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中國人都應該反思(ZT)

     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閉幕後，溫家寶在回答中外記者提問時說“在網上聽到有‘拍磚’的聲音，我並不感到奇怪，我以為這是正常的事情。群眾許多批評的意見值得我們深思。”

     不察不明，不思則罔。人類曆史的前進包括科技文明，大到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小至一項科學實驗成功，無一不是在總結前人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取得的。反思，不是要肯定以往的一切，亦非要否定過去的全部。反思是為了吸取教訓、利用經驗，反思是為了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反思是為了減少盲目性片麵性更加科學化。

      曾幾何時，這樣的常識常理，卻在“精英”們那裏一度成為“死結”？在他們眼裏，“反思文革”就是“肯定文革”，“反思改革”就是“否定改革”。反正，隻要他們認為不如意的（比如“挨批判”），你的“反思”就隻能“全盤否定”；隻要他們認為對自己有利的（比如“偽改革”），你的“反思”就隻能“全盤肯定”！在他們眼裏，“民意”不過是“阿貓阿狗”，連共產黨都被他們認定為“沒有登記”而“非法”！

      直到近日，溫家寶總理在“兩會”後答中外記者會上公開指質（如果是‘批評’，不知該不該發生在這種場合？）直轄市重慶市委主要領導（政治局委員）工作“必須反思”。其態度之決絕，在對待以前部屬某些部門的特大腐敗案所未有，令人驚歎，這也是頗具詩人氣概長期擅長仰望星空才能具備的大勇！新聞歲歲尋常出，獨有今年出得殊。

      千夫諾諾，不如一士諤諤。無論是危言聳聽，還是前鑒警鍾，其價值都會比別有用心的粉飾藏汙更利於前行。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總要有一批真正心憂天下、勇於擔當的人，總要有一批真正從容淡定、冷靜思考的人，總要有一批真正剛直不阿、敢於直言的人。

      1987年鄧小平回顧近十年的改革曆程時指出：“中國不存在完全反對改革的一派。如果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鄧小平對改革開放的反思:鄧小平說中國不存在完全反對改革的一派等等論斷，是“精英”們最忌諱的，有誰見過他們在什麽場合引用過一次？！而“白貓黑貓”、“摸石頭”、“少數人先富”、“不爭論”卻被他們不厭其煩地泛化異化濫用至今，可謂司馬昭之心！

      我們的總設計師，反思改革比誰都早: 早在1985年就高瞻遠矚地指出：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麽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987年4月，鄧小平又指出：“（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同時也有右的幹擾，概括起來就是全盤西化，打著擁護開放、改革的旗幟，想把中國引導到搞資本主義。這種右的傾向不是真正擁護改革、開放政策，是要改變我們社會的性質。”

      “關於文化大革命，也應該科學地曆史地來看。毛澤東同誌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至於在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總結一下，這樣對統一全黨的認識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曆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有必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對這樣曆史階段做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要經過更長的一點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做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段，可能會比今天我們說得更好。”（《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9頁）

      “中國如果出現了千萬富翁、億萬富翁，我們的改革就失敗了，我就成了曆史的罪人！”

       溫先生南尋廣廣，再次號起貓論人“不GG死路一條”的絕話，卻難以啟齒那畫圈老頭“走了邪路成了罪人”的讖語。

       這些年來，貪官揮霍、卷走、豪賭多少萬億，官場‘三公消費’多少萬億，為“穩定”投入的國家機器多少萬億；為冤枉付出的“治汙”、“善後”、“打假”、“空餉”、“學費”、“豆腐渣”多少萬億；外資僅從股市虜走多少萬億；一窩蜂“競爭”、“發財”報廢、浪費的資源多少萬億；成千上萬被毒、被埋、被殺、被虐、被逼而送命的慘案；賣企業、賣資源、賣土地、賣債券、賣國格人格；我們的“發展”，究竟有多少“經得起實踐、人民、曆史檢驗”的業績！？

      不久前南方報係的一位記者勇敢地站出來說出了一句實話：“毛時代沒有知識分子所喜歡的那種民主自由，但那個時代也沒有貪汙腐敗，沒有妓女、沒有吸毒和黑社會，沒有艾滋病，沒有官商勾結，沒有包二奶，沒有豆腐渣工程，義務教育學費很低，看病有公費醫療，醫生也不拿紅包，還深入鄉村去給農民治病，這些條，今天的社會能做到其中一條，都很了不起了。”（《拒絕妖魔化毛時代，是是非非1949-1978》）

      一個人的榮譽與威望是靠他的言行建立起來的（一個政府、一個政黨亦如此）。最初“粉碎四人幫”與“改革開放”所以得到廣大人民擁護，是因為毛主席創建的黨與人民政府之前一直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為人民服務，人民對黨與政府有無限的信任和深深的依賴，人民總是相信黨和政府的一切決策與號召。主席去逝後，人民依然認定“山還是那座山，墚還是那道墚”。加之許多“改革”都打著“為民造福”的旗幟，所以你做的任何舉措在人民不了解真相以前都會因“前人栽樹”而得到“庇蔭”。但當後來人們一步步發覺前後的巨大反差：一個為公，一個為私；一個為人民大眾，一個為少數權貴, 突出表現在豪華氣派的樓堂館所、威風八麵的衙門作風、官僚腐敗、退休雙軌製、“公務員”偷偷摸摸加薪、及官場潛規則、市場潛規則造就為數驚人的“官二代”“富二代”令公平正義蕩然無存兩極分化日趨嚴重之後，原先垂範建樹起來的廣泛信任與擁戴（群眾基礎）就毀於一旦：江蘇宿遷市今年上半年曾試探“群眾不滿意的事”征集活動，結果短短的20天就征集到“群眾不滿意的事”651件（《文萃》報2011-05-30）。

       如此這般，最終便出現人們普遍的心理逆反：“假的我們不信，真的我們也不信”的局麵！這就好比一個小偷，當他被捉住時寫下白紙黑字保證“永不再偷”並當眾賭咒發誓，善良的人們是會相信他並原諒他的，可他一被釋放（得勢）就舊病複發，以為人們已經信任他了，便有恃無恐，大偷特偷。你說，以後他再說得好聽，人們會再相信他能改惡從善嗎？列寧說：“政治上采取誠實態度，是有力量的表現，政治上采取欺騙態度，是軟弱的表現。”

       多少年來，我們在“摸著石頭過河”“不管白貓黑貓”的思路下，以“改革”的名義，究竟把哪些方麵“改”好了？在哪些方麵“和諧”了？使哪些方麵更具“社會主義優越性”了？讓哪些方麵更體現民生民主人格國格的“進步”了？又在哪些方麵弘揚光大了共-產黨人的革命初衷、執政宗旨而使“共-產黨”更加名正言順、堂堂正正了？全國人民都該反思！
 

    一、反思“跟著美國的國家都富強了”
 

      有的人以此為由頭，決定把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建立起來的一個人口占世界第一、國土麵積占世界第三、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擁有絕對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實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公有製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捆綁在實行資本家私有製（資本）的資本主義舊美國的軀殼上！不惜以損害國家主權為代價，把默認允許美國向我國的台灣省出售武器作為“跟著美國”去求“富強”的見麵禮！請問這號人及其追隨者：

      我們“跟”了這些年我們是“富”了還是“強”了？如說“富”了，還會有大量內債外債？“富”了，還會有老百姓的“N座大山”？“富”了，還會有公民“醫療”“教育”“勞動者工資福利”等等占比在世界倒數前列？“富”了，還會有物價天天漲？“富”了，還會有那麽嚴重的“兩極分化”？等等。

      如說“強”了？那就不妨看看咱們的周邊：看看駐外使館的安全性,看看南海,看看釣魚島,看看誰在誰家門口動武示威；“強”了？人家總統來訪，敢把咱們國家權威媒體的的采訪要求拋在一邊，卻點名要由某某地區刊物“獨家”專訪？等等。

      難道他們所主張的“跟著美國”去求“富強”，就是“走回頭路”即改變中國的社會製度、讓勞動者重新淪落為雇傭奴隸嗎？就是放棄獨立自主、把中國和資本主義世界的首領美帝國主義捆綁在一起？就是迎合美國損害國家主權、默認允許美國武裝台灣省以抗拒中國統一？就是讓美國人利用“便宜的中國勞動力”在血汗工廠裏創造的財富去享樂？！就是讓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控製中國28個主要產業部門中的21個甚至28個主要產業部門？就是為了要製造出“中美國”這樣一個“連體雙胞胎”：中國“負責儲蓄”、美國“負責消費”，把“中國政府”變成“美國的銀行”？

愛因斯坦在1949年寫道：我認為，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上的無政府狀況，是真正的罪孽之源。我相信，要消除這些罪孽，隻有一條辦法，那就是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經濟，以及一套以社會主義目標為方向的教育製度。在這種經濟下，生產資料歸社會本身所有，並以有計劃的方式加以利用。計劃經濟使生產適合社會的需要，使能工作的人都有工作，並將保證每個男女和兒童的生活。對個人的教育，除發揚其天賦才能外，還將試圖培養他對同胞的責任感，以代替我們社會中對權力和成功的崇拜。”

   1973年，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訪華演講中有一段話：到20世紀結束的時候，評價一個國家成就的標準將不再是這個國家的GDP乃至他的經濟實力，而是看這個國家的政治製度在多大程度上給廣大的民眾提供了基本福利以及參與政治的能力。特魯多說：“尊敬的毛主席、周總理，我覺得這就是你們開創的一個先進的製度，這就是加拿大人民對你們表示尊重的原因。因為我們也在努力建立覆蓋全民的醫療製度，也在努力為一般勞動者參與政治提供機會，是你們拋棄了過去社會的發展觀，而力圖去建立一個新的和諧國家，在這方麵你們是屬於未來的領導人。”

      2012年1月5日，美國總統奧巴馬與國防部長帕內塔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普西，公布了題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的新軍事戰略報告。新軍事戰略明確把中國列為美國頭號敵人。在一個人口占世界第一、國土麵積占世界第三、擁有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絕對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的世界大國裏，權威人士放棄毛主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國方略，“跟著美國”去求“富強”，無異於邯鄲學步，簡直就是與虎謀皮；為了討好美國，損害國家主權，不顧人格國格，采用美其名曰“光晦”乃至“還要管一百年”，豈非荒唐透頂禍國殃民自取其辱！
 

    二、反思“GG成果”
 

      這30餘年一心依賴外部投資，兩眼緊盯招商引資，出賣資源，出賣勞動力，出賣特殊政策賺了產值，卻把勞動者創造的實際財富即利潤送給了國際資本和本國的資本家，使廣大勞動群眾仍然處於相對貧困的地位。

      耶魯大學的陳誌武教授，寫了一本暢銷書叫《金融的邏輯》，他說：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不是沒有財富，而是沒錢，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有很多財富，那個時候所謂中國的“窮”，不是說中國沒有財富，而是說沒有把財富統統變成錢、沒有把真正的財富變成“紙上的富貴”、變成鈔票而已，這個說法，恐怕也會使那些把新中國的前三十年說成“人間地獄”的糊塗蟲們很不自在。作為一個著名經濟學家，陳教授確實敢言，比如，他說中國過去改革開放前是有財富，隻是有政策管著，不能變成錢而已。這個話就很有意思，別人恐怕還真不敢這麽說，或者不願這麽說；他接著又很精彩地說：改革開放不能簡單地說是創造了財富，而是創造了錢，當然還創造了債務，創造了透支未來的方式，我們主要的工作就是把這個財富變成錢了。怎麽變成錢了呢，他說我們通過四種方式把財富變成錢了：第一個是，我們把國有企業賣了就變成錢了。第二個是，我們通過賣土地就變成錢了。第三個是把個人和家庭，把他們的未來給賣了，又變成錢了，第四個是，把政府未來的財政收入當債券發售，把未來透支了，更變成錢了。

      有位政協副主席稱“中國改革發展付出了很高的成本”。事實是不是如此？人們隻要逆向思維一番，就能得出結果,正若有學者指出的那樣：說到“改革成就”，我們豈能隻看到摩天樓、高速路，而不顧其背後? 如果再：

抽掉毛澤東時代的高積累後，

提取治理被汙染環境的高額成本後，

償還國家對（或曰“補償”）毛時代創業者的欠帳後，

償還巨額的內債外債（原來既無內債又無外債）後，

扣除超前消費（或賣掉）的不可再生資源價值後，

提取為恢複廣大人民原先就享受到的免費就醫、免費上學、免費住房、免費養老等等支出後，再除去外資在華資本等，我們還有多少“剩餘”？
      這種剩餘才是不折不扣的“成就”！祖輩的先產,外人的股票,子孫的天財等,凡不是自己創造的果實，算“浮財”可以，與“成就”挨不著！至於那“帶血的GDP”，國人更是痛心疾首，有網友戲稱如果咱們也像某些國那樣災難幾個人就降半旗，那就可能降下來再也升不上去了!

      還有學者指出：如果按毛澤東路線執政治國，社會、自然文明和諧不用說，就比經濟發展，絕對不用這麽長（30年）時間，戶戶有別墅! 你想：這些年貪官揮霍、卷走、豪賭多少萬億，官場‘三公消費’多少萬億，為“穩定”投入的國家機器多少萬億，為冤枉付出的“治汙”、“善後”、“打假”、“空餉”、“學費”、“豆腐渣”等等，投入多少萬億，外資僅從股市虜走多少萬億，一窩蜂“競爭”、“發財”報廢、浪費的資源多少萬億? 難道這麽些天文大鈔還不敷造那點房子之需？！更不會出現成千上萬被毒、被埋、被殺、被虐、被逼而送命的慘案！因為毛澤東思想隻會叫壞事變好、好事更好，壞人變好、好人更好！當然更加不用去賣企業、賣資源、賣土地、賣債券、賣國格人格“籌款”的，等等。

      我們是立足於國家、民族、人民? 還是隻為個人政績出“彩”為了數字出“官”？是立足於長久發展大計？還是隻顧眼前蠅頭小利？毛澤東時代為何大力發展重工業、自力更生搞兩彈一星、並且帶頭勒緊褲帶渡難關，其深謀遠慮難道毫無道理？我們現在動輒就說那時“缺吃少穿”不如現在好，其實不是那時的不好，而純粹是我們的判斷錯誤：一是你怎能說二十歲時這般高就嘲笑十歲時那麽矮？有些東西是時間的結果，不是個人的對錯，要比應該這樣比：如果按那時的舉措也走到今天，我們會不會還缺衣少食？恐怕不會！說不定還杜絕了前“腐”後繼，假冒偽劣，兩級分化，“五毒”之害；二是忽視了“前因後果”的聯係，如果沒有那時奠定的強大的工業、農業、科技、國防、教育、外交等方麵的基礎，沒有那時的高積累，我們的“改革開放”能正常起步嗎？再說搞輕工業見效快，在國家安全無憂之下生產吃穿用品很快即能“琳琅滿目”供大於求，如果不是弱智或別有用心，誰能說能造出火箭衛星的時代就生產不了褲子，礦泉水！？“不知感恩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我們永遠沒有理由割斷曆史甚至全盤否定曆史。

      有學者指出：“改G開F”造就了下列一幫‘人精’、畸形的暴富與特權①外：商買辦族（台港澳資本），②有權有勢族（官僚及其親朋、黑惡組織、‘潛規則’橫行圈），③無法無天族（造假製毒、盜搶拐騙、偷稅逃稅者），④投機鑽營族（MBO、奸商、買辦、認錢作父有奶即娘的‘專家’‘學者’），⑤體製圈內族（‘雙軌製’、食稅群，壟斷行）。

       前年北京國際車展上，一位擦著鼻涕的礦主要買幾百萬一輛的法拉利轎車，當車模小姐告訴他這車很貴時，這位礦主“啪”的鼻涕一甩，指著車模小姐喊道：“開個價吧，連你一起買走”，最終幾位礦主從車展上買走了80多輛法拉利轎車。

       除部分高中級公務員外，廣大普通民眾的實際收入大有下降。同樣約30年的經濟起飛，日本工資趕上了美國，中國工資卻隻有美國3%的原因，這就是為什麽那麽多富豪、權貴拚命向國外轉移財產和親屬的原因，這就是為什麽在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人民會重新陷入“三座大山”壓迫的原因，這就是在公共福利如醫療公平性等方麵，聯合國將中國排在倒數第四落後於非洲國家的原因。

       擔心“成果還有可能得而複失”，這“成果”是什麽？是0.2%的人（最新統計）掌握了國家70%以上的財產！是人民幣對外不斷升值，外匯儲備不斷縮水；對內不斷貶值，物價持久上漲！是“兩極分化愈演愈烈，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是每個人越來越沒有安全感，連吃什麽安全都心中無數，到處鐵門鐵窗！是貪官貪多少個億也難判極刑的“嚴懲”！是有理也不準上訪必得送你去精神病院的“寬容”！是普通勞動者都隨時隨地擔心自己的飯碗，擔心生病、養老、教育、居住的“天賦人權”！是有一點收入的階層都變成這“奴”那“奴”！還是每年上百萬大款大腕公子千金移居海外！等等。香港《太陽報》《誰在薄熙來背後捅刀子？》一文一針見血：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社會朝著精英化發展趨勢，以權貴資本為核心主導社會的發展進程，促使社會變化朝有利於精英、權貴的方向發展。

不要總是用現在連下崗工人農民工甚至乞丐都能看一看電視坐一坐公交車就認定最窮的人也比古代皇帝過得好。整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步伐是不以某個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奴隸社會強於原始社會，封建社會強於奴隸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強於封建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應當強於資本主義社會！不信你到非洲的許多國家走走看，那裏一樣有大彩電小轎車與高樓大廈。人們對諸多社會弊端的心裏憤怒更多的是緣於橫向的比較，是對公平正義的渴求，是對國家、民族、未來的關注！改革如果不能使公平正義弘揚、民主法製強化，使該富的人富、使絕大多數人富，那麽改革有什麽意義呢？

       所謂引進外資，就是外國資本家拿一筆外匯，如美元到中國銀行換人民幣，在中國國內辦廠。由於中國不使用從外資手裏換來的美元，等於免費奉送財富給外國資本家辦廠，而利潤都歸外國資本家。我們為什麽不能借錢給自己的老百姓辦廠，讓利潤歸中國人，非要送給老外？正是我們壓製老百姓收入，使企業利潤微薄，又優惠引進外資，擠跨內資，使國內企業徹底倒閉。

      我國眼下許多國家工程如航天、防務、救災重建等等，還靠計劃經濟辦法行事才最有效、最可靠、最經濟、最震國威、最得民心。難怪西方經濟學家都認為：市場經濟隻適合私有製國家，並不適合社會主義國度。最近，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教授一針見血指出：中國現在很多經濟問題都和右派在錯誤的假設前提下堅持的理念和政策有關：90年代末的“北京共識”認為國有企業隻要抄襲一些西方企業的表麵形式也能成功（如上市、股票期權、董事會、高薪等），中國的改革因此付出了，而且還在付出著巨大的代價。

       就連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當年競選美國總統時都說過：把美國推向空前的經濟危機的，不是哪一屆政府，不是哪一項具體的政策，而是一套完整的、根深蒂固的“經濟哲學”，這套經濟哲學最荒謬之處是聲稱：一個人、一個國家可以通過負債和透支未來而變得無比強大。而正是這樣一套經濟哲學摧毀了美國。

      加入“WTO”給我們究竟帶來了什麽好處？緊跟西方列強鼓噪的“經濟全球化”我們得到了什麽？與頭號霸主一起“反恐”怎麽還會出現拉薩騷亂烏市暴亂？為何俄羅斯至今都不理“WTO”那個碴？“經濟全球化”了，為何西人動輒就弄“貿易壁壘”就對我“反傾銷”？為何都“戰略夥伴”了，我周邊卻豎起那麽多劍拔弩張的“軍事基地”？

      改革開放30年形成的最堅固意識形態與方法論是：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建設以GDP為中心，GDP以房地產為中心。殊不知，GDP既不能反映公共服務的作用，也不能反映經濟發展質量、存量財富的增長，更不能全麵反映社會進步、生活水平乃至資源環境的變化。何況，平均每年9%以上的GDP增速背後伴隨的是難以負荷的高汙染和高消耗。

      所謂的“改革開放經驗”，更不應該是建立在走私、造假、“遇著紅燈繞道走”、破壞社會文明誠信、靠對廣大勞動者的剝削（如廣東十年不長農民工工資，而物價上漲三倍）、靠“高工資”的引誘、靠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靠特殊優惠政策等等基礎上的“歪經邪道”！隻有那些靠艱苦奮鬥、自力更生、弘揚人格國威、立足國家民族與老百姓利益之上的成就才配得上“舉世矚目”！

      誰也不會故意去反對什麽“改革開放”，關鍵是由誰去搞改革開放？用什麽思路手段去搞改革開放？改革開放的結果是什麽？記得鄧小平先生說過“要摸著石頭過河”，既如此，改革開放30年就不可能沒有失誤，有失誤該不該反思？該不該糾錯？如果原來的發展“硬道理”繼續“不爭論”，中國還有必要推出“科學發展觀”嗎？
 

    三、反思“言論自由”
 

    某些先生最喜歡標榜“現在言論自由”，其實呢？過去工人農民小百姓可以給廠長書記頭頭腦腦當麵鑼對麵鼓提意見捅短處，甚至可送大字報，如今你對老板、上司試試看？！別說他有錯,就是他腐敗犯法，你去揭發看會是什麽結果？！“網絡還是自由的”，但是任意地封站、刪貼、黑網友ID、封正義網站，卻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說網絡還有一點“自由”，也不假，那是因為網民先交了一筆不菲的費用購買了網絡資源使用權，這個“使用權”不僅是瀏覽權，也包括表達權！當然由於網絡的“無限性”，想管又管不了那麽多，也是不能不在“一手遮不住天”時透出一些“自由之光”！

     要說真正的“言論自由”，它既不屬於你，也不屬於我，隻屬於極少數的“主流精英”：他們不僅“自由”，而是到了霸道的地步：他們可以指鹿為馬、可以顛倒黑白、可以自拉自唱、可以血口噴人、可以朝三暮四、出爾反爾、可以無中生有造謠惑眾，唯有一條不變：始終將老百姓與讀者供養的輿論工具壟斷為小集團的喉舌，任其信口雌黃。像□□春秋、□□周刊那樣，盡管也常聽其鼓噪“言論自由”、“解放思想”、“發揚民主”，可一遇著與他們相左的說辭，即便是有約在先，也要一腳把你踢出去！就這般，他們還能厚著臉皮指責毛澤東時代“壓製言論自由”，然而，鐵錚錚的曆史紀錄卻是：右派們最耿耿於懷的57年的夏季，毛澤東指示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連續一個多月發表他們的文章，而且“一字不改”！如今，反毛澤東的“精英”們所把持的媒體，別說“發一個多月”別人的文章，就是能發個一篇半篇、隻言片語，也算他們有點人格、氣量！謂予不信，哪一家媒體也發一次左派的代表性文章試試！？？

    再看九大主席團：左右各半都在，上去平起平坐，如今什麽會，清一色都是“自己人”吧？

   “領導人民打麻將”，現在確實“自由”了，可以賭，可以YIN，可以騙，可以竊，可以貪，可以黑社會，可以走私、販毒、製假、拐賣人口。有錢都能使“鬼”推“磨”；當然，你也有可以因飯碗被砸或靠不住，為了生存日夜奔波到處撞牆，全力以赴還要提心吊膽的自由。但是，你要想控告上司、老板的無法無天，要想憑證據與天理良心打贏官司，要想靠誠實勞動與正經智慧賺錢致富，要想在官場做個廉官、在商場做個信商、在職場靠德才實績晉升、在社會上靠“三老四嚴”博得眾望、在……，你貌似有自由而沒自由，最大的自由卻被那個從不言“自由”的主兒壟斷了，他可以一手遮天，言之成法，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再不用你去關心什麽“國家大事”，因為你既沒閑空，也沒精力，連養家糊口生老病死都心底無數，誰還去盡“匹夫之責”！？如此，他們不是就可以放開手腳該“先富”的先富，該“三公”的三公，該“綠卡”的綠卡，該“升天”的升天。為所欲為完全不用擔心後怕了！

      可憐三十多年來，好端端一個原本祥和安樂的中國，被走資派折騰得雞飛狗跳，戾氣衝天，危機四伏。普通民眾失去了集體利益的社會基礎，成了孤零零的原子，為了個人生存，不得不相互競爭，不得不拚盡全力爬到社會食物鏈的高端，不得不建立起自私自利、弱肉強食的生存觀念，他們再也難有機會去關心他人、關心集體，去思考社會問題，去造不合理社會的反了。而走資派，在挑動群眾鬥群眾中看著群眾鬥群眾，成功地把階級矛盾轉換成了“人民內部矛盾”，使自己的統治穩定了三十多年。每每想起古羅馬鬥獸場的場景：古羅馬的貴族們坐在高台大座上，興奮地看著下麵鬥獸場上奴隸和奴隸、奴隸和野獸們相互拚殺；而那些馴服地為貴族們提供血腥娛樂的奴隸和野獸們，為了保住自己的一條命，他們把自己可憐的同類視作你死我活的敵人，而不是高高在上欣賞自己表演的的貴族們，曆史是多麽驚人的相似！

      什麽是“文革錯誤的遺毒和封建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是誰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是誰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是誰隻準周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是誰大搞家天下一言堂？是誰倚官仗勢弄權斂財？是誰公子犯法不與庶民同罪？

憑什麽人民賦予的權力有人不為人民服，務而為人民幣服務、為自己謀私？

憑什麽有人的親屬無功無能無品，經商就可以發大財、入吏就可以升高官？

憑什麽有人可以一手遮天為所欲為，別人連申訴上訪的表達權都受到壓迫？

憑什麽身為高官，卻始終不敢公開自己的資產，而要千方百計封殺別人對他家族財產的質疑？

       為什麽人們隻見他到處發願到處流淚，就是不從根本上去解決關鍵問題，反而使問題日趨嚴峻？比如收入差距、比如‘公仆’加薪、比如各種‘雙軌’製、比如食品安全、特別是轉基因主糧，為何隻要中國底層老百姓吞咽，而絕禁流入外賓餐桌、自己更是嚴防死守搞特供？不管群眾如何反感，不管大眾怎麽質疑，自家怎麽就從來不“反思”呢？！更多學著在省問：當今這個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在憲法裏取締工人的罷工權？還有哪個政府敢一次砸掉幾千萬公民的飯碗？還有哪個社會能如此允許資本家成年累月地拖欠勞動者的工資？

有位大人物在公開場合經常引用“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的治國箴言，對照某些專愛在鏡頭麵前大倒“苦”水、取寵，背地“悶聲發大財”的“公仆”姿態，到底“廉”在何處、“公”在那裏！？“中國某些自稱信仰自由主義和普世價值的官員和學者，其實是中國最腐敗、最黑暗、最獨裁、最無恥的勢力。他們整起人來、搞起政治黑幕和暗箱操作來，比任何人都黑！”

       有學著指出，眼淚不都是善良的，也不都代表同情與悲憫。這世上有吃人不吐骨頭的鱷魚之淚，有貓哭老鼠的假慈悲之淚，也有專為人家哭殤賺取作孽錢的假孝子之淚，更有專為博取大眾信任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炒作做秀之淚。
 

    四、反思“社會不穩定根本原因”
 

      有學者認為所謂“改G”就是把你打傷再治療，搶劫後再救濟。你盡管元氣大傷卻會因受到‘安撫’而感激不盡，認為形勢‘越來越好’，糊裏糊塗地滑入他們‘盛世’、‘共享’的合唱隊伍裏。其實，原來就屬於你自己並已享受了的權利被無端剝奪與多少年後的那點‘補償’，誰更值得感激？為什麽一覺醒來他成億萬富豪；你卻一貧如洗？難道真是他們一夜之間修成了天才？為何建國初的30年、為何今日世界其它國家沒有如此‘奇跡’呢？

      學者指出，“改革”出台的政策好像都是為有權有勢者“錦上添花”、減輕責任，所以接二連三地喊“健全”“法製”；而自己從不以身作則、更不“先天下之憂而憂”、甚至於吃裏扒外坑害百姓。這就是現在殺了遠不止一個“劉青山”還“前腐後繼”的關鍵所在！

      古今中外社會不穩或改朝換代，根本原因，難道是生產力發展不夠快？還是因社會大不公引發的？公平，隻有別有用心的人才會理解為“絕對平均”！正如一部名著上說的：“隨著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成為一種常態，中國的宣傳和政策越來越偏袒有錢人，對不當致富的人及其行為緘口不言，好象生怕得罪了他們。事實上，今天不少富人的致富往往是建立在對中低階層擠壓的基礎上，許多人的‘富起來’不但本身就是非法活動的結果，而且他們積聚財富、隱藏財富的方式不可能帶動社會其他階層經濟狀況的改善，在他們迅速致富的過程中，可以看到占人口大多數的民眾正經曆著相對甚至絕對的貧困化。”

      《老百姓關心的16個國事難題》，世界銀行先前發布的《貧困評估報告》指出，中國現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中國的窮人卻更加貧窮了，不是相對貧窮，而是絕對貧窮。什麽社會狀態才是文明和諧幸福的？隻要一提到那個沒有資本剝削、兩極分化、貪贓枉法、買官賣官、雇凶殺人、假冒偽劣、黃賭毒黑、下崗失業、拖欠工資、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血汗工廠、黑窯黑礦、拐賣人口的年代，人們就會充滿自豪感與幸福感，就會自然而然地回顧那個時代的領導作風，幹群關係，黨在廣大人民中的威望，政府與老百姓的唇齒相依，難忘那個在毛主席領導下人民當家作主、揚眉吐氣、領導吃苦在前、以身作則、國威天下的光明時代。那個“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毛澤東時代，正是毛澤東的領袖風範和他始終不渝的群眾路線鑄就了那個時代的金光大道！

      毛澤東時代是多數人對少數人專政，所以很少司法資源即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且行政成本微不足道；今日不僅“立法大躍進”，各種司法資源密密麻麻，隊伍空前，裝備超前，乃至“武裝到牙齒”，怎麽還弄得“腐敗難以遏製”、“刑事案件大量上升”“群體事件有增無減”？每年二、三百萬人自殺，幾十萬人因汙染而喪生，上千萬被逼流浪上訪，黑磚窯、黑礦主、黑社會、黑心老板、血汗工廠製造多少人間災難？有人想起‘總設計師’執政那陣，大興“傷痕文學”，如今若來個繼承“傳統”，讓大夥也能倒倒“苦水”，會不會弄得“罄竹難書”、“洛陽紙貴”？

      “乞丐、小偷、妓女、強盜風起雲湧；罷工、討薪、上訪、鬧事波瀾壯闊；又是公安又是武警，長槍、短槍、衝鋒槍、盾牌、騎警、大狼狗；防盜網、防盜門、電子眼、防搶防騙，防不勝防；滅黃滅毒，越滅越猖狂；胡長清、李真、陳良宇、鄭少東、皮黔生、朱誌剛、許宗蘅、謝韜、李銳、牛鬼蛇神群魔亂舞；貪汙腐敗層出不窮，先進先富先入黨，天下為私，反認它鄉是故鄉。”

      是警察武裝到牙齒、是無數法律法規、是到處封堵禁忌、司法資源動用越少越好？還是各種國家機器一齊上仍事倍功半好？在那個年代，許多單位都有真槍實彈，職工定期打靶練武，人們更談不上富裕，可一個地方幾萬人也沒見一個武裝警察什麽的，所謂的刑事案件（別說惡性的）發生率更可想而知！

      海水是鹹的，有人偏說是甜的，以為這是給海水“麵子”；包公的臉是黑的，有人偏說是白的，以為這是給包公“麵子”。同樣，對“改革開放”盲目地歌舞升平，才是一種地道的別有用心！它根本違背總設計師的初衷：鄧小平同誌從來沒有說過“改革”一定全是成功、一定不出問題，他早在一九八五年就高瞻遠矚地指出：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麽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報告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問題是重新走了一遍已經被認定為錯誤的道路。這種傾向必須糾正”。“目前的不少改革思路與做法都值得商榷”。（《新京報》2005年8月6日）
 

    五、反思“治國大道”
 

      毛澤東在與人討論《資治通鑒》一書時說過：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如果臣下個個寡廉鮮恥，貪得無厭，那非天下大亂不可。《共產黨宣言》指出：“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製”，“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製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決裂。”

      自古及今，官都是民的榜樣，“一把手”是官的榜樣，當官就是樹榜樣。不管我們承認不承認也不管我們是否意識到，這都是客觀存在。上梁正，下梁就不歪。要歪，也歪不到哪裏去；真歪了，也可以治！官風正則民風正，頭兒正則隊伍純。

      “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全國吃的東西非常緊張。毛主席跟大家一樣，好長時間裏，雞鴨魚肉統統沒有吃過。他每月吃的糧食，那時候也隻有18斤糧票。他多次對我們說，我是個普通的市民，一樣實行憑票、憑證供應，如布票、棉花票、糖果票、工業卷等。我們要和老百姓一樣，不管有什麽困難，一起共度難關。”（新華社《特稿：揭開毛澤東“億元稿費”謠傳的真相》）

      回首建國前三十年，難道那時的“法製”比現在健全？為何那時殺了一個“劉青山、張子善”能使腐敗“打住”，而今殺了遠不止一個“劉張”卻前“腐”後繼、甚至愈演愈烈？

      古今中外治國大道如出一轍：要想治好理順，一要上梁正（今日美國，1978年頒布了《政府官員行為道德法》，1985年推出了《政府工作人員道德準則》），二是弄明白誰會禍國殃民？即哪類人群有這個能量？是掌權有錢的人還是無權無勢的底層百姓？毛澤東始終堅持“治國先律己”,“治國先治吏”,“節製改造資本”社會就官清風正，百姓就明理有德。有錢也無法使“鬼推磨”，自然舉國上下心齊氣順，即便“十年動亂”，也不會出現“腐敗，失業，黑社會，拖欠工資、假、冒、偽、劣，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五毒之害，走私、倒賣文物、販賣婦女兒童，賣官買官，癌症村、艾滋村，‘黑磚窯’，黑心礦主，‘血汗工廠’外債內債，物價暴漲。”等等劣跡！
      當一個社會“發展”到做清官難、做好人難、甚至到了見危見難不敢救助、以至於連吃什麽安全都心中無數時，該不該反思點什麽呢？指導思想沒有問題，政策決策沒有問題，自身自家也沒問題，那“問題”出在哪兒呢？！

      一個讓人糾結的現象：過去大批知識分子、知名人士衝破西方重重阻截舍棄誘人名利紛紛回到一窮二白故土投身建國，如今盛世卻有那麽些精英豪富成群結隊移居海外，一年竟有百萬之眾！？難道當年的“海龜”們都不識時務！？

      可是，你看：無論社會被弄得如何問題成堆、危機四伏、民怨沸騰，當事者誰有過什麽擔當？有過什麽認錯？那怕一句道歉！？如有，那就是“毛澤東的錯”、“計劃經濟的錯”、“政治體製的錯”、“文革遺毒的錯”。而自己永遠是“沒有謀過私利”、“敢於麵對人民麵對曆史”。全天下有這樣的道理嗎？？？搗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來無有。

      “對於中國政府這樣一個龐大的行政機構來說，工作人員的道德問題應該說是核心問題，在執政和運用權力過程中，要不斷強調和重複個人的職業道德。隻有每個公職人員都有責任心，才能不斷改進政府的工作，提高政府效率和減少腐敗現象。”一位聯合國高級官員的話，是否刺破了官場亂象的要害？
 

    六、反思所謂“閉關鎖國”
 

      過去的年代真是“閉關鎖國”嗎？讀讀《論十大關係》，人們終於一目了然：我們應該學人家什麽，應該有怎樣的“主心骨”？不用說立國之初擁抱海外遊子回國，不用說簽訂《中蘇同盟友好條約》，不用說七十年代引進十數項成套工業設備，不用說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與一百多國建立外交關係並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就是那“香港回歸”，也都是毛澤東先生在七十年代與英國前首相希思談定了、並稱自己因年老隻能“由鄧小平等年青人去辦”的。（見電影《周恩來外交風雲》）。所以，有人說毛澤東“保守”，如果不是別有用心，那就純粹是無視當年的國情、世情的“想當然”！

      我們現在是不“閉關鎖國”了：連金融、央企這些國之命脈的改革都要把洋人請來當教爺，於是28個主要產業部門中的21個被人家控製，以至連國人一日三餐的口糧都命懸一線。至於那海軍將領所言“領土不能越守越少”，普普通通“P民”即使議論紛紛又能怎樣？把“開放”折騰成“放開”，把血汗錢送給人家花、把關鍵行業送給人家操縱、一言一行都觀洋大爺臉色而動，這世界哪個國度有我們這般“大方”？
 

    七、反思“餓死3000萬”
 

      說到“餓死幾千萬”，這在過去“非毛化”“去毛化”瘋狂年頭，曾不止一回被炒得沸沸揚揚！可“炒作”畢竟見不得陽光：這麽驚天動地的大事故，既沒有國家級統計數據，也沒有權威論證，有些“學者”竟然拿“學術界推算”就慌忙結論為“有記載的曆史上最大的饑荒死亡記錄”，甚至有的所謂“高級記者”大作全以道聽途說為“證”，這還有一點“學者的風格”嗎？！你把“推算”或“傳說”叫成“曆史記錄”，是想“自欺”還是“欺人”？是別有用心還是故意煽動？還有多少“學者”、“專家”能自相矛盾到如此地步？！

     再以實踐的觀點剖析:

     1、早有不止一位曆史研究者指出：日本侵略軍從9·18入侵中國到投降的十餘年，燒殺搶掠僅南京一次就亡我同胞30萬人，而民國公布的累計死亡數也不到“3000萬”，難道僅三年災害就能“餓死”如此天文數量？

     2、筆者有位在上海某大學做學術研究的早年同學，他出生在蘇北最窮的一個縣，在所謂“餓死”的時期，其父確實得了浮腫病，但後來是政府開倉收治了所有的浮腫患者，自己還曾去“探望”蹭了一頓紅米飯加大白菜燴粉條。據他回憶，當時他的家鄉並未有關於某個人餓死的傳說，但乞討之人是有的（他那裏每個生產隊差不多都有幾人，不是每家都有）。對此，他不無調侃地地問：“‘推算’能當數？還要統計局幹什麽？把‘推算’當‘記錄’的‘學者’，算我孤陋寡聞，沒見過！”

     隻要是一個正常人，智商再不濟，一筆簡單賬總該會算：當年全國人口不足6億，那就是說不到20個人就有一個餓斃，請“學者”們麵對：從那個年代活過來的人如今尚有數億（50歲以上者），你願讓他們“公決”嗎？！
 

    八、反思“市場能‘有效’配置資源”
 

     馬克思曾經明確指出過，社會主義將實行計劃經濟。在《資本論》中，有多處對比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狀態，指出社會主義將實行計劃經濟。馬克思說：“生產資料的全國性集中將成為自由平等的生產者聯合體所構成的社會的全國性基礎，這些生產者將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計劃自覺地從事社會勞動。”

      陳雲曾經指出：“計劃工作的規則：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思想來之於馬克思。在社會主義革命還沒有在一個國家勝利以前，馬克思就設想過社會主義經濟將是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這個理論是完全正確的。”陳雲同誌曾在總結我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前期的經驗時指出：“說到底，還是要有計劃按比例地穩步前進，這樣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則，造成種種緊張和失控，難免出現反複，結果反而會慢，‘欲速則不達’。”（《陳雲文選》第三卷第351頁）

      我國研究西方經濟學的老前輩、北大已故的老教授陳岱孫，指出西方國家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在社會主義中國強製推行新自由主義的險惡用心：西方要求這些國家：“取消國有企業，取消國家對經濟生活的管理特別是計劃管理，洞開國內市場，與西方國家牢牢控製的世界經濟接軌，其目的無非是要在發展中國家恢複殖民主義統治，在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演變為資本主義，或外圍資本主義。我們的某些學者十分賣力地在國內販賣這一套新自由主義貨色，而且非常頑固地加以堅持，實際上扮演了一個可悲的角色。”

      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聯合國就把資本主義國家稱之為市場經濟國家，把社會主義國家稱為集中計劃經濟國家。西方國家的學者都承認，他們實行的市場經濟，是以私有製為基礎的資本主義製度。

      世界銀行這個壟斷資產階級的金融組織，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報告中，客觀的肯定了計劃經濟的成就：“計劃製度曾經取得相當巨大的成就。這些成就包括，產出增加，實現了工業化，向全體人民提供了基本教育、衛生保健、住房及工作，而且似乎不受３０年代大蕭條的影響。收入的分配相對公平，廣泛的國家福利使每人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商品與服務。”

市場，真能“有效”配置資源嗎？看看這些年的事實，還不夠觸目驚心？毒品可以進“市場”，假冒偽劣可以進“市場”，嬰兒少婦可以進“市場”，公章文件可以進“市場”，官階肥缺可以進“市場”。對外“買什麽什麽貴，賣什麽什麽賤”；對內什麽賺錢一窩蜂地上一窩蜂地搶。僅假冒偽劣商品、豆腐渣工程，到底是配置資源還是浪費資源？僅銷售產品一項，銷售人員滿天飛，不說天價費用與“競爭賄賂”，這交通資源是“有效配置”的嗎？你還敢拿礦產資源、生態係統的破壞掠奪去證“實”嗎！
 

   九、反思“崩潰邊緣”
 

      有人不厭其煩地向國人宣泄“文革經濟到了崩潰邊緣”，事實果真如此？美國學者莫裏斯·邁斯納著《數字中國》一書指出：“毛澤東時期，工業總產值增長了38倍，重工業增長了90倍。1950—1977年工業產量平均以年13.5%的速度增長，如果從1952年算起也年增11.3%。這是世界同期最高的增長率。如69、70兩年GDP增率分別達16.9％、19.4％。實際上，毛澤東時期的經濟增長數據並沒有反映經濟的實際活躍程度，隻反映了其中的一部分。”另幾大塊未被計入的經濟成分：如三線建設、服務行業、資源土地、義務勞動等等創造的價值等。如果按市場經濟的GDP上報方法，其綜合經濟增長數據應比公布的統計數量的多得多！

      文革時期是新中國外交上最輝煌的時期（據中央電視台），如獲準進入聯合國並擔任常任理事國，與一百多個國家建交，世界三鼎足之一。文革時期的科技，依中科院世紀末統計，千年重大科技成就，文革十年最多，有氫彈、衛星、胰島素、雜交水稻、哥德巴赫猜想等，而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一項也沒有（據科學時報，中科院中國千年科技回顧）。神州號的主要關鍵技術也是那時的。軍事上打敗了美蘇、南越，捍衛了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當時社會安定，據中央政府統計數據顯示，經濟幾乎年年高速增長。“浩劫”在哪裏呢？

      周總理在1975年1月13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我們超額完成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第四個五年計劃1975年也將勝利完成。我國農業連續十三年奪得豐收，1974年農業總產值預計比1964年增長百分之五十一。這充分顯示了人民公社製度的優越性。全國解放以來，盡管我國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糧食增產一點四倍，棉花增產四點七倍。在我們這樣一個近八億人口的國家，保證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業總產值1974年預計比1964年增長一點九倍，主要產品的產量都有大幅度增長，鋼增長一點二倍，原煤增長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長六點五倍，發電量增長兩倍，化肥增長三點三倍，拖拉機增長五點二倍，棉紗增長百分之八十五，化學纖維增長三點三倍。在這十年中，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個大中型項目，成功地進行了氫彈試驗，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動蕩、通貨膨脹的情況相反，我國財政收支平衡，即無外債，又無內債，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會主義建設欣欣向榮，蒸蒸日上。國內外反動派曾經斷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定會破壞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現在事實已經給了他們有力的回答。”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摘要2007》等資料：建國57年來（1949-2006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8.5%，其中前29年平均每年增長7.4%，近28年平均每年增長9.7%。如果我們不信周總理在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也不信《國家統計年鑒》，就來聽聽鄧小平自己當年親口說的話吧：1974年12月17日，鄧對毛主席說“工業十年來增加了1.9倍，每年遞增11.9％，這個數目還可以。”（參見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第1709頁）。1979年他還說：“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沒有取得過的進步。”

      在《曆史決議》中可搜索不出“全盤否定”、“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等字眼！

      “從1949年到1976年，糧食的人均占有量從418斤增加到615斤。在全國人民節衣縮食支持國家工業化基礎建設的情況下，盡管人民群眾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滿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這在當時是世界公認的奇跡。從1952年到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11.2%。這個發展速度，在世界上居於前列。”（《求是》2009年8月16日）

      現在年均9％以上的GDP，是把外國在中國辦的企業的產值計算在內的，它約占25％左右。由於前30年帝國主義搞封鎖沒有洋人在中國辦企業，因此按可比性較強的工農業總產值來比，前30年的8.2％就會高於後30年的不到8％。這樣，怎麽能說前30年的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

      到計劃經濟後期，中國的一係列人文發展指標明顯領先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世界銀行1980年在對中國的經濟考察報道中指出，中國“過去三十年中最顯著的成就，則是在生活需要方麵使低收入群眾比其他窮國同類人好得多。”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當時在《經濟學》的第十版裏對此有一個生動的描述：“它[中國]向每一個人提供了糧食、衣服和住房，使他們保持健康，並使絕大多數人獲得了教育，千百萬人並沒有挨餓，道路旁邊和街路上並沒有一群群昏昏欲睡、目不識丁的乞丐，千百萬人並沒有遭受疾病的折磨。以此而論，中國的成就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不發達國家”。（《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觀點》，《馬克思主義研究》，2006年第9期）

      主席去世前全國糧庫充滿：存糧5000多億斤，棉花500多萬噸，黃金600噸，20多億美元等。1976年後用大量外匯進口糧食和成套輕工設備，1978年一次就引進22個大型化工和鋼鐵項目，使用外匯超過1950-1977年的總和。

      據了解國慶60周年大慶，經過天安門廣場檢閱的尖端武器，沒有一樣是後30年內開建的企業所造，全部是前20多年建立的企業所製造出來的。僅此一點就足以說明前20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多麽實在、多麽輝煌、多麽偉大。如果再加上那時已經搞起來的如大型飛機、航空母艦、核潛艇、遠程轟炸機等百多個科技軍事強國項目，不被走資派在改革開放後統統砍掉的話，成就將更加巨大。

      若非要說“動亂”、“浩劫”的話，有學者指出：文革初始，有人私自向高校派工作組，不到一個月就把北京上萬人打成反革命。僅在清華大學，幾天內就把一千多個師生打成反革命，並逼著幾個學生自殺；待文革發動了，馬上又變成極“左”，提出什麽“懷疑一切，打倒一切”這樣的口號（現在一般人都以為這口號是“四人幫”提出來的）。如此背著黨中央、背著毛主席搞非組織活動，才叫“動亂”，因此而幹擾黨中央毛主席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戰略部署，才有點“浩劫”的苗頭。“文革”的這夥“始作傭者”的“傑出貢獻”卻在《曆史決議》中隻字不提！

      正如長期研究“文革”的學者所言：“文革”所以要被“徹底”否定，其核心無非是這場革命，觸動到了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且不允許有既得利益集團出現。人們不知道，那先被抓起來再立法定罪的4個人誰是腐敗分子？誰有家財萬億？那被罵成“女皇”的人耳朵上是否戴著翡翠耳環價值能超過三輛頂級法拉利？

      如果有的人僅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子女”就對文革搞“徹底否定”，如果有人就是為了自己遭遇的所謂不公就對文革搞“徹底否定”，如果有的人僅是為了保住自己在“改革”中獲得的非法利益、以權謀私獲得的既得利益而對文革搞“徹底否定”，如果有的人打著擁護某某某的旗號而對文革搞“徹底否定”，筆者以為都經不起曆史與人民的考問和質疑的！要知道，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都是中國共產黨中央集體作出的決定，她的每一步驟都是依法和依黨的組織原則進行決策的，毛澤東沒有搞“宮廷政變”，也沒有搞“垂簾聽政”；同時，文革又是全國人民共同參與的（不可否認在其中確有遭受冤枉的人，但畢竟是極少極少的一部分。後期的平反甄別是應該的），難道全國人民都是“群氓”？何況在文革中的國家經濟、科技成就、外交的輝煌等等各項硬指標在《曆史決議》中早有定論（可搜索不出“全盤否定”、“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等字眼）！何況在文革中沒有出現在“改革”中出現的任何弊端！何況文革對世界的影響，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影響，對共產黨保持執政地位的影響，對公民思想健康的影響都是史無前例的，搞“徹底否定”究竟是科學態度還是別有企圖？！

      文革，是一段不僅影響中國也影響了整個世界的巨大曆史。對曆史，隻能研究因果，隻能探求真相，隻能吸取經驗與教訓，而不該把它“罩”起來或塗抹掉。讓人說話天不會塌下來，因為真理是越辯越明的！何況，按總設計師所言就是“缺點、錯誤”而已。所以，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不應該成為國人的雷區、禁區，因為那是一段真實的曆史！連外國的專家都能介入其中，我們作為“自己人”為何置之度外？改革開放這麽多年，“思想解放”這麽多年，難道連麵對曆史真實的勇氣都沒造就？！

      值得反思的是：我們是否正因為忽視了文化大革命的正麵意義，忽視了應該站在國家、民族與廣大人民的立場上看待文化大革命，才會在後來的“改革”、“開放”中出現那麽多令人痛心疾首又久治不愈的惡症？？？才會“發展”了二十多年，老百姓卻從生老病死有依靠跌到了上不起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的悲慘境地？才會“改製”了廖廖數年公有製經濟基礎就失去了大半壁江山、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國企賣光、耗盡？才會“基尼係數”迅速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才會不該富的富得流油、不該窮的窮得精光？才會有著名經濟學家郎鹹平所稱的“目前中國的社會，是處在一個以片麵理解的經濟發展觀為唯一導向的、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資本主義階段”？也才會有新的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讓廣大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英明決策！

      人們在心中是怎麽評價一個“公仆”的呢？那是否要看：

      1、為多數人謀幸福還是為少數人謀利益？是以身作則以正治官還是以權自霸？其理論政策使國泰民安還是五毒叢生、國威弘揚還是忍氣吞聲？各項事業文明進步發展、為國奠基、為民積累，還是唯利是圖、金錢至上、寅吃卯糧、仔賣爺田？黨風官風是公正民主清廉還是官商勾結罔顧民聲一言堂？

      2、要看施政的合法性？毛澤東領導時所號召、發動、處理的任何重大事項，都是經過中央全會或政治局多數或全部成員討論同意的。這從組織原則上首先體現了“程序正義”，決非“宮廷政變”、“垂簾聽政”或者是什麽“槍指揮黨”！所以，毛澤東永遠是站得住腳的，永遠是得人心的，永遠是經得起曆史、經得起人民、經得起法律的審查、經得起反思質疑！！毛澤東個人一生都能如此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就因為他執政為民，沒有私心，不搞“家天下”！正如《曆史決議》所言：“中國人民始終把毛澤東同誌看作是自己敬愛的偉大領袖和導師。”

       3、一個人是不是偉大？不比很難使人信服：要看他（她）對建黨、建國的貢獻，要看他（她）對黨與人民的態度，要看他（她）的經典著作、理論是否經得起人民與曆史的檢驗，要看他（她）的知識、智慧、遠見、膽略是否在常人之上，要看他（她）的人格（包含對親人、子女的教育）是否高尚，要看他（她）不僅僅在位時且在離職或去世後人們的懷念程度。這些，都不是少數禦用文人或親生子女或親自出馬拍電影、電視、造書所能達到目的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不一定得人心。真正的偉人得天下隻是一步，長久地得人心才是萬世之功！一個縱容家人大發橫財逞意官場的弄權者，不論他在位時如何表演，如何顯赫，人們最終會看穿他、鄙視他！
      金杯，銀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人民都會反思，人民正在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