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劉少奇因何吩咐毛主席參加會議別發言?

本文摘自：《毛澤東正值神州有事時》

作者：顧保孜,錢嗣傑

出版：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4年夏季的炎熱在進進退退的潮汐中淡去，可是“四清”運動的溫度卻在避暑勝地被炙烤得越來越高。

     此時的劉少奇已經無法號準毛澤東的“脈搏”，越是想順著毛澤東的思路，就越是走錯方向。結果物極必反，他甚至在毛澤東提出的階級鬥爭問題上做出了更為激進的演繹和實踐。在《後十條修正草案》和《桃園經驗》的指導和影響下，從1964年秋鋪開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急轉直下，“左”的傾向更為明顯和突出。各個試點縣都集中了上萬人的工作隊，完全撇開農村基層幹部，在許多地方進行錯誤的“奪權”，使不少農村基層幹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城市社教和工交領域的“五反”運動也嚴重偏“左”。

     這一年劉少奇“掛帥”領導“四清”運動，一聲號令，一百五十萬幹部下鄉蹲點。劉少奇威望之高，動員能力之大，使毛澤東產生了微妙的感受。

　　毛澤東邀請部分中央領導同誌、各大區主要負責同誌及勞模、科學家在人民大會堂過生日。他的一席話為1964年做了總結，也為來年埋下了伏筆。

　　原子彈爆炸的熱浪未平，“四清”運動如火如荼之際，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在人民大會堂又召開了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

     開幕那天，三千多名代表走進神聖的殿堂，以自己的參與表達全國人民的心聲。

     農民也好工人也好軍人也好，每一個人都全心全意地為自己的祖國出謀劃策，都衷心地擁護國家領導人的意見。而劉少奇因為處於一線的領導位置，“一竿子到底”，與各省市關係相對比較緊密，這次人代會人們將熱愛毛澤東主席的感情也同樣傾注在劉少奇主席身上。大家認為，擁護劉少奇自然就是擁護毛澤東，就是擁護黨中央。這次會議上，廣大代表看到了劉少奇與日俱增的威望與權力。

　　借此機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時間也是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正好與人代會同步。

    錢嗣傑作為毛澤東的攝影記者，為了拍攝好這次的“革命的大會，民主的大會，團結的大會”，他幾乎就吃住在會議上。目光所及，到處令人神清氣爽，他自己也發自內心地對祖國的巨大變化感到由衷的自豪。會場內外氣氛十分高昂，從高層領導到普通基層代表，個個都顯得喜氣洋洋。畢竟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五年，新中國蒸蒸日上的感覺尤為突出。這次會議也是他拍攝新聞照片最多的一次會議。

　　但是，走出人代會會場來到中央工作會議會場時，錢嗣傑發現了毛澤東情緒的變化。毛澤東與在人代會上判若兩人。兩個會議兩種表情，前者笑容滿麵，和善慈祥；後者板著臉孔，隱含不快。

     毛澤東與劉少奇兩人一來一回，一句接一句，語勢激烈，就像在吵架一樣……

     兩位領導人到底為什麽爭執？錢嗣傑不得而知，也不敢做任何猜想。他按動快門的手有些抖動，拍完幾張後就急忙離開，不敢在會議室過多逗留。

     後來錢嗣傑才知道，這次會議期間，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四清”問題上發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這是繼1959年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以來黨的主要領導人之間一次最嚴重的爭論和鬥爭。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竟然召開了一個月，戲劇般地被分為兩個階段。前半段會議是由劉少奇主持的，主要是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根據匯報情況與“四清”中提出的問題，會議製定了一份《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這個文件共有十七條，故簡稱《十七條》。會議後半段是毛澤東將散會人員招回來繼續補開的會。毛澤東親自主持，重新製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文件標題與劉少奇指定的那個一字不差，但內容卻有二十三條，簡稱《二十三條》。打開文件就不難發現，這不是簡單地增加了六條，而是基本針對劉少奇的《十七條》而製定的《二十三條》，很多內容與劉的版本都是針鋒相對，徹底推翻重來的。

     先說劉少奇主持的前半段會議。

     對於劉少奇來說，他抓了“四清”的工作，又蹲了點，覺得是有發言權的，他對“四清”運動中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當時到1964年底，全國已有一百萬以上的幹部參加“四清”運動；但是，人們普遍地反映“四清”運動搞不下去，對此提出了種種意見和看法。會議在聽取匯報後就開始討論“四清”運動的性質問題，與會者紛紛發表了各自的意見與看法。 

　　劉少奇根據大家意見與看法，認為還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既在黨內，也在黨外，既有敵我矛盾，又有人民內部矛盾，並且是相互交叉著。

    而劉少奇這些“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分析，毛澤東之前就根本不同意，並把它們視為原則分歧、兩條路線的鬥爭。毛澤東在“四清”運動中沒有得到主導權，全國“四清”運動基本是按照劉少奇的路子進行的，在毛澤東看來，他似乎被架空了。中央工作會議開幕前，鄧小平對毛澤東說：“這會不重要，您老人家不用參加了。”本意是想說，這樣的會議應該是主持一線工作的劉少奇的事情。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毛澤東很介意。鄧的話反而激起了他的逆反情緒，他堅持要參加。到此為止或可作罷，偏偏劉少奇又加了一句：“參加可以，但不要發言了。”

     一個不讓參加，一個讓參加卻不讓說話。毛澤東是一個自尊心極強的人，新中國成立以後，他從未受到過這樣的對待，心理上無法接受。

     毛澤東反問：“我為什麽不參加？為什麽不能說話？”

     劉少奇和鄧小平看毛澤東真的生氣了，沒有再行阻止。

     1964年12月15日第一天的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是參加了，但兩位主席話分兩頭，各說各的，這讓很多不知情的大區和省部級領導們一時思路跟不上趟，滿腹疑惑，不得其解。

     28日下午是中央常委會議，兩位主席依然是相互插話，隨意打斷，各不相讓。

　　劉少奇總在談“四清”的主要矛盾既在黨內，也在黨外，既有敵我矛盾，又有人民內部矛盾，並且是相互交叉著。

　　毛澤東也不相讓，說“四清”主要矛盾是群眾與走資派的矛盾……劉少奇馬上插話：“我個人認為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參加會議的其他常委暗暗為劉少奇捏著一把汗。大家看得出來，劉少奇總是打斷毛澤東的話頭，此舉一定會讓毛澤東動怒。

　　果不其然，毛澤東動了大氣。第二天，他早早拿著黨章和憲法坐到會場上，以示抗議。一開場就申明：第一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第二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大家說有人不讓我參加會，也不讓我講話，對不對？毛澤東的話震動很大，全場氣氛緊張，據說在場的許多軍隊將領都站出來為毛澤東撐腰。

    毛澤東看看會場的架勢，也不願意鬧大，就沒有點名。會是不參加了，他轉身離開了會場。

　　事後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找到劉少奇談話，他善意地提醒：“劉少奇同誌你要顧大局，你要認真地檢討，你為什麽打斷主席的話？要尊重毛主席啊。”

　　劉少奇似乎感到自己的問題，做了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