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晚年最輝煌--- 習近平同誌寫的《自述》全文

      我1969年從北京到陝北的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插隊落戶,7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的鍛煉很大.最大的收獲有兩點:一是讓我懂得了什麽叫實際,什麽叫實事求是,什麽叫群眾.這是讓我獲益終生的東西.二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 
      記得父親要求我們從小就要做講團結和善於團結的人.走上社會後,對這一點的體會就更深刻了.我感到:凡事團結處理得好,工作就能做得比較好;如團結處理不好,凡事就做不好.特別是當年上山下鄉到陝北,遠在千裏之外,舉目無親,靠得就是團結.在梁家河我跟大家一起幹活,生活習慣了,勞動關也過了,群眾到我這串門的人也多了,我那窯洞逐漸成了那個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絡繹不絕,講古今中外,講他們感受到的新鮮事,漸漸地就連支部書記有什麽事都找我商量.他說,年輕人見多識廣,比他懂得多.回想我剛下鄉的時候,大概有二,三十個知識青年,都是軍隊幹部子弟,半年後大部分都當兵走了.近一年時間裏就我一個堅守在那裏,感到十分孤獨.但當我適應了當地的生活,特別是和群眾融為一體時,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樂.
       我先後寫過十份入黨申請書,由於家庭的原因,都未獲批準.後來村裏和公社要留我,又將我的入黨問題交到縣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黨問題時,當時的縣委書記說,這個村姓氏矛盾複雜,他"整社"整得好,需要他留下來繼續鞏固;他爸爸的結論在哪兒?沒有,不能因此影響他入黨.所以就批準我入黨,而後讓我當了大隊支部書記.
       我那時一邊當著村幹部,一邊總渴望著有機會能上學深造.那時候報大學,清華有兩個名額在延安地區,一個分給延川縣.我三個誌願都填清華大學.縣裏將我報到地區,地區不敢做主,清華大學來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請示清華大學.這又是一個機遇.1975年7,8,9三個月,正是刮所謂的"右傾翻案風"的時候.遲群,謝靜宜當時顧不上清華大學的具體工作,劉冰同誌主持工作.當時我父親剛剛解除監護,下放到洛陽耐火材料廠,耐火材料廠開了個"土證明":"習仲勳同誌屬人民內部矛盾,不影響子女升學就業."於是我踏進了清華園.
      上山下鄉中對學習的渴望,使我與清華大學結下了讀書緣.從政近二十年後,我在職讀博士研究生就是在清華大學讀的,學的是馬克思主義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我結合實踐,對中國農村市場化建設,農村擺脫貧困,福建山海聯動發展,現代農業理論與實踐,福建省發達地區率先基本實現農業現代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與完善,農村市場化建設與中國加入WTO等進行係列研究,著書並發表文章.上山下鄉的經曆使我對基層有了深刻的了解,作出了再下基層的選擇.1982年我從中央軍委辦公廳下到河北正定縣.當時有許多人對我的選擇不理解.因為我在至河北之前是給耿飆同誌當秘書,他當時是國防部長,又是政治局委員.那時候從北京下去的人,有劉源和我.我們倆不謀而合,都要求走跟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基層離群眾最近,最能磨練人.有了上山下鄉的經曆,我對再下基層充滿信心,並義無反顧地下去了.
      上山下鄉的經曆,使我增進了對基層群眾的感情.對於我們共產黨人來說,老百姓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我們必須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要時刻牢記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時刻將人民群眾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讚成不讚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想問題,幹事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像愛自己的父母那樣愛老百姓,為老百姓謀利益,帶著老百姓奔好日子,絕不能高高在上,魚肉百姓,這是我們共產黨與那些反動統治者的根本區別.封建社會的官吏還研究"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們共產黨人不幹點對人民有益的事情,能說得過去嗎?
      總之,上山下鄉的經曆對我的影響是相當深的,使我形成了腳踏實地,自強不息的品格.腳踏在大地上,置身於人民群眾中,會使人感到非常踏實,很有力量;基層的艱苦生活,能夠磨練一個人的意誌.而後無論遇到什麽困難,隻要想起在那艱難困苦的條件下還能幹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於挑戰的勇氣,什麽事情都不信邪,都能處變不驚,克難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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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上山下鄉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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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不清博主為什麽不到朝鮮去，或者起碼回到中國，卻呆在老毛的宿敵的西方歌頌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