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湖南科技大學學報 作者：安德魯·羅斯
摘要
在中國，人們對於毛澤東遺產的保存和記憶是帶有選擇性的，尤其是對“晚年的毛澤東”——他被官方定性為“錯誤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在西方，我們記得毛的思想對冷戰時期左派和1968年這一代人令人激動的衝擊，但是我們很少理解其對1970年代以來文化政治格局的影響。70年代以來西方左右翼之間的文化鬥爭(Cultural Wars)開展得轟轟烈烈，有著一係列引人注目的運動和事件。本文將通過考察曆史的案例，嚐試描繪毛澤東對教育改革、文化和社區的社會運動以及立法變遷的潛在影響。毛的教誨，如自我批評、青年造反、提高覺悟，在西方有著比中國更長久且深遠的發展，目前仍在進行的一係列左派辯論，諸如提倡文化正義還是社會正義更為優先的問題，其實亦帶有毛澤東思想的色彩。本文的結論是毛澤東思想的輸出，無論在文化大革命中還是在文化戰爭中，對於我們如何全麵理解文化與政治的關係的變化有著重大貢獻。
在中國大陸，每過10年，在偉大舵手誕辰紀念日都會爆發一陣毛澤東熱。中國領導人舉辦紀念活動蘊釀出毛澤東熱，然後又小心翼翼加以控製防範，以防其擴展太大而不可收拾。1993年，民眾藉慶祝毛澤東百年誕辰大肆購買印有毛澤東肖像的消費品，包括打火機、鑰匙圈，有些商品具有公開嘲諷的意味——毛的肖像充斥世俗的劣品市場，瓦解了其偉大人格對一般民眾的魅力。權延赤寫的暢銷書，書名就是《“走下神壇”的毛澤東》。那些在毛時代長大的人們正麵臨令人迷惑的社會變遷，毛的百年誕辰則是他們表達對五十年代社會和諧與國家穩定的懷念的大好機會，重溫新生社會主義國家的榮光(或對長輩而言，社會解放本身的艱辛過程)，讓人可以略過毛晚年熱衷於糾正錯誤的運動這一棘手問題。
不研究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正確對待中國革命曆史
盡管時間一晃已十來年，但如何認識晚年毛澤東仍是一個極富於爭議的問題。比如，對於文化大革命(官方定性為主席的“錯誤”)的獨立研究仍舊或多或少屬於政治禁區。毫無疑問的是，這有助於讓人們把眼光望向未來，把心思放在照耀中國前程、如氣球般日益增大的GDP統計數字。但這一道禁令對於國民心理有很不利的影響。隻要這個議題被視為禁忌，中國就不可能正確對待其革命曆史，亦或是現代化。下鄉知青(被送到農村接受農民再教育的知識市民和紅衛兵學生)用誇張的修辭語言要求討回他們的青春——或要求從年齡中「扣除十歲」是一回事，而把整個十年從中國人民的曆史中刪去則是完全另外一回事。
2003年冬，毛澤東一百一十周年誕辰紀念有了似乎更富於人情味的焦點。一大批傳記與電視紀錄片將毛澤東描繪為家中凡人或是內心充滿掙紮的領袖(至少在官方看來，毛僅有七分正確，毛對斯大林的評價是七分功三分過，中國目前的統治者為了方便也依樣畫葫蘆，把毛的功過三七開);一首饒舌歌(rap songs)的作者試圖把毛澤東的教誨傳達給年輕人，在今天胡亂盲目消費文化氣氛下，這是一項很困難的工作，特別是因為這首歌提倡毛的「兩要」，原意是要保持「謙虛謹慎，艱苦奮鬥」;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以毛澤東思想為基礎的企業管理和商戰教程，這充分體現了商業文化在中共黨內的普遍影響，這套書吸取了毛在哲學，政治，軍事策略上的著作思想，為如何管理商業項目，簽訂協約，調動員工積極性和扶持新公司獻策獻計。
另一方麵，胡錦濤上台後，實行稍加重視人民利益的政策，普遍認為當前領導階層之所以熱衷於紀念毛澤東的誕辰，是胡錦濤有意藉此更加顯示他有別於前任的主席江澤民。一些沒有變節的毛主義者則趁此大好時機要求將毛澤東誕辰定為國家紀念日。他們所建立的“毛澤東旗幟”網站(www.maoflag.net)吸引了眾多的人流，公開宣稱“高高舉起毛澤東這麵偉大旗幟，為建設一個真正獨立、安全、統一、民主、文明、富強的社會主義中國而盡自己一份力量”。我休假到中國待的一年期間，平常幾乎看不到毛澤東的信息，這次卻在網絡上突然爆發出如此超乎常態的熱烈關注。
2003年12月末，我受邀在武漢召開的毛澤東紀念會上演講。武漢是毛73歲時暢遊長江之地，毛在這裏有一處居所。當時，我對於中國年輕一代對文革的了解之少而感到震動，當然，我對此並不覺得非常吃驚。聽眾中有些是來自武漢地區高校的研究生，當我問及武漢720事件(這次造反派與當權派的衝突對文化大革命的走向起了重大影響)的時候，他們坦承對於此事毫無所知。毫無疑問，官方阻攔人民對於那騷動年代的記憶應對青年人的知識缺口負大部分責任，但中國當前的政治與社會氣氛亦無助於曆史記憶的複原和充實。
“毛澤東思想”為何在文革後仍深深影響西方學術文化界?
今日，民眾支持中國的現代化政策與文革領袖們斥為“經濟主義”的物質欲望和需求密切相關。這個官方名為“小康社會”的目標之能廣被接受，靠的是社會主義不必等同於匱乏與貧窮的想法，這種想法與當年激勵學生成立紅衛兵把地方黨幹部趕下台和效法他們的工人造反組織的政治精神，有天壤之別。由經濟主義驅動的社會與由政治掛帥的社會，其間的差異可概括在鄧小平於1978年給中國人民提出的“新政”：你可以有經濟自由，但任何其他形式的自由則免談。今天政府最熱衷的工作便是定期發布外國直接投資或是貿易數額的增長，這就使毛澤東下令造反的浪漫詩情不能不激發一些青年人的心靈。
青年人激發的熱情將把中國未來導向何方?這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自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的統治者花了很大力氣盡量削弱學生與工人之間的聯係。這種聯係對於現有的統治格局具有潛在的威脅。我也不想效仿西方的左翼東方主義者們(Orientalists)之所為，令人厭煩地為浪漫理想化的共產主義消逝而感傷不已。相反，我將集中討論毛澤東思想的輸出，特別是毛思想對西方社會思潮與教育的影響。因為“毛主義”一辭包含了至少跨越三個不同曆史時代的政策與傾向——延安時代的具有鋼鐵般紀律的共產黨先鋒隊;國家社會主義的英雄時代;文化大革命運動時期——在此我不能一一闡述每一時期毛對西方的影響，我將著重討論毛澤東的思想創新對廣義的文化政治的影響。
盡管“毛澤東思想”在中國仍是大學必修課程，但大部分毛所提倡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在今天的中國是無法想象的。今天中國的發展方向，與50-60年代毛主義鼎盛時期所堅持的共產主義信仰、獨立自主發展經濟、蔑視市場力量截然相反。在西方,我們亦鮮少知道毛思想對於我們政治文化的影響。
十多年前，在我經手主編的一套叢書中，一位在美國大學教書的華裔影視學者周蕾(Rey Chow)提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批評觀點。她指出，在全世界，文革至今隻有在美國文學與文化批評界中生機勃勃。文革中周蕾女士在香港長大，曾親眼見到屍體不時從中國內陸飄浮至珠江口，她很難以理解在美國學院批評家中竟然存在文革紅衛兵式的思想習慣和方式。這些包括對一切西方事物未經思考即反射式的懷疑，道德指控的本能，以及堅信唯有受害者才能說真話。(注一)我仔細思考了這些問題，覺得周蕾的批評或許是有道理的，但未見得是因為她所引用的那些理由。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在西方人文學術界受到歡迎，原因並不隻是因為西方學者對於文革真實麵貌的無知。下麵我將說明原因。
沒有人會否認西方當年所接觸到的毛澤東思想是以高度理想化的麵貌出現的。事實上，我們所理解的毛主義與中國所經驗到的不斷變化的毛主義有著非常大的不同，尤其在農村集體化運動、大躍進與文革方麵。因此，了解接受毛主義的時代背景和曆史條件有時比了解其主義體係本身的說服力和邏輯性更來得重要。在1950～1960年代的西方社會，頗不乏理由認為，隻要駕禦得法，這陣東風可成為一股掃除資本主義社會結構性腐敗的偉大力量。在某種程度上，他們賦予新中國的活力僅僅是馬克思有關“亞細亞生產方式”概念的反麵。在這一概念的想象中，一個死氣沉沉、生產力低下的“亞細亞社會”從俄羅斯東岸一直延伸到阿拉伯海的封建體製。現有的曆史研究證據表明，一直到19世紀，中國繁榮昌盛，城市化和技術水平都很高，這很難不讓人下結論說，所謂靜止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其實是馬克思主義所有基本概念中最富有歐洲中心主義色彩(Eurocentric)、最可笑的一個。馬克思認為“亞細亞生產方式”長年昏睡不醒，西方的中國專家則認為，中國經毛澤東“喚醒”後，生機勃發，無可限量，兩者所見截然不同，其實隻是同一種東方主義(Orientalism)思維相反的表述方式而已。
盡管如此，要不是在1960年代末的文革進程中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反複循環地發生造反和鎮壓的派係鬥爭，讓西方那些真想追隨毛澤東路線的人摸不清實際情況，毛獨特新穎的思想對他們的吸引力，本應該快速退潮了。
把毛的吸引力濃縮於年輕一代人所喜聞樂見的媒體意象中則要相對容易得多。在貝托魯其(Bertolucci)〈譯按：意大利著名導演，有《末代皇帝》等作品〉最近導演了一部 《夢想者》(The Dreamers)，用苦中帶樂的方式讚頌1968年5月的反叛運動，電影裏的一位主角說毛澤東是一個把中國當作大舞台來上演一齣波瀾壯闊的曆史劇的天才導演。哇!導演讓我們自己來判斷這部電影究竟是他對這位主角的天真幼稚所發的嚴峻評論，還是反映1968年西方社會風氣的令人亢奮的樣本。
無論如何，貝托魯奇的回顧反思情緒在今日相當普遍。今天大家通常認為，西方青年對毛澤東、格瓦拉以及胡誌明之類的第三世界領袖偶像的著迷隻是一時的喜好罷了，與第一代崇拜搖滾明星的人同調。那麽，在毛澤東熱的最高潮過去了30年之後，像周蕾所說的毛澤東的精神仍主導西方文學與文化批評家的心理，這又究竟為何呢?這難道僅僅是塞義德(Edward Said)所稱的“理論旅行”(traveling theory)——即一些思想在某個特定的曆史環境中發芽成長，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卻在另一個新環境中獲得了完全不同的意義——的另一個例子嗎?或者，我們能從過去幾十年來對政治和文化的關係的認知中，學到一些更經久的教訓?
“毛澤東思想”影響西方人文學術界的曆史背景
讓我們先來回顧一下曆史背景。1960年代初，毛澤東與莫斯科決裂，大略反映了他逐漸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在世界的許多地方受到讚揚，認為這是把共產主義理想從斯大林體製死氣沉沉的官僚統治中拯救出來的大好機會;毛澤東愛走基層民眾路線，熱衷發動民眾繼續革命，亦被視為明顯不同於蘇聯依賴由科技精英指導的都市工業化道路;毛澤東會對中國共產黨的同誌們說“我是中國土產的哲學家，你們都是外國哲學家”，尤其對莫斯科妄自尊大自以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上的各方麵都是權威，更會這麽說。他的這種思想傾向深獲西方那些反對其自身社會由好戰的的專家官僚嚴密管控的人們歡迎，同時，毛強調自力更生，力主區域平衡發展，提倡來自農民生活中的“有機專家(organic experts)”，這與當時新興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力圖不僅擺脫舊有的殖民霸權，也要破除冷戰架構下美蘇主控的體製正相合拍。毛主義對第三世界左派的影響最為持久，但是，對西方工業社會那些正尋找取代冷戰的生死鬥爭的異議者，中國社會主義的另類發展模式與他們自己另擇發展道路的追求不謀而合。
在西方，毛澤東反蘇聯的形象日益受歡迎，這主要是因為他終身信奉矛盾。外國人以為毛想固守田園式的社會，其實不然，他從未停止鼓勵發展斯達漢諾夫式(Stakhanovite)生產力與快速工業化(他疾呼：“我們必須兩條腿走路”);他也從未忽視那些通商口岸(例如上海)，但卻同時力促其他內陸地區的城市化以共享發展的利益;他虔信農村大眾的革命潛能，同時又堅持列寧主義的政黨中央集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在他偏離自身信念與黨的官僚體製對抗而激發文化大革命之時，樹立了在異國的偶像地位。
逸離蘇聯的經濟模式使毛澤東贏得外國人士的讚美，幾年後他轉而關注文化則真正點亮了全世界的燈塔。1949年中國戰勝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1950年代將資本主義企業國有化，深刻改變了中國的經濟基礎結構。但毛堅持認為經濟變革是遠遠不夠的。舊體製的思想殘餘仍存在社會的許多部門——被剝奪的地主、資本家，小農、買辦、流氓、官僚、教師及從民國遺留下來的職員和專業人士。毛認為最大的威脅來自於“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許多人在政府，工業界和其他國家機關占居高位。總而言之，中國的大多數人仍舊傾向依照革命前的舊意識形態與思想方式來打造新中國。所以，決定中國革命方向的殊死戰可能會發生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將在那些對下一代人的成長具有影響力的人們中展開。
從理論上說，這場鬥爭可以有許多戰鬥方式，毛澤東選擇了特別震動人心、激起年輕人熱情的途徑——炮打司令部。他宣稱，真正的進步必須以公開的批評作為條件，必須打倒和取代那些占據黨內、教育界及文化界高位、對年輕人施行反動教育的那些人。我們今天回頭來看，當時這些學生——當中許多僅是中學的青春少女——接受毛的指示的熱情是相當驚人的。在一個盲目服從老師的文化中，質疑師長的權威、甚至對其施予體罰，這大大的違反了原有的社會習俗。相形之下，同時期西方年輕人的激進主義則是比較謹慎的(盡管有許多令人驚異的新形式)，因為他們大可從波西米亞式(Bohemian)的異議傳統汲取經驗。
“毛澤東思想”對西方的重要影響
盡管如此，文革的範例給了西方學生將目光轉向學校權威與課程設置的額外理由(當然這不是唯一的理由)。炮打司令部以及課程的政治化成為大學校園運動的日程，結果是鼓舞了一連串延續至今的改革浪潮。同時，毛澤東的文化革命概念的理論內涵和新興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亦相輔相成，最明顯者如法蘭克福學派的教誨。毛批評蘇維埃經濟模式的目的雖與西方激進思界不同，但亦獲得那些長期質疑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機械經濟決定論的思想家的回應。有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超越傳統的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的僵硬決定論，發展出對權力與抵抗更縝密更複雜的分析，毛澤東強調文化的重要性，與他們有如同聲相應。盡管發生的理由和背景全然不同，在西方激進學界，文化與媒體機構——即阿爾都塞(Althusser)著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成為爭論與衝突的目標。
對毛而言，轉向文化完全是策略性的手段。麵對走資派暗地助長資本主義複辟，發動文化大革命保衛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後的革命果實是完全必要的。人們期待立竿見影的成果，經此形成新型的社會主義品格、社會習俗以及日常生活作風，至於在西方，向文化的轉向則處於完全不同的曆史環境，它召喚對抗那些確保民眾同意社會和國家中的掌權者統治的機構;在中國，毛主義的運動由超越國家權力的最高魅力型領袖所發動，對國家和官僚政治的堅固堡壘發起攻擊，西方青年爆發的異議運動則是由一群將接掌國家權力卻不屑於社會既定工作的年輕人所促成。這兩種環境上的差異或許可以部分地幫助我們理解文化政治後來在中國以及在西方所展現出來的差異。
除了對權威的攻擊之外，毛澤東思想的許多方麵在西方也受到廣泛歡迎。例如“自我批評”就成為白人對自身特權的反省，進而快速擴大引用至個人對自身階級、性別與性向特權身分的反省。這甚至成為一種慣例，演說者在演說前先為自身可能因此種身分特權而受到限製的觀點而致歉。漸漸地，自我批評成為大眾心理療法與自助(self-help)當中重要的懺悔儀式，由此可見其已深入主流生活。同樣，文革對青年運動的注重，亦與所謂的嬰兒潮一代(baby boomers，即二戰後出生的一代)的代際政治(generational politics)產生共鳴。對年輕人而言，反叛成為一種“權利”，雖然它今日可能在對商業品牌的選擇中更為重要，但這一潮流仍很有生命力，也再次證明其對主流的影響力。在中國農村推動的“憶苦思甜”運動中所常用的提高覺悟方式，對第二波女權運動(second-wave feminism)有重大的影響力，從此其影響亦擴展到其他社會運動，而成為提升弱勢階級自尊的有效方法。總之，這些以及其他毛思想的原則在西方有著比在中國更長久與更有成效的發展。
至於毛澤東本人，你可以從他身上幾種不同的吸引人之處選擇。對西方知識分子而言，毛吸引人之處在他應付時事的善於謀劃。毛製訂策略的原則不是直接引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生搬硬套到所有事物上，這是一套富有創造性的策略原則，目的是打敗相繼而至的不同敵人(殖民主義者、蔣介石國民黨、日本占領軍、蘇聯霸權以及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這套原則出自一位從戰場上獲得軍事戰略家聲譽的詩人、哲學家。對中國作家與藝術家而言，亦正是毛的實踐精神部分地防止了把毛式美學完全變成“為人民服務”的僵硬教條。這種情形，在毛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被奉為國家文化政策之後，尤其在他的妻子江青積極推廣樣板藝術形式(如樣板戲)之時，是很有可能發生的。
對外人來說(甚至對很多中國人自己來說)，如何理解此類實踐的具體中國環境不是一件那麽容易的事情。鮮有人可以完全了解“兩條路線的鬥爭”的複雜性，這是毛主義的政治核心，也是理解路線變化的關鍵。“兩條路線的鬥爭”這個詞通常被毛用來描繪黨內階級鬥爭的表現，亦即走社會主義道路者與走資本主義道路者的持久鬥爭。由於長期受到辨證法的影響，毛澤東的理論常常被刻意拿來解釋或強調表麵上的二元對立或矛盾。
以早期的延安時代為例，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區分了解放區與國統區的文化政策。這主要是一個策略上的區分，而非提供給士紳文人“為人民與革命服務”的普遍指導方針(後來魯迅評論道，“為革命服務的作家就象是一個人兩腳踩在兩隻船上”，即一隻是“革命”，一隻是“文學”(注二)。更較為人知的例子是毛澤東的矛盾論，最早(1930年代末)是為了適應黨內政策由國共對抗轉向國共合作抗日。在1956年的赫魯曉夫報告之後，這個理論出於對蘇聯的敵意升高，又重新解釋，最後導致中蘇分裂。從1957年的反右運動開始(此運動打擊了“百花齊放”中“背叛”毛的知識分子)，乃至到文革之末，這一理論都用來證明發動全國運動以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是正確的。因此辨證唯物法的核心論述——毛總結為“一分為二”——越來越隻用來區分忠誠的人與走資本主義複辟道路的人。
西方左派對待毛主義的態度各有不同
除了一些宗派團體戮力理解並捍衛毛式教義內涵的每一次變動外，大部分西方的詮釋者比較喜歡根據自身的需要來靈活理解和闡述毛澤東思想。西方對待毛主義的態度也並不一致，例如在我出生並成長的英國，托洛斯基主義在學生與工人的政治先鋒中有更大的影響力;在法國，廣大的左翼深受毛主義的影響，一些組織例如「革命萬歲」(Vive la Revolution)和「無產階級左派」(Gauche Proletarienne)，其宗旨則是典型的反對任何威權、反對官僚，其實或許與中國事務全然無關，從根本而言，盧梭、普魯東和索列爾(Georges Sorel)(注三)的思想遺產決定了法國對毛思想的接受方式;與此相反的是，美國的一些毛派團體例如激進勞工黨(Progressive Labor Party)，革命共產黨(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以及馬列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ML))則相當強調道德和等級，他們的組織基本上是列寧主義式的，他們的爭論往往反映或折射出中國的政治派別鬥爭。法國的毛派較受無政府主義與自由主義傳統影響，因而接受文化激進主義;美國的毛派則常常與處於萌芽期的社會和文化運動相左——如反主流文化運動(counterculture)、女權主義、同性戀運動、與種族分離主義等等，美國毛派人士往往向他們所認為的無產階級的文化保守主義看齊，所以他們的服飾打扮、行為方式和宣傳模式皆與此一致。對毛主義的許多更富創見的解釋其實主要來自少數族群的民族主義者，例如黑豹黨(the Black Panther)以及亞裔、拉美裔以及印地安原住民。在“內部殖民地”(internal colonialism)理論的指導之下，他們認為黑色，黃色和紅色美國人實質上是不發達殖民地的居民，與第三世界人民相似。他們選擇性的運用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例如自力更生，“為人民服務”，文化建設，以及對抗行動等等。
毛主義對美國教育、學術、文化與社會運動的影響
在美國，這些民族主義團體有著明顯的分散化和以社區為組織基礎的傾向。這意味著新毛主義為人民服務的觀點已滲透到社會之中，已被本土化，不再隻是精英知識分子或先鋒隊專有的。這樣的思想擴散，其影響比中產階級出身的幹部到工廠當組織者，更為深遠，尤其那些工廠組織者往往如同中國文革中下鄉或去工廠的城市知青對其努力感到挫折。在美國這一實踐主要為大學生民主社會協會(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注四)學生所采納。正如在中國，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目標是為了打破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區分。但在美國，這個理論在經濟快速變遷的汪洋大海中擱淺。1970年代早期，發達西方社會進入了一個走向後工業生產形式的長時期結構調整時期，製造業生產逐步下降，非物質形態的附加價值勞動則越益重要。因此，傳統的工人自我認同受到侵蝕，無法再宣稱自身為邁向更美好社會的發動機。中國則到1990年代「鐵飯碗」被打破之後，類似的情況才發生。但在中國，工人群體及其利益對國家政策有相對比較強勁的影響力。
在教育領域則是另一番情況。大多因為文革中斷了一整代人的教育與學習，毛被認為是反教育，就像他現在被認為反知識分子一樣。這兩種看法都不準確。文革開始後兩年，大學重新開放，教育製度的變革開始了，一切都在變化，從學校管理到教科書、課程準備，以及招收工人農民入學等等。總而言之，這些變革是在實踐中進行的，而非僅是受抽象理論的指導。在西方，盡管沒有建立起工人大學，但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改革致力於使課程與教學方法盡可能的大眾化，更可理解，更實際，更符合社會弱勢群體的需求。毛的教育思想與杜威和Paolo Freire(注五)是同條共貫的。
更重要的是整個一代的左翼運動積極分子進入大學教職的行列。和那些進入工廠的幹部相比，更多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進入了專業工作的行列，選擇1970年代初期稱為「體製內長征」(the 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的道路。他們下決心進入「上層建築的專業工作」——例如教育、法律和藝術等那些對於重塑國家和民族文化最為重要的領域。
正是在這些人文學科領域——尤其是在其中最精英的地方——新毛澤東主義的脈搏持續跳動逾三十年，在文革熱潮早已退去之後依然不衰。在這個圈子內，法國知識分子諸如薩特(Sartre)、阿爾都塞( Althusser)、羅蘭.巴特(Barthes)和傅科(Foucault)等享有巨大影響。這些思想家的思想成長曾深受毛主義的影響，他們的思想對美國的文化批評界有著深遠的影響。當年在美國，許多人把法式的毛主義口號和教誨視為神聖律令。回顧起來，這種現象在今日已難以令人置信。
與此同時，新毛澤東主義的影響逐漸滲入社區生活，開始以代表大眾要求文化認同的麵目出現，涵括種族、族群、女權主義、同性戀及環境保護運動等各方麵。這些社會運動各有各的訴求，但又互相聯係，可謂是百花齊怒放。這些運動對立法的影響並非立竿見影，而通常須曆經數十年的司法訴訟，但它們在教育界的變革卻有著直接的影響。文化批評家以及曆史學者站在鬥爭的前線，努力修改各類教科書，提倡新的文化認同觀念。最終結果是大大翻修了構成國家文化核心的半官方準則。在多元文化論者大幅改寫了曆史書籍中的白人男性精英觀點後，一些新興的批評學派，如酷兒批評(queer criticism)、生態批評與後殖民批評等等，也加入戰鬥陣容。教科書為了跟上不斷更新的的認同典範而一次又一次的修改。這個過程遠遠沒有結束，在某些未顯示的方麵，已體現毛澤東思想中“不斷革命論”的精神。就如同我先前舉過的西方的大部分例子，影響它們發展的有幾種思想，毛主義隻是其中的一係，但我要說的是，毛主義的重要性卻一直受到忽視。就最低限度而言，這些批評家的主將自認為他們所作的這些“上層建築”的改革是激進的、甚至革命性的，本質上，這就有著很明顯的新毛澤東主義熱情的痕跡。
美國新保守派發動“文化戰爭”攻擊進步思潮
並不是每個人都將這些變化視為進步的，事實上，有些人將此視為破壞力量，聯想起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暗麵。這樣的反挫不隻來自右翼，也來自左翼。自1980年代晚期開始，美國新保守主義者發動了所謂的“文化戰爭”(Culture Wars)，直至90年代中期，左右翼在文化問題上的爭端吸引了全國極大的政治關注。在有關國民道德的辯論中，美國的“文化戰爭”為其他國家的保守主義者們提供了一個可效法的模式。爭論最初係針對學校該教授何種教科書，但很快地擴展到社會和文化生活的每個角落，挑起對“少數族裔優待計劃”(affirmative action)、性騷擾、同性戀權利以及各種工作場所歧視的爭辯。這樣，衝突從通常處於非政府領域的文化政治問題，逐漸擴展到我稱之為文化正義(Cultural Justice)的範圍。在這些方麵，爭取承認公民權的鬥爭需要有國家行動的介入。
因為左翼文化改革者對主流曆史觀念的修正方便煽情報紙的炒作，因此改革者粗糙的漫畫式形象在媒體中廣為流傳。新保守派分子將 “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重新定義的策略奏效〈編按：美國多元文化運動主張尊重多民族的語言文化，反對西方白人男性中心，要求不得使用歧視婦女、有色人種的措辭，謂之“政治正確”，但保守派刻意扭曲其意旨，攻擊“政治正確”論有違言論自由，具極權思想，更把“政治正確”搞成譏嘲的貶詞〉。連某些左派人士也發言反對保守派所說的“政治正確”，他們大部分是某一代的白人男性，認為自己過去左派主將的身分被剝奪或取代。就像保守派的文化戰將一樣，他們始終懷戀著從前的年代——在那個時代，政治目標清楚，而群眾基礎亦大致穩定〈這其實大部分不實在〉。這些左翼老將斥責今日年輕人僅有短視的政治熱情。在他們寫的某些逸聞掌故中，要求改革的學生被形容成像當今的紅衛兵，懷著自以為正確的狂熱，激動地追擊犯了政治不正確的罪孽的倒黴老師。
如果我們能撇開這些是是非非暫且不論，這中間的確有非常嚴肅的問題值得左派深思。對文化改革的熱情是否真的分散了本來可以用來變革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精力?或者說，文化變革是否是社會經濟變革的必要條件?那些持否定意見的人士認為，由於“上層建築”的變革並不紮根於經濟基礎之土壤，因而不足以改變廣大無產階級的生存狀態。此外，他們認為文化更多的是導致人們的分裂而非導向團結。另一陣營的擁護者則堅持認為社會與文化認同是在收入、醫療、教育、自由結社、宗教自由、住房與工作上獲得平等機會的條件。從這一觀點出發，文化自尊是言論、集會與社會良心自由等基本人權的必要補充。許多人認為獲得社會承認的權利與獲得社會薪資幾乎同等重要。
文革的目的在創造“社會主義新人”
無論你我的立場為何(我傾向後者——雖然我認為不可能，至少也是浪費時間，去區分這些政治的差異)，整場辯論都可得見毛主義的味道。在完全不同的環境下，中國的文革批評者也做出類似的批評——文化不能當飯吃，而文革的擁護者則堅持革命不能被貶低到追求增加薪資或物質利益的經濟主義。有人回顧文革甚至還認為文革走得不夠遠，認為毛澤東過早的收住了革命風暴的韁繩(這一觀點對現在的某些讀者來說可能無法理解，因為許多人在文革派係鬥爭中喪生)。盡管在文革中毛將中國的知識分子作為打擊對象，但作家與文化批評家在事件的進展中仍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雖然西方的知識分子在文化戰爭中不至於像中國知識分子那樣有生命危險，但文化工作者與管理者亦嚐到第一線的痛苦、甚至殘酷的反控。
這些日子來，已慣於把保守派運用文化戰爭的策略看成右派如何挪用左派政治策略的一個例證。換言之，新右派把握了葛蘭西有關文化霸權(hegemony)理論的精義，掌握主動權，奪回失去的陣地。在這種情況下，右派的文化戰將實則是真正的毛派，他們是政治上的功利主義者，狡猾的利用文化議題以達到自身利益。畢竟，難道毛澤東不正是利用文化來發動一場不久即失控的整風運動，以重新奪回黨中央的至高無上的權力?
這一說法乍看似有說服力，然其分析的論證依據是假設毛澤東將文化視為工具，即毛將文化視為權力遊戲的載體。對那些念念不忘文革褻瀆文物和機構與迫害妨礙文革的文化工作者的人們而言，看不出毛澤東對文化的觀點與納粹主義有何不同。但是，文革所指稱的「文化」主要並不是指書本或藝術家，它與改造人的主體性更有關聯。培育新的社會人格和心態的努力取決於是否能徹底清除自身內部的資產階級思想。在這方麵，毛的先輩是如葛蘭西這樣的思想家。葛蘭西提出社會主義的目標是創造“新人”，與毛同時代的切.格瓦拉也提出類似的“社會主義新人”的概念。
西方可以充分運用毛主義的遺產
如果正如本文所力圖證明的那樣，西方左翼文化政治的道路的確受毛主義宏偉的抱負影響，它卻隻能在一個備受限製的環境下始終謹慎將事。但令人可喜的是，整個社會變革和改造規劃的精神不僅保留下來，更延伸到清除資產階級思想以外的新領域，如廢除家長父權和異性戀霸權，以及白人中心主義等等。除了那些由基督教原旨教義派所驅動的人(那種也許才是最純潔的認同政治形式), 右派的文化鬥士並沒有可堪與毛主義比擬的藍圖，他們最主要是受反動的精神驅動。
我之所以提出前述的觀點，並不是說我們可以或應該把西方文化戰爭的環境和中國的文革直接加以比較。這種比較是毫無意義的。但是，中國的文革對西方的文化政治的確有著實質性的影響，可悲的是這種影響常常被忽視不見。全麵研究理解文革對中國的學者有極大的價值，對於中國學者來說，文革年代還是一個禁區，有待來日檔案解密之後，才能充分探究。
這樣看來，思考中國的文革如何進入世界思潮，改變我們對文化事務的社會政治意義的思考，這遠比將其視為中國共產黨的黨內爭執來得有意義多了。從某種意義上說，文革對世界政治文化情勢的影響以地下潛行的方式持續著，盡管在其原誕生地中國，它的聲音已相當微弱。今日中國的官方觀點認為有關文化政治的爭辯已不再重要(特別是在1980年代的“文化熱”消退之後)。大體而言，文革被中國主流話語視為純粹是一個對外封閉的國家內部的產物，當今的全球化之風早把它吹得無影無蹤。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很可能難以理解西方對文化政治的熱烈辯論竟然會與毛澤東有關，但是在中國成為西方衣櫃中衣物的主要出口商之前，毛澤東主義就已經先出口到世界人們的心靈衣櫃。相較於中國的武漢，今日在西方我們卻擁有更多空間可能充分運用毛主義的遺產。
注：
注一：Rey Chow, Writing Diaspora: Tactice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注二：魯迅的原文是，“有些‘革命文學者’的本身裏，還藏著容易犯到的病根。‘革命’和‘文學’，若繼若續，好像兩隻靠近的船，一隻是‘革命’，一隻是‘文學’，而作者的每一隻腳就站在每一隻船上麵。當環境較好的時候，作者就在革命這一隻船上踏得重一點，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壓迫，則在文學的船上踏得重一點，他變了不過是文學家了。”(見《上海文藝之一瞥》)，校譯者注。
注三：Georges Sorel (1847-1922)，法國社會理論家，主張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暴力哲學，校譯者注。
注四：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新左派運動和民權運動中最重要的左翼學生團體，校譯者注。
注五：Paolo Freire (1921-1997)，巴西教育思想家和社會實踐家，其《被壓迫者的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一書對西方新左翼運動有很大影響，校譯者注。
譯自：《Cultural Politics》2005年第一卷第一期(ANDREW ROSS，美國紐約大學美國研究教授。譯：鄭洛，載於《批判與再造》第28期。)
來源: 《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8年第11卷第4期 作者：安德魯·羅斯[美]：美國紐約大學
譯者：吳一慶：美國芝加哥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