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曆史以本來麵貌
——評歪曲黨的曆史、醜化毛澤東的若幹言行（之一）
陰謀史學當前為什麽如此猖獗
作者：吳光宗
文章之一：
陰謀史學當前為什麽如此猖獗
——要害在“改朝換代”
文章之二：
評“奪權論”
——是“奪權”，還是被奪權
文章之三：
評“整人論”
——是“整人”，還是被人整
文章之四：
評“個人崇拜論”
——“個人崇拜”不是“個人迷信”
文章之五：
評“浩劫論”
——是一場“浩劫”，還是無產階級鞏固政權的一次偉大的、失敗了的演習
還曆史以本來麵貌
——評歪曲黨的曆史、醜化毛澤東的若幹言行（之一）
陰謀史學當前為什麽如此猖獗
黨中央的一次新號召
2010年7月21日，全國黨史工作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胡錦濤總書記會見會議代表並向會議的召開表示熱烈的祝賀。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他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在異常複雜環境中團結帶領我國各族人民創造了偉大奇跡的黨。”黨史工作“要牢牢地把握黨的曆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旗幟鮮明地揭示和宣傳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傳黨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曆史時期領導人民所取得的偉大勝利和輝煌成就”；他強調指出：要“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醜化黨的曆史的錯誤傾向”，“這是黨史工作必須遵循的黨性原則“。[1]
這是當前形勢下黨中央發出的一次新的號召。
一石激起千層浪。習近平同誌的講話，受到左派的熱烈歡迎，卻遭到右派的強烈反對。他們都明白，如何評價黨的曆史和她的領袖，關係到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黨的執政地位的前提和基礎。左派要堅決維護這個前提和基礎，右派卻要千方百計摧毀這個前提和基礎。這就是問題的實質。
習近平的講話，強烈刺激了右派敏感的神經，辛子陵就是其中一位。以《紅太陽的隕落》一書，用陰謀史學的手段歪曲黨的曆史，妖魔化毛澤東而走紅的辛子陵，迫不及待地攻擊習近平的講話，說什麽講話“使黨內同誌和全國人民深感失望，使習近平的威信大受損失”。
他還說“習近平托了其父的蔭庇和自己的優良表現，進入了第五代接班人的行列”。“黨內改革派希望習近平繼承令尊的政治操守，協助胡錦濤完成鄧小平關於重新評價毛澤東的遺囑”。“一九八九年如果習仲勳當總理，定能找到避免流血的解決辦法。本著這個精神處理政務，既（即）使成不了最有作為的領導人，也是一個賢德的領導人。這就足以告慰習仲勳同誌的英靈了。”
“希望習近平以先父為榜樣，一輩子不犯左的錯誤，一輩子不整人。”[2]
請看，短短的幾句話，就把這個以鼓吹民主社會主義而出名的“政治精英”的麵目勾畫得清清楚楚了。
第一，這位自稱“黨內改革派”的“政治精英”竟然相信“神靈庇護”一類的昏話；
第二，習近平的講話，擊中了他們的要害，以致“深感失望”；
第三，以繼承習仲勳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政治操守相要挾，令其協助完成“重新評毛”的遺囑，即歪曲黨的曆史，全麵否定毛澤東同誌，全麵否定毛澤東思想的任務；
第四，以委婉的形式，實際上是警告習近平要做一個“有賢德的領導人”，“一輩子不犯左的錯誤，一輩子不整人”。這正表露了這批搞陰謀史學的人，害怕他們的言行以後將被清算的陰暗心理。
總之，辛子陵的言論反映了黨內外的“政治精英”們，試圖對“十八大”的人事安排，對“十八大”的政治走向施加影響，以達到他們全麵否定中國共產黨，全麵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目的。而恣意歪曲中國共產黨的曆史，否定和醜化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正是當前我國一切社會問題和社會混亂的根源。
陰謀史學的興起
曆史是客觀的、真實的。編纂和描述曆史的人，卻總要反映他們所屬的階級的曆史觀。
陰謀史學的出現，有其時代背景。清代學者龔自珍說：“欲要亡其國，必要滅其史，欲滅其族，必要滅其文化”。陰謀史學的要旨就包含其中。
對於曆代封建王朝來說，需要論證其朝代更替的正確性，就要利用編纂權，詆毀前朝的曆史，為改朝換代提供事實上的支持。
封建主義國家利用曆史的編纂權為封建社會辯護，資本主義國家則利用它為美化資本主義服務。一個殺戮了幾千萬印第安人並讓其幾乎完全滅族的美國，一個販賣黑奴並導致幾千萬人失去生命的美國，一部由血與火構成的美國的曆史，竟被塑造成人權民主的曆史。他們懂得“欲亡其國必先去其史”的道理。[3]
當代中國的陰謀史學，興起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其目的是要顛覆中國共產黨的曆史，抹黑毛澤東時代，改變國家政權的性質，阻斷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進程，為把我國引上資本主義道路，作好輿論準備。當時，黨內外一些同誌或者由於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無端迫害，或者由於對文化
大革命中某些現象不滿，發過牢騷，說過一些過頭話，客觀上符合這股思潮，但他們與陰謀史學的炮製者是根本不同的，是有著本質的區別的。
30多年來，陰謀史學大體上經曆了三個發展階段。（為了行文的方便，以下將陰謀史學即“否定毛澤東”思潮簡稱為“否定思潮”）。
第一階段，改革開放初期，“否定思潮”重點在批判毛澤東的“晚年錯誤”；
第二階段，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否是思潮”由批判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到否定整個“毛澤東時代”；
第三階段，新世紀，“否定思潮”的目標在“全麵徹底否定毛澤東”，要害在“改朝換代”。
1971年林彪反革命事件發生後，懷疑中國共產黨、否定毛澤東的思潮便開始出現，不過那時采取的還是一種隱蔽的形式。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1977年初，北京出現了公開批判毛澤東的大字報。此後，關於毛澤東的各種流言蜚語逐漸傳開。1978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和對“兩個凡是”的批判，1979年理論工作務虛會的召開，既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也為一些人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敞開了大門，以批判“四人幫”為名，行否定毛澤東之實。1980-1981年，在起草、討論和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過程中，更是在黨內開展了一場肯定還是否定毛澤東的曆史地位、肯定還是否定毛澤東思想的大爭論。這場爭論的組織者，其目的是要“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糾正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其結果卻是黨內某些人“激昂慷慨，義憤填膺”，聲討毛澤東。以致1980年8月21日和23日，意大利著名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兩次采訪鄧小平同誌時，開頭便問：“中國人民在講起‘四人幫’時，把很多錯誤都歸昝於‘四人幫’，說的是‘四人幫’，但他們伸出的卻是五個手指”。“你們開下一屆黨代會時，在何種程度上會牽涉到毛主席？”鄧小平對這個尖銳的提問保持了沉默。[4]
理論務虛會的第二階段，從3月18日—4月3日，由黨中央召開，改名《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會議開得越長，離譜的東西就越多，最突出的是王若水[5]，被稱為“理論界最早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他在會上的發言題目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訓必須反對個人迷信》，把矛頭直指毛澤東，說什麽“文化大革命是用錯誤的方法對錯誤的對象進行的一場錯誤的革命”。他的講話，不僅在內部發表，還通過迂回方式，拿到香港報刊上發表，把黨內幹部批評黨和毛澤東的講話，在港報上公開。此後又在香港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寫出了《毛澤東為什麽發動文化大革命》、《新發現的毛澤東》等文稿，恣意攻擊黨和毛澤東，說什麽“異化了的黨不能代表無產階級，異化了的領袖也不能代表人民群眾”，“毛澤東把中國拖上了絕境”，他“把千千萬萬的老百姓整得家破人亡，把無數知識分子加以摧殘，把他的許多出生入死的戰友打倒”。他公開背叛馬克思主義，說什麽“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是烏托邦”。胡喬木把他的思想歸納為五個“否定”，即否定社會主義，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否定黨的領導，否定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這五個“否定”一來，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沒有存在的理由了。
與此同時，社會上也與之相呼應，在北京出現了西單“民主牆”，自由化的東西日益占了上風，上海舉辦了“民主討論會”，有人咒罵毛澤東為“暴君”，是“不道德的人”。並出現臥軌阻斷交通，衝擊市政機關、占領辦公室等情況。還有人打出大幅標語：“堅決徹底批判中國共產黨”，“萬惡之源是無產階級專政”。香港的刊物上還刊登了“民主人士”劉曉波的文章《混世魔王毛澤東》，說什麽他“把中國傳統的專製政權”“推向了前無古人的極端”。
這一時期，“否定毛澤東”思潮有以下幾個特點：
①主要發生在黨內一些中高級幹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強烈衝擊的人、受西方自由主義影響很深的人以及一些涉世較淺、不了解曆史的人當中。他們從自身的感受出發，帶有濃厚的感情色彩。
②內容雖然也涉及文化大革命以前、涉及到一些理論問題，但主要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批判毛澤東的“晚年錯誤”，為大批幹部重新走上工作崗位，掃除“障礙”。
③否定的形式，大多在內部會議上，采取隱喻式的，旁敲側擊的形式，在政治生活中，在輿論媒體上還很難有公開的合法的席位。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否定思潮”的重點由批判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到否定整個“毛澤東時代”
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我國的經濟改革在1986年遇到了困難；1989年“政治風波”產生了嚴重的負麵影響；改革開放的窗口打開，西方思潮大量湧入；1991年蘇聯解體，蘇東劇變，社會主義事業跌入低穀。於是，在我國政界、理論界、知識界，有那麽一些人，不滿足於糾正毛澤東的“晚年錯誤”，把“否定思潮”之火燒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全盤否定反右派鬥爭等政治運動，全盤否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全盤否定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哲學思想，總之，否定整個“毛澤東時代”。有人公開主張搞私有製，提出要“補資本主義之課”；在探索改革開放道路的旗號下，在批判“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的理解”的口號下，公開批判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暴力社會主義”和極左路線，批判和醜化毛澤東的個人品質。有人走得更遠，聲稱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是錯誤的。他們不僅把“否定思潮”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更是把它從國內推到國外、境外，和西方反動勢力糾合在一起，奏起了貶損中國共產黨、醜化毛澤東的合奏曲。香港某些刊物竟然聲稱：“一定要重新估價中國的曆史”，要“完全擺脫毛澤東的陰魂”，說什麽“上海人士認為，毛澤東的獨裁從掌權之日就開始了”，“徹底否定隻是一個時間問題”。
在陰謀史學的炮製者當中，最為惡劣的代表是李誌綏和李銳。
自稱“毛澤東私人醫生”的李誌綏，跑到美國之後，在西方精英的策劃乃至捉刀代筆之下，寫出了長達600頁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1994年由美國藍登書屋和台灣的時報文化出版社企業有限公司，先後出版了英文版和中文版，聲稱它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手珍貴資料”，“本書問世後，不隻毛澤東個人傳記，連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相關寫作都將受到影響”，“本書以全球第一手資料，披露了毛澤東的政治與權謀，性與死亡”。
那時，中國沒有“私人醫生”。李誌綏被公派擔任毛澤東的保健醫生，開始的時間是1957年7月6日，而不是“回憶錄”中寫的1955年4月，更不是他在“自序”中記的1954年。他這樣做的目的，是宣揚自己跟隨毛澤東22年，“二十二年來我每天都隨侍在毛澤東的左右，陪他出席每個會議，出巡任何地方，在那些年裏，我不隻是毛澤東的醫生，我還是他閑聊時的對手，我幾乎熟知他人生中所有細枝末節”。你看，這是多麽親密無間啊！但是，一個保健醫生，能夠陪同“出席任何會議”，“出巡任何地方”，這可能嗎？他把時間提前2-3年，更深的用意是，便於他就1956年召開的“中共八大”大做文章。他把自己打扮成親曆者，以便證明，“八大”是一場“權力鬥爭”，是毛澤東與劉少奇、鄧小平關係的轉折點。“回憶錄”的中心內容，是以中共八大為起點，以文化大革命為終結，刻意描述他稱之為“毛澤東與劉少奇、鄧小平等人之間的“權力鬥爭”，並把這一鬥爭作為“回憶錄”的全部立論的重要基點。
事實上，正是在“八大”前夕召開的七屆七中全會上，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決定增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等四位副主席，推舉鄧小平為總書記。在鄧小平婉拒總書記職務時，毛澤東還說過如下一段話：“他願意當中國的秘書長，不願意當外國的總書記。其實，外國的總書記就相當中國的秘書長。”我看鄧這個人“比較公道”，“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他說不行，我看行”。
“回憶錄”還說什麽“鄧修改的新黨章中，不但刪掉‘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一切工作指針’這句話，並為毛澤東設立了榮譽主席的職位”。事實上，當時首先提出不要再提“毛澤東思想”的，正是毛澤東自己。中宣部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1954年12月專門發了一個通知，“毛澤東同誌曾指示今後不要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今後寫文章做報告“應照毛澤東的指示辦理”。這個通知，離正式召開“八大”還有一年零九個月。設立名譽主席的建議也是毛澤東為了國家安全著想而提出來的。李誌綏硬把它拉到“權力鬥爭”上，甚至出奇地編造說：“我一聽到劉、鄧兩人的報告（指‘八大’報告），就知道毛澤東一定會大為震怒”。
僅此一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個自稱在毛澤東身邊“工作22年”的保健醫生，是怎樣製造謊言、編造曆史的。他在書中提到的所謂“親自經曆”的事件，都是這樣編造出來的，不符合曆史事實的，諸如整風和反右派鬥爭的動機問題，不惜“死掉人類一半”的“戰爭狂”問題，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問題，所謂批判陳雲同誌“一貫老右傾”的批語問題以及對毛澤東實行人身攻擊的四人“大被同眠”問題，都是李誌綏不擇手段，造謠惑眾，詆毀中國共產黨，誹謗毛澤東，把一位根本改變了我國麵貌，影響世界曆史進程的偉人，描繪成一個“殘忍的、虛偽的、玩弄權術、生活糜爛的、獨裁的封建君主”，以達到反共反華的目的，其影響之惡劣是人所周知的。就是這樣一個完全喪失了人格和國格的人，在被人利用完之後，於1995年莫名其妙的從美國徹底消失了。[6]
李銳，這個自稱“在黨內生活了70年”（包括1959年開除黨籍後的20年）的“毛澤東的秘書”，在毛澤東逝世後，卻成了攻擊、否定毛澤東的急先鋒。所謂“秘書”，其實隻是一個“兼職秘書”，即各部委都設置的通訊員。1958年初，他作為水電部“三峽問題”反對方的代表，列席了成都會議。據他自己說，辯論結束後，“毛澤東要我當他的秘書”，“我以工作繁忙推辭，結果還是要我做了他的兼職秘書”。在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從未談起這樣一位秘書，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下冊，也未提及此人。人們不能不懷疑，他怎麽會因為“工作繁忙”而推辭毛澤東的“秘書”工作？怎麽會由“兼職秘書”變成了“秘書”？怎麽會由一個兼職19個月的通訊員而將“批判”的內容涵蓋達50年？他就是要打著“毛澤東秘書”的招牌，又以“手記”、“實錄”的形式，欺世盜名，造謠撞騙，欺騙、蒙蔽了國內外許多人。
李銳誣蔑、否定毛澤東的活動，從80年代初就已經開始。由於某高層領導為他平反，又任命他為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十七大”召開時又被指定為特邀代表，給他戴上了一個個耀眼的光環，被人捧為“老幹部的代表”、“研究毛澤東的專家”、“權威學者”。
“四千人幹部會”上他嶄露頭腳，1989年發表《廬山會議實錄》（後改名為《廬山會議真麵目》）。1999年出版《毛澤東晚年悲劇毛澤東秘書手記》。後又陸續發表《大躍進親曆記》、《如何看待毛澤東》、《李銳說毛澤東》等多篇文稿。他還在國外發表反毛澤東的講演。《如何看待毛澤東》就是他送給哈佛大學舉行的毛澤東誕辰100周年座談會的書麵發言稿。稿中攻擊毛澤東是“革命有功，建設有過，文革有罪”，他還把攻擊的罪名強加在陳雲的頭上，說什麽中共元老之一的陳雲用一句話來評價毛澤東，說：“建黨他有份，建國他有功，治國他無能，文革他有罪。”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7]
李銳口口聲聲宣稱：“我隻根據我掌握的確確實實的情況來寫”，信誓旦旦：“平身為文，從來謹慎，已出版的幾十本書，可以為證”。可是2009年11月7日人民網上刊登張傑的文章《原中顧委委員周惠談李銳與廬山會議》，卻揭穿了李銳的謊言，徹底暴露了他政治騙子的真實麵目。
1959年7月23日上午，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發表了長篇講話。此前，會議印發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彭德懷的“意見書”。當天晚上，周惠（時任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原毛澤東秘書）、李銳（50年代前期曾在湖南省工作過）三人跑到黃克誠（時任總參謀長）住處發牢騷。後來彭德懷來了，大家一起說到“毛澤東像斯大林晚年”等話題。出來時正好遇見了公安部長羅瑞卿。情況反映到毛澤東那裏。幾天後，李銳寫信給毛澤東，隱瞞了“晚年”等敏感話題，且發誓“如不屬實，願受黨紀製裁”。後來黃克誠在小組討論會上講到了“晚年”問題。而李銳給毛澤東的信又已印發會議。於是一顆炸彈就這樣爆炸了，撒謊的李銳品質成了問題。8月11日李銳又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在發言中全盤認賬，發言題目為《我的反黨、反中央、反毛澤東活動的扼要交待》，承認“蓄意欺騙主席”，同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有宗派關係，承認是“軍事俱樂部”的一員。
更為可惡的是，李銳在檢討的前一天，夜闖美廬（毛澤東住地），跪在毛澤東床前，檢舉揭發“軍事俱樂部”問題，說彭德懷與張聞天確實曾經串聯，彭德懷的信事先給張聞天看過。“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就是出自張聞天的手筆。張聞天7月21日的發言稿，也給彭德懷看過，彭鼓勵他：“真理在我們手裏，怕什麽？”7月23日晚，他們訂立了攻守同盟。彭不是晚去的，而是早就去了，等等。
周惠在接受張傑采訪時，張問周是如何知道這些情況的。周惠說，是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周小舟告訴他的。周小舟時任中國科學院廣州分院副院長，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出差廣州時告知他以上的情況。
周惠還說：李銳對自己檢舉過了還給那麽重的處分（撤銷所有職務，開除黨籍），心存不滿，“落差最大”。李銳當年42歲，很有才華，又受領導賞識，自認為有總理之才，自許在50歲以前當上國務院總理。
從周惠的揭發中不難看出，李銳是一個抱有極大政治野心，不惜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欺騙領導，欺騙群眾的偽君子。
新世紀，“否定思潮”的目標在
“全麵徹底否定毛澤東”，要害在“改朝換代”
進入21世紀之後，我國10年的經濟體製改革已經由量變到質變。私有製經濟，“在公有製經濟為主體”的口號下，已經成為實際上的主體。國家的財富，在“企業改製”“股份製企業是最好的公有形式”等名義下，已經大量湧進了私人的腰包。政治精英、權貴子孫及暴發戶，大發改革財，已經形成了一個規模龐大、人數可觀的新的資產階級。他們的代表人物公開或半公開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訴求和理論主張。那些隱藏下來的共產黨的叛徒、政治精英和新老右派（被錯定的、應該平反的除外），掀起了又一輪否定毛澤東的浪潮，其猖狂程度，無以複加，達到了新的頂峰。他們一再鼓吹要“重新評價毛澤東”、“徹底清算毛澤東的罪行”，公然篡改黨的曆史和我國的現代史，汙蔑和醜化黨的領袖人物，宣稱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一黨專政”，實行“輪流坐莊”，搞資本主義形式的民主，進行所謂的“政治體製改革”。有人利用輿論陣地，公開地、全麵地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這要首推1999年出版的《辭海》。編纂人員接受“美方的修改意見”，“依照國際慣例”，違背史實，顛倒是非，編撰出了一本“中國權威大型辭書”。該《辭海》否定毛澤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否定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否定毛澤東首創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貶低“遵義會議”的曆史意義；否定延安整風運動等曆次政治運動；貶低、否定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否定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在解放戰爭中的思想路線，戰略策略以及所取得的偉大勝利；貶低和否定毛澤東關於抗美援朝的正確決策及其勝利；否定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否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新老修正主義翻案；為帝國主義侵略者及我國的投降派翻案；為蔣介石翻案……等，它成了新世紀“否定風”、“翻案風”的一大源頭。[8]
在新一輪的“否定思潮”中，除了李銳之外，最突出的還有賀衛方、辛子陵、謝韜、郭道暉與祝世華。
2006年，在“新西山會議”上，就是北京大學教授賀衛方等人說：“過去我們不敢說，現在可以說了”，政治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取消“一黨專政”，實行“輪流坐莊”，狂妄地提出：共產黨非法，“胡錦濤當總書記非法”。
辛子陵，國防大學退休研究員，正師級幹部。2007年在香港出版《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洋洋灑灑，70萬言。
李銳為這本書寫序，標題是《功勞蓋世，罪惡滔天》，說什麽，1949年取得勝利的“蓋世功勞”，比起他執政後給國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災難來，“隻能是次要的、第二位的”。
原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謝韜在他寫的序言中說：“這是一本在什麽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徹底完成撥亂反正的書”，“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是最大的修正主義者”，民主社會主義“既演變了資本主義，又演變了共產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正在改變世界”，提出“隻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辛子陵除了照搬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等書中的觀點和“材料”外，還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始終打著中央高層領導的旗號，拉大旗作虎皮，以欺騙和恐嚇人們。其一，他自己標榜曾經根據鄧小平同誌的授意，1974年撰寫了《林氏春秋的破產》，1986年又受命代寫了鄧小平在劉伯承追悼會上的悼詞；其二，這本書披露了鄧小平在1993年關於重新評價毛澤東的講話，胡錦濤關於“要解決好”、“處理好”這個問題上的承諾。
作者毫不諱言，他這本書的“曆史任務”，就是要實現鄧小平關於若幹年後重新評價毛澤東的“深謀遠慮”。自此，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股批判1981年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重新評價毛澤東，試圖作出“倒三七開”結論的惡浪。
該書拋出一份史料：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賓館召開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除十四屆全體常委外，還有鄧小平、陳雲、彭真、萬裏、薄一波、楊尚昆、王瑞林參加，鄧小平作了如下一段講話：
“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的曆史地位及功過的評價，是受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的，部分曆史是不實的，不少同誌是違心地接受的”。“對毛澤東一生功過的評價，一直是有爭論的。我對彭（真）老、（譚）震林、（陸）定一說了：你們的意見是對的，但是要放一放”，“可以放到下個世紀初，讓下一代作出全麵的評價嘛！”“對過去的錯誤，過失和違心、不完整的決議作出糾正。”
在該書的附注中，特別說明：江澤民提出，鄧小平的這一談話紀要及其他人的發言紀要，作為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通過的議題存案。
作者在書中說：“這件事過去了十三年，黨內外都有強烈的呼聲，重新評價毛澤東的時機成熟了。”[9]
對此，人們不能不提出質疑：
①這麽機密的材料為什麽不是由黨中央公開，而由名不見經傳的人加以公布？辛子陵就他的資曆和地位，不可能見到黨中央的機密檔案，他是如何得到這些材料的，是什麽人向他提供的？
②這本書出版後，黨中央有關部門為什麽不予揭露或者證實？為什麽對這樣重大的政治事件聽之任之，不置可否？如果是真的，為什麽不通過正常渠道向黨員公布、傳達？如果是捏造的，為什麽不揭穿，以免給人以“默認”的感覺，從而誤導黨員和廣大群眾。
③鄧小平的這次談話與他在“決議”起草、討論過程中所作的九次談話，究竟哪個是真心的，哪個是違心的？一位高層領導人講話，出爾反爾，前後不一，叫人們相信哪一個？
④說“決議”有曆史局限性，這倒是真的。不過，理解各不相同。製定這一“決議”的本意，當然不是要歌頌毛澤東，而是要批判毛澤東，尤其是否定他的社會主義社會繼續革命的思想和理論。但是當時黨內，特別是高層，意見嚴重分歧，看法尖銳對立。那些堅決維護毛澤東英名和功績的同誌，堅持主張至少要作出“功過七三開”的評價。如果強行通過“過大於功”的意見，勢必造成黨的分裂。按照某些人的主張，想出了一個“腰斬”毛澤東的辦法，即肯定毛澤東的前半輩子，肯定從黨的成立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功績，否定毛澤東的後半輩子，否定他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與實踐，把毛澤東打扮成一個民主革命派。根據陳雲的意見，“決議”加寫了一段“建國前28年的回顧”，雖然與“決議”的名稱不甚相符，但也滿足了維護毛澤東功績的同誌們的願望，會議才一致通過了這個“決議”。
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人對“決議”越來越不滿意。因為“決議”基本上是按“正三七開”評價毛澤東的。這成了他們妄想在中國搞資本主義複辟的嚴重障礙。於是把1980年的中央工作會議及“決議”重新拿出來大做文章。
這在辛子陵一書的結尾《重新評價 此其時矣》中暴露得淋漓盡致。“《決議》最大的後遺症是肯定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所謂‘社會主義改造’，給了它一個曆史正統地位，從而使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背上了‘複辟資本主義’的原罪”。“鄧小平和他的繼承者們在‘複辟資本主義’的攻擊聲中戰戰兢兢地領導著這個國家。”可見，這些改革精英們要搞的就是資本主義，但又怕背上複辟的罪名，就千方百計地否定十七年，否定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
1980年10月，中央召開的討論“決議”草案的幹部會議，原本是一次內部會議，為了進一步掀起重新評價毛澤東的浪潮，2010年《炎黃春秋》第4期，刊登出郭道暉的文章《四千老幹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以扭曲的方式將會議內容公之於眾。[10]
郭道暉自稱為四千人大會上“全國人大”小組的秘書，他依據一個小組的討論情況和會議簡報，概括出四千老幹部“大討論記略”，把某些人的隻言片語，作為四千人大會的總體評價加以渲染。文章首先列舉了“對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評價”，不同意“在17年中多數情況我們黨的路線是正確的，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大家強調存在一條‘左’傾路線，毛澤東就是‘左’傾路線的總代表”。
對毛澤東思想的評價，“這是討論中的第二大問題”，認為“毛澤東沒有全麵發展馬列主義，也沒有形成科學體係”。“如果有也是不科學，甚至是反科學的體係”。有人還對鄧小平說的“毛澤東思想不包括毛澤東的錯誤思想”提出質疑。
關於對毛澤東個人的評價，“雖然大都對毛澤東在民主革命中的巨大功績無大分歧，但對他建國後掌權以來的曆史實踐，則殊多非議，有的還十分尖銳”。毛主席“實際上是犯了‘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變成機會主義者、專製主義者”，“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數他”，“他是封建主義打底，馬克思主義罩麵”。還有人說：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不是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開始，以整人告終，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
郭道暉認為，這次會議是文化大革命後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是一次暢所欲言的、思想解放的民主討論會”。最後，他與辛子陵相呼應，說什麽現在是“按廣大黨的幹部和群眾的意願，重新評價這段黨史和晚年毛澤東的罪錯的時機了”。“決議”勢必重寫不可。
郭道暉對於“四千人大會”的表述是否真實呢？我們試將《黨史文匯》上刊登的《改革開放之初重新評價毛澤東內情》一文，與之作一對比分析。[11]
①“內情”一文指出了“決議”的核心問題。為了統一全黨的思想，中央決定，集中全黨智慧作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最核心的一條是要確立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正確評價毛澤東思想。郭文卻要顛覆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徹底否定毛澤東思想。
②郭文說，會議“對黨史和毛澤東的功過的評論，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文章所寫的全都是毛澤東的過，不見毛澤東的功，這是為什麽？
③郭文所要反映的是會議的總體情況，可是文章內隻列舉了個別人的分散的而且都是否定性的意見，人們無法從中了解會議的全貌，這是不是郭道暉為了某種政治目的而不擇手段的一種表現？而“內情”一文卻明確指出：討論中，大多數同誌對曆史地、科學地評價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對於肯定毛澤東思想，表示了讚同的意見。但也有人不讚成毛澤東功大於過的說法，認為毛澤東的一生是“功大、錯大、罪大”，主張不要再提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
④郭文打著“老幹部”的旗號，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說“特別是黨內高層老幹部敞開思想，自由發言”。請問，你所引用的發言人中，有幾位中央委員？幾位政治局委員？幾位老革命？幾位老將軍？事實上，沒有一個是高層老幹部。而“內情”一文卻明確地指出：老同誌挺身而出維護毛澤東的形象。許多老一輩革命家主動站出來，積極維護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尤其令人稱道的是時任中紀委常務書記的黃克誠同誌，他在與“四千人大會”幾乎同時的中紀委會議上，作了題為《關於對毛主席的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的報告，言詞懇切，生動感人。
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軍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長的黃克誠大將，曾因彭德懷問題牽連，受到錯誤的批判和處分。他在如何對待和總結黨的曆史的關鍵時刻，不計個人恩怨，挺身而出，以雙目失明、抱病之軀，作了長達2個小時的重要講話。[12]他首先指出，關於對毛主席評價的態度問題，“對我們黨和國家來說，是一個根本的問題”。“有個別人甚至放肆地詆毀毛主席，謾罵、醜化毛澤東同誌。這種傾向使我很憂慮。”然後，他從湖南農民革命運動講到井崗山鬥爭，講到湖南暴動，指出：“毛主席在創建紅軍時期，為我們黨建立了不朽的功勳。”“哪個有這樣大的功勞呢？”現在有人“想用其他人來代替毛主席”，“這完全是對曆史開玩笑！”接著，他又從遵義會議講到長征，從抗日戰爭講到解放戰爭，指出：“毛主席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主要締造者，多次在危機中挽救了革命，這是我們黨內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擬的。”
他也指出了毛澤東的錯誤，說“他晚年的雄心壯誌仍非常之大，想在自己手中把本來要幾百年才能辦到的事情在幾年之內辦到”，結果就出了“一些亂子”。
他嚴肅地指出：“對待毛澤東這樣關係重大的問題，決不能感情用事，意氣用事，更不能從我們個人的利害得失、個人的憤憤不平出發”。“醜化、歪曲毛主席，就是醜化我們的黨和國家”。他尤其尖銳地指出：“現在國內外的敵對力量都希望我們把毛主席搞臭，把人民的思想搞亂，把我們國家引向資本主義。”
黃老的講話，多麽鮮明，真是一針見血，既深刻，又具有極大的遠見性。這是對反毛言論的最好回答，也是對他們的嚴重警告。“現在有些人要丟掉毛澤東思想這麵旗幟”，“這樣做是危險的，是要吃虧的，是會碰得頭破血流的。”以後的事實難道不是這樣嗎？
郭文對黃老的講話是不屑一顧的，對原國家副主席老將軍王震的講話更是不願提及的。王震1993年3月12日病逝於廣州。他在臨終前發出了“毛主席比我們早看五十年”的感歎！[13]黃克誠的講話和王震的遺言，才真正表達了老一代革命家的心聲。
在這股反毛惡浪中，還必須提及的另一個人，就是祝世華。他原是某雜誌社編輯，文化大革命中被關9年，之後經過15年的“研究”、“探索”，收羅各種反毛著作於一身，經過邏輯推理“探索”出一個所謂“真實的毛澤東”，探索出一本120萬字的“巨著”《反思錄——從當代曆次重大冤案中，探索真實的毛澤東》，於2009年在香港出版。《反思錄》把“否定毛澤東”的思潮，由文化大革命推至17年，又由17年推到解放前22年，他們的否定，真正是全麵了，徹底了！從井崗山時期的“整人”，到遵義會議上的“奪權”，從延安整風運動的“排斥異已”到“七大”登上權力頂峰，無一不囊括在內。
他引用被稱為“中國自由派領軍人物”、原社科院副院長李慎之的話：我越來越覺得五十年前實未曾有革命，而隻是皇朝的更迭，而且是最壞的一次更迭。
他在書中詛咒：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史，是中華民族的“災難史”，是中國人民的“血淚史”，也是我國我黨的“恥辱史”，是毛澤東的“罪惡史”，並且引用季羨林的話：是“最殘酷”、“最黑暗”、“最愚昧”的“暴政史”。他說：“毛澤東根本不懂民主、自由為何物，隻是一位‘權力狂’，一心一意要達到權力的最高峰”。
社會上的“政治精英”也跟著叫喊：“毛澤東是‘人渣’”，“紀念堂是靖國神社”，裏麵供奉的是“一個雙手浸滿人民鮮血的劊子手”（中學教師袁騰飛）。“中國共產黨為什麽能夠竊據大陸60年？我的答案是：“中國人是支那劣種，是地地道道的劣等民族！”“將來的民主政府將會清算共產黨反動派”。“我估計，中國在5年左右，10年內，共產黨會垮台。”（餘傑）“毛澤東是上天堂，還是下地獄，曆史和人民是會作出公正的裁決，反正時間還多著呢！”（葉永烈）
他們的攻擊是如此的歹毒！不僅否定了中國共產黨，否定了毛澤東，連我們的老祖宗整個中華民族也否定了，沾汙了！按照他們的邏輯，他們自己不就是“劣等民族”中的劣等分子嗎？[14]
略舉一二，不難看出，這批“政治精英”，對於毛澤東的攻擊、醜化、仇恨，是無所不用其極的。他們把新中國的誕生，看作僅僅是一次“皇權的更迭”，而且是“最壞的一次更迭”，那麽，現在他們要搞另一次“皇權更迭”了。拿李慎之的話說，就是要跟著美國走，“做美國的孫子”。這正是當前陰謀史學瘋狂掀起“重新評價毛澤東”、“徹底否定毛澤東”浪潮之要害所在，目的就是要“改朝換代”，改社會主義之“朝”，換資本主義之“代”。
請看看西方世界那些有遠見的政要們是如何評價毛澤東的。
1976年毛主席逝世時，聯合國秘書長說：毛主席是一位偉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學家和詩人，差不多半個多世紀以來，他的影響遍及全世界。
聯合國大會主席說：世界上失去了我們時代最英雄的人物。
安理會主席說：毛主席改變了曆史的進程。
英國首相說：中國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是他的無與倫比的紀念。
法國總統說：由於毛澤東的去世，人類思想的一座燈塔熄滅了。
美國總統說：在任何時代成為曆史偉人的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對曆史的影響將遠遠超出中國的國界。
美國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托尼·賽奇也客觀地指出：“目前中國對毛澤東的肆意醜化，已經超越了一個民族應有的理智界限。”“不論錯誤與否，毛澤東應該算是中華民族曆史上的一個焦點，已經深深嵌入了中國曆史”“在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受到惡意謾罵。”“這是在自毀民族啊!是會影響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的”。
他還說：“在西方世界中，任何一個不帶‘有色眼鏡’的人都尤其尊重你們中國的毛澤東。他是一個值得所有對手尊敬的偉人。他將他和所有的親人都獻給了這個民族的勞苦大眾。無論是過去、現在和將來，他的精神和思想不光值得我們西方世界研究學習和尊重，更應該值得你們中國人了解、尊重和學習。因為他是你們中國人屹立於世界民族前列的財富和基石”。［15］
那些醜化毛澤東的尊敬的先生們，你們讀了托尼·賽奇的話，難道不感臉紅，不感到羞恥嗎？
《炎黃春秋》2010年第10期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玉貞的文章：一部顛覆性著作《二十世紀俄國史》。文章介紹了俄國近40位學者編寫的《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書中稱：“列寧是德國特務”，是一個“暴君”，十月革命是一場社會主義“政變”，斯大林“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斯大林需要戰爭”。這是一部地地道道的陰謀史學。可是《炎黃春秋》上的文章卻稱頌：“這本書的作者釋放著愛國主義情愫”。“他們寫下這部巨著，期望著俄羅斯的複興，期望著人類的普世價值在富饒的俄羅斯大地實現”。文章作者們的用意十分明顯，這是要用他國之石，攻我國之玉，幻想在中國也如法炮製，演出一部“去史滅國”的話劇來。
1981年，為了統一全黨的思想，黨中央定，集中全黨智慧作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起草之前，中央提出“決議”最核心的一條，就是要確立毛澤東的曆史地位，正確評價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曾表示，如果“對毛澤東同誌的功過評價不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係的一大批幹部也通不過”。現在，這個“全黨智慧”的產物，卻要被一批曾經參與製定它的人拋棄了，被一批“政治精英”踐踏了。他們要給予毛澤東以全部的徹底的否定。人們會提出同樣的問題：工人會不會答應？貧下中農會不會答應？真正的共產黨人會不會答應？新生的馬克思主義者會不會答應？
持續發展的“毛澤東熱”
——對陰謀史學的反動
在每一次“否定思潮”之後，都會興起一股“毛澤東熱”，且一浪高過一浪。
1986年，首先在工農群眾中，繼之在大學生中出現了“尋找毛澤東”熱。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以肯定的態度和崇敬的心情去懷念毛澤東，而大學生普遍地是去尋找毛澤東、認識毛澤東。1966-1976年，毛澤東故居年均參觀者達100萬人次，其中1966年最多，高達290萬人次。1980年降到曆史的最低點，僅有21萬人次。1985年以後，中外參觀者平均以10%的比例逐年遞增，1989年達65萬人次，1992年120萬人次，1986-1998年之間，總共有1400萬人（次）走訪了韶山衝。歌頌毛澤東的歌曲《東方紅》，一度曾招來台下觀眾的噓聲，而在1989年北京大學生文藝節開幕式上，這首歌曲卻獲得了雷鳴般的掌聲。1989年，毛澤東畫像印刷了37萬幀，第二年則上升到230萬幀，1991年達5000萬幀。《東方紅》音樂磁帶在1991-1992年的一年時間內售出600萬盤。美國朋友羅斯·特裏爾的《毛澤東傳》（第一版），1998年初賣出120萬冊，而它的1999年最新全譯本又於2006年出版。［16］進入21世紀五個年頭之後，在國內更是湧動一股“呼喚毛澤東”的熱潮，人們已不停留在情感上的懷念毛澤東、向往毛澤東，認知上的尋找毛澤東，而是理性上的呼喚毛澤東，熱切希望新的毛澤東的出現，來領導我們黨和我國的革命與建設事業。“政治精英”的攻擊、醜化越猖狂，人民群眾的反響就越激烈，對毛澤東思想呼喚也越強烈。人們懷念毛澤東時代。腦海中不斷映現出那個時代良好的社會環境和社會風尚。一場“三反”、“五反”運動，就把貪汙盜竊、投機倒把治下去了；賣淫嫖娼、吸毒賭博等醜惡現象絕跡了；工業戰線上的“王崇倫和時間賽跑”、“老孟泰的以廠為家”、紡織女工“郝建秀的工作法”、王進喜倡導的“大慶精神”、陳永貴代表的“大寨精神”；科技戰線上的“兩彈一星”等等新事物不斷湧現。那時，人們生活雖不富裕，但人人有工作，有吃有穿，有病能就醫，孩子能上學，不受剝削，不受欺壓，社會平等，安定有序。幹部不搞特殊化，毛澤東帶頭降低工資（他的工資低於元帥，低於藝術家），三年困難時期他和普通群眾一樣糧食定量，主動不吃肉。世界上那個國家有這樣的領導人？中國曆史上那個朝代有這樣的“皇帝”？“毛澤東熱”所表達的正是人民群眾對公正、平等、安定、幸福的企求，對世道不公的無奈和憤怒。
在“毛澤東熱”中，有幾件事情令人特別感動。
其一、河南省禹州，一位71歲的老人齊春信。她在毛主席剛剛逝世的時候，就萌生了建立紀念館的念頭。1997年開始，用了10年時間，在禹州與新鄭交界的陘山崖邊，人工開鑿出一塊260多平方米的平地，花去夫妻倆的退休金和群眾捐款50萬元，建起了一座毛主席紀念館。方圓百裏的群眾都知道了。鄰近三個縣的百姓，包括幾位六七十歲的老人，自帶幹糧，不遠百裏，上山幹活，最多時達200人。
其二、河南焦作，一位60歲、有著40年黨齡的農村婦女林解放，花光家裏的積蓄13萬，又貸款5萬元，修建了一座毛主席紀念廳。2006年農曆9月開工，2007年農曆2月落成。
其三、山東東明縣朱上村，由石成等六位村民發起，拆掉自己宅基地上的三間新房，自2007年8月1日開始，興建一座毛主席紀念堂。[17]
這些事實說明毛澤東對我國的農民懷有深厚的感情，他深深地熱愛祖國的人民，當他去世之後，純樸的中國農民，曾被他熱愛的祖國人民，同樣深深地眷戀著這位偉人。
中國共產黨已經深深地紮根在中華廣闊的大地上。事業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是她存在的根基。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已經深深地紮根於億萬人民的心中。他是人民的領袖，是人民的希望之所在。這是那些撒謊者、造謠中傷者、惡毒攻擊者、詛咒者根本不可能動搖的。陰謀史學炮製者的倒行逆施，隻會使他們自己永遠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背上曆史的罵名。我們承認，我們黨在領導人民解放事業上，在建設社會主義事業上，有過失誤和挫折，有過嚴重的教訓。毛澤東同誌也有過這樣或那樣的缺點與過失。但是偉大的黨和她的領袖的失誤以及黨內外的善意批評，與野心家、陰謀家、背叛者及賣國者的詛咒，其性質是根本不同的。立場不同，手段不同，目的不同。讓陰謀史學者們去詛咒吧！我們將按照自己認定的道路，繼續奮鬥，勇往直前！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2010年12月3日完稿，12月26日定稿
附
注
［1］《北京日報》，2010年7月22日。
［2］辛子陵《學習習仲勳》，《百度文庫》，2010年9月22日。
［3］《陰謀史學—— 中華民族的最大敵人》2010年9月22日，烏有之鄉網。
［4］吳方澤等《尋找毛澤東》第18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
《改革開放之初重新評價毛澤東內情》，《新周報》(文摘版)2008年第44期。
［5］王若水，1948年從北京大學哲學係畢業，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2年調到《人民日報》工作，後任《人民日報》理論部負責人，副總編輯等職。80年代被勸退除名，2002年死於美國。
［6］林克等《曆史的真實—— 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證言》，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2月。
［7］參閱《李銳是毛澤東的秘書？》(2008年2月9日)；《李銳被開除出中國共產黨時間的真相》(康秀峰，2008年8月3日)；《請造謠者李銳回應這些質問》(2010年7月19日)；崔士忠《揭露所謂陳雲的“四有謠言”》（烏有之鄉，2010年5月30日）。
［8］蔡仲德《警鍾聲聲》，《旗幟文萃》，2008年6-7合刊。
［9］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香港書作坊出版社，2007年。
［10］據有關資料，郭道暉原為清華大學黨委宣傳長，反右派鬥爭中被開除黨籍。現任北京大學憲法行政法導師組成員，最高人民檢察院專家谘詢委員會委員。
［11］原載《黨史文匯》，轉自《新周報》(文摘版)2008年第44期。
［12］1981年新華社通稿，原載《解放軍報》1981年4月10日，《中流》1998年第12期重新刊登。
［13］《毛主席比我們早看50年(王震遺言)》，新浪博客，2010年1月7日。原載《王震傳》，工人出版社，2005年版。
［14］憲之《<炎黃春秋>與歪曲醜化黨史傾向》，烏有之鄉，2010年8月17日。
［15］劉日新《評當前逆曆史潮流而動的新一輪“非毛化”惡浪》，旗幟網，2008年3月15日。
田嘉力《美國教授認為“對毛澤東的醜化已經超越了一個民族應有的理智的界限”》，毛澤東旗幟網，2010年7月31日。
［16］吳方澤等《尋找毛澤東》第4-16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
羅斯·特裏爾《毛澤東傳》(最新全譯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1月。
［17］吉茂英《“毛澤東熱”深刻地反映著人民群眾的呼喚》，《旗幟文萃》2009年10—11合刊。
《永遠高舉毛澤東旗幟》2007年第12期第31—35頁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