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申章
有關社會經濟哲學和科學的事理分析文章
當前的形勢與前途
----2011年2月10日在科技部老同誌座談會上的講話
國防大學 辛子陵
今天是老同誌座談會，我們年齡相近，都在七十以上，都是老幹部，老黨員，“老員外”，對國事仍然很關心。京戲裏麵經常出現的一個角色是“員外”，所謂“員外”就是定員以外的人員，不在編，但還拿朝廷的俸祿，就是告老還家的官員。我們就都是“老員外”。頭上沒有烏紗帽，不求升遷了，可以講真話，講心裏話，不需要跟風，不戴假麵具講話。現在科技發展了，到處有攝像頭，有監聽設備，我們吃飯的這個地方，可能也有。但我們不怕。我希望我們的一些意見，一些見解，傳到中央去。我們對時政的一些評論，實際上是給中央當“編外參謀”，劉帥晚年就經常說給中央當“編外參謀”。我們出於善意，出於好心，該說的要說，聽不聽在他們，在當權的領導人。大家希望聽我講講形勢和前途。我就講講我的觀察和理解。分八個問題來講。有些問題可能和大家想的一樣，有些問題可能不同，大家可以補充糾正。
一、我們的經濟形勢很好
說形勢好，主要是我們經濟發展起來了。中國二○一○年GDP總量是397983億元， 約合六萬億美元。按國際匯率計算的GDP已經超過日本名列第二，相當於美國的39.3%。中國二○一○年人均GDP大約在4283美元，排名全球第95位，二○○九年是第106位。
這是個宏觀的概念。我們再看一個單項指標：鋼鐵生產。這是個具體的概念。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我們想鋼都想瘋了。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放出豪言兩年要在鋼產量上超過英國。英國一九五七年鋼產量是2000萬噸，中國是535萬噸。一九五八年他下命令鋼產量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命令9000萬人“土法煉鋼”，巨大的資源浪費和自然環境的破壞不算，還賠了（貼補）四十億人民幣，占一九五八年財政支出的1/10，[1] 年終發表公報，說勝利完成了1070萬噸。實際上包括400萬噸無法利用的鐵垃圾，上演了一出勞民傷財的大鬧劇。而真正在鋼鐵產量上實現超英趕美，是在改革開放後的二○○六年，那一年的鋼產量，不僅超過了英國，超過了美國，而且超過了他們兩家的總和。二○○六年中國鋼產量41750萬噸（四億一千七百五十萬噸），包括英國的歐盟二十五國鋼產量是19890萬噸（一億九千八百九十萬噸），包括美國的北美自由貿易區（美國、加拿大、墨西哥三國）鋼產量13350萬噸（一億三千三百五十萬噸）[2]。英國加美國，歐盟加北美，總共產鋼33240萬噸（三億三千二百四十萬噸）。中國一國的鋼產量，超過了英美加上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二十八個國家。這要在毛時代得樂瘋了，尾巴要翹到天上去。毛澤東那是就想趕超英國，再進一步趕超美國，他老人家那個思想解放的程度，沒敢想過鋼產量超過整個歐洲二十五個國家，更沒想過超過歐洲還加上北美三國。
二、隻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經濟才能發展起來
當需要走出空想社會主義誤區實行新資本主義政策的時候，要像列寧實行新經濟政策那樣，理直氣壯地說服全黨和全國人民，光明正大地發展資本主義。
2003年年輕創業者陸煜章創辦“上海資本家競爭力顧問有限公司”，因為違背了“能做不能說”的潛規則，把“資本家”三個字上了企業名稱，注冊時被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駁回。陸煜章不服，向徐匯區人民法院狀告工商局，工商局官員拿著《辭海》對簿公堂，說“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資本家是工人階級的對立麵，與我國社會主義的本質相悖。”[3] 當時上海的資本家起碼有幾十萬。工商局官員可以和張總、李總在大飯店裏喝酒，沒感到有什麽“相悖”，一扭臉到了莊嚴的法庭，就“相悖”了，不承認中國有資本家。法院一審判決工商局勝訴。這個惶遽、尷尬的鏡頭是我們整個上層建築領域的一個縮影。
中國的改革開放，打開天窗說亮話，就是改弦易轍，走資本主義道路，不過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共產黨領導的，是新資本主義。
新資本主義這個詞是毛澤東發明的。早在一九四一年，毛澤東就有了新資本主義和老資本主義的概念。他說：“現在我們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性質是資本主義的，但又是人民大眾的，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老資本主義，是新資本主義，或者說是新民主主義。” [4]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完備形態，理所當然地包括更多的資本主義。我們要套用毛澤東的話坦然告訴毛派：“現在我們建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性質是資本主義的，但又是人民大眾的，不是蘇式社會主義，也不是老資本主義，是新資本主義。” 要區分新資本主義和老資本主義，不要一提資本主義就腰杆子不硬，新資本主義是個富民興邦的好東西，是和諧社會的經濟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要脫離蘇聯模式，創立新社會主義，這個新社會主義也可以叫做新資本主義，因為兩者的經濟基礎是相同的。把這層窗戶紙捅破，就奪取了宣傳工作的完全的主動權。理論隻有徹底才能說服人。把問題講透徹，講明白，毛派就沒什麽好攻的了，有利於團結全黨和全國人民，同心同德，心明力定，共創美好的未來。
社會主義在解決公平問題上有探索，資本主義在解決效率問題上有成就。兩者必須結合，變成一個新東西，才能建成一個現實的、缺陷最少的社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是這樣一種實踐。
美國曆史學家威爾-杜蘭說：“資本主義的恐懼迫使社會主義放寬自由，而社會主義的恐懼也迫使資本主義增加平等，東方是西方而西方也是東方，不久，兩者就要碰頭。”[5] 曆史正在這樣發展。不是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代替社會主義，而是兩者的結合、交融，成為一種新製度，這個新製度就是民主社會主義（新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正在成為人類共同認可的道路，將人類帶入一個和平發展的新世紀。
三、記住恩格斯說的九十三個字
大家都是中高級幹部，在位的時候學了一輩子馬列，對改革開放的事情，腦子裏也有很多疑問。例如我們是不是背離了馬列主義，是不是搞了修正主義，改革開放這一套到底對不對？因此我想提綱挈領地談談馬列主義這個思想體係，那些東西過時了，那些東西從根本上就錯了。
研究馬克思主義，要研究它的全本，研究它幾十年發展變化的過程，既要研究他們的出發點，也要研究它們得落腳點。從《共產黨宣言》起到《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是宣傳共產主義的。馬克思於一八八三年去世。到了一八八六年，恩格斯宣布放棄共產主義理論。他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美國版附錄中寫下了一段令他的追隨者們目瞪口呆的話：“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單純的工人階級的黨派性學說，而是一種目的在於把連同資本家階級在內的整個社會從現存關係的狹小範圍中解放出來的理論。這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卻是絕對無益的，有時還要更壞。”[6]
這位偉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在反思他和馬克思創立的共產主義理論體係。一切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實踐者和研究者，都不可輕視或忽略這九十三個字，沒讀過或沒讀懂這九十三個字，就是沒弄通馬克思主義。上了西天，沒取到真經。如果在這以前你讀過許多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讀過《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和《哥達綱領批判》這些名篇，你就更要記牢這九十三個字，因為這九十三個字把這三大名篇否定了，把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否定了，把整個共產主義理論體係否定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是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理論家而載入史冊的。說他們晚年放棄了推翻資本主義製度、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主張改良資本主義製度，和平進入社會主義，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許多人接受不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這是事實，是有曆史文獻可考的事實。
在時間和空間上離馬克思恩格斯最近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就有人激烈反對他們這一轉變。一八九○年三月底，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形成了一個“青年派” [7] ，核心人物有保·恩斯特、保·康善夫麥爾、漢·彌勒、布·維勒等人。 堅持馬克思早年提出的暴力革命的觀點，號召“五一”總罷工，打著“馬克思主義者”的旗號，否認利用合法鬥爭形式的必要性，反對社會民主黨參加議會選舉。恩格斯認為這是“隻有中學生水平的政策”。“第一，顯然不懂他們宣稱自己在維護的那個世界觀；第二，對於在每一特定時刻起決定作用的曆史事實一無所知；第三，明顯地表現出德國文學家所特具的無限優越感。”如果照他們的意見辦，黨就會在敵人的“哈哈大笑中毀滅掉。” [8] 一八九一年十月德國社會民主黨愛爾福特代表大會把“青年派”一部分領導人開除出黨。恩格斯一八九○年八月二十七日致拉法格的信中說：
所有這些先生們都在搞馬克思主義，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國就很熟悉的那一種馬克思主義，關於這種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曾經說：“我隻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思大概會把海涅對自己的模仿者說的話轉送給這些先生們：“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獲的卻是跳蚤。”[9]
馬克思說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用這種方式表示對自己前期學說的否定。這個前期，恩格斯劃的線是十年前，即一八八○年以前，這就包括了《共產黨宣言》（一八四八年）、《法蘭西內戰》（一八七一年）和《哥達綱領批判》（一八七五年）三大名篇。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從科學社會主義向民主社會主義轉變過程中探討實現社會主義道路的深化。西方社會從血汗資本主義進化到現在的福利資本主義是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成功的標誌。
馬克思主義是個龐大的理論體係。半個世紀的與時俱進，從前期到中期和後期有很大的變化。特別是一八八三年馬克思逝世以後，恩格斯單獨從事革命和理論活動的十二年，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民主社會主義階段。馬克思主義是從《共產黨宣言》開篇到《<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終篇；從暴力革命開篇，在和平改良終篇；從消滅私有製開篇到重建個人所有製終篇。恩格斯的理論遺囑是：
曆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隻是一個幻想。曆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一八四八年的鬥爭方法（引者注：指《共產黨宣言》中說的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麵都已經陳舊了，這一點是值得在這裏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10]
共產主義（即科學社會主義）如同中國的大同理想一樣，是一種美好的理想，但它隻“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千萬不要付諸實踐，它不是治國安民的現實政策，真要這樣辦，一定壞事，一定天下大亂。恩格斯說共產主義不是“工人階級的黨派性學說”，這就是告訴工人政黨不要把共產主義寫進黨章，黨章是要實行的，如果寫上勢必把工人運動引錯了方向。這是歐洲工人運動脫離共產主義，走向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根據。中共黨章中仍載有“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的條文是不符合恩格斯教導的。明年十八大，我估計會修改這一條。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是德國“青年派”的水平，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後來的思想變化，把共產主義理想在六億人口的中國大規模地實踐了一下，結果比恩格斯預料的“更壞”還要壞得多。這個更壞的結果就是餓死了37 558 000人。
據專家統計，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執政之前二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發生二百○三次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死亡2992萬多人。[11] 而毛澤東三年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總數是3755.8萬，比中國兩千多年間因自然災害而死的全部人口還多764萬人。這不是個別政策失當，是根本理論的錯誤，是根本路線的錯誤。所謂合作化、公社化的理論、路線和道路，是空想社會主義，既不能帶來富裕，又不能帶來平等，是造成大災大難的總根源，應予徹底否定。
四、列寧是德皇威廉二世的間諜
下麵說說列寧和列寧主義。“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12] 毛澤東這句話，老同誌都耳熟能詳。對於十月革命，以前我們充滿了崇敬，把蘇聯看作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榜樣。蘇聯解體後，曆史檔案公開了，今天我們才知道了十月革命到底是什麽樣的一場革命。
十月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列寧在德國威廉皇帝的支持下發動的一場政變。一九一七年三月（俄曆二月）沙皇就退位了。十月革命不是推翻帝製，而是布爾什維克向二月革命建立的臨時政府武裝“奪權”，向立憲會議奪權，是一場武裝政變。
普列漢諾夫和列寧是亦師亦友的關係，他回憶說：“我把列寧帶進了歐洲著名的、有影響的社會民主黨人的圈子中，照顧他，全麵幫助他，從而使他牢牢地站立了起來。”
列寧到了歐洲，沒有在第二國際那些著名活動家中找到朋友。他與德國皇帝的情報人員建立了聯係。列寧走到這一步，是有思想基礎的。他哥哥是個民粹派。民粹派認為：“目標是正確的，手段可以忽略不計”。從涅恰耶夫（民粹派推崇的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和恐怖主義者）開始，“革命策略中就允許使用最不道德手段。”[13] 我引用下麵這些材料，不是要貶低列寧的人格。不能把列寧當做一個普通間諜看待。他不是一個小特務，而是一個大策略家。誠如普列漢諾夫所說：列寧“為了達到既定目標什麽都幹得出來，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結盟”。[14]
列寧真的和魔鬼結盟了。
二○○七年底，德國《明鏡周刊》第五十期以列寧和德皇威廉二世、德文密檔和十月革命旗幟為刊頭圖，以十一頁文字和照片的篇幅刊登了該期的標題文章《德皇陛下的革命家》 (Revolutionaers einer Majestaet)， 封麵副題則是《被收買的革命》，並附贈有關的錄像光盤。
二○○七年是俄國十月革命九十周年。過去都以為共產主義革命跟馬克思恩格斯兩位革命導師有關係，現在才知道還有第三位重要的德國人物，就是德皇威廉二世。沒有他出錢出槍，擴大革命喉舌《真理報》的發行量，列寧的武裝政變絕無成功的可能。《明鏡周刊》組織了六位專業作者撰寫這篇文章，披露了曆史的真相，俄國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列寧與德皇陛下的密使聯係，獲得皇家政府暗中大量資助，成功地製造了十月革命。文章說，列寧想要顛覆沙皇，而威廉二世皇帝則要取得在東線的勝利。解密的檔案證實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種合作的規模。德意誌帝國接連數年以千萬計的馬克和後勤援助支持了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人。沒有德國的支持，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就無法維持執政最關鍵的第一年（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很可能也就沒有蘇聯的出現，沒有共產主義的崛起。柏林用馬克、武器彈藥支持了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奪取了政權。德國外交部直到一九一七年年底至少給了列寧2600萬德國馬克，相當於今天7500萬歐元。
文章詳盡地描述了一個愛沙尼亞的布爾什維克分子，名字叫赫爾方特Helphand，他是德國情報人員。從解密的檔案來看，是他向德國情報機構介紹列寧，建議給予資助，是他與列寧保持秘密聯係。《明鏡周刊》發掘了歐洲多國的檔案資料，瑞典、瑞士和英國的安全機關檔案，普魯士警察機關的文獻，德國外交部和俄國檔案中的備忘錄，以及瑞士銀行的流水帳單。還有當時駐節俄國的歐洲外交人員留下的日記和筆錄材料。這些密檔和曆史文獻證據確鑿，令人信服地證明了列寧與德國政府之間的真實關係。
“列寧間諜案”十月革命前曾被揭露，由於證據不足未成立。一九一七年七月四日，曾與列寧一起在國外工作的社會革命黨人班克拉托夫在媒體上指責列寧與德國“達成某種秘密協議”，並宣稱列寧、加米涅夫、科茲洛夫斯基都是“德國派往俄國的間諜”。臨時政府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打擊列寧。彼得格勒法院引用俄軍準尉伊爾莫列科“自首”後交代的材料。伊爾莫列科宣稱，他是受德軍總參謀部直接指派負責與布爾什維克聯係的。伊爾莫列科還公開指責列寧是一名德國間諜，他曾奉命與列寧進行過接觸。
一九一七年七月，俄國法院下達了逮捕列寧的命令，列寧逃往芬蘭。由於赫爾方特沒有出現，列寧知道，彼得格勒法院沒有掌握過硬的人證和物證，推出的證人俄軍準尉伊爾莫列科是假的，就在芬蘭公布了一係列材料證明伊爾莫列科準尉的證詞沒有任何可信的成分，一向以嚴謹高效著稱的德國總參謀部是不會找一個隨時可能叛變的準尉來與他這樣的人物聯係的。列寧的自我辯護很有效果，越來越多的人相信他是清白的。遵守法製和尊重證據的臨時政府就把列寧放過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以德國對俄國正式宣戰而爆發的，並且形成了以德國、奧匈帝國、保加利亞、土耳其為一方，俄國、英國、法國為另一方的兩大帝國主義集團之間的世界性戰爭。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一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第三十三號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發表了《戰爭和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反戰宣言，在列寧起草的這篇宣言中提出了“變當前的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 並使本國政府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失敗的策略口號。[15] 列寧是靠這個重要表態贏得德皇的青睞的，這是他們合作的政治基礎。
在列寧鼓動軍隊反戰，農民要求土地的時候，德國情報機構從各國發回的密電都報告說，列寧正在按計劃進行。布爾什維克奪權列寧上台以後，立刻與德方和談，簽訂了布列斯特和約，將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大片土地割讓給德方。按照和約的內容，這些土地是永久割讓的。隻是後來戰爭雙方的力量對比發生逆轉，德軍在一戰後期全線崩潰，德國成為戰敗國，俄國意外地重新收回了這些土地。
以上事實已為俄國最新出版的官方曆史《二十世紀俄國史（一九九四—二○○七）》所證實。二○○六年俄國總統普京提出了為十一年級（相當於我們高二、三年級）的學生寫一部曆史教科書的動議。原希望索爾仁尼琴完成這一大業。但索氏年事已高，確定由安德烈·鮑裏索維奇·祖波夫組織編寫一本“非蘇聯味”的教科書。普京的秘書蘇爾科夫邀請祖波夫等人到克裏姆林宮討論並確立了寫作計劃。《二十世紀俄國史》這部書是由四十餘名專家共同完成的。出版前，索爾仁尼琴審閱並修改了相當大的一部分書稿。二○○九年阿斯特（ACT）出版社將其印行。出版後引起轟動，不到一年再版數次。二○一○年六月十七至二十七日俄國史學者潘佐夫（他參與了編寫工作）到北京做學術訪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學者李玉貞、陳鐵健等，與他就 《二十世紀俄國史》一書進行了座談，進一步證實了德國《明鏡周刊》公布的史料已為俄國官方所確認，並寫進了這部新史書中。
《二十世紀俄國史》從根本上否定了十月革命，認為這是一場政變。對於政變前後，列寧是否接受德國的資助，以進行反對沙皇政府的活動這一關鍵問題，該書的回答是肯定的。書中引用德國外交部公布的檔案詳細敘述德國威廉皇帝的計謀：設法從俄國內部尋找代理人，利用這支別動隊，從俄國內部瓦解沙皇的力量。列寧從一九一五年開始得到德國當局資助在俄國進行革命活動，實際上充當了德國的秘密代理人。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就主張俄國失敗，堅持要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二月革命後，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列寧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得由德國特種兵幫助順利經德國回到彼得格勒。[16]
這些材料一披露，就把“偉大的十月革命”和革命導師列寧徹底顛覆了。這就是為什麽俄國人徹底拋棄了列寧和列寧主義，當我們中國人繼續緬懷列寧的時候，他們要把列寧的遺體送到中國來。
五、列寧繼承和發展了空想社會主義
列寧是超一流的革命家，超一流的理論家，同時還是一個超一流的陰謀家。他野心極其廣大，要當世界革命領袖。他看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可以利用。馬克思提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他進一步提出“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聯合起來”的口號。他要把全世界的窮人發動組織起來，奪取政權，打倒和剝奪富人。這件事情曆史上沒人做過，俄國的彼得大帝，法國的拿破侖，德國的威廉皇帝，都是在列強之間爭雄，這在列寧看來是“小兒科”，他要在全世界進行共產主義革命，建立以俄國為中心的世界蘇維埃，把紅旗插遍世界。這就是列寧的世界觀和使命觀。了解這一點才能了解列寧這個“超人”。後來的斯大林、毛澤東，都是繼承列寧的衣缽，要當世界革命領袖。
把政權拿到手，列寧背棄了自己的正確的理論，把社會主義革命簡化為窮人造反，不要物質基礎，一個社會隻要有窮人和富人，就能挑起階級矛盾，發動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就是剝奪地主富農和資本家。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這個曲解，大合了毛澤東的心意。這和毛澤東的農民造反的理論對上口了。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是：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這就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了。挑起階級矛盾可以製造一場革命，但這不是社會主義革命，是農民革命，是朱元璋、李自成式的革命。這是改朝換代的政治革命，不是改變生產方式的社會革命。
十月革命後、列寧和普列漢諾夫吵翻。兩位都是馬克思主義者。列寧抓住《共產黨宣言》不放，普列漢諾夫抓住《<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不放。當然，普列漢諾夫是正確的，恩格斯逝世前他見過恩格斯，可以說，他是代表恩格斯對十月革命做出評價的。我們今天否定列寧主義，不是因為列寧拿了德皇威廉二世的馬克，不是個道德品質的標準，是因為他的理論確實錯了。僥幸的勝利是不能成為曆史普遍規律的。
在當時，列寧是馬克思主義的權威闡釋者。他說的和馬克思恩格斯不一樣了，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一個新的革命和建設的模式確立起來：在亞洲經濟落後的國家，可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先奪取政權，把社會主義製度框架建立起來，再發展生產力，趕超經濟發達的國家。蘇聯、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都是走的這樣一條發展道路。中共八大有“先進的社會製度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提法，大躍進中又有“窮過渡”的指導思想，政治上批判“唯生產力論”等，都是列寧這一理論在中國的反映。
超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社會主義是建設不起來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列寧說：能。列寧主義的基礎就是這個“能”字。過去認為這是他的主要貢獻，現在應該說這是他的主要錯誤。毛澤東學的是列寧，不是馬克思。中國搞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列寧版的。我們說中國要從共產主義誤區中走出來，是要從列寧版的共產主義誤區中走出來。
俄國十月革命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現了分裂。第二國際之外，列寧建立了第三國際。社會主義道路出現了兩條。一條是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一條是蘇聯的所謂“科學”社會主義道路。兩條社會主義道路經過一個世紀人類的選擇，當蘇聯版的所謂科學社會主義由於固有的理論闕失以及在傳播中扭曲變形，在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各國造成國家權力異化，專製獨裁，官員腐敗，公有製和計劃經濟徹底失敗，經濟衰退，民不聊生，導致蘇聯解體，東歐巨變，十月革命的燈塔熄滅，主流社會主義運動的大潮消退之後，原是社會主義運動一個支流的歐洲民主社會主義以新的麵貌、新的成就、新的實踐和新的理論走上了曆史的前台。歐洲社會民主黨人把他們開創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不卑不亢地展示在世人麵前。這條道路不是宏篇巨著的經典文獻，不是虛無縹緲的未來理想，是活生生的、現實的市民社會。他們憑借議會民主政治、混合所有製經濟、社會市場機製和福利保障製度這四大法寶，成功地實現了資本主義製度與社會主義製度的對接，在西歐和北歐建設起了民主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
六、馬克思主義碩果僅存的遺產就是民主社會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最偉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生產力的大發展和調節分配，基本上消滅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和體腦勞動的差別，鑄就了民主社會主義的輝煌。這一成就使蘇聯模式的科學社會主義黯然失色。這是促成蘇聯和東歐國家“和平演變”的根本原因。
社會民主黨人用團結資產階級發展先進生產力的辦法，實現了差別日益縮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已經沒有農村和農民了。據二○○三年九月一位旅行者隨機采訪的資料，在法國小城波爾多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普通市民月收入約1500歐元（歐元與人民幣的比價為1:10），在郊區和鄉間工作的人（原來的農民）月收入為1000至1200歐元，白領階層月薪為1800至2000歐元，醫生、律師、教授收入更高些，有的月薪達8000千歐元，大企業的股東、上層管理人員、葡萄莊園主的收入則遠遠高於這個水平。隨著知識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產業結構不斷升級，產業隊伍的構成也在改變，主要表現在以體力勞動為主的藍領階層急劇縮小，以腦力勞動為主的白領階層迅速擴大。二十一世紀初，德國藍領工人隻占工薪階層的百分之六。
被《共產黨宣言》當作革命主力軍與資產階級對峙的工人階級變成少數了，這少數人的生活水平也超過了羅馬尼亞總統。這裏有一個故事：羅馬尼亞總統伊利埃斯庫二○○三年八月訪華時接受《環球》雜誌專訪，談到羅馬尼亞與西歐的差距時講了一個“痛苦的事實”：“在羅馬尼亞當總統不如在德國當失業者，因為一個德國失業者每月的救濟金是2300馬克，羅馬尼亞總統每月的工資是1250馬克。” 德國能給失業工人發放高於羅馬尼亞總統工資的救濟金，是因為沒有按《共產黨宣言》的辦法消滅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促進了先進生產力的發展，為工人階級在失業的情況下也能過上體麵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在這裏，我們看到了工人階級解放的新的含義和新的道路。
三大差別的縮小，不是寄托在資本主義的徹底滅亡上，而是寄托在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上。
我們一直有一個自以為是的偏見：說是消滅私有製，剝奪資產階級的財產，是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事實又如何呢？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國在消滅了私有製以後的二十年間，全民所有製企業由於製度性的經營不善，連年虧損，職工工資非但沒有提高，反而下降5.7%。職工的年平均工資從一九五七年的582元下降到一九七八年的549元。[22] 日本是被我們視為“製度落後”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剝奪資產階級，保留了私有製。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三年，日本三十人以上的企業職工工資提高了將近三倍，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九倍。結果，剩餘價值率從一九五五年的314%提高到一九七○年的443%，是一個勞資雙贏的結局。[23] 所以，目前的工人貧困化的問題，不能折騰回去，用消滅私有製的辦法解決，要用政府二次分配和工人持股的辦法解決。
我們這個國家政權，說是代表絕大多是人民的利益，實際上情況發生了變化。前些日子，我跟兩報一刊辯論過這個問題。一位在中國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國官員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那麽大約五百個特權家庭的問題。這五百個家庭，加上他們的兒孫、親友及身邊工作人員，構成了約五千人的核心體係。他們之間還存在著普遍的通婚聯姻關係。他們壟斷權力，形成利益集團，竭力維護現狀，並製造了“一旦民主，就會天下大亂”的謊言。[24]
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25]現在我們應該正視，我們的經濟改革，從單純經濟觀點看是成功了（估且不談付出了過多的環境、資源和勞力的沉重代價），但從政治上看，是失敗了。要承認這個失敗，挽救這個失敗，經濟改革的成就才能保住；不能挽救這個失敗，將是曆史的大倒退。我們政治上的失敗，主要表現在共產黨由窮人黨向富人黨的蛻變；政權由建國初期的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政權，經過了毛澤東獨裁統治，向官僚資產階級政權的蛻變。
在高幹子弟中出了2932個億萬富翁，平均每人財產6.7億元人民幣，這不能不影響到我們政權的性質。前國家副主席的兒子曾偉，在澳大利亞的悉尼買了一幢豪宅，花了2.5億人民幣，轟動世界。一般來說，300萬美元以下的算是一般豪宅；300-500萬的算是中等豪宅；1000萬左右的算是高檔豪宅；2000萬以上的應該是豪華莊園了，自家配有養馬場、小型跑馬場和高爾夫球場。一九九八年蔣宋美齡生前以280萬美元賣掉了紐約長島蝗蟲穀豪宅，據行家估算現在應該價值一千萬美元，折合人民幣約七千萬元。曾偉的豪宅價值是蔣宋美齡紐約別墅價值的3.5倍。我黨曾經義憤填膺地號召和領導人民打倒國民黨的四大家族，如今我黨領導人的家族，在經濟地位上取代了四大家族的位置，在巧取豪奪的財富數量上遠遠超過了他們，還硬說是人民在當家作主，這樣的瞞和騙能夠長久嗎？
共產黨要想保住政權，保持執政地位，就要繼續代表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就要有決心、有勇氣進行一場自我革命，用改革的手段，用黨內鬥爭的手段，用和平轉型的手段，解決權貴資產階級的問題。
七、“唱讀講傳”會不會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
現在權貴資產階級確實就在共產黨內。有人說文化大革命搞早了，現在搞正是時機。所以毛澤東的幽靈回來了。我認為這件事情有積極意義。對權貴資產階級是個震撼。我在陽光衛視談政治體製改革，曾提出用高額累進稅的辦法，在民主法製軌道上解決他們的問題。稅率是80%。你貪汙受賄和其它非法收入一個億，交出八千萬來。給你留二千萬，你還是個富翁，免去一切處分。你不接受這個辦法，就等著沒收全部非法財產，戴高帽子遊街，進秦城監獄吧。
薄熙來在重慶搞“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的活動，簡稱“唱讀講傳”，是否真要回到毛澤東時代，真要搞文化大革命？我的回答是，完全不是。真要發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也不會是薄熙來他們領導。他們是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把毛澤東當作鍾馗了。想借毛澤東這麵大旗，增加他們接班的合法性，想把毛澤東當門神，保護他們的財產。但他們進錯了廟，請錯了神。毛在世時，對劉少奇、薄一波等不放心，先把他們打倒，關起來，如今，毛的徒子徒孫、文革的遺老遺少會擁戴劉、薄等人的兒子接班嗎？這可是世仇。文革這把火一點起來，先燒高幹子弟，因為當年被打入地獄的造反派們知道，是誰斷了他們的前程，把他們打入地獄的。至於把老毛當門神爺用，更是想入非非。老造反派們，“四人幫”的戰友們，現在缺的就是一麵合法的能打得出去的旗幟，合法的“紅衛兵”、“戰鬥隊”的組織形式，你把這兩件“法器”發給他們，拿來對付誰就由不得你了。第一批被抄家的可能還是原來的高幹子弟，現在的高幹們。老實講，我們這些“員外”不怕文化大革命。一個單元，幾件電器，你怕什麽呀。你老為國家擔憂，他們認為你怕，老拿這個嚇唬你。你就讓他們試試。真要發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很可能又是薄熙來第一個出來滅火。毛澤東主義共產黨要推舉薄熙來當總書記，說重慶是延安，去年要到重慶開第十一次黨代大會，三十多人打前站，去搞籌備工作，到了重慶就被薄熙來抓起來了。“唱讀講傳”，是小玩鬧，嘩眾取寵，不要當真，也成不了氣候。
國家的最終出路和前途可能是民主社會主義。現在內外壓力還不夠，當權的人覺得還能維持下去，一旦出現突尼斯、埃及那樣的形勢，就把民主社會主義旗幟打出來了，答應政治體製改革，開放報禁黨禁，實行民主憲政。現在最關鍵的是火候和時機的選擇，當局是能拖一年是一年，寧晚勿早。拖一年，官僚資產階級就是幾千億、上萬億的收入。他有這個算計，所以就盡量拖著。但晚了，就是丟江山的問題了，就由不得共產黨了。一旦民眾起來，你執政黨就不再是推動改革的力量，成了革命的阻力和革命的對象了。像突尼斯總統本-阿裏，群眾一起來，什麽改革條件都答應了，但群眾不幹了，這時候的條件是叫你走人。所以，我老是提醒當局，寧早勿晚，不要因小失大。
八、對內不可批溫家寶，對外不可發動第二次抗美援朝
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班子，剩下不到兩年的任期了。隻求平安交班，平安下車，不會有大的作為了。輿論空前收緊也是怕出事，保平安。順著中央的思路，我對錦濤同誌有兩點諫言：對內不可批溫家寶，對外不可發動第二次抗美援朝。
有了溫家寶，才有胡溫新政。汶川地震以後，溫家寶深得民心。取消農業稅，遏止國進民退的勢頭，在財政支出上較大幅度地向民生傾斜，是胡溫新政的三大亮點。去年八月以來，溫家寶七談政治體製改革，胡錦濤沒有給以支持，這是很大的失著。但千萬不要和權貴集團聯手整溫家寶。最近，一個中宣部副部長，敢說溫家寶是“麻煩製造者”，這是個整人的信號。整溫家寶，作為一把手的胡錦濤，你不是後台也是後台。民眾會把你當做權貴資產階級的代表，逼出一個挺溫反胡的高潮來。現在，金融危機日深，穩定物價，改善民生，必須要有一個能掌控局麵的總理，你才能平安著陸。毛澤東晚年整周恩來，黨心民心都離開了他，逼出個“四五運動”來，差一點翻車不得善終。這個教訓要記取。
現在中國和周邊國家關係全麵緊張，和美國也嚴重對立，是由於兩韓平安艦糾紛引起的，後來朝鮮又向韓國延坪島開炮，打死了和平居民。國際社會認為中國無原則偏袒北韓。奧巴馬總統就來了電話，說你們中國是否管得住北韓，如果管不住，你胡錦濤主席就不要來訪問了。
我們趕緊表示：管得住，管得住。果然，去年十二月中旬南韓把軍艦開到黃海敏感的海域，朝著延坪島方向打了一百多發炮彈，朝鮮說不值得搭理，沒有還擊。這才有今年一月胡主席高規格出訪美國。胡主席是帶著四百多億美元的采購團去的，這個見麵禮不薄。在最高級別的國宴上，中國鋼琴家朗朗演奏了《我的祖國》，就是郭蘭英唱的那首“一條大河波浪寬”，那是抗美援朝的經典影片《英雄兒女》主題歌。演奏完了，胡主席和朗朗擁抱，表示嘉許。美國人顧全大局，不露聲色，沒提抗議，沒把桌子掀翻，保全了我們的麵子。回來我們還津津樂道，好像外交上取得了多大勝利似的。搞這些小動作能成大事嗎！真不知道智囊團是怎麽設計的，出這麽個餿點子。美國人至今氣憤難平。那四百多億的友好費就算白花了。
在兩韓問題上，我勸中央別再介入了，越陷越深。最近看到消息，我們往朝鮮派部隊了。準備在朝鮮發生內亂時，為金氏父子保駕護航。我不知道錦濤同誌根據什麽說朝鮮政治上正確。起碼金氏父子有五大錯誤：
第一個大錯誤是金日成殺了以金枓奉為首的延安派；第二個大錯誤是他殺了為他打天下的方虎山和一大批從中國回去的鮮族將領和軍官。朝戰前夕，毛澤東答應金日成的要求，決定從解放軍中抽調朝鮮人及朝鮮族官兵組成的一五六、一六四、一六六三個師另兩個朝鮮團，編入朝鮮人民軍。當年先後共為北朝鮮提供兵力約六萬九千人，占朝鮮戰爭前朝鮮人民軍總數的一半，成為人民軍的主力。方虎山原來是四野一六六師師長兼政治委員，入朝後，出任人民軍第六師師長、第五軍團軍團長，是南下作戰的主力部隊。因作戰有功，方虎山兩次被授予一級國旗勳章。一九五九年被殺害。
第三個大錯誤一九六六年砸了誌願軍烈士陵園，連毛岸英烈士的墓碑也被砸了。第四個大錯誤是二○○九年八月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訪朝時，金正日表示：“朝鮮之所以退出六方會談，旨在擺脫北京的羈絆而已，並非針對美國。希望直接與美國會談，雙方建立對話關係；一旦美國改變對朝鮮的政策，平壤將隨時調整外交政策。如果美國對朝鮮施以援手，朝鮮將成為對抗中國的最堅強堡壘。”金正日的副手則說：“我們的核導彈打不到美國，卻可以往西邊打，我們在西邊的國土也需要保護。”西邊就是中國東北地區。[26]
第五個大錯誤是父傳子，家天下，如今已是第三代。馬克思主義那一條寫了搞封建世襲家天下還“一貫正確”。
朝鮮問題到了自己解決的前夜。金正日偏癱，金正雲正在動手殺高級幹部，為自己掌權掃清障礙。一旦發生內亂，韓國當然不會放過這個統一的機會。中國要出兵幫助金正雲，美國就要出兵幫助李明博，最後演變成為中美之戰。我們一定不要被拉下水，一定要避免在朝鮮第二次跟美國作戰。青年將領激昂慷慨可以理解，為將者必須是鷹派，國家有事不能當縮頭烏龜。但統帥部不能被將領的請纓所左右，決策要冷靜。誰也負不起這個曆史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