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紅八月”——滴血的記憶（修訂）

  

yzc2 於 2010/9/4 17:49:56 發布在 凱迪社區 > 史海鉤沉

“紅八月”——滴血的記憶（修訂）
　　
　　章立凡

（轉載來源：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824/08/2701116_48325766.shtml）

　　
[題記]：此文原是本人回憶錄中的一部分，後應某大周末報紙約稿改寫，排好整版清樣，終審時被主編槍斃。此文遂論落坊間，兩年前被“燕南網”撿到貼出；又被某大網站轉載，跟帖數千，忽一夜刪盡；但各大網站旋即輪番轉載，遂謬種流傳，無法盡焚矣。
　　
前因此文非獲本人授權公布者，但流傳既廣，也隻好默認這個現實，一直采取不聞不問態度。今年適逢“文革”爆發四十周年，為深刻反省曆史，遂訂正個別錯誤，正式予以公布，略補國內教科書之諱言。
　　
曆史是由事實構成的，曆史研究也從來不是“宜粗不宜細”。希望這段曆史的親曆者，能夠勇敢地拿起筆，將所見所聞記錄下來，以避免民族的“集體失憶，共同以史為鑒，促進社會和諧，建設公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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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屢見所謂“新左派”對於被徹底否定的“文化大革命”大加褒揚，另外還有一種論調，歪曲“宜粗不宜細”的本義，欲將“文革”的曆史束之高閣。筆者是曾經滄海的過來人，特提取出其中的一些記憶，願我們的民族永遠記住這段滴血的曆史。
　　
　　
　　
　　恐怖之夜，走脫羅網
　　
　　 1966年8月18日，按當今的說法，肯定是個商家“大順大發”的開張吉日。當日老人家臨時換上不合身的綠軍裝，神采奕奕地登上天安門城樓，檢閱紅衛兵小將的隊伍，向全世界昭告“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張。
　　
　　 當女紅衛兵宋彬彬幸福地為領袖戴上革命的紅袖章時，老人家親切地問她叫什麽名字。當他得知是“彬彬有禮”的“彬”時，似不經意地說了一句：“要武嘛。”於是宋彬彬從此改名“宋要武”，引為無上光榮.我的父親章乃器是毛澤東在1957年欽點的“右派頭子”，我自然是沒有跟著去山呼“萬歲”的資格。據父親分析，毛主席肯定要有出人意料的大動作。但這“動作”之快，是他沒有料想到的。
　　
　　 我讀書的清華附中是“紅衛兵運動”的發祥地，老人家曾親自寫信，對“造反有理”表示熱烈的支持。於是本校風光無限，成為全城紅衛兵的“老大”，改名“紅衛兵戰校”。
　　
　　 其後數日，全城處於“破四舊”的狂熱之中。8月23日清華園內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時發生，本班紅衛兵到老師家中“破四舊”，回來還得意洋洋地說：有隻很大的古董花瓶被他們打碎，王老師十分心疼雲雲。我見形勢緊張，晚上偷偷跑到大學校園一個僻靜的電話亭，與父親通電話，得知家裏也有紅衛兵來貼大字報，但他說自己能夠應付，並囑咐我暫時不要回家。
　　
　　 8月24日晚上，清華大學校園裏一片瘋狂。前清大學士那桐題額的標誌性建築“清華園”門坊已被推倒，校領導劉冰、艾知生、何東昌及“大右派”錢偉長、黃萬裏等“牛鬼蛇神”，被用皮帶抽打著，在現場汗流滿麵地搬運磚石……。本校一對姐妹花的母親，是一位蒙古王爺之後，人稱“善格爾公主”，在清華園一帶擁有不少房產，也被披頭散發地拖來批鬥。有位中學女紅衛兵，一路用皮帶抽打一名“反動大學生”（據說其父是上海的基督教牧師），當有人提出要“文鬥不要武鬥”時，她理直氣壯地回答：“是毛主席叫我打的！”這時我才明白，“要武”的暗示竟有如此大的威力。
　　
　　 當晚回到宿舍，裏麵空無一人，新置的蚊帳已被撕碎，床上鋪著一張墨跡未幹的大字報，將賤名打上紅叉，責令：“反動分子狗崽子，滾蛋！快滾蛋！”
　　
　　 既然不受歡迎，於是收拾行李，遵命“滾蛋”。不料本校四門緊閉，未經“革委會”許可禁止出入，已成“關門打狗”之勢。若不設法逃走，則皮肉之苦難於幸免。
　　
　　 我在運動初起時，曾勘測全校地形以防不測，發現校園圍欄有一處不密，欄下有空間與校外小河相通。情急之下，於夜幕中鑽出圍欄，連淌兩條小河，走上校園西側的馬路，剛好有一趟末班車經過，迅速登車遠去。此時天降小雨，坐在車上，仔細品味著“惶惶然若喪家之犬”的滋味，不知進城之後，有什麽樣的命運在等待著我。
　　
　　 我不敢去燈草胡同章宅，便去了汪芝麻胡同母親的住處（父母已分手多年），剛下公共汽車，便見一群紅衛兵蜂擁而上，查問乘客“是什麽出身”。走在黑夜的淒風苦雨之中，暗自慶幸“又逃過一劫”。回到家中，母親告知本胡同的鄰居張潔鳳、傅毅茹、周康玉等幾位小有資財的寡婦均已在抄家時被打死……
　　
　　 我將從宿舍帶回的大字報和破蚊帳給母親看，她很是不解，以為同學間何至於有如此仇恨，要我明天回學校，好好向大家解釋一下。看來她對於嚴酷的“革命形勢”還很木然。
　　
　　 當晚心中記掛著父親的安危，一夜沒有睡好。次日一早，決定按照母親的意思，回學校看看。同時叮囑母親，探聽一下父親的情況。
　　
　　 回到校園碰見的第一個人，是本班的輔導員，一位高年級的工農子弟。此人一向很革命，將我視為另類。一照麵就板起臉宣布：“從現在起，不許你隨便走動！”快走到宿舍樓時，遇見一位本班同學，是革幹子弟，曾與我一道給校領導貼過大字報，算是有過“戰鬥友情”的。他搖晃著一條皮帶，半開玩笑地對我說：“你拿上這個，回去教訓教訓你爸。”
　　
　　 我沒有回宿舍，徑直穿過操場，向教學樓走去。走到樓前時，見兩位女紅衛兵正在用皮帶狠狠抽打門房周大爺。據說他曾是圓明園一帶的地主，因家道敗落，解放前就把地賣光了，後來便在學校當門房糊口。周大爺平日與世無爭，好寫幾筆“精氣神”之類的毛筆字，每逢冬至起九，便畫上一幅“九九消寒圖”掛在門房裏，每日塗黑一個梅花瓣度日。他最大的樂趣無非是燉上一鍋紅燒肉，喝兩口小酒。此時本班同學已經在樓上望見我，招呼著要我上樓，但聲調中暗藏玄機。我見周大爺被打的慘狀，知道上去不會有好果子吃，便沒有進教學樓。
　　
　　 昨晚尚可鑽欄而逸，此刻卻是大白天，故技不可重施。於是鼓起勇氣，大搖大擺地走向校園西側的旁門。此處有一位高年級的紅衛兵站崗，他遲疑了一下，將頭偏過，任憑我大步流星地揚長而去。闖關成功，心情不亞於伍子胥過文昭關。
　　
　　 回家見到母親，她已去過燈草胡同，父親那裏宅門洞開，外麵鄰居正在議論，說是“帶走了，帶走了”。由是判斷，他已遭厄運，生死未卜。關於父親九死一生的經曆，已寫入他的《七十自述》。
　　
　　 慘劇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每天發生，狂熱的背後，是中國“明哲保身”的旁觀者們特有的冷漠。瘋狂持續了多日之後，革命的高燒開始減退，於是我又回了一趟學校。
　　
　　 在校園裏，見到一位被指為“作風不正”的高年級女生，被剃成了“陰陽頭”。走進教室，隻見兩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學王淑瑛、孫淑綺也被“剃度”，坐在角落的“另席”上，其他同學訕笑著跟我打招呼。問那位要我用皮帶抽父親的男同學，如當時我留在學校，是否也會遭到同等待遇？他笑著回答：“不會的，我們隻想好好和你談談。”我冷笑一聲道：“隻怕未必。”。
　　
　　 此後得知，本校萬邦儒、韓家鼇兩位校長，在8月24日晚遭到毒打。8月26日晚，物理教師劉澍華在鬥爭會上被毒打後，從鍋爐房的高煙囪向內跳下，他的兩條腿骨插入體腔，屍體縮短了許多。同時高年級的“反動學生”如鄭光召（鄭義）、鄭國行、徐經熊等，皆在被打之列。鄭光召身強力壯，是本校高年級學習、體育“尖子學生”，隻因貼大字報保過校領導，被剝去上衣，光著膀子用皮帶狠抽。他不服罪名，將一枚毛主席像章穿過皮肉，別在胸前，結果被打得腎髒出血。據老同學史鐵生回憶，上述兩位本班的女同學，也在被打之列。
　　
　　 “文革”結束多年後校友們聚會，同學們多為以往的傷害相互致歉（包括那位叫我用皮帶抽父親的同學），了卻恩怨，重續友情。但孫淑綺同學從不露麵，可見當年感情傷害之深。
　　
　　
　　
　　萬千慘景，一堆爛帳
　　
　　 從學校二次脫身後的幾天裏，我每日在街上毫無目的地亂走，大街上不時有滿載抄家物資的卡車呼嘯駛過。曾幾次衝動想去找父親，但一見到周圍隨處可見的暴力，便隻有止步。直到半個月之後，才打聽到父親的下落，他被紅衛兵押去參加吉祥戲院的“打人集會”，是從那裏出來的唯一生還者。
　　
　　 我見到不少老年“黑五類”，被剃了“陰陽頭”，被紅衛兵押送著“遣返”回鄉。在西單的大街上，見到兩名女紅衛兵，用繩索套在一名五十多歲的婦女頸上，用皮帶抽打著，象狗一樣牽著走，那婦女身著的白短衫上，好幾處用墨筆寫著“反革命”……
　　
　　 我不知這名婦女能否話下來？但有人親見，另一名被誣以“反革命”罪名的年輕女子，抱縛在柱子上用銅頭皮帶抽打脊背，此女一聲不吭，拒絕誣服，直到貼身襯衫抽爛；於是有人提議抽“前麵”，遂被翻身反綁柱前，狠抽胸乳，沒打幾下，女子慘叫一聲，立時斷氣。我認識的一位老人家的女兒，因為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又長得漂亮，同班的女紅衛兵便專門用皮帶抽她的臉……這些都屬於性變態的虐行。
　　
　　 記得一本精神病學書上講，特定環境下的人群，會在某種誘因下，引發集體精神失常現象，稱之為“精神病流行”。當年閉關鎖國的中國大陸，就類似這種發病環境，各種矛盾找不到宣泄的孔道，一旦被人誘導，便集體發狂，釋放出心中的魔鬼，使全國成為恐怖的大瘋人院。
　　
　　 前些年一位中共最高領袖的後代訪問德國後對我說：“與經曆過納粹時代的老一輩談起中國“文革”，他們特別能理解。”紅衛兵成為“文革”的第一批社會打手，就類似“衝鋒隊”。小將們是“無知者無畏”，但充其量隻是幫凶角色。北京和全國各地發生的普遍暴力，不是什麽自發的“群眾革命行動”，各街道派出所都向紅衛兵提供了本轄區的抄家對象名單。據《北京日報》，1980年12月20日披露的數字，從8月下旬到9月5日止，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但社會暴力造成的大量自殺者，顯然未被統計在內。
　　
　　 母親所住胡同裏，那位和善慈祥的傅毅茹老太太，家住獨門四合院，熱心鄰裏公益，曾被推選為街道主任。她年輕時應當是個美人，平日白發修齊，衣著整潔，保持著老年婦女的風度。老太太已故夫君是位舊時的小官僚，於是列入抄家名單，從褥墊下搜出短刀一把（我懷疑是有人栽贓），頓時罪在不赦，慘死於紅衛兵的皮帶之下。另一位周康玉女士也是獨居小院，據說是天津名門周家的後裔，平日十分低調，但既屬於“大資本家”眷屬，自然在劫難逃，打成半死以後，掙紮著上了吊。
　　
　　 死者已矣，苟活者活罪難逃。大街小巷中，一下子平添了許多掛著黑牌掃街掃廁所的“牛鬼蛇神”，其中許多是白發蒼蒼的老頭老太，我所見到的最高齡者，是一位已超過九十歲的老先生。印度和日本從事賤役的賤民們，在我們這個文明古國中，又增加了不少同類，街道衛生大為改善。
　　
　　 這條胡同是東城區財政局所在，該局臨時成為抄家物資倉庫之一。我曾見一對老態龍鍾的夫婦，大約屬於“小業主”階層，推拉著老北京揀破爛用的四輪“地坦克”，上載一堆破舊的生活用品，步履蹣跚地到財政局請求上繳，說是紅衛兵命令送來的，但該局不收。問“哪兒能收？”，答“自己問去。”於是又艱難地挪走。由是得知，某些抄家對象還要服“送貨上門”的勞役。
　　
　　 抄家過後，北京的大小拍賣行裏，堆滿各種抄來的高檔硬木家具（文物除外），以極低廉的價格出售，據說有識貨者乘機購入，發了一筆小財。至於揀垃圾獲得珠寶、黃金、銀圓者，更大有人在。
　　
　　 某日母親得到街道通知，每戶發給小票一張，持票可購抄家物品一件。這屬於“革命群眾”待遇，她不敢不去。稍後帶回一件三層的精巧食盒，說是周康玉家的，作價五毛。這件物品一直使人有殺人同謀的負罪感，隻好當作那個荒唐年代的一件“文物”，保存至今。
　　
　　 這場社會財富再分配，居民廉價分得的，隻是幾滴餘瀝，聊為封口之資罷了，真正的大頭在國庫那邊。一個有憲法的泱泱東方大國，不靠發展生產力來增加社會財富，卻靠製造“階級鬥爭”來剝奪公民的私有財產，殆非為政之正道。
　　
　　
　　
　　一言奪命，女童喪母
　　
　　 前麵說到，母親的幾位鄰居，在抄家時被紅衛兵打死。其中最年輕的一位是張潔鳳，她曾是美洲著名僑領司徒美堂的夫人。
　　
　　 現在的年輕人，很少知道這位司徒老人了，但在上個世紀的華人社會和洪門袍澤中，他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與陳嘉庚先生齊名的華僑領袖。司徒先生原籍廣東開平，早年到美國當勞工謀生。他身強力壯，為人豪俠仗義，逐漸成為美洲洪門的“致公堂”的掌門人之一。國父孫中山先生早年在美國從事革命活動，得到司徒先生從組織到資金的支持，孫先生還擔任了“致公堂”的“紅棍”（相當於執法者）。因此老先生的革命資曆，至少與國父是同一輩分。
　　
　　 司徒老人身為革命大老，反對小輩蔣介石的獨裁，故受到毛澤東的禮遇。他曾作為美洲華僑代表，參加新政協和開國大典，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等要職。1955年老人逝世時，廖承誌致悼詞，周恩來、林伯渠扶靈，備極哀榮。
　　
　　 張潔鳳也是廣東人，但不是老人的原配。據說她曾是一名貼身使女，屬於苦出身，後來收房成為夫人。老先生逝世時她還很年輕，年方三十左右，文化不高，人長得小巧玲瓏。她享受著國家對知名人士遺孀的待遇，每月有七十多元的生活補貼，與她家原先的警衛員同住在一個小宅院裏。
　　
　　 一位年輕孀婦，自然有再嫁的權利。於是她不時參加一些舞會之類的交際活動，以選擇未來的生活伴侶。記得那時經常與她結伴前往的，有一位林光明女士（又名林妹殊，即前些年大名鼎鼎的氣功師郭林），以及母親的老同學黃瑞華（黃紹竑前妻）。後來張女士終於覓得意中人，是一位在雲南工作的工程師。
　　
　　 老先生沒留下多少遺產，張潔鳳作為知名人士遺孀，如果再婚，就意味著必須放棄國家的生活補貼，這是一件很艱難的事。於是張女士采取變通辦法，到雲南與工程師秘密結婚，生下一名可愛的女嬰後，帶回北京生活，對外說是抱養的。
　　
　　 “寡婦門前是非多”，至少那位前警衛員一家是瞞不過的。內情逐漸透露出來，於是街坊四鄰對她的“生活作風”開始有所議論。如今自由開放的少男少女們，恐怕無法理解在那個禁錮人欲的年代，一位頂著“知名人士遺孀”名分的女子守節之艱難。這愛和被愛的權利，對於張潔鳳竟是致命的。
　　
　　 抄家一開始，街道便招來紅衛兵，誣稱張潔鳳是“壞分子”，剃陰陽頭、抄家、批鬥，厄運一下子降臨到無助的女人頭上。她被扯開雙臂懸吊在房梁上，輪番用皮帶抽打……張潔鳳很快奄奄一息，哀求看在年幼的女兒麵上，饒她一命。但在場民警對紅衛兵示意：“革命哪有不流血的？”於是再遭暴打，當即撒手人寰，撇下年僅六歲的小女兒。
　　
　　 小女孩成為無母的幼雛，孤苦伶仃地靠鄰居的一點施舍活著。有時她在胡同裏遇見我，照例會叫一聲“小東哥哥”，但我所能給予的，僅僅是撫摩一下稀黃的頭發，安慰兩句。我沒有隨身帶食物的習慣，也沒有錢。
　　
　　 在那個荒唐的年代，“黑五類”中最荒唐的品種，莫過於“壞分子”。這是一個模糊不清的概念，任何不為體製或世俗所容，而又無法扣上地、富、反、右“帽子”的人，都可以被劃為“壞分子”，是一種“百搭”身份。而張潔鳳從未被戴上過任何“帽子”，隻因過得比別人幸福了一丁點兒，就招來殺身之禍。
　　
　　 終於有一天，我在胡同裏見到心酸一幕：那位頭發花白的工程師從雲南趕來，牽著女孩的手，各人手裏拎著一個小包袱，蹣跚著沿胡同向大街走去，準備離開這塊傷心之地。遠遠跟在後麵監視的，是街道上的幾位“小腳偵緝隊”。
　　
　　 女孩望見我，又令人心碎地叫了一聲“小東哥哥”，我心中百感交集，望了望虎視眈眈的街道幹部，欲言又至，保持著距離慢慢前行。這是我走得最長的一段路。拐出胡同時，趁“小腳偵緝隊”看不見的空擋，我迅速上前，將所知張潔鳳慘死真相，對女孩的父親敘述了一遍。此時街道幹部又跟了上來，警惕地注視著，我無言地目送父女倆上了無軌電車。
　　
　　 一年後工程師攜女兒從雲南來看我和母親。據他說，家難發生後，接到司徒家的親戚（著名畫家司徒喬之弟婦）來信，方趕來接走女兒。這次是專程來解決遺留問題，他已經找到了當年的紅衛兵、民警以及有關單位，但問題沒有解決。
　　
　　 “文革”結束後，某日我接到一名女孩的來信，說她和爸爸到了北京，約在北海公園前門見麵。我一時竟搞不清來信人是誰，如約前往，方知是張潔鳳的女兒和丈夫。女孩已長成少女，大人則更加蒼老。劫後重逢，望著相依為命活到如今的一老一小，如同惡夢醒來，良久竟相對無語。
　　
　　 得知張潔鳳仍未落實政策，我幫忙出了些主意，起草書信向統戰部和僑務部門申訴。張潔鳳畢竟是知名人士眷屬，終於發還財產、配給住房，給女孩安排了工作。父女從此定居北京，但死者永遠不能複生。
　　
　　 張潔鳳在海外洪門中，肯定夠得上“祖師奶”級的輩分，敢於冒犯她的人，難免不落個裝進麻袋、沉到水底“種荷花”的下場。她選擇留在中國大陸，做一名幸福的普通女人，然而偉大時代竟不容熱愛生活的小女子活下去，她為愛情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我不知道，那些置人死地的民警、街道幹部和紅衛兵們，今生能否擺脫良心的折磨？我無法想象，一名眼看著母親被活活打死的六歲女孩，心靈上創傷能否愈合？我很想知道，張潔鳳彌留之際，想對至親至愛的女兒和丈夫說些什麽？
　　
　　
　　
　　母女攜手，化蝶雙飛
　　
　　 母親當年在中國公學讀書的時候，有幾位要好的女同學，其中一位名叫張為璿，我稱她為張阿姨，她的女兒劉小遷，是我幼年的玩伴。張阿姨戴著一副厚厚的深度近視眼鏡，是一位胖胖的、和藹可親的知識婦女，一口吳儂軟語。她也是個普通人，但其父張一麐卻大大有名。
　　
　　 張老先生曾是袁世凱的重要幕僚，但因反對袁氏稱帝，幾與袁氏割席，被從大總統府秘書兼政事堂機要局長的職務上調離。晚年老先生定居蘇州，父親因“七君子案”被捕入獄後在蘇州關押，他與李根源、陶家瑤等蘇州耆宿，都曾予以聲援和關照。“七君子”出獄時，老先生也是保人之一。“八一三事變”後，他與李根源、馬相伯等組織“老子軍”，誓死抗敵。抗戰期間他是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素以持論公正著稱，受到周恩來的尊敬。
　　
　　 張阿姨家道殷實，夫君劉先生是一位工程師。女兒劉小遷是個白白淨淨的小姑娘，小我一歲，曾與我在幼兒園同學，常在一起玩“過家家”遊戲，我當“爸爸”，她當“媽媽”，女兒自然是洋娃娃。小孩子還不懂得“家庭”是怎麽回事，有一次到張阿姨家玩，我曾正式宣布將來要與小遷妹妹結婚，被母親當場訓斥，鬧了個大紅臉。
　　
　　 後來劉先生工作調動到邯鄲，而北京市要將“複雜分子”通通清走，將偉大首都搞成“水晶城”，不允許張阿姨繼續居留。於是她聽從我母親的建議，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母女獲準移居蘇州老家。小遷那時已是個身材高挑的少女，走後我再也沒見過她。
　　
　　 張阿姨與母親保持著通訊聯係，“文革”爆發後，人人自顧不暇，音問中斷。不久偉大領袖支持革命師生搞“大串聯”，我因為“出身”不好，一直拖到1966年11月，才到學校“革委會”開出一份介紹信，揣上父親給的二十元錢，擠上比沙丁魚罐頭還要憋悶的火車南下。
　　
　　 行前父親要我去一下蘇州，看望他的老朋友周瘦鵑；母親則囑咐一定要去看張阿姨，然後到上海看望舅舅以及她的另外兩位同學。
　　
　　 在蘇州下車，住進“革命師生接待站”後，立即梳洗一翻，準備去張阿姨家。我那時已處在模模糊糊的青春萌動期，想起馬上要見到小遷妹妹，不知她如今出落成何等俏模樣，心情多少有些興奮。
　　
　　 張阿姨家原住在蘇州城內吳殿直巷，老宅早已易主。她給母親的信，都注明“蘇州富郎中巷××號顧乃文轉”，顧氏為當地名醫，與張家是世交，張阿姨回鄉定居，便成為顧家房客。到達觀前街附近的富郎中巷時，天色已晚，我立在一座黑漆大門前怔住了——門上貼著紅衛兵的大封條。
　　
　　 不得已向路旁一位小姑娘打聽，孰料她竟嗲聲嗲氣爆出一條驚人信息：“顧——乃——文？——他死嘞！”我心知不好，趕快解釋是找顧家房客。經一位好心鄰居指點，我在附近的一座破院子裏找到了張阿姨，但不見小遷，據說是隨學校參加學農勞動去了。
　　
　　 顧氏為姑蘇世家，宅第中亭台樓閣，曲徑回廊，當然是抄家的重點對象。他不堪鬥打侮辱，跳樓自殺了。張阿姨雖是房客，但因為家中陳設講究，又是名人之後，連帶著也遭抄沒，如今已是家徒四壁。張阿姨做了蛋炒飯給我充饑。她現在全靠丈夫寄來的工資，維持母女生活。談起北京家中情況，我據實相告，她說人活著就好。張阿姨談吐樂觀，我覺得可以放心向母親複命了，不過沒能見到小遷，心中多少有些惆悵。
　　
　　 我在蘇州隻打聽到周瘦鵑被抄家，後來才得知這位鴛鴦蝴蝶派作家兼盆景名家，當紅衛兵摧毀了他嘔心瀝血培育的盆景之後，便殉了那些至美靈物，在自家花園投井自盡，落了個“人琴俱亡”的結局。
　　
　　 上海的舅舅平安，但母親的兩位同學皆遭抄家。行至杭州，“革命師生接待站”設在“南屏晚鍾”的淨慈佛院大殿裏，莊嚴佛像已蕩然無存，僅發現一尊雕工精美的漢白玉觀音，橫倒在後院的山坡上，但已經沒有了頭。接待站的夥食很好，但每天燒飯的燃料，是一籮筐接一籮筐的佛經雕版……。到南昌後我無心再走，折回首都。
　　
　　 張阿姨與母親的通訊時斷時續，到了“清理階級隊伍”的1968年，突然消息全無。母親得到一個不確切的傳聞：張阿姨和小遷一同上吊自殺，但始終不肯相信。她們既不是“黑五類”更不是當權派，沒有必死的理由。
　　
　　 “文革”結束後，人們開始尋找在浩劫中下落不明的親友。我在董竹君、許寶騤兩位前輩的熱心幫助下，輾轉找到了張阿姨在北京的弟婦。當向這位老太太說起我母親是張為璿的同學時，她平靜地回答：“我還記得令堂，可惜為璿早已不在人世了。”這本是我心中預料的答案，但還不甘心，又問小遷妹妹下落。老太太一下子痛哭失聲：“為璿把她也帶走了！”
　　
　　 原來“清理階級隊伍”時，劉先生被圈禁審查，工資被扣，音訊全無。張阿姨生活來源頓時斷絕，這意味著將失去最後的自尊。她不能過那種四下哀求“嗟來之食”的生活，毅然帶著愛女走上不歸路。待到劉先生解除審查，已經家破人亡。
　　
　　 與周瘦鵑先生一樣，張阿姨屬於那種極有教養、斯文安逸的蘇州人，一輩子從未傷害過任何人，也禁不起任何傷害。母女兩代閨秀，象兩件潔白細薄的精巧瓷器，任何震動都可能是致命的。我這位兒時玩伴，十七歲的花季少女，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牽著母親的手，象蝴蝶一樣從這個瘋狂的世界上悄悄飛走，消失得無影無蹤。她比我晚一年來到這個世界，但生活還沒有開始就已經結束。除了親友的哀痛之外，甚至沒有給社會留下任何記憶。
　　
　　 多年來一直想不明白，是什麽樣的母親，能忍心讓女兒殉葬？我不敢想象當晚母女相對投繯的細節。今天忽然醒悟：“質本潔來還潔去”，是女兒自願選擇追隨母親，保持做人的尊嚴。
　　
　　 行文至此，悲泣不能自抑……
　　 所有這一切，都是以一場“大革命”的名義進行的。
　　 法國大革命的殉難者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名義而行！”將“自由”換成“革命”，有什麽區別嗎？
　　
　　 魯迅筆下的狂人，從千年禮教的煌煌典籍之中，“仁義道德”的字縫之間，好不容易解讀出“吃人”二字。那場“光焰無際”思想照耀下的“大革命”，省卻了無數繁文縟節，直接張開血盆大口，不但當場吞噬活人，更吞下一代人心。
　　
　　 我不斷懺悔曾經對師長的傷害，我不再記恨任何無知者的傷害。人們可以相互原諒以往，但曆史從未寬恕過任何罪惡……
　　
　　
　　 2004年7月26日 改寫於風雨讀書樓 　　
　　章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