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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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翻雲覆雨毛澤東==9/10/11/12
、“陽謀”的預演
一位作家說：“1942年，延安整風開始。這實際上是15年後那場更大的‘陽謀’的預演。”1 這裏所說的“陽謀”，經過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是指1957年的反“右派”。此典出自毛澤東。先是號召人民群眾、黨外民主人士提意見，幫助黨整風，多次動員，讓人打消顧慮，表現得十分誠懇。當人們響應黨的號召，對黨的一些缺點提出意見和批評時，毛澤東卻認為是資產階級在向黨發動猖狂進攻，於是，立即給以狠狠的反擊。遭到反擊的人突然清醒過來，覺得上當了，說這是共產黨搞的陰謀。毛澤東聽到此反映說：“這是陽謀”。毛澤東說：“共產黨看出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一場鬥爭是不可避免的。讓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動這一場戰爭，報紙在一個時期內，不登或少登正麵意見，對資產階級反動右派的猖狂進攻不予回擊，一切整風的機關學校的黨組織，對於這種猖狂進攻在一個時期內也一概不予回擊，使群眾看得清清楚楚，什麽人的批評是善意的，什麽人的所謂批評是惡意的，從而聚集力量，等待時機成熟，實行反擊。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2於是，“陽謀”即成了1957年反“右派”的別稱。
1942年的延安整風，怎麽會被說成是“陽謀”的預演呢？
1942年春天起，中國共產黨在延安開展了一場整風運動。這次整風運動的任務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鑒於黨的曆史上，黨曾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為主觀主義所統治，反複出現右傾和“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其根源都是由於主觀主義，都表現為理論脫離實際。犯錯誤的領導幹部，對問題的認識和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從實際出發，而是從書本出發，或從主觀願望出發，或照搬蘇聯經驗。其結果給黨帶來嚴重危害，幾乎葬送了中國的革命事業。但是，人們並沒有認清錯誤的思想根源，以致錯誤連續不斷，一犯再犯。所以有必要認真總結經驗，學習馬克思主義，把主觀主義清算一下。
整風的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整風的方法，是學習文件，聯係個人思想和工作的實際情況，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弄清犯錯誤的環境、性質和原因。
在整風期間，毛澤東作了《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的講演，動員和指導運動。他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中說：共產黨員必須傾聽黨外人士的意見，給別人以說話的機會。別人說得對的，我們應該歡迎，並要跟別人的長處學習；別人說得不對，也應該讓別人說完，然後慢慢加以解釋。“共產黨員決不可自以為是，盛氣淩人，以為自己是什麽都好，別人是什麽都不好；決不把自己關在小房子裏，自吹自擂，稱王稱霸。”這些話聽起來是很虛心、誠懇的。但實際上很難做到。當聽到一些自己不喜歡聽的意見時，更是把這些話扔到一邊去了。王實味隻因寫了雜文《野百合花》，就被毛澤東並無幹什麽根據地扣上“托派”、“暗藏的國民黨探險子”的帽子，橫遭批判，“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被關押，受審判，最後還被中央社會部處死。
王實味（1906-1947年）河南潢川人。翻譯家，寫過一些文學評論和雜文。1925年考入北京大學。後在河南開封等地當中學教員並從事翻譯工作。1937年，在抗日烽火中，王實味投奔革命聖地延安，任中央研究院特別研究員，主要從事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翻譯和研究。在四年內翻譯出《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價格、價值與利潤》、兩卷本《列寧選集》等兩百萬字的譯作。在工作上成績突出。
整風伊始，他的雜文《野百合花》，發表在《解放日報》1942年3月13日和23日的《文藝》副刊上。由此惹下殺身之禍。雜文分四節，第一節，“我們生活裏缺少什麽”，論及延安生活中領導與群眾之間缺乏愛的現象。第二節，“碰《碰壁》”，係針對《解放日報》上一篇《碰壁》的文章而發的，要求學會保護青年敏感、熱情、勇敢的特點，從他們“牢騷”的背後找出我們工作的缺點來；第三節，“‘必然性’‘天塌不下來’與‘小事情’，”主旨是說革命內部要防微杜漸，“把黑暗削減至最小限度”；第四節，“平均主義與等級製度”，王實味明確表示：他並非平均主義者也不反對等級製，隻是說在這艱苦的革命歲月，“一切應該依合理與必要的原則來解決”，反對一些“不見得必要與合理”的地方。（詳見附錄一）
王實味對野百合花解釋道：“據說這花與一般百合花同樣有著鱗狀球莖，吃起來味雖略帶苦澀，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樣香甜可口，但卻有更大的藥用價值——未知確否。”1他還在文章中說：這些現象“也許有偏頗、有誇張，其中‘形象’也許沒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們決不能否認它們有鏡子的作用。”
這年春天，與王實味雜文發表的前後，《解放日報》副刊上還發表了大量雜文，十分引人注目。同時，還有中央青委創辦的《輕騎隊》，轄區美協的《諷刺漫畫》和中央研究院的《矢與的》三種壁報，都曾轟動一時。之所以引起轟動，因為一大批去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對於革命內部的種種問題，缺乏思想準備。在他們的心目中，革命聖地的延安，應是處處自由、平等、民主的典範。一旦看到現實與理想存在不小差距，就忍不住要拿起筆來，批評一通。他們沒有顧慮，血氣方剛，心地坦白，看不慣的事就要說。對“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之類的批評，絕非王實味《野百合花》的首創，在《輕騎隊》上早已頻頻曝光。對這種言之有物、直言其事的文章，據說，毛澤東還很讚賞，他“把《輕騎隊》的文風譽為生動活潑鮮明有力氣的馬克思主義的文風”。2誰曾想到，後來都受到批評、挨了整。
4月6日，《解放日報》發表克勉來信《“輕騎隊”及其他》，對“輕騎隊”及丁玲、王實味的雜文提出批評。4月12日、13日《輕騎隊》編委兩次在《解放日報》作自我批評。
在王實味發表《野百合花》第三、四節的3月23日，中央研究院為配合整風出版的壁報《矢與的》創刊。範文瀾在發刊詞中提出要以“民主之矢，射邪風之的”，主張“徹底民主”、“絕對民主”。王實味在這期壁報上發表兩篇文章，在《我對羅邁同誌在整風動員大會上發言的批評》中說：“羅邁同誌發言底內容和態度，還保留著過去黨內家長製作風的殘餘，壓製了群眾反三風不正的鬥爭熱情和積極性。”在《零感兩則》中，王實味說要“睜大眼睛來辨正邪”，“黨內正氣必須發揮起來，邪氣必須消滅，否則亡黨亡國的危險，仍不能免。”
當時，範文瀾約王震來看壁報。王震看後很不滿地說：“前方同誌在為黨為全國人民流血犧牲，你們在後方吃飽飯罵黨”。王震當晚就向毛澤東作了匯報，當晚毛澤東就挑燈來看壁報，他說：“這些東西很有教育意義，是很好的反麵教材”，並當即指出：“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 其實，在這之前，毛澤東看了《野百合花》後就指出過：“這是王實味掛帥了，不是馬克思主義掛帥。”
3月31日，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毛澤東發表講話，說：“有些人是從不正確的立場說話的，這就是絕對平均主義觀念和冷嘲熱諷的方法。”還說：“批評應該是嚴正的尖銳的，但又應該是誠懇的、坦白的、與人為善的。隻有這樣的批評態度，才對團結有利。冷潮暗箭，則是一種消蝕劑 ，是對團結不利的。”這其實是不指名的對王實味的批評。
4月初，在一次中央高級幹部會上，許多人都對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提出批評，毛澤東在最後的總結中說：“《三八節有感》雖有批評，但還有建議。丁玲和王實味也不一樣，丁玲是同誌，王實味是托派。”毛澤東說王實味是托派，並無什麽根據，由於他的權威，就給王實味的雜文引起的問題定了性。以後對王實味的一切批判、鬥爭 ，都是按照這個調子進行的。後來多次調查的結果證明，毛澤東給予王實味扣的這“托派”帽子，純屬不實之詞。
4月7日，中宣部召集中央研究院負責幹部和積極分子在楊家嶺開座談會，會上的發言雖十分踴躍，但旗幟鮮明地反對王實味的，隻有李宇超一人。最後，中宣部部長凱豐批評了把中央研究院的爭論看成是“宗派”鬥爭的錯誤觀點，指出，主要是組織原則上的偏向，並“暗示一些同誌的自發性偏向與王實味的挑撥性言論的區別。”
5月2日至23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人性論”、“人類之愛”、“寫光明還是寫黑暗”、“暴露文學”、“還是雜文時代”、“歌功頌德還是刻劃黑暗”等極具針對性的問題提出結論性的意見。在文藝座談會前後，毛澤東沒有像對丁玲等人那樣邀請王實味去征求意見和建議，也沒有找他談話。隻是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找王實味談過兩次話，寫過兩次信。信裏說：《野百合花》的錯誤，首先是批評的立場問題，其次是具體意見，再次才是寫作的技術。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是這種錯誤的立場。那篇文章裏充滿了對領導者的敵意，並挑起一般同誌鳴鼓而攻之的情緒，這無論是政治家、藝術家，隻要是黨員，都是絕對不容許的。這樣的批評愈能團結一部分同誌，則對黨愈是危害，愈有加以抵製的必要。”
王實味對這種批評當然置之不理。
5月28日會上，有人提出王實味組織上是我們的同誌，隻是思想上已成為我們的敵人。
5月30日，羅邁發言支持李宇超的意見，認為王實味“不單是思想上的錯誤，還是政治上的錯誤。”
這其間，不但有毛澤東對王實味是托派的定性，還有康生的插手。康生時任社會部部長、中直機關總學委副主任，他的話一言九鼎。他指使人調查王實味的問題，查看王實味的檔案。原來王實味在1940年向中央組織部報告過他在上海時，曾與托派成員王凡西等人有過來往的情況。王實味與王凡西都是北京大學學生，1930年在上海碰見了，王凡西找王實味幫忙翻譯點書稿。王實味也想掙點稿費糊口。以後，王實味與王凡西沒有往來。多年後王實味才知道王凡西是托派。王實味的托派問題就是由此而來。
6月1日，學習座談會轉向對王實味的批判 。據溫濟澤的《鬥爭日記》中載，批判發言中有這樣一段：“雪葦諸同誌的發言，向大家提供許多材料，使大家知道王實味過去與托派有過關係，思想上中毒很深，到現在，他還向人說：‘斯大林人性不可愛’；‘拉狄克是一個可愛的人’；‘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共產國際應負責任’；‘蘇聯對於季諾維也夫叛國案的審判是可懷疑的’；‘托派理論有些地方是正確的’等等。”領導安排雪葦作這次揭發，具有“引爆”作用。但他仍說“王實味的托派思想是毫無疑問存在的，但要上升為政治問題，即組織行動、特務活動問題，材料還不足。”這種意見，自然不受歡迎。這些問題之所以具有“引爆”作用，在當時普遍被認為是反斯大林的托洛茨基派言論，與1957年被認為的反蘇反共的右派派言論一樣。到幾十年後的今天來看，怎麽樣呢？斯大林的問題被揭發，蘇聯的曆史檔案公布，說明王實味說的完全正確。當年能有此見識，說明他是獨立思考的，在那一片盲從斯大林的糊塗思想氛圍中，他有難得的獨立思考和真知灼見，他敢想敢說，真是警世駭俗。
可是，在那時，就興起了隻能對被整的人批判、鬥爭，不準別人申辯，一申辯，就會遭到更嚴厲的批鬥。王實味申辯多次，都是遭到斥責。王實味又是個不識時務的人，自認為骨頭硬，總是不接受那些不講道理、不能令人信服的批判，表示仍然保留自己原來的觀點。於是，在對王實味的批判會上，所有的人，特別是文藝界同人，都群起而攻之。陳伯達說他“露出了他的托派思想的尾巴”。艾青說“王實味的文章充滿著陰森氣，文章風格卑下，夠不上‘人’的稱號。更不應稱他為‘同誌’。”跟王實味一起挨批判的丁玲，更加厲害，說王實味的問題“已經不是一個思想問題、立場或態度的失當，而且是一個動機的問題，是反黨的思想和反黨的行為，已經是政治問題。”她還提出要“打落水狗”，說他是“破壞革命的流氓。”
羅邁在總結發言中說：“王實味是什麽人，根據同誌們在座談會上揭發的許多事實，說明他是一個托洛茨基分子”，他的“態度活像一個流氓，在‘耍死狗’。對於王實味我們已經盡了自己的力量，現在是他嚴肅地考慮自己的問題的時候了，他願不願從反黨反革命的茅坑裏爬出來，要看他自己。”
副院長範文瀾說：王實味“始終不誠意揭發自己的錯誤，多方掩飾自己的錯誤，反說我們助長了他的錯誤。你們看這個人混蛋不混蛋？我們用盡了苦心去挽救，希望把他從茅坑裏救出來，可是他卻想把我們拉到茅坑裏去。”
從毛澤東說王實味是托派到批判王實味大會結束，確定王實味係托派分子。把王實味受托派思想影響與政治上的托派活動，組織上的托派關係混在一起。之後，又把王實味在上海複旦大學的同學、到延安後來往較多和住的窯洞近鄰的兩對夫婦，一起打成“五人反黨集團”。
1942年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黨委決定，經中央批準，開除王實味黨籍。決定說王實味“從1929年參加托派活動以來，始終沒有停止過托派活動……，是一個隱藏在黨內的反革命分子。”王實味不同意，申辯自己確實沒有參加托派組織。但領導上沒有聽取他的申述意見，最後定性的罪名是：“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反黨五人成員。”年底，王實味被關押。
1943年4月，延安又掀起了“搶救失足者”運動（參見附錄二：李銳對“搶救運動”的記述），審查從國民黨統治區去延安的愛國青年，從中尋找特務、暗探，大搞“逼、供、信”，被“搶救”的三四百人。此時，王實味被康生下令正式逮捕。
在近四年的囚禁生活中，王實味訴說自己“不是托派，不是特務”。1946年，對王實味重新審查的結論仍然是：“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
1947年3月，胡宗南的軍隊占領延安，中央機關從延安撤退。王實味被中央社會部的人員押著一起北撤，到達興縣城郊公安總局一個看守所。押送人員認為王實味是個禍害，報經中央社會部批準，將王實味就地秘密處死。7月1日夜，王實味被砍殺後，置於一枯井掩埋。處死後的報告寫道：“根據王實味的罪惡及表現，實屬無法改造，故請示處決批準後，我們於昨夜在興縣將王秘密處死。”1王實味就這樣結束了他四十一年的生命曆程。
到了八十年代，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許多曆史上的重大冤案都平反了，王實味的冤案有了平反的可能。當年中央研究院負責人羅邁（李維漢）在他的回憶錄中說道：王實味的托派問題和“反黨五人集團問題”，我是當事人之一，為了向黨和同誌負責，向中央組織部建議重新審查王實味問題。他說：“現在看有幾點是明確的，第一，王實味的問題主要是思想問題，不是敵我矛盾。第二，王實味的問題是個人問題，而不是組織集團進行反黨活動。王實味本人的問題是否錯案，有侍重新審查。如果確屬錯案，即使人死了，也是應該平反的。”組織上查了幾年，沒有查出結果。事情也湊巧，當年讓王實味翻譯書稿的托派人物王凡西在香港發表文章說：“王實味雖與陳其昌和我有過長期較密切的關係，雖然他思想上受過托洛茨基某些意見（特別是文學方麵的見解）的影響，但他始終不曾參加過中國托派的任何組織。”“我們可以說王實味曾經是托派的一個同情者，卻不能說他是托派分子。”這為王實味冤案平反帶來了希望。
1990年4月，公安部派人向王實味家屬宣布為王實味平反的決定 。這已是王實味死後43年的事了。
本文起頭說的“陽謀”預演的那位作家，還有這樣的一段議論：
我把王實味的被殺看作“前文革時代”的開始。因為王實味的被殺，意味著“思想”可以被定罪，“思想者”可能“秘密處決”的命運。
1903年“蘇報案”，清廷震怒。欲淩遲處死章炳麟、鄒容。但租界當局堅持依法處理“國是犯”，判決極為輕微。由此給這個“思想獄”的大帝國帶來一線生機。“蘇報案”下啟‘五四’新文化運動，16年之後思想狂飆得以突進。中國邁出走向現代社會的第一步。在失控的東方專製主義的真空裏，言論與思想的自由在某種程度上得以實現。馬克思主義的傳入與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均有賴於此自由之風。自由走向自由的反麵，始於1942年的“整風”。之前，有蘇區肅反等一係列事件，所殺者亦不計其數，但殘酷的派係鬥爭和清洗古今中外皆然。相比之下，王實味僅僅是一介書生、純粹的思想者。他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反對派，而是馬列思想內部的“修正派”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者。他連“國是犯”的格都不夠，至多算是個“黨事犯”——而且僅僅是思想、理論意義上的。對這樣的一名知識人“秘密處死”，使崇高的理論吞噬了理論的崇高。鮮血流淌，人頭落下，祭品擺上，祭禮開始。一旦殺戮被賦予正義性，那麽茹毛飲食的狂歡就將在“最現代”的情景中展開。
思想的出格，導致生命的終結，對思想者的屠殺則導致整個民族患上靈魂的“敗血症”。理性的謀殺在線性進化的曆史觀中得到開脫。王實味的被殺意味著：在此後數十年的漫長時間裏，“思想”將不再成為可能。
……
巴金聲討幾句“文革”的罪孽就受到人們普遍的讚揚，這說明了半個世紀的困頓之後，思想的疲軟和空虛。就“文革”本身來反思“文革”是沒有任何意義和作用的，“文革”僅僅是鏈條上的一環。“文革”是風暴，風暴的前夜，醞釀的過程比風暴本身更加重要。但是，迄今為止，關於“前‘文革’時代”的反思仍然沒有展開。
……
拒絕參與曆史罪惡並揭露這一罪惡的王實味即被革命消滅了肉體。至此，革命的暴力化已無法阻止。一切試圖防止這一“偉大曆史進程”的“思想者”都被掃進了“曆史拉圾堆”。手段的墮落終於演變為目的的墮落。龍種安然以跳蚤自居。奧斯維辛集中營、古拉格群島與“文化大革命”，它們的目的隻有一個——讓你們不再存在。
一個人死去，靈魂死去，思想死去，理想死去，夢死去。一個時代到來，災難到來，暴虐到來，奴役到來，與夢背離的現實到來。沒有人關注那個被殺害的“敵人”，同樣也沒有人對將要來臨的一切作任何準備，在把他人作為祭品獻祭的時候，誰能想到自己就是下一個祭品呢？
殺人如草不聞聲，王實味無聲無息地被殺害了——誰也沒有意識到，“前‘文革’時代”的序幕已經拉開，喜劇演員們想不扮演悲劇都不行了。1
1986年《嘹望》周刊第22期發表了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胡啟立在上海一個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其中有這樣一段：
耀邦同誌同常和中央書記處的同誌們說，回顧我們黨的曆史，有好多經驗教訓可以總結，從延安時期批王實味，後來批胡風，直到“文革”批“三家村”，這些經驗教訓告訴我們，搞運動，打棍子，把思想問題搞成政治問題，然後再以組織手段加以懲處，這樣作出的結論都是站不住腳的。思想問題無論如何不能用組織手段解決……不要一聽到議論，特別是尖銳的話，動不動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擊、壓製。這種惡劣作風不能再搞了。2
是誰“搞運動，打棍子，把思想問題搞成政治問題，然後再以組織手段加以懲處”？是誰“一聽到議論，特別是尖銳的話，動不動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擊、壓製”？是誰有“這種惡劣作風”？這樣的人，在黨內高官中恐怕不是個別現象，但這種作風之顯著，之典範，之惡劣，流毒之深遠，當首推毛澤東。
前記（略）
一，我們生活裏缺少什麽？
延安青年近年來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勁，而且似乎肚子裏裝得有不舒服。
為什麽呢？我們生活裏缺少什麽呢？有人會回答說：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許多青年找不到愛人所以……。還有人會回答說：延安生活太單調，太枯燥，缺少娛樂，所以……
這些回答 都不是沒有道理的。要吃得好一點，要有異性配偶，要生活得有趣，這些都是天經地義。但誰也不能不承認：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犧牲精神來從事革命，並不是來追求食色的滿足和生活的快樂。說他們不起勁，甚至肚子裏裝著不舒服，就是為了這些問題不能園滿解決，我不敢輕於同意。
那麽，我們生活裏到底缺少什麽呢？下麵一段談話可能透露一些消息。
新年假期中，一天晚上從友人處歸來。昏黑裏，前麵有兩個青年女同誌在低聲而興奮地談著話。我們相距丈多遠，我放輕腳步凝神諦聽著：
“……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 主義；其實，他自己倒真有點特殊主義。事事都隻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麵同誌，身體好也罷，壞也罷，病也罷，死也罷，差不多漠不關心！”
“哼，到處烏鴉一片黑，我們底××同誌還不也是這樣！”
“說得好聽！階級友愛呀，什麽呀——屁！好像連人對人的同情心都沒有！平常見人裝得笑嘻嘻，其實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長架子來訓人。”
“大頭子是這樣，小頭子也是這樣。我們的科長×××，對上是畢恭畢敬的 ，對我們卻是神氣活現，好幾次同誌病了，他連看都不伸頭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鷹抓了他一隻小雞，你看他多麽關心這件大事呀！以後每次看見老鷹飛來，他都嚎嚎地叫，扔土塊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夥！”
沉默了一下。我一方麵佩服這位女同誌口齒尖利，一方麵惘然如有所失。
“害病的同誌真太多了，想起來叫人難過。其實，害病，倒並不希望那類人來看你。他隻能給你添難受。他的聲音、表情、態度，都不使你感覺他對你有什麽關懷、愛護。”
“我兩年來換了三四個工作機關，那些首長以及科長、主任之類，真正關心幹部愛護幹部的，實在太少了。”
“是呀，一點也不錯！他對別人沒有 一點愛，別人自然也一點不愛他，要是做群眾工作，非垮台不可……”
她們還繼續低聲興奮地談著。因為要分路，我就隻聽到這裏為止，這段談話也許有偏頗，有誇張，其中的“形象”也許沒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們決不能否認它有鏡子的作用。
我們生活裏倒底缺少什麽呢？鏡子裏看罷。
二，碰《碰壁》
在本報《青年之歌》第十二期上，讀到一位同誌底標題為《碰壁》的文章，不禁有感。
先抄兩段原文：
“新從大後方來的一位中年朋友，看到延安青年忍不住些微拂意的事，牢騷滿腹，到處發泄的情形，深不以為然地說：‘這算得什麽！我們在外麵不知碰了多少壁，受了多少氣……’
“他的話是對的。延安雖也有著令人生氣的‘臉色’，和一些不能盡如人意的事物；可是在一個碰壁多少次，嚐夠人生冷暖的人看來，卻是微乎其微，算不得什麽的。至於在入世未深的青年，尤其是學生出身的，那就迥乎不同了。家庭和學校哺乳他們成人，愛和熱向他們細語著人生，教他們描摹單純和美麗的憧憬；現實的醜惡和冷淡於他們是陌生的，無怪乎他們一遇到小小的風浪就要叫嚷，感到從來未有的不安。”
我不知道作者這位“中年朋友”是怎樣的一個人。但我認為他底這種知足者常樂的人生哲學，不但不是“對的”，而是有害的。青年是可貴，在於他們純潔，敏感，熱情，勇敢，他們充滿著生命底新銳的力。別人沒有感覺的黑暗，他們先感覺；別人沒有 看到的肮髒，他們先看到；別人不願說不敢說的話，他們大膽地說。因此，他們意見多一些，但不見得就是“牢騷”；他們的話或者說得不夠四平八穩，但也不見得就是“叫嚷”。我們應該從這些所謂“牢騷”、“叫嚷”和“不安”的現象裏，去探求那產生這些現象的問題底本質，合理地（注意：合理地！青年不見得總是“盲目的叫囂”）消除這些現象 底根源。說延安比“外麵”好得多，教導青年不要“牢騷”；說延安的黑暗隻是“些微拂意的事”，“算不得什麽”，這些絲毫不能解決問題。是的，延安比“外麵”好得多，但延安 可能而且必須更好一點。
當然青年常表現不冷靜，不沉著。這似乎是《碰壁》作者的主題。但青年如果個個都“少年老成”起來，那世界該有多寂寞呀！其實，延安青年已經夠老成的了，前文所引那兩位女同誌底“牢騷”，便是在昏黑中用低沉的聲音發出的。 我們不但不應該討厭這種“牢騷”，而且應該把它當作鏡子照一照自己。
說延安“學生出身”的青年“家庭和學校哺乳他們成人，愛和熱向他們細語著人生……”我認為這多少有些主觀主義。延安青年雖然絕大多數是“學生出身”，“入世未深”，沒有“嚐夠人生冷暖”，但，他們也絕大多數是從各種不同的痛苦鬥爭道路走到延安來的，過去的生活不見得有那樣多的“愛和熱”；相反，他們倒是懂得了“恨和冷”，才到革命陣營裏來追求“愛和熱”的。依《碰壁》作者底看法，仿佛延安青年都是嬌生慣養，或者因為沒有糖果吃就發起“牢騷”來。至於“醜惡和冷淡”，對於他們也並不是“陌生”；正因為認識了“醜惡和冷淡”，他們才到延安來追求“美麗和溫暖”，他們才看到延安的“醜惡和冷淡”而“忍不住”要發“牢騷”，以期引起大家注意，把這“醜惡和冷淡”減至最小限度。
一九三八年冬天，我們黨曾大規模檢查工作，當時黨中央號召同誌們要“議論紛紛”，“意見不管正確不正確都盡管提”，我希望這樣的大檢查再來一次，聽聽一般下層青年底“牢騷”。這對我們底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處。
三、“必然性”“天塌不下來”與“小事情”
“我們的陣營存在於黑暗的舊社會，因此其中也有黑暗，這是有必然性的。”對呀，這是“馬克思主義”。然而，這隻是半截馬克思主義，還有更重要的後半截，卻被“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大師們”忘記了。這後半截應該是：在認識這必然性以後，我們就需要以戰鬥的布爾什維克能動性，去防止黑暗底產生，消減黑暗底滋長，最大限度地發揮意識對存在的反作用。要想在今天，把我們陣營裏一切黑暗消滅淨盡，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消減至最小限度，卻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可是，“大師”們不惟不強調這一點，而且很少提到這一點。他們隻指出“必然性”就睡覺去了。
其實，不僅睡覺而已。在“必然性”底借口之下，“大師”們對自己已很寬容了。他們在睡夢中對自己溫情地說：同誌，你也是從舊社會裏出來的呀，你靈魂中有一點小小黑暗，那是必然的事，別臉紅罷。
於是，我們在那兒助長黑暗，甚至直接製造黑暗！
在“必然性”底“理論”之後，有一種“民族形式”的“理論”叫做“天塌不下來”。是的，天是不會塌下來的。 可是，我們的工作和事業，是否因為“天塌不下來”就不受損失呢？這一層，“大師”們底腦子絕少想到甚至從未想到。如果讓這“必然性”“必然”地發展下去，則天——革命事業底天——是“必然”要塌下來的。別那麽安心罷。
與此相關的還有一種叫“小事情”的“理論”。你批評他，他說你不應該注意“小事情”。有的“大師”甚至說，“媽底個× ，女同誌好注意小事情，現在男同誌也好注意小事情！”是呀，在延安，大概不會出什麽叛黨叛國的大事情，但每個人做人行事的小事情，卻有的在那兒幫助光明，有的在那兒幫助黑暗，而“大人物”中的“小事情”，更是以在人們心裏或是喚起溫暖，或是引起寂寞。
四、平均主義與等級製度
聽說，曾有某同誌用與這同樣的題目，在他本機關牆報上寫文章，結果被該機關“首長”批評打擊，致陷於半瘋狂狀態。我希望這是傳聞失實。但連稚弱的小鬼都確鑿曾有瘋狂的，則大人之瘋狂，恐怕也不是不會有的事。雖然我也自覺神經不像有些人那麽“健康”，但自信有著足夠的生命力，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致陷於瘋狂。所以，敢繼某同誌之後，也來談平均主義與等級製度。
共產主義不是平均主義（而且我們今天也不是在進行共產主義革命），這不須要我來做八股，因為，我敢保證，沒有半個夥夫（我不敢寫“炊事員同誌”，因為我覺得這有些諷刺畫意味；但與他們談話時，我的理性和良知卻叫我永遠以最溫和語詞稱呼他們“炊事員同誌”——多麽可憐的一點溫暖嗬！）會妄想與“首長”過同樣的生活。談到等級製度，問題就稍微麻煩一點。
一種人說：我們延安並沒有等級製度；這不合事實，因為它實際存在著。這就須要大家用腦子想一想。說等級製度是合理的人，大約有以下幾種道理：（一）根據“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則，負責任更大的人應該多享受一點；（二）三三製政府不久就要實行薪給製，侍遇自然有等差；（三）蘇聯也有等級製。這些理由，我認為都有商量餘地。關於一，我們今天還在艱難困苦的革命過程中，大家都是拖著困憊的軀體支撐著煎熬，許許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寶貴的健康，因此，無論誰，似乎都還談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負責任更大的人，倒更應該表現與下層同甘苦（這倒是真正應該發揚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層對他有真正的愛，這才能產生真正的鐵一般的團結。當然，對於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優待的重要負責者，也可略予優侍。關於二，三三製政府的薪給製，也不應有太大的等差；對非黨人員可稍優侍，黨員還是應該保持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以感動更多的黨外人士來與我們合作。關於三，恕我冒昧，我請這種“言必稱希臘”的“大師”閉嘴。
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尤其在衣服問題上（筆者自己是所謂“幹部服小廚房”階層，葡萄並不酸），一切應該依合理與必要的原則來解決。如果一方麵害病的同誌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隻得到兩餐稀粥（在問到是否吃得飽的時候，黨員還得起模範作用回答：吃得飽！）另一方麵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惟沒有愛，而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講“愛”，講“溫暖”，也許是“小資產階級感情作用”吧！聽候批判。
（原載《解放日報》1942年3月23日《文藝》副刊）
附錄二：李銳對於“搶救運動”的記述
當年親身經曆過“搶救運動”的李銳，有如下的記述：
（一）由於有人誣告等原因，一九四三年四月至一九四四年六月，我被關在延安保安處受審查，可記之事如下：
1，嚴重的刑訊，搞逼供信。我受的刑罰還是比較輕的：五天五夜不準睡覺，不準合一下眼皮（有哨兵日夜持槍監守，威脅），還要逼著寫材料，不斷受審。據說有這樣一種理論，可能是蘇聯傳來的：如此日夜緊張，可使受審者精神疲勞，終於說出真話。這種殘酷的“疲勞戰術”，聽說有長達十五天十五夜的，姓名已經忘記了，千真萬確。受審時，通常是長時間立正站著（以致腿腫）和坐矮板凳；有時加戴手銬，時間長短不定。我手上的傷痕，幾年才消去。也挨過耳光之類。
聽到的有各種各樣刑罰：老虎凳；鞭打；長時間戴手銬；綁在十字架上挨鞭抽（周興即親自這樣打人）；假槍斃；等等。當時是幾個人住在一個窯洞，這種情況容易交流。第一次見到林裏夫時（東北人，因上海黨受破壞，一九三八年即關在獄中的“老號”），他伸出傷痕累累的雙手給我看，說道：“這能解決問題嗎？”
姚伯跳崖受傷之後，長期戴上腳鐐，當時即神經失常；聽說現在還不能提往事，一提就神經不正常。
還有餓飯的辦法，專設“特字號”，將“頑固分子”集中，每餐隻給半碗飯，曾餓過一個多月。
2，發動群眾搞逼供信坦白（一九四三年夏季才開始，這是當時延安的“坦白運動”發展到監獄來的），開群眾大會圍鬥也打人；樹假坦白標兵，搞亂思想；嚴重的誘供。結果增加甄別的困難。
3，在獄中見過錢維人（已去世）和蔡子和。這兩人在延安出版的《共產黨人》上早已槍斃了。蔣齊生（原在新華社），隻是一個同姓名的“特嫌”，而誤關了八年。還見到多年關成白毛女的人：滿頭白發的青年。
4，窯洞衛生條件很差。鋪草睡在地下，因而關節炎普遍。
5，我是一九四四年六月有幸最先出獄的。其他絕大部分人都是日本投降後才放出來。“新號”、“老號”一起總有三四百人，或者還多。
（二）延安的“搶救運動”沒有認真作過總結，沒有寫過一個文件，吸取這次經驗教訓。
“七大”開會時，毛主席曾為此對受害者賠禮道歉。對這個運動負主要責任的康生，反而滑過去了。延安的“搶救運動”教訓極多：對革命形勢估計錯誤；誇大敵人能量；尤其是對中國整個知識分子左翼的不信任；導致對整個地下黨的否定；逼供信的惡果，多少人自殺、得神經病；等等。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肅反工作，使蘇區黨和紅軍受到極大損失。延安審幹運動開始，毛主席製定了九條方針，但康生領導的保衛部門並沒有真正執行。每一個當時被逮捕的“頑固不化分子”都是經過康生簽字的。
（三）整個抗日戰爭時期黨的保衛工作特別是延安審幹運動，我認為仍有總結的必要。
一九五零年我在長沙時，公安廳的負責同誌曾將唐縱的全部日記（從成立藍衣社到離開大陸）給我看了。唐是抗日時期蔣介石侍從室負責特務工作的組長，後任內政部副部長，去台灣後仍居高位，在國民黨軍統特務中是僅次於戴笠的重要人物。日記中的重要東西我曾摘錄了一厚本。一九四二年的日記中，記到延安“搶救運動”情況時，寫了這麽一句；“可惜我們沒有一個內線！”這就清楚說明，康生當年關押了幾百個“特務”（除開從邊區邊境上越境進入被我逮捕的真特務分子外），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知識分子打成“特務”，卻沒有一個真正潛伏在黨內的特務。這是多麽大的諷刺和教訓。
（以上李銳所記，載宋曉夢著：《李銳其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200頁）
10、 廬山會議原定糾正“左”的錯誤，突然變成批右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起初確定會議的主題是糾正“左”的錯誤，由於彭德懷的一封信，風向突變，變成了批判右傾機會主義。
毛澤東在會議開始的時候提出18全問題， 主要是關於當前形勢、今後任務和一些具體政策。他認為總的形勢是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前提下，認真總結經驗教訓，進一步統一認識，動員全黨完成I959年的大躍進任務。會議分六個大組座談討論。討論中大家在原則上都擁護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但是，有許多與會者從不同角度強調大躍進以來問題的嚴重性，認為前一段糾“左”雖有成績，但還不夠，要求進一步深入進行。而另有些人則對工作中的缺點錯誤護短，不願意多講缺點錯誤，不願意多聽批評，甚至認為糾“左”已經過了頭。
在這種情況下，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彭德懷對於會議未能解決問題和統一認識感到憂慮，7月14日給毛澤東寫了《致主席信》，陳述自己的意見，希望能得到毛譯東的理解和支持，以利於會議總結經驗教訓。這封信分甲乙兩部分。甲部分的題目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彭的信在肯定1958年成績的基礎上，他認為，“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是世界各國從未有過的”，“通過大躍進，基本證實了多快好省的總路線是正確的”。對人民公社，彭德懷認為“是具有偉大意義的，這不僅使我國農民將徹底擺脫貧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正確途徑”。對全民大煉鋼鐵，他認為“多辦了一些小土高爐，浪費了一些資源（物力、財力）和人力，當然是一筆較大損失。”“雖了一筆學費（貼補20餘億），即使在這方麵也是有失有得的”。
乙部分題目是《如何總結工作中的教訓》，著重指出大躍進以來我們工作中的嚴重問題及其原因，他指出：“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麵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麵緊張。就其性質來看，．．．．．．是具有政治性的”。我們犯錯誤的原因客觀上是由於缺乏建設的經驗，主觀上是由於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上存在不少問題。一是“浮誇風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去年北戴河會議時，對糧食產量估計過大，造成一種假象。大家都感到糧食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可以騰出手來大搞工業了。在發展鋼鐵的認識上,有有嚴重的片麵性……沒有必要的平衡計劃。”“浮誇風，氣吹遍各地區各部門 。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跡也見之於報刊，確使黨的威信蒙受重大損失。當時從各方而後報告情況看共產主義大有很快到來之勢，使不少同誌的腦子發起熱來。”“嚴重的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不容易得到真實情況，直到武昌會議和今年一月省市委書記會議時仍然沒有全部弄清楚形勢真相。”二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我和其他不少同誌一樣。為大躍進的成績和群眾運動的熱情所迷惑，－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掄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風，把黨長期以來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了。”彭德懷在列舉了一些“左”折具體表現後指出“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一些，這是我們黨的曆史經驗證明了的。”“我覺得，係統地總結一下我們去年下半年以來工作中的成績和教訓，進一步教育全黨同誌，甚有益處。其目的是要達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個人責任。反之，是不利於黨的事業的。”1彭德懷的信反映了客觀實際和群眾要求。基本內容是正確的。作為政治局委員給黨主席寫信談自己的意見，也是完全符合黨的組織原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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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986頁
7月16日，毛澤東指示將彭德懷的信印發給與會同誌。向政治局常委提出要“評論這封信的性質”。在討論中，有人說這封信否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成績，是針對毛澤東的。也有許多人同意這封信的基本觀點，但不讚成信中“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等提法。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總參謀長黃克誠、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在小組發言中，支持彭德懷的基本觀點。張聞天還對大躍進以來發生的嚴重問題從理論上作了係統的分析，強調應該多從“思想觀點、方法、作風上去探討缺點錯誤產生的原因。”他還提到勝利容易使人頭腦發熱，驕傲自滿，聽不進去不同意見。所以，發展黨內民主作風很重要，領導上要造成一種風氣、環境，使得下麵敢於提意見。我們不要怕沒有人歌功頌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們提意見。
彭德懷的信和張聞天的發言引起毛澤東的強烈不滿。毛澤東認為，從鄭州會議以來，中央一直在領導全黨努力糾正“左”傾錯誤，而彭、張並未參與這種努力。在毛澤東看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確的。他始終沒有放棄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若幹空想的執著追求。他認為1958年成績是主要的，缺點錯誤屬於工作中的問題，隻是十個指頭中的一個指頭。而且他認為到上海會議作出關於人民公社十八個問題決定時，人民公社“共產風”的問題已經大體解決；到1959年5月提出鋼指標降為1300萬噸，已經“完全反映了客觀實際的可能性”。廬山會議隻需要在這個基礎上統一認識，通過一個調整指標的決定，大家照此去工作，形勢就會好轉。而彭德懷等卻要求進一步深入糾“左”，要求從指導思想上清理“左”傾錯誤的根源。因此，毛澤東認為，彭德懷等不是跟他一道去糾正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實際上是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表示懷疑和反對。是向他和黨中央的領導“下戰書”，因而是右傾的表現。由於對彭、張過去積有不滿，更加重了毛澤東看到他們的信和發言紀錄後產生的反感和猜疑。他認為彭德懷這個“海瑞”是“右派海瑞”，是“居心不良”，彭、 黃、張、周是結成了所謂“軍事俱樂部”。當時，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黨內外國內外議論紛紛。通過各種渠道向中央反映了廣大幹部和群眾對缺點錯誤的批評，毛澤東就認為是在向黨進攻。於是決定予以反擊。
7月23日，毛澤東召開大會發表講話，其要點如下。
“現在是黨內外都在刮風。右派講，秦始皇為什麽倒台了，就是因為修長城，現在我們修天安門，搞得一塌糊塗，要垮台了。這是右派講的。有些人就是右派。”“不論什麽話都讓講，無非是一塌糊塗。我和這些同誌講過，要頂住，硬著頭皮頂住。”“腰杆子要硬起來。為什麽不硬？無非是一個時期蔬菜太少，沒有頭發夾子，沒有肥皂，比例失調，市場緊張，以致搞得人心緊張。”
“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並不那麽多。”“搞共產主義，這股熱情怎麽看？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嗎？我看不能那麽說，無非是想多一點、快一點。”“這些幹部，率領幾億人民，他們要辦公社，辦食堂，搞大協作。非常積極，你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不是小資產階級，是貧農、下中農，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我說就是硬著頭皮聽，無非是罵祖宗三代。這也難。我少年中年時，也是聽到壞話就是一股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這個原則，我現在也不放棄。”
“我勸另一部分同誌，在這樣緊急關頭，不要動搖。．．．．．曆史上四條路線，立三路線，第一第二兩次王明路線，高饒路線。現在又是總路線。站不穩，扭秧歌。．．．．．．這次他們不講冒了，可是有反冒進的味道。比如說‘有失有得’，‘得’放在後邊，是經過斟酌的。如果戴帽子，這是資產階級的動搖性。”
這是毛澤東對彭德懷信中所說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反擊。給彭德懷扣上“資產階級的動搖性”的帽子。並且是一次路線鬥爭。你說是“資產階級的動搖性”，那麽你就在動搖，就是“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毛澤東接著說：
“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一定滅亡，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組織紅軍去，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
在毛澤東看來，彭德懷的信，不是一般的反映問題，而是嚴重地“犯”了他。
“我勸一部分 同誌講話的方向要注意。．．．．．．重複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錯誤的同誌的道路。他們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去了距右派還有三十公裏，因為右派很歡迎這種論調。．．．．．．這種同誌采取邊緣政策，相當危險。不相信，將來看。”“距右派還有三十公裏”，表明，毛澤東已經把彭德懷打入右派的那一邊去了，隻是還有三十公裏的距離。
“我有兩條罪狀：一個是一0七0萬頓鋼，是我下的決心，始作俑者是我，主要責任在我。一個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有推廣之權。北戴河會議決議是我建議寫的。”1
毛澤東講完話後即散會，彭德懷在會議室門口擋了住毛澤東，說：“主席，那封信是我寫給你作參考的，為什麽樣把它印發了？”
毛澤東征了一下，回答說：“你也沒有講不要印發嘛！”
毛澤東的這個講話是個轉折，廬山會議的主題由糾“左”變成 反右了。黃克誠回憶說：“我不明白主席為什麽忽然來一個大轉彎，把糾‘左’的會議，變成了反‘右’；反複思索，不得其解。” 2
7月23日下午起，分組討論毛澤東的講話。7月25日 ，毛澤東提出：“現在要對事也要對人 。”“前一段主要是糾‘左’，現在要反右，因為現在右傾抬頭了。”
毛澤東講話以後，廬山的氣氛驟然緊張起來，會議主題由糾“左”一變而為反右。矛頭集中指向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形成一邊倒的局麵。
7月26日，印發了毛澤東《對一封信的評論》（即對李雲仲信的批示），批語寫道：“現在黨內外出現了一種新的事物，就是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進攻之勢。這表現在此次會議印發各同誌的許多材料上。這種情況遠沒有達到1957年黨內外右派猖狂進攻那種程度，但是苗頭和趨勢已經很顯著，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了。這種情況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毛澤東還指出：“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這是必然性。時然而言，現在是講這一點的時候了。”3
通常的批判會，都是就事論事，對事不對人。可這次，毛澤東卻提出：“對事也要對人”。這個調子一定下來，對彭德懷的批判進一步升級，各小組的調子越來越高：“彭德懷的思想實質，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向黨的總路線進攻”；“彭德懷的錯誤，不僅是立場問題，而且是組織問題，鋒芒是對著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想用他的思想代替中央的組織路線”；“彭德懷的信，是別有用心。”
7月26日晚，毛澤東找彭德懷談話。彭德懷對毛澤東23日的講話很有意見，講話之中，兩人各不相讓，頂起牛來。彭德懷生氣地喊：“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不行？”這是指“七大”前的華北座談會，因彭德懷指揮“百團大戰”受批判四十天。如今廬山會議開了二十天，為總結經驗教訓，我提一點意見就不行？4當麵頂撞了主席，毛澤東何種感受可想而知。7月27日淩晨，毛澤東召集常委會給彭德懷定性。周恩來說：“對彭德懷的問題還是要三七開，不要全盤否定。”劉少奇、朱德同意周的意見。毛澤東一票否決三票，要挾說：“看來隻好再上井岡山了。”於是三個常委屈從毛澤東，同意打倒彭德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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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轉引自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989-994頁）
2、《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3頁。
3、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頁。
4、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香港書作坊2007年7月版第330頁。
7月26日上午，劉少奇召開大組長會議，傳達毛澤東的指示：“繼續批判彭德懷，不
僅對事，也要對人。毛澤東說：彭德懷與他長期以來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要聯係彭德懷曆史上的錯誤進行批判，”
林彪於7月17日被作為援兵搬來，在8月1日常委會上，對彭德懷的批判會上說：“彭德懷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馮玉祥式的人物。”為批判彭德定調子。毛澤東指著彭德懷說：“你主要是向著中央領導機關”，“鋒芒是攻擊中央”，“我們認為你是反中央，信是準備發的，以爭取群眾，組織隊伍，按照你的麵貌改造黨和世界。”“就是說你這個人有野心，曆來有野心。”“去年八大二次黨代會講過，準備對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我同你曆史關係，這麽多次，你每次動搖，昨天朋友，今天敵人。”毛澤東還說：“華北座談會，操了40天娘；補足20天，這次也40天，滿足操娘要求，操夠。”1
8月4日晚的常委會上，“常委們找彭德懷談話，認為這封信是有計劃、有準備、有組織、有目的的活動，是一個反黨中央、反總路線、反毛主席的活動，是一個綱領性的東西。”。2
根據毛澤東的建議，8月2日至16日舉行了八屆八中全會。
8月2日，八屆八中全會開始舉行。毛澤東說：“我們反了九個月左傾了，現在基本上不是這一方麵的問題了，現在廬山會議不是反‘左’的問題了，而是反右的問題了。因為右傾機會主義在向著黨，向著黨的領導機關猖狂進攻，向著人民事業，向著六億人民的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事業進攻。”3這個講話，為八中全會定了基調。由反‘左’變成反右，把彭德懷等人的意見，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向黨猖狂進攻”。
8月4日的會上，追逼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組織“軍事俱樂部”，要他們供出組織、綱領、目的、名單，不然就扣上不老實、狡猾等到罪名。
8月10日上午，毛澤東再次講話，說彭德懷三十幾年“資產階級立場沒有變動過”。還講道：這是彭德懷等這一次“迫不及待掛帥，組織派別，進行分裂活動”的由來。
在大會和小會上開展了對彭、黃、張、周的鬥爭。批判的調子越來越高，並且聯係彭、張曆史上的是非，“新賬老賬一起算”。林彪說彭德懷是“偽君子”、“陰謀家”、“野心家”，給批判上了最高調子，扣上一堆政治帽子，如“資產階級民主派”，“民主革命的同路人、社會主義革命的反對派”，“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等等。還毫無根據地指責彭德懷“裏通外國 ”、組織“軍事俱樂部”，“要分裂黨”，“逼毛主席下台”。
8月l6日，毛澤東寫了《機關論和迫擊炮的來曆及其他》一文，寫道：“廬山會議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得鬥下去，至少還要鬥二十年，可能要鬥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鬥爭才會止息。”指出彭德懷等人“昨天還是功臣，今天變成禍首”不是偶然的。毛澤東把黨內不同的思想認識上的分歧，視同為階級鬥爭，這在黨的曆史上還是第一次。這就把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進一步延伸到黨內，完全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1959年8月16日，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決議寫道：“在我們黨內出現了以彭德懷同誌為首、包括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同誌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反對黨的總路線，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的猖狂進攻。”他們反對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反對農業戰線上的高額豐產運動，反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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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93，199頁。
2、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頁。
3、轉引自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004頁）
眾大辦鋼鐵運動，反對人民公社運動，反對經濟建設中的群眾運動，反對黨對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領導即“政治掛帥”。犯了“具有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決議正式肯定“右傾機會主義已經成為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保衛總路線，擊退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已經成為黨的當前的主要戰鬥任務。”於是，在全國開展了一場反右傾運動，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的幹部和黨員三百幾十萬人。
一場本來是糾正“左”錯誤的會，竟變成 了反右傾運動，“左”的錯誤不但未能糾正，反而越發發展。使原來主要表現在經濟工作指導方針上“左”的錯誤，發展成為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組織上的一係列“左 ”的錯誤，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
首先是發展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左傾”理論，特別是提出和強化了階級鬥爭轉向黨
內的錯誤觀點，這帶來了無窮的後患。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仍把階級鬥爭作為社會主要矛盾，這本已是極大的失誤。而在反右鬥爭後，在廬山會議上又認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敢“翹尾巴”了，社會上階級鬥爭對象能量也不大了。於是，開始認定：階級鬥爭的危險主要來自黨內，正是基於這樣的錯誤和唯心的階級鬥爭估量，廬山會議不僅僅開了把黨內不同意見的爭論同階級鬥爭等同起來的惡劣先例，而且還肯定這類階級鬥爭將會鬥十年二十年甚至半個世紀，因此特別強調“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全黨現在必須作戰，從思想、政治、經濟三個方麵向打敗反黨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為此，廬山會議還提出同所謂黨內“資產階級民主派”、“黨的同路人”作鬥爭的錯誤口號。這一係列錯誤影響極為深遠，甚至在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中“民主派等於走資派”、“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等謬論都與廬山會議肇始的階級鬥爭轉向黨內的觀點有著一脈相承的曆史淵源。
其次，破壞了黨內民主，助長了個人專斷、個人崇拜現象的發展。廬山會議用政治批判、政治運動的辦法壓製不同意見，在黨內生活中緊張關係代替了民主空氣。從中央到地方到基層，都有一大批體察民情、注重實際的同誌，因為對“左” 的做法持有異議或者保留，並按組織原則向黨的領導人反映情況和提出批評而被列為批判重點或被錯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集團”，受到了政治上的打擊和組織上的處分。在黨內生活中敢講真話，敢於直諫者日漸減少，許多地方言路堵塞、鴉雀無聲，個人專斷與個人崇拜交互作用，加劇了“一言堂”、“一邊倒”的不正風氣。不僅在工作上、決策上造成許多失誤，而且還給野心家、陰謀家、投機分子以可乘之機。
再就是經濟工作中左傾指導思想繼續膨脹，使我國整個經濟生活陷入更加嚴重的困境。國民經濟險象環生，比例失調，元氣大傷，危機爆發，把我國推進了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人畜大量死亡。據統計，這三年非正常死亡人口達三千五百萬人。【注】
盡管毛澤東輕率發動的“大躍進”犯下滔天大罪的事實證明，彭德懷的意見是正確的，但是毛澤東死不認錯。不僅不認錯，還要繼續整彭德懷。“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澤東一麵精心策劃以批判《海瑞罷官》作為發動“文化大革命”引火索的文章，一麵於1965年9月23日約見彭德懷。要彭德懷去任西南三線建設的副總指揮。在談話中毛澤東還說，廬山會議，真理可能在你那邊。談完話，毛澤東請彭德懷一起吃了一頓飯，還向彭德懷敬了灑。彭德懷以為前嫌已釋，又可以工作了，高興了一陣子。過了兩個多月，11月30日彭德懷到成都，第二天才看到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他知道，這是對著他的。
1966年12月13日，江青在人民大會堂對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造反派頭頭朱成昭說：“你們紅衛兵這也能，那也能，怎麽不把彭德懷揪出來呀？讓他在大山裏頭養神，將來好回來反我們，把我們打入十八層地獄呀！”“‘劉少奇在彭去西南之前，就對他說‘如林彪身體不好，還由你當國防部長。’他要是再當國防部長，我們就要千百萬人頭落地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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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香港書作坊2007年7月版第546頁。
1965年12月15日，在人民大會堂，陳伯達、康生、戚本禹接見北京航空學院“紅旗”造反派頭頭韓愛晶等人，戚本禹指著他們整理打倒葉劍英的材料說“你們的攻擊點沒有選對。你們先不要搞葉劍英，“海瑞”還沒有鬥嘛！告訴你們，彭德懷現在在成都，是三線副總指揮，在那裏沒有人敢動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打翻在地——這是首長指示，已經毛主席同意。” 1
於是，地質學院和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趕赴成都，把彭德懷綁架到北京。有半年多時間，由周恩來將他送到北京衛戍區，有司令員傅崇碧把他保護起來，有半年多時間沒有遭受揪鬥。
1967年7月26日，北京地質學院和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在北航操場聯合召開有十萬人參加的批鬥彭德懷大會。彭德懷被押進場時，胸前掛著一塊沉重的鐵牌子，上麵寫著“三反分子彭德懷”，還打上了紅叉。張聞天也被押來陪鬥。那是北京最熱的酷暑季節，把兩個年逾古稀的老人置於烈日之下，推推攘攘，接受口誅筆伐，拳打腳踢。然後又被紅衛兵押著遊街。讓彭德懷受盡侮辱和皮肉之苦。這樣的批鬥，彭德懷遭遇了一百多場，被毛澤東支持的紅衛兵打斷兩根肋骨，胸部淤血，內傷嚴重。
1967年8月16日，《人民日報》摘要發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廬山會議）《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定》，但將原來標題和正文中彭德懷同誌中的“同誌”二字刪除，表明毛澤東已經不把彭德懷當“同誌”了。其實，從彭德懷遭遇的打鬥來看，毛澤東早就不把他當同誌了。
1970年11月3日，在未經任何黨的和法定的程序的情況下，軍委辦事組組長黃永勝在彭的專案組報告上，簽署了這樣的批文：撤消彭德懷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終身剝奪公民權利。
1973年春，彭德懷患直腸癌，住進三0一醫院。這時，林彪集團已經垮台。如果是林彪要害死彭德懷，毛澤東完全可以趁此時機把彭德懷放出來，將一切責任推到林彪頭上。但是，毛澤東不願善罷甘休，不把彭德懷整死決不罷手。
1974年冬，彭德懷在生命走到盡頭之前，病痛煎熬，身體虛弱，精神幾乎崩潰，他對醫生說：廬山會議上我沒有錯，我提了幾條意見，說了真話，就說我反黨成了反革命了！這是什麽樣邏輯？他把給他輸液的針頭拔掉，說“我不用毛澤東的藥！”給他喂飯，他把碗推到地上，說‘我不吃毛澤東的飯！”他高聲詈罵毛澤東！2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懷被迫害至死。
對彭德懷的遭遇，辛子陵有如下評說：
假手紅衛兵殺死政敵，這與在監獄折磨、在刑場處決不同之處是：第一，當權者可以隨心所欲，擺脫任何法律程序的束縛；第二，把人打死、打傷殘或逼人自殺，當權者可以不負任何法律責任，一句“正確對待群眾”把責任推得幹幹淨淨。毛澤東玩的是痞子政治，在這一點上，他連蔣介石都不如。關張學良，殺楊虎城，蔣介石動用警憲特工，敢下手令，敢負責任，敢擔千古罵名。我們可以比較一下蔣介石對張學良的處置和毛澤東對彭德懷的處置。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犯上作亂，讓蔣介石栽那麽大的跟頭，蔣的報複是把張學良軟禁一輩子。據張學良自述：“老先生對我是白粉知己，很關懷。我有病旁人就想讓我死掉了，他特別愛護我，派了中央醫院的醫生來看我。我到哪去甚至到台灣他都是找個好地方讓我住。他自己親自告訴陳儀要給我好地方，他對我真是關切的很，一直還是關心。”蔣介石死後，張學良送一幅挽聯：“關懷之殷，情同骨肉；政見之爭，宛若仇仇。”反觀毛彭之間，彭德懷並沒有在廬山發動兵諫，隻是寫一封信，對經濟形勢談了一些看法，談不上“政見之爭，宛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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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香港書作坊2007年7月版第546頁。
2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香港書作坊2007年7月版第550頁。
仇仇”，毛澤東就必欲置彭於死地。毛澤東不敢關彭德懷，更不敢殺彭德懷，借紅衛兵之手將他摧殘折磨到死。毛澤東晚年的政治品格是非常低下的，絕不是懷揣著崇高的動機犯了錯誤。什麽大民主，什麽反修防修，什麽追求理想社會，全是欺世盜名。1
【注】關於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數，附上以下資料：
（1）“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造成全民營養不良，體質下降。造成成千萬人非正常死亡。據《中國人口年 鑒的統計，1959年全國人口增加1113萬，淨增率為1·19％；1960年人口減少1100萬為 —4·57％；
l96I年繼續減少了348萬，淨增率為一0·378%。（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河南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4頁）
（2）按當時口正常增長率2％左右，以當年6億人口計算，1960這一年．本應淨增1200萬人 口，卻減少1100萬人。這樣一增一減，實際上就減小了2300萬人。這意味著這一年有二千多萬人饑餓 而死。l961年又繼續比上年減少了384萬人，減去新出生的人數，實際上這一年有1600萬人死亡。 這是一個多麽觸目驚心的事實啊！。（張讚寧：《鄧小平重視監督體製的法律化》，載《炎黃春秋》1999年第5期第4－5頁）
引者注：按此推算，1960年和1961年這兩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為3900萬人。
（3）人民公社的廢除，它留給世人一個美麗而又悲慘的故事。這個故事發生在世界上一個人口最多的國家，乃由一個最龐大的政黨所創造。它包含了有史以來最為美好的理想，卻造成了人類曆史上最大的悲劇之一 至少3000萬人直接死於饑餓和饑餓所造成的疾病，另外3000萬人由於父母的營養不良未能誕生。它是本世紀我們的人民死於饑荒以及戰勝饑荒最重要的史篇，其興起至結束的全部過程為二十七年，即1958年至1984年。這是一個“大同王國”的總失敗紀錄。（淩誌軍、馬立誠：《呼喊》廣州出版社1999 年1月版，第149頁）
（4） 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對1959年至1962年僵大饑荒的曆史檔案有限製的解封。
1959年，全國有17個省級地區，有522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000多人。
1960年，全國有28個省級地區，有1255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0，000多人。
1061年，全國各地區，有13，270，000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17，000多人。
1962年，全國各地區，有7，518，000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000多人。
大躍進時期餓死的總人數是37，558，000（三千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人。
據專家統計：1949年中共上台執政之前期129年中，共發生203 次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死亡29，910，000多人。（《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10期，陳玉瓊、高建國《中國曆史上死亡1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的時間特征》）而毛澤東三年大躍進時期餓死的總人數是37，558，000人，比中國兩千多年間而死的全部人口還多7640，000人。（見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香港書作坊2007年7月版第384頁。）
1、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香港書作坊2007年7月版第550頁
11、從“明君”到“反黨集團成員”
毛澤東對於張聞天前後評價變化之大，真有天壤之別。
張聞天，中國共產黨早期重要領導人，黨內少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堅持實事求是的典範，對中國革命和建設都作出了巨大貢獻，但在後來卻遭到毛澤東錯誤的批判和處置，“文化大革命”中慘遭迫害。
一、毛澤東講：張聞天是開明之君
毛澤東多次講過：洛甫（張聞天）是開明君主。“據不少同誌回憶，毛澤東當時曾對張聞天作過這樣稱譽的戲言：‘你是一個開明之君。’”1雖說1935年遵義會議後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但在1943年3 月毛澤東正式擔任黨的主席之前，黨的最高領導人、名正言順的總書記是張聞天，毛澤東是其下屬。張聞天作風民主，他對毛澤東的意見十分尊重，對他的工作也很放手，故毛澤東有此感受。此外，1935年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張聞天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對此，毛澤東在1945年6月10日黨的七大期間在《關於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選舉問題》的講話中說過：“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張聞天）、王稼祥兩位同誌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誌們把好的帳放在我的名下，但決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當然遵義會議參加者還有好多別的同誌，醞釀也很久，沒有那些同誌參加和讚成，光他們兩人也不行；但是他們兩個人是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的，作用很大。”2
1935年1月15至27日，在貴州省遵義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討論的中心問題是檢查在反對第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開始由中央總負責人博古作了題為《關於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總結的報告》，即所謂正報告。他的報告過分強調失敗的客觀原因，掩蓋軍事領導上戰略戰術錯誤所造成的嚴重惡果。張聞天則首先起來作反對中央領導單純防禦軍事路線的報告，通稱為“反報告”。他認為失敗的原因是軍事領導上犯了錯誤，推行了一條“左”傾軍事路線，不能繼續下去了，必須堅決反對掉。當時 在黨中央的幾個常委裏，如果一把手的報告要被否定，必須有常委中的成員出來講正確的意見。毛澤東的意見雖然正確，並且事前也與張聞天、王稼祥等人研討過，但他不是常委，不具備作“反報告”的條件。當時中央常委隻有四人：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張聞天的地位當時僅次於博古，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他出來 講話，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他批判了中央的錯誤，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推舉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由此，毛澤東重新出來指揮紅軍，其意義在以後的戰爭實踐中逐漸顯示出來。
會議結束時選舉毛澤東為常委，其職務為“軍事上的幫助者”。會議決定的領導職務分工：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而周恩來為軍事指揮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洛甫（張聞天）代替博古（秦邦憲）擔任總書記，張聞天擔任黨內最高職務直至1943年3月。
張聞天在遵會議及其在曆史上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直到1969年黨的九大上，毛澤東還說：“王明回國以後張聞天沒有站在王明一邊，是站在我一邊的。”31979年8月25日鄧小平在張聞天追悼會上代表黨中央所作的悼詞中說：“1935年1月，在我黨具有曆史意義的遵義會議上，張聞天同誌根據中國革命實踐的檢驗和自己的親身體會，摒棄了王明的‘左’傾路線，站到了毛澤東同誌正確路線的一邊，擁戴毛澤東同誌對全黨全軍的領導，根據毛澤東同誌的意見，做了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
1938年9月至11月，中央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會上，張聞天首先向毛澤東提出“讓位”，推舉毛澤東為黨中央書記。當時毛澤東不主張這樣做。張聞天尊重毛澤東的意見，沒有堅持己見。但卻主動把工作轉移給毛澤東，以後，他雖然主持會議，實際上一切重大問題都已由毛澤東做出決斷。中央簽發的文件和電報等，一般署名為“毛洛”、“洛毛”，排名順序多以毛澤東居首。所以，毛澤東當著人們的麵說：張聞天是“明君”，叫劉英為“娘娘”，背後也讚揚“洛甫是不爭權的”。1從組織手續上講，毛澤東擔任黨內最高職務是在1943年3月20日。此時，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決定規定：兩次中央全會之間，中央政治局擔負領導整個黨的工作的責任，有權決定 一切重大問題。政治局推選毛澤東為主席。
1941年5開始的整風運動，張聞天已退出中央領導崗位，著重檢討自己過去的“左”傾錯誤，接受大家的批評。張聞天鑒於自己對中國的實際缺乏了解，於1942年1月——1943年3月，帶領一些人去晉西北進行調查研究。1943年3月張聞天回延安後，去看望正在養病的王明。王明對張聞天說：這次整風，主要是懲罰我們從莫斯科回來的同誌的，尤其是你。 1940年3月周恩來同誌從莫斯科治傷後返回延安，傳曼努伊爾斯基的話說，你是我黨的理論家。毛澤東聽了這句話大發脾氣說，什麽理論家，背了幾麻袋教條回來。所以要特別反對你。王明還說自己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麽樣話都隨便說，所以遭了毛澤東的忌，毛澤東此人實在太厲害，真是睚眥必報。孟慶樹也在一旁插嘴。聞天聽了王明這番話，沒有附和，並說：我們過去確有很多錯誤，應該好好反省。2從這些情況看來，毛澤東已經沒有把張聞天當成什麽“明君”了。
在整風運動中，張聞天深刻檢討過去的錯誤，努力改正。但也有苦悶，心理委屈。“說毛澤東似乎‘不公平’，看人有點‘偏’。一個人在一件工作上，他看中意了，就看見他好的方麵，另一個人什麽地方不滿意，就什麽都是壞的。中央決議通過的，照著做了又來駁斥，因此事情不好辦。”張聞天決心找毛澤東當麵談談。“毛澤東嚴厲批評了張聞天。說張聞天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則打。還說張聞天不顧大局，無自我批評精神，並送給張聞天幾句評語。” 3毛澤東的這些批評，與事實不符。也是與他多次稱讚張聞天是“明君”、“不爭權”相矛盾的。
二、張聞天在廬山落難
這種矛盾的情況，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達到了極度。毛澤東把這位“明君”打成了“反黨分子”。這次廬山會議，按照原來毛澤東的意思是“想統一全黨對形勢的認識，在肯定成績的前提下，總結經驗教訓，研究若幹具體政策，進一步糾‘左’，動員全黨完成1959年‘大躍進’任務。”4有關廬山會議的一般情況，請參見《廬山會議原定糾正“左”的錯誤，突然又變成批右》，本文則著重談張聞天因為遵循會議原定主旨，也是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實事求是地批了“左”，卻被毛澤東扣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和“反黨分子”的帽子，橫加批判。
先是彭德懷鑒於會議即將結束，可是按原來的議題，遠沒有解決問題，他懷著十分憂慮的心情，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在肯定1958年“大躍進”的成績的同時，談了一些工作中出現的缺點和錯誤，以及如何總結經驗教訓的問題。誰也沒有想到，這封信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風向突變，改變了廬山會議的進程和性質，彭德懷、張聞天招來大禍。7月12日，“張聞天同住在鄰近的彭德懷交談：會開了十多天，隻能講好，不能講壞，有壓力（彭說西北組也是這樣）。毛澤東同誌很英明，整人也很厲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樣。毛澤東同誌從中國曆史上學了不少好的東西，但是也學了些中國統治階級的權術。要防止斯大林後期有錯誤。”1
7月16日，毛澤東把彭德懷本來隻是給他本人寫的信，加上《彭 德懷同誌意見書》的題名，批示“印發各同誌參考”。同時，向政治局幾位常委提出要“評論這封信的性質”。毛澤東決定會議延長一周，並通知林彪等人上山，提出 會議小組進行調整，將地區打亂，重新編組。 實際是在布置會議對彭德懷的信進行批判。到了7月21日晨，批判彭德懷的調子占了上風，得悉風聲已緊的田家英、胡喬木，都特地打電話給張聞天，勸他少講。透露毛主席將要對彭開火，要他少講缺點，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煉鋼和得不償失的問題。可是，張聞天以一個共產黨員實事求是的態度，大無畏的精神，實話實說，不管誰願不願意聽。張聞天對秘書說“不去管它！”繼續準備發言提綱。
張聞天在7月21日華東小組作了長篇發言，完全支持遭到批判的彭德懷的信，並作了全麵的發揮。他的發言，後來被批判為“進攻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反黨綱領”。
張聞天的發言指出，1958年的“左”傾錯誤，造成了三個後果：第一，“指標過高，求成過急，引起比例失調，造成很大損失”；第二，“共產風”，“一平二調”，造成階級關係緊張、人民不滿，農民生產積極性受打擊；第三，“虛報浮誇、強迫命令”，“造成信譽損失，使我們黨在人民中、在國內外，失掉了信用”。
張聞天對“大躍進”的錯誤，做了全麵的分析和總結；對暴露出來的嚴重缺點，引起的嚴重後果，以及產生缺點的原因，做了係統的論述；對政治與經濟的關係，民主與集中的關係等根本問題，做了理論的探討；最後歸結到黨內民主作風的重要。
他認為“缺點要經常講，印象才會深刻”，“馬列主義者鼓勵積極性靠真理；現在我們講得有些虛，就是真理不夠”。增產數字報了那麽多，實際上沒有那麽多。馬克思說過，革命時容易辦蠢事。列寧也說過，要正視這些蠢事。2
張聞天的發言指出，關於缺點的原因可以講得具體一些：比例失調是指標過高、求成過急；“共產風”主要是所有製和按勞分配兩個問題；虛報浮誇、強迫命令是不允許講話、不允許懷疑所致，否則就扣“懷疑派”、“觀潮派”等帽子。講缺點，還應講具體後果，這樣才能取得經驗，針對後果提出糾正辦法。
當時毛澤東大力主張辦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認為這是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的一個標準。毛澤東也支持張春橋的文章，批判按勞分配和“資產階級法權”。張聞天的發言中，則主張取消“吃飯不要錢”，改為實行社會保險，照顧少數喪失勞動能力的人。不能搞平均主義，還是要按勞分配。現在有些人把供給製、公共食堂等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其實完全是兩回事，社會主義並不一定要采取供給製、公共食堂這種辦法。社會主義要貫徹按勞分配，就要強調保護消費品個人所有製，這到共產主義社會也是存在的。對於窮和富的觀念要慢慢改變。勞動好，對國家貢獻大，所得報酬就多，生活就富裕，富是由於勞動好。這樣的富對個人好，對國家更好。它是應該的，光榮的。由於不愛勞動，好吃懶做而生活窮苦，是活該，是可恥的。3
關於產生缺點的原因，張聞天認為，“主要是缺乏經驗。缺乏經驗既是主觀的，又是客觀存在的。”“從研究、總結經驗的角度看，尤其應該著重從思想方法、思想作風方麵尋找原因，研究哪些缺點難以避免，哪些又可以避免。這樣，今後就可以避免重犯這些錯誤。否則，都講客觀原因，就總結不出經驗，接受不了教訓。”4
關於主觀主義與片麵性，張聞天說：“對於主觀和客觀、物質和精神的了解有片麵性。有一個時期，把主觀能動 性強調到荒謬的程度。幹勁雖大，但是強調得過了分，還反對講條件，這就造成了主觀主義。這是違反馬列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的。有良好的願望是好的，但是要考慮實際的可能。好大喜功也是好的，但要合符實際，否則就會弄巧成拙，欲速不達，好事變壞事”。他還針對所謂壞事可以變成好事的說法，強調指出 ：“是就可以接受經驗教訓而言。壞事本身並不是好事，我們要盡可能不辦壞事。”1關於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張聞天指出 ：“領導經濟要政治掛帥，這是對的。但是，光靠政治掛帥還不行，還要根據客觀經濟規律辦事。客觀經濟規律不能否定，隻能利用它來為我們服務。經濟有經濟的規律，它與政治、軍事的規律不一樣。但是，搞經濟工作，不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同樣是要吃虧的。”“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經濟規律，認為隻要政治掛帥就行。有人公然違反經濟規律，說是不用算經濟帳，隻要算政治帳，這是不行的。我們的經濟活動，總是受經濟規律約束的。所以我們一定要按經濟規律辦事，不能光憑主觀願望，光憑政治上的要求。單靠提幾句政治口號，那是空的。今天總結經驗，應該著重從經濟規律上進行探討。”2
對於當時盛行的要“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的提法，張聞天“主張經濟核算，主張算帳”。“不算帳，社會主義是建設不起來的。”“其實，‘政治帳’同‘經濟帳’是統一的，不能把他們對立起來。算經濟帳，不僅要算今天的帳，而且要算明天的帳。這就是政治。因而它同算政治帳是一致的。如果現在無利，將來也無利，這樣的事情 就不能辦。”3
對於當時出現的一些無知的蠻幹，張聞天提出：“搞經濟工作，要學點科學技術知識。這方麵許多東西我們缺乏常識。許多已有的技術措施、操作規程等，要研究其科學根據。要改革，也要在人家已有科學成就的基礎上改革，不能隨便把原有的東西推翻。更不能隨便吹，使人家看了覺得我們很外行。鞍鋼把工業生產質量定額製度一把火燒了，好象打土豪時燒地契一樣。現在到處找也找不到，弄得一個時期生產秩序很亂。生產技術措施沒有科學根據、光靠土辦法蠻幹不行，蠻幹是要死人的。”4
關於民主作風問題，張聞天很有針對性地說：“主席常說，要敢於提不同意見，要舍得一身剮，不怕殺頭，等等。 這是對的。但是，光要求 不怕殺頭還不行。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所以，問題的另一麵是要領導上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使得下麵敢於發表不同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能夠自由交換意見的局麵。”“這個問題對於我們當權的政黨特別重要。我們不要怕沒有 人歌功頌德，講共產黨英明、偉大，講我們的成績，因為這些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們提不同意見。決不能因為人家講幾句不同意見，就給扣上種種帽子。是否提錯了意見，就一定是觀潮派、機會主義、右派呢？這也不一定。一個人是否真有問題，要經過一定時間觀察。對一個人，經過長期觀察其言論、行動，證明他確實是右派或觀潮派，再扣帽子也來得及。這樣做對團結幹部有利，對工作有利。”“總之，民主作風很重要。要造成一種生龍活虎、心情舒暢的局麵，才會有戰鬥力。過去一個時期就不是這樣，幾句話講的不對，就被扣上帽子，當成 懷疑派、觀潮派，還被拔白旗，有些虛誇的反而受獎勵，被樹為紅旗。為什麽這樣呢？為什麽不能聽聽反麵意見呢？刀把子、槍杆子，都在我們手裏，怕什麽呢？真正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群眾路線的人，一定能夠聽，也一定會聽的。聽反麵意見，是堅持群眾路線、堅持實事求是的一個重要條件。毛主席關於群眾路線、實事求是的講話，我認為是講起來容易，真正要培養這種風氣不容易。”1
張聞天發言的最後部分才談到彭德懷的信，他說：“中心內容是希望總結經驗，本意是很好的。”“他說，成績是基本的。這同大家說的一樣。至於個別說法說得多一點少一點，關係不大。”對於不少人責難彭德懷提出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問題，張聞天認為，“這個問題不說可能更好一點，說了也可以，究竟怎樣，可以考慮。但是，刮‘共產風’恐怕也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對於彭德懷提出的“把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了”的提法，張聞天則認為：“如果說講的是一個時期的事，這樣講問題並不大。”2
7月23日，毛澤東發表了長篇的講話，對彭德懷的信和張聞天等人的發言進行了批駁和反擊。
他說：話有兩種，好話壞話都要聽，對於壞話，要硬著頭皮頂住。神州不會沉沒，天不會塌下來。因為我們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
他說：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我今天要闖禍，兩種人都不高興，一種是觸不得，一種是方向有問題。不讚成，你們就駁，不過不指名。我勸一部分同誌，在這樣緊急關頭不要動搖，不要扭秧歌，要注意講話的方向問題。
五億農民的大多數，非常積極，辦食堂，搞大規模協作，為了擺脫貧困，他們想搞多一點，你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呀！對於廣大的群眾運動，不能潑冷水。彭德懷信中說“有得有失”，秘書在謄寫時誤寫成了“有失有得”。對此毛澤東十分 敏感，說：“得”放到後，“失”放到前，這都是斟酌好了的。對於“大躍進”持這種態度，是資產階級動搖性，是右的性質，是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
一個時期豬肉缺少，蔬菜缺少，女人也沒有頭發夾子，也沒有肥皂，叫做“經濟比例失調”，市場緊張，糧食也緊張，交通也緊張，以至搞得人心也緊張。據我看，沒有什麽緊張。
毛澤東越講越來氣，他竟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把當年對付蔣介石的辦法也拿出來了。他還說，如果解放軍不跟我走（我看解放軍是要跟我走的），我就跑到農村去，另外組織。
談到責任時，毛澤東說：主要責任應當說在我身上。過去說別人，現在別人說我，應該說我。現在說我，實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沒有辦。你們看：“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後，女孩不算。 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後的。“始作俑者是我，應該絕子絕孫”。
毛澤東這次講話，“支持了左派，勸告了中間派，警告了‘右派’，表明主席已經把會上的爭論，作為黨內路線鬥爭來看待了”。3 “從高度原則上批判了那封信，說它是一個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是有計劃、有組織的、有目的的”。並指出彭德懷“犯了軍閥主義、大國主義和幾次路線上的錯誤”。4
毛澤東這番講話之後，風雲突變，會議氣氛驟然緊張起來。7月24日，會議秘書機構送來張聞天發言紀錄全文，要求核對。張聞天知道，發言紀錄印出來 就能成為惡意批判的靶子，因而求見毛澤東。毛澤東拒絕見麵。張聞天的發言記錄稿於27日作為“廬山會議文件74”印發給會議，進而導致對張聞天的批判。張聞天也作了檢討。
7月26日，傳達毛澤東的指示：“事是人做的，對事，也要對人。要劃清界線。問題要講清楚，不能含糊。”5於是，批判的火力加強，會議的與會者不是討論問題的是非，而重點是對人，所謂“軍事俱樂部”的提法也出來了。
7月26日印發了毛澤東《對於一封信的評論》（即對李仲雲信的批示），批示指出 ：有人“對黨和人民的主要工作基本上不是高興， 而是不滿，對成績估計不足，對缺點估計過高，為現在的困難所嚇倒，對幹部不是鼓勁而是泄氣”。“錯誤必須批判，泄氣必須防止。氣可鼓而不可泄。人而無氣，不知其可也。我們必須堅持今年三月第二次鄭州會議記錄上所說的，在滿腔熱情地保護幹部的精神下，引導那些在工作中犯有錯誤者，存在缺點者，批判和改正自己缺點和錯誤。”“現在黨內外出現了一種新的事物，就是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進攻之勢。這表現在此次會議印發各同誌的許多材料上。這種情況遠沒有達到1957年黨內外右派猖進攻那種程度，但是苗頭和趨勢已經很顯著，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了。這種情況 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這是必然性，時然而言，現在是講這一點的時候了。”1
這些話，使廬山 會議的氣氛驟然變化，一場反右傾的風猛烈地刮起來了。對彭德懷信的批判，迅速升級，被批判為反對總路線，攻擊黨中央和毛主席。張聞天也被推到了完全被批判的地位。對於彭德懷與張聞天的關係，有的說一個是元帥，一個是副帥；一個是司令員，一個是政委。
8月2日，中共中央八屆八中全會在廬山召開，提出要討論路線問題。毛澤東說：我們的路線究竟對不對，現在有些同誌發生懷疑。現在看來，所謂“問題不少”（會議之初對形勢估計的一句話），是“右傾機會主義向黨猖狂進攻的問題是不少，而不是那些別的問題”，“我們反了九個月‘左’傾了，現在基本上不是這方麵的問題了，廬山會議不是反‘左’的問題，而是反右的問題。因為右傾機會主義在向著黨，向著黨的領導機關猖狂進攻”，“把結論引導到錯誤路線，領導機關錯誤。”
8月2日，毛澤東給張聞天寫了一封信，原文如下。
聞天同誌：
怎麽搞的，你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去了。真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你這次安的什麽樣主意？那樣四麵八方，勤勞艱苦，找出那些 漆黑一團的材料。真是好寶貝！你是不是跑到東海龍王敖廣那裏取來的？不然，何其多矣！然而一展覽，盡是假的。講完沒兩天，你就心煩意亂，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們纏住脫不得身。自作自受，怨得誰人？我認為你是舊病複發，你的老而又老的瘧疾原蟲遠未去掉，現在又發熱寒症了。昔日詠瘧疾詞（這首曲子，調名《叨叨令》雲：“冷來時冷在冰淩上臥，熱來時熱的在蒸籠裏坐，痛時節痛的天靈破，戰時節戰的牙關挫。真個是害殺人也麽哥，真個是害殺人也麽哥，真是個寒來暑往人難過。”同誌，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這人很需要大病一場。昭明文選第三十四卷，枚乘《七發》末雲：“此一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幾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澀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與楚太子相似。如有興趣，可以一讀枚乘的七發，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馬克思主義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記了，如是乎跑進了軍事俱樂部，真是文武合壁，相得益彰。現在有什麽辦法呢？願借你同誌之箸，為你同誌籌之。兩個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來幾次電話，想到我處一談。我願意談，近日有些忙，請待來日。先此信，達我悃忱。2
這封信，提出 了“軍事俱樂部”的問題，意在說彭德懷、張聞天等人的“猖狂進攻”是有組織的。於是把會議向“主帥”、“副帥”的批判鬥爭，推向高潮。從信中看出，毛澤東在那居高臨下之勢，對張聞天冷嘲熱諷，極盡嬉笑怒罵、諷刺挖苦之能事。
8月16日，毛澤東在一本叫《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如何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的小冊子上，寫了長篇批語，題為《機關槍和迫及炮的由來》，把廬山會議出現的意見分歧，定性為階級鬥爭的繼續。他說：
廬山出現的這場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得鬥下去，至少還要鬥二十年，可能要鬥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鬥爭才會止息。”“資產階級的政治家說，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一點也不錯。不過，鬥爭形式，依時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罷了。就現在說，社會經濟製度變了，舊時代遺留下來殘存於相當大的一部分人們頭腦裏的反動思想，亦即資產階級思想和上層小資產階級思想，一下子變不過來。要變須要時間，並且需要很長的時間。這是社會上的階級鬥爭。黨內鬥爭，反映了社會上的階級鬥爭。這是毫不足怪的。沒有這種鬥爭 ，才是不可思議。這個道理過去沒有講透，很多同誌還不明白。一旦出了問題，例如一九五三年高、饒問題，現在的彭、黃、張、周，就有許多 人感覺驚奇。1
這裏他解釋了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打成“反黨集團”的必然性。
同一天，全會通過 了《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決議》指出：以彭德懷同誌為首，包括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同誌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在廬山發動了反對黨的總路線、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的猖狂進攻，堅決粉碎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 的活動，不但對於 保衛黨的總路線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對於保衛黨的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中央的領導、保衛黨的團結、保衛黨和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都是完全必要的。
《決議》還說：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在廬山會議期間和廬山會議以前的活動，是有目的、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這一活動是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的繼續和發展。
彭德懷和張聞天都是黨的高層領導成員，彭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張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都是本著對黨對人民負責的精神，寫了一封信和發表了意見，對工作中出現的問題提出了一點批評，遠沒有談到已經出現的危機和問題的全部。這本是一個普通黨員的權利。卻為毛澤東所不容，被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反黨集團”。從此，張聞天被調離領導崗位，經常遭批鬥。
毛澤東當年在張聞天手下的時候，什麽樣意見都可以談，稱他“是一個開明之君。”如今，張聞天在毛澤東領導之下，怎麽就聽不得一點意見呢？如此的“不開明”呢？原來是那樣的讚賞洛甫（張聞天），如今，卻把人家整得這樣的狠！
三、“文化大革命”中慘遭迫害
廬山會議後，張聞天被撤銷了外交部副部長的職務，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還保留，實際上已無事可做了。他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劉少奇寫信，提出給分配一點工作。劉少奇建議，還是搞經濟工作。張聞天接受了劉少奇的建議，便找經委主任李富春，李表示 歡迎。可是不久，李向張表示歉意，請示未獲批準。傳達中央的意見：不同意。2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的建議不頂用，這個“中央的意見”是誰的意見？誰都會明白。張聞天請求作一點經濟工作都不行？真令人費解。
經過幾次這樣的申請，1960年11月，張聞天被派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當一名特約研究員。算是有個地方領工資，過組織生活就是了。
毛澤東親自領導和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張聞天自然在劫難逃。1966年7月12日，審查他的專案委員會已向黨中央、毛澤東建議：撤銷張聞天的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開除黨籍，在報刊上公開點名。
8月9日，公布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經濟研究所的造反派召開鬥爭走資派、批判反動學術權威的大會。張聞天和其他一些領導幹部被揪上台，掛上大塊牌子，戴上高帽子。在擠軋之下，張聞天的高帽子被扣到額下，又悶又熱。張聞天患有高血壓、心髒病，經過 一個多小時的批鬥，昏厥過去，一頭栽倒在台上。造反派見狀，把他拖到後台。待張聞天慢慢蘇醒過來，又被拖到台上，罰站挨鬥，持續五個小時。回到家裏，向妻子劉英述說了經過，傷心地說：今天差點兒回不來了。
8月22日和9月5日，張聞天給毛澤東寫信，報告被批鬥的情況，表示願意改正錯誤，改造自己，但是，無人理睬。
9月8日，造反派抄了張聞天的家。
1967年7月，北京航空學院和地質學院紅衛兵聯合召開群眾大會，鬥爭從成都揪來的彭德懷，張聞天陪鬥。當時，會場出口處打手們排成隊，每人向彭、張等到人擊一巴掌。這次批鬥會，彭德懷被打折了骨頭，張聞天被打得滿頭滿臉鼻青臉腫，當場暈了過去。多虧兩個解放軍戰士把他拉上卡車，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8月16日，《人民日報》公布了1959年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摘要）》後，對張聞天的鬥爭更加嚴厲，人身保障也沒有了。1969年5月16日，張聞天夫婦被隔離監護。從此 ，兩人被關在兩間冬冷夏熱的房子裏，不準聽廣播，不準看報紙，不準同任何人來往，甚至不準他們夫婦兩麵人見麵，一次又一次地接受審訊。這樣的日子持續了523天。
1969年10月18日，中央派人向張聞天、劉英宣布：經批準解除監護，張聞天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當前戰備緊張需緊急疏散，故被“遣送”至廣州肇慶。
1974年張聞天多次給黨中央和毛澤東寫信，希望回北京生活和養病，恢複組織生活，做點工作，以度晚年。10月底，一封經王震轉呈的信，擺在了毛澤東的案前，毛澤東讓人簽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適，可另換一個地方住。”1連請求回北京住，也不允許。張聞天提出回老家上海，也不準。最後是遷居無錫。
1976年7月1日，一代偉人張聞天的心髒停止了跳動。
四、還曆史公正
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為張聞天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鄧小平致悼詞，充分肯定了張聞天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一生”。並莊嚴宣布：
決定為他平反和恢複名譽。”悼詞在最後號召向張聞天學習：“我們悼念張聞天同誌，就是要學習他服從真理，誠懇修正錯誤，勇於進行自我批評，善於吸取曆史經驗的優秀品質；學習他作風正派，顧全大局，以黨的利益為重，不突出個人，不計較個人得失的堅強黨性；學習他謙虛謹慎，艱苦樸素，平易近人，處事民主，善於團結幹部的優良作風；學習他終身好學，不斷求知，重視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學習他胸懷坦白，光明磊落，愛憎分明，敢於鬥爭的革命精神。
1981年6月27日，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從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同誌和黨中央曾經努力領導全黨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但是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同誌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誌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八屆八中全會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
張聞天生前堅信：“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這一切，曆史終將證明，終將作出判斷。”
曆史已經證明，曆史是公正的，也是無情的，曆史的裁判是最終裁判，真理終歸是真理，謬誤終歸不能成為真理。
12、1962年的北戴河會議，原定糾“左”，又變成反右
1962年七八月間，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這個原本是討論經濟工作繼續糾正“左”的會議，一開始就因為毛澤東講“階級、形勢、矛盾”而改變了主題，轉向階級鬥爭，變成反右。
7月25日開始的北戴河會議，按原定計劃是討論農業、糧食、商業和國家支援農業等問題，重點是圍繞討論《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草案）》、《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關於商業工作問題的決定》進行的。到8月5日，毛澤東在華東、華中組會議上吹風；8月6日，他正式在大會上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的講話；以後他又六次在中心小組會上講話，繼續闡發他關於階級鬥爭的觀點，會議也就轉為討論階級鬥爭問題而改變了主題。
經過三年“大躍進”的嚴重挫折，毛澤東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也不得不作一些檢討，但在實際上，他根本不認錯。七千人大會以後，中央一線領導人製定的一些救助政策，頗有成效，但是，毛澤東卻很不滿意。他認為，在1961年底，困難已經到“穀底”，形勢從此一天天向好的方麵轉變；而七千人大會之後，中央領導人卻發現最困難的時候尚未過去 ，經濟形勢在繼續下滑，因而采取了一係列非常措施。對各地自發興起的包產到戶，毛澤東實際上並不同意，強調鞏固集體經濟；而劉少奇、陳雲、鄧小平等人不僅讚成，還積極支持。對“大躍進”以來受到錯誤批判和處理的黨員幹部的甄別平反，毛澤東也有不滿。
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把這樣一些黨內認識上的分歧視為階級鬥爭，把他所不同意而實際上是比較符合客觀實際的一些意見，看成是右傾機會主義或修正主義的表現。對七千人大會以後西樓會議和五月會議對形勢的實事求是的估計和各方麵都退夠的方針，他斥之為“黑暗風”。對包產到戶和鄧子恢等人對包產到戶的支持，他斥之為“單幹風”。對彭德懷申訴自己沒有“裏通外國”和小說《劉誌丹》的寫作，他斥之為“翻案風”。他反複提出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強調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要求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階級 鬥爭。
關於對“黑暗風”的批判
對於前幾年來的錯誤及造成的困難，毛澤東在會前認為：“錯誤就那麽一點，沒有什麽了不得。現在是退到了底穀了，形勢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在這次會上，他說：“我周遊了全國，從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區的同誌談話，每個省都說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來並非一片黑暗。有的同誌把情況估計得過分黑暗了。”“現在有一部分 同誌把形勢看成一片黑暗了，沒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誌思想混亂、喪失前途、喪失信心了。”“1960年下半年以來，大家隻講黑暗，不講光明，已經有兩年了。我在周遊‘列國’時，在光明、黑暗的問題上隻是露了一點，提了個題目。這兩年講困難講黑暗合法，講光明不合法了。這次會上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有那麽一些人，沒有幹勁了，怎麽辦？他們鼓單幹之勁，鼓黑暗之勁，鼓講缺點錯誤之勁。講光明、講成績、講集體經濟，他們就沒勁了，怎麽辦？” “現在不讚成總路線、‘三麵紅旗’的人，把形勢說成一片黑暗。就像有些小說，如《官場現形記》等，揭露黑暗人們是不喜歡看的，魯迅把它叫著譴責小說。《紅樓夢》、《西遊記》人們愛看，因為它有希望嘛。《金瓶梅》沒有傳開，不隻是因為它的淫穢，主要是因為它隻揭露黑暗。”當有人說道：現在有人怕說光明，說光明就感到有壓力時，毛澤東說：“說壓力，那你先壓我嘛！你壓了我幾年了嘛！你們黑暗講了幾年了嘛！越講越沒有前途了。說集體沒有優越性了，這不是壓我？壓力總是有的。”這段話，很能反映他自1960年以來對調整工作的看法。
對“單幹風”的批判
會前，毛澤東對鄧子恢、田家英等同誌支持“包產到戶”（他認為就是“單幹”）十分反感，對劉少奇、陳雲、鄧小平沒有抵製甚至讚同也不滿意。他針對各地出現“包產到戶”，提議以黨中央的名義起草一個關於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在北戴河會議上，他說：“為什麽搞這麽一個文件，講鞏固集體經濟呢？就是因為現在這股鬧單幹的風，越到上層風就越大。”“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幹，半年的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的賣地，有的買地，有放高利貸的，有娶小老婆的。”“現在是到社會主義，還是到資本主義，農村合作化還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主要就是這樣一個問題。”“單幹從何而來？在我們黨內有相當數量的小資產階級成分，包括許多農民，其中大部分是貧農和下中農，有一部分富裕中農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農，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識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出身，或者是資產階級子弟。另外，還有封建官僚反動階級出身的。黨內外有些人變壞了，貪汙腐化，討小老婆，搞單幹，招牌還是共產黨，而且是支部書記。這些人很明顯，把群眾當奴隸。有些同誌馬克思主義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樣，有的化得不夠。我們黨內有相當多的同誌，對社會主義革命缺乏精神準備。”
對所謂“翻案風”的批判
會前和會議期間，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申訴不存在反黨小集團和同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的問題。會議期間，毛澤東多次批評彭德懷。他說：“五九年反右傾鬥爭，大多數是搞錯了。彭德懷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五九年反右傾不能一風吹。”“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彭德懷寫信，把過去說的統統推翻。”“近來有股平反之風，無論什麽都要平反，那也是不對的。我們的方針應當是：真正搞錯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錯的，部分平反；沒有搞錯，搞對了的，不能平反。”他認為對彭德懷沒有搞錯，不能平反。毛澤東還布置小組討論彭德懷的信，從而又掀起一場對彭德懷的聲勢很大的批判。
在批判彭德懷的所謂“翻案風”的過程 中，還批判小說《劉誌丹》，說是“利用宣傳劉誌丹來宣傳高崗”。這次批判把當年陝北蘇維埃政府的幹部習仲勳、賈拓夫等打成“反黨集團”。毛澤東在會上講：“現在不是小說、刊物盛行嗎？利用小說來進行反黨活動，這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無論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識形態。”1
毛澤東關於階級鬥爭的觀點，集中反映在經過他反複修改和最後審定的八屆十中全會公報的一段話裏。公報說：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過渡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曆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滅亡，他們總是企圖複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著一部分 小生產者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隻占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在這種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了的一條曆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
這段話的中心意思就是“告誡”人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不要忘記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這段話是八屆十中全會主要之點，由此中斷了繼續糾“左”，使“左”的思想和“左”的錯誤傾向不但沒有得到糾正，反而更加泛濫開來，最終導致十年“文化大革命”災難的發生。這段話後來成為“十年動亂”中概括出來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路線”的主要根據。
1981年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在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同誌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發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以後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進一步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複辟，並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
1餘傑：《王實味：前‘文革’時代的祭品》，黃昌勇編《王實味：野百合花》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頁。
2《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36-437頁。
1 見黃昌勇編《王實味的 野百合花》，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頁。本章的引文，除單獨注釋外，均轉引自本書，不另注。
2見宋曉夢：《李銳其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頁。
1見黃昌勇編《王實味的 野百合花》，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67頁。
1- 2見黃昌勇編《王實味的 野百合花》，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265-267頁。
1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368頁。
2《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第231頁。
3《說不盡的毛澤東》，遼寧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533頁。
1 《劉英回憶錄》，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120頁。
2 《劉英回憶錄》，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127頁。
3張樹德：《跟著真理走：毛澤東與張聞天》，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36頁。
4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845頁。
1聞集：《張聞天在廬山會議上的抗爭》，《炎黃春秋》2000年第12期第15頁。
2《張聞天文集》四，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38-339頁。
3參見《張聞天文集》四，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34-335頁。
4 《張聞天文集》四，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29頁。
1 《張聞天文集》四，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30頁。
2 《張聞天文集》四，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31頁。
3 《張聞天文集》四，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33頁。
4 《張聞天文集》四，中共黨史校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33-334頁。
1 《張聞天文集》四，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37-338頁。
2《張聞天文集》四，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42頁。
3 《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51頁。
4見《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後版，第276頁。
5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161頁。
1毛澤東：《對一封信的評論》，《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377-380頁。
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399-400頁。
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451-452頁。
2見《劉英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156頁。
1 《劉英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173頁。
1見《毛澤東傳》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