平，反對“四人幫”。 南方的群眾呼聲，很快傳到北京，擴展到全國，形成了偉大的“四五運動”。北京市上百萬群眾，在清明節前連續幾天到天安門廣場，獻花圈、詩詞，悼念周總理，聲討“四人幫”，對“批鄧”表示不滿。鄧小平後來曾說：“一九七六年四五運動，人民懷念周總理，支持我的也不少。這證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 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願望。”1
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這一事件性質時，認為是“反革命事件”。經過毛澤東的批準，會議決定清理天安門，進行鎮壓，抓“反革命”。4月5日，當局血腥鎮壓了天安門廣場的群眾。4月6日11時，毛澤東在毛遠新的報告上批示：“士氣大振，好，好，好。”江青一夥利用《人民日報》大肆製造輿論，製造白色恐怖，猖狂攻擊鄧小平。張春橋當麵攻擊鄧小平是“納吉”，把天安門事件說成是1956年的匈 牙利反革命事件。同日，江青、毛遠新到毛主席處報告情況，江青提出要開除鄧小平的黨籍。當毛遠新匯報了政治局會議作出的關於“四五”事件的決議後，毛澤東在紙上寫了：“同意，要保留黨籍，以觀後效。”4月7日，毛澤東就鄧小平的問題對毛遠新掰著指頭說：“這次，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這三件事，性質變了，據此，趕出去！” 2同日，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作出《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後一決議指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消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對於“政治局一致通過撤消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是不可信的，至少鄧小平不會投票開除自己，此外，葉劍英、許世友等軍隊元老能同意嗎？所謂“一致通過”，無非是說，誰也不敢公開反對毛澤東的意見罷了。
對於毛澤東在對待鄧小平的錯誤，再一次說明，自己說過的話，是經常會變的；本來是正確的東西，自己又把它廢棄了。正如鄧小平所說：“毛澤東同誌的錯誤在於違反了他自己正確的東西。”3
23、逼死林彪
在解放戰爭中立下赫赫戰功的林彪1949年後直至1959年期間，雖然頂著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人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等頭銜，1955年又被授予元帥軍銜，在十大元帥中排在第三位，但卻沒擔任什麽有實權的重要職務，似乎處於“隱退”之中。這一方麵確實因為有病，需要休養；主要原因則是由於他反對“抗美援朝”，毛澤東給林彪發了“轉業費”，把他涼起來。
毛澤東輕率發動“大躍進”後，引起天怒人怨，他的地位和威信受到了嚴峻挑戰。而林彪昧著良心、顛倒是非，在黨內重大鬥爭中至少三次為毛澤東辯護、保駕、排難解憂：1959年廬山會議，以彭德懷為代表的許多幹部對大躍進中的問題提出批評，毛澤東不分是非，硬說這是在代表資產階級向黨發動進攻。林彪作為“援兵”被毛澤東緊急召上山來，參加批彭鬥爭。為了幫助毛澤東整倒彭德懷，林彪毫無根據地誣蔑彭德懷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1同時，又對毛澤東大肆吹噓一通：“在中國，隻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誰也不要想當英雄。”之後毛澤東讓林彪取代彭德懷當國防部部長，掌握槍杆子。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由於毛澤東的瞎指揮，全國大饑荒，餓死上千萬人，各級幹部都有氣，毛澤東又讓林彪出來救場。林彪發表一篇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講話。明明是全國各地按毛澤東的號召搞的“大躍進”，林彪卻說什麽“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澤東正被大會處於聲討的困境中，聽了林彪如此獻媚的講話，如飲甘泉。他的喜悅溢於言表：說什麽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2吳法憲回憶說：“林彪講話後，軍隊的幹部們都很高興，紛紛讚揚林彪講話講得好。隻有林彪本人不以為然，他說：‘我這樣講是出於無奈，不這樣講，毛主席的威信受到影響，這個局勢就不好維持了。’”由此可見，林彪並非沒有自己的見解，在當時的情況下，林彪完全清楚黨內矛盾的存在，他也意識到毛澤東的失誤所在，但在毛劉關係緊張和中央上層出現裂痕之際，林彪不得不在“忠君”和“黨內大局”的麵前選邊站在了毛澤東的一側。林彪的選擇在關鍵時刻，在最大程度上支持了毛澤東。3
1965年底毛澤東要除掉劉少奇，背著中央的其他常委，陰謀發動“文化大革命”，林彪又一次竭力地幫助毛澤東。由於林彪為毛澤東幾次立功，毛澤東對他多次表彰，進而確定由林彪取代劉少奇作為接班人，使他一下子超越許多資格老得多的中共領導人，成為僅次於毛澤東的“第二號”領袖，並且破天荒地寫進了黨章。
應該說，毛澤東對林彪該滿意了吧？如果說還有什麽不盡如意，也該對他這個唯一的親密戰友維持點友誼吧？不行！毛澤東才不是一般的常人，他一不滿意，就要整人，一整就要往死裏整。林彪在幫助毛澤東整死彭德懷、劉少奇、賀龍等許多黨國元勳和眾多幹部之後，自己也逃不脫毛澤東的魔掌，逼得他隻有死路一條。從毛澤東對林彪的前後過程看，他那出翻雲覆雨、出爾反爾、背信棄義、忘恩負義的伎倆，可說是無以複加。
九大政治報告的分歧
對於當毛澤東的接班人，林彪的積極性並不高，不大想“騎上去”，推辭再三，還寫了書麵報告。他深知，毛澤東生性猜忌，伴君如伴虎，劉少奇的悲慘結局，就是前車之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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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001頁
2《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202頁
3 見丁凱文：《讀〈吳法憲回憶錄〉》，載電子雜誌，《議報》第293期
在決定撤掉劉少奇要林彪接替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林彪卻稱病沒有參加會議。當毛澤東派人把他接回來，見到毛澤東時，一再表示，自己身體有病，不願意當接班人。後經毛澤東的勸說，林彪隻好從命。他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的講話中再次表示：最近我的心情很沉重，中央給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下夠，意料是要出錯誤的，懇辭再三。但是，現在主席和中央既已決定了，我隻好服從主席和黨的決定，試一試，隨時準備交班給更合適的同誌。
林彪既然做了接班人，就不能不為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搖旗訥喊。他的調子很高，表態堅決支持文化大革命，直稱“要弄得翻天覆地，轟轟烈烈，大風大浪，大攪大鬧，這半年就要鬧得資產階級睡不好覺，無產階級也睡不好覺”。並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主持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又多次大講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強調要“以主席為軸心，我們做磨盤”，“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
與此同時，林彪對自己要表現為在政治上“緊跟”毛澤東的形象，即所謂“言不離主席”、“手不離語錄”、“突出主席”、“主席劃圓我劃圈”等等，嚴格遵守：既不能搶在毛之前，也不能落在毛之後的規定。
盡管林彪處處小心，還是免不了與毛澤東的矛盾。這個矛盾起先表現在起草中共九大政治報告的問題上。
一九六九年一、二月間，毛澤東提議中共九大的政治報告由林彪來主持起草。林彪提出，由陳伯達牽頭，張春橋、姚文元參加，三人共同起草九大報告。
陳伯達在領受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任務後，便與林彪商量怎樣寫。在林彪看來，文化大革命不能沒完沒了曠日持久地搞下去。認為文革運動過去之後，還是搞經濟建設，要民富國強，主張報告可從人民、國家的角度去講。陳伯達將此意圖私下征求過周恩來的意見，周表示支持。根據林彪的意思，陳伯達擬定了題為《為把我國建設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的九大政治報告大綱。不料，陳伯達的稿子一拿出來，便在毛澤東主持的討論會上，遭到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的反對，說這是這個報告鼓吹了“唯生產力論”。毛澤東也對這個稿子不滿意，認為沒有把文化大革命的作用突出出來，對經濟方麵講的太多，本末倒置，在政治上的分量不夠，並對陳伯達起草報告拖拖拉拉惱火。於是，毛澤東否定了陳伯達的報告稿，決定由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三人另起爐灶再寫一個。
陳伯達對自己起草的稿子被否定自然不高興，在討論張春橋起草的稿子時，他就反擊一下，說：“還是要發展生產，搞好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不能盡搞運動、運動。像伯恩斯坦所說的：運動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這一來，毛澤東極為不滿，狠狠批了陳伯達一頓，說：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否定了你的報告，你陳伯達不到半個月就反攻了。
林彪對毛澤東否定陳伯達起草的稿子，雖然不高興，也不便明說。但心裏憋了一口氣，他表示：他們寫什麽是什麽，我林彪一字不改。果然，林彪一直到九大作報告之前，對張春橋起草的稿子，根本不看。以致，在九大會上，林彪念這個政治報告結結巴巴。對此，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一夥，到處散布對林彪的流言蜚語。
林彪知道後，自然不滿。於是，布置他的親信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在九屆一中全會選舉政治局委員的過程中，搞私下串連，要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三個人的選票壓了下來，讓“文革旗手”江青一夥人出出醜。
這以後，林彪、江青兩個集團之間的矛盾日深，彼此鉤心鬥角。
毛、林交惡的根由
毛澤東選擇林彪作為接班人，是為了整倒劉少奇。九大後，各地原有的領導人幾乎都被打倒後，由軍隊的幹部充任，這都是林彪的部下，於是顯得林彪的勢力大增。在生性猜忌多疑毛澤東看來，尾大不掉，成了對他的一種潛在威脅。毛澤東為此感到十分不安，遂開始琢磨如何去掉這一威脅。
毛澤東一方麵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寫入黨章，另一方麵又設法在權力布局中製衡林彪的勢力，不動聲色地做了這樣幾件事：
據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一書中說：“一是借周恩來牽製林彪。在最初的黨內人事安排中，除了林彪之外，毛澤東還曾提名周做另一名黨的副主席，隻是後來被周本人堅決反對掉了。二是有意打破由林彪指揮過的一方麵在軍中一統天下的局麵，安排原屬四方麵軍的兩位大軍區司令員許世友、陳錫聯進入政治局，並親自指定四方麵軍出身的李德生作為軍委辦事組成員前兼總政治部主任。三是堅決頂住黨內文革派的鼓噪，始終不同意將鄧小平開除出黨，把鄧作為他手中保留的一張牌。後來的事實講明，毛的這幾手的確老謀深算，對以後政局的演變早已未雨綢繆，棋先一著了。”1
九大後，林彪勢力增大，成為毛澤東的一塊心病。更讓毛不放心的是，從陳伯達按林彪的思想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中看出，林彪的政治思想上和他南轅北轍，林彪要搞經濟建設，毛澤東卻要“不斷革命”。這才發現，選定的這個接班人不但政治上要同自己分道揚鑣，而且手上還真正掌握槍杆子。
時下已形成的局麵是，林彪不但通過號稱“四大金剛”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控製了海陸空三軍，軍隊領導機構的軍委辦事組幾乎全是他的人馬。而且由於當時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一把手多半是奉命支左的軍隊幹部。在九大中央委員會中，軍隊幹部占了一大半，當時政治局二十五人，軍隊幹部占十四人，軍隊的勢力越來越大，林彪個人的威望也越來越高。這種局麵，要對付起來，比對付劉少奇的難度要大得多。
林彪不是靠鼓吹個人崇拜、搞造神運動起家的嗎？毛澤東便開始有意識地在這個問題上降溫。九大前就曾多次在文件上刪掉林彪經常鼓吹的“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吹捧自己的三個副詞。九大後，毛澤東又交待周恩來把人民大會堂所掛的語錄牌統統摘下來。當周照辦以後，毛還故意當著林彪的麵說：這些王八蛋的東西沒有了。林彪心中自然不快，他表麵上不說什麽，私下卻吩咐屬於軍隊係統的京西賓館頂住：照掛不誤。有意唱對台戲。
毛澤東對林彪政治上失望，便有意扶植能夠真正體會自己思想的張春橋。九大後，毛曾帶著張春橋到蘇州去看望林彪，以談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為名，試探他的態度。毛澤東問林彪：我年紀大了，你身體也不好，你以後準備把班交給誰?見林彪不吭聲，毛又追問：你看小張(指張春橋)怎麽樣?弄得林彪一時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後來林彪還是借答談怎樣才能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時，才轉彎抹角地表示：還是要靠黃、吳、李、邱這些從小就跟著主席幹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資產階級掌權。2
毛、林之間這一席談話，反映了林彪、江青兩個集團之間在接班人問題上的激烈爭鬥。在這次談話後，毛、林之間的矛盾日深，林彪明顯感到毛澤東在改變接班人拋棄自己。後來在廬山會議上鬧出的那場軒然大波，便是由此引發的。官方的說法是林彪迫不及待地“搶班奪權”，實際上，由於毛澤東的背信棄義，出爾反爾，企圖以張春橋取而代之，使林彪最終落得和劉少奇一樣的下場。林彪為使自己免遭不測，不得不以攻為守，打擊張春橋，求得自保。
毛澤東設下圈套
一九七0年三月間，根據毛澤東的提議，第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全麵展開。按照憲法的規定，有一個由誰來擔任國家主席的問題。當國家主席要花很多精力應付國事活動，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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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頁
2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年版第276頁
毛澤東沒有興趣，但又不願意把這個職位讓給別人，若再有一個劉少奇那樣的國家主席，不也是很麻煩的嗎？特別是在林彪勢力已經很大的情況下，更不想讓給他。官方的說法是：毛澤東提議召開四屆人大的同時，又提出要修改憲法，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但據當時曾在政治局會議上直接聽傳達的吳法憲的說法，則不是這樣。他說：
一九七0年三月上旬的一天，汪東興受毛澤東的委托，從外地回到北京，向中央政治局傳達毛澤東關於召開第四屆全國人大的意見。汪東興還特別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是否設國家主席的意見。毛澤東說：“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要不要設國家主席，我的意見是不設。如果大家認為要設的話，那麽由誰來當這個國家主席？我毛澤東是不當了。如果要設國家主席的話，也隻有林彪同誌來當。”
隨後，吳法憲等人又到汪東興家，
汪東興又對我們說 ，毛澤東曾經說過，“要設國家主席的話，隻有林彪同誌才能當”。這個話， 我們聽了都感到很高興，認為這是毛澤東對林彪特別的信任與關懷。1
四月十一日，林彪在蘇州通過秘書向政治局打電話轉達他的三條點意見：“一、關於這次‘人大’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同誌仍然建議由毛澤東兼任。這樣做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二、關於副主席問題，林彪同誌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關係都不大。三、林彪同誌認為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2
這在善於權術的毛澤東認定，林彪讓他當國家主席是假，林彪自己想當國家主席是真。而自己決不能讓已經尾大不掉的林彪來當。更令毛澤東不安的是，林彪的這一提議隨即得到了包括周恩來在內的在京政治局大多數成員的讚成，這顯示了林彪講話影響力之大。
為了打掉林彪的意圖，毛澤東在林彪建議的第二天，便立即表態：“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四月下旬，毛澤東從武漢趕回北京，在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重申他不當國家主席，也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並當著林彪的麵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 （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1、26頁）
但是，林彪仍然堅持要設國家主席的主張。五月中旬，林彪告訴吳法憲：還需要設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國家沒有一個頭，“名不正言不順”。3這樣一來，毛、林之間的分歧在黨內領導中暴露出來。雙方暗中較勁，誰也不肯讓步，最後隻好將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暫時擱置起來。經此爭執後，毛、林兩人之間的關係開始緊張起來。
八月十三日，在中央憲法修改工作小組的討論會上，討論憲法草案稿，張春橋同吳法憲又為憲法草案中的一些提法發生激烈爭吵。草案稿中有這樣一句：“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張春橋提出：“已經有了理論基礎一句，後一句可以不要了。也就是要刪掉“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一句，後來又大講毛澤東曾在一次會見外賓時講過“赫魯曉夫‘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是個諷刺。”一類的話。早就對張春橋很有氣的吳法憲認為，這些話都是林彪經常強調的，這不是在咒罵林彪嗎？於是反過來指責張春橋：“天才地、全
麵地、創造性地發展馬列主義，是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和《〈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肯定了的。你這樣說，不是想翻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案嗎？”又說：“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貶低毛澤東思想”等等。雙方大吵了一頓，不歡而散。之後，葉群在電話中告訴黃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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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775、776頁）
2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1頁
3《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563頁
勝：林副主席聽了很高興，誇吳胖子“放炮”放得好！1
林彪本來就因毛澤東有意讓張春橋在政治上取代他而視其為眼中釘，這回他竟敢公開否定他本人對毛的權威評價，不禁大為腦火，決心把張春橋打垮。
於是，通過葉群分別向陳伯達、黃永勝、李作鵬等人打招呼，要他們在政治上支持吳法憲，分頭去查找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論“天才”的語錄，準備在政治局最後通過憲法修改草案的會議上同江青那一夥展開鬥爭。
這件事沒有完
在八月十七日召開的討論通過憲法修改草案的政治局會議上，林彪這一派準備同江青那一派交鋒。但出乎意料的是，張春橋等人沒有再作爭辯，結果沒有鬥起來，憲法草案順利通過。
於是，林彪把目光轉向了即將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叮囑黃永勝、吳法憲等人：要多加小心，這件事沒有完，到廬山會有大的鬥爭，不管出現什麽情況，要堅持兩點：一是設國家主席，一是堅持天才的觀點。
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前的形勢，就設不設國家主席而言，對毛澤東很不利。在前一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除毛澤東本人外，其餘幾名常委都異口同聲地勸說毛澤東出任國家主席。連屬於江青那一派的康生也表示，請毛澤東考慮到廣大群眾的熱切願望，出來擔任這一職務。就一貫看毛澤東臉色行事的周恩來也表態支持設立國家主席的主張，他甚至還提出一個設想：今後在接見外國使節等國事活動時，可由國家主席授權別人代行。這樣一來，在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上，中央常委內部形成了四比一的局麵，毛澤東陷人孤立的窘境，進退兩難。難在哪裏？他本人不想當國家主席，這好說；可是又不準別的人來當國家主席，按當時已造成的聲勢，除毛澤東外，非林彪莫屬。這又恰恰是他極不願意的。他的這一真實意圖拿不到桌麵上來，又找不出更恰當的理由來說服眾人。毛澤東處於十分尷尬的境地。隻有蠻橫不講理了：“如果你們願意要國家主席，你們要好了，反正我不做這個主席。”2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三日，是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開幕的日子。林彪看到，毛澤東在設國家主席問題上陷入窘境，幾近發脾氣，決定暫時不再提這個問題，轉而在全會上端出張春橋的問題，迫使毛在他本人和張春橋之間作出選擇。
關於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開幕會上的講話，官方根據毛澤東在一九七一年南巡講話中所謂“林彪同誌那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的說法，說什麽林彪搞“突然襲擊”、“搶先發言”。，實際上，曆史的真相並不是這樣。林彪在講話前曾專門請示過毛澤東，是經過毛的同意後才講的。在這裏，毛澤東對世人撒了一個彌天大謊。了解這一點至關重要，是了解後來整個事態演變的關鍵。
據吳法憲回憶說：從葉群體那裏知道，在會前常委們休息時，毛澤東說由他主持會議，要周恩來宣布會議的議程，康生作修改憲法的報告。接著，他又問林彪講不講話。林彪說：“想講幾句，主席看可以不可以。”林彪接著說：“有一個問題，想請示一下主席，就是在憲法工作小組會議上，發生了爭論，最近聽到吳法憲同誌講，八月十三日憲法修改小組會議上，張春橋反對提天才，不同意寫國家機關的指導思想是毛澤東思想，公開反對，自從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來，全黨所通過的，關於毛澤東思想的三個副詞，即‘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樣一個評價。還說連赫魯曉夫也是天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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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565-1566頁）
2《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567頁
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說三個副詞是一種諷刺。”林彪把八月十四日的情況大體講了一遍。這時周恩來也點了點頭，表示他知道這回事。毛主席表示：“這個要講一講，要批評，但是不要點名。”毛主席又問林彪準備怎麽講，林說：“想講兩點，一是關於憲法修改草案，感到這不錯。第二是講一講天才問題。”毛主席還說：“這個張春橋的後台是江青，一定是她搞的。”。
葉群還告訴我們，林彪當時對毛澤東隻點了張春橋的名，沒有點康生的名，這一是因為康生在場，另一個則是因為毛澤東很器重康生。這就是林彪在開幕式上突然襲擊發表請講話的緣由。這個講話的大體內容，毛澤東事先是知道的。而且也是表態同意了的。1
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開幕會上的講話，確實是按照會前和毛澤東的約定講的，對張春橋並沒有指名道姓，隻是用隱晦的語言，批駁了所謂“迷迷糊糊的思想”，說：有人說毛主席對馬列主義沒有發展。這是反馬列主義的。這點值得我們同誌們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誌值得深思。因為他那個中央不同。我們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共產黨當權的國家，上麵一聲號令，一股風吹下去，就把整個事情改變麵貌。林彪並從正麵大力頌揚毛是“天才”，稱讚這次憲法修改草案的“靈魂”，是肯定了毛澤東思想作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等內容。
同時，林彪還通過葉群，要軍委辦事組成員在各組討論時要表態，定下發言的口徑：要從“天才”、“領袖”、“指針”三個方麵去講，“天才從理論角度講，領袖從曆史角度講，指針從現實角度講”。並叮囑大家在發言中不要點張春橋的名，遵守毛澤東向他交待的底線，否則在毛澤東那裏通不過。
隨後，林彪手下的幾員大將吳法憲等人，為了講天才問題有根據，遂向著名秀才陳伯達提出，請他從經典著作找點根據。陳伯達連夜選編了一份《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的材料。在八月二十三日晚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吳法憲提議，各組應該學習討論林彪在開幕會上的講話。
在當晚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吳法憲提議，全會各小組應該認真學習“林副主席”在開幕式上的講話。是汪東興說，有的人提出，林彪講話的口音重，希望再聽聽講話錄音。
周恩來表示同意，並報告了毛澤東。（金衝及主編《周恩來傳》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第１９７６頁）顯然，毛澤東也同意了。在各小組聽錄音過程中，有人又提出要印發林彪講話稿，周恩來讓汪東興請示毛澤東，毛澤東說：“他們都同意印發，我沒有意見，你就印發吧。”2
可見，毛澤東對林彪的講話並未表示反對。隨即得到了政治局多數人的支持。後來毛澤東說吳法憲背著中央委員搞陰謀，完全是誣陷。
於是，從八月二十四日起，全會改變了原定議程，各組轉入討論林彪在開幕會上的講話。葉群、陳伯達、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口徑，分別在所在的小組發言，大講“天才”問題，說“刀擱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同時暗示黨內目前有股反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風，中央有人想把這股風往下吹，推翻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決議，翻曆史的案。在華北組，陳伯達、汪東興等有影響的人也極力呼應，使人們更加相信“有人反對毛主席”的說法大有來頭。於是，與會者義憤填膺，在發言中紛紛要求揪出“黨內的大壞蛋”。
八月二十五日，華北組的第二號簡報中提出，對這種人“應該揪出來示眾，應該開除黨籍，應該鬥倒批臭，應該千刀萬剮，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這份簡報等於點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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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793頁
2《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77年11月版第3９頁
火，群情激憤，紛紛表示要揪出“毛主席身邊的野心家、陰謀家”。正如後來毛澤東所說的“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
事情鬧到這一步，卻是毛澤東始料不及的。中央全會鬧翻了天，各大組異口同聲地要“揪人”，顯然背後有是林彪在下麵搞鬼。他在隨後與康生的個別談話中就點出了這一點，直接把林彪端了出來，說他不當中央主席了，這會讓林彪去開，他下山不參加會了。1
毛澤東本來就對林彪疑心極大，現在林彪竟然又在他的眼皮底下發難，而且有這樣大的號召力，就連許世友、陳錫聯這些並不是林彪山頭的大軍區司令員在林彪講話後，也都主動上前握手表示祝賀。這使得毛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如果這次采取默認的態度而讓林彪得手的話，以後他本人勢必被架空，完全成為政治上的傀儡，最後搞到自己他頭上來。這是毛澤東絕對不能忍受的。
於是，毛澤東決定迅速展開反擊。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毛緊急召開了有全會各大組召集人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嚴厲批評陳伯達在華北組的發言違背了九大路線，把會議的方向搞偏了。他嚴厲地說：你們再繼續這樣搞下去，我就下山，讓你們去鬧，等你們鬧完了，我再上山，就不下去了。再不然，就辭掉黨中央的主席!並決然表示：“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要我早點死，就讓我當國家主席!誰堅持設，誰就去當，反正我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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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見毛澤東真的動了怒，說出這樣的絕話來，都不再吭聲。根據毛的意見，會議決定全會分組會立即休會，停止討論林彪的講話，收回華北組二號簡報，並責今陳伯達請假檢討。
這樣一來，整個形勢急轉直下。後來，全會轉入批判陳伯達後，西南組把鬥爭矛頭對準了吳法憲。
林彪早就對毛在接班人的問題上朝秦暮楚深為不滿，這回更是覺得受到毛的耍弄而心氣難平。這次讓林彪明白了：毛澤東預設圈套，成心整人。先是在他講話的問題同意他講“天才”問題，欲擒放縱，誘騙自己上鉤，然後又翻臉不認賬，大興問罪之師，抓住不放。
在這種情況下，林彪對毛澤東自然心裏有氣，怨憤不平，但又不好當麵對毛發泄，隻好給康生臉色看。當康生向林彪匯報說，這次會議是“吳法憲造謠，汪東興點火，陳伯達起哄，陳毅跳出來”，林彪當場給頂了回去，說：吳法憲我了解，從一軍團到四野跟我幾十年，沒有發現他造過謠。並在私下裏對吳法憲說，你沒有錯，不要檢討，此外，林彪還對外放風，保他手下幾員大將過關，說軍隊的老幹部都是炮筒了，說話走火，他們是經過幾十年槍林彈雨的，國家還得靠這些老幹部。
對林彪，毛澤東一時還不端出來，便在陳伯達身上做文章。毛澤東在陳伯達所編的“論天才”的語錄上，寫下了《我的一點意見》，對這位“天才理論家”大張撻伐，老賬新賬一起算，在政治上宣判了他的死刑。毛宣稱陳伯達和他“共事二十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這一次，他卻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惟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把陳伯達在政治上的居心形容為“大概是良心吧，可決不是野心”。與此同時，毛澤東在《我的一點意見》中有意穩住林彪，把他與陳暫時分割開來，聲稱“我同林彪同誌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雲雲。
隨後，全會圍繞學習《我的一點意見》，轉入對陳伯達的揭發批判。這時，毛澤東已經動了在政治上與林彪分道揚鑣的念頭。知情人說，當江青在葉群登門求見後，跑到毛那裏為她求情，結果挨了毛的一頓訓，要她“在關鍵時刻頭腦要清醒”，“屁股別坐錯了位置”。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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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年版第296頁 ）
2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年版第297頁 ）
此同時，毛開始不動聲色地對此作出部署，找人談話，尋求當年被他打入冷宮的軍中老帥們的支持，他在周恩來的陪同下，一天深夜召見了葉劍英，吹風打招呼，希望他能支持批陳的決定，隨後又指定葉作為擔任陳伯達專案小組組長周恩來的特別顧問，代表中央前往福建、廣東調查陳的“曆史問題”。
與此同時，毛澤東又放出風來，聲稱對犯錯誤的人不要一棍子打死。對陳伯達的問題也故作大度，表示：如果沒有政治曆史問題，我的意見還是保留中央委員。在談到陳以及其他跟著一起犯錯誤的人時，毛還有意當著林彪的麵引用曆史上的典故，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思是：紂王雖然不好，但並不如人們所說的那樣壞，以此來暫時穩住林彪一幹人。不僅如此，為了給林彪吃定心丸，慣於玩弄權謀的毛澤東還在寫完《我的一點意見》後，專門找林彪談了一次話，刻意進行安撫，然後又大擺迷魂陣，拿出當年著手整劉少奇之前的同樣手法，當麵向林彪許諾自己準備交班，說：張春橋這個人要再看他兩年，現在還是保留他吧。兩年以後我就不幹了，把班交給你，由你主持工作。1
“批陳射林”的部署
廬山會議結束後，毛澤東發動了“批陳整風”運動。這場運動采用敲山震虎的手法，實為“批陳射林”。陳伯達不過搞了幾條經典作家的語錄，再說一個書呆子，不可能對毛澤東有什麽挑戰，也就根本不值得整。批陳隻不過是個幌子，真正要整的是林彪。毛澤東本來就對林彪過分膨脹的權勢戒心極大，這次廬山會議林彪的勢力的確非凡，讓毛澤東感到威脅。因此下決心敲打林彪，以絕後患。
對於批陳整風運動的矛頭所向，毛澤東本人從一開始就不完全諱言，而且有意識地在中共黨內領導層中吹風。他在廬山會議結束後返回北京時，在豐台火車站同北京市黨、政、軍負責人的談話中說：陳伯達是船上的老鼠，看見這條船沉了，就跑到那條船上去了。當時參加談話的吳德回憶說：“毛主席這麽說，使我意識到陳伯達後邊還有人，不僅是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這些軍委辦小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2
九月中旬後，毛澤東一麵把陳伯達錯誤的性質上升為“路線鬥爭”，定性為“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一麵對林彪搞的個人崇拜釜底抽薪。十二月間，毛澤東又在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談話中，敲打林彪，說：“什麽‘四個偉大'(即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討嫌!”毛的這一講話隨後發至全黨學習。這“四個偉大”毛澤東欣賞了這麽多年，怎麽突然“討嫌”起來？其實不是對“四個偉大”“討嫌”，而對提出“四個偉大”的林彪討嫌。
在做思想輿論準備的同時，毛澤東還采取了組織措施。毛澤東批準了《關於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的決定》，康生任組長，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以及被毛所信任的紀登奎、李德生為組員，掌管中央的人事任免和宣傳大權，在政治上形成了與林彪所掌握的軍委辦事組兩軍對壘的局麵。
在作了輿論、組織兩方麵準備後，用毛後來自己的話說是，廬山會議後他對林彪采取了程咬金的三板斧：
“拋石頭”，就是向下發批示、批語，砸向林彪所主持的軍隊工作和林彪手下的幾員大將，對他們的錯誤揪住不放。由於一時沒有抓住林彪本人的什麽把柄，毛澤繼續敲山震虎。
開完廬山會議後，毛讓犯同樣錯誤的汪東興檢討過關，而對吳法憲、葉群的檢討，卻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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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年版第302-303頁
2《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第133、134頁
住不放，大加撻伐。從對他們幾個人的檢討到林彪主持的這幾年軍隊的工作，都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摻沙子”，就是毛澤東指派紀登奎等人參加進入主要由林彪手下人馬組成的軍委辦事組。
“控牆角”，就是改組北京軍區。毛澤東借口陳伯達曾到過北京軍區講話，批評他們“是何原因陳伯達成了北京軍區及華北地區的太上皇?讓陳伯達到北京軍區亂跑亂說？”由此，撤消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和軍區政委李雪峰的職務，由毛所信任的李德生、紀登奎二人出掌北京軍區。當年陳伯達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權力傾天，誰敢不準他亂跑亂說？這是毫無道理的責問。毛澤東之所以拿北京軍區開刀，是因為他深知京畿地區的重要，而廬山會議的風波又是從華北組首先鬧起來的，北京地區不少黨、政、軍高級幹部都卷了進去。這令毛實在不能放心。
在把京畿地區牢牢掌握在手裏後，毛並不想罷手，繼續對林彪手下的幾員大將窮追猛打。二月十九日，他在周恩來請示結束全國計劃會議的報告上又一次“拋石頭”，點名批評黃永勝所主持的軍委座談會“開了一個月，還根本不批陳”。
可以說，毛澤東此舉是一箭雙雕：既在更大的範圍內把林彪手下幾員大將的問題公之於眾，又可借機把火燒向林彪，迫其出來檢討。但是，倔強的林彪就是不檢討。，
在廬山會議後的一段時間裏，林彪雖然因為在政治上翻了車而弄得有些灰溜溜的，但因為毛澤東給他吃了定心丸，特別是“兩年以後交班”的許諾，讓林彪鬆了一口氣。因此，林彪在情緒上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據吳法憲回憶說，林彪下山時“情緒還是很高，和過去一樣，若無其事的樣子。”對廬山會議上發生的事，林彪起初還是想向毛作個檢討，私下裏把這件事了結了。為此，林彪曾讓他的秘書代為起草個檢查。
不過，林彪很快便發現情形不對，毛澤東發動批陳整風運動的矛頭明顯是衝著他來的，非但所謂“兩年以後交班”的許願是一張空頭支票，而且就連他本人載入黨章的接班人地位也難保。毛對斯諾說“四個偉大”“討嫌”的談話更是明擺著針對他的。
為此，當毛澤東讓林彪見斯諾，他拒不接見，還以顏色，並私下對家人發泄對毛的不滿，揭他的老底，說：“今後再也不隨便講話了。講話都要有根據，不然你好心好意擁護毛主席，還會犯擁護過頭的錯誤。”並憤憤地表示：“什麽路線，就是毛線。”“什麽講老實話，他就最反對講老實話，最喜歡吹捧，誰講老實話，誰就完了。”1
林彪被毛澤東的步步緊逼陷入困境，隻有招架之功，全無還手之力。不過，林彪拿定主意，不管毛如何旁敲側擊，都一概裝聾作啞，絕不公開站出來檢討認錯。因為林彪心裏很清楚，毛現在正苦於找不到廢黜他的借口，如果一旦公開認錯，那就正好落入了毛的圈套。
周恩來希望林彪能夠出來表個態，講幾句話，作個自我批評，被林彪一口回絕。
毛、林之間的攤牌
毛澤東是那種一旦翻臉就索性得罪到底的人。廬山會議後打定主意翦除林彪，南巡之舉就是為此而來。林彪也並非等閑之輩，不甘坐以待斃，竭力對抗與自保。
批陳整風運動在表麵上告一段落，一場更大的政壇風暴卻在醞釀之中，毛澤東和林彪這兩位昔日政治上的盟友已經反目成仇，彼此都心照不宣，為最後不可避免的攤牌而用盡心機，各逞其能。
林彪很清楚毛澤東是不會輕易放他過去的，擺在眼前的隻有兩條路可走：要麽俯首就擒，像劉少奇一樣悲慘地死去；要麽鋌而走險，跟毛拚個你死我活。為人個性極強，從不服軟，而且又曾在疆場上征戰廝殺了大半生的林彪自然不會坐以待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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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年版第314頁
這年“五一”勞動節的焰火晚會，林彪先是根本不去參加，後經周恩來再三勸說後，才勉強到場，去了後坐在毛澤東對麵卻始終不同毛澤東講話。毛對林彪也視若不見，冷淡之極，正眼都不看一下。幾分鍾後，林彪便不辭而別。
接下來，在六月間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來華訪問時，毛澤東指定林彪陪同接見。林彪開始推說出汗不去。毛為此很不高興，執意堅持林彪一定要出麵。但林彪仍不想理會。後來葉群急了，下跪哭求，陳說利害，林彪才勉強答應。但在會見時，賓主剛剛寒喧完，林彪隨即退出，到外麵大廳的角落裏坐著，一直到會見結束。
在林彪看來，即使他在這次廬山會議上真有彌天大錯，毛也不應該如此翻臉不認人，全然不顧以往多年的交情。況且他的講話事先還是經過毛批準的。這種內心的委屈和鬱悶不平之氣，促使他想找毛澤東見麵談一談。但是，毛澤東卻有意避而不見；以後，林彪又找過他很多次，就是見不上。
林彪在連吃閉門羹後，感到十分寒心，知道毛根本無意重新修好，自己在政治上已經沒有退路，不得不麵對日益臨近的最後攤牌，前途凶多吉少。為此，林彪心情沉重，不知什麽時候就會大難臨頭。七月上旬，他攜帶葉群離開北京前往北戴河。據前往機場送行的吳法憲回憶說：“林彪很沉悶，一句話不講，和過去完全不同，很反常。”1
果然，林彪一去不複返，兩個月後便從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消失，葬身於異國的荒漠之中。
毛澤東之所以對林彪避而不見，是擔心如果和林彪當麵把問題攤開，很難對自己的一些作為辯解。毛澤東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對林彪的問題搞到底。
把林彪逼上絕路
廬山會議上的鬥爭反映出兩個問題使毛澤東的感到憂慮，一個是毛澤東發現林彪這個接班人的主張跟自己不一樣。他們居然在毛澤東在世時就要打擊、清除毛澤東搞文革運動的心頭愛將－－張春橋，這是毛澤東所絕對不能容許的。毛澤東在南巡講話中說：“他們名為反對張春橋，實際是反我。”（《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590頁）後來清華大學的劉冰寫封反映遲群、謝靜誼問題的信，通過鄧小平轉交給毛澤東，毛澤東就認為“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三486頁） 並以此為由，掀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可知，誰觸痛了他的心腹，就要打倒誰。
再就是，林彪的勢力的影響太大。吳法憲在回憶中說：“毛主席看到林彪和我們對江青及‘文革’日益增長的對立情緒，感到不安……這些因素是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撥亂反正’，決心把林彪和我們逐步‘鏟除’的原因。下山以後毛主席步步緊逼也是由此而來。現在看來，毛主席本來就站在江青他們一邊，是要堅決保衛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我們同江青等人在廬山上的鬥爭，危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澤東是絕不會放過我們的。”這的確是毛澤東日後逼走林彪的根源所在。”2
所以，廬山會議後，毛澤東將鬥爭的矛頭一直對準以林彪為首的軍委辦事組，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倒林浪潮，把林彪逼上絕路。
親身經曆者吳法憲的記述
毛澤東如何把林彪逼上絕路，親身經曆者吳法憲在他的回憶錄中，提供了真實的論據。
（１）繼續審查不停止。１９７０年９月７日參加廬山會議的代表們陸續下了山，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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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年版第324頁
2轉引自丁凱文：讀《吳法憲回憶錄》，載電子雜誌，2007年3月12日《議報》第293期
毛澤東對軍委辦事組並未放鬆追查。周恩來與康生奉毛澤東指示在９月９日和１２日兩次召集黃吳李邱談話，繼續追查廬山上的問題。康生不改其搞專案的風格和特色，一上來就指責黃吳李邱“你們事先就有活動。廬山下有活動，廬山上有活動，下了廬山還有活動。”周恩來也把自己解脫得幹幹淨淨，周對吳法憲說“你在八月十四日晚上的活動我就不清楚。”但是吳法憲當場揭了周的老底，說“那天晚上我是第一個給你打電話的，當時我在陳伯達家裏。我把情況都向你匯報了，你也表示同意我的意見，還說毛主席從來沒有說過赫魯曉夫發展了馬列主義的話，而且你也表示讚同設國家主席，讚同國務院的知道思想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周恩來對此很不高興。黃吳李邱異口同聲否認他們之間有任何秘密活動。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指示精神，說“毛主席批評了你們，說你們軍委辦事組搞宗派，你們一統天下。你們要好好想一想，要交代你們之間的活動，在廬山會議前有什麽活動，會上有什麽活動，會下有什麽活動。”周康的兩次談話都沒有什麽結果。顯然，毛澤東對此是極不滿意的。
（２）毛澤東拒見吳法憲。毛澤東為了在軍委辦事組內打開突破口，曾在１９７０年國慶節前約見林彪一次。林彪事後將吳找到家裏對吳談及此次毛林的談話大致內容。顯然，毛澤東在考慮“換人”，而林彪則是力保吳法憲。林彪對毛說“我選吳法憲當空軍司令，是因為吳法憲是劉亞樓的徒弟，吳法憲的作風是向劉亞樓學的，和劉亞樓一樣，拚命幹，所以我選他當空軍司令。”林彪因此建議吳去找毛澤東談一談。林彪對吳說“過去在廬山我不讚成你作檢討，但是我現在讚成你到毛主席那裏去說一下，作點自我批評，主要是把當時和張春橋發生爭論的情況再向毛主席談一談。今後空軍的情況，要直接向毛主席匯報、請示，不要隻向我說，應該讓毛主席了解你的工作。你不來，我是不會怪你的。”可是吳法憲三次給毛澤東打電話請求見麵都被毛澤東拒絕。吳法憲回憶說“我心裏清清楚楚地感覺到，大概毛主席已決心把我趕出中央了。”
（３）毛澤東逼迫軍委辦事組作檢討。毛澤東借黃永勝等人在總參封鎖他們在廬山會議上配合陳伯達發難的事情作文章，毛對黃永勝等人的檢討表示：“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台。”還說什麽“黃永勝他們搞陰謀，搞分裂，他們是暗藏的反對派，搞陰謀，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義。”（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年版第325頁 ）
毛澤東對葉群的檢討最為嚴厲。黃吳李邱等人一致認為“毛澤東對葉群批得更厲害，而且批葉群，直接關係到了林彪，隻不過給林彪一個麵子，沒有點名。”
（４）毛澤東“甩石頭、摻沙子、挖牆腳”。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曾急招黃永勝上山，就意圖拉黃反戈一擊，但是黃永勝不為所動，毛澤東大為失望。１１月１３日毛澤東批黃說“廬山會議發難，你黃永勝是個頭。你們辦事組一統天下，我要打破你們的一統天下。我現在要謝富治、紀登奎參加你們辦事組。”其後的華北會議上毛澤東又一舉打倒了北京軍區司令鄭維山和中共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此二人成為廬山會議後第一批倒台的中央高級幹部。
（５）軍委擴大會議不得不批陳。１９７１年１月召開的軍委擴大會原本是部署當年的軍事工作，但毛澤東卻在簡報上批示“請告各地同誌，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時，重點在批陳，其次才是整風。不要學軍委座談會，開了一個月，還根本不批陳。更不要學華北前期，批陳不痛不癢，如李、鄭主持時期那樣。”此時的陳伯達早已是死老虎，被送進了秦城監獄。毛澤東的用意很明顯，就是要壓軍委辦事組公開檢討。軍委辦事組諸人隻好再次召集已散會回家的軍隊幹部連夜開會作檢討。
（６）林彪和其他老帥們的的態度。軍委擴大會上，林彪並未露麵。幾個老帥如朱德、聶榮臻、李先念等都沒有批軍委辦事組，但是吳法憲所在的東北組的空軍政委王輝球和副司令王秉璋揭發了吳法憲在廬山上串聯搞批張，引起轟動，吳法憲受到圍攻。黃永勝當即電告葉群，當晚林彪和葉群從北戴河趕回北京，葉群在第二天與會，周恩來則不願事態擴大，對吳說“這個情況，不再追究，發言隻限於你們的檢討。”吳法憲認為，林彪之所以選在此時回京，就是“林彪親自回來坐鎮，準備在必要的時候直接出麵同江青、康生、張春橋對抗。”在廬山會議後，林彪的態度就是不講話，不作檢討，周恩來曾對吳說“林副主席要是以講話的形式檢討幾句就好了。”林彪有沒有在私下或其他場合反毛呢？吳法憲回憶說“從九屆二中全會之後，我沒聽到林彪說過一句對毛主席不滿的話，林彪的思想上是不是有一個禁區，或者是有什麽其他的想法我就不知道了。”1
總的來看，廬山會議後，軍委辦事組被毛澤東窮追猛打，林彪也一步步陷入被動。林彪和軍委辦事組在這種情況下不要說搞陰謀，連搞陽謀的可能性都沒有，基本上是處於檢討之中等待被打倒的過程中，他們的倒台僅僅是個時間的問題，即使沒有“９１３事件”在接下來的九屆三中全會上也會被毛澤東換馬，但結果也許會好一點。
對此，研究林彪問題的專家丁凱文，在讀了《吳法憲回憶錄》後，認為：“毛澤東的這次南巡集毛澤東所有陰謀之大成，最主要的幾個特點就是：（一）捏造罪名、欲加之罪：毛澤東在南巡中首次發明了林彪想當國家主席這一罪名，而且這一罪名直到現在還被官方所沿用；（二）上綱上線，預置林彪於死地而後快：毛南巡中宣稱廬山上的鬥爭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表明了毛澤東與林彪之間的矛盾是敵我矛盾；（三）撒謊欺騙：明明軍委辦事組幾人的檢討已被毛澤東認可通過，可是轉眼就說“中央還沒做決定”，林彪曾多次求見毛澤東，毛就是不見，南巡中卻煞有介事地說，“他們不找我，我還要找他們”雲雲，堂堂中共中央主席卻幹這種下三濫的勾當；（四）分化瓦解：凡是與林彪有過較為密切接觸的黨內高幹，毛澤東都要打預防針，連許世友這樣非林係幹部，毛都不忘嚴辭警告。”2
專家的評說
林彪是如何被逼上絕路的？研究林彪問題專家王年一、何蜀、陳昭等著的《毛澤東逼出來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中寫道：
毛澤東是個權謀大師，在送林彪坐上“接班人”高位之時，就已經決定盡快把林彪從“接班人”的位置上拉下馬來。熟讀古籍的毛很善於運用古代帝王的欲擒故縱手法：在他準備對林彪“開刀”之前，卻當麵向林彪許諾，聲稱自己準備兩年後交班給林彪。這樣的把戲毛澤東以前也多次玩過。1965年毛澤東部署批判曆史劇《海瑞罷官》，這場批判將置彭德懷於死地，在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公開發表之前，毛澤東居然還當麵寬慰彭德懷，甚至說出“也許真理在你那邊”這樣的話。“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澤東製訂的打倒劉少奇的“戰略部署”已全麵展開，“炮打司令部”的號召傳遍全國，可是1966年9月14日毛澤東還在劉少奇的檢討書上批示：“少奇同誌：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後半段更好。”10月25日毛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誰人要打倒你們呀？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林彪對毛澤東的故伎重施自然有數，但林彪既不象彭德懷那樣據理力爭，也不象劉少奇那樣認真檢討，而是采取他獨具特色的對策：一頂二拖。於是，毛澤東為了達到打倒林彪的目的，隻得想方設法“引蛇出洞”、“轟蛇出洞”，展開了一係列“把林彪逼上絕路”的部署。
（一）控製中央組織、宣傳大權
1970年11月6日，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的決定》。它指出：“為了黨在目前進行的組織宣傳工作，實施統一管理，中央決定在中央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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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見《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823-843頁
2丁凱文：讀《吳法憲回憶錄》，載電子雜誌，2007年3月12日《議報》第293期
領導下，設立中央組織宣傳組。中央組織宣傳組設組長一人，由康生擔任。設組員若幹人，由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李德生同誌擔任。中央組織宣傳組管轄中央組織部、中央黨校、人民日報、紅旗雜誌、新華總社、中央廣播事業局、光明日報、中央編譯局的工作，以及中央劃歸該組管轄單位的工作。”無疑，這個決定是毛澤東個人作出的，也隻有他才能作出。目的就是為了把大權牢牢控製在自己手中，同時削弱和鉗製林彪。什麽“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其實就像“中央文革小組”一樣，還是在毛澤東一人的領導和控製之下。
這個“中央組織宣傳組”名義上的組長是康生，但康生其實自“九屆二中全會”後就稱病不起，不再工作。該組組員李德生此時身兼中央軍委委員、軍委辦事組成員、總政治部主任、安徽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等重要職務，此後不久（1971年初）又擔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兼任北京軍區司令員、軍區黨委第一書記（李的這種職務安排也是毛澤東的一大“創造”），因此他在“中央組織宣傳組”純屬掛名。實際上中央組織和宣傳大權落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手中。中共中央明令把中央的組織宣傳大權交給幾個人，這是中共黨史上“史無前例”、絕無僅有的一件大事。“九大”後沒有“中央文革小組”了，新成立的這個“中央組織宣傳組”實際上就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借屍還魂”，而且權力更大了。江青等人憑借這一大權，做了許多壞事。
（二）“大批判開路”
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通知”，掀起了全國性的“批陳整風”運動，主要批判“階級鬥爭熄滅論”、“唯生產力論”、“唯心主義先驗論”。批“階級鬥爭熄滅論”是告訴國人，劉少奇“司令部”倒台之後階級鬥爭依然存在，新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又出現了；批“唯生產力論”是針對陳伯達的“九大”政治報告草稿，以打消人們以為“九大”後會結束“文化大革命”進入經濟建設階段的念頭；批“唯心主義先驗論”則是批判曾得到“八屆十一中全會”確認的“天才論”。
毛澤東在黃永勝等人的檢討上批注了一段批判陳伯達的話：“陳伯達早期就是一個國民黨反共分子，混入黨內以後，又在1931年被捕叛變，成了特務，一貫跟隨王明、劉少奇反共，他的根本問題在此。”毛澤東過去長期任用陳伯達作自己的政治秘書，並讓陳擔任為“文化大革命”立下汗馬功勞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倘若陳伯達確實早就是一個“國民黨反共分子”，毛澤東卻一直重用他，豈不是故意幫助敵人在最高決策層埋藏“定時炸彈”？事實上，毛為陳伯達加的這些“罪名”，恐怕毛自己也不見得相信，他隻不過是為了整垮政敵而不擇手段地給昔日的親信陳伯達羅列“罪名”而已。
這一係列批判表麵上針對的是陳伯達，實際上都是針對林彪的。這是毛慣用的“大批判開路”策略。在打倒前一個“接班人”劉少奇之前，毛澤東就在全國開展了對“三家村”、對前北京市委和中宣部、文化部的“大批判”運動。這次的“批陳整風”運動實質上就是為打擊林彪而製造輿論。在1971年4月15日至29日召開的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議”上，對陳伯達“反黨罪行”的批判終於擴大成了對“中央軍委辦事組”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五人“政治上的方向、路線錯誤”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錯誤”的批判。這五人都是林彪倚重的軍方主要領導人，此時“批陳整風”運動真正的矛頭所向就十分明顯了。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談話中批判了林彪頌揚毛的“四個偉大”的說法，也就等於不點名地批判了林彪。經毛澤東批準，“毛主席會見斯諾的談話”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0]39號）”的形式下發全黨。毛藉此向全黨暗示，自己對林彪的態度變了（該文件特別注明：已經毛主席審閱）。“文革”初期毛澤東心安理得地接受“四個偉大”的頌揚，唯恐“個人迷信”之風不烈，如今又改口說“四個偉大”討嫌，實在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是黑是白全由他說了算。
1971年2月18日，周恩來將外交部編印的《外事活動簡報》“古巴駐華臨時代辦加西亞訪問外地的幾點反映”送毛澤東閱。該簡報的第（四）條提到，加西亞在井岡山參觀時對講解員閉口不談南昌起義和朱德率部上井岡山這兩段史實提出意見，認為這樣講外國人不容易理解。毛澤東批示：“第（四）條說得對，應對南昌起義和兩軍會合作正確解說[33]。”就在一年多以前的“九大”上，周恩來在大會重點發言中公開宣稱：“林彪同誌是南昌起義失敗後率領一部分起義部隊走上井岡山，接受毛主席領導的一位光榮代表。”當時周恩來的這個發言貶低朱德、吹捧林彪，明顯歪曲史實，嚇得林彪趕緊打斷周恩來的話：我林彪沒什麽，一切都是毛主席，我如果跟著賀龍、朱德早就完了，沒有今天。為了表示自己對毛的誠惶誠恐，林彪還當場哭了起來。“九大”上周恩來發表歪曲史實、吹捧林彪的講話，當時毛澤東的態度是對周恩來的講話報以熱烈鼓掌。到了1971年春，毛認為打倒林彪的時機快來了，於是又一反過去的態度，假惺惺地要求調整“文革”以來貶低朱德的官方說法，“作正確解說”。
（三）“敲山震虎”，逼林彪認罪
毛除了用了這“三板斧”之外，還通過對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檢討的批示，“敲山震虎”，刺激林彪，逼林彪認罪。“九屆二中全會”後，黃、吳、葉、李、邱都被迫寫了書麵檢討，毛澤東在這些檢討上作了批示並將批示下發黨內，其中一些語句廣為人知。例如，毛對吳法憲檢討的批示是：“由幾個人發難，企圖欺騙200多個中央委員，有黨以來，沒有見過，”“中央委員會有嚴重的鬥爭。”毛對葉群檢討的批示是：“愛吹不愛批，愛聽小道消息，經不起風浪，”“九大勝利，當上了中央委員，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線拋到九霄雲外，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在一些同誌中占了上風了。”再如對劉子厚（時任河北省革委會主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書記，“文化大革命”前的河北省省長）所作檢查的批示是：“上了陳伯達的賊船，年深日久，雖有廬山半年的時間，經過各種批判會議，到3月19日才講出幾句真話，真是上賊船容易下賊船難。人一輸了理（就是走錯了路線），就怕揭，廬山上那種猖狂進攻的勇氣，不知跑到哪裏去了。”此批示前邊還有意味深長的一句話：“此件留待軍委辦事組各同誌一閱。”
從這些批示中可以看出，毛用的是諷刺挖苦、“上綱上線”、“揪住不放”等手法，對黃、吳、葉、李、邱等人的態度甚至比“文革”初期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態度還要嚴厲，堪稱“史無前例”。而與此同時，毛澤東對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發表了與黃、吳、葉、李、邱相同觀點的汪東興檢討的態度卻迥然不同，毛信任依賴汪東興，對汪的言行就“輕輕放下”了。
林彪個性強，自尊心重，對毛澤東又很了解，他很清楚毛澤東的指責無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對這種莫名其妙的罪名，他即便主動承認也未必有好下場。當年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國家主席劉少奇不都是勉強承認了毛澤東強加的“罪名”並且一再檢討，最後仍然死於非命嗎？不過，據林彪的秘書李文普回憶，“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林彪曾讓新調來的秘書王煥禮代寫過檢查，內容不詳，毛澤東是否就此作過批示也得而知。這個檢查顯然是毛、林二人都沒有當真的。1971年2月20日，中央軍委辦事組向毛澤東報送學習討論其關於批陳整風“重點在批陳”指示的情況報告，毛澤東作了措辭嚴厲的批示，並且破天荒地將此件隻批給“周、康閱後，退軍委”，而不是象以往那樣照例批給林彪。這顯然也是在刺激林彪，逼林彪認罪。
（四）拒絕與林彪見麵、不給轉圜的餘地
整人時拒絕與被整者麵談，不聽申訴，不聽解釋，強調“隻有低頭認罪才是你的唯一出路”，這是毛澤東的一貫手段。“文革”前毛澤東整總參謀長羅瑞卿時，羅瑞卿以為其中有誤會，想與毛澤東、林彪見麵，把事情說清楚，被周恩來堅決阻止。羅瑞卿有口難辯，在“牆倒眾人推”的形勢下被逼得含恨跳樓，自殺未遂。毛澤東對林彪還是用的這一套，然而毛是不會承認這一點的。相反，毛在“九·一三”事件發生後說：“對林還是要保……他們不找我，我去找他們。”這分明是撒謊。
據李文普回憶：“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林彪曾要求麵見毛澤東，談一談，但毛澤東長時間不作答複。林彪個性很強，從不服軟，兩人之間的關係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林彪此後不願住在北京，經常住在蘇州、北戴河。另據官偉勳轉述一位“林辦”秘書的回憶：林彪找毛澤東很多次，“就是見不上。後來沒辦法才找江青，他最討厭江青，但又沒辦法，因為想通過江青去見毛主席，”就在這時江青讓林彪去照相，“林為了見毛主席趕緊去，走得急，臉都沒刮，到了釣魚台，現借江青秘書的刮臉刀刮了刮，照片拍了，但還是沒見上毛主席。”
（五）南巡“打招呼”、宣布“逐林令”
毛澤東習慣於以“打招呼”來強行統一思想。所謂的“打招呼”就是非正式地頒布“最高指示”，全黨與全軍幹部隻許恭聽，不“允許發表不同意見”，更不“允許發表反對意見”，對毛的意見誰想不通，必須趕緊“轉彎子”。
毛澤東這一次為了打倒林彪，事先不開中央會議，不發中央文件，幹脆拋開中央領導集體，憑著他個人的“絕對權威”，於1971年夏南巡“打招呼”。
此次南巡後共28天，在途中毛約見各地軍政大員，講話13次。講話中充滿了給林彪“上綱上線”、“定性定罪”的話：“有人看到我年紀老了，快要上天了，他們急於想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這次廬山會議，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我看他們的地下活動、突然襲擊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的。綱領就是‘天才’和要當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會的議程和九大路線”；“林彪那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改也難”；“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不徹底，還沒有總結。”
毛澤東在南巡講話中一再誣指林彪等人在廬山會議上搞“反革命政變”的綱領之一是“要當主席”。然而，因為說林彪“要當主席”毫無事實依據，太“莫須有”了，所以“九·一三”事件之後，當毛澤東審定並批準中央公布的此前他的南巡講話時，又自行把當時講話中對林彪“要當主席”的指控改成了林彪欲“設國家主席”。毛澤東的蠻橫無理、任意誣陷、信口捏造，由此可見一斑。
這次南巡講話是毛澤東欲打倒林彪的宣言書、挑戰書、逐客令（逐林令）。當時的海軍政委李作鵬聽到毛的南巡講話後，把它概括為三點：廬山的問題沒有完；上綱比以前更高；矛頭指向首長（林彪）。他的概括一點也沒有錯，林彪當然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澤東不在中央高層內部講，不對林彪當麵講，黨中央的主席背著黨中央的副主席，背著中央，到下麵去煽風點火，動員打倒他自己欽定的“接班人”、黨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但毛同時又假惺惺地聲稱：“現在不要作結論，結論要由中央作”；“不要公開的去講這次廬山會議，因為中央還沒有作結論。……不要像我對你們說的這一套。”如此作為的毛澤東居然還道貌岸然地提出了“三要三不要”（“要團結，不要分裂；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究竟是誰在分裂黨內高層，誰在搞陰謀詭計，難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嗎？
毛澤東把林彪逼到這一步，林彪已沒有任何轉圜的餘地。彼時彼地，林彪還能怎麽辦？低頭認“罪”顯然是行不通的，彭德懷、劉少奇不是都低頭認“罪”了嗎？但他們的下場如何？何況此時的林彪不是1959年的彭德懷（那時的彭德懷比他年輕、身體也好），也不是1966年的劉少奇（劉少奇比他理論修養更高、政治鬥爭經驗更豐富），林彪身患重病，經不起“認罪”後必不可少的長期折磨，於是他不想“認罪”，隻想“認命”，“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這裏。一是坐牢，二是從容就義。”
但葉群、林立果又不願意認命，於是就有了林彪被逼出逃的“九·一三”事件。
……
林彪的出逃宣告了毛澤東所謂“團結、勝利的九大路線”的破產，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產，也是對毛澤東及其荒謬絕倫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說法的致命一擊。林彪的出逃與慘死異國他鄉，粉碎了毛澤東多年來精心編織的“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團結、勝利的九大路線”等神話，在億萬炎黃子孫的心中引發了一場空前的“大地震”，喚起了許多人的覺醒。可以說，256號專機墜機在蒙古溫都爾汗的爆炸聲 ，敲響了“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喪鍾。1
在這裏筆者稍補充一點毛澤東撒謊欺騙的事例。多年來官方的喉舌們都是眾口一詞：林彪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上發表講話，被說成是搞突然襲擊。現在越來越多的資料證實，林彪的講話事先得到了毛澤東的許可。毛澤東在南巡講話卻說：“這次廬山搞突然襲擊，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林彪這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2可是據吳法憲回憶：會前，“林彪向毛澤東說：張春橋不讚成寫上國家機構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我想講一下關於天才的問題，行不行？毛澤東當麵回答說：這要講一講，但是不要點張春橋的名。”3如果隻有吳法憲的說法那還隻是孤證。好在陳伯達也有類似的回憶。據陳伯達在去世前回憶，大會開幕前林彪與毛澤東單獨在一個房間裏進行了“時間並不很短”的談話，之後才開始開會。會後，陳伯達還特地問過林彪，他的講話是否得到毛澤東的同意。林彪說，他的講話是毛主席知道的。4
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同意放林彪講話錄音和印發林彪講話稿。
由於林彪講話口音重，許多人都沒有聽清楚，要求再聽聽錄音，“根據大家的意見，周恩來得到毛澤東的同意，決定 明天上午半天的時間開大會聽錄音。”5
周恩來讓汪東興請示毛澤東是否印發林彪講話稿時，毛澤東說：“他們都同意印發，我沒有意見，你就印發吧。”6
這怎麽能說“林彪同誌那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呢？這不是公然撒謊嗎？毛澤東以為，他皇帝般威嚴，無論怎麽撒謊也不會有人敢與他當麵對對質的。可是，一手摭不了天。
對毛澤東的這一套陰謀詭計，吳法憲有切身體會，他說：“當我在事情發生十餘年後，看到他（指毛澤東）這些談話時，心情很不平靜。幾十年來，毛主席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一個光輝的形象，我始終認為，毛主席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我對毛主席是最崇敬的，把毛主席看作了真理、正義的化身。遇到任何問題，都要想是不是忠於毛主席。但是看了這樣的一個講話，毛主席在我心中的形象，真的是瓦解了。用一句話來說：毛主席是言行不一。
“第一、毛澤東明明親口對我們說：‘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你們幾個不要緊張，你們要有個底，我是保你們的。’可到了下麵又說：‘黃、吳、李、邱倒了你們怎麽辦？’
“第二、明明在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上，經毛澤東親自批準，周恩來代表中央對我們的‘錯誤’作了總結。從那以後，我們沒有犯任何‘錯誤’。可他跑到下麵又說：‘現在不作結論，結論要由中央來作。’
“第三、明明我在廬山會議以後三次要求見毛澤東，都被他拒絕了，不見我。不僅是我，就連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想見毛澤東也沒能見到。可到了下麵他卻說什麽‘他們不來找我，我還是要去找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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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年一、何蜀、陳昭：《毛澤東逼出來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載電子雜誌《新世紀》
2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591、1593頁
3《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788頁
4葉永烈：《陳伯達傳》北京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３年12月版第５２３頁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387=392頁
6《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77年11月版第3９頁
“第四、毛澤東經常親自倡導‘批評與自我批評’。但是他自己有意見當麵不講，或者是隻講好聽的，卻跑到下麵去煽風點火，還一再對我們封鎖消息，不準參加談話的人把這些情況告訴我們。他有意見可以擺到當麵來談嘛！他自己老說‘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但是他自己這樣做是光明正大嗎？
“看過毛澤東的這個‘南巡講話’我才知道，原來我一直都被蒙在鼓裏。在此之前我一直以為，是林彪、葉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倒的。直到看了這些談話，我才相信了，就是沒有‘九一三事件’，毛澤東也是決心要在九屆三中全會上把我們徹底拿掉的。他的這次南巡，就是在組織上和輿論上為徹底拿掉我們做準備。
“現在回想起來，其實毛澤東早就在做拿掉林彪的輿論準備，記得在毛澤東南巡前，他曾通過中央辦公廳，給每個政治局委員發了一本名叫《何典》的書，這本書是薄薄一本。當時我看了以後，隻覺得事情有些蹊蹺，因為其中有幾句話特別耐人尋味。書中說：‘藥醫不死病，死病無要醫；說嘴郎中無好藥，一雙空手見閻王。’我曾覺得，這可能是指林彪，但當時又不敢多想，因為從紅軍長征到‘文化大革命’，幾十年來，林彪一直是毛澤東的主要助手，也是毛澤東最信任的人之一。我從未聽到林彪說過一句對毛澤東不敬的話。誰能想到，毛澤東這麽快就想把林彪拿掉，真是讓人寒心哪！”1
林彪問題專家丁凱文看到這一段之後說：
“吳將軍說得還太客氣了，毛澤東豈止是“言行不一”，毛澤東根本就是兩麵三刀、翻雲覆雨、大搞陰謀詭計的行家裏手，毛澤東玩弄天下之人於鼓掌之中，達到了爐火純青登峰造極的地步，林彪等人豈是毛澤東的對手？林彪死後，毛澤東正好嫁禍林彪和軍委辦事組諸人，使他們成了毛澤東文革罪孽的替罪羊。毛澤東的南巡充分暴露了一個事實：毛澤東自己淩架於黨和國家之上，中共猶如中國封建幫會裏的毛家祠堂，而毛澤東就是這個祠堂中的首席老大，誰要是觸犯了他，對他搞的文革稍有異議，誰就會倒台，林彪也不例外。毛澤東就要想方設法除之以絕後患。” 2
九月六日，毛澤東南巡講話的內容傳到北戴河後，給了林彪當頭一棒。林彪本來預計毛動手的時機可能選擇在國慶節之後召開的四屆人大會上，不料，毛澤東卻提前下手，而且把本來應該首先在中央常委內部解決的問題，直接捅到下麵去，四處點火放風，措辭用語甚至超過了當年整劉少奇時的分量，大有置人於死地之意。盡管毛在南巡談話中說“回北京以後，還要再找他們談談”，那能信嗎？如果毛真有此意，為什麽在此之前林彪多次求見而不理呢?
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深感毛澤東逼人太甚的林彪，惡從膽中生，隻好鋌而走儉，孤注一擲了。那就是下達實施《“五七一工程”紀要》，謀殺毛澤東於巡視途中，發動武裝政變。
九月八日，林立果攜帶林彪所寫的“盼照立果、宇馳同誌傳達的命令辦”的手令潛回北京，緊急策劃部署謀殺毛澤東的行動。林立果等人策劃謀殺毛澤東的行動，根本沒有什麽可行性，完全是鋌而走險。由於多年來造神運動，使毛澤東成了神，稍有對毛的不敬都會認為是大逆不道，更不用說對其直接下毒手了。再加上毛的行蹤無常，住地又戒備森嚴，更使得謀殺行動無從下手。最後隻能以失敗告終。
九月十二日，毛澤東突然北上，趕回北京，林立果等人的謀殺計劃落空。
林彪被逼上絕路，一家隻得在倉皇之中乘機出逃，飛機在蒙古溫都爾墜毀，機毀人亡，釀成了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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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859-860頁）
2丁凱文：《讀〈吳法憲回憶錄〉》，載電子雜誌，《議報》第293期）
這對抓不到林彪多少把柄的毛澤東來說，林彪的充分暴露，真是天賜的結果。心頭之患除掉了，自己的一切罪惡都可以推加到林彪頭上了，自己的一切卑劣手段也都可以掩蓋起來了。反正死無對證，而自己又掌握一切國家機器和輿論工具，一手摭天。一手豈能摭天？
毛澤東勝利了嗎？為幫助他陰謀搞掉劉少奇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唯一親密戰友，都要謀殺他，表明他親自發動和親自領導的那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破產。就連官方編寫的《毛澤東傳》都說：“‘九一三事件’，在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1也表明毛澤東神話破產。
“林彪想當國家主席”辨析
林彪被逼死的事說完了，至今還有一個問題使人們感到困惑。那就是毛澤東在南巡講話中說的：“有人看到我年紀老了，快要上天了，他們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毛澤東的這一說法，成為林彪罪行的主要論據。即使在批判了“兩個凡是”二十多年之後出版的《毛澤東》，還是這麽說。以此判斷，林彪豈不罪該萬死？
現在，讓我們脫離文化大革命時“最高指示”的思維，破除“兩個凡是”的迷信，來作一番辨析。
第一，設立國家主席一職，是憲法中規定的一條，讚成或不讚成這一條，都不應算個問題。從曆史和現實來看，一直都有國家主席的存在。不能因為毛澤東一說不設國家主席，就是判斷是非的標準。
第二，毛澤東自己說“現在看來要設主席隻有林彪來當”，並不是林彪自己要“搶班奪權”。
第三，林彪作為黨章上都寫上的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又是副統帥，比那個無實權、隻是個“形式”的國家主席的權力和聲譽，都要高得多。當時的代國家主席董必武連政治局常委都不是，黨內第二號人物的林彪即使想當國家主席，也是順理成章的事，還算得上一個問題嗎？更遑論何罪？
第四，說林彪想當國家主席是為了“篡黨奪權”、“搶班奪權”，這是既不合邏輯，也不合中國國情和曆史事實的。此時，劉少奇擔任的國家主席，已經空缺，而毛澤東早就在十多年前自願讓出國家主席這個位置了，自“文革”以來，這個位置更是毫無任何實權，想坐上這個位置，怎能說是向毛澤東“搶班奪權”呢？毛澤東掌握黨和軍隊的最高權力，沒有任何證據說明林彪要篡奪毛澤東的權力。
第五，一直有這樣一個說法，就是葉群對吳法憲講的：“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麽辦？往哪裏擺？”據新出版的吳法憲回憶錄講，這是當時專案組威逼、誘供下講的。真正說這話的不是葉群，更不是吳法憲，而是汪東興。
一九七0 年八月二十日，在從廬山下山的路上，吳法憲聽江西的程世清講，汪東興對他說：“這次修改憲法，要堅持設國家主席，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毛澤東怎麽當我們的國家主席呢？不設國家副主席，林彪同誌往哪裏擺？”2
第六，有證據說明，林彪因身體不好並不想當國家主席。
據在林彪身邊工作過的幹部回憶：“毛主席讓林彪當接班人，林彪說他有病，身體不行，不能出席會議。毛主席說重要會議你來，一般會議讓葉群代表你來參加就行了。”（官偉勳《我所知道的葉群》中國文學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218頁）出席中央的會議都是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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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600頁
2《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788頁
難道願意去幹那個經常參加禮儀性國事活動的差事？
林彪衛士長李文普：從林彪的口中，我們倒聽到他講過連副主席也不願當。他不僅這樣說，也還有讓毛主席當主席，他不當國家副主席的交代，我記得是叫於運深秘書寫的。我們認為他不願當副主席從他身體狀況、不願接見外賓和他對‘接班人'的態度來看是有可能的。1
既然連位高權重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都不情願當，在當時“以黨代政”、“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體製下，林彪反而會去當那個徒具形式的國家主席嗎？
毛澤東扣在林彪頭上“搶班奪權”論，完全屬於不實之詞，應予推倒。
1《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實》，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8-279頁。
2《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235頁。
1赫魯曉夫：《最後的遺言》，東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392頁。
2《外國人眼中的中共群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9頁。
3王寧文：《鄧小平與毛澤東》，載《人物》雜誌1994年第5 期。
4見餘世誠著：《鄧小平與毛澤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04頁。
5《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頁。
1 見《曲折發展的歲月》第576、577頁。
2 見《曲折發展的歲月》第577、578頁。
3見《曲折發展的歲月》第579頁。
1見晉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國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313頁。
2 毛澤東《沒有憲法的社會，是最好的社會》，轉自《自由文化》，博訊網站2006年5月17日。
1中共中央文獻室編《毛澤東傳》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427頁。
1鐵驥文：《周恩來與“全麵整頓”》，《人物》1994年第十二屆期。
1《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1頁。
2中共是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742頁。
3見範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華文出版社2002年5月版。
1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 255頁。
2見範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華文出版社2002年5月版。
3《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