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認識和評價毛主席、如何對待毛澤東思想，對我們黨和國家來說，是一個根本的問題。鄧小平同誌曾經代表中央就這個問題表示過原則的意見。小平同誌多次講，在我們黨和國家的曆史上，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小平同誌還說過，毛主席“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在談到他晚年的錯誤時，小平同誌說，不能把過去的錯誤都算成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也是有責任的。我們今後還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小平同誌的這些原則意見是代表中央講的，我完全讚成。我認為，所有的共產黨員都應該本著這些精神去考慮對毛主席的評價和對待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

前一段時間，曾經有些同誌對這兩個問題的態度比較偏激，個別人甚至放肆地詆毀毛澤東思想，醜化毛澤東同誌。這種態度使我很憂慮。作為一個老共產黨員，對這個問題，我有責任講講自己的看法。為了有助於理解小平同誌講述的那些原則，我想先講點曆史。

在創建紅軍時期，毛主席為黨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勳

　　在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時期，湖南農民起來革命。當時黨中央的多數領導人和中層以上社會的輿論都反對湖南農民運動，象去湖南解決農民問題的譚平山等人就講農民運動過火了，陳獨秀也這樣講。隻有少數人能夠堅持革命立場，支持農民運動，並且隻有毛主席經過實地調查寫了一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熱情地讚揚湖南農民運動，把對農民運動的態度問題提到原則的高度，駁斥了各種非議。這就使很多革命的共產黨員對這個重大關鍵問題，在思想上武裝起來了。這篇文章在當時的作用確是了不起的。

大革命失敗以後，在“八·七”會議上，黨中央提出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實行土地革命的總方針，並決定在湘、鄂、粵、贛四省搞武裝暴動。毛主席被派到湖南，在瀏陽、平江一帶發動秋收暴動，原來準備進攻長沙。暴動時來了原武漢國民政府的一個警衛團，團長是我們黨的一個很好的同誌盧德銘。他帶著隊伍輾轉到達修水一帶，與毛主席取得了聯係。羅榮桓同誌等在崇陽、通城等地領導農民暴動，也組織了小小的隊伍。此外，還有平江、瀏陽的農民義勇軍，萍鄉、安源的工人自衛隊和醴陵的起義農民等。毛主席將這些隊伍收集起來，組織了平江、瀏陽、醴陵的秋收起義。但是進攻長沙的計劃未能實現。毛主席看到平、瀏地區離長沙太近，大的部隊在這裏難以長期立足，便決定放棄占領中心城市的方針，向井岡山進軍。這是一個偉大的戰略決策。

在著名的三灣改編中，毛主席在部隊中建立了黨的各級組織。到了井岡山以後，他就提出了綱領，著手建立羅霄山脈中段革命政權，將紅旗在井岡山打起來。秋收暴動中，湖北黃麻、江西、湘鄂西以及其他很多地方都有暴動。但由於經驗不足，多數被敵人鎮壓下去了，有些地方把武器埋了。公開打著紅旗堅持下來沒有垮的，主要的是毛主席領導的這一部分和方誌敏同誌在贛東北領導的一小部分武裝力量。

井岡山的紅旗不倒，代表了中國革命的方向和希望，關係重大。大家看到還有一支武裝力量能夠站住腳，這就使許多共產黨員在大革命失敗後極端險惡的情況下，受到了很大鼓舞，增強了革命的信心。那些把武器埋起來的地方又把武器取出來再幹。

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同誌領導的八一南昌起義，是我們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的開始，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參加南昌暴動的有三萬多人，後來在湯坑、三河壩等地打了敗仗，隊伍幾乎打光了。朱德同誌和陳毅同誌收集了餘下的官兵八、九百人，改編為一個團，以後又搞了湘南暴動，擴大了武裝，比毛主席領導的兵力多。但是如果沒有毛主席的這麵紅旗在井岡山，沒有毛主席正確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朱德、陳毅同誌所領導的隊伍要堅持下來也是很困難的。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等同誌英勇地領導了平江暴動，暴動以後奉命留下黃公略和幾個同誌帶著少數武裝堅持平江、瀏陽鬥爭，彭德懷和滕代遠同誌帶著主要的部隊也上了井岡山。他們把毛主席建立革命政權、建立根據地、建黨、建軍等等一套東西學到後，又回到平江、瀏陽一帶，發展了湘鄂贛根據地。張太雷、蘇兆征、葉挺、葉劍英等同誌領導的廣州暴動失敗後，由袁國平、葉鏞、陸更夫等同誌把剩下的部隊帶到海陸豐去了。這是一支很硬的部隊，保存了黨的組織，有很多共產黨員，大部分是有知識、有文化的學生，政治素質、軍事技術都很好，比毛主席和朱德同誌的那兩支隊伍基礎都好。領導海陸豐鬥爭的彭湃同誌，是一個很優秀的同誌，海陸豐建立了蘇維埃政權，是一個很好的根據地，群眾基礎非常之好。但是，由於沒有一條正確的軍事、政治路線，加上受到黨內一些悲觀情緒的影響，把外地人員從蘇維埃根據地遣散回家，結果這樣硬的部隊，這樣好的政權都失敗了。為什麽毛主席領導的隊伍比南昌暴動、廣州暴動的力量都小，也經曆過曲折，受過損失，卻能首先在井岡山獨立生存下來呢？這是因為，在大革命失敗後的緊要關頭，對於紅軍、紅色政權能不能存在和發展，怎樣才能存在和發展這些關鍵問題，隻有毛主席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正確地解決了。鄂豫皖、湘鄂西等地的紅軍後來有很大的發展，也是和井岡山紅旗的影響分不開的。

   毛主席當時在政治上、軍事上創造了一套路線、方針和政策，現在看來似乎很簡單，但那時大家都沒有經驗，能搞出這麽一套正確的東西就非常困難呀！那時的黨中央，包括六大以前和六大以後，就沒能搞出這一套。毛主席當時比我們確是要高明好多倍。我再舉個小例子。我到井岡山後，毛主席提出軍隊不能發餉了，要搞供給製。我當時想：這個辦法行得通嗎？對於有覺悟的共產黨員來說，這樣做不成問題，但很多戰士不發餉怎麽行呢？當兵的發餉、當官的發薪，是一切舊軍隊的慣例。北伐時的國民革命軍也是這樣，當個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幾十塊大洋。現在一下子變過來，隊伍能帶下去嗎？我有些懷疑。可是後來，這個辦法居然行通了。隻要幹部帶頭，官兵一致，就行得通。井岡山開始時期，隊伍比較小，打土豪打得比較多，每個人一個月還可以發三塊錢。一兩個月以後土豪打得差不多了，錢來得少了，就每人每月發一塊錢，以後發五毛。後來連五毛也發不起了，每個人一天隻發五分錢的夥食錢，包括油、鹽、醬、醋在內。在這樣艱難的情況下，部隊不僅沒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強，成為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這樣做是不容易的，別人是提不出來的。

總之，在大革命失敗以後這個最危險的曆史轉折關頭，毛主席為我們黨和我國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勳。很明顯，沒有他的堅苦卓絕和富有遠見的奮鬥，沒有他所領導樹立的井岡山這麵紅旗，很難設想中國革命將會是什麽樣子。毛主席在這個時期的曆史功績誰能比得了呢？哪個有這樣大的貢獻呢？（⑴⑵）

如果有人硬要說任何別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勞更大，那就隻能是對曆史開玩笑！

紅軍能夠粉碎敵人的第一、二、三次“圍剿”，首先是由於毛主席的正確決策

１９２９年２月，在上海的黨中央，曾經指示朱德、毛主席離開部隊到上海去，要部隊以連、排為單位全部分散，減少目標。這時正處在革命低潮。毛主席答複中央說：我們離開不得，離開了部隊就會散掉；如果一定要我們離開，那就請派惲代英、劉伯承同誌來代理我們的工作。後來，軍閥戰爭很快爆發，形勢就變了。毛主席的“風雲突變，軍閥重開戰……”那首詞，就是這時寫的。在這關鍵時刻，如果不是毛主席堅持正確主張，部隊會落到什麽結局就很難說了。

１９２９年紅軍主力在閩西，這時黨內發生過一次關於一些重大原則問題的爭論。這次爭論我沒有參加，但羅榮桓同誌、陳毅同誌曾經同我詳細談過。那時爭論很激烈，爭論的結果，多數人不讚同毛主席的意見。他的前委書記當不成了，隻好休息養病。後來紅軍的戰鬥活動很不順利，於是又去請毛主席出來，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通過了毛主席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其中主要部分就是《毛澤東選集》中的《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那篇文章。這個決議解決了黨內思想上、路線上的許多關鍵問題。毛主席在我們黨和軍隊生死攸關的問題上作出的正確決策，對我黨我軍的建設起了偉大的作用。有的人現在說古田會議好象不是毛主席領導的，這不是曆史事實。一說毛主席有錯誤，就好象什麽正確的事情都不是他幹的，錯誤的事情就都歸他，這怎麽行呢！

１９３０年，立三路線來了，想集中紅軍的主力奪取武漢。那時，紅軍形勢很好，在江西占領了十幾個縣，贛西整個地區都被紅軍控製了。許多同誌主張先打開南昌，再打武漢。在這急需作出重大決策的時刻，毛主席敏銳地看出了形勢變化的苗頭。他判斷軍閥戰爭很快就要停了，蔣介石會集中兵力來對付紅軍。這個問題當時隻有他看出來了。他就通過周以栗同誌向紅三軍團做說服工作，不要冒險打南昌，部隊要迅速東過贛江回到老根據地，當敵人進攻時再消滅他。經過一個多月的爭論，才把紅三軍團的領導同誌說服，將部隊撤回老根據地。那時，我們的偵察工作很差，毛主席就是通過看報紙，分析出國民黨要向我們大舉進攻。這又是一個關鍵性的決策。紅軍能夠粉碎敵人的第一、二、三次“圍剿”，首先就因為有了這個正確決策。如果當時不回到蘇區，而在敵占區同敵人作戰，那麽情況怎麽樣就很難說，很可能要受嚴重損失。

１９３１年，江西紅軍根據毛主席提出的“誘敵深入”的方針，粉碎蔣介石的第一次“圍剿”以後，黨中央派項英等同誌來到蘇區，組成中央局，下麵建立了軍事委員會。項英同誌當了中央局的書記兼軍事委員會主席，撤銷了以毛主席為書記的一方麵軍總前委。緊接著敵人的第二次“圍剿”就來了，蔣介石采取“步步為營”的方法，築堡前進。項英等同誌沒有什麽作戰經驗，他們主張跑，要離開蘇區，把紅軍帶走。開始，隻有毛主席一個人反對項英等同誌的逃跑主義，反對離開蘇區，主張就地打仗。爭論了大約有一個多月，後來得到較多的人支持，但也沒有做出什麽結論。可是敵人已經進到了江西的富田和東固之間的大山上，修起了堡壘，情況非常緊急。毛主席就果斷地下令出擊，一下子把敵人的幾個師消滅掉了。他的《漁家傲》詞裏麵說：“七百裏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就是寫的當時的情況。如果實行項英等同誌的辦法，那就糟糕了，根據地就會丟掉，紅軍就會陷入困境。在這個關鍵時刻，毛主席的決策又比別人高明，這是明擺著的曆史事實。這段曆史他自己沒有講過，別的人也沒有講，所以，現在很多同誌都不知道。到第三次反“圍剿”時沒有爭論了，完全聽毛主席的。因為經過前兩次反“圍剿”，他的威信大大提高了。

   排斥了毛主席的領導，革命就受到重大損失

　　１９３１年，粉碎第三次“圍剿”後，“九·一八”事變發生了。中央的多數同誌從上海到了中央蘇區，組成了中央局，領導整個中央蘇區的鬥爭。這時形勢非常好。一方麵，三次“圍剿”被粉碎後，毛主席把紅軍的主要力量用來進行鞏固根據地的鬥爭，在兩三個月時間裏打了許多土圍子，把根據地中的白色據點絕大部分拔掉了，中央蘇區形勢非常好。另一方麵，因為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上海戰爭爆發，蔣介石既要對付日本人，又要對付他自己內部的各派力量，處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可惜當時我們黨內又發生了爭論，毛主席提出的戰略方針是：紅軍除留一部分在蘇區外，主力應同贛東北的紅軍打通聯係，發展閩、浙、贛地區，口號是支持國民黨十九路軍抗戰。但是上海臨時中央和中央局的同誌都不同意他的這個正確意見。由於王明的左傾路線在中央占統治地位，毛主席又被排擠。但他的軍事思想和戰略方針在紅軍中已有深刻影響。在周恩來同誌、朱德同誌指揮下，紅軍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１９３３年，以博古為書記的臨時中央也來到中央蘇區。此後，共產國際又派李德來到中央蘇區指揮軍隊。這時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紅軍中取得了完全的統治。他們改變了毛主席的正確領導方針和正確的軍事指揮原則，結果是把整個中央蘇區都丟掉了。中央紅軍被迫長征，出發時有八萬多人，過草地時就剩了兩萬人，到陝北時隻剩下幾千人。留在中央蘇區的幾萬武裝，最後隻剩下陳毅、項英等同誌帶的很少一些人。同誌們可以看到，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我們創建了那樣大的蘇區，他一離開領導，革命就受到這樣大的損失。毛主席在１９３２年受排擠以後，幾年當中隻能搞點調查研究，看看書，寫寫字，填填詞，名義上當個蘇維埃主席。用他自己的話說，叫做“毫無發言權”。《大柏地》、《會昌》這些詞就是這時候寫的。

毛主席在危機中挽救了革命，領導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

　　長征開始了。在廣西作戰紅軍遭受重大損失後，大概是在貴州的黎平會議前後，毛主席開始向中央一些同誌提出要考慮我們黨的領導和軍事方針問題。在遵義會議上，他的決策又是非常英明的。遵義會議的情況，我是在三軍團聽毛主席親自來傳達的，當時聽了以後感到很不滿足。因為遵義會議雖然對中央領導進行了改組，確立了毛主席在中央的領導地位，但是擔任總書記的是張聞天（洛甫）同誌；會議隻批判了軍事路線的錯誤，沒有批判政治路線的錯誤。那時我覺得這樣做還不夠，經過半年多實踐，才放棄原來的看法，才懂得當時不談政治路線，隻談軍事上的指揮錯誤，受批判的同誌就不多，有利於團結。當時隻是解除了博古的總書記職務和李德的軍事指揮權，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誌仍保留在領導崗位上，博古同誌也保留在政治局內。特別到了同張國燾作鬥爭的時候，我更加認識到毛主席這個決策的無比正確。假如在遵義會議上提出政治路線問題，受批判的領導同誌就多了，會對革命事業不利。而軍事鬥爭是當時決定革命生死存亡的關鍵問題，紅軍的處境又非常危險。毛主席這樣決策，既可以集中精力考慮軍事上的問題，又維護了黨的團結。這樣，後來同張國燾的軍閥主義、逃跑主義、分裂主義鬥爭時，政治局基本上做到了團結一致。

同張國燾的鬥爭是又一個關係中國革命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一、四方麵軍在川西北懋功匯合時，四方麵軍有八萬多人。張國燾自以為人多槍多，想強迫中央按他的路線幹，甚至要謀害毛主席和張聞天、周恩來等同誌。如果不是毛主席堅決反對張國燾的逃跑主義，果斷地帶著一、三軍團等部隊北上，到達陝北，而是按張國燾那條路線，往西康地區去，那麽紅軍就有全軍覆沒的危險。在張國燾的那條路線下，四方麵軍八萬人加上一方麵軍的一部分，在西康地區苦戰一年多，人員減到三萬。由於朱德、任弼時、賀龍、徐向前等同誌以及四方麵軍許多同誌的共同鬥爭，張國燾被迫同意北上。北上途中，他又主張西征，結果又損失了兩萬人。最後，四方麵軍僅剩萬把人到陝北。

１９３６年底西安事變，成功地實現了和平解決的方針，為建立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奠定了基礎。這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一個具有曆史意義的英明決策。

抗戰時期與國民黨搞統一戰線，共產國際和我們黨中央的觀點是不一樣的，他們讓我們“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毛主席反對這樣做，但是沒有批評共產國際，隻批評了王明。這樣既保持了同共產國際的團結，又堅持了我們獨立自主的統一戰線政策。這個時期中，他對如何開展獨立自主的遊擊戰，如何深入敵後，開辟抗日根據地等問題，都有一係列決策。在毛主席的正確路線領導下，我們黨和軍隊大大發展起來。項英等同誌不執行毛主席讓他們挺進敵後的指示，１９４１年，在中央嚴厲督促下率部隊北移時，又擅自改變中央規定的渡江北上的路線，招致了皖南事變的慘痛失敗。相反，陳毅同誌執行了毛主席的指示，於１９３８年四五月間就率領新四軍一部東進江南敵後，隨後又渡江北上，隊伍迅速發展壯大起來。

抗日戰爭結束以後，斯大林曾讓我們黨交出武裝力量，改編為國防軍，和國民黨搞聯合政府，以換取我黨的“合法”地位。但毛主席盡管去了重慶，仍然堅持“針鋒相對”、“一條槍也不交”的方針。毛主席不但以正確的戰略戰術原則指導了解放戰爭，而且親自指揮了所有的重大決戰，僅用了不到四年的時間就消滅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八百萬軍隊，解放了祖國大陸，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全國解放初期，搞土改、抗美援朝、實現三大改造，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等等，毛主席領導我們黨所作出的決策，都是英明、正確的。這些情況同誌們都清楚，我就不詳細講了。

毛主席對中國革命的貢獻，遠遠不止我講的這些。我講這些曆史，隻是想比較具體地說明：小平同誌講的“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絕不是溢美之詞，而是對曆史公正的科學的論斷。這樣講，並不是把毛主席捧為救世主，也不是抹殺其他革命者的功勞。毛主席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主要締造者，多次在危機中挽救了革命，這是我們黨內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擬的。

   要從十億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以正確的態度來評價毛主席

毛主席在晚年有缺點，有錯誤，甚至有某些嚴重錯誤。現在我們黨糾正這些錯誤，總結我們建立全國政權以來的經驗教訓，當然是必要的。但我們應當有一個正確的態度。記得１９５６年蘇共二十大以後，赫魯曉夫那個秘密報告送到黨中央。在中央討論《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那篇文章時，毛主席給我們念了一首杜甫的詩：“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這首詩的意思是：王勃等人的文章是他們那個時代的體裁，現在一些人輕薄地批判恥笑他們，將來你們這些人身死名滅之後，王、楊、盧、駱的文章，卻會象萬古不廢的江河永遠流傳下去。我想，這首詩今天仍值得我們借鑒，使我們注意不要以輕薄的態度來評論毛主席。

我個人認為，毛主席後期的錯誤主要有兩條。一條是在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權、完成了社會主義的三大改造之後，沒有及時地、明確地把工作的重點轉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並且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具體指導上犯了貪多圖快的急性病錯誤。另一條是他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把許多人民內部的矛盾當作敵我矛盾，把階級鬥爭絕對化、擴大化，並且用對待敵人的辦法來處理黨內矛盾，以致被壞人鑽了空子，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些後果是盡人皆知的，我就不多說了。當然，如果細算起來，可能還有許多別的錯誤，但那些錯誤基本上是從這兩條錯誤派生出來的。

如果把建國以來我們黨所曾犯的錯誤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讓他一個人承擔責任，這樣做不符合曆史事實。小平同誌講得對，包括他自己在內，我們這些老同誌對許多錯誤都是有責任的。有一個同誌問我：“不讓毛主席一個人承擔錯誤的責任，你承擔不承擔？”我說：“我也要承擔一些責任。但對搞‘文化大革命’我不能承擔責任，因為那時我已不參加中央的工作，沒有發言權了。”我認為，凡是我有發言權的時候，我沒有發表意見反對錯誤的決定，那麽事後我就不能推卸對錯誤的責任。比如反右派鬥爭是必要的，但是擴大化了，錯整了很多人，就不能隻由毛主席一個人負責。我那時是書記處成員之一，把有些人劃為右派，討論時未加仔細考慮就倉促通過了。自己做錯的事情怎麽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大躍進中，許多同誌作風浮誇，把事實歪曲到驚人的程度，使錯誤發展到嚴重的地步，也是有責任的。在中央來說，隻要是開中央全會舉手通過決議的事情，如果錯了，中央都應該來承擔責任。當然，毛主席作為中央主席要負領導的責任。過去解放全中國、建設新中國，我們這些老共產黨員都盡了一份責任，功勞大家有份。現在如果把錯誤都算到一個人身上，好象我們沒有份，這是不公平的。我們大家來分擔應該分擔的責任，那才符合曆史事實，符合唯物主義。毛主席去世了，革命事業還要我們這些活著的人來幹。我們多從自己方麵總結經驗教訓，隻會有利於我們更好地為人民工作。

照我的看法，毛主席晚年犯錯誤，原因很多，有深刻的曆史原因與社會原因。在我們這樣一個貧窮落後、人口眾多的大國搞社會主義，又沒有經驗，實在是一件艱巨的事業。直到今天，在我們麵前還有很多未被認識的問題，我們仍在不斷摸索，也還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這個問題我不多講。我隻想簡單地談一下毛主席犯錯誤的個人方麵的原因以及我們應該采取的態度。毛主席在晚年不謹慎了，接觸實際、接觸群眾少了，民主作風差了等等，這些都是他犯錯誤的原因，也是我們全黨所必須引以為戒的教訓。還有一點同誌們要知道，毛主席為人民事業是緊張操心了一輩子的。從大革命失敗以後，他就苦心焦慮，經常晝夜不眠地考慮問題。１９５８年我同他接觸時，就感到他腦子已經緊張過度了。腦子緊張過度了，就容易出差錯。我現在就有這個體會，腦子一緊張，說話就缺少分寸了。毛主席晚年的雄心壯誌仍然非常之大，想在自己這一生中把本來要幾百年才能辦到的事情，在幾年、幾十年之內辦到，結果就出了一些亂子。盡管這些亂子給我們黨和人民帶來了不幸和創傷，但從他的本意來講，還是想把人民的事情辦好，把革命事業推向前進。他為了這個理想操勞了一輩子。毛主席所犯的錯誤是一個偉大革命家的錯誤。因此，我們在糾正他所犯的錯誤，總結經驗時，還是應該抱著愛護、尊敬的心情來諒解他老人家。

有些同誌對毛主席說了許多極端的話，有的人甚至把他說得一無是處。我認為這是不對的，這樣做不但根本違反事實，而且對我們的黨和人民都非常不利。有些同誌，特別是那些受過打擊、迫害的同誌有些憤激情緒是可以理解的。大家知道，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頭。但我覺得，對於這樣關係重大的問題，決不能感情用事，意氣用事。我們隻能從整個黨和國家的根本利害、從十億人民的根本利害出發，從怎樣做才有利於我們的子孫後代、有利於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出發來考慮問題。多少年來，舉世公認毛主席是我們黨和國家的領袖，是中國革命的象征，這是合乎實際的。醜化、歪曲毛主席，隻能醜化、歪曲我們的黨，醜化、歪曲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那樣做，會危害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億人民的根本利益。現在國內外的敵對力量都希望我們徹底否定毛主席，以便把我國人民的思想搞亂，把我們國家引向資本主義。我國人民內部也有些人受了西方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和那些人唱同樣的調子，這是很值得警惕的。

   近代中國的曆史證明，隻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才能救中國

毛主席逝世了，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財富，也留下了一些消極因素。他的消極因素是暫時起作用的東西，經過我們的工作是可以克服的，而且我們正在很有成效地加以克服。但是他留下的最寶貴的財富即毛澤東思想，卻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現在有些人要丟掉毛澤東思想這麵旗幟，甚至把毛主席的正確的思想、言論也拿來批判。我認為這樣做是要把中國引上危險的道路，是要吃虧的，是會碰得頭破血流的。

比方說，現在有人在批判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篇講話的根本思想是提出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要起到團結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這與我們現在講的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在實質上是一個意思。怎麽能把這兩個提法對立起來呢？離開了工農兵還談得上什麽人民呢？文藝不起團結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又怎麽為社會主義服務呢？文藝界這幾年出現了一大批好作品，對革命事業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也確有少數人打著思想解放的幌子，否定毛主席提出的文藝方針。這些人不願為占我國人口８０％的農民服務，不願為廣大的工人服務，也不為勤勉工作的廣大知識分子服務，不為四化服務，而對香港、日本、美國的一些不大高明、甚至趣味低級的貨色傾心向往。我國正處於艱難地開創新路、建設四化的階段，國家對外開放，向人民介紹外國，學人家的長處，應多介紹這些國家創業時期人民艱苦鬥爭的情況，多介紹世界上科學家獻身事業、造福人類的事跡和精神。要注意現在有些青年人有一種隻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物質享受，甚至迷戀一些連資本主義國家人民也認為腐朽無聊的東西的傾向。文藝創作和外國文藝作品的介紹拿什麽樣的精神食糧給中國人民？拿什麽來培養我們的青年和少年？這是我們必須認真考慮的。

我們要設想一下，如果丟掉毛澤東思想，拿什麽東西來代替呢？毛澤東思想不是偶然發生的，它是幾億人民在幾十年革命鬥爭中的產物。在我們中國的曆史上，占統治地位長達二千年之久的是孔夫子的思想。這個思想經過我國民主革命後六十多年時間，現在已經起不了多少作用了。另一種思想就是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孫中山是一個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他提出的三民主義，對中國民主革命起過積極的作用。很多老一代的人包括我本人在內，在青年時代都信仰過三民主義。但是，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相比，那是不能同日而語的。近代中國的曆史證明，隻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才能救中國。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從建黨起就是用馬列主義的旗幟來號召、團結、組織中國人民起來鬥爭的。毛主席根據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領導並總結了中國革命的實踐，寫了一係列的著作，在中國革命的鬥爭中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成為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和全國人民的精神武器。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千百萬共產黨員和億萬革命群眾用血汗凝成的寶貴財富，我們都感到她對於我們更親切，更行之有效。我們這樣大的一個黨，這樣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總要有個思想武器作指導。有些人要丟掉我們自己的寶貴財富，難道要請孔夫子、請三民主義回來？那是過去的曆史已經證明過了時和行不通的！如果既不請孔夫子，又不請三民主義，那是不是要把西方資本主義的那一套搞來呢？我看是絕對不行的！我完全不是一個閉關主義者，我們要學習外國先進的東西，比如科學技術、企業管理的科學方法等等。但是在社會科學方麵，我們就絕不能搬資本主義的那一套。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是為資本主義私有製服務的，不可能為我們社會主義公有製服務。現在有些人就是崇拜資本主義那一套。西方國家的生活水平是比我們高，但資本主義已經搞了幾百年了，而我們才搞了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如果我們少犯些錯誤，情況還會好得多。不要把西方都講得那麽漂亮，那裏黑暗的東西多得很！據美國報刊報道，美國黑手黨的“生產”，１９７９年收入為一千五百億美元，純利潤就有五百億，僅次於石油企業的產值。那是些什麽玩藝呢？就是搞各種毒品，搞賭博、賣淫那些烏七八糟的東西。如果我們的國家也搞成這個樣子，怎麽得了呢？難道這就叫文明，就叫幸福？丟掉毛澤東思想，造成黨和人民的思想混亂，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就可能變質，子孫後代就會受罪。不能不看到這個危險！

有的同誌說，隻提馬列主義就行了。持這種意見的同誌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在中國革命實踐中發展了的馬列主義，有中國的特點，有自己獨特的內容。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曾經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為人民做出過偉大的貢獻，鍛煉出我們黨自己的風格。今天，我們要團結人民、戰勝困難、聚精會神、同心同德地搞四化，還要靠毛澤東思想。比如，要糾正黨內不正之風，就要靠毛主席長期倡導的理論聯係實際、密切聯係群眾、批評自我批評以及艱苦奮鬥等一係列優良傳統作風。不能因為我們今天執政，當了“官”，就丟掉這個寶貴的傳統，貪圖享受，吃喝玩樂，看一些烏七八糟的電影。這不是生活小事。這樣的歪風邪氣不製止，我們就會脫離群眾，就會腐敗下去！

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這是寫在我們黨章和《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上的，是中央一再申明的重大原則。否定和詆毀毛澤東思想的行為，是違反黨章黨紀的行為。我們這些老共產黨員，一切真正為人民的事業而奮鬥的共產黨員，要同詆毀毛澤東思想、醜化毛主席形象的現象做鬥爭，以維護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現在全世界很多國家存在著“信仰危機”，很多青年人都感到思想沒有出路，沒有精神依托。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的鬥爭中樹立了自己崇高的理想和信仰，並以此團結教育了廣大人民群眾，我們不能毀掉自己的信仰。當然，我不是說毛主席的每一句話都正確，他的某些話是講錯了或是過時了，但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和基本原則卻將永遠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的精神武器，指導我們不斷將革命推向前進。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個科學體係，有一個不斷豐富和發展的過程。我們不應苛求前人，隻能通過我們後人的鬥爭實踐彌補前人的不足，不斷豐富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在這麵光輝的旗幟上寫下新的篇章。

   （這是黃克誠同誌在中央紀委召開的第三次貫徹《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座談會上講話的第一部分。這次發表，在文字上略有改動。文內小標題是編者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