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偉人之偉大不是吹的
——《五星紅旗迎風飄揚》觀後感之二
黎 陽
1972年，毛澤東主席在書房會見美國總統尼克鬆
看了《五星紅旗迎風飄揚》，才知道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差點在“最後一分鍾”被搞垮。
電視劇是如此描述的：
——1964年9月15日，美國國務卿臘斯克親自去拜見蘇聯駐美國大使多勃雷寧，就對中國核基地動外科手術進行極其秘密的探討。美蘇兩國秘密接觸的第二天，周恩來獲悉了有關情況，立即主持召開了中央專委會議商討應對措施。
——周恩來：“從現在掌握的情況來看，如果我們進行核試驗，美國蘇聯有可能動手，摧毀我們的核設施、核基地。但不管他們怎麽樣來轟炸，我們還是要搞核試驗。”“假如我們不搞試驗，那麽他們可以講你們不行，你們怕。所以我們必須搞試驗。”
——關於第一顆原子彈試驗的時間問題會議上有兩種意見。一種是今年就試，還有一種意見是等三線建設完成後等一兩年、甚至兩三年後再試。
——周恩來：“國際局勢對我們壓力很大。主張晚試的同誌主要是從這方麵考慮，等三線建設完成，我們有一定的戰略保障。”
——毛澤東：“美國人不想單獨幹，要拉上蘇聯，這說明他們還是心虛嘛。”“原子彈是嚇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嚇人的，那就早響。”
——這是毛澤東有關原子彈的又一句名言。他一語道破了原子彈的本質，也一針見血地揭開了由原子彈交織起來的國際關係的真相。
毛澤東一錘定音。一個月之後，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曆史證明，毛澤東的眼光就是高人一籌——中國原子彈橫空出世，美蘇果然隻能在一邊幹著急，眼睜睜看著中國一舉闖進核俱樂部，導彈、氫彈、衛星接二連三一氣嗬成，核大國地位從此牢不可破，中國的和平大環境從此有了可靠的保障。
回顧曆史可以明白，毛澤東當年為中國抓住了一個稍縱即逝的千載良機。
1.中國爆炸第一顆原子彈的時候，正是赫魯曉夫倒台的時候。1964年9月美國拉蘇聯一起采取行動對付中國核武器的時候，正是赫魯曉夫搖搖欲墜內外交困的時候，那時的赫魯曉夫已經焦頭爛額，自身難保，甚至打算出賣東德換取西德的經濟支持。如此困境，能有多大力量和興趣與美國人攜手對中國搞這麽大的動作?毛澤東看得真準：“美國人不想單獨幹，要拉上蘇聯，這說明他們還是心虛嘛”—— 與赫魯曉夫沒成交，心虛的美國人隻好袖手旁觀。
2.赫魯曉夫搞瞎指揮，把蘇共分成“工業黨”、“農業黨”，把蘇聯經濟搞得大亂。蘇聯1963年遇到嚴重的農業危機，不得不大賣黃金買美國糧食。1964年中國爆炸原子彈的時候正是蘇聯經濟困難、國內對赫魯曉夫的怨聲一浪高過一浪、政治經濟危機蓄勢待發的時候。在那樣的形勢下，赫魯曉夫即使沒下台也承受不起冒襲擊中國核基地、與中國公開武裝衝突的風險。
3.中蘇國家關係大惡化雖然始於1960年，但蘇聯與美國公開聯手對付中國則始於1963年與美國簽定《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1964年中國爆炸第一顆原子彈時，美蘇聯手對付中國核試驗的合作大業才剛剛開張一年多，雙方都是第一次、都不怎麽摸底、都在互相試探、都怕上對方的當，都不敢貿然行事。對中國這個龐然大物下手，必然要陷入與中國的長期武裝衝突。美國對中國的抗美援朝記憶猶新，蘇聯也怕一旦陷入與中國長期武裝衝突的泥潭，會被美國乘機抄後路，導致“社會主義大家庭”土崩瓦解。由此可見1964年時美蘇兩國聯手對付中國核試驗的難度是最大的。單幹心虛，聯手不成，結果隻能是“無可奈何花謝去”。
4.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正趕上蘇聯政變。新上台的勃列日涅夫需要時間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無暇它顧，更顧不上與美國攜手阻止中國進一步的核試驗，這就讓中國獲得了完善實戰用核武器所急需的時間。 如果中國當時沒聽毛澤東的，而是聽了那些“小心謹慎”“穩妥保險”的主張——退縮、“暫緩”、等待“戰略保障”，結果將會如何?
如果“等三線建設完成後等一兩年、甚至兩三年後再試”，那至少得等五、六年。而1964年之後的“五、六年”實際情況是什麽?
——1965年(不到一年)，美蘇兩個超級核大國向聯大提交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草案，1970年3月5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正式生效。該條約中有一條規定：“非核國家不得研製核武器”。(據張愛萍之子回憶：“我和父親討論過，如果在條約通過前，我們仍然搞不出原子彈來該怎麽辦?他說：‘……那會很麻煩的。周恩來擔心的正是這一點。’”)
——1965年，美國大規模卷入越南戰爭，戰火直逼中國邊境。
——1967年，蘇聯出兵中東。
——1968年，蘇聯出兵占領捷克，宣布了“勃列日涅夫主義”
——“有限主權論”、“國際專政論”、“社會主義大家庭論”。
——1969年，中蘇珍寶島衝突，蘇聯反過來拉美國同意蘇軍轟炸中國核設施。
這些曆史事實足以證明，當年那些“小心謹慎”、“穩妥保險”、“暫緩”之類主意全是臭棋、餿主意：等“戰略保障”的結果就是越等“戰略保障”戰略越沒保障——短短幾年工夫勃列日涅夫就站穩了腳跟穩定了內部，推出了“勃列日涅夫主義”，對“美蘇合作主宰全球”的霸權戰略越來越嫻熟，對外用兵越來越肆無忌憚。
1964年那樣令人叫絕的曆史良機再也不會有了。中國如果錯過1964年的絕佳時機，搞核試驗受到外來襲擊的風險隻會越來越大，而不是越來越小。
更重要的是，正如周總理指出的：“假如我們不搞試驗，那麽他們可以講你們不行，你們怕”——你能爆炸原子彈而不爆，人家一眼就能看透你的老底——心虛了，害怕了，公開服軟認栽了：我怕了你，怕了你們的聯手打擊，所以縮回去不試了。這等於向人家通風報信：我就吃你們這一套，今後你們如果聯手對付我，我還會怕，還會退縮——人家一旦摸到了這個底，本來不敢動手的也敢了，從此中國還搞得成核武器嗎?
由此可見，當年所謂“暫緩核試驗”的實際意義和真正效果等效於“放棄核試驗”，隻不過換了種好聽一點的說法而已。
搞過商業銷售的人都知道，隻要客戶不立馬成交而說“回頭再說”，這筆交易十之八九要吹。天下許多事往往隻要不馬上幹，拖一拖就不了了之。“拖”、“等”、“暫緩”實際就是“反對”的代名詞，當不能直截了當說“不”時最有效的反對辦法就是“暫緩”。難怪有人說：“暫時”就是比“永久”少一天，也難怪毛澤東主張“隻爭朝夕”—— 對中國的原子彈來說尤其如此。
在這裏，你不能不佩服某些人的文字技巧——不說“反對核試驗”，隻說“暫緩核試驗”，談不上“反對中國核試驗”吧?而實際效果呢?卻沒什麽兩樣。在周恩來總理非常明確地指出：“不管他們怎麽樣來轟炸，我們還是要搞核試驗”、“假如我們不搞試驗，那麽他們可以講你們不行，你們怕。所以我們必須搞試驗”的情況下還鼓吹“暫緩核試驗”，這不能不讓人覺得可疑。
俗話說，“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人比人該死，貨比貨該扔”。同樣身處高位(有權參與決策原子彈爆炸);麵對同樣的情報(“美蘇兩國秘密接觸”);麵臨同樣的壓力(美蘇可能聯手對付中國);有人看到的是對方強大、可怕(“美國蘇聯有可能動手”“國際局勢對我們壓力很大”)，結論：退縮，“暫緩”，等待“戰略保障”。而毛澤東一眼就看透了實質(“美國人不想單獨幹，要拉上蘇聯，這說明他們還是心虛嘛”)，結論：“既然是嚇人的，那就早響。”
——同一件事，懦夫隻看到“對方勢大”，毛澤東卻能看到“對方心虛”，絲毫不為表麵現象所迷惑，毫不猶豫為中國一舉抓住了千載難逢的曆史機遇。
這不過是毛澤東無數精彩準確判斷之一。偉人的偉大之處之一就是善於透過現象看本質，決不為對方表麵的氣勢洶洶所嚇倒。雙石的《開國第一戰》裏描述了一個非常精彩的事例：
中國出兵抗美援朝後，杜魯門揚言要使用原子彈——
——周恩來的軍事秘書雷英夫帶著這些匯集來的情報去報告毛澤東、周恩來。一路上他心裏也在打鼓，心說主席總理他們這回可能又要幾天幾夜睡不成覺了。
——沒想到毛澤東一看這些材料竟然哈哈大笑。“我們這些對手太不高明，又來玩這一套老把戲。這個靠世界大戰撿洋撈兒起家的暴發戶，他們的頭頭腦腦全是些一觸即逃的家夥，沒什麽了不起。杜魯門和麥克阿瑟那些話都是嚇唬人的，靠核戰爭和原子彈訛詐，其結果隻能使美國更加孤立，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毛澤東把那疊材料往桌子上一扔，就象扔一塊破抹布。
——“杜魯門真要打核戰爭?我看跟他一起湊熱鬧的小夥伴們先要被嚇住了喲!‘聯合國軍’也不是鐵板一塊嘛。”周恩來也沒把這當回事。
——看著神情略顯緊張的雷英夫，毛澤東一揮手;“雷娃子，莫怕，你想想，他杜魯門真要打原子彈，有義務先給咱們發這個通知嗎?” 結果呢?
——30多年後，美國軍事曆史學家約翰·托蘭寫道：“杜魯門的原子威脅非但沒有引起毛澤東的擔憂，反被他當成了有用的工具。”
——當時的國務卿迪安·艾奇遜也說，哈裏·杜魯門關於使用核武器的言談“把盟友嚇得半死，對敵人卻未起作用。”
——神矣偉哉，咱們的領袖毛澤東!
《五星紅旗迎風飄揚》裏關於中國1969年國慶節的那一段描述也很精彩： 蘇聯揚言要對中國發動核突襲——
——周恩來：很有可能他們要和美國人聯手對付我們。
——毛澤東：我看美國人還不至於那麽傻吧?他會上勃列日涅夫的當?當然了，也要做好兩頭應付的準備。
——毛澤東：國慶不搞集會，我看不太好吧?這是不是告訴人家我們有點怕啊?集會還是要搞的。我還要上天安門。我倒想開開眼界，看看原子彈的威力究竟有多大。如果實在不放心，我們可不可以也放兩顆原子彈嚇唬嚇唬他們啊?他們想讓我們緊張，我們也讓他們緊張幾天。等明白過來，我們的節也過完了。這就叫兵不厭詐啊!不要早，也不要晚，國慶節前幾天我看挺合適。
果不其然，1969年中國國慶節前夕的兩次核爆炸炸得國外一片茫然，摸不著頭腦，中國安然無恙。毛澤東的坦然自若使美國認識到中國不會對蘇聯屈服，這才敢下決心聯華製蘇，才有了後來的乒乓外交和中美關係正常化，才有了中國戰略環境的大改善。
所有這些活生生的曆史事實都告訴人們：毛澤東的眼光確實高人一籌。偉人之偉大確實不是吹的。
——《五星紅旗迎風飄揚》觀後感之二
黎 陽
1972年，毛澤東主席在書房會見美國總統尼克鬆
看了《五星紅旗迎風飄揚》，才知道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差點在“最後一分鍾”被搞垮。
電視劇是如此描述的：
——1964年9月15日，美國國務卿臘斯克親自去拜見蘇聯駐美國大使多勃雷寧，就對中國核基地動外科手術進行極其秘密的探討。美蘇兩國秘密接觸的第二天，周恩來獲悉了有關情況，立即主持召開了中央專委會議商討應對措施。
——周恩來：“從現在掌握的情況來看，如果我們進行核試驗，美國蘇聯有可能動手，摧毀我們的核設施、核基地。但不管他們怎麽樣來轟炸，我們還是要搞核試驗。”“假如我們不搞試驗，那麽他們可以講你們不行，你們怕。所以我們必須搞試驗。”
——關於第一顆原子彈試驗的時間問題會議上有兩種意見。一種是今年就試，還有一種意見是等三線建設完成後等一兩年、甚至兩三年後再試。
——周恩來：“國際局勢對我們壓力很大。主張晚試的同誌主要是從這方麵考慮，等三線建設完成，我們有一定的戰略保障。”
——毛澤東：“美國人不想單獨幹，要拉上蘇聯，這說明他們還是心虛嘛。”“原子彈是嚇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嚇人的，那就早響。”
——這是毛澤東有關原子彈的又一句名言。他一語道破了原子彈的本質，也一針見血地揭開了由原子彈交織起來的國際關係的真相。
毛澤東一錘定音。一個月之後，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曆史證明，毛澤東的眼光就是高人一籌——中國原子彈橫空出世，美蘇果然隻能在一邊幹著急，眼睜睜看著中國一舉闖進核俱樂部，導彈、氫彈、衛星接二連三一氣嗬成，核大國地位從此牢不可破，中國的和平大環境從此有了可靠的保障。
回顧曆史可以明白，毛澤東當年為中國抓住了一個稍縱即逝的千載良機。
1.中國爆炸第一顆原子彈的時候，正是赫魯曉夫倒台的時候。1964年9月美國拉蘇聯一起采取行動對付中國核武器的時候，正是赫魯曉夫搖搖欲墜內外交困的時候，那時的赫魯曉夫已經焦頭爛額，自身難保，甚至打算出賣東德換取西德的經濟支持。如此困境，能有多大力量和興趣與美國人攜手對中國搞這麽大的動作?毛澤東看得真準：“美國人不想單獨幹，要拉上蘇聯，這說明他們還是心虛嘛”—— 與赫魯曉夫沒成交，心虛的美國人隻好袖手旁觀。
2.赫魯曉夫搞瞎指揮，把蘇共分成“工業黨”、“農業黨”，把蘇聯經濟搞得大亂。蘇聯1963年遇到嚴重的農業危機，不得不大賣黃金買美國糧食。1964年中國爆炸原子彈的時候正是蘇聯經濟困難、國內對赫魯曉夫的怨聲一浪高過一浪、政治經濟危機蓄勢待發的時候。在那樣的形勢下，赫魯曉夫即使沒下台也承受不起冒襲擊中國核基地、與中國公開武裝衝突的風險。
3.中蘇國家關係大惡化雖然始於1960年，但蘇聯與美國公開聯手對付中國則始於1963年與美國簽定《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1964年中國爆炸第一顆原子彈時，美蘇聯手對付中國核試驗的合作大業才剛剛開張一年多，雙方都是第一次、都不怎麽摸底、都在互相試探、都怕上對方的當，都不敢貿然行事。對中國這個龐然大物下手，必然要陷入與中國的長期武裝衝突。美國對中國的抗美援朝記憶猶新，蘇聯也怕一旦陷入與中國長期武裝衝突的泥潭，會被美國乘機抄後路，導致“社會主義大家庭”土崩瓦解。由此可見1964年時美蘇兩國聯手對付中國核試驗的難度是最大的。單幹心虛，聯手不成，結果隻能是“無可奈何花謝去”。
4.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正趕上蘇聯政變。新上台的勃列日涅夫需要時間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無暇它顧，更顧不上與美國攜手阻止中國進一步的核試驗，這就讓中國獲得了完善實戰用核武器所急需的時間。 如果中國當時沒聽毛澤東的，而是聽了那些“小心謹慎”“穩妥保險”的主張——退縮、“暫緩”、等待“戰略保障”，結果將會如何?
如果“等三線建設完成後等一兩年、甚至兩三年後再試”，那至少得等五、六年。而1964年之後的“五、六年”實際情況是什麽?
——1965年(不到一年)，美蘇兩個超級核大國向聯大提交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草案，1970年3月5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正式生效。該條約中有一條規定：“非核國家不得研製核武器”。(據張愛萍之子回憶：“我和父親討論過，如果在條約通過前，我們仍然搞不出原子彈來該怎麽辦?他說：‘……那會很麻煩的。周恩來擔心的正是這一點。’”)
——1965年，美國大規模卷入越南戰爭，戰火直逼中國邊境。
——1967年，蘇聯出兵中東。
——1968年，蘇聯出兵占領捷克，宣布了“勃列日涅夫主義”
——“有限主權論”、“國際專政論”、“社會主義大家庭論”。
——1969年，中蘇珍寶島衝突，蘇聯反過來拉美國同意蘇軍轟炸中國核設施。
這些曆史事實足以證明，當年那些“小心謹慎”、“穩妥保險”、“暫緩”之類主意全是臭棋、餿主意：等“戰略保障”的結果就是越等“戰略保障”戰略越沒保障——短短幾年工夫勃列日涅夫就站穩了腳跟穩定了內部，推出了“勃列日涅夫主義”，對“美蘇合作主宰全球”的霸權戰略越來越嫻熟，對外用兵越來越肆無忌憚。
1964年那樣令人叫絕的曆史良機再也不會有了。中國如果錯過1964年的絕佳時機，搞核試驗受到外來襲擊的風險隻會越來越大，而不是越來越小。
更重要的是，正如周總理指出的：“假如我們不搞試驗，那麽他們可以講你們不行，你們怕”——你能爆炸原子彈而不爆，人家一眼就能看透你的老底——心虛了，害怕了，公開服軟認栽了：我怕了你，怕了你們的聯手打擊，所以縮回去不試了。這等於向人家通風報信：我就吃你們這一套，今後你們如果聯手對付我，我還會怕，還會退縮——人家一旦摸到了這個底，本來不敢動手的也敢了，從此中國還搞得成核武器嗎?
由此可見，當年所謂“暫緩核試驗”的實際意義和真正效果等效於“放棄核試驗”，隻不過換了種好聽一點的說法而已。
搞過商業銷售的人都知道，隻要客戶不立馬成交而說“回頭再說”，這筆交易十之八九要吹。天下許多事往往隻要不馬上幹，拖一拖就不了了之。“拖”、“等”、“暫緩”實際就是“反對”的代名詞，當不能直截了當說“不”時最有效的反對辦法就是“暫緩”。難怪有人說：“暫時”就是比“永久”少一天，也難怪毛澤東主張“隻爭朝夕”—— 對中國的原子彈來說尤其如此。
在這裏，你不能不佩服某些人的文字技巧——不說“反對核試驗”，隻說“暫緩核試驗”，談不上“反對中國核試驗”吧?而實際效果呢?卻沒什麽兩樣。在周恩來總理非常明確地指出：“不管他們怎麽樣來轟炸，我們還是要搞核試驗”、“假如我們不搞試驗，那麽他們可以講你們不行，你們怕。所以我們必須搞試驗”的情況下還鼓吹“暫緩核試驗”，這不能不讓人覺得可疑。
俗話說，“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人比人該死，貨比貨該扔”。同樣身處高位(有權參與決策原子彈爆炸);麵對同樣的情報(“美蘇兩國秘密接觸”);麵臨同樣的壓力(美蘇可能聯手對付中國);有人看到的是對方強大、可怕(“美國蘇聯有可能動手”“國際局勢對我們壓力很大”)，結論：退縮，“暫緩”，等待“戰略保障”。而毛澤東一眼就看透了實質(“美國人不想單獨幹，要拉上蘇聯，這說明他們還是心虛嘛”)，結論：“既然是嚇人的，那就早響。”
——同一件事，懦夫隻看到“對方勢大”，毛澤東卻能看到“對方心虛”，絲毫不為表麵現象所迷惑，毫不猶豫為中國一舉抓住了千載難逢的曆史機遇。
這不過是毛澤東無數精彩準確判斷之一。偉人的偉大之處之一就是善於透過現象看本質，決不為對方表麵的氣勢洶洶所嚇倒。雙石的《開國第一戰》裏描述了一個非常精彩的事例：
中國出兵抗美援朝後，杜魯門揚言要使用原子彈——
——周恩來的軍事秘書雷英夫帶著這些匯集來的情報去報告毛澤東、周恩來。一路上他心裏也在打鼓，心說主席總理他們這回可能又要幾天幾夜睡不成覺了。
——沒想到毛澤東一看這些材料竟然哈哈大笑。“我們這些對手太不高明，又來玩這一套老把戲。這個靠世界大戰撿洋撈兒起家的暴發戶，他們的頭頭腦腦全是些一觸即逃的家夥，沒什麽了不起。杜魯門和麥克阿瑟那些話都是嚇唬人的，靠核戰爭和原子彈訛詐，其結果隻能使美國更加孤立，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毛澤東把那疊材料往桌子上一扔，就象扔一塊破抹布。
——“杜魯門真要打核戰爭?我看跟他一起湊熱鬧的小夥伴們先要被嚇住了喲!‘聯合國軍’也不是鐵板一塊嘛。”周恩來也沒把這當回事。
——看著神情略顯緊張的雷英夫，毛澤東一揮手;“雷娃子，莫怕，你想想，他杜魯門真要打原子彈，有義務先給咱們發這個通知嗎?” 結果呢?
——30多年後，美國軍事曆史學家約翰·托蘭寫道：“杜魯門的原子威脅非但沒有引起毛澤東的擔憂，反被他當成了有用的工具。”
——當時的國務卿迪安·艾奇遜也說，哈裏·杜魯門關於使用核武器的言談“把盟友嚇得半死，對敵人卻未起作用。”
——神矣偉哉，咱們的領袖毛澤東!
《五星紅旗迎風飄揚》裏關於中國1969年國慶節的那一段描述也很精彩： 蘇聯揚言要對中國發動核突襲——
——周恩來：很有可能他們要和美國人聯手對付我們。
——毛澤東：我看美國人還不至於那麽傻吧?他會上勃列日涅夫的當?當然了，也要做好兩頭應付的準備。
——毛澤東：國慶不搞集會，我看不太好吧?這是不是告訴人家我們有點怕啊?集會還是要搞的。我還要上天安門。我倒想開開眼界，看看原子彈的威力究竟有多大。如果實在不放心，我們可不可以也放兩顆原子彈嚇唬嚇唬他們啊?他們想讓我們緊張，我們也讓他們緊張幾天。等明白過來，我們的節也過完了。這就叫兵不厭詐啊!不要早，也不要晚，國慶節前幾天我看挺合適。
果不其然，1969年中國國慶節前夕的兩次核爆炸炸得國外一片茫然，摸不著頭腦，中國安然無恙。毛澤東的坦然自若使美國認識到中國不會對蘇聯屈服，這才敢下決心聯華製蘇，才有了後來的乒乓外交和中美關係正常化，才有了中國戰略環境的大改善。
所有這些活生生的曆史事實都告訴人們：毛澤東的眼光確實高人一籌。偉人之偉大確實不是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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