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麵是時任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同誌與中國人民的朋友、著名美國作家斯諾在1970年12月13日的談話。在四十年後的今天，筆者重讀這次談話，浮想聯翩，於是不能不把“談話”上網，與網友們共享。
如何認識和評價建國後毛澤東同誌和他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如何看待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成績和問題。仔細閱讀周總理的談話，我相信，隻要不抱有偏見和懷有（對中國共產黨和消滅剝削製度的社會主義事業）仇恨，就會得出正確的結論來的。所謂用事實說服人，是對於自己隊伍中一時糊塗的同誌和朋友們的。對於階級的敵人，無論什麽辦法都是不能說服的，這是階級本性使然，指望說服他們，那是幼稚可笑的。
鞏 獻 田
2010年3月4日
周恩來與斯諾的談話（國際部分）
（意大利《時代》周刊編者按：文化大革命之後，共產黨中國的一個首腦第一次答應回答一個西方記者的問題，這就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我們在這一期刊登談話的第一部分，在這一部分中，中國總理談到了意大利的承認、福摩薩﹝按:即我國的台灣省﹞問題，同蘇聯的不和以及中國對可能爆發新戰爭的準備。）
下麵是我同周恩來總理進行的四小時的談話的第一部分，這次談話是在我到達北京後同他進行的一係列短暫的談話之後進行的。在這次談話之前的期間，
我到長城南北轉了一圈，重遊了一些曾經訪問過的舊地，也看了一些新的地方。蔥蘢的中國大地到處在進行這樣一種努力，即在我們這個時代從未見過如此積極地由大多數人進行的改造人的努力。
我同這裏的人們談了話，他們有的在農村公社工在；有的在成千上萬的地力工業中工作；有的在城市公社工作；有的在商店工作；有的在現代化的大工業企業工作，這些企業正同學校和大學配合試驗新的教學方針和桃選學生的方針；有的在醫院裏工作，在醫院裏，把最先進的外科手術同針灸給合了起來，那裏還培養出“赤腳醫生”，即在一個地區擔負著把中國人非常習慣使用的、在鄉村也很普遍的有效的避孕丸傳播開來這一任務的醫生；有的在“民兵”訓練中心工作，在那裏；一家人一家人地去打靶。我還同派去醫治聾啞病的軍人，同教師、演員以及表示很願意在稻田裏幹活的高級談了話，在一個工業城市還同在二十二萬伏高壓線上表演帶電作業的技術人員談了話，在這個工業城市我訪問了中國最大的鋼鐵企業的領導人和這個有一百多萬人口的城市的革命委員會的主任。
看一看這個萬花筒般的天地，在中國做一次長途旅行是很值得的。在中國，一切都要按照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辦事。也許應當首先用較大的篇幅談一談
我的妻子和我的驚奇，我們是第一批親身來訪問的美國人，我們在一些地方受到了相當多的人的歡迎（這就是使我們感到驚奇的事）。但是，在此之前以及在發表關於這次旅行的報道之前，必須先根據周恩來的談話談談這裏是如何看待外部世界的，談談中國同外部世界的關係。
在輝煌的人民大會堂的一個鋪著地毯的非常安靜的大廳裏，我聽了這位七十二歲的總理（已任總理整整二十一年了）對我的寫在紙上的十幾個問題的時而是含混的、時而又是明確的答複，聽了這位總理對我在這次不拘禮節的談話中當麵提出的另外一些問題的巧妙的回答。周恩來穿著普通的淺灰色衣服，鈕扣一直扣到下顎，有著軍人的風度，他總是那麽有禮貌、鎮靜同時又很謹慎。
我們的談活是以分析中國的新的國際聯係開始和結束的，中國外貿的擴大、同外國建立外交關係——特別是同意大利和加拿大建交——以及很快就要同另外一些國家建交決定了中國的新的國際聯係。在中國，人們認為，這些突破的給果是，台灣政權孤立了，使美國和日本在聯合國及其成員國中，在台灣問題上更孤立了。
當我將要寫完我的報道時，傳來了戴高樂將軍逝世的消息，這一消息在中國引起了相當的沉痛感。在這裏，人們將長期懷念這位打破了美國對人民共和國建立的封鎖的人物。另外，正如隻是在現在才透露的，戴高樂明年訪問中國的事正在籌劃中。在這一消息傳開時，在中法友好關係進一步發展時，北京熱烈地歡迎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第二次到中國正式訪問，這是華盛頓包圍和孤立中國的政策失敗的又一個明顯的證明。葉海亞總統在北京斷然拒絕了“兩個中國的神活”，人們認為，這是對尼克鬆最近就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這引起了印度的憤怒抗議——提出新的奇特的報複。
中國總理說，（對美國的）反叛到處都有。在西歐，同蔣介石保持關係的國家已剩下不多幾個了。在另外一些承認中國的國家中，意大利的承認實際上是結束了想在“兩個中國”上妥協的幻想。
在爭奪中國市場的競爭中，意大利的競爭現在不僅為聯邦德國所重視，而且也受到日本的重視，也許可以說日本更為不安。中國總理說，正像法國、加拿大和現在的意大利一樣，所有的人都必須承認，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都必須既反對“兩個中國”，也反對“一個中國，一個台灣”。
“如果聯合國投票讚成恢複人民共和國在安理會的席位，中國會作出什麽反應？”
“蔣幫被趕出聯合國？”周恩來要我說明這一點。
“是的。”
“顯然，我們將根據當時的情況考慮這個問題。聯合國將來到底怎麽發展很難預料，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發生變化，一種可能是走國聯的老路。這次聯大成立二十五周年紀念，看得很清楚，越來越多的中小國家，甚至一些大國都反對超級大國操縱聯合國，反對它們甚至更為經常地超越聯合國推行他們的強權政策，彼此劃分勢力範圍，以及爭奪公海和太空。”
總理說，形勢發展很快。“例如，僅在幾年前，誰會想到拉丁美洲這麽多國家聯合起來堅持領海劃為二百海裏，反對美國和蘇聯強加給它們的十二海裏的規定。結果是，美國政府必須向拉丁美洲各國政府付出罰款，贖回因破壞拉美國家海岸權而被扣押的美國漁船。
“在世界的這個地區”，總理繼續說：“超級大國企圖把中國置於戰爭的威脅之下，在北麵和南麵，有百萬陸海空軍，甚至有火箭部隊；在東麵是美國和正在瘋狂擴軍的日本勾結，想通過台灣侵入東南亞。”
周恩來說：“在美國和日本反動派的慫恿下，日本軍國主義的複活是對整個亞洲的威脅。”對此，中國必須準備應付發生衝突的危險。但是，中國的備戰完全是防禦性的。“難道挖地洞是威脅別人嗎?”如果中國要發動進攻，“我們為什麽還要投入這麽多人力物力來挖地洞呢?"
在中國大陸，男女老少到處都在不停地挖地道，一個時期以來別人幾乎以為是在挖地窖。總理本人在談到中國邊境受到威脅的時候，對此已經作了解釋。
在一九六O年，周恩來向我談過解決台灣問題和中美建立關係的條件，一九六五年又說過一次。現在，總理肯定說，這些條件沒有改變，將來也不會改變。中國的政策要求：第一，美國必須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且要從台灣和台灣海峽撤出它的一切武裝力量；第二，中國和美國，盡管社會製度不同，兩國仍應在五項原則基礎上實行和平共處。
尼克鬆擔任總統之後說，願意和緩中美關係，要跟中國淡判。確實，十五年來，中美在斷斷續續地進行大使級會談，但是，為什麽沒有結果，這是很清楚的。台灣問題過去是、現在仍然是關鍵問題。周恩來這樣對我說，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中國人民有權利解放這個島嶼。美國在那個地區的武裝侵略是另一個問題，是國際問題，我們願意對此進行談判。總理還說，門是敝開的，但是這完全要看美國是否打算認真解決台灣問題。
周恩來對美國人民表示了友好的感情，他強調說，他的政府總是根據具體情況處理“對中國友好的人”的訪華要求，“具體問題具體解決”。他舉了我和我的妻子所進行的訪問作為例子。
周恩來接著就進行了一年多的中蘇邊界談判當前的症結談了中國人的觀點。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中蘇兩國總理達成這樣一個諒解：中蘇邊界談判要在不受任何威脅的情況下進行、雙方應就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雙方武裝力量在邊界爭議地區脫離接觸的臨時措施達成協議。周恩來說，“爭議地區”就是根據十九世紀中俄邊界條約雙方地圖上所畫的邊界線不一致的地方。
“這就是說，這些地區，按照蘇聯人的說法是屬於他們的，按照我們的說法是屬於我們的。這種爭議隻有就臨時性措施達成協議才能解決，這樣就可根據在平等基礎上互諒互讓和平等協商的原則加以調整。對我們來說，這是不難實現的。今年五月，毛主席對蘇聯邊界談判代表團副團長說過：‘應該好好談判，談出個友好睦鄰關係。’”
周恩來說，中國人“過去就是本著這種精神做的”。過去跟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阿富汗和蒙古人民共和國談判邊界問題的時候都是如此辦的。有的有條約，有的沒有條約，我們都是根據和平友好的態度，互諒互讓的辦法來解決的。
實際上，好象俄國人已經簡單地拒絕了就從爭議地區脫離接觸達成協議。這樣兩國邊界線互相交錯，就象兩把叉子互相叉在一-起那樣。
我對周恩來說：“柯西金講反對美國對柬埔寨的侵略。但是，西哈努克親王說，柯西金已向南越和美國人的盟友朗諾保證，蘇聯支持他。這不是互相矛盾了嗎？如何解釋呢？”
“蘇聯隊的對外政策就是經常處在矛盾之中，這個問題它不能解決。”
我問總理，六十年代初中國呼籲召開禁止試驗和使用核武器和全部銷毀核武器的首腦會議，現在有改變沒有?
周恩來回答說：“我先問答這個問題，講清我們對這個問題的態度。首先，我們的核試驗還是一個試驗階段，每次試驗都是有限的，隻是在必要的時候才進行。試驗的目的是為了打破核壟斷和核訛詐，製止核戰爭。所以，每當我們進行一次試驗時，我們都聲明，在任何情祝下，中國絕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國同時又建議，世界各國不分大小，在一起召開各國首腦會議，達成一個全麵禁止核武器的協定，作為第一步，可以先達成不使用核武器的協議。最近，我們在進行十月十四日的一次試驗之後，日本社會黨表示支持我們的建議和我們的立場。”
（十月一日，日本社會黨訪問北京的一個代表團和中日友協的中國領導人發表了一項聲明，支持中國的召開一次為實現周恩來總理上述目的的首腦會議的建議。）
周恩來說，超級大國“所謂限製核武器”的會談，“目的僅僅是為了保持他們的核優勢”。每一個超級大同都想“限製”對方，以便保持自己的優勢。很清楚，美國和蘇聯的確都想“限製”一下維持自己的核壟斷所需要的高額費用，但是，盡管他們在進行談判，這種費用卻繼續大量增加。
關於他們的矛盾如何解決，周恩來說，“我們不是他們的參謀長。” “我們對這類‘裁軍’不抱幻想”。“二十五年來，他們一直在擴軍，從來就沒有什麽裁軍。”
關於國際形勢，總理引用毛主席的話說：“各國的人民，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眾，總是要革命的……他們總會逐步地覺醒起來，總會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的反動派，總會反對修正主義。”周恩來繼續說，按照毛主席的教導，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依然存在，各國人民必須有所準備。但是，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
總理接著說，毛主席在一九七O年五月二十日發表的聲明中談到了美國革命的前景。很清楚，今天，無論誰隻要同中國的一些負責的領導人進行深入的交談，就不難發現他們對於美國資產階級社會傳統迅速瓦解的種種跡象極為關注。中國人從美國人民激烈反對五角大樓在亞洲和其他地區的軍事冒險，從軍費開支毫無限製而對國內的一些重大問題卻被忽視的情況中得出結論說，美國人民已經得到了有益的教訓，特別是從越南的災難性戰爭中得到了教訓。
目前，中國已經曆了“文化革命”的長期嚴重的磨練，恢複了自已同外界的聯係，很明顯，中國要建立一個廣泛的反帝統一戰線，按照毛主席五月二十日的聲明，這一戰線並不排除美國人。
西方觀察家們今天說中國的態度是“開放的”，這種態度可以說是謹慎的革命樂觀主義同高度警惕以及預防不幸的混合物。
顯然，毛主席並不期望美國的革命很快就會發生，中國的對外政策也不想建立在這樣的推測之上。中國所要堅持的政策局限很多，是沿著周總理最近在接見法國官方代表團所說明的路線發展的。它不僅要求美國軍隊從亞洲大陸和台灣撤走，而且要求所有的外國軍隊都從他們占領的地力撤回國，這樣就使得各國人民都能享受在不受外來威脅和幹涉的情況下解決自己問題的權利。
對於那些仔細閱讀中國官方文件的讀者來說，他們可以從本報道中得出比瀏覽一眼所能得到的多得多的東西。周恩來在幾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非常嚴肅的和以其它方式的談活之後，同意同一個美國作家進行談話，以便直接同意大利人民進行交流，這已經很夠了。
在中國的悠久的曆史中，人們從來都沒有忘記，羅馬在二千年前派商人越過這個帝國的邊界打開了中亞細亞的絲綢之路，第一次把東力的很多文明帶到了歐洲。現在，我周圍的人們在如下這一事實中看到了一個吉兆，在現代化的交通的時代，馬可·波羅的祖國同古老的“中華帝國”的後裔重新建立了關係。
（節譯自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三日意大利《時代》周刊）
—— 選自《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訪華文章》，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1971年7月第1版（內部發行），第50—59頁
周恩來的談話（國內部分）
（意大利《時代》周刊編者按：同共產黨中國最高領導人有著友好關係的埃德加·斯諾發表了北京政府的觀點，並且淡了他自己的看法。由於這篇文章具有極大的文獻價值——在文章裏，十年來第一次正式報道了有關中國國內形勢的數字和材料，所以《時代》周刊全文發表，讓讀者自作結論。）
周恩來向我們談了中國的實力
在一次長時間的談話中，周恩來總理向我提供了有關中國生產情況的重要數字，這是十多年來第一次公開的數字。去年十二月份，《時代》發表了總理接見我們時的談話，那篇談話大部分是談國際問題，這次主要是談中國的國內問題。象前次一樣，我們的談話是非正式的。所以文章的形式是，隻能引用一小部分總理的原話。當然，國際和國內問題是緊密聯係的。我們再次簡短地談到的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台灣問題，甚至美國以前也承認這個島嶼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美國堅持這樣一個虛構的事實，即一九四九年在大陸失敗後逃到這個島上的流亡者蔣介石是代表中國人民的真正的政府而保持同台灣的聯盟。在一九五五年以來舉行的中美會談中，北京一直堅持兩點：美國必須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且必須同意就從這個島嶼和台灣海峽撤出美國武裝部隊問題進行談判。正象上次總理向我談到的，盡管如此，隻要美國願意嚴肅地討論台灣問題，談判的“大門仍然是敞開的”。這一次，在我問到有關華盛頓建議重新談判的問題時，總理以一個外交家的微笑回答我。 (已故的喬治·馬歇爾將軍以前曾說，這個外交家是他遇到的最能幹的談判家。)他回答說：“無可奉告。”“我們準備承受一場戰爭的重擔。”當中美就次要問題進行的談判不能引起很大的興趣時，一些觀察家把一個蘇聯代表團——這個代表團就是要解決中蘇邊界爭端的問題——來到北京這一事實看作是大門向著嚴肅的願望談判解決問題的人開放的一個新證明。
在中國目前在同外國建立外交和貿易關係方麵所取得的進步的後麵是，農業和工業的生產發展速度恢複了，這是在國家擺脫一九六六年至六八年文化革命的不協調狀態之後實現的。由於這次變動是深刻的，新的國家領導機構還不完善，所以聽到總理說基礎經濟受到相當有限的損失時是令人吃驚的。周恩來坦率地說，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由於工廠出現一些混亂、交通中斷，損失了一些工作時間，所以工業生產降低了一些。總理沒有縮小過去的困難，而是從中國的新形勢——他說形勢是大好的——出發說：“我們可以說，我們的所得遠遠超過所失，領導‘純潔’了，群眾取得了革命的進步。”總理還說，盡管一九六七——六八年工業生產減產，但是五年計劃（一九六六年至七O年）所規定的指標實際上是達到了，而且有些指標大大超過了。
我問總理說：“可以估計一下一九七O年工業生產的總產值嗎？”他回答說：“大約九百億美元。這個數字隻包括工業和交通運輸業，不包括商業和服務業。”公社呢?“在文化革命期間，公社的生產從來沒有減少。”總理說，由於劉少奇的幹擾，在五十年代犯了一些錯誤，另外一些是在“困難時期”——一九六O年至六二年采取決定性的調整措施時犯的。然而，“現在，我們的農業持續發展已經有九年了。”西方的經濟學家把糧食產量當作中國農 業形勢的標誌。直到不久之前，很多西方經濟學家還一直認為，一九五七年是最高紀錄，當時正式公布的糧食產量是一億八千萬噸。以後，北京政府犯“浮誇”的錯誤使人們很難相信中國的統計數字。自那時起，很少有人敢於作出負責的估計。現在總理說了，因此，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時刻。
周恩來說：“一九七O年，中國糧食總產量超過兩億四千萬噸。另外，國家儲備糧大約四千萬噸。公社也有自己數量不等的儲存。”正象我在訪問期間看到的那樣，公社社員也保存有一部分儲備糧。總理解釋說：“當然，儲存不集中在少數幾個大糧庫裏。我們不這樣做。相反，你看到了到處都有一些小糧倉。我們的目的是，各地要自給自足。我們要備戰備荒。”“既然有剩餘，為什麽中國還要繼續進口小麥呢?”這些進口同中國的產量比起來為數很小的。“在國際市場上，小賣的價格低於大米”，周恩來回答說，用一些大米交換小麥和其他產品是合算的。例如，中國向古巴和錫蘭出口大米以換回糖和橡膠。此外，中國還需要上百萬噸糧食援助越南和其他國家，這些出口必須在儲備計劃中加以補充。至於化肥，總理說，目前生產一千四百萬噸左右，從一九六六以來有了很大增加。國家盡量要在第四個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即一九七五年達到三千萬到三千五百萬噸。
總理還談到，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生產棉花、棉紗和棉布最多的國家。去年，中國生產了八十五億米棉布。鋼的生產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受到了革命的衝擊。過去這五年期間的平均產量在一千萬到一千八百萬噸之間，但是，現在的生產能力改進和擴大了，因此，可以預見今年會迅速增加。石油的生產在不斷增長，一九七O年已經達到了二千萬噸以上，就是說可以滿足中國目前的需要。還發現了許多別的油田。在“擴大鐵路網和複線”方麵也有很大進步。在中國的西南地區，一條連接越南邊界的新的複雜的鐵路幹線已經竣工。這項工程很少向人透露，在外國，人們幾乎一無所知。周恩來說，一九七O年的農業產值大約占工業、交通運輸業和農業總產值的百分之二十五。根據這一比例計算，中國一九七O年的工業、交通運輸業和農業總產值大約為一千二百億美元。然而，沒有任何可靠的指數來把中國的“產值”按西方的方法換算成“國民生產總值”。
“產值”這個概念省略或縮小了重要的“勞務價值”，例如租金、私人所有的農村房屋（現在增加了幾百萬間，都是互相幫忙蓋起來的），由軍隊和義務勞動修建起來的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也沒有計算遍布全國城市和農村的防空地道網，這些大部分是不取報酬誌願修建的。整個的防空係統要值幾十億美元。
國家既無內債，又無外債
中國的生產數字是以人民幣的穩定價值來計算的，換算是二元四角合一美元，這是一九五三年規定的。從那時至今，中國從來沒有發生過通貨膨脹，國內物價穩定，而且有很多項都降了價。中國既無內債，也無外債。個人所得稅是不存在的，所有的必需品都比別的地力便宜：比如食品就是一個明顯的實例，現在是品種繁多，數量充足。最後是，在最近十年裏，由於農民們花了令人難以置信的辛勤勞動，三千萬英畝（一千二百多萬公頃）荒地成了能生產糧食的可耕地，而其成本幾乎不超過他們的糧食消費，那麽這些地的收獲怎麽樣計算在“國民生產總值”當中呢？考慮到這些情況，人們也許會想，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可能同任何一個西方國家所設想的數字不相上下，但是誰能證實它呢?但不管怎麽說，很可能的是，在最近五年裏，由於處於和平的環境之中，中國的發展速度使全世界都感到震驚。同時，不可否認的是，在按人口平均收入方麵，
中國仍然是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原因是，雖然廣泛推廣避孕藥，它的人口仍然快接近八億了。
不用說，周恩來總理自己沒有進行這種“國民生產總值的推算”。他是反對投機家的，比如，一個明顯的證據是，他堅決拒絕采用象“走資派”劉少奇以前建議的那樣使用國家彩票來增加收入。他還說，出於毛主席堅持自力更生和獨立自主的原則，中國沒有借債，避免了目前世界上不少地方遭受到的通貨膨脹的危險。
接著我們一下子轉到了國內政治問題，我們討論了一些總理認為是外國歪曲了的事實。雖然曾有人說整個共產黨在文化革命期間解散了。但現在總理說，隻有不到百分之一的黨員被清除出黨，很明顯，在一些領導部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比如在一九六九年召開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和政治局委員多數換成了文化革命期間湧現出來的新幹部，那些沒有當選的人雖然讓他們到農村“鍛煉”去了，但幾乎仍然都是黨員。在毛澤東領導下，黨和國家領導機關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革新。農民、工人、紅衛兵和人民解放軍戰士代表大會正準備派出參加新的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這次人代會的目標是製定新憲法，新憲法將規定國家的性質、將來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形式以及人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毛澤東的目標之一是，精簡行政機構，取消重疊現象。在大城市和省城，我看到，調整普遍地是相當厲害的，但在首都，是特別嚴格的。總理說：“過去，中央直屬機構有九十個，現在隻剩下了二十六個。現在這些機構都由革命委員會領導，並且都建立了黨的核心小組。”
“過去，中央政府部門的幹部有六萬多人，現在隻有大約一萬人了。”
那些失去了職位的幹部到哪裏去了呢?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到農村的“五·七幹校”去了。這樣稱呼是因為毛澤東在五月七日發出一項指示。在這些學校裏，
社會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再教育是同在田裏的勞動結合起來的，這些勞動常常是在很少有人耕作過的土地上進行的。幹部們在經過勞動“鍛煉”之後，一部分將分配到新的崗位上去，一部分將替換在職的幹部。至於另外的人，總理說，有一些已經六十多歲了，因此他們已準備退休。另有一些決定全家到公社去，還有一些到工廠工作。
“從前在城市裏工作的有能力的幹部，經過‘五·七幹校’的再教育之後，將到各地去加強那裏的領異工作，或者已經去了。加強從前屬於中央政府現在下放給地方機構的工礦交通運輸部門的領導，需要很多人。”
這一權力下放政策也反映了要各地區和地方能自給自足的努力，不僅是在糧食方麵自給，而且也要在部分是建立在農村電力的發展這一基礎上的工業化方麵達到自給。正在大規模地有組織地把受過教育的青年和城市人口以及培養出的新幹部遷移到內地和各省的居民點去。僅上海一地從六五年到今天就遷出了大約一百萬人。移民總數，包括最初發動文化革命的學生紅衛兵在內，估計大約有好幾百萬人。
“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
總理說，在文化革命期間，農村公社連續取得豐收以及工業得到恢複並在新技術方麵取得進步，應歸因於人民的堅強團結和人民忠於毛澤東的教導和領導。這要在新憲法中明確地肯定下來。新憲法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袖是毛澤東，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另外還將規定，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周恩來還說：憲法將保障人民在文化革命期間為了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所創造的新形式：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周恩來說，憲法還保障罷工的自由。
幾個月來，千百萬中國人討論了憲法草案，但這個文件對外國人還是保密的。因此，在這篇報道中無法拿它同其他國家的憲法或者被文化革命廢除了的中國舊憲法作比較。
接著談到了總理想要人們清楚地了解的最後一點。外國報紙顯然是錯誤地報道了軍隊的作用，說它統治著黨和政府。周恩來說，這種情況從來沒有發生，
永遠也不會發生；這一點，對那些想要分析領導的組成的人，將會越來越看得清楚。關於他這一說法的具體複雜的根據，將在關於人民解放軍的特點的另一篇文章中詳細談到。
周恩來解釋說，中國的各級革命委員會由群眾組織的代表，領導幹部和軍隊的代表組成，在各級革命委員會中，要實現老、中、青的均衡代表性。所有各級革命委員會都是在黨的領導之下而不是在軍隊的領導之下進行工作。這種情況也適用於將來根據新憲法組成的各級政府。
中國總理在我同他進行的所有談話中，同中國政府其他領導人沒有什麽不同，也是很謹慎地談到美國在印度支那的戰爭。毛主席談話時平靜而又堅定，由於文化革命的勝利和在生產、人民的團結及備戰方麵都取得了激蕩人心的勝利，他的整個威望在最近更提高了。這裏的觀察家們預計西貢和金邊可能垮台，看到中國正在加強它的政策以應付新時代的挑戰。同時，尼克鬆的加強轟炸和加緊破壞以便象他說的那樣部分地撤出美國地麵部隊的理論，正在給中國增加新的朋友，以前是在柬埔寨，現在是在老撾。今年中國的外交也有益於別人從美國這個超級大國想統治東南亞的破產當中得出教益。反響可以從拉丁美洲對美國控製的挑戰、美國在西歐、非洲、日本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影響日益下降當中看到。
我個人的印象是，政治上的穩定和經濟上的發展是中國在國內的主要目標，在對外方麵，在和平共處萬隆原則的基礎上重建和擴大國際關係。同時，中國從來沒有象現在這樣準備通過給河內和同北越結成聯盟的印度支那各國人民以更多的援助來粉碎美國在亞洲的計劃。考慮到國內外的形勢，尼克鬆可能被迫不等到一九七二年的總統選舉就設法同北京進行認真的談判，這種談判將不一定隻局限於台灣問題了。
（節譯自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意大利《時代》周刊）
—— 選自《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訪華文章》，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1971年7月第一版（內部發行），第60—6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