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申章
有關社會經濟哲學和科學的事理分析文章
13、 翻雲覆雨毛澤東==13、14、15
兩次讚賞鄧子恢，兩次對他猛烈批評
50年代初，鄧子恢任中南局第二書記，毛澤東調他到北京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後又兼任國務院 副總理，主管中央農林口工作。毛澤東向他交待的任務是：在三個五年計劃或更長的時間內，把四億多農民組織起來互助合作，逐步實現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領導農村走集體化道路。
對於農業合作化，中央製定的路線和方針政策是：（一）積極領導，穩步前進；（二）自願互利，不搞強迫；（三）由低到高，由點到麵，分期分批發展（臨時互助組——常年互助組——初級社—一高級社）。據此， 鄧子恢強調，一是從實際出發，二是著眼於發展農業生產。不能用搞政治運動的方式進行，要按農村生產力發 展的需要和經濟內在的發展規律進行。他從調查中發現兩大問題：一是農業合作社發展中有貪多求快的傾向； 二是推廣農業生產技術出現強迫命令。由此引起農民思想恐慌，嚴重幹擾了農業生產，也為農業合作化的正常 發展增加了困難和阻力。鄧子恢及時將這些情況向中央和毛澤東作了匯報，並主持代中央起草《關於春耕生產 給各級黨委的指示》和人民日報社論《領導農業生產的關鍵所在》。提醒全黨認識：中國農業合作化必須從小 農經濟的現實出發，在合作化的過程中要保護好農民的利益。黨中央和毛澤東都對此高度讚揚。毛澤東特意將這兩個文件和中央早先通過的《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的決議》合編為小冊子，並親自冠名為《當前農村工作指南》，還動手起草通知說：“這三個文件，揭示了黨在當前階段指導農村工作所必須掌握的理論認識和重要的政策原則，以及群眾路線方法”“希望通過這一次學習，能夠把各種人員的思想水平在全體規模上提高一步；以保證黨在農業戰線工作中的不斷勝利。”
遵照毛澤東指示精神，鄧子恢隨即協助中央對各地的合作社進行了兩次整頓，及時克服了冒進傾向。全國鞏固了一萬多個合作社，也收縮了一些不具備條件的合作社，使互助合作運動繼續健康發展。1954年初， 原先問題比較突出的華北地區，在整頓後向中央報告稱；“糾正冒進的結果，農民生產情緒已趨穩定。部分地區出賣土地、賣耕畜、殺豬、宰羊、伐樹等現象已停止，抗旱播種任務已順利完成。幹部認識了冒進對工作的危害，開始轉變了重（合作）社輕（互助）組的錯誤認識。曾消沉一時的互助組，又開始活躍起來，並有了發展。”
1953年全國農業合作社為1·4萬個，1954年發展到22萬個，l955年1月達到40萬個。中央原定1955年春耕前農業合作社發展到60萬個，可是到3月已發展到67萬個。發展得這樣快，引起了 許多問題；不少地方違背自願原則，搞強迫入社，農民不滿，幹群關係再度緊張。如浙江省的合作社發展過 快，由原來3800個發展到5·5萬個，農民怕“共產”，又大批賣牲口、殺豬、宰羊、砍樹、鬧退社等現象不斷出現，又呈現人為的緊張局勢。毛澤東聽了匯報後，兩次找鄧子恢交談，指出：“生產關係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否則生產力會起來暴動，當前農民宰羊殺豬，就是生產力起來暴動。”他還明確表態：“農業合作化，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1953一1957年）發展到三分之一就行了，不一定要50％。 ”接著，他就提出“停、縮、發”三字方針，並同鄧子恢共同安排：華北、東北一般停止發展，浙江、河北 收縮一些；其他新區可適當發展一些。經過整頓，全國共收縮上萬個合作社、鞏固65萬個合作社，效果是好的，農民的 生產積極性恢複了，幹群關係緩解了，農業合作社重新出現了好的發展勢頭。
可是到5月初，毛澤東的思想變了。他兩次找鄧子恢談話，他問鄧子恢：“1957年化到40％可以不可以。”鄧答“上次化三分之一，還是三分之一為好。”這引起毛澤東的不快。
5月中旬，毛澤東召集15個省市委書記開會，他在會上說：“在合作化問題上，有種消極情緒，必須加以 改變，否則會犯大錯誤。”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農村工作部調整農業合作化發展的計劃，提出1956年由6 5萬個發展到100萬個。即“翻半番”。6月4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開會，認真討論後批準了這一計劃。毛澤東未出席這次會議，他在6月底回京後找鄧子恢談話，認為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翻半番”的計劃， 似乎少了一些，提出要“翻一番”，即由65萬個發展到130萬個。鄧子恢征求了部裏同誌們的意見，認為還是以“ 翻半番”為好。一天夜裏鄧了恢到中南海去向毛澤東坦誠相談。他說；（一）農業合作化的發展速度應與工業化的進度相適應，而我國工業目前尚不能為農業現代化提供相應的技術和機械設備。（二）現有的65萬個農業社，質量並不高，問題很多，鞏固任務很重。（三）各地，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情況不一，互助合作經驗千差萬別。（四）幹部尚缺乏經驗。（五）農業社的會計數量不足。（六）蘇聯和匈牙利合作化過急的教訓，值得注意。這些懇切之談，沒有說服毛澤東改變主意，反而加深了同毛的分歧，引起了毛澤東的不滿。
不久，毛澤東召集中央農村工作部其他領導同誌到中南海談話，批評他們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嚇破了膽”，毛澤東見鄧子恢無意改變觀點，表示：“鄧子恢的思想要用大炮轟了”。
7月31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上作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長篇報告，“炮轟”鄧子恢：“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在那裏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決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 ，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清的清規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確方針。”“否，這不是正確的方針，這是錯誤的方針政策。”“ 他們老是站在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上替少數的人打主意，而沒有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替整個國家和人民打主意。”他還逐一批駁了鄧子恢所述的幾個觀點，並歸結為“是表現了兩條路線的分歧”。
同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又作了《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的報告 ，鄧子恢和中央農村工作部都被升級為“右傾機會主義”，於是，全國農業合作化高潮迅速出現在全國各地， “左”傾情緒更是乘機興起。原定15年基本上完成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計劃，如今3 年就“化”完了。可是問題接踵而至，農民鬧退社、散社現象，此起彼伏，但被歸結為階級鬥爭，認為是“階級敵人和富裕中農的進攻。”用大辯論、大批判的方式予以擊退。之後，就出現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
經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大量餓死人的嚴重情況出現。在1960年前後的危難之際，鄧子恢又受 到中央的重視，他率工作組到山西、河北、江蘇等地調查後，草擬了《農村人民公社內務條例》，以圖通過法 規形式加強公社內部管理，解決平均主義問題、限製“共產風”和轄指揮。毛澤東看到後也很高興。
1961年3月，毛澤東在廣州主持中央工作會議，研究《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即“六十條”）。毛澤東在會上讚揚了鄧子恢重視調查研究，稱鄧子恢是“農村工作專家”，說“他在山西、河北、江蘇的調查是正 確的。我過去同鄧老有點小衝突，現在統一了，他是正確的。我同他的爭論從此結束”。“這幾年（農村）犯的錯誤，沒有他的份。”“搞農村工作找誰呀！還是要找鄧老。你們不要瞧不起鄧老，他搞了一個《人民公 社內務條例》，辦了一件好事！中央農村工部的工作，還是要靠鄧老。”
1962年3月下旬，中央書記處開會聽取華東區匯報安徽包產到戶責任製，鄧子恢同劉少奇、陳雲、鄧小平等一道支持推行包產到戶。鄧小平說過：“白貓黑貓，抓到耗子就是好貓。”鄧子恢表示：“包產到戶是 集體經濟管理的一種好形式，能夠調動集體和個人兩個積極性，有利於克服社員之間的平均主義，是搞好集體 經濟經營管理的好路子。”接著，鄧子恢又到中南海見毛澤東，詳細匯報中央農村工作部到安徽調查的情況。 毛澤東不讚成包產到戶。鄧子恢沒有灰心。又再次派人到安徽淮北調查。淮南、淮北兩次調查的大量數據均 表明。實行包產到戶比上年增產增收，群眾普遍滿意。
事也湊巧，這期間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和第二書記王任重到廣西龍勝縣調查，研究那裏的包產到戶問題 ，並向中央寫了報告。他們認為在集中統一經營形式下的包產到戶，還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毛澤東審閱了這 份報告，親自寫批語指出：陶、王“所作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後所提出的意見也是馬克思主義的” 。鄧子恢聽後，感到包產到戶有了些希望，於是趁熱打鐵。7月的一天夜裏。鄧子恢帶著陳正人、廖魯言等人去中南海，再次向毛澤東陳述支持包產到戶的種種理由。這次談話，談得很艱難，一直談到第二天早晨。毛澤東終於表示：“同意試一試”。
8月、中央工作會議在北戴河召開，重點研究大家關心的農村問題。會上人們對安徽、廣東的包產到戶表現出濃厚的興趔，決定推舉廣東領導人牽頭，起草包產到戶的文件。一天，鄧子恢手持包產到戶的材料，滿懷 希望去見毛澤東。他滔滔不絕地陳述支持包產到戶的種種論點和論據。殊不知，毛澤東此時又變了。他原先在 中南海答應過試一試包產到戶，如今又不同意試了。鄧子恢不理解，也不相信毛澤東會變得這樣快，他以為是 自己的話沒有說透；因此繼續對毛澤東做工作，試圖說服毛澤東對包產到戶維持允許試一試的態度。而毛澤 東主意已定，態度強硬，毫不鬆動。兩人辯來辯去。話不投機，鬧得不歡而散。毛澤東很不滿意。
8月6日，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講話，把包產到戶說成是單幹，是無產階級專 政，還是資產階級專政，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問大家是到社會主義，還是到資本主義。農村合作化還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現在就有鬧單幹風的，越到上層越大 。”他說：有人說人民公社要垮6 0％，留4 0％，還有人說全部解散搞單幹，四年農業生產就可以恢複 。以上談的算什麽矛盾，我也說不清楚。概括起來首先要承認階級，階級是存在的，有階級存在就有階級矛盾 。看來允許百分之幾到百分之十幾鬧單幹是可以的，還有90%是集體嘛！如果全部鬧單幹或大部分鬧單幹 ，我是不讚成的，全部鬧單幹就是退到赫魯曉夫還不如的南斯拉夫修正主義的道路上去了。如果那樣搞，黨內 勢必分裂。
他還批評鄧子恢“很自負，談了半天，就是聽不進意見，還在要求武一試，試什麽！中國農民不是試了幾 千年了嘛！”這句反問，說服力很強，可不是嗎？中國農民確是一家一戶生產搞了幾千年，沒有擺脫貧困。對此，原先讚成包產到戶的人，也一時語塞，心悅誠服。但鄧子恢很倔強，依然不跟風。他在中心組發言時說“工業可以搞責任製，為什麽農民田間管理就不可以搞責任製？”“責任田根本不涉及所有製問題，土地仍 然是集體所有，隻是超產部分歸個人，不存在反對集體經濟的問題。”然而，北戴河的政治風雲一變，鄧子恢 的這些真理般的語言，沒有人聽，反而形成批判鄧子恢一邊倒的局麵。
8月12日，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上批評鄧子恢說：“鄧子恢同誌動搖了，對形勢的看法幾乎是一片黑暗。 對包產到戶大力提倡。這與他在1955年夏季以前一貫不願搞合作社；對於搞起了合作化，下令砍了幾十萬個，毫無痛惜之心；而在這以前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謂‘好行小惠，言不及義’是相聯係的。”說鄧子恢“顯然還是站在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立場上，因而犯了反對建立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錯誤。”
同年9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後，鄧子恢被撤職。鄧子恢領導的農村工作部，也被批判為“十年一貫製”、 “沒有辦一件好事”而撤消了。
“文化大革命”中，鄧子恢被造反派從外地揪回北京，無休止地遭到批鬥。
黨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經過數十年風雨的實踐檢驗，鄧子恢主張的那一套是正確的。中央正式為他平反，《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鄧子恢等同誌提出了農業中要實行責任製的觀點……在當時和 以後都有重大意義。”這是對鄧子恢公正和崇高的曆史評價。
4、同意曾希聖搞責任田，又批判曾希聖搞單幹風
曾希聖當年任中共華東局第二書記、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狂熱中，大放“衛 星”浮誇中，十分著名。安徽省也成為全國“躍進”得很有名的省分之一。也就是說，災難遭受得很重，餓死的人之多也是名列前茅的省分之一。1960年，山東省省委書記舒同因錯誤被免職後，曾希聖還兼任山東省委書記。一人 擔任兩個省的省委的書記，是空前絕後的，可見，曾氏當年之紅，也可見是如何得到毛澤東的嚐識。曾希聖逐漸了解到安徽省的災荒嚴重，糧食短缺，人口大量外流，饑民遍省，到處都有餓死 人的事件。這使曾希聖和省委一班人的頭腦，有一點清醒。他們了解到，農民搞“包產到戶”，能夠增產，也真有積極性。但是，“包產到戶”又是被認為“搞資本主義”，不敢完全支持，就改個名字，叫做“責任田”。
1961年3月，安徽省省委作出決定，在全省普遍實行“包產到隊，定產到田，責任到人”的責任製，簡 稱“責任田”。這種生產形式能夠大幅度增產，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3月17日，中共中央在廣州召開工作會議 ，曾希聖把實行責任田的做法及優缺點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答複說；“你們試驗嘛！，搞壞了檢討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產10億斤糧食，那就是一件大事。”曾希聖聽毛澤東同意“試驗”，很高興，立即打電話給安徽省委在家主持工作的同誌說，“現在已經通天了，可以搞”。可 以繼續試行下去。3月20日曾希聖又給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柯慶施等人寫信，說明實行“責任田”的好處多於壞處。毛澤東未表態。7月曾希聖趕到蚌埠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又一次說：“你們 認為沒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廣”。還說，“如果責任田確有好處，可以多搞一些。”
正因為兩次得到 毛澤東的明確支持，曾希聖才敢放手在安徽省推廣責任田。
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試行後，7月24日安徽省委向中央報告說：經過幾個月 的試驗，看來這個辦法是不違背社會主義原則的，是可行的。第一，這個辦法不是“包產到戶”，不是“單幹 ”，它並沒有違背集體經濟的基本原則，它隻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種管理方法，它並沒有改變生產資料的所有 製，土地、耕畜、大農具仍然是集體所有的。第二，這個方法是不會造成兩極分化的。第三，這個方法不會加重 社員的私心。總的說來，這個辦法是適合當前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群眾的覺悟水平的，是符合當前農業生產以 手工操作為主要特點的。隻要正確地貫徹執行，它是能夠發揮農民生產積極作用的。
至當年10月份，實行責任田的生產隊達到84·.4％。據省裏對36個縣調查表明，施行責任田後平均生產比上年增長38·9％。農民得到了溫飽，看到了希望；各級幹部增強了信心。這一年，不少地方出現了特殊的人口流動現象——城裏幹部、教師、職工返鄉種田。太和縣政府幹部就有20多人到農村種田。王油坊生產隊從外地回來30多個工人。
安徽搞責任田的成功，很快在全國引起連鎖反應。調查資料顯示，1961－1962年，甘肅臨夏74％的生產隊、浙江新昌和四川江北有70％的生產隊、廣西勝縣和福建連城有42％的生產隊、貴州全省有40％的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全國大約占20％。這時，一場惡夢已悄悄向曾希聖襲來。
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關於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中就作出明確規定；“目前在個別地方出現的‘包產到戶’和一些變相單幹的做法，都是不符合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原則的，因而也是不正確的。在這類地方，應當通過改進工作，辦好集體經濟，並且進行細致說服教育，逐步地引導農民把這些作法改變過來。”這實際已經在批評被稱為“單幹”的“責任田”了。
同年12月，毛澤東在無錫，把曾希聖找去對他說：“生產恢複了，是否把‘責任田’這個辦法變過來” 。這是個奇怪的問題，原來的辦法餓死人，正因為實行“責任田”才恢複了生產，一個正常思維的邏輯應該是繼續實行責任田。而毛澤東卻提出舍棄恢複生產的責任田，硬要堅持那餓死人的辦法。曾希聖當然難以理解，便提出：“群眾剛剛嚐到甜頭，是否讓群眾再搞一段時間。”毛澤東沉默不語。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曾希聖受到了批判，說他搞“責任田”是在刮“單幹風”，“犯了方向性路線 性錯謀”，“帶有修正主義色彩”。是階級鬥爭的表現，“兩極分化的禍害”。批判曾希聖的會上，氣氛很緊張，曾希聖連坐位都沒有，自己拉把椅子坐到會場邊上聽批判。會上，他對安徽省鋨死人的事作了檢查，但對其推廣責任製仍持保留態度。於是，會上有人主張開除他的黨籍，還有人提出要殺他的頭。會上，毛澤東不僅批評了安徽省的曾希聖，還批評 了支持安徽省搞“責任田”的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等領導同誌；嚴厲批評曾希聖“要代表富裕農民利益”，“為天下中農謀福利”。
接著曾希聖被免去了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職務。對於此事，曾希聖夫人餘敘說：“ 老曾搞責任田，是主席同意了的，而且很多人都知道，為什麽主席不說話，別人也不說話呢？”1
在曾希聖被批判撤職後，安徽省搞的“責任田”得到鄧子恢、鄧小平、劉少奇等的支持。鄧子恢認為， 責任田”沒有改變所有製性質，多數能做到“五統一”，怎麽能說是方向錯誤呢！“責任田”就是社員勞動和 產量直接結合起來，加強了社員責任心，是找到了搞好集體生產的一條出路。鄧小平支持鄧子恢的意見說：在農民生活困難的地區，可以采取各種辦法，安徽省的同誌說：“不管黑貓黃貓，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這話有一定道理。“責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試試看。田家英受毛澤東的委派率調查組回來匯報說，群眾歡迎“ 包產到戶”。劉少奇說：要使“包產到戶”合法起來。鄧小平再次表示：讚成。可是毛澤東卻認為，“包產到 戶”是一種後退，反映了落後群眾的要求，並說，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 ，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
隨後，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對“包產到戶”當成“單幹風”作了係統的 批評。7月20日，毛澤東提出：你們讚成社會主義，還是讚成資本主義？接著，他自己回答，當然不會主張 搞資本主義，但有人主張搞“包產到戶”。這裏他把“包產到戶”等同於資本主義了。8月6日他在大會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報告，把“包產到戶”說成是“單幹”，提到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資產階級專政 ，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政治高度，問大家是到社會主義，還是到資本主義，農村合作化 還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現在就有鬧單幹風的，越到上層越大。他還說：看來允許百分之幾到百分之十幾鬧單幹是可以的，還有90％是集體嗎！如果全部鬧單幹或大部分鬧單幹，我是不讚成 的。全部鬧單幹就退到比赫魯曉夫還不如的南斯拉夫修正主義的道路上去了。如果那樣搞，黨內勢必分裂。這個要議—議，是搞無產階級專政，是搞資產階級專政，還是搞小資產階級專政？是走赫魯曉夫道路，還是走南斯拉夫道路，我們到底走什麽道路？這些批評主要是針對鄧子恢，說他是“資本主義的農業專家”，多次批評他 主持的農村工作部“搞資本主義”。這時曾希聖早已經撤職，但這一套批判也少不了有他的一份。
曾希聖被撤職後，閑呆在家。1965年調他到西南大區任職。不久，“文化大革命”爆發，被造反派批鬥、摧 殘，1968年7月15日他帶著一腔委屈、憤懣和遺憾與世長辭。
當年遭到猛烈批判的“責任田”和“包產到戶”，就是後來經過撥亂反正，先在安徽省、四川省繼而在 全國得到普遍推廣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中國從此解決了農村和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再也沒有發生當年那樣餓死人的大饑荒。這究竟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曆史已經作了評判。
曾希聖在安徽省出現大饑荒的情況下，提出搞“包產到戶”的“責任田”，也就是“救命田”，正處於天 災人禍困境中的毛澤東，急不可待地支持了他，要他先搞試點。可是，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他又被說 成是“兩極分化的禍害。”
l958年農村實行公社化以後；為了限製農民的私有經濟和私有觀念，給步入“大同社會”作準備，“自留地”被嚴格取締，安徽省對此堅決執行。然而1959年以後，經濟危機使安徽農村饑荒嚴重。餓殍遍野，人口大量外流。麵對現實。省委領導痛感“失職”、“內疚”，采取了“定戶到田、責任到人”等補救措施，“自留地”也是措施之一。不過僅一年，曾被毛澤東同意試驗的“責任田”就被毛澤東斥為“單幹風”、“翻案風”、“方向路線錯誤”。安徽省領導人沒有因為全省大量餓死人而受處分，卻因亡羊補牢、想出解民眾於倒懸的措施而“挨批”，“責任田”隨之被取締。
關於餓死人的情況，李銳下放勞動所在的地方——安徽省霍山縣大別山磨子潭水庫邊上的白水板大隊，當地農民這樣說：1958年下半年就開始斷糧。1959、1960年最嚴重，開始每人每天還有二兩糧，後來竟幾個月都不見糧食。樹皮、樹根、各種野菜都吃遍了。一個生產隊隊長告訴李銳。他隊有96人死了24人。旁的人說這個數字很平常，有的隊死的人還要多。有人說，他們隊就死了45人。死者中老年人居多，也有青壯年、小孩，很壯實的人也死了。幹部則要大家不準說是餓死的。去食堂吃飯要走幾裏路，去晚了就沒有吃的。幹部、司務長、做飯的以及他們的家屬則沒有餓死的。外麵參觀的來了，食堂就把剩下的點糧食搜出來做幹飯，參觀的一走，就幾天沒有吃的。“躍進”時，日夜逼著幹，不幹就打人、抓人，不給口糧，調到別的生產隊去“勞改”。誰不怕倒黴，誰還敢說一句老實話！
公社的彭主任談起那時的“大食堂”的情況說：“二三百人吃飯，要走五裏路，就那麽一點稀的。I961年下種時，饑餓的農民把種下的稻穀和玉米種籽都從地裏摳出來吃了！死人根本算不了什麽事，人死了倒在路上的、衣服都被剝去了。但當時省委向中央匯報時，卻說隻死了一千人。”1
曾希聖受到批判的責任製，反映了客觀經濟規律和民心，在毛澤東死後，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18戶農民，帶頭搞起了“包產到戶”，把517畝土地和10頭耕牛分到人頭承包到戶經營。當年產量等於1966-1970年5年的總和，“討飯村”變成 了“冒尖村”。這個經驗很快像“衝擊波”一樣席卷神州大地，勢不可擋。全國農村的生產隊從1979年1·02%到1989年的99%都實行了“包產到戶”責任製，毛澤東竭力鼓吹的烏托邦——人民公社，隨之土崩瓦解。
15、羅瑞卿蒙難
從紅軍時代起，羅瑞卿就是毛澤東的保護神，為保衛毛澤東，羅瑞卿效盡了忠心。毛澤東對羅瑞卿也是十分關愛和器重，多次表揚羅瑞卿。可是，當毛澤東要預謀發動“文化大革命”搞掉劉少奇時，對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實際掌握兵權而又受到劉少奇器重的羅瑞卿很不放心，疑心羅會支持劉少奇，故而決心搞掉羅瑞卿。要使這一企圖得以實現，亟需要林彪的支持與配合，而林彪也對羅瑞卿有所不滿，於是積極配合毛澤東搞掉羅瑞卿。以往的材料都說是林彪誣陷和整倒羅瑞卿，其實，要整倒羅瑞卿從謀劃到定性、定調直到作出處理，都是毛澤東主使，林彪也趁機對羅誣陷、羅織罪名，那也隻是脅從而已。
據何蜀在《林彪與九一一》一文中說，1965年12月中央政治局打倒羅瑞卿，是毛澤東“極為重大戰略部署的第一步”，是毛澤東首先有整倒羅的意圖，林在得悉毛澤東的意圖後，按毛澤東的安排，順水推舟地除掉自己心中不滿的羅瑞卿。
何蜀的文章寫道：1965年1月的政治局會上，毛、劉首次公開衝突。此時，毛澤東訣心打倒劉少奇。在1965年，劉少奇在黨內、政府中的勢力已據主導，而毛澤東則更多是作為一個偶像存在。毛原先看好的彭真，鄧小平，已完全在劉一邊。眾人嘴上不說，心裏想的就是供毛為偶像，少管事。毛澤東深知其在黨政中已被架空，唯有依靠軍隊。其時，1965年，軍中的實權已在賀龍、羅瑞卿手中。（林彪自1962年夏便基本不再管事）。毛深知賀龍為人，在毛劉攤牌時，賀龍決不會支持毛，頂多持中立。……羅瑞卿按理是毛的親信，毛對羅瑞卿不應有懷疑。但是，羅自1959年出任總長，軍委秘書長，特別是1962年出任書記處書記後，大權在握，依仗毛林的支持，作風強悍（換句話，有些飛揚跋扈）。劉少奇為最終架空毛，也對羅采取親近的手段，如劉少奇曾公開稅：我們的國防部長的接班人是羅瑞卿。此話是在1965年 5月所講。不知是劉少奇已有所安排，還是羅瑞卿已有所表露。反正，在 1965年戰備空前緊張時，國防部長和軍委第一副主席的位置由一個‘病人霸著’，總不是一件好事。此話不可能不傳到毛澤東那裏。為此，毛澤東秘密召見另一得力助手葉劍英，讓其做出有關部署。同時，讓毛澤東的‘好學生’，時任總政治部主任的蕭華開始收集有關‘反對突出政治’的材料。真正的‘倒羅運動在軍隊開始於1965年5月。
“1965年5月，軍委就軍隊備戰問題舉行會議。除毛、林外，軍委主要成員均出席。因為此次會議事關中共援越及重大戰備問題，終結發言理應待報毛、林後再做。羅事先未請示，即以會議主持人身份作出總結發言。會議剛結束，葉劍英、聶榮臻、蕭華、楊成武、李天佑等人即向毛林報告，並分別在毛澤東和林彪麵前表示不滿。毛澤東為此申斥林彪‘不抓大事’、‘放權’，林彪招此批評，十分腦怒，隨即下達指示‘收回軍委63期作戰會議簡報’。此時林彪已知毛澤東及眾多元帥、將領對羅不滿，但林又不能明說。羅瑞卿除與賀龍能保持密切的關係外，與軍委大多教成員關係很差。
“羅自認為在軍中有毛、林、賀支持，在政府中有劉少奇、彭真支持，在黨內有鄧小平支持，舍我其誰？殊不知此時毛澤東在其打倒劉少奇的全麵戰役中對羅的立場已產生懷疑。廬山會議後，按中央軍委分工，賀龍兼管國防工委、聶榮臻兼管國防科委。但賀龍的工委與聶榮臻的科委關係如同水火，軍委無奈隻得另組國防工辦來協調賀、聶的關係。前期，羅瑞卿基本處事公道，後期不免有失公允，……。
“正是在有此大背景下，才出現了林彪與羅瑞卿的談話，要加強‘通氣’。……與此同時，毛澤東開始了逐步解決賀龍、羅瑞卿權的準備，以確保在對劉少奇的鬥爭中軍隊的絕對忠誠。楊成武，李天佑分別被任命為第一副總長和主管作戰的副總長，在羅瑞卿不在京期間主持總參工作。與此同時，在葉劍英元帥主持下，收集羅瑞卿材料的工作進展順利。這其中包括海軍第一副司令王宏坤，第一副政委李作鵬提供的材料，總參楊成武轉來的蘭州軍區的材料，雷英夫的材料。
“11月，總政召開軍隊政工會議，批判蕭向榮，矛頭指向羅瑞卿。而羅此時尚蒙在鼓裏。11月，在完成這些部署後，毛澤東在杭州召見林彪，向其和盤托出準備扳倒羅瑞卿，但還要看其最後表現。毛明確要求林彪表態。林彪因與羅瑞卿關係密切，而羅瑞卿本身又是林彪提名回軍隊工作。林彪沒有選擇，隻能同意毛澤東的安排。毛表示如林身體不好，可由葉群代為匯報。
“l965年9月，毛澤東以建設三線為名，將可能為劉少奇所用的彭德懷支到西南……把黃克成送到山西。這兩人自1959年被打倒後仍然有一定影響，而且，如果在同劉少奇攤牌中，彭、黃很可能支持劉。 先斷絕後患。11月，葉劍英，楊成武被秘密召到杭州， 對倒羅作出最後安排。同月，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被解職。確保中南海安全。同月IO日，在中國曆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姚文元文章發表。文化大革命揭開序幕……
“11月29日，是毛澤東決定打倒羅瑞卿的日子。‘一組’通知葉群馬上來杭州向毛做全麵匯報。為了給自己打倒羅瑞卿找出個說得過去的理由，同時也暫時不驚動劉，彭，鄧，賀龍等人，不暴露真實意圖，一個‘羅瑞卿反對林彪’的說法也就出現了。……12月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毛澤東主持。內容：撤銷羅羅瑞卿總參謀長、書記處書記職務。常委會表決：七人，毛，周，朱，林讚成；劉，鄧，陳反對。四比三通過。政治局及書記處共38人，表決結果：29票讚成，2票反對（他們是：彭真，劉伯承），7票棄權（他們是：劉少奇，鄧小平，陳雲，賀龍，陸定一，李富春，譚震林）。……1966年3月18日倔強的羅瑞卿大將無法忍受軍委會上的同僚批判，縱身跳樓。葉劍英元帥為此做詩一首：將軍一跳身名裂，……羅瑞卿被打倒後5個月，彭真垮台，又4個月後劉少奇，鄧小平，賀龍相繼垮台。”1
根據這一說法，對有關問題作一些補充。
毛澤東的保護神
羅瑞卿是四川省南充人，年輕時就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曾在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學習過。他跟隨毛澤東進行了二萬五千裏長征。在陝甘寧邊區的抗日軍政大學當過教育長、副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曆任政法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政法辦公室主任、公安部長兼任公安軍司令員、政治委員。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1959年開始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副部長、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毛澤東非常器重和喜歡羅瑞卿，也經常表揚羅瑞卿的工作。
毛澤東與羅瑞卿的親密關係始於長征時期。當時，羅瑞卿任紅一軍團保衛局長，毛澤東經常和紅一軍團一起行動，因此，保衛毛澤東的安全，就成了保衛局長羅瑞卿的重要職責。無論在行軍途中，還是毛澤東親臨前線指揮作戰，羅瑞卿總是形影不離地守護在毛澤東身邊，保衛毛澤東的安全。
解放以後，羅瑞卿任公安部長，對毛澤東的安全保衛，是其負責的一項重要工作，親自過問。每次毛澤東外出，他都跟隨同行、守護。毛澤東視察長江三峽時，想在三峽下江遊泳，羅瑞卿就到三峽去觀察水情，發現那一段江麵漩渦較多，遊泳有危險，勸阻了毛澤東不要到那裏去遊泳。l959年羅瑞卿出差到長沙一聽毛澤東要在湘江邊遊湘江，馬上趕去檢查安全措施，又陪伴毛澤東遊江，隨後，他還親自作毛澤東的警衛，陪毛澤東遊韶山，並一直妥善安排毛澤東上了廬山。在節日期間，羅瑞卿的工作就更加繁忙，為保衛毛澤東的安全工作而跑前跑後。他總是以工作為重，以保衛毛澤東的安全為重，自始至終堅守崗位，盡心盡責，可謂是毛澤東最忠實的保護神。他為了能在毛澤東遊泳時緊隨左右，在年近五旬時，還刻苦地學會了遊泳。公安部長羅瑞卿對毛澤東的誠實、忠厚，被稱為毛澤東的大警衛員。使毛澤東對他的工作也是滿意的，他說過：“天塌下來有羅長子頂著。”“羅長子往我身邊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對這樣一個忠誠不已，自己也如此放心的保護神，到時候，這些話全不見了，要開刀時，毫不留情。
林彪和羅瑞卿交惡
林彪和羅瑞卿的關係曾經非常密切，在紅軍時期林彪當紅四軍軍長時，羅瑞卿是十一師政委；林彪當一軍團長時，羅瑞卿是軍團的保衛局局長。到陝北後林彪當紅軍大學校長，羅瑞卿當教育長。1959年廬山會議後，林彪接替彭德懷當國防部長，羅瑞卿從公安部長到軍隊任總參謀長，還是林彪提議的。這都說明，林羅之間有充分的了解和信任。可是，不久，他們之間出現分歧、矛盾，林彪對羅也產生了嫉妒。
1961年，林彪提出“背警句”、“立竿見影”等口號時，羅瑞卿明確表示自己同意羅榮桓元帥的觀點，指出，死背硬記，從書本中找現成答案，搞“立竿見影”，而不去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實質，這種學習方法違背了理論聯係實際的革命學風。當林彪提出“革命化”、“騾馬化”的口號時，羅瑞卿說：“我軍要擁有現代化一切最新技術設備”，並為發展國防工業和國防科研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勞動，針對林彪空喊政治，在軍隊搞“文”不搞“武”時，羅瑞卿強調：搞好軍事訓練是一件具有戰略意義的大事，現在要靠訓練來準備打仗。
1964年，羅瑞卿開展全軍群眾性練兵運動，用以提高軍隊素質。並親自領導組織北京、濟南等部隊的軍事表演，讓毛澤東觀看。毛澤東看後非常高興，當即表揚了羅瑞卿，並建議羅瑞卿在全軍普及北京、濟南軍區的經驗。可是，林彪卻說“比武把政治工作衝垮擊了，要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反對單純技術觀點，反對單純生產觀點”。之後，林彪又提出：軍事訓練“不應衝擊政治。相反，政治可以衝擊其他。”羅瑞卿則說：“不能亂衝一氣。政治是統帥，政治工作也要保證軍事任務的完成。否則，天天講突出政治，業務工作總是搞不好的，那就不是真正的政治好。”
林彪長期以來在軍內推行個人崇拜，羅瑞卿對此持反對意見。1965年，《解放軍報》社起草了一篇社論，標題是《突出政治就是一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思想掛帥》。羅瑞卿在主持修改這篇社論時，指著“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提法，問社論的起草人：“這個提法是不 是林副主席的原話，還是你們的記錄？以前公開見過報沒有？”大家回答：“這是林副主席在上海說的原話，報上也用過。”羅瑞卿記不起曾經見過林彪在什麽地方講過這樣的話，又很懷疑林彪會有這種絕對化的提法。他感到這個問題牽涉到對毛澤東思想的評價，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提錯了或提得跟中央、毛主席的提法不一致，都不好，於是便給當時分管理論工作的中共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康生打了一個電話。
康生接到羅瑞卿的電話後，表示：如果要這樣提，恐怕應問問中央常委，甚至恐怕還要問問主席自己。羅瑞卿問他個人意見如何，康生未正麵回答，他認為，還是按中共中央原來的提法穩妥。於是，羅瑞卿便將“最高最活”幾個字刪去了。
6月 29日，在羅瑞卿家討論總政為再版《毛主席語錄》起草的前言。在“前言”中也寫上了“最高最活”。羅瑞卿又立即打電話給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田家英說：“最高最活的說法不確切，不好理解。最高，那麽今後再不能高了？是不是還有次高啊？最活，是不是還有次活？ 難道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是死的？說是頂峰，也不科學，到了頂峰，難道不能再發展了嗎？”
由於羅瑞卿征求了田家英的意見，“最高最活”的提法又被從“前言”中刪去了。羅瑞卿萬萬沒有想到，在後來這便成為他“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證。而在用這一條整羅瑞卿時，康生保持沉默，而田家英已經去世了。
1959年林彪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任國防部長後，由於這位怕風怕光的部長的身體原因，許多事務實際上都是由羅瑞卿來具體抓。有關軍隊的事，毛澤東往往都通過羅瑞卿來辦。以對此，劉少奇曾公開表示過，羅瑞卿是國防部長的接班人。因此，在林彪看來，對他地位和權力威脅最大的人，莫過於羅瑞卿，而羅瑞卿又不為他的威逼利透所動，自然對羅十分不滿。
毛林合謀
林彪正在謀劃如何對付羅瑞卿時，獲悉毛澤東要除掉羅瑞卿的意圖，於是毛、林之間作了一筆交易。據張戎的書上說：1965年“12月1日夜裏，毛把林彪接到住處，許諾林取代劉少奇做他的第二號人物。毛還要林在大批清洗共產黨幹部後，統領軍隊出麵把中國管起來。林彪提出要先除掉羅瑞卿：‘不解決羅瑞卿的問題，軍隊可能發生分裂。’林彪跟毛這樣討價還價，表明他很清楚，毛要搞文化大革命，隻能依靠他。”1於是毛林合謀整倒羅瑞卿，林彪積極配合，為到處搜集羅瑞卿的黑材料。對此，辛子陵的書上也有類似的記載：
“毛林12月1日這次深夜會見，頗有些‘陰謀’氣氛……毛意在倒彭(真)倒劉(少奇)，囑林抓緊軍隊的指揮權,千萬不能落在別人手裏。要保證思想文化領域的鬥爭正常進行。”林說‘不解決羅瑞卿的問題，軍隊可能發生分裂。我不能保證這個人聽話。’促使毛澤東整倒羅瑞卿的決心。”
“‘毛還說，這些年你進步很大。有馬列主義。。。。希望你再作一次七千人大會上那樣的報告，說明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
林彪會意地回答：‘我回去就考慮準備。’這是一次‘路線交底’，林彪明確地知道了打倒劉少奇以後他將成為主席的接班人。”2
1965年11月底，毛澤東策劃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拉開——姚文元《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已經發表，此時，在毛澤東看來搞掉羅瑞卿的時機成熟，遂於11月29日召林彪老婆葉群到杭州他的住處去談羅瑞卿的問題。據林彪辦公室（簡稱“林辦”）秘書張雲生回憶：葉群曾說過，是“偉大領袖在上海把她召了去，想就羅瑞卿與林彪的關係問題問個究竟”。32林彪趁機就給毛澤東寫了一封誣陷羅瑞卿的信，並讓葉群帶去一些揭發羅瑞卿的材料。
林彪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主席：
有重要情況需要向你報告，好幾個重要的負責同誌早就提議我向你報告。我因為怕有礙主席健康而未報告。現聯係才知道楊尚昆的情況，覺得必須向你報告。為了使主席有時間先看材料起見，現先派葉群送呈材料，並向主席作初步的口頭匯報。如主席找我麵談，我可隨時到來。
此致
敬禮！ 林 彪 11月30日
這封信從頭到尾一個字沒有提到羅瑞卿的“罪行”，甚至連姓名也沒有寫上。但是，帶去的11份揭發羅瑞卿的材料，卻說明問題了。
11月30日，林彪 老婆葉群攜帶著這一批材料乘由空軍司令吳法憲從上海派的飛機秘密趕到杭州，向毛澤東作了六七個小時的匯報。由於這一匯報隻有毛澤東和葉群兩人在場，其內容已無從知曉。但從後來葉群在上海會議上的發言，可知其大概。
12月2日，毛澤東對林彪11月18日來信，及所附蘭州軍區黨委《關於五十五師緊急備戰中突出政治的情況報告》作了批複。其中寫道：“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這表明，不僅毛澤東認可林彪對羅瑞卿的誣告，而且還可以此作為整羅的一個罪名。毛澤東唯恐上述批語不夠明確，特地又作了一些說明：“羅的思想同我們有距離”，“羅當總長以來，從未單獨向我請示報告過工作，羅不尊重各位元帥，他又犯了彭德懷的錯誤，羅在高饒問題上實際是陷進去了。羅個人獨斷，羅是野心家。”13這樣的定性、定調，正合林彪心意。
12月8日，整羅瑞卿的上海會議即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毛澤東親自主持下召開。會議開始，常委們到會，除毛澤東外，誰也不知道會議內容，要解決什麽問題。
中央軍委副主席賀龍以為要開作戰會議，從北京帶了作戰地圖去。
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劉少奇還向賀龍打聽：開什麽會？
賀龍說：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麽能夠知道呢？
總理周恩來說：主席叫我通知在上海開緊急會議，但不知道開什麽會。
從這一情況可知，整倒羅瑞卿並不是中央的決定，也沒有把毛林的意圖會知中央其他領導人，完全是毛林合謀向其他 中央領導人搞突然襲擊。
為了整倒羅瑞卿，總得有個在桌麵上說得過去的理由，且不能“打草驚蛇”，讓劉少奇等到人知道是要收拾他們的底牌。於是編出一個“羅瑞卿反對林彪”的謊言來。
會上最活躍的人物是根本沒有資格參加這種會議的、連中央委員也不是的葉群，他作了三次共約10個小時的發言，內容也可推之是她在杭州向毛澤東誣告羅瑞卿的一部分 。
她毫無根據地指責羅瑞卿是野心家，逼林彪退位。她說，羅掌握了軍隊大權，又掌握了公安大權，一旦出事，損失太大。羅的個人主義已發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把國防部長的位置讓給他。他當了國防部長又會要求更高的地位，這是無底洞。
她還說，羅瑞卿當麵對林彪叫嚷：“病號，不能幹擾，應讓賢。不要擋路。”把林彪氣昏過去了。
葉群講話中，最聳人聽聞的是這樣一段：
劉亞樓對我說：“六三年以來，我幾次想和你談幾點意見，是羅瑞卿交代的。四點意見是：
一、一個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我看林彪同誌要上政治舞台的。
二、你的任務很重，應保護林的身體。
三、再不要幹涉軍隊工作了。
四、放手要羅總長工作，信任他，一切交給羅負責。”
我對劉說：“每個人都上了政治舞台。林榮譽很高了，無意再進。這是中央決定的問題，不是我們應談的問題。”劉說：“你怎麽這麽遲鈍。你如果辦到了，林進入政治舞台，不管軍隊，讓羅幹，總長不會虧待你的。”我說：“這是對我最大的汙辱。”回家後林彪說：“你答的對，今後不準講這個事，這是違背原則的事。”
這完全是葉群編造的，沒有任何證據。當事人劉亞樓已去逝，查無對證。
2月19日，劉亞樓要見林彪，劉又談四條。說要團結羅、尊重羅。林說：夠放手了。羅沒人緣，政治不掛帥，封鎖我，對我要一分為二。林無意中說羅看人不準，六二年羅要×××當總長。劉聽後大驚說：“唉呀，原來總長不是我！我上當了，被玩弄了。”
劉亞樓又說：不要告訴羅瑞卿同誌，他有勢力，軍隊、公安係統都在他手裏。2
葉群的指責性質是十分嚴重的。然而，這全部是憑空捏造的。與會人員大都表示懷疑。劉少奇會前聽了葉群的匯報，說了一句：“難以置信。”鄧小平感到葉群講的要害問題是劉亞樓那四條，而劉亞樓已死，“死無對證”。對林彪向羅瑞卿搞突然襲擊，他表示不滿意。
為了弄清事實真相，通知正在邊防視察的羅瑞卿來上海。羅瑞卿於12月11日趕飛上海，聽了周恩來、鄧小平傳達的會議內容，不啻是一個晴天霹靂。對林彪那些捏造和誣陷，他爭辯道：“我沒有反對林副主席，沒有伸手，沒有反對突出政治。殺了我的頭也不能承認這些。”
16日會議結束時，鄧小平講了一句話：“要繼續調查研究搞清楚。”由於還沒有搞清楚，隻得把問題先掛起來。
把羅瑞卿的問題掛起來，林彪、葉群不滿意。為此，他們需要將羅瑞卿的罪名坐實，讓吳法憲去找劉亞樓的遺孀翟雲英，翟雲英也記不清當時劉亞樓說了些什麽，吳法憲隻得自己來寫。12月25日，他給林彪寫了一信，全文如下：
林副主席：
關於羅瑞卿同誌的錯誤問題，我在中央會議小組會議上已經作了揭發。有兩個問題還需要向您書麵報告：
（一）1964年9月（哪一天記不清，當時劉亞樓同誌剛從羅馬尼亞訪問回來不久），劉亞樓同我講過：羅瑞卿同誌曾向他談：林彪同誌和羅瑞卿同誌談過，林彪同誌身體不好，今後軍委的工作，軍隊方麵的事情要羅瑞卿同誌獨立主持，要大膽獨立地處理問題，不需要經常向林彪同誌請示，也不要到處請示。林彪同誌還要羅瑞卿同誌現在多抽出時間去把全國地形、戰場都看一看，一旦發生戰爭要靠他指揮。從劉亞樓同誌和我談的這一段話，可以充分說明羅瑞卿同誌向黨伸手和奪取軍權的野心。
（二）今年4月下旬，劉亞樓同誌病情已經很嚴重。我於4 月23日晚至上海，24日上午至病房看望他。當時劉亞樓同誌正在輸血，揮手叫護士走開，斷斷續續地對我說：“羅總長給我寫了一封信，不知居心何在。他侮辱了我。我上了當。我對不起林彪同誌，對不起×××同誌。你今後要注意，不要再上當。”他說話時精神很壞，聲音很小，舌頭有點僵，說到後來眼圈發紅。當時沒有把羅的信給我看，也沒有講信的內容。以後他又說：“生病以來，中央、毛主席、劉主席、總理、林副主席都對我無微不至地關懷，使我非常感激……”最後他流了眼淚。
以上報告，請指示。
吳法憲 1965年12月 25日1
談來說去，仍然是死無對證。
對羅瑞卿的揭發批判
在整羅瑞卿的上海會議，始終沒有讓他出席。當他的事情被敲定後，才讓他到上海來，羅一下飛機，就被軟禁起來了。之後，回到北京，1966年3月，在軍隊總部機關和軍以上幹部中發動了一次對羅瑞卿的揭發。吳法憲製造的偽證說羅瑞卿 要奪林彪的權，是這次揭發的重點和核心。此外，還說羅瑞卿反對突出政治，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
為了給羅瑞卿扣上反毛主席、反毛澤東思想的帽子，揭發材料提供的羅瑞卿這方麵的“罪證”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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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黃瑤：《林彪迫害羅瑞卿的陰謀紀實》，載杜導正 、 廖蓋隆主編《曆史謎案揭密》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94頁。
一、反對林彪提出的“毛澤東思想是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
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頂峰”的提法。
二、在為林彪準備七千人大會講稿時，反對毛澤東思想中有毛主席個人的天才因素。
三、提倡學習30本書就是為了反對和衝擊對毛主席著作的學習。
在這三條中，第三條是貫徹毛澤東的指示，第一、第二兩條是對林彪的提法提出不同的意見。這些都是無可非議的，但在那荒誕的年代都成了反對毛主席的“罪證”。
3月 4日下午召開的京西賓館會議，實際上成了批判鬥爭會。什麽“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農奴主”、“定時炸彈”、“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應聲蟲”、“地富反壞右的代理人”，如此等等大得可怕令人毛骨悚然的帽子，一頂頂往羅瑞卿頭上扣，它對羅瑞卿的靈魂的折磨所造成的痛苦有時更甚於遭受皮肉之苦。
種種屈辱、冤枉，使羅瑞卿有口難辯，陷入無可名狀的深淵。他想到了死，以求得永遠的解脫。終於在3 月18日夜晚，從三層樓頂上縱身跳了下去。好在老天有眼，沒有 讓他摔死，隻是左腿骨折。
“文化大革命”中的羅瑞卿
以後，“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羅瑞卿被關進了他親自建起來關押敵人的監獄，他的遭遇就是“交侍罪行”，不斷的挨批判、鬥爭。1966年冬天的一次大型批鬥會，一幫造反派用柳條筐把腿已殘的羅瑞卿抬了出來 “示眾”，遭到“紅衛兵”們的拳打腳踢，受盡了誹謗、暴打、屈辱和撕肝裂膽的折磨。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12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似有點悔悟地說：“小平講，在上海的時候，對羅瑞卿搞突然襲擊，他不滿意，我讚成他。也是聽了林彪的話，整了羅瑞卿呢。有幾次聽一麵之詞，就是不好呢，向同誌們做點自我批評呢。”這算什麽自我批評？自己是整羅的主謀，一點不認賬，把責任全推到林彪頭上，反正林彪死了，沒有人跟他對質。
直到1 974年，羅瑞卿才重新恢複了工作。無端地被關押了7年，身心都受到嚴重摧殘。
羅瑞卿對毛澤東可以說是效盡了忠心，毛澤東對羅瑞卿也不是不了解，那麽，為什麽毛澤東要整倒羅瑞卿？
一位研究羅瑞卿蒙難問題名叫黃瑤的人寫道：
當時，由於毛澤東把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主觀主義的 “左”的錯誤日益嚴重，他和處於中央第一線從事實際工作的劉少奇等人的分歧日益加劇。至於羅瑞卿雖然也在第一線，但由於他在軍隊工作，不似其他處理政治工作、經濟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領導同誌那樣同毛澤東有那麽多分歧，他仍然絕對信賴毛澤東。對他來說，不存在對毛澤東的指示有任何抵製的現象。因此，到了上海會議召開的時候，毛澤東還對林彪說：“羅瑞卿反對你，還沒有反對我嘛！他反對我遊泳，那也是好意。”
當時，“文化大革命”已拉開序幕。毛澤東由於把階級鬥爭擴大化誤認為是保衛馬列主義純潔性，把黨內正常的爭論和分歧誤認為是路線鬥爭，並擔心蘇聯赫魯曉夫事件在中國重演，因此他對黨中央第一線的一些幹部已不再信任。認為已選定的接班人劉少奇是“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他企圖依靠發動“文化大革命”來解決防修反修的問題，並更換接班人。他認為林彪是合適的人選。無論是從發動“文革”角度還是從選定接班人角度看，毛澤東都需要林彪也信任林彪。可是林彪卻在這時告了羅瑞卿的惡狀，提出了對羅瑞卿的嚴厲指責，說羅瑞卿伸手要奪權。如果對林彪告狀不予認可，那林彪就要承擔誣告的罪名，就要反坐。他隻有相信林彪的指責，羅瑞卿便被推上了被告席。1
上述說法，也是國內流行的一般說法，其要點在於說明毛澤東對於整倒羅瑞卿，多少是有點被動，迎合了林彪的企圖，主要罪責在林彪。但是，如果按文章前麵所引何蜀文章的材料，是毛澤東首先要扳倒羅瑞卿，並且出謀劃策，定性、定調，讓林彪作了個幫手，主要罪責就不隻是林彪了，而是毛澤東了。
辛子陵的書中也持這個觀點。他對毛澤東要搞掉羅瑞卿的原因，提出了兩點。一是劉少奇說過：“我們國防部長的接班人是羅瑞卿。”兼之，林彪在毛澤東麵前說“劉少奇抓軍權，已經把羅瑞卿拉過去了。” 這引起了毛澤東的不滿。二是，江青向羅瑞卿要一套軍裝，羅答可發一套軍服，因江無軍籍，不能給帽徽、領章。江青不滿，毛澤東也不滿。“從這件小事他進一步看出羅瑞卿這個人原則性太強。原則性強本來是共產黨人的優秀品德，但在與劉少奇攤牌的這場鬥爭中，不需要剛直不阿的君子，需要的是隨風轉舵的機靈人。像羅瑞卿這樣愛論個是非曲直，辦事愛講個‘理’，這麽一個人在未來這場大搏鬥中讓他無條件地支持自己是不可能的，而軍隊如果分裂，林拉一股，羅拉一股，就可能破壞了自己的全盤戰略部署。他要犧牲自己的忠心耿耿的大衛士長了。” 1
林彪死後，“到1973年12月21日，毛澤東曾作自我批評說，他是聽了林彪一麵之詞，錯整了羅瑞卿”好一個錯整？想一股腦推給林彪，推得掉嗎？2
在《吳法憲回憶錄》中說得更清楚了：“羅瑞卿是黨內高級幹部中在‘文革’前後被打倒的第一人。單就這件事而言，羅瑞卿的下台，提出問題的是林彪，但下決心的卻是毛澤東。批示羅瑞卿是折中主義的是毛澤東，決定召開上海會議並親自坐鎮的是毛澤東，要鄧小平在北京召集會議繼續批判羅瑞卿的是毛澤東，決定撤銷羅瑞卿的軍職，並分別由葉劍英、楊成武繼任的，也是毛澤東。至於毛澤東為什麽要這樣做，我不知道。” 32
無論以上哪一種說法，都可視為毛澤東與林彪兩人勾結，製造的陰謀，陷害羅瑞卿。
無論哪一種說法，都說明，為了達到卑鄙的政治目的，對他忠心耿耿的保護神——羅瑞卿，也是不惜丟而棄之。毛澤東翻雲覆雨的權術，六親不認的痞子性，從羅瑞卿的遭遇可窺一斑也。
1杜導正、廖蓋隆主編：《曆史謎案揭秘》，南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 9 8頁。
1宋曉夢：《李銳其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114、115頁。
1 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香港開放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一線46頁。
2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香港書作坊2007年7月版，第458-459頁。
3王年一、何蜀、陳昭：《林彪與文革中諸多重大事件的關係》，載《多維時報》2004 年8月13日C12版。
1王年一、何蜀、陳昭：《林彪與文革中諸多重大事件的關係》，載《多維時報》2004 年8月13日C12版。2黃瑤：《林彪迫害羅瑞卿的陰謀紀實》，載杜導正 、 廖蓋隆主編《曆史謎案揭密》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86頁。
1黃瑤：《林彪迫害羅瑞卿的陰謀紀實》，載杜導正 、 廖蓋隆主編《曆史謎案揭密》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83-184頁。
1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香港書作坊2007年7月版，第465、459頁。
2黃瑤：《林彪迫害羅瑞卿的陰謀紀實》，載杜導正 、 廖蓋隆主編《曆史謎案揭密》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83頁。
3《吳法憲回憶錄》香北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56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