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鄭州會議至廬山會議前期 糾“左”的努力

《毛澤東年譜(1949—1976)》

轉自人民網(黨史)

選載之三:
 

第一次鄭州會議至廬山會議前期糾“左”的努力

 

1958年 六十五歲

 

11月2日—10日在鄭州主持召開有部分中共中央領導人、各協作區主任、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通稱第一次鄭州會議。

11月2日下午，在停靠鄭州的專列上主持第一次鄭州會議。毛澤東說：人民公社的經濟主要是自給經濟的說法不對。人民公社應向兩方麵發展，它同時要擴大社會交換，不交換，就不能消費；不擴大交換，就不能發工資。公社要多搞商品生產，現在好像隻有給自足才是有名譽的，而生產商品是不名譽的，這不好。要擴大商品生產，擴大社會交換，要大搞交通運輸。

11月3日下午，在專列上主持第一次鄭州會議，主要聽取關於人民公社問題的匯報。在談到交換問題時，毛澤東說：必須使每一個公社，並且使每一個生產隊，除了生產糧食以外，都要生產商品作物。每一個人民公社除生產糧食以外，必須大量生產經濟作物，能夠賺錢的，能夠交換的，有農業品，有工業品，總之是生產商品。在這次會上，一些人提出要搞一個新的四十條，以取代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毛澤東說：就在這裏起草，並指定吳芝圃負總責。

11月4日下午，在專列上主持第一次鄭州會議，聽取新四十條起草情況的匯報。吳芝圃說：這個文件主要的目標是十年內建成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毛澤東說：建成社會主義，這好。準備向共產主義過渡，你說十年就過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你加“準備”兩個字，準備過渡，機動一點。陶魯笳說：現在有些公社一九六二年就要過渡。毛澤東說：人們的想法是一件事，是否符合客觀規律，又是一件事。在談到公社體製問題時，毛澤東說：我們研究公社的性質、交換、集體所有製向全民所有製過渡、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這些問題，可以參考的還是斯大林那本《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我大體看了一下。我們現在看這本書，跟它發表的時候看不同了，它發表的時候，我們誰也不想這些問題。他這本書是有些問題，但是還很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輕易全部否定它。

11月5日下午，在專列上主持第一次鄭州會議，討論人民公社和新四十條問題。當會上有人再次提出十年內向共產主義過渡，並說有些重點社已經基本上是全民所有製了時，毛澤東說：這個全民所有製指什麽範圍說的？就縣說可以，就省還難說，就全國更難說。修武縣不是成立了一縣一社的人民公社嗎？就他那個縣說，首先表現在勞動力能夠自由調動，其次產品采用調撥的方法。但是，在你河南全省，修武縣的人力、財力、產品你調不動，國家更調不動。所以，隻能叫縣所有製或者叫社民所有。全民是六億人口，你就所有不了。總不能說是全民所有製，可以說縣全民所有製，小全民所有製，大集體所有製。把全民所有製、集體所有製混同起來，恐怕不利。好像我們現在差不多了，共產主義已經來了。這麽快，太快了！奮鬥太容易了！我現在顧慮，我們在北戴河開那個口子，說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即由集體所有製搞成全民所有製，像工廠那樣，是不是開了海口，講快了？我現在想，北戴河那個決議要有點修改才行。

11月6日晚上，在鄭州河南省委第二招待所主持第一次鄭州會議。討論人民公社和新四十條。毛澤東提出由鄧小平更替吳芝圃主持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的起草工作。毛澤東在講話中說：什麽叫建成社會主義？什麽叫過渡到共產主義？我昨天晚上跟河南同誌商量，他們說由集體所有製過渡到全民所有製隻要四年。我們在北戴河寫了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這個東西我總是動搖著，究竟能不能辦到？能不能把農業辦得跟工廠一樣？產品能夠調撥，積累能夠調撥。河南說四年，我看四年比較困難一些，我給你們加一倍，八年。山東範縣說兩年過渡到共產主義，我看它那個時間太短。有兩個過渡，第一個是由集體所有製過渡到全民所有製，大體需要多少時間？第二個是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從全民所有製到各取所需。現在我們對共產主義，隻是吹，蘇聯也還沒有實現。這第二個過渡，我們不要冒險，但是凡可以做的，我們就做，如吃飯不要錢和別的公共福利，這些你不能不說是共產主義的因素。什麽叫由集體所有製過渡到全民所有製，什麽叫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你們去議一個標準。

11月7日晚上，在鄭州河南省委第二招待所主持第一次鄭州會議，討論人民公社和新四十條問題。毛澤東說：徐水的全民所有製，不能算是建成社會主義。小全民，大集體，人力、財力、物力都不能調撥。這一點需要講清楚。社會主義有兩種所有製，即全民的與集體的，兩者混同起來不利。全民所有製的集中表現要能調撥，不能作全國的調撥，不能算是全民所有製。不完成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產品不可能豐富，不可能直接交換，不可能廢除商品交換。現在的生產關係還是小集體到大集體，由高級社到人民公社，取消了自留地，經營範圍擴大，教育、公共食堂、帶小孩都由社會負擔，廢除家長製，吃飯不要錢，這是大變化。但所有這些變化，都是一個社、一個縣範圍內的變化，與社外無關，對全國來講，還不是根本的變化。公社的性質是工、農、兵、學、商相結合的社會結構的基層單位，它的主要作用是生產和生活的組織者，同時又體現政權需要保留部分的作用。公社是大躍進的產物，不是偶然的，是實現兩個過渡的最好形式，又大又公，有利於實現兩個過渡，也是將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單位。徐水把好豬集中起來給人家看，不實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鋼鐵“衛星”的數目也不實在，這種作法不好，要克服。反對浮誇，要實事求是，不要虛報。大的方針政策問題要有個商量，領導機關要清醒。

11月9日上午，在鄭州河南省委第二招待所主持第一次鄭州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講話，談了兩個方麵的問題。第一個方麵的問題是關於《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他說：我看了一遍。把這個意思是不是可以寫進去：廢除曆史上的家長製，在住宅建築方麵，注意使住房適宜於每個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團聚。再一個是商品問題。我們這個文件是避開這一方麵的。我就想要寫進去。可不可以寫這樣一條：人民公社必須生產適宜於交換的社會主義的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個人的工資。毛澤東講的第二個方麵的問題是對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的看法。他說：我是相當讚成這裏頭的許多觀點，把這些問題搞清楚很有必要。現在要利用這個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商品生產有沒有消極方麵呢？有就限製它嘛！我國是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國家，我看還要一個發展階段。每一個人民公社都必須發展能夠賣錢的東西。必須肯定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還有積極作用。

同日寫信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的委員們，題為《關於讀書的建議》。信中說：“向同誌們建議讀兩本書。一本，斯大林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本，《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要聯係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現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讀這兩本書就有可能給以澄清。”

11月10日下午，在鄭州河南省委第二招待所主持第一次鄭州會議最後一次會議，並講話。毛澤東說：大躍進搞得人思想有些糊塗，昏昏沉沉。盡是寫詩，報紙上都是詩。詩也是一個嚴肅的東西，要字斟句酌。有人說“詩無達詁”，這是不對的。詩有達詁，是可以解釋的，達即是通達，詁即是確鑿。河南提出四年過渡到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太多”了，不要急於在四年搞成。我們搞革命戰爭用了二十二年，曾經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勝利。搞社會主義沒有耐心怎麽行？沒有耐心是不行的。

11月13日下午，在停靠鄭州的專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負責人吳芝圃、趙文甫、史向生、楊蔚屏等談話，譚震林、胡喬木參加。毛澤東說：大躍進以來，熱情很高，成績很大。出了一點盲目性，很長時間的盲目下去也不會。對資產階級我們采取贖買辦法，小心謹慎。農民是五億人口，更要小心謹慎，所有製變化得慢一些，不可太急。要吃好、睡好。現在還窮得很，從現在起十年，連前第一個五年計劃，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改變為全民所有製也是了不起，北戴河會議文件，提出七八年也許不對。快慢如何，還要看兩三年再說。我們是個很窮的國家，一貧二弱，鋼千把萬噸，人民生活水平低，河南每人年平均隻有七十幾元。要對高級幹部講清楚，現在絕不能高枕無憂。幹勁很可貴，沒有這股幹勁就要倒黴。但是，要清醒，隻顧前不顧後，隻顧勝利不顧困難，那問題就大。要搞鋼鐵還得有時間，要考慮是否搞那麽快，糧食作物長快了也不行，基礎不實，容易倒伏。要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同日 下午，乘專列離開鄭州南下。

11月14日下午，到達湖北孝感。在專列上聽取王延春、孝感地委和縣委的第一書記、長風公社黨委書記和農民代表的匯報，王任重參加。當匯報說長風公社有人創造了畝產萬斤稻穀的“萬斤田”時，毛澤東說：我不相信。當有人說這是經過農村工作部長親自驗收的時，他說：靠不住，誰驗收也靠不住。當聽說婦女和男人一樣幹勁大，但是夜裏幹了活白天就沒有勁時，他說：今年三月我在成都會議上就講了有張有弛勞逸結合嘛。群眾積極性越大越要關心群眾，不要搞夜戰，人過分勞累要害病的。

11月21日—27日 在武昌洪山賓館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主要討論人民公社問題和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問題。

11月21日上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第一次講話，共講八個問題。毛澤東說：我有一些想法，請大家斟酌斟酌。第一，過渡到共產主義問題。現在我們鄉級以上的各級幹部就是要過渡得快，搶先於蘇聯。我們現在是一窮二白，還有一個一窮二弱。現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建設社會主義，我們沒有經驗，現在吹得那麽厲害。我擔心我們的建設。有一種樹，叫鑽天楊，鑽得非常快，就是不結實，建設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亂。這個問題，我總是擔心得很。所謂速度，所謂多快好省，是個客觀的東西。客觀上能速則速，不能速就還是不速。第二，十五年規劃問題。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這次可以議一下，我建議實際上不作為重點，因為這個東西議不出好多事來。十年之內需不需要四億噸鋼？可能不可能搞到？沒有把握。四十條傳出去很不好，那叫作務虛名而受實禍，虛名也得不了，誰也不相信，說你們中國人吹牛。我看是要謹慎一點，擺他兩三年再說。第三，這次會議的任務，是為全會作準備。第四，劃線問題。鄭州會議劃了五個標準才算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製，要全麵地完成全民所有製才算是建成社會主義。北戴河會議有點急躁，就是那個少則三四年，我是受了河南同誌的影響。這個東西恐怕辦不到，隻好改一下。就是這個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恐怕犯了冒險主義錯誤了。第五，消滅階級問題。第六，商品經濟問題。究竟要不要商品？商品的範圍是哪些？我們在鄭州會議就是嚴格按照斯大林，限於生活資料，加上一部分人民公社所需要的生產資料，進行商品的交換。現在有個消息，蘇聯出了《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把商品的範圍擴大了，不但是生活資料，而且是生產資料。這個問題需要研究。一個時期認為好像是商品越少越好，最好是兩三年之內就不要了。現在我看這個商品是要搞久一點，不是一百年，也是二三十年。第七，減少任務問題。水利建設，還有別的任務，實在壓得透不過氣，壓得太重，恐怕也需要考慮一下。譚震林、廖魯言同誌搞的那個文件，要求全國今冬明春和明年夏天水利工程要搞一千九百億土石方，還說一定不可少。去年冬季到今年秋季是搞了五百億土石方，一千九百億土石方比五百億土石方要多差不多三倍。 我看這樣搞下來，中國人非死一半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不死三分之一也要死十分之一。中國五億農民，十分之一就是五千萬人。你（指曾希聖——編者注）是想搞多的，你搞多也可以，總是不要死人，以不死人為原則。我看，明年水利工程照五百億土石方，一點也不翻。今年是五百億，明年是五百億，後年是五百億，你搞他十年，不就五千億了嗎？我說留一點給我們的兒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們統統搞光！比如鋼三千萬噸，究竟要不要那麽多？能不能搞那麽多？現在才搞到八百萬噸，就是六千萬人上陣，明年三千萬噸鋼，要多少人上陣？是不是定三千萬噸，值得考慮。這三千萬噸，還聯係到焦煤、煤、運輸等，請你們議一議。我們在這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固體空氣。先搞少一點，如果行有餘力，情況順利，再加一點。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緊，搞得太緊了，就有斷弦的危險。第八，人民公社整頓問題。毛澤東最後說：我是提問題，把這些題目列出來，去討論，哪樣為好。各人都可以提問題。這一向，在我的腦筋裏頭，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就是剛才講的那些問題，究竟是這樣好還是那樣好。

同日晚上，同胡喬木、吳冷西、田家英談話，主要談宣傳上要壓縮空氣、實事求是的問題。毛澤東說：群眾運動有主流，有支流，到下麵去看，對運動的成績和缺點要有辯證的觀點，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絕對化。好事情不要全信，壞事情也不要隻看到它的消極一麵。比方瞞產，我對隱瞞產量是寄予同情的。當然，不說實話，是不好的。但是為什麽瞞產？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點，值得同情。瞞產，除了不老實這一點以外，沒有什麽不好。隱瞞了產量，糧食依然還在。瞞產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對發展生產沒有大不了的壞處。虛報不好，比瞞產有危險性。報多了，拿不出來。如果根據多報的數字作生產計劃，有危險性，作供應計劃，更危險。

11月22日晨一時，同李富春、薄一波、王鶴壽、趙爾陸談話，談一九五九年鋼的指標問題。毛澤東指出，不是什麽三千萬噸有無把握的問題，而是一千八百萬噸有無把握的問題。

同日晚上，在武昌洪山賓館召集劉少奇、陳雲、鄧小平、彭真、譚震林和各協作區主任開會，就一九五九年鋼的指標問題向他們摸底。毛澤東問：翻一番是否可能？反複問他們：一千八百萬噸靠不靠得住？

11月23日中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第二次講話，共講七個問題。（一）寫文章問題。中央十二個部的同誌寫了十二個報告，報告中提出的一些指標根據不充分，隻講可能，沒有講根據，需要補充根據。比如，講十年達到四億噸鋼是可能的，為什麽是可能的，就說得不充分。要搞得更紮實些，要求確實可靠，指標要改一下。（二）想壓一壓省市委的同誌。北京來的同誌寫了十二個報告，你們一個也不寫是不行的，是不是下次每人寫一篇。（三）指標問題。一九五九年的鋼產量究竟以什麽指標為好？北戴河會議是說達到二千七百萬噸，爭取三千萬噸，那是個建議性的。這次要決定下來，是辦得到還是辦不到，把根據講出來。去年是五百三十五萬噸鋼，都是好鋼。今年翻一番，這是個冒險的倡議。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種辦法，即把指標降低。從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現在我反人家的冒進。今年一千一百萬噸，實際上好鋼是八百五十萬噸。明年所謂一千八百萬噸，就是要搞好鋼。如果一千八百萬噸搞不成，我看還要縮小，先搞一千五百萬噸。以此為例，各部門的指標都要相應地降下來。（四）作假問題。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麵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經濟事業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實際越科學。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來。希望中央、省、地這三級都懂得這個問題，有個清醒頭腦，打個折扣。（五）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當迷信破除了。破除迷信以來，效力極大，敢想敢說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過分了，把科學真理也破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護。（六）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問題。資產階級法權隻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風五氣，等級過分懸殊，老爺態度，貓鼠關係，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徹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資等級，上下級關係，國家一定的強製，這些還不能破除。因此要有分析，分清哪些有用，哪些要破除。（七）蘇聯先進入共產主義問題。

11月27日審閱修改《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第三次草稿）》。草稿第二部分中說，使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全麵地實現全民所有製，把我國建設成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全部完成這個過程將需要十五年左右的時間”。毛澤東將“將需要十五年左右的時間”修改為“從現在起，將需要經曆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時間”。

11月28日—12月10日 在武昌洪山賓館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六中全會。

11月30日下午，在武昌洪山賓館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協作區主任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講話。關於明年計劃安排，他說：北戴河會議時一股熱情，提出明年搞三千萬噸鋼，現在來看，當中至少有一千萬噸是主觀主義的。事非經過不知難呀！我現在潑點冷水，但要注意不要挫傷了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是在鼓氣的條件之下。關於人民公社決議，他說：還有個作風問題，一個是強迫，一個是造假。要揀那嚴重的典型搞幾個，教育大多數。

12月9日下午，主持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全體會議並講話，講了十二個問題。毛澤東說：第一個問題，人民公社的出現。第二個問題，關於保護勞動熱情問題。第三個問題，關於苦戰三年，基本改變全國麵貌的口號問題。我對這個口號有懷疑。對苦戰三年，基本改變農村麵貌這個口號，我也是曾經有懷疑的。在四月武漢會議上，我提出可不可以改為：苦戰三年，初步改變農村麵貌。後頭，曾希聖拿出三張安徽河網化圖，說服了我。現在看來，農村今年這一年大躍進，再搞兩年，麵貌基本改變，我看可以。至於說全國，那恐怕還要考慮一下。第四個問題，一些黨內外的爭論問題。最近圍繞人民公社這個問題，有各種議論。一些地方紛紛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製，紛紛宣布兩年或三年或四年進入共產主義。他們有衝天的幹勁，革命熱情很高，這是非常之可寶貴的，缺點就是太急了一點。我們這回這個決議，主要的鋒芒是向著急這方麵的。第五個問題，關於研究政治經濟學問題。第六個問題，關於研究辯證法問題。鄭州會議期間，不知是哪位提出“大集體、小自由”，這很好，我很讚成。還有生產與生活問題，要抓生產，又抓生活。還有重工業與輕工業同時並舉，中央工業與地方工業同時並舉，大型工業與中小型工業同時並舉，土法與洋法結合，還有管理體製的中央統一領導和地方各級分級管理，這些都是兩條腿走路的問題，屬於辯證法範疇，對立統一學說裏麵的問題。在社會製度問題方麵，在社會主義階段有兩種所有製同時存在，也是對立統一。武昌會議，我們提出實事求是地製定一九五九年的經濟計劃，我們的思想又熱，但是又有點冷。有相當的科學分析，比較實事求是，和我們的雄心壯誌相結合，就避免了由於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而產生的一些不切實際的缺乏根據的想法。比如，從前我們想過明年要搞三千萬噸鋼，到一九六二年搞一億二千萬噸。我那時憂慮的問題是這麽些鋼做什麽用，我在中南海遊泳池找人談這些鋼的出路。實際上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可能，一個是需要。那個時候我沒有考慮這個可能性的問題。到了武昌，我就感覺不那麽妙了。所以，現在我們把盤子放小，明年不搞三千萬噸，而搞一千八百萬噸到二千萬噸。現在要把空氣壓縮一下。要留有餘地，提出的計劃低一點，讓群眾的實踐超過我們的計劃。第七個問題，十五年綱要問題。目前放它一下，看來目前是沒有可能作這樣一個計劃綱要。第八個問題，關於軍事工作。第九個問題，關於教育製度的改革。第十個問題，關於兩種可能性。公共食堂、托兒所、人民公社這些東西，鞏固和垮台這兩個可能性都存在。第十一個問題，關於我不擔任共和國主席的問題。最後一個問題，關於國際形勢。

12月12日下午，在武昌東湖客舍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協作區主任會議，並講話。毛澤東說：過去有些部分的失調要加以調整。北戴河會議那個時候沒有那麽多經驗，是一種熱情，搞了俄國的革命熱情，沒有搞美國的實際精神。廣州會議也好，黨的代表大會也好，北戴河會議也好，都是革命熱情，一條腿，另外一條腿叫作美國的實際精神，就缺。武昌會議就來了一個實際精神，俄國加上美國了。

同日審閱修改《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十一日修正稿）》。修正稿第二部分中說“苦戰三年，可以爭取全國大部分地區的麵貌基本上改觀”，毛澤東修改為：“苦戰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幹年，可以爭取全國的麵貌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12月22日 閱中共中央宣傳部十二月十九日編印的《宣教動態》一九五八年第一六五期刊載的《清華大學物理教研組對待教師寧“左”勿右》的材料，批示：“定一同誌：建議將此件印發給全國一切大專學校、科學研究機關的黨委、總支、支委閱讀，並討論一次，端正方向，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教授、講師、助教、研究人員為無產階級的教育事業和文化科學事業服務，你看如何？文學藝術團體、報社、雜誌社和出版機關的黨委、黨支，也應發去，也應討論一次。請酌定。”

 

1959年 六十六歲

 

1月26日—2月2日 在北京主持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主要討論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當前生產和市場安排問題。

1月26日 下午，在中南海頤年堂主持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由鄧小平作報告，毛澤東不時地插話。在鄧小平講到武昌會議上主席講過鋼一九六二年搞到五千萬噸時，毛澤東說：那就了不起了。五年計劃，一年增加一千萬噸，能不能搞這樣多，我還懷疑。在鄧小平講到基本建設項目，北戴河會議提出一千八百多大項，武昌會議減為一千六百三十九項時，毛澤東說：減得不多。在鄧小平講到搞高潮的一套辦法要揀起來，搞得轟轟烈烈，不要太冷，要熱時，毛澤東說：鄭州會議以後就壓縮空氣，到現在壓了兩個月了，我看再也不能壓了。當然，有缺點還是要批評，那種批評也不能叫做壓，但根本上現在要鼓氣。

2月1日 下午，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並講話。毛澤東說：在高潮中有些人對一些事情懷疑，不足為奇，年年會有的。我們做這麽大的事情，動員這麽多人，又出了這麽多缺點，要人家不講壞話，怎麽能行呢？最近這兩個月，我們還是實行總路線，鼓足幹勁，力爭上遊，不要改，也沒有哪個提議來改總路線。四大指標要保證，其他指標都要保證，個別的加以調整是必要的。多一點、快一點總是好。同時，還要好、省，要照顧質量。現在有幾個方麵的失調，大量表現的就是副食品、日用百貨、原材料等不足。工業方麵有些東西沒有收上來，農產品未收上來，棉花也未收齊。指標問題，原則是這樣：經過努力能夠做到的，一定要做到；經過努力還做不到的，那得改。現在這些失調的方麵，經過努力可以改過來。現在看起來，經過去年這一年，已經展開了一個大躍進局麵。我們曾經提過一些不適當的指標，包括我自己在內。這在武昌會議上已經糾正了，就是由三千萬噸鋼減到二千萬噸。還有些指標也定得不適當，腦筋發起熱來，想得很多，裏頭有一些胡思亂想。現在定下來的指標並不十分嚇人，鋼、煤、糧、棉，還有其他的指標，經過努力是可以實現的。請同誌們注意發現新問題。現在我們所不知道的問題，在實踐中、在鬥爭中才能發現。

2月2日 下午，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並講話。毛澤東說：所謂工作方法，看問題的方法，做事的方法，就是辯證法。許多同誌提到，現在有些人一講起去年盡是缺點了，而優點、成績那方麵的材料就記得少了，甚至沒有了，就否認大躍進了。這也是個看問題的方法問題，就是所謂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問題，形而上學的方法還是辯證法的方法問題。而我們的事業，歸根結底，還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不過，想做好事，不想做壞事，這是一件事，而做的結果又是一件事，還要加以區別。我們主觀的東西究竟是好還是壞，要在客觀實際中見效。這次計委、經委、建委以及中央各部門搞出來的這個計劃比較完全，比武昌會議那個計劃形而上學較少，各方麵的聯係比較全麵。我們應該稱讚這個計劃，這次大進了一步。

2月23日 乘專列離開北京，到達天津。在停靠天津的專列上同中共河北省委負責人劉子厚、解學恭、張明河和天津市委負責人萬曉塘、李耕濤等談話。毛澤東說：中國是商品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應該有個廣大的發展。商品交換不但是城鄉之間，還有鄉鄉之間，還有對外省的交換。要在有差別的基礎上來搞統一，光講統一就行不通。現在人民公社集體所有製，實際上是公社集體所有一小部分，生產隊集體所有大部分，也就是基本上是生產隊的集體所有製。公社基本上是“聯邦政府”，不幹涉生產隊內政，這樣積極性就提高了。社與隊、社與社、隊與隊、社與國家，都是買賣關係，看來買賣關係縮小不對，要利用價值法則進行商品交換。

2月25日 下午，在停靠濟南的專列上，同山東省委、曆城縣委、曆城縣東郊公社、東郊公社大辛管理區、大辛管理區第二生產隊這五級負責人座談，了解整社中對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看法和幹部作風方麵存在的問題，以及分配問題、小麥生長情況等，並共進晚餐。毛澤東提出，在分配製度上應以生產隊為單位進行按勞分配，而不要拉平。他對這個座談會感到很滿意。

2月26日 上午九時半，到達鄭州。晚上，在專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負責人吳芝圃、楊蔚屏、趙文甫、史向生談話。毛澤東說：現在公社所有製是比較合作社擴大的所有製，基本上還是老社的所有製，不是全民也不是省、縣所有製，實際上也不是公社所有製，而是隊的所有製，即原來的合作社。一個公社有那麽多管理區和隊，有經營好壞、收入多少不同，糧食產量多少不同，吃得多少不同。隊多，生產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樣。窮隊挖富隊不好，富隊的人是勞動者。吃糧標準還是要不同，多勞的多得，少勞的少得，都積極起來了，否則就傷一頭的積極性。提公積金可以有不同的比例，富隊多提一點，窮隊少提一點。農民拚命瞞產是有原因的，怕共產，怕外調。不是責任製問題，是所有製問題。本位主義是怕調，這種本位是對的，情有可原，沒有完成征購的那部分搞瞞產是沒有理由的，其他合法。要宣布一九五九年就按多勞多得，以安定人心，以利生產。大概是三五年，基本上是大隊所有製，部分是公社所有製。銀行貸款統統收回是錯誤的，收回貸款多的要退回一部分。去年積累多了些，個人分配少了些。今年夏收、秋收，積累要比較少些，個人收入比較多些。對於平均主義與本位主義要加以分析，首先是批評我們的平均主義，然後再說本位主義。

2月27日—3月5日 在停靠鄭州的專列上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稱第二次鄭州會議。

2月27日 上午，在停靠鄭州的專列上同吳芝圃、史向生和新鄉、洛陽、許昌、信陽的地委第一書記耿起昌、紀登奎、趙天錫、路憲文座談。毛澤東說：人民公社是什麽性質？是公社所有製，還是隊所有製？現在我們對窮隊富隊、窮村富村采取拉平的辦法是沒有理由的，是掠奪，是搶劫。過去高級社就是多有多吃，少有少吃。我們反本位主義，強迫收回來，這樣越反越不行。這實際上是無償外調，你叫它本位主義，名詞安得不對。這是所有製的問題，現在部分所有製是社，基本所有製是隊。現在公社實際是“聯邦政府”。公社的權不能那麽大，它有征收公糧之權，積累之權，而產品分配權應該在隊。要知道，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製是逐步形成的。現在要拉平不行，積累太多了，群眾要反對，這樣並非一盤棋。真正一盤棋，第一是農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國家。我是替農民說話的，我是支持“本位主義”的，因為現在是隊所有製，幾年以後才能實行社所有製。一定要注意什麽事都要有個過程。

同日 晚上，第二次鄭州會議開始舉行，毛澤東主持並作第一次講話，內容包括所有製、勞動力分配、消費資料的分配和幹部下放當社員等問題。他說：目前我們跟農民的關係在一些事情上存在著一種相當緊張的狀態，突出的現象是在一九五八年農業大豐收以後，糧食、棉花、油料等等農產品的收購至今還有一部分沒有完成任務。再則全國（除少數災區外），幾乎普遍地發生瞞產私分，大鬧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其規模之大，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兩次糧食風潮都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應當透過這種現象看出問題的本質即主要矛盾在什麽地方。我以為主要的應當從我們對農村人民公社所有製的認識和我們所采取的政策方麵去尋找答案。現在有許多人還不認識公社所有製必須有一個發展過程，在公社內，由隊的小集體所有製到社的大集體所有製，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要有幾年時間才能完成。他們誤認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產隊的生產資料、人力、產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領導機關直接支配。他們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製為全民所有製。他們在許多地方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因此，他們在公社範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對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地上調；銀行方麵，也把許多農村中的貸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這就是我們目前同農民關係中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六中全會的決議寫明了集體所有製過渡到全民所有製和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經過的發展階段。但是沒有寫明公社的集體所有製也需要有一個發展過程，這是一個缺點，因為那時我們還不認識這個問題。這樣，下麵的同誌也就把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製之間的區別模糊了，實際上否認了目前還存在於公社中並且具有極大重要性的生產隊（或者生產大隊，大體上相當於原來的高級社）的所有製，而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廣大農民的堅決抵抗。從一九五八年秋收以後全國性的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就是這種反抗的一個集中表現。我們必須首先檢查和糾正自己的兩種傾向，即平均主義傾向和過分集中傾向。

2月28日 晚上，主持第二次鄭州會議並作第二次講話，所講的問題仍是所有製、勞動力分配、消費的分配和幹部下放當社員。

3月1日 上午八時，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等。信中說：“我建議此次會議開到明天，即三月二日散會。三日各同誌回去。在各省、市、區召開一次六級幹部會議。會期十天。六級幹部：省級、地級（三人左右）、縣級（三人左右），每社黨委書記一人，每社來一個管理區（大隊）總支書記及一個生產隊支書，總共六級。大省可有三千至四千人，中省二千至三千人，小省一千人左右。最好另外從省、地、縣、社四級共找算賬派一千人左右參加會議。”“這是一個關鍵的時機。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聽了昨天十位同誌的意見，我感覺有一些同誌對我講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頗有些不通，覺得有些不對頭，對他們那裏的實際情況不相符合，感覺我的道理有些不妥。當然還待商量。我可以這樣說，同誌們的思想有些是正確的，但是我覺得我的觀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錯的，但是還不完善。有些觀點需要同誌們給我以幫助，加以補充、修正及發展。我的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兩個月內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濟南、鄭州，跟三省同誌們交換意見，對我有極大的啟發。因此到鄭州，就下定了決心，形成了一套，雖然還有些不完善，還有些不準確，還有些需要發展和展開，需待今後再觀察、再交換意見、再思再想。我準備三月十四日到上海。我要看一看河南六級幹部會議的進展情況，還須呆四五天，看看他們想些和講一些什麽。武漢、長沙、南昌、杭州、上海各有幾天商談。”

同日 下午，主持第二次鄭州會議並作第三次講話。毛澤東說：要從所有製方麵解決問題。現在是一平、二調、三收款。這樣一來，統統違反按勞分配原則，否定價值法則，否定等價交換。把等價交換一否定，你的就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結果人家就恐慌。凡是不實行等價交換的，搞一平二調的，農民一定瞞產。現在有些同誌心裏還在想共產主義。早一點好，我也讚成。但是你越想搞就越搞不成，你越不想搞就越成。現在要慢一點搞，不要想十五年、二十年搞共產主義。現在是去掉本位主義的帽子，反對平均主義思想和過分集中思想，這兩個東西是很冒險的，它的性質是冒險主義。

3月2日 晨四時半，再次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等，指出：“鑒於河南六級幹部會的開法有極大利益，不集中開一次，領導不會很強，全省、區不能迅速作出一個統一的決定，而這種統一的決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三月了，春耕在即，這個大問題不在三月上半月解決，將遇到大損失，我擔心蘇聯合作化時期大破壞現象可能在我國到來。我國過去幾年合作化講步驟，無破壞。這次公社化，仍然必需講步驟，避免破壞。”

同日 晚八時四十分，主持第二次鄭州會議並在會上作第四次講話。他說：頭一天我把炮一放，他們一晚不睡覺，第二天就開始轉過來了。河南這些幹部也是這樣，頭一天放炮，大吃一驚，彎子轉得太陡了。“倒退”、“右傾”、“不要共產主義”、“富農路線”這些帽子都給我安上了。

3月5日 下午，主持第二次鄭州會議的最後一次會議並作第五次講話。他說：人家都沒有飯吃，你天天搞共產主義，向富隊去共產，這怎麽行？這是搶產主義。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成果，這是不許可的。整社整了三個月（十二月、一月、二月），隔靴搔癢，沒有落到痛癢之處。我看，首先要下樓的是我們，從中央到公社，要搞個樓梯，這個樓梯就是要解決所有製問題。要承認三級所有製，重點在生產隊的所有製。頭一天我這炮一放，我說，什麽瞞產私分，完全必要，這是我們的政策造成的結果。明明是我們以及在座諸公叫他們瞞產私分的，是我們的政策要他們這麽搞，叫他們磨洋工，叫他們外逃。我現在代表五億農民和一千多萬基層幹部說話，搞“右傾機會主義”，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非貫徹不可。你們如果不一齊同我“右傾”，那麽我一個人“右傾”到底，一直到開除黨籍。過去對這個問題，我們包括我在內沒有分析。在武昌我沒有分析。在北京，一月份我煩悶，還沒有分析；到二月份，我開始分析這個問題。謝謝幾億農民瞞產私分，堅決抵抗，就是這些事情推動了我，我就想一想。現在問題是在縣和公社，特別是公社這一級，要使他們懂得價值法則、等價交換，這是個客觀規律，違反它，要碰得頭破血流。

同日 《鄭州會議紀要》定稿，其中規定了如下十四句話作為當前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這十四句話是：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

3月15日 就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寫信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信中說：“河南、湖南兩省均主張以生產大隊（管理區）為基本核算單位，湖北、廣東兩省均主張以生產隊即原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究竟哪一種主張較好呢？或者二者可以並行呢？”“我感覺這個問題關係重大，關係到三千多萬生產隊長小隊長等基層幹部和幾億農民的直接利益問題，采取河南、湖南的辦法，一定要得到基層幹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們覺得勉強，則寧可采用生產隊即原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不致使我們脫離群眾，而在目前這個時期脫離群眾，是很危險的，今年的生產將不能達到目的。”“《鄭州會議記錄》上所謂‘隊為基礎’，指的是生產隊，即原高級社，而不是生產大隊（管理區）。總之，要按照群眾意見辦事。無論什麽辦法，隻有適合群眾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則終久是行不通的。”

3月17日 就召開縣的五級幹部大會和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員代表大會問題，寫信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信中說：會上“應當討論除公社、管理區（即生產大隊）、生產隊（即原高級社）三級所有、三級管理、三級核算之外，生產小隊（生產小組或作業組）的部分所有製的問題，這個問題是王任重、陶魯笳兩位同誌提出來的。我認為有理，值得討論”。

3月20日 晚上，從長沙到達南昌向塘。在專列上同楊尚奎、邵式平、汪東興和江西部分地委書記談話。毛澤東說：開會有一種辦法，一定要有對立麵。以後要用這個辦法，不能光聽一麵之詞。有些叫觀潮派，其實不是觀潮派，名字安得不對。人家講點老實話，講點怪話，就叫人家是觀潮派。

3月25日—4月1日 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3月26日 下午四時二十分，在上海錦江飯店禮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薄一波作關於第一季度工業計劃執行情況和第二季度安排的發言。薄一波發言時，毛澤東多次插話。他說：你們不是說要抓得緊、抓得狠嗎？你們就不狠。現在工業需要出“秦始皇”。我看你們搞工業的人就是不狠，老是講仁義道德，結果是一事無成。搞那麽多項目幹什麽？削他五百項，如果不夠，再削，削六百項。明年索性少搞一點，聚積力量，以備後年翹起來。何必那麽忙，一定要搞一千多項？搞得成我讚成，問題是你搞不成。

3月29日 下午，在上海錦江飯店禮堂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計劃問題和國家機構領導人人選問題。當陳雲說完全讚成砍基本建設時，毛澤東說：不僅是基本建設，還有生產指標也要相應地砍。我對以後每年是否能增產一千萬噸鋼是懷疑的，世界上沒有先例。說保證多少，有個實際和不實際的問題。保證一九五九年生產兩千萬噸鋼，一千四百萬噸鋼材，這是我們在武昌定的，北京一月會議還是這麽定的。現在到了三月底，不行了，保證不了啦。在薄一波說鋼按一千八百萬噸部署，最後結果比按兩千萬噸部署還要好時，毛澤東說：問題是一千八百萬噸鋼是否也高了，有人提出這樣的意見沒有？

3月30日 閱陶魯笳報送的關於山西省各縣五級幹部會議情況的報告及附件，寫批語並寫了一些批注。其中一條批注是：“舊賬一般不算這句話，是寫到了鄭州講話裏麵去了的，不對，應改為舊賬一般要算。算賬才能實行那個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隻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幹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

4月2日—5日 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八屆七中全會。

4月3日 晚上，在上海興國路招待所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確定一九五九年鋼產量為一六五〇萬噸（洋鋼）。

4月5日 上午，在上海錦江飯店禮堂主持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作題為“工作方法”的講話，共十幾個問題。毛澤東說：現在的中心問題是工作方法，要會做工作。（一）多謀善斷。現在有些同誌不多謀，也不善斷，是少謀武斷。一月二十六日這個會是我建議開的。其原因就是一月上旬陳雲同誌表示了非常正確的態度，他講武昌會議定的今年那個生產計劃難於完成。他這個人是很勇敢的。我聽了這個話，我就說，那拉倒，甚至於這個總路線究竟正確不正確，我還得觀察。要多謀。什麽叫多謀呢？你聽聽人家不同的意見嘛。多謀，各方麵的意見集中了，各方麵的分析明確了，恰當了，然後才能得到善斷。（二）留有餘地。成都會議就講留有餘地，後頭不留有餘地了。我們過去打仗，是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以至七倍的兵力來包圍敵人，這是留了很大的餘地。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而現在我們搞工業很多是打沒有把握之仗，沒有準備之仗。不曉得多謀善斷，留有餘地，這是個政治問題，這是個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問題。（三）波浪式地前進。（四）我隻是不同意“反冒進”，同意依據形勢改變計劃。（五）觀察形勢。 要善於觀察形勢，腦筋不要硬化。形勢不對了，就要有點嗅覺，嗅政治形勢，嗅經濟空氣，嗅思想動態。（六）當機立斷。要當機立斷，不要錯過形勢。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七）與人通氣。要跟同誌們、朋友們、上級和下級的同誌們通氣。與人通氣的時候，反麵的話要想一想，那個反麵的話很值得注意。（八）解除封鎖。他們搞工業的人心裏想些什麽，我們不知道，等到開會的那天還不知道。你先讓人家略微知道一點，慢慢浸潤，細水長流，不要突如其來，傾盆大雨。我現在要求解除封鎖。（九）一個人有時勝過多數人，這是因為真理在這個人手裏，而不在多數人手裏。多數時候是多數人勝過少數人，但是有些時候，個別的人要勝過多數人。（十）北戴河會議、武昌會議、北京會議、上海會議這個過程，我們得總結一下。客觀事物是在實踐中間逐步認識的。我所有講的這些，批評的這些，包括我自己在內。（十一）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不要拿出來。（十二）權力集中在常委和書記處。我為正帥，鄧小平為副帥。（十三）“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鄧小平，你掛帥了，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你敢不敢呀？（十四）我想找幾位通信員名字叫做秘書，先在三委（計委、經委、建委）二部（冶金部、一機部）找，然後再找幾個部。（十五）李銳怕鬼。你前怕龍後怕虎，很多顧慮。（十六）我批評的這些人，以及沒有批評的，都是好同誌，我沒有偏心。但是要批評，批評的目的是使同誌們找到一個較好的工作方法。

4月29日 關於農業方麵的六個問題，寫一篇給六級幹部的《黨內通信》。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第四個問題，播種麵積要多的問題；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信中說：“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裏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

5月7日 中共中央發出根據毛澤東指示起草的《關於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鵝鴨問題》的指示。指示提出：必須采取集體養豬和家庭私養並重的方針，要給社員一定數量的自留地。

6月11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社員私養家畜家禽和分配自留地等問題的指示。這個指示是由毛澤東同鄧子恢、李先念、廖魯言等研究後由廖魯言、鄧子恢起草的。指示“建議各縣用人民委員會的名義出一張布告，把下麵四件事向群眾公布。第一，允許社員私人喂養家禽家畜。第二，恢複自留地製度。第三，鼓勵社員利用零星空閑時間把零星閑散土地充分利用起來，收獲由個人自由支配。第四，屋前屋後的零星樹木（包括竹木果樹）仍然歸還社員私有，並且獎勵社員利用屋前屋後和其他廢棄土地種竹木水果，誰種誰有”。

6月13日 下午，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會議，研究工業、農業和市場問題。這次會議決定，一九五九年鋼的產量計劃指標由上海會議確定的一六五〇萬噸再下降到一三〇〇萬噸，基本建設項目也作了較大幅度的壓縮。會議由李富春、李先念、廖魯言分別匯報工業、市場、農業的情況，周恩來講話，最後毛澤東講話。毛澤東說：本來是一些好事，因為一些指標一高，每天處於被動。工業指標，農業指標，有一部分主觀主義，對客觀必然性認識不足。工業也好，農業也好，指標我們都是同意了的，比如去年十二月武昌會議的兩千萬噸鋼。到了今年一月，有些同誌以陳雲同誌為代表，提出兩千萬噸難於完成。可是那個時候還難於改變，因為還是一月份，人們還想大幹一番。那個時候可以轉一下，轉得比較主動些，但是要轉成上海會議的一千六百五十萬噸的指標不可能，轉成現在的一千三百萬噸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釘子，沒有經驗，總是不轉彎。他說：現在食堂的問題沒有完全解決，我想出去跟省委書記談一談。糧食要給本人，食堂自願參加，不願意參加可以不參加，這樣就主動了。剩下一個宣傳問題還不主動。過去開了那麽大的腔，現在要想一個辦法轉過來。那麽高的指標，吹了，不要了。我們自己立一個菩薩，就在那裏迷信這個菩薩。要破除迷信，什麽兩千萬噸鋼，多少萬擔棉花，根本不理。一個時候，我們自己頭腦發昏。農業以後不要公布產量了。工業，明年的指標切記不可高，我看大體就是今年的指標，低一點也可以，搞一個馬鞍形嘛。一九五六年的錯誤就是不應該公開反“冒進”，至於把一九五七年的指標降低，完全正確，不降低不好。一九五七年不降低，一九五八年不可能躍進，因為沒有物質基礎。要存一點力量，人也緩和一點，不要那樣人為的緊張，每天那樣緊張，每天完不成任務。

6月20日 晚上，聽取彭真、胡喬木、吳冷西匯報當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報刊宣傳問題的情況。毛澤東說：我們不能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宣傳上要轉，非轉不可。

7月2日—8月1日 在江西廬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7月2日 下午，在廬山住處召集部分中共中央領導人和各協作區主任開會。會議研究這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要討論的問題和會議的開法。毛澤東在會上講話，共十八個問題。一、讀書。有鑒於去年許多領導同誌，縣、社幹部，對於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還不大了解，不懂得經濟發展規律，有鑒於現在工作中還有事務主義，所以應當好好讀書。我們提倡讀書，使這些同誌不要像熱鍋上的螞蟻，整年整月陷入事務主義，搞得很忙亂，要使他們有時間想想問題。去年有了一年的實踐，再讀書會更好些。二、形勢。國內大形勢還好，有點壞，但還不至於壞到“報老爺，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會議的方針要堅持。總的說來，像湖南省一個同誌所說的，是兩句話：“有偉大的成績，有豐富的經驗。”實際上是：有偉大的成績，有不少的問題，前途是光明的。基本問題是：（一）綜合平衡；（二）群眾路線；（三）統一領導；（四）注意質量。四個問題中最基本的是綜合平衡和群眾路線。去年人們的熱情是寶貴的，隻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在大躍進形勢中，包含著某些錯誤，某些消極因素。現在雖然存在一些問題，但是包含著有益的積極因素。三、今年任務。四、明年任務。五、四年任務。十五年內主要工業產品的數量趕上和超過英國的口號還要堅持。總之，要量力而行，留有餘地，讓下麵超過。過去安排是重、輕、農，這個次序要反一下，現在是否提農、輕、重？過去是重、輕、農、商、交，現在強調把農業搞好，次序改為農、輕、重、交、商。這樣提還是優先發展生產資料，並不違反馬克思主義。重工業我們是不會放鬆的，農業中也有生產資料。重工業要為輕工業、農業服務。過去陳雲同誌提過：先市場，後基建，先安排好市場，再安排基建。有同誌不讚成。現在看來，陳雲同誌的意見是對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個字安排好，這是六億五千萬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問題。六、宣傳問題。去年有些虛誇，四大指標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傳，現在有些被動。七、綜合平衡問題。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主要缺點是沒有搞平衡。在整個經濟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眾路線。八、群眾路線問題。九、工業管理問題。十、體製問題。十一、協作關係。十二、公共食堂。要積極辦好。按人定量，分糧到戶，自願參加，節餘歸己。吃飯基本上要錢。在這幾項原則下，把食堂辦好，不要一轟而散，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十三、學會過日子。十四、三定政策。定產、定購、定銷，群眾要求恢複，看來是非恢複不可。十五、恢複農村初級市場。十六、使生產小隊成為半核算單位。十七、農村黨的基層組織領導作用問題。十八、國際問題。（七月三日，毛澤東增加一個團結問題，共十九個問題——編者注）

7月10日 下午，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各組組長會議，各組匯報討論情況。毛澤東在會上講話。關於形勢問題，他說：對形勢的認識不一致，就不能團結。要黨內團結，首先要思想統一。黨外右派否定一切，說我們“人心喪盡了”，“修天安門前麵的工程，如秦始皇修萬裏長城”；說“過去曆代開創的時候，減稅薄賦，現在共產黨年年加重負擔”。天津有些局長、科長議論，去年大躍進是“得不償失”。是不是這樣？有些同誌缺乏全麵分析，要幫助他們認識，得的是什麽，失的是什麽。關於總路線，他說：黨內要團結，就要把問題搞清楚。有人說總路線根本不對。所謂總路線，無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會錯。多快是一條腿，好省又是一條腿。躍進中最大的問題就是誇大。使我們被動的問題是不該把四大指標公布。關於人民公社，他說：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說基本上還是高級合作社，就沒有問題了。問題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關於怎樣看待成績和錯誤，他說：要承認缺點錯誤。從局部來講，從一個問題說，可能是十個指頭、九個指頭、七個指頭，或者三個指頭、兩個指頭。但從全局來說，還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問題。

7月14日 下午，收到彭德懷本日寫的來信。

7月16日 晚上，在廬山住處召集劉少奇、周恩來等開會。毛澤東講了幾點意見：一、總的來講，我們對過去幾年工作的總的估計是得多於失，但是也有一部分得不償失，應該承認這一點。二、總的來講不能泄氣，要鼓幹勁。當然有一部分氣要泄，一部分基建項目要下馬，這就要泄氣，這部分氣非泄不可。三、現在有沒有右傾機會主義？我說有，我就是，我就是嫌右傾的朋友太少了。有好多同誌是糊裏糊塗地往前闖，碰了釘子還不知道掉頭。四、現在事實上就是反冒進，隻是不公開講，反冒進的司令就是我。

7月20日 晨，在廬山住處聽取楊尚昆匯報各組討論的情況。毛澤東講了四點意見：一、欠債是要還的，不能出了錯誤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錯誤，每個人都有責任，首先是我。二、缺點還沒有完全改正，現在腰杆子還不硬，這是事實。不要回避這些事情，要實事求是。三、有些氣就是要泄，浮誇風、瞎指揮、貪多貪大這些氣就是要泄。四、我準備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願意承認錯誤、也不願意聽別人講他錯誤的人，那些不願意認真總結去年經驗教訓的人談一談，讓他們多聽取各方麵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