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申章
有關社會經濟哲學和科學的事理分析文章
翻雲覆雨毛澤東==16 到 20
16、從“百家爭嗚”到兩家鬥爭，再到一家獨嗚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中講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強製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於藝術和科學的發展。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采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為了判斷正確的東西和錯誤的東西，常常需要有考驗的時間。曆史上新的正確的東西，在開始的時候常常得不到多數人承認，隻能在鬥爭中曲折地發展。”還說：“對於科學上、藝術上的是非，應當保持慎重態度，提倡自由討論，不要輕率地作結論。我們認為，采取這種態度可以幫助科學和藝術得到比較順的發展。”1毛澤東對“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提出及其解釋，都是不錯的。
但是，沒有過一個月，他的話就變了。也就是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我們提倡百家爭嗚，在各個學術部門可以有許多派、許多家，可是就世界觀來說，在現代，基本上隻有兩家，就是無產階級一家，資產階級一家。或者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或者是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共產主義世界觀就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它不是任何別的階級的世界觀。我們現在的大多數的知識分子，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是從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 ，他們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2這裏，毛澤東把所有知識分子都打入資產階級的行列，當然都屬於資產階級這一家，按毛澤東的理論，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又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顯然，百家爭鳴，一下子變成了兩家的鬥爭，所謂“百家爭鳴”也自然化為烏有，變成一家獨鳴了。。他許諾過的知識分子爭鳴的權利沒有了，隻有被專政的份了。
“文化大革命”初起，彭真主持的《二月提綱》中提出，對學術問題應平等討論。這本是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基本態度。不料，毛澤東對此十分仇恨。他在《五·一六通知》中，寫了一大段火藥味很濃的話：
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無產階級繼續消除資產階級鑽進共產黨內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什麽平等嗎？……他們是資產階綴、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一道，堅持資產階級壓迫、剝削無產階級的思想體係和資本主義的社會製度，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係和社會主義的社會製度。他們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同我們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絲毫談不到什麽平等。因此，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隻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不能是什麽平等的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而不能是什麽別的關係，例如所謂平等關係、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係、仁義道德關係等等。31
這一來，不僅百家爭鳴沒有了，兩家爭鳴也沒有了，兩家平等討論也不可能了。對任何不符合他意的學術見解，毫無根據地扣上什麽“他們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放肆地濫施專政、獨裁。既然不允許另一家爭鳴，那就隻剩下他一家獨嗚了。由此看出，毛澤東對於“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重要方針，也是任意廢棄的。
17、吳晗因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寫了海瑞的文章而受批判
大家都知道，“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是從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批判吳晗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拉開的。本文不去談姚文元為什麽要批判吳晗，隻談毛澤東的出爾反爾和吳晗遭批判、迫害的冤枉。
吳晗寫《海瑞罷官》，原本是響應毛澤東號召才寫的，要是他不那麽積極，可能不至於遭到橫禍。1959年初，毛澤東在上海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對不敢講實話、真話的不良作風提出了批評，說應當提倡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還專門講了海瑞的故事，說海瑞寫給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氣的，海瑞比包文正不知高明多少。一次毛澤東在看《生死牌》時，又講要宣傳海瑞的剛直不阿精神，說找幾個曆史學家研究一下。事後，胡喬木把這個意思講給了吳晗聽，鼓勵他寫這方麵的文章。吳晗是明史專家，欣然應允，很快就寫出《海瑞罵皇帝》一文，發表在1959年6月16日《人民日報》上。此時廬山會議還沒有召開 。9月17日，吳晗又寫成《論海瑞》，交給胡喬木。此時廬山會議剛開過，胡喬木把批判彭德懷和毛澤東關於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提倡“真海瑞”不是“假海瑞”的意思告訴了吳晗。據此，吳晗在文章的結尾，特地加了兩段批判所謂“假冒海瑞、歪曲海瑞”，批評“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對派”的話，以及批評右傾機會主義的話。此文於9月21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不久，就應北京京劇團馬連良等人要求，編成京劇，取名為《海瑞罷官》，發表在《北京文藝》1961年l月號上。此劇寫的是明朝大臣海瑞在就任天府巡撫期間，敢於將曾任宰相徐階之子徐被（強占民田、強搶民女的惡霸）處死，並通令縉紳退田的故事，宣揚海瑞剛直不阿，不畏強暴的精神。此劇上演後，毛澤東並不認為有什麽問題，並且還看過，還讚揚過。
有這樣一段材料：在1966年初，“吳晗告訴翦伯讚：‘我想毛主席是了解我的。我的《海瑞罷官》毛主席看過，而且讚揚過的。’‘我聽馬連良親口告訴我的。《海瑞罷官》是他主演的嘛。那個戲公演後，毛主席特意在中南海家裏接見了馬連良，還請他吃飯，馬老板當場給毛主席演了幾段。毛主席很高興，說：‘戲編得好，你演得也好，海瑞是好人。’。馬連良很激動地對我說：‘毛主席真偉大，禮賢下士，接近群眾。’”1
可是，後來毛澤東為了陰謀發動文化大革命，要找一個突破口，硬是生拉硬扯，毫無根據地把《海瑞罷官》和1959年他在廬山會議上罷了彭德懷的官聯係起來，拿吳晗的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開刀。
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就是為這個目的編排的，文章胡說：《海瑞罷官》塑造了一個“假海瑞”，“用地主資產階級的國家觀代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觀”。“用階級鬥爭調和論代替階級鬥爭論”。並無中生有地把1959年寫《海瑞罷官》中的“退田”“平冤獄”與1961、1962年的“單幹風”、“翻案風”硬扯在一起。
這事原來是毛澤東的主意。
1963年9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認為吳晗是為資產階級複辟準備輿論的。在大區書記參加的會議上，毛澤東問彭真，吳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答，吳哈有些問題，可以批評。1965年12月2I日，毛澤東同陳伯達、關鋒等人講，“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曆史》）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廬山會議是講工作的，原來打算開半個月，會議快結
束了，彭德懷跳了出來。他說你們在延安罵了我四十天的娘，我罵你二十天娘還不行！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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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香港子書坊2007年7月版第459頁。
是要罵娘的。”1
1966年2月，毛澤東在武漢問彭真兩次，能否講吳晗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他自己作了肯定的回答：吳晗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問題。《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批判要聯係廬山會議。彭真幾次當麵向毛澤東說：我們經過調查，沒有發現吳晗同彭德懷有什麽組織聯係，也沒有其他直接聯係。吳晗不是政治問題。但毛澤東不予理睬。19 6 6年3月2 8日毛澤東在杭州談話時講，為什麽批判《海瑞罷官》就不能聯係廬山會議？吳晗的文章，不是他自己已經提出來聯係廬山會議嘛？有人說“主席不叫聯係”，這就怪了，我不是講廬山會議罷了官了嗎？他又說，上海姚文元文章發表時不敢告訴中宣部。中宣部是“閻王殿”，告訴他們就不叫發表了。3 0日毛澤東又說，姚文元文章中關於海瑞修吳淞江的事，海瑞修水利是榜上無名的，修水利是還不如張居正的。海瑞的《平黎策》要好好批判。他還畫了地圖，很反動的，要加以批判。
經過毛澤東幾次三番的講，吳晗的《海瑞罷官》是與廬山會議彭德懷的“罷官”相聯係的，即是在為彭德懷翻案的，是代表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向黨進攻，那自然要堅決打退。
這有多奇怪，原來 號召大家學海瑞，現在，出了個真海瑞——為民代言的彭德懷，被打成反黨集團頭子；為響應號召，寫了關於海瑞的文章和劇本，遭到批判。那麽，毛澤東當初號召學海瑞，豈不是別有用心嗎？
現在有人為毛澤東辯解，說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是江青搞的。官方編寫的《毛澤東傳１９４９－１９７６》裏寫道：“姚文元這篇文章是在江青策劃下寫出來的。寫好後給毛澤東看過並經他同意發表。”2按這個說法，是乎江青是主謀，毛澤東隻是協同。是這樣的嗎？。請看，毛澤東和江青他們自己是怎麽說的。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同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談話時說，
“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應該從1965年冬天姚文元同誌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開始。那個時候，我們這個國家在某些部門、某些地方被修正主義把持了，真是水撥不進、針插不進。當時我建議江青同誌組織一下寫文章批判《海瑞罷官》，但就在這個紅色城市無能為力，無奈隻好到上海去組織，最後文章寫好了，我看了三遍，認為基本上可以。讓江青同誌拿回去發表。”3
其後，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軍委擴大會議上專門說過這件事：
“我要批評吳晗的《海瑞罷官》，當時彭真拚命保護吳晗，主席心裏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4
可見，毛澤東自己承認，批判《海瑞罷官》，是他“建議”，也就是他出的主意。江青“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去組織這篇文章”。說明江青隻是奉旨行事罷了。
文章發表前，除毛澤東以外，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不知道，其他的人就更不可能知道了。這就是江青說的“對外保密”。這個“外”是誰？“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們。毛澤東這是以個人反對中央集體，是另立司令部，是分裂黨，分裂中央。但他以攻為守，強詞奪理，說別人另立了司令部。”5
毛澤東沒有通過政治局就批準發表，並示意全國轉載。由此點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對此，中央宣傳部和北京市委對此文章的發表，感到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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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穆欣：《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６３頁
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３９８頁）
3穆欣：《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64頁。
4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香港子書坊2007年7月版第446頁。
5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香港子書坊2007年7月版第446頁
為什麽會感到震驚？吳晗是因積極響應號召學習海瑞，學習海瑞的剛直不阿精神才寫了
《海瑞罷官》。吳晗與彭德懷之間，既無組織聯係也無其他任何聯係。憑什麽說是為彭德懷翻案呢？吳晗寫出《海瑞罵皇帝》在時間是1959年6月，不可能知道三個月後有個廬山會議，更不可能知道會出現彭德懷被罷官的事，罷官的事尚未出，怎麽能去寫翻案文章？為彭德懷罷官翻案呢？以後發展的情況說明，毛澤東的本意也不在於搞吳晗，而在於打倒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批判《海瑞罷官》隻不過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信號。有文章指出，“對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則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政治陰謀。”1 “從整個事態的發展過程來看，關於如何評價《海瑞罷官》的討論一開始就不是什麽學術討論，而是一場策劃好了的政治陰謀。”2劉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回憶文章寫道：“1965年底，少奇同誌重病，未愈又繼續工作，致使幾次反複。可他總是說：‘我的時間不多了，更要抓緊工作，隻要馬克思再給我十年時間，一定和同誌們、人民一起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得繁榮富強起來。’可誰能想到，就在他全心全意規劃未來，為人民一絲不苟地工作的時候，一場大陰謀正在策劃。”3要搞陰謀，又是無法無天，還管他什麽事實不事實？
曆史學家蘇雙碧寫道：“毛澤東當然清楚，批判吳晗並不是吳晗有多大錯誤，也不是吳晗該不該批，而是要以此為契機掀起一個大的運動，最終達到打擊黨內的‘異己’的勢力，即被稱為劉鄧司令部的一大批人，這批人就當時的實力而言遠遠超過毛澤東直接指揮下的江青、康生、張春橋一些人，這就是他必須動員群眾起來造反的原因。”2蘇雙碧：《“真理麵前人人平等——圍繞批吳性質的一場爭論》，載邱石編：《共和國重 大事件決策實錄》第二卷下，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第599頁。從此開始，鋒芒直指彭真，打倒北京市委，繼而搗亂全國，再將矛頭指向“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揪出所有“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吳晗就莫明其妙地成了這個政治陰謀的犧牲品。
寫到這裏，有一個問題還值得深究：除了吳晗自己太書生，不明毛澤東的陰謀撞到了刀口外，毛澤東為何專拿吳晗開刀？原來，在毛澤東眼裏，吳晗是有“前科”的。吳晗寫了《朱元璋傳》一書，書中，寫了朱元璋濫殺功臣，大興文字獄等事實。呈送毛澤東。毛澤東很不高興。毛複信說：“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是該肯定的，應該寫好點，不要寫得那麽壞（指朱的晚年）。”4當1965年4月，《朱元璋傳》剛一出版，江青就出來說：吳晗是為了稿費，為了要名，並揚言要批判這本書。5其實，這個話是毛澤東說的，由江青放風出來 。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吳晗挨頭刀，其根子已在把朱元璋“寫得那麽壞”時種下了。
圍剿吳晗和“三家村”的運動，從中央推向全國各地。到處都在揪“三家村”、“四家店”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各省、市、自治區，各機關，都在抓“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有的人隻是因為愛讀書，買了《三家村劄記》、《燕山夜話》，也未能幸免。
冤情最深，受害最大的，當然是吳晗。吳晗一家4口人，被迫害死了3口。加上他的弟弟吳春唏，一共死了4口人。
1966年3月，由萬裏出麵，讓吳晗下鄉參加“四清”。吳哈化名李明光。在一次昌平縣大東流村召開的批鬥流氓、小偷的會上，竟說流氓、小偷是受了吳晗的影響。吳晗當場臉都氣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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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晉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國》，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339頁。
2穆欣：《辦〈光明日報〉十年自述》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75頁。2
3王光美、劉源等著：《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31頁。
4蘇雙碧、王宏誌《吳晗傳》第299頁。
5蘇雙碧、王宏誌《吳晗傳》第304頁。
1966年5月，一天下午，吳晗的女兒吳小彥和七歲的兒子吳彰，從學校領回任務，要他們寫稿批判吳哈。吳晗夫婦隻 得代他們起草，再讓他們含著淚水抄好上交。
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3月，吳晗幾乎天天被揪鬥。吳家大門口、院子裏，貼滿“絞死”、“砸爛”的大標語。吳晗珍藏的古籍，辛勤勞動的書稿，以及資料卡片、書信，全被抄走；文物、禮品，以及電視機和孩子們的圖畫，統統被當作“四舊”付之一炬。
吳晗被強迫跪在地上，一群人圍著他拳打腳踢。深夜裏，吳晗被一夥凶神從被窩裏抓走，一抓去就是幾天挨鬥。
烈日下，吳晗雙膝跪地，被綁在樹幹上，膝蓋滲出血珠，紅衛兵往他脖子裏灌曬得滾燙的沙子，不時地掄皮帶抽他，揪他的頭發和耳朵。
吳晗被對立的兩派搶來搶去，爭著批鬥。搶到吳晗的一派，為了不讓人認出來，把他塗成大花臉，並到處轉移，一連幾天不知去向。
在勞改隊裏，吳被打成內傷，口吐鮮血，經常是舊傷未愈新傷又起。
1968年3月，吳晗被正式逮捕下獄。康生、江青加給他的罪名是“特務”。康生說：“吳晗不是叛徒，但他是特務，有可靠的材料。”所謂可靠的材料乃是：1947年蘇聯駐華使館一位文化參讚，曾找吳晗了解國民黨特務暗殺民主人士、鎮壓學生運動的罪行，吳晗提供了一些情況，以爭取蘇聯和世界各國人民對中國解放事業的同情和支持。這本來是吳晗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所作的一個貢獻，竟被康生扣上“蘇聯特務”的罪名而蒙受奇冤。
吳晗入獄後的第二個月，他的妻子袁震也遭江青一夥迫害。被打成“右派”，送進了勞改隊。她體弱多病，住在舊浴池裏，熬不過酷暑嚴冬，終於雙腿癱瘓。1969年3月17日，袁震第一次被允許回到家裏。沒有晚飯，住在樓上的萬裏家給了一鍋紅豆稀粥。這竟是她最後一頓晚餐。半夜，她由兩個孩子送進醫院。因為她是吳晗的妻子，醫院方麵百般推諉搪塞。3月18日清晨，袁震從昏迷中蘇醒過來，想喝口稀飯。8歲的兒子吳彰向醫生哀求，遭到的是冷冰冰的拒絕。袁震難過得直掉眼淚，沒過多久便含恨離世。
9個月以後，10月11日，吳晗戴著手銬，被人押到醫院看病。他滿頭的白發已被揪光，大口大口吐血，悲慘地死了。死時，連一個親人都沒有見到。
吳晗夫婦死後，留下兩個孤苦伶仃的孩子，女兒吳小彥，15歲；小兒吳彰，11歲。姐弟倆，舉目無親，家貧如洗，僅靠少得可憐的生活費維持少小的生命。他們備受生活的煎熬，人世的淒涼，無端的淩辱，精神的折磨。吳小彥多次到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去要吳晗的結論、遺骨和抄走的書，質問他們：“我爸爸到底有什麽罪？”小彥憤怒地說：“如果有顆手榴彈，我就拿著它衝到姚文元家裏炸死他！”“四人幫”以影響首長安全為罪名，把她逮捕入獄。小彥被捕當天，患闌尾炎正要入院手術，身上還有醫生的證明。“四人幫”的爪牙說她是裝病裝瘋，將她投入牢房，戴上腳鐐，進行拷打，牙被打掉，額頭被打開口子。1976年9月23日，剛滿22歲的吳小彥用死表示了最後的抗議。
在批判《海瑞罷官》中被迫害的豈止吳晗一家，至今也說不清有多少人受到株連。影響較大的有：
剪伯讚、翁獨健教授橫遭迫害。剪伯讚備受折磨，含冤而死。
周予同一直被張春橋罵為“右派”，定為堅決打擊對象，幾次被揪到山東曲阜批鬥，以致全身癱瘓，臥床不起。
上海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李培南說過一句“對海瑞也應‘一分為二’”，該院副院長姚耐說過一句“姚文元就是愛打棍子，總不能一棍子把海瑞打死吧！”從此遭到殘酷迫害。
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李平心教授，因為在“清官”問題上發表了實事求是的意見，張春橋、姚文元就抓住他不放。誣陷李平心“反黨反社會主義”，逼得他含恨而死。
張春橋提出“圍城打援”，一方麵揪住《海瑞罷官》和吳晗不放，同時向史學界、文藝界，向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全麵“揭蓋子”，舉凡在清官問題，讓步政策問題，道德繼承問題，以及對史可法、朱元璋等的評價問題上，講過同他們不同的意見的，均一個個被“徹底掃蕩”。大批作者和作品橫遭禍殃。
1959年8月上演的京劇《海瑞上疏》，是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周信芳按照周揚的建議向國慶十周年的獻禮節目，同兩年後上演的《海瑞罷官》毫不相關，也被江青、張春橋視為“大毒草”，說什麽兩劇一“罵”、一“罷”，相互配合，向黨猖狂進攻。周信芳、陶雄、許思言、蔣星煜等，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並且株連到周揚。周信芳遭到無休止的批鬥。隔離、坐牢，終被折磨致死。
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討論《海瑞罷官》時杜任之說：“觀眾對‘平冤獄、除霸’一場拍手稱快，對海瑞被罷官感到可惜。這都說明這個劇的編寫和演出是成功的”。“姚文元說‘平冤獄、退田’是鼓動1961年的‘包產到戶’與‘翻案風’。真是顛倒是非，胡說八道，吳晗同誌1960年寫的《海瑞罷官》怎麽能定出1961年的某些地方的‘包產到戶’和‘要求平反’呢？！”“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杜任之立即遭到批判、圍攻，後來竟被關進監獄，坐牢6年半。
張習孔以羽白為筆名寫文章反駁姚文元，揭穿他“有意識地把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扯在一起。”他因此而被殘酷迫害、無情打擊達十餘年。
江青在一次講話中情不自禁地說：“一個吳晗挖出後就是一大堆嗬！”1這就是“四人幫”迫害吳晗、株連無辜的自供。這就是他們製造千萬奇冤的罪證。
曆史是無情的判官。曆史終於作出了公正的評價。“四人幫”被釘上了曆史的恥辱柱。吳晗和因堅持真理和正義而被株連的無辜者—一得到平反昭雪。1979年7月，經中共中央批準，中共北京市委為“三家村”冤案徹底平反。9月14日下午，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了吳晗和袁震的追悼會。《海瑞罷官》重新搬上舞台。為紀念吳晗，在他的母校清華大學校園裏，修起一座古雅的亭台，命名“晗亭”。
18、先同意《二月提綱》，以後又猛批《二月提綱》
姚文元《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後，由於文章把學術問題當成政治問題橫加批判，亂扣帽子、亂打棍 子，以勢壓人。在全國文藝界、學術界造成巨大震動，引起眾多學者驚恐。以彭真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於1966年2月3日開會。討論由批判《海瑞罷官》所引起的問題，設法對運動的極“左”思潮與粗 暴做法加以引導。
這個五人小組，是在1964年5、6月間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黨中央決定成立的。其任務是在中央政治 局、中央書記處領導下開展文化革命方麵的工作。由組長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北京 市委書記、北京市市長）、副組長陸定一（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央文教小組組長）和康生（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兼理論小組組長）周揚（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吳冷西（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總編輯）組成。參加這次會議的 ，還有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許立群、姚溱，《紅旗》雜誌副總編輯胡繩、範若愚、王力，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 、書記處書記鄭天翔。在會上彭真說，吳晗的問題是學術問題。經查明，吳晗與彭德懷沒有關係，因此不要提 廬山會議，不要談《海瑞罷官》的政治問題。學術批判不要過頭，要慎重。當前開展的這場學術討論，涉及到我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確實需要很好地引導。我覺得一個重要問題是要對們那些“左”派們進行必要的整風，不要讓他們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進行挑撥離間和破壞活動，要警惕左派學術工作者走上資產階級專家、學閥的道路。陸定一同意彭真的意見，他還特別講了斯大林時代的曆史教訓，提出：“學術批判不能過火，一過火就有反複”。會議決定：“五人小組設立學術批判辦公室。辦公室由許立群、胡繩、吳冷西、姚溱 、王力、範若愚等同誌組成，許立群同誌為主任，胡繩同誌主持學術方麵的工作。”
會議結束時，彭真作了全麵發言。他強調：在這場討論和鬥爭中，我們要有領導、有步驟地進行。一要謹 慎，二要層層把關。凡是點名的，都要經過有關領導批準，決不能自行其是。並且決定許立群、姚溱根據會議 討論情況整理一個《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第二天《提綱》草畢，經彭真修改後打印出來，分送與會各人。《提綱》講了六個問題，最主要的是目前學術批判的形勢和性質與方針。《提綱》指出，學術討論“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麵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同時強調： “對於吳晗這樣用資產階級世界觀對待曆史犯有政治錯誤的人，在報刊上的討論不要局限於政治問題，要把涉 及到的各種學術的理論問題，充分地展開討論。如果最後還有不同意見，應當容許保留，以後繼續討論”。並且指出：“報刊上公開點名作重點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經過有關領導的批準。”《提綱》還特別指出：“警惕左派學術工作者走上資產階級專家、學閥的道路”。
2月5日，劉少奇主持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當時毛澤東不在北京，林彪因病未出席），彭真帶著 許立群代表五人小組向中共中央提出《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會上對《提綱》作了討論，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都表示同意。
2月8日，五人小組全體成員前往武漢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問了一些問題，但沒有說不同意印發。 對此有人說毛澤東不同意，所以後來才批判《二月提綱》。但有多種材料說明，毛澤東當時是同意了的，至少 是沒有表示反對。林默涵的回憶文章說：在負責製定《二月提綱》的五人小組向毛主席匯報後的第二天，許立 群在中宣部給我們傳達說，毛主席完全同意《二月提綱》的方針。主席說，還要寬一些。主席還說：能說他（ 指吳哈）是反社會主義的嗎？大家當時很高興，因為這個問題解決了，就不致於搞亂了。1另據鄭惠的文章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許多人追問許立群，為何要說毛主席同 意了《二月提綱》，造毛主席的謠。杜曉彬代表黨組織勸許立群交待，許立群私下將他在武漢當麵聽毛主席談話的紀錄交給她看，那上麵用紅鉛筆赫然標出所記毛主席的話，是表明了同意《二月提綱》的意思。2據康生編的大事記的記述：“彭真同誌對上海市委的同誌說：《匯報提綱》是常委討論過，毛主席同意了的，問題都解決了。”又據龔育之回憶文章說：“2月8日下午三四點鍾的光景，許立群他們也回到招待所來了。許到我們的房間，高興地說：現在好了！問題都解決了！……他拿出一份提綱給我看，說，這個提綱，中央常委討論通過了，現在毛主席也同意了，並且給我傳達了匯報時得到的毛主席指示。”3
由於毛澤東對提綱沒有表示不同意見，彭真才讓許立群代中央起草了一個批語，於2月12日將批語傳給 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常委們傳閱後，批發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匯報提綱》，以中共中央的 名義作為學術批判運動的指導文件，發至全國。之後，學術批判的空氣上升，政治批判受到一定程度的抑製。
後來的事實說明，毛澤東對《二月提綱》從根本上就是反對的。3月28一29日毛澤東對康生說：“《二月提綱》是錯誤的，是非不分，我當時沒有明確指出，以為是常委討論過的。”這也說明，毛澤東當時還多少考慮了一下政治局常委們的意見，心裏反對，也不好明說，態度上是表示同意的。至少，沒有表示不同意，或者表示反對。
對《二月提綱》，由毛澤東安排，讓江青去蘇州找林彪這掌握槍杆子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尊神”，召開部隊文藝 座談會，以便向文藝界進攻。不久，搞出一個《江青同誌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者座談會紀要》。經毛澤東三次 修改，並將標題改為《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3月17日。毛澤東對江青 送來的信和《紀要》稿作了批示：“此件看了兩遍，覺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點。請你們斟酌，此件建議用軍 委名義，分送中央一些同誌征求意見，請他們指出錯誤，以便修改。當然首先要征求軍委各同誌的意見。”這 個《紀要》對建國以來的文藝工作全麵否定，認為文藝界“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結合”，因此，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紀要》強調：“這是一場艱巨、複雜、長期的鬥爭，要經過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努力。這是關係到我國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關係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這個《紀要》按毛澤東指示“用軍委名義”表明，是要動用林彪和部隊的力量，來對付黨中央正式任命的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他們起草的《二月提綱》的。從批判吳晗開始，要清洗一大批所謂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一大批人在中央是多數，而毛澤東、林彪是少數，要是按正常的決策程序行事，毛澤東和林彪、江青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毛澤東要擊敗黨中央的多數，隻好動用槍打子來脅迫他們就範。
毛澤東在支持江青等人泡製《紀要》的同時，還組織人馬批判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和《二月提綱》。
3月17日至20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專門講了學術批判問題，他說：要用5年到10年的功夫，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不能指望那些老教授，要培養我們的年輕的學術權威。不要怕年輕人犯“王法”，不要扣壓他們的稿件。現在全國隻有15個省市參加批判吳晗，還有13個省市也要動起來。各地都要注意學校、報紙、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麽人手裏。我們在解放以後，對知識分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麵目。吳晗、翦伯讚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有些共產黨員也反共，搞的是修正主義。他們培養的人也要搞修正主義。現在許多地方對這個問題認識還很差，學術批判還沒有開展起來。
3月28日至30日毛澤東找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談話，批判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和批判彭真、中宣部，包庇壞人，不支持左派。說：北京市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北京市委要解散，中宣部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殿，解放小鬼”。說吳哈、翦伯讚是學閥，上麵還有包庇他們的大黨閥（指彭真），並點名批評鄧拓、吳哈、廖沫沙寫稿的《三家村紮記》和鄧拓寫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還說，我曆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就要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一些孫悟空，大鬧天宮。中央出修正主義，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這些重大問題，不經過中央集體討論，就發布，說明毛澤東完全淩駕於黨中央之上。這個講話，導致撤銷《二月提綱》和批判彭真。
毛澤東發話之後，4月1目張春橋拿出一份《對〈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提綱〉的幾點意見》，攻擊《二月提綱》。
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北京開會，康生、陳伯達發言批判彭真。會議決定：第一，起草一個撤銷並徹底批判《二月提綱》的通知（即後來的《五·一六通知》）；第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即後來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4月14日，毛澤東對《通知》草稿作了重要修改，加上了“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 4月16日，毛澤東親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作出了撤銷五人小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組的決議。
4月22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上說：我不相信隻是吳晗的問題，這是觸及靈魂的鬥爭。意識形態的，觸及的很廣泛。吳晗問題之所以嚴重，是因為朝裏有人，中央有，各區、各省、市都有，軍隊也有，出修正主義，不隻文化出，黨政軍也要出，主要是黨、軍。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要批評一、二個。24日，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反複審改的《通知》修改稿。
4月28日，毛澤東對康生、陳伯達談到：“你們寫了《通知》，我逐次增加，加油加醋。”
他“加油加醋”的主要內容有：
（這場大鬥爭的目的是對吳晗）及其他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批判。
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無產階級繼續消除資產階級鑽進共產黨內打著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什麽平等嗎？幾十年以來的老的社會民主黨和十幾年以來的現代修正主義，從來就不允許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有什麽平等。他們根本否認幾千年的人類曆史是階級鬥爭史，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和對資產階級的專政。相反，他們是資產階綴、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一道，堅持資產階級壓迫、剝削無產階級的思想體係和資本主義的社會製度，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係和社會主義的社會製度。他們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同我們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絲毫談不到什麽平等。因此，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隻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不能是什麽平等的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而不能是什麽別的關係，例如所謂平等關係、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係、仁義道德關係等等。
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
其實，那些支持資產階級學閥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鑽進黨內保護資產階級學閥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才是不讀書、不看報、不接觸群眾，什麽學問也沒有、專靠“武斷和以勢壓人”、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
絕大多數黨委對於這場偉大鬥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
他們對於一切牛鬼蛇神卻放手讓其出籠。多年來塞滿了我們的報紙、廣播、刊物、書籍、教科書、講演、文藝作品、電影、戲劇、曲藝、美術、音樂、舞蹈等等，從不提倡要受無產階級的領導，從來也不要批準。這一對比，就可以看出，提綱的作者們究竟處在一種什麽地位了。
毛澤東在《通知》中，還添寫了以下兩段令人震驚的話：
“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 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 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 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 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1
4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外地，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會議按照毛澤東在會前的部署和安排，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進行了揭發批判，給他們加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等罪名，決定停止彭真、陸定一、羅瑞卿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停止楊尚昆的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職務，撤銷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北京市市長的職務，撤銷陸定一的中央宣傳部部長職務，成立專案審查委員會，審查“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問題。會議通過了由陳伯達等人起草，經毛澤東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通知》除上述毛澤東寫的幾大段話表明了會議主題外，還不顧事實，硬說《二月提綱》“是彭真背著‘五人小組’成員康生同誌和其他同誌，按照他自己的意見製造出來的。對待這樣一個關係到社會主義革命全局的重大問題的文件，彭真根本沒有在‘五人小組’內討論過、商量過，沒有向任何地方黨委征求過意見，沒有說明要作為中央正式文件提請中央審查，更沒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澤東同誌的同意，采取了極不正當的手段，武斷專橫，濫用職權，盜竊中央的名義，匆匆忙忙發到全黨”。“這個提綱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用資產階級世界觀來看待當前學術批判的形勢和性質，根本顛倒了敵我關係。”“這個提綱，不是鼓舞全黨放手發動廣大的工農兵群眾和無產階級的文化戰士繼續衝鋒前進，而力圖把這個運動拉向右轉。這個提綱用混亂的、自相矛盾的、虛偽的詞句，模糊了當前文化思想戰線上的尖銳的階級鬥爭，特別是模糊了這場大鬥爭的目的是對吳晗及其他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批判。這個提綱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吳晗《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問題，掩蓋這場鬥爭的嚴重的政治性質”。《通知》還指責彭真等，在報刊上剛剛涉及吳晗《海瑞罷官》的政治問題的時候，“竟然提出‘在報刊上的討論不要局限於政治問題，要把涉及到各種學術理論的問題，充分地展開討論’。他們又在各種場合宣稱，對吳晗的批判，不準談要害問題，不準涉及1959年廬山會議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罷官問題，不準談吳晗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問題”。“包庇吳晗這一類反動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通知》說，“《二月提綱》是反對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反對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為資產階級複辟作輿論準備。這個提綱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同這條修正主義路線作鬥爭，絕對不是一件小事，而是關係我們黨和國家的命運，關係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將來的麵貌，也是關係世界革命的一件頭等大事。”《通知》還宣布：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二月提綱》，撤銷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由陳伯達任組長、江青任第一副組長、康生為顧問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
有上述內容的《通知》，於5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名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這個《通知》不僅徹底否定了《二月提綱》，而且接著就批判和打倒彭真、 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它是“文化大革命”的綱領，天下大亂的號令，也是全麵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標 誌。曆史的實踐說明，通知從批判《二月提綱》入手，提出在文化領域各界和黨政軍各個領域都混進一批資產 階級代表人物的判斷，對《二月提綱》所作的種種指責，說《二月提綱》掩蓋了這場學術批判的“嚴重的政治 性質”，是“為資產階級複辟”的修正主義綱領，出現資嚴階級複辟的危險，等等，是沒有根據的，也是完全錯誤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對《二月提綱》，毛澤東在開始時並沒有表示不同意，已經黨中央批發全黨和全國後，突然反過來又狠 加批判，不經過政治局討論，就擅自下令予以撤銷。雖然《五·一六通知》後來也經過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通過，但那是在個人迷信已經 很盛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氣氛下進行的。這一事件充分說明，毛澤東個人淩駕於黨之上，而且也是出爾反爾。或者說是當麵一套，背後一套。
19、先同意派工作組，以後又說這是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文化大革命”發動起來後，為維持黨的領導和維護社會秩序，按以往曆次政治運動的經驗，由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於1966年5月9日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由陳伯達率工作組去人民日報社，張承先率工作組去北京大學。當時經周恩來向在杭州的毛澤東請示，獲得同意。第二天，又由劉少奇起草，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聯名寫信給毛澤東書麵請示派工作組去人民日報社一事：“擬組織臨時工作組，在陳伯達同誌直接領導下，到報館掌握報紙的每天版麵同時指導新華社和廣播電台的對外新聞。”毛澤東在信上批示：“同意這樣做。”劉少奇子女回憶說：“6月3日，毛主席親自批準派出北大等三個工作組。”1此後，北京和全國各地區陸續派出工作組加強運動的領導。對於 派工作組一事，是中央領導集體決定，又經毛澤東書麵批示同意，但是，不久毛澤東就變卦，翻臉不認賬。把此事斥責為是劉少奇鎮壓學生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6月9日劉少奇、鄧小平前去杭州向毛澤東匯報並請回京主持工作，毛讓劉、鄧“相機處理。”2
6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學一些學生，在江青、康生一夥煽動下，將六十多位幹部和教師押上“鬥鬼台”，對他們采取掛牌子、抹黑臉、戴高帽子、罰跪、揪頭發、撕衣服、拳打腳踢、遊鬥，還發生多起汙辱婦女的行為。工作組當即加以製止。這就是“六·一八事件”。劉少奇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將駐北京大學工作組關於這件事處理情況的《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批發全國。中央的指示說：“中央認為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但在武漢的毛澤東卻認為，這是革命事件，中央的處理錯誤。
7月18日，毛澤東回到北京。他在聽了一些匯報、看過幾個大學的簡報後，認為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在校學生受到壓製。在看到劉少奇批轉的《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後說：“怪不得到處鎮壓群眾，現在才明白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3 7月24日，毛澤東在釣魚台找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和大區書記談話時說：“工作組一不會鬥，二不會改，起壞作用，阻礙運動。”“凡阻礙一鬥二改者，統統驅逐之。你阻我驅，我們提出撤銷工作組。”4
於是，7月2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27日，由中央文革起草撤銷工作組的決定，毛澤東親自作了修改。
8月5日，毛澤東在他寫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中說：“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 將無產階級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誌氣，又何其毒也！”
以後，毛澤東對工作組提出了更嚴厲的批評，認為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工作組就被當作“資產階反動路線”的具體體現和劉少奇的一大罪狀，直到把劉少奇整垮、整死。 毛澤東對派工作組問題上的前後兩種絕然不同的態度，又一次充分說明毛澤東的翻雲覆雨伎倆。
20、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
“文化大革命”中曾有過一個轟動國內外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案。這個案子的原由，當時的黨中央和毛澤東如何參與處理此事，毛澤東原本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後來為了打倒劉少奇的需要，僅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罪名還不足以置他於死地，而借此事把劉少奇打成“叛徒集團”頭目，則可達到其陰險的目的。於是，翻臉不認賬了。
一、 這個案子的由來
這個案子就是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趙林、李楚離、廖魯言、徐子榮、胡錫奎、劉錫五、王其梅等六十一個人，1936年被關在北平國民黨的監獄中。當時，日本侵略勢力正在蠶侵華北，為了使這些同誌得以出來參加抗日鬥爭，經過中共中央的特殊批準，在監獄主管者印好的“反共啟事”上簽個字，離開監獄。
當時這些同誌，已是黨的重要骨幹，曾擔任黨或團的省委書記、市委書記或特委書記等職，在獄中盡管遭受到敵人的嚴刑拷打和殘酷迫害，他們都堅貞不屈，拒絕在“反共啟事”上捺手印。
1935年11月，二萬五千裏長征剛剛結束，劉少奇被派到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其時日寇的侵略已深入華北，全國抗日運動再度掀起高潮，十分需要幹部。時任北方局組織部長的柯慶施向劉少奇建議，可以讓這些同誌履行敵人規定的“簽字”手續出獄，以解我黨抗日急需幹部的燃眉之急。同時還考慮，如不及時營救這些同誌出獄，如果日寇侵占北平或被蔣介石押往南京，他們都可能被殺掉。
劉少奇同意柯慶施的建議，上報黨中央。當時中共中央沒有主席，主持中央工作的一把手不是毛澤東而是張聞天。張聞天當時擔任中央總書記，他收到劉少奇的信後，召集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人開會，經過細密研究，決定讓那批幹部出來，遂批準了這個建議。由張聞天代表黨中央給北方局和劉少奇回電。當這個決定經過秘密渠道傳達到獄中黨支部時，獄中黨支部卻拒絕執行。到1936年夏天，經過對獄中同誌再次作工作，說明是中共中央代表胡服（劉少奇化名）同誌通知的。薄一波等才勉為其難地履行了獄方規定的手續離開監獄。事後，柯慶施對薄一波說：“你們出來時還拿架子，三請諸葛亮……。”
二、毛澤東是否知道此事的來由？
“文化大革命”中，辦案的人，和“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為毛澤東錯誤辯護的人都說，此事毛澤東當時不知道，是背著毛主席，由張聞夭、劉少奇他們幹的。毛澤東自己也說，他不知道。1969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說：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的時候，一些人不好，也選進來了。“比如劉少奇呀，什麽彭真、薄一波這些人，我們不知道他們不好，他們的政治曆史我們不清楚，也選進來了。”1實際是怎麽回事呢？毛澤東真不知道嗎？好多資料說明，毛澤當時是知道的。
薄一波《在北平草嵐子監獄的鬥爭——兼答19 3 6年出獄的經過》中寫道：“19 4 3年秋，我到延安學習，並準備參加黨的七大。毛主席找我談話時，我將這一段監獄生活和出獄經過向毛主席作了簡要匯報。當我談到監獄中對某些問題有很大爭論時，主席說：‘這也是兩條路線的鬥爭’。當我匯報我們是執行中央代表劉少奇和北方局的指示登了啟事之後出獄的，主席說：‘這件事我們知道，中央完全負責’。後來，主席讓我把這次出獄的人開了個名單，我寫好後送給了主席。主席在這個名單上寫下了：“北方出獄幹部，1945年1月薄一波寫出。”毛澤東還說：“你們在班房裏做了很好的工作。” 1
這次談話的第二天，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也與薄一波談話談到出獄—事時說：“中央完全知道，是劉少奇和北方局建議，中央作了討論後讓你們出來的。”
後來安子文等幾位同誌與毛澤東同誌談話，毛澤東作了同樣的表示。
張聞天的老伴劉英在一份回憶材料中，寫了當年張聞天作為黨中央總書記，是如何與毛主席、任弼時等中央領導同誌研究批準了劉少奇的那個建議，並給劉少奇回電的。2
“文化大革命”中，這個案子的辦案人員警告薄一波：“你講這個問題（指1936年出獄經過，一定要避開‘毛主席、黨中央知道’。你不講，對你有利；講了就對黨不利，對你自己也不利。如果你照我們的意見辦，將來我們解決你的問題時可以從寬考慮。”3這說明，辦案人員也曉得，毛澤東是知道此事的。
1966年，紅衛兵、造反派們揪鬥此案的薄一波、劉瀾濤等人時，周恩來於11月24日為此寫報告給毛澤東。報告說：“因這一集體自首案牽連人甚多，而當時確為少奇同誌代表中央所決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審查過，黨中央必須承認知道此事。”毛澤東批示：“照辦”4
1967年2月18日，張聞天給毛澤東寫信，談及此案當年的處理經過。毛澤東對此信寫了如下字樣：張聞天關於一九三六年處理北方局領導人，要求中央批準履行簡單手續，以便早日釋放關在北平監獄中的幹部，給中央的信及附件（印發政治局、書記處、中央軍委常委及中央文革小組）（出處同上）可見，毛澤東知道此事，至少是沒有否認知道此事。
參與這一案子平反工作的何載說：“這是一件非同尋常的重大決策，遂由劉少奇代表北方局請示延安的中央。張聞天時任中央總書記，他征得毛澤東等人同意，批準了這一重大決策。”1978年l月20日，中組部向中央報送的《關於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的調查報告》中說：“19 3 6年張聞天同誌是當時黨中央總書記，對他的批複，應看作是代表中央的。許多同誌還證明，毛主席曾向他們表示過：中央知道他們出獄的經過，這一點應該認為是可信的。”5有一篇文章談到，當年延安張聞天當總書記時，“當時常開會，照毛澤東的說法，‘洛甫（張聞天）每天要開二十餘人的會議。”6既然每天都開會，有毛澤東參加。而張聞天又是被毛澤東稱為“明君”的，難道能避開毛澤東來議論此事並作出決定嗎？凡去延安參觀過的人都知道，當年黨中央的領導人的住地，都集中在一塊，相互來往也就是走幾步路的距離，即使張聞天想避開毛澤東也是不可能的事。當時毛澤東的地位並不像後來個人迷信時期那樣顯赫，張聞天完全沒有必要避開毛澤東。
以上材料說明，當年在延安的毛澤東，知道此事無疑。
三、此案是否毛澤東批準的呢？
有人說，這個案子是康生等人搞的，沒有毛主席的事。這事的確是康生等人搞的，但是又是經過毛澤東批準的。
1978年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向主管中央級重大案件的汪東興等人提議，是不是把這些重大案件的材料交給中組部複查。6月9日，汪東興等人找胡耀邦與陳野蘋談話時說：“中央專案組的第一辦公室和第三辦公室，是‘文革’剛起步時中央決定成立的，由
華國鋒同誌和我們三個人（指汪本人和紀登奎、吳德）直接負責的。這兩個辦公室的案子，都是經過毛主席批準的。現在應該繼續貫徹毛主席的指示，也要貫徹華主席的指示。六十一人的問題是經過毛主席和黨中央批準才定案的，不能隨便翻過來。還有彭德懷、陶鑄等人的問題，也不能隨意翻過來。”一個曾是薄一波任太嶽軍區政委時的老部下，又當上中央專案組第一辦公室副主任的人，薄一波托人向這位故舊捎口信，希望他利用撥亂反正的機會，向新的黨中央提供實情。他卻氣急敗壞地說：“這不可能！‘六十一人’的案件永遠翻不了！這是中央定了的，毛主席批了的！”1
毛澤東明明知道這件事，當年張聞天與他等人商量過，“文化大革命”期間當康生等人和造反派們要批鬥薄一波、劉瀾濤等人時，周恩來又專門向毛澤東作了報告，說明“七大、八大均約已審查過，黨中央必需承認知道此事”。毛澤東親自見到並批了“照辦”二字。為什麽還要說“薄一波這些人，我們不知道他們不好，他們的政治曆史我們不清楚”呢？為什麽要批準它為“叛徒集團”案呢？
毛澤東為什麽要翻臉不認賬？
如前所說，在周恩來給毛澤東的信上指出： “中央必須承認知道此事。”毛澤東批示“照辦”。 說明他知道此事的來龍去脈，知道是自己當時也參加的中央批準的，不是劉少奇個人的責任。
按說，這“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問題就應當過去了。可是，到了一九六七年初，毛澤東發現，“文化大革命”的阻力相當大，他能用來清除劉少奇及同劉少奇在白區工作的幹部的罪名，除了什麽“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外，再也找不出什麽了。而那批幹部不除，他們就還會留在中央委員會裏，開起會來都還有一票。要是按法定程序搞掉劉少奇，就得召開中央委員會來討論通過，那麽，毛澤東的圖謀很難得逞。這是他絕不願意的。於是，他利用紅衛兵抓“叛徒”、“自首變節分”的機會，將劉少奇以及在“白區工作”的一大批幹部，統統扣上一頂“叛徒”的帽子，就可置之於死地。這樣既方便省事，又乾淨徹底。
毛澤東在1967年2 月3日會見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長巴盧庫時說：“有些過去是共產黨被國民黨抓住，然後叛變，在報紙上登報反共。那個時候我們不知道他們反共，不知道他們‘履行手續’是一些什麽東西。現在一查出來，是擁護國民黨，反對共產黨。”2
毛澤東在這裏完全在是睜著眼睛撒謊。薄一波等人所謂“履行手續”的事，你當年親自參與處理的，你怎麽不知道？如果年代久了，記不清了，還有點借口，可是，就在前不久，周恩來給你的信上專門提醒過你，而你又批發“照辦”，你還能說不知道嗎？
毛澤東說，“現在一查出來，是擁護國民黨，反對共產黨。”更是在騙人。你查了嗎？或者你的心腹江青、康生查出什麽新東西了嗎？都沒有。毛澤東根本就用不著去查，查也不會有新發現，“七大”、“八大”不早查過了嗎？事情明擺著，還需要再查什麽呢？
“現在一查出來”或者說“現在已經查明”，是毛澤東發明的且貫用的一大武器。早在1955年作家胡風對文藝問題發表了不同意見，毛澤東就用了“現在已經查明”而打出一個“胡風反革命集團”，後來平反，這是個子虛烏有的事，說明書毛澤東根本沒有去查過，純粹是毛澤東胡亂扣上的。1959年廬山會議時，剛直的彭德懷對“大躍進”中的問題給毛澤東寫了一封意見書，毛澤東又把這武器拿出來：“現在已經查明”，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形成了反黨集團。這個冤案在毛澤東死後徹底平反，說明毛澤東也是根本沒有去查過。1966年5月，為了給“文化大革命”點火，把鄧拓拿出來開祭，也是這樣宣布的：“鄧拓是一個什麽人？現在已經查明，他是一個叛徒。”後來的事實說明，毛澤東也沒有去查過。毛澤東為什麽屢次撒謊能夠得逞？就是他利用個人迷信、造神運動而站在神壇上的絕對權威，根據他以往多次撒謊的經驗，他說查了就是查了，反正誰也不會、誰也不敢去追究他。因而，毛澤東也就更加有持無恐，撒起謊來臉不紅，心不跳。隻要確保把劉少奇和那批幹部打下去，撒謊、騙人等不道德的行為，也就不管它了。
所以1967年3月16日，康生搞的中共中央文件《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變材料》送到毛澤東那裏。對於文件中說的“薄一波等人自首叛變出獄，是劉少奇策劃和決定，張聞天同意，背著毛主席幹的”，“揭露這個叛徒集團，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毛顯然非常滿意。他不在乎文件中“背著毛主席幹的”是句謊言，大筆一揮，批準印發全國。這樣一來，那“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就鐵板定釘了。
為了將“自首叛變”的罪責完全安在劉少奇頭上，專案組審訊薄一波等“叛徒”們時，不許他們在交代材料中寫上毛澤東知道他們出獄的事。薄一波堅持如實寫下曾向毛匯報過，並給毛寫信申訴。可是沒用，毛澤東不認帳了。此時劉少奇被軟禁，周恩來再也不吭聲了，隻要毛澤東活著，這“叛徒集團”的案子就翻不了。
1《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8-389頁。
2《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09頁。
3 1966年5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1見柏生：《吳晗和他的一家》，《吳晗紀念論文集》第243 頁。
1載《百年潮》19 98年第4期第6頁。
2載《百年期》1998年第5期第36頁。
3見《我親曆過的政治運動》，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91頁。
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0一44頁。
1 見王光美、劉源：《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75頁。
2見王光美、劉源：《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76頁。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第1422頁。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第1424頁
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頁。
1 《學習》1993年第2期。
2《曆史謎底揭秘》，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41頁。
3《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頁。
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17 0頁。
5《冤假錯案是這樣平反的》，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9年版，第54、47頁。
6《炎黃春秋》2001年第1 期第27頁。
1《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105頁。
2魏敬民：《“六十一人叛徒案”平反始末》，載《百年潮》200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