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決定命運——毛澤東思想是中華民族複興的希望
——紀念毛澤東誕辰119周年
張宏良的博客
（這是今天下午在烏有之鄉紀念毛主席誕辰119周年大會上的演講大綱，受現場氛圍的影響，演講大綱與演講內容有些出入，特此說明。2012年12月26日）
今天，我們共聚一堂，紀念偉大領袖毛主席誕辰119周年。多年來我們一直堅持這種紀念活動，為了永遠紀念紀念偉大領袖毛主席，把紀念偉大領袖毛主席形成一種製度，從現在開始，我們要呼籲全國人大常委會把毛主席誕辰確定為人民節，並且號召全國人民支持這個呼籲，直到人民節建立為止。之所以要建立人民節，是因為毛主席是人民之神，是人民的保護神。在毛澤東時代，一切都打著人民烙印，歸人民所有，人民政府，人民軍隊，人民法院，人民公社，人民鐵路，人民郵政，人民教師，人民銀行，甚至連金錢都打上了人民印記，叫人民幣，包括為人民利益而死，都是人民英雄紀念碑。沒有毛澤東的時代，一切幸福全都遠離人民，一切苦難全都降臨人民，人民成了改革負擔，人民成了改革成本，人民成了犧牲對象，人民成了掠奪對象，甚至連人民的妻女都變成精英集團的泄欲對象。
中國人民的大起大落，中華民族的盛衰興亡，都和毛澤東的名字聯係在一起，並且世界呼喚中華民族的，中華民族能夠奉獻給世界的，也都是毛澤東。當今世界處於曆史轉型期，轉型期的特點就是迷惘，不知道方向在哪裏，隻有毛澤東思想能夠解答並且把人類帶出這種迷惘，否則大家隻能像此次此起彼伏的西方反資本主義運動一樣，繼續在黑暗中盲目瞎撞。如果說20世紀中國擺脫危機，是因為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那麽，21世紀世界擺脫危機，則是因為世界出了個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要遠遠大於耶穌。西方出了個耶穌，有了聖誕節；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更應該有聖誕節，隻是毛澤東屬於人民，所以我們不叫聖誕節，而叫人民節。
與此同時，我們還要呼籲全國人大設立《叛國罪法案》，恢複憲法中“懲辦賣國賊條款”。今年美國俄羅斯分別出台了《叛國罪法案》，與美俄相比較，中國更需要這個法案，因為中國漢奸勢力和漢奸文化最為泛濫，已經成為阻礙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社會毒瘤。中國文化講上醫治國，就是說治理國家和身體是一個道理，如果說設立人民節是國家固本，那麽設置《叛國罪法案》就是國家驅邪，雖然固本最為重要，但是驅邪也不能少，所以兩個法案都要爭取。
與以往相比，今年最讓人欣慰的是，毛澤東思想再次成為中國人民自覺選擇的思想旗幟，毛澤東思想再次照耀祖國大地。這主要是今年兩次毛澤東思想大普及的結果。一個是重慶事件形成的毛澤東思想大普及，本來重慶事件是要砍掉毛澤東思想的大旗，結果卻相反，形成了一次毛澤東思想的大普及；另一個是九月愛國運動毛澤東思想的大普及，席卷全國的九月愛國運動，全國遊行群眾隻有一個畫像——毛主席像，隻有一個口號——“毛主席，人民想念您”。九月愛國運動的偉大意義，就終於中國人民重新為這個國家注入了黨魂、國魂、軍魂、民族魂。有了偉大靈魂的民族，才能有偉大的複興！
第一部分， 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是全體炎黃子孫的中國夢
今年，中國人民經曆了太多的變故，付出了巨大代價，最終確立了目標和道路。習近平總書記的“道路決定命運”，是對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和社會主義之間相互關係的最好概括。準確回答了“舉什麽旗走什麽路”的問題。
一，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黨中央的共同富裕路線和九月愛國運動的打倒漢奸，構成了新時期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標誌著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發展階段。
1，“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標誌著2012年形成了U型反轉，想借重慶事件改旗易幟的陰謀沒有得逞。九月愛國運動的意義在於人民仍然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這個結論具有巨大曆史意義。因為重慶不僅是要打倒薄熙來，不僅是要否定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探索，也不僅是要維護美元霸權和轉基因主糧，最根本的作用，是要把人民拋向共產黨的對立麵，堵塞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發展道路。此前我們曾多次指出，重慶模式表明了如果共產黨想回頭，完全能夠回頭，完全能夠恢複其政治基礎和先進性質；表明了毛澤東創建的基本製度框仍然是強大牢固的先進製度，在這個基本製度基礎上完全能夠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這是人民和曆史的希望之路，是中華民族的複興之路，也是中國共產黨的更新之路。隻要堵塞這條道路，也就是打掉了人民和曆史的唯一希望，打掉了共產黨和共和國的唯一活路，等待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就隻有死路一條。所以，對方選擇了重慶。好在中國人民是覺醒了的偉大人民，中國共產黨也是逐漸走向成熟的政黨，黨沒有否定重慶探索，人民也沒有否定中國共產黨，九月愛國運動人民仍然堅定地站在共產黨一邊。徹底粉碎了借重慶事件製造黨群對立的陰謀。
重慶事件對中國社會曆史的影響是多方麵的：一是形成了一場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二是讓許多人特別是80後90後對文革具有了全新認識，本來黨中央從來沒有對重慶進行政治定性，可是極端右翼勢力和主流媒體卻大肆宣揚重慶是文革複活，鋪天蓋地的輿論一下子讓人們知道了什麽是文革，知道了原來文革就是唱紅打黑，就是共同富裕，就是整治貪官汙吏，就是“官不聊生”（重慶官員語）。三是改變了中國政治鬥爭的方式，國內極端右翼勢力和美國網軍司令部操縱的網絡水軍，圍繞外國學者的徹夜喊殺聲，告訴了中國人民應該怎樣對待這些無所不用其極的法西斯分子。
2，“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標誌著黨群一體化道路完全走得通。九月愛國運動與六四運動是改革開放以來兩場大規模群眾運動，前者是市場資產階級反對官僚資產階級的鬥爭，人民選擇了市場資產階級，把改革領導權交給了他們；後者是人民大眾反對精英階級的鬥爭，主要是反對買辦漢奸的鬥爭，是要奪回改革領導權的鬥爭，所以與文革遭遇相同，遭到精英階級的一致反對。為什麽在腐敗遠遠超過20年前的情況下，人民反倒堅定地站在共產黨一邊，就是覺醒的人民已經認清了中國悲劇的根源和複興的道路，在改革領導權被資產階級篡奪幾十年之後，現在要重新奪回改革的政治領導權。由於此前是人民錯誤地選擇了市場資產階級，並不完全是共產黨的責任，所以，雖然共產黨脫離了人民，但是理性的人民仍然沒有拋棄共產黨，而是要與共產黨一起奪回改革領導權，把改革納入社會主義軌道。從而形成了曆史上十分特殊的人民領導共產黨、幫助共產黨、挽救共產黨的曆史現象。
3，“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彼此相連、缺一不可。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是把全社會各個階層各個方麵團結起來的共同理想，是中華民族擺脫危機、避免分裂、實現崛起的根本政治綱領；共同富裕和打倒漢奸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根本保障。兩極分化和漢奸勢力則是撕裂社會，阻礙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兩個根本障礙；隻要共產黨堅持共同富裕，就能夠和人民融為一體；隻要人民堅持打倒漢奸，就能夠保證共產黨不腐化變質。近代以來，中國統治集團與西方統治集團之間最大的不同，就在於不是會演變成帝國主義，而是會演變成賣國主義。所以，隻要保證執政黨不走賣國主義道路，就別無選擇地隻有一條路可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此而言，當今中國打倒漢奸就是最大的反資反修，就是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首要任務。
4，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同理想和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美國對華政策正在走向戰爭政策，三分之二軍力調來亞太，割讓中國南海，占領中國東海，中國三次改革開放有可能全部毀於日本之手。周邊國家也都把矛頭對準中國，世界絕大多數國家與美國站在一邊。國內資源枯竭，能源短缺，矛盾激化，漢奸泛濫，媒體基本被對方控製，人民與執政黨相隔絕（幸虧有網絡），所有這些，都意味著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如果說20世紀中華民族複興孕育在中華民族的危險之中，今天則相反，是中華民族的危險潛藏於中華民族複興之中。一旦中華民族複興失敗，中國解體和民族滅亡將不可避免，覆巢之下沒有完卵，中國各個社會階層對將麵臨滅頂之災。
二，中華民族三個夢想的不同結局，證明了道路決定命運的偉大真理。
從近代以來中華民族三夢想的不同遭遇可以看出，國家的命運和夢想，完全是由曆史道路決定的。中華民族第一個夢想——中國人民站起來，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已經實現了；第二個夢想——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由於八十年代農村私有化和九十年代城市私有化而夭折了；第三個夢想——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現在已經成為中國人民的奮鬥目標，能否實現取決於道路，目前崛起或毀滅之所以同時並存，就是因為兩條道路並存。
三，中國三大複興的相互關係。
1，中華民族的複興是三大複興融為一體——中華民族的複興、東方文化的複興和社會主義的複興，很有些類似於歐洲崛起的文藝複興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當時歐洲的崛起同時也是西方文化的崛起和資本主義的崛起，也是三大複興運動——西方文化的複興、資本主義的複興、歐洲的複興。隻是道路不同，我們是要和平崛起而不再是戰爭崛起。這是由東方文化和社會主義性質決定的。
2，三大複興運動的曆史依據和內在聯係。東方文化複興是內在根據，是世界政治文明自我更新的曆史要求，是中華民族複興的客觀基礎。社會主義複興是中華民族複興的根本道路。中華民族是東方文化和社會主義的曆史載體。所以三大複興運動必然相互依存、不能分割。
首先，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社會曆史發展的必然規律。社會曆史往往是在曲折中前進的，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曆史規律，往往也是在曲折中表現出來的。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垮台就是這種曲折前進的事例，它不僅不是社會主義的失敗，而恰恰是社會主義的一種曆史矯正，一種曲折前進的形式。現在看來，社會主義革命是通過兩種方式，在把人類社會由資本主義精英統治推入到社會主義大眾政治時代：一是從正麵消滅和取代資本主義統治；二是從資本主義製度內部引發社會變革，最終把資本主義連同以往探索過程中形成的官僚主義，一起埋入曆史墳墓，把人類社會推向更高的大眾民主階段。如同農民階級的偉大革命最終把人類社會從封建社會推向更高階段的資本主義社會一樣，社會主義革命也同樣是在把人類社會推向更高階段，推向大眾民主的真正社會主義階段。
毛澤東思想就是人類社會這個更高階段的指導思想。要求隻有毛澤東思想包含大眾民主的理論和實踐。今天西方的占領華爾街代表的大眾民主革命，正在推動西方國家向著社會主義發生更加深刻的變革。這種變革概括起來，就是大眾民主和共同富裕。政治上實行大眾民主，經濟上實行共同富裕。大眾民主要求“一切權力歸人民”，物質基礎是網絡通訊；共同富裕要求“一切財富歸社會”，物質基礎是虛擬經濟。
其次，東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主導地位，是世界一體化與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內在衝突的必然要求。一方麵，西方資本主義競爭文化，本質是獸性社會的叢林法則，社會越發展，手段越先進，競爭就越慘烈，越沒有人性。弱肉強食的競爭法則本身就是在激發獸性而淹沒人性，從宏觀上把人類推向獸性化發展道路，根本無法形成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要求的管理法則。另一方麵，西方資本主義感官文化，又從微觀個體上把人變成單純追求感官享受的低等動物，摧毀了一切高尚的情感和精神追求，越來越遠離人類本質。人在本質上是追求崇高精神的社會動物，生命的本質是一個精神現象，而不是單純的物質現象。把幸福歸結為感官享受的結果，就是把個體的人變成沒有人性的野獸，越來越多的盲目殺人案就是典型。現在把盲目殺人稱為是“報複社會”，本身就證明了這種獸性化是社會的產物。以往社會人們絕望時隻會選擇自殺，隻有西方資本主義感官文化，才會造就盲目他殺，麵前沒有任何仇恨地盲目殺人，這完全是社會規則獸性化的產物。
特別是物欲至上和金錢統治已經把人類帶上死路。眼下美國“財政懸崖”就是典型。所謂“財政懸崖”是指美國的增稅和政府減支將減少大概8千億市場需求，有可能會增加失業，減緩經濟增長，因而造成社會關注和恐慌。本來，在美國透支消費已經達到高額負債的情況下，縮減需求和消費應該是件好事情，對個人對社會對自然，都有好處。但是，資本主義製度卻把這種縮減消費變成了災難，因為這樣會妨礙資本對利潤的追求。如果生產不是滿足少數人發財，而是為人民服務，為社會進步，那麽，完全可以根據市場需求和生產的縮減，縮短工作時間，，節約資源消耗，讓人有更多自由時間，以實現人的全麵發展。這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根本途徑和標誌。人類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技術進步，最終就是為了減少勞動時間，實現全麵發展。可是，縮短工作時間會增加資本的成本，減少利潤，因而人類隻能繼續盲目浪費下去，無端耗費資源和汙染環境，並且無端增加勞動時間，為降低極少數人的發財成本而就業，為滿足極少數人的利潤追求而生產，甚至最後為就業而就業、生產而生產，就業和生產不再是為了讓大家過好日子，而隻是為了讓少數人發財，除了對資本有利之外，對個人對社會對自然，都不再有任何好處甚至有害。
中國3萬億外匯儲備就是這樣形成的，本國人民買不起房、看不起病，卻把超過20萬億人民幣借給富得流油的西方發達國家，為什麽不能把財富用於國內人民生活？就是因為財富用於國內人民生活無利可圖，而借給發達國家可以獲取一點兒利息。當初希特勒那麽壞，都規定德國外貿隻能用商品換取商品，而不能換取金錢，因為金錢不能直接用於德國人民生活，這是當時德國年經濟增長率能達到百分之百的一個重要原因。
最後，中華民族複興的和平崛起道路，將以和諧共生的國際規則取代優勝劣汰的國際規則，奠定世界一體化共同發展的嶄新規則。在世界處於各國分散獨立的發展時期，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發展還能夠使發達國家實現和平穩定，維持世界的狼羊結構。而在當今世界一體化時代，繼續實行優勝劣汰的國際競爭規則，就隻能造成各國之間永無休止的彼此殺戮，唯一出路就是用和諧共生的人類法則取代優勝劣汰的動物法則，讓世界各國和人民能夠共享人類文明成果，至少讓大家都能夠活下去。這就必須要用和平崛起取代戰爭崛起，把人類社會納入和平競賽的軌道——國內革命采用街頭革命取代暴力革命，國際競爭采用和平崛起取代戰爭崛起，這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政治文明的偉大貢獻，也是中華民族和平崛起的曆史進步意義，我們一定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和珍惜。
隻是和平崛起不等於畏懼戰爭，和平崛起是要創建一種和平競爭的世界新規則，用和平崛起取代戰爭崛起，開辟和平發展道路，實現人類的和平共處。這就必須消除戰爭根源和戰爭威脅，敢於麵對和能夠贏得威脅人類和平的任何戰爭。隻有消滅戰爭，才能和平崛起，和平崛起不僅不懼怕戰爭，反而要消滅戰爭，甚至為此不惜犧牲生命。所以，把和平崛起解釋為懼怕戰爭，完全是漢奸文化誤導的結果。
綜上所述，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是人民的夢想，是世界政治文明自我更新的實現形式，是世界一體化發展的必然要求，是社會曆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凡是與此相對立的一切力量，都是與人民為敵、逆曆史潮流而動的反動力量。
第二部分，道路決定命運——社會主義是民族複興的唯一道路
一，中國已到了生死邊緣，成為朝野左右的唯一共識。
當今中國已經到了崛起或毀滅的生死邊緣，是中國各種政治力量唯一的共識，隻是大家表述方法不同而已。左派表述方法是“中華民族到了崛起或毀滅的十字路口”，右派表述方法是“不改革就死路一條”，意思都一樣，就是中國已到了存亡選擇的生死邊緣，要麽生要麽死，不可能再有第三種選擇。左派認為中華民族到了生死邊緣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結果；右派則相反，認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不徹底的結果。這種情況表明，右派終於也接受了我們多年來的基本判斷，雖然是從反麵接受的。總之，無論從左派還是右兩派的結論來看，都反映中國已到了必須跨越生死大坎的曆史關鍵時刻。高山大川相伴而生，風險和收益相適應，曆史崛起之日，也是風險最大之時，崛起或毀滅的曆史選擇，同時擺在了中華民族麵前。
不僅左右之間形成了如此共識，包括官方同樣形成了如此共識。17大以來胡錦濤主席曾經多次指出，當前中國社會是兩個前所未有——機遇前所未有，挑戰也前所未有，兩個前所未有，就是對中華民族生死抉擇的最好概括。
當前中華民族生死抉擇的具體矛盾表現為：一是社會撕裂，官權泛濫、資本專製、兩極分化、內部對立，基礎不穩。二是道德墮落，信仰缺失、沒有凝聚力，精神一盤散沙。三是漢奸勢力猖獗，形成改革派的核心。四是經濟基礎越來越脆弱，能源和市場對外依賴，並且是被動依賴；國內資源麵臨枯竭，欠債巨大，財富流失嚴重，環境惡化，風險承受能力越來越低。五是人民幣被美元綁架，“中美國”通貨膨脹和財富轉移雙通道，會激化矛盾和惡化經濟。六是外部威脅越來越大，韜光養晦的回旋餘地越來越小。
二，未來中國發展三條道路的選擇。
當今中國生死抉擇的三種選擇，一是符合買辦和西方資本集團的市場化改革，目前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務，是經濟上瓜分國有企業，政治上約束共產黨領導；二是符合官僚集團利益的強政府大國企的市場化改革，把市場化看成是加強對經濟和社會控製的工具；三是堅持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三條道路三個前途三種命運。
由於第二三道路之間的主要區別是共同富裕，隻要把共同富裕因素注入進來，後兩條道路完全可以重合。重慶模式的曆史意義，就在於進行了兩條道路相融合的成功探索，把原本是三條道路的選擇，變成了兩條道路的選擇，極大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曆史進程。隻是重慶事件改變了曙光初現的中國曆史進程，再次陷入了撲朔迷離的複雜狀態，重新回到了原有狀態。雖然習近平總書記表示要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與九月愛國運動人民群眾對共同富裕的要求完全一致，但是實踐中已經沒有了共同富裕的成功模式，能夠把黨群開合起來的共同富裕道路怎麽走，又得需要重新探索。
第一條道路是死路，既是老路，又是邪路。首先，今天中國陷入生死邊緣本身就是第一條道路帶來的結果，當今中國的兩極分化，道德崩潰，官權泛濫，腐敗蔽日，漢奸猖獗，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遭受威脅，無一不是這條道路的結果，繼續下去隻能是四分五裂，國家解體，最好的結果也就是維持“中美國”的殖民經濟共同體。其實，所謂“不改革就死路一條”，這種說法本身就是政治綁架，就是把國家帶入死路的一種曆史脅迫。這是中國“致錯式改革”的必然結果。其次，與第一條道路相聯係的改革教、普世派和法律黨，基本上都是一些政治上專製、經濟上搶劫、文化上漢奸、生活上墮落的法西斯流氓。這樣一些人別說是不能實現社會主義民族複興，就是連資本主義民族複興也做不到。第三，阻礙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充當美國等西方國家解體中國的侵略工具，這些人的主要任務，不可能帶領中華民族走向複興。第四，中國市場化已經達到了極端，超越了任何一個國家，繼續市場化改革改什麽，沒有人能說得清楚，也沒有人去說，其實就是要改掉共產黨一黨領導，瓜分最後一塊國有經濟。所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拿路線圖、時間表是十分正確的。第五，人民已經覺醒，絕不答應繼續充當改革的犧牲品。第六，最後，美日等西方國家對中國主權和領土的侵犯，也從反麵堵塞了這些人繼續改革的道路。
第二條道路短期內可行，長期下去也走不通。這條道路的核心，是政治上堅持共產黨領導，經濟上堅持國有經濟控製，思想上保留馬克思主義。但是要抽去毛澤東思想和共同富裕，是名副其實的官僚社會主義。這就是許多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真實含義。表麵來看，這個被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好像是新路，其實，這條道路才是名副其實的老路，是改頭換麵的官僚社會主義老路，隻是多了一個市場化外套而已。走這條道路，一是右派不答應，西方國家不答應，人民也不答應，人民反對資本集團，不是為了保護官僚集團。二是要堅持共產黨領導和國有經濟，而不堅持毛澤東思想，不走共同富裕道路，根本就堅持不住。沒有毛澤東思想做指導，就隻能到曆史故紙堆裏去尋找新的指導思想，由此拚湊的意識形態根本就不是資本主義對手，最終隻能被對方牽著鼻子走，繼續把改革領導權交在對方手中，根本實現不了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古今中外的強大國家，首先是思想觀念上要強，政治文明上要強，要能夠激發起人民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精神。顯然，在這方麵第二條道路與第一條道路基本相同，都不能把人民激發起來實現強國夢。隻是堅持這第二條道路的許多知識分子，都是令人尊敬的理想主義者，是人民大眾的真誠朋友。
第三條道路就是複興社會主義道路。與第二條道路相比較，一是堅持毛澤東思想，二是探索新的公有製形式而不是把官有製當作公有製，我們現在維護國有經濟，是為了防止國家財產外流，而不是要保護貪官汙吏。三是以大眾民主取代精英民主。第一第二條道路都是要堅持精英民主，區別隻是由官僚精英做主還是由資本精英做主，大眾民主則是要人民直接當家作主，取代現在的精英代議製民主。四是堅持共同富裕。此外，與前兩條道路相比較，第三條道路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需要不斷探索和創新，沒有現成道路可參考可依照，而第一第二條道路，都有現成道路可遵循，不需要探索創新，這是第三條道路比較困難的地方。
三條道路互相交叉，十分複雜。任何一方都同時麵臨兩方麵對上和陷阱，官僚集團如此，漢奸力量如此，左派同樣如此。總的來說，第二三條道路之間重合部分要大一些，特別是在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問題上，第二三條道路完全相同。但是，在對待大眾民主問題上，第一二條道路相重合。
三，形成全民族統一隻能依靠毛澤東思想。
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需要彌合分裂、消除對立，實現全民族精神和意誌的統一，而實現這個目標，隻能依靠毛澤東思想。隻有毛澤東思想，能夠實現中華民族信仰統一、精神統一和意誌統一。因為毛澤東思想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願望，是人民大眾的意識形態，凝聚了5千年中華民族東方文明之精華，包含了21世紀大眾政治時代的曆史要求，概括了人類真善美的崇高追求。隻有毛澤東思想能夠重新煥發出中國人民偉大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精神，團結起來共同奮鬥。重慶的實踐已經證明，隻要高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人民馬上就回團結起來，把各種汙泥濁水蕩滌幹淨。
對此，千萬不要被當前極少數人反毛非毛的表麵現象所迷惑。經過前後30年的實踐比較，特別是中國內外矛盾的加劇，毛澤東思想回歸中國已經成為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九月愛國運動以及全國一係列群體事件對毛主席的懷念，就是典型。現在主流媒體和網絡上的反毛非毛現象，是買辦漢奸與國外勢力人為製造的泡沫假象，隻要鏟除漢奸力量和漢奸文化，反毛非毛的泡沫馬上就會破滅。這是中國比俄羅斯幸運的地方。俄羅斯意識到愛國主義要有核心和落腳點，卻找不到這個核心和落腳點，無奈隻能落腳在東正教上，把東正教作為國家信仰的依靠力量。但是，由於宗教本身並不包含現代政治文明的內容，因而對人民大眾的精神激發作用畢竟有限。中國擁有毛澤東思想這個強大精神武器，實現民族團結和激發社會理想將易如反掌。對此，我們一定要有清醒認識。
我們懂得這一點，我們的敵人同樣懂得這一點，甚至更加懂得這一點。所以死死咬住反毛非毛這個關鍵不放。由於30多年已經形成了強大的漢奸文化和漢奸力量，通過教育和宣傳的正常途徑已經不可能解決，隻有采用外科手術，才能切除漢奸勢力這個社會毒瘤。今年美國和俄羅斯先後通過的《叛國罪法案》，也證明了對待賣國賊，不可能通過正常途徑加以解決，隻能采取最嚴厲的打擊政策。特別是在世界文明轉型和中國政治轉型的今天，中國人民與反毛勢力之間的鬥爭，已經不僅僅是革命派與反動派之間的鬥爭，不僅僅是正義力量與邪惡力量之間的鬥爭，而是文明與野蠻、人性與獸性之間的鬥爭，是人類社會生存與毀滅之間的鬥爭。中國反毛勢力所堅持的所謂改革開放，實際上要充分釋放人類動物性中邪惡的一麵，魔性的一麵；而毛澤東思想則是要激發人類真善美的一麵，佛性的一麵。二者之間相互排斥、絕不兼容，這就是反毛勢力極端仇恨毛澤東的根本原因。兩者之間這種不共戴天的性質，決定了隻能采取外科手術鏟除這個毒瘤，不可能采取溫和的保守療法。如果文革的方法解決不了，就采取武革的方法，總之，必須要切除這個社會毒瘤，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才有希望。
今天高舉毛澤東思想，主要是堅持毛澤東思想的兩條核心——為人民服務和造反有理。為人民服務，就是要實行共同富裕；造反有理，就是要實行大眾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