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印自《福建黨史月刊》，作者：王相坤，原題：《毛澤東如何在“最危急關頭”挽救紅軍 挽救黨？》
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長征陷入危局關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戰勝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衝破敵人圍追堵截，挽救了黨和紅軍。
大搬家式轉移：出師即陷入危局
1934年5月下旬，博古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廣昌失守後紅軍反“圍剿”的戰略方針。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及李德參加了會議。李德建議：紅軍應退出中央蘇區，突圍轉移到別的地方去，“以便重新獲得廣闊的作戰區域並為此作好一切必要的準備”。在沒有更好的辦法的情況下，會議接受了這一建議，決定“將主力撤離中央蘇區，進行戰略轉移”，並上報了共產國際。6月25日，共產國際回電同意轉移，這就拉開了長征準備的序幕。
為準備長征，博古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三人團”，負責籌劃紅軍主力突圍轉移重大事項。實際上博古、李德獨攬軍事指揮大權。他們把戰略轉移的指導思想定位於“搬家”，即把中央機關從蘇區搬到湘西。博古1943年11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中，承認“長征是搬家，抬轎子，使紅軍受到很大削弱。當時軍事計劃是搬家，準備到湘西去，六軍團是先頭部隊”。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和紅軍總部率領紅一、三、五、八、九軍團及中央直屬隊共8.6萬餘人，開始了曆史上著名的戰略大轉移——長征。
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描述當時的情景：“兵工廠拆遷一空，工廠都卸走機器，凡是能夠搬走的值錢的東西，都裝在騾子和驢子的背上帶走，組成了一支奇特的隊伍。”
這種把作戰部隊與後勤部隊編在一起的部署，是典型的逃跑行動，既談不上精幹、快速，又影響紅軍主力的作戰行動。連博古自己都承認長征戰略轉移計劃是一個完全錯誤的計劃。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中說：“長征軍事計劃未在政治局討論，這是嚴重政治錯誤……長征軍事計劃全錯的，使軍隊有被消滅的危險，所以能保存下來進行二萬五千裏長征，因有遵義會議，毛主席挽救了黨，挽救了軍隊。”
果然，這一戰略轉移方案，在長征之初就暴露出行動遲緩又帶來戰略轉移目標過早暴露的嚴重問題。
蔣介石是在1934年11月11日判明我軍的戰略意圖的。此時，紅軍正通過敵第三道封鎖線。12日，他發出電令，特任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薛嶽為前敵總指揮，構築以湘江為第四道封鎖線，企圖將紅軍消滅在湘江、漓水以東地區。
毛澤東曾提議趁國民黨各路軍隊正在調動，“追剿”軍主力薛嶽、周渾元兩部還沒有靠攏時，組織力量進行反擊，尋殲國民黨軍一部，以扭轉戰局。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與毛澤東有著相似的看法，他向中央建議：“在靈活機動中抓住戰機消滅敵軍小股，迫使蔣軍改變部署，阻擊、牽製敵人”；“否則，將被迫經過湘桂邊之西延山脈，同桂軍作戰，其後果是不利的。”
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這時已由冒險主義變為保守主義和逃跑主義，避戰的心理驅使他們不再停留，認為那是冒險，遂選擇了加快前行、脫離追兵的道路。
這樣，強渡湘江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空前慘烈的湘江之戰使紅軍付出了30500人的生命代價。如果把長征以來全部傷亡和減員包括在內的話，總計已經損失5萬多人了。也就是說，長征剛剛一個多月，損失已經過半。
巨大挫折教育了從中央到紅軍中的許多人，人們開始從中央錯誤領導和錯誤軍事指揮反思失利的原因。《劉伯承回憶錄》描述道：“廣大幹部眼看反五次‘圍剿’以來，迭次失利，現在又幾乎瀕於絕境，與反四次‘圍剿’以前的情況對比之下，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了錯誤的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地增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
毛澤東早就發現靠博古、李德領導軍事，注定要葬送中國革命。在困境中，他做工作，逐漸分化堅持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的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首先爭取到王稼祥的支持。
曆史給毛澤東認識王稼祥的機遇是1931年4月。在是年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實際掌握黨中央領導權的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者，為了在中央蘇區推行其“左”傾路線，采取了一個重大組織措施——向蘇區中央局派出中共中央代表團，以加強和控製蘇區中央局的領導。代表團成員有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以任弼時為團長。王稼祥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是4月4日在蘇區中央局所在地寧都縣青塘，毛澤東向中央代表團詳細匯報了紅一方麵軍第一次反“圍剿”取得勝利的經過和第二次反“圍剿”的準備情況。
不懂軍事的王稼祥，對毛澤東、朱德等紅軍領導人創造的中國第一塊根據地，並取得第一次反“圍剿”鬥爭勝利由衷地感到敬佩。
1932年10月上旬在寧都召開的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上，圍繞打破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第四次“圍剿”的軍事行動計劃問題，蘇區中央局前方和後方的領導成員之間發生嚴重的意見分歧。會議演變成對毛澤東的批判，指責他對“奪取中心城市”方針的“消極怠工”，是“上山主義”、“東北路線”，把他提出的“誘敵深入”方針指責為“守株待兔”、“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甚至有人提出把毛澤東召回後方，專負中央政府工作責任，由周恩來負戰爭領導的總責。
這時，王稼祥勇敢地站了出來，明確表示支持毛澤東：大敵當前，不可易將；指揮重任，非他莫屬！
王稼祥的支持雖然沒能改變毛澤東的處境，但在那種情況下此種表態足見他的政治勇氣。後來，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評價王稼祥：“當1932年錯誤路線決定解除毛澤東同誌的軍事指揮權時，他是積極反對者之一。可以說，那時他就同王明路線劃清界限了。”
毛澤東把王稼祥從“左”傾中央中分化出來以後，又爭取到張聞天的支持。
早在1920年初，張聞天就知道毛澤東的名字，那時，毛澤東、張聞天幾乎同時加入青年進步組織“少年中國學會”，兩人入會的消息一起在1920年2月出版的《少年中國》第2卷第8期上發表。
1931年2月，張聞天從蘇聯回國，幾個月後即在中共臨時中央出任政治局常委。從此時起，他成為王明“左”傾中央的主要成員。
1933年1月，隨博古臨時中央遷至中央蘇區後，張聞天也參與了由博古導演的打擊毛澤東的一係列活動。但是不久由李德、博古指揮的廣昌保衛戰的失利而引起的對錯誤軍事指揮的指責，使博古與張聞天矛盾加深。博古對張聞天的排擠活動，為毛澤東把張聞天從“左”傾中央裏分化出來提供了機會。
後來在延安整風筆記中，張聞天對這段經曆作了回顧，認為：“我同博古同誌的公開衝突，是在關於廣昌戰鬥的一次討論。”他說：“我堅持了我的意見，結果大家不歡而散。”
與毛澤東有著同樣際遇的張聞天，越來越理解毛澤東了，越來越感到毛澤東是正確的，而博古、李德所推行的政治、軍事路線是錯誤的。於是，在長征出發前夕，張聞天與毛澤東進行了一次長談，他向毛澤東敞開心扉，傾訴了對李德、博古錯誤領導的不滿。從此，毛澤東與張聞天接近起來。長征開始時，根據毛澤東提議經張聞天向博古力爭，毛、張、王三人被編在一起行軍、宿營、吃住，形成了以毛澤東為首的新“三人團”。
毛澤東曾對師哲說：“張聞天在中央蘇區是頗有影響的人物，這不隻是因為他的地位和身份，還有他本身的因素。因而，在長征路上，我以很大的耐心，隱忍著各種的痛苦去接近他，苦口婆心地開導他、說服他，陳述自己對一些重大問題的意見。”毛澤東認為“隻要能爭取到張聞天，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1943年，張聞天在延安整風日記中，也回應毛澤東的說法，寫道：“長征出發後，我同毛澤東、王稼祥二位同誌住在一起。毛澤東同誌開始對我們解釋反五次‘圍剿’中中央過去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見，並且在政治局內開始反對李德、博古的鬥爭，一直到遵義會議。”
湘江之戰後，毛澤東明確表示不能讓博古、李德再瞎指揮了，而王稼祥也開始與張聞天討論更換中央軍事領導的事。一天，王問張，紅軍最後目標，中央定在什麽地方。張說，沒有一個確定的目標。接著便說：這仗這樣打看起來不行，還是要毛澤東同誌出來，毛澤東同誌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張聞天說出這個想法後，王稼祥當天晚上就將他的話打電話告訴彭德懷，然後又告訴毛澤東。消息在劉伯承等幾位將領中一傳，大家都讚成要開個會，讓毛澤東出來指揮。
決戰遵義：實現偉大曆史轉折
渡過湘江後，博古、李德指揮中央紅軍沿著西延山脈繼續西進，計劃按原定方案北出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已經發現紅軍的戰略方向的蔣介石，製定了《湘水以西地區剿匪計劃大綱》，企圖將中央紅軍一舉消滅。博古、李德發現這一情況後，仍不改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方案，命令中央紅軍繼續西進，於12月11日先頭部隊占領通道縣城。
在這個危急關頭，毛澤東向周恩來鄭重建議：放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周恩來十分讚同這個意見。在毛澤東與周恩來直接交流之後，周恩來又陸陸續續聽到張聞天、王稼祥、朱德、劉伯承、彭德懷、林彪等人的意見，他們不僅要求改變行軍方向，而且對最高“三人團”的軍事指揮提出尖銳批評，並要求召開會議加以研究。於是，在中央紅軍占領通道的第二天，中共中央負責人召開了臨時緊急會議，討論戰略行動方針。會上，博古、李德仍然堅持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毛澤東不同意他們的意見，認為國民黨軍隊正以五六倍於我的兵力構築起四道防禦碉堡線，張網以待，“請君入甕”！此時北上湘西，將會陷入重圍，後果將不堪設想。對於毛澤東提出的西進貴州的意見，王稼祥、張聞天在發言中表示支持，周恩來等也讚成這個主張。於是，會議根據多數人的意見，通過了西進貴州的主張。
這是以毛澤東為首的新“三人團”與博古、李德鬥爭的第一個勝利，這一勝利標誌著最高“三人團”也開始分化，周恩來脫離博古、李德站到了毛澤東一邊。
新“三人團”取得的第二個勝利，是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會議。這次會議通過的《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基本上是以毛澤東的意見為基礎形成的，會議還作出了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定。
1935年1月7日，中央紅軍突破烏江天險，9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進入貴州省北部重鎮遵義城。
根據黎平會議決定，中共中央占領遵義後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舉行具有重要曆史意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
這時，博古已產生取消遵義會議的念頭。他認為通道、黎平、猴場三次會議已經解決了問題，不需要再開什麽會議。李德壓根就反對召開遵義會議，因為他知道毛澤東倡議開會是為了“討論失敗”，這將把他置於被告地位。在猴場會議後已經解除了他的軍事指揮權，但顧問的頭銜還保留著，如果繼續討論軍事指揮的責任，恐怕連這頂帽子也保不住。
毛澤東抓住這一曆史機遇，與王稼祥商議後，由他出麵向周恩來提出迅速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建議。周恩來來到博古的住所，向他通報王稼祥、張聞天、朱德、陳雲、毛澤東等多數政治局的同誌要求召開會議的情況，申明他也力主召開會議。博古看到阻止執行黎平會議關於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定已不可能，便同意了大家的建議，分工由周恩來負責會議的籌備工作，會上由博古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由周恩來作關於軍事問題的副報告。
毛澤東也在忙碌地準備著。他首先找到張聞天，商議如何才能開好這個會。他向張聞天說：你是政治局常委，說話有分量，麻煩你辛苦一下，準備一個報告，在會上說說咱們的意見，對“三人團”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提出批評。不懂軍事的張聞天對此麵露難色。毛澤東補充說：你是黨中央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又是大秀才，你在會上報告名正言順，我嘛人微言輕，不過，我會講話的。報告還是由你作，我和稼祥幫你出點子。說完，毛澤東從口袋裏掏出記錄著他與不少紅軍指揮員談話內容和有關情況資料的小本子，交給張聞天以供參考。
告別張聞天，毛澤東又來到王稼祥住處，通報由張聞天代表他們三人執筆起草一個報告提綱的情況，並提議王稼祥在會上也講一講。王稼祥欣然應允：那自然，你不叫我“開炮”，我也會“開炮”的。
1935年1月15日，決定黨與紅軍命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老城枇杷橋（現子甲路80號）舉行。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雲、博古，候補委員有王稼樣、劉少奇、鄧發、何克全（凱豐），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書長鄧小平。李德及翻譯伍修權也列席了會議。
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首先由博古作第五次反“圍剿”總結報告。
周恩來接著作副報告，他沒有把過錯推給客觀，著重就中央紅軍的軍事戰略和戰術問題進行回顧、總結。他認為五次反“圍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並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自我批評，又批評了博古和李德。
之後，張聞天第一個發起了反對中央領導單純防禦軍事路線的報告，也稱“反報告”，這個報告提綱實際上是毛、張、王集體創作而以毛澤東的觀點為主導，由張聞天執筆完成的。
下午開會，毛澤東首先作了長篇發言。他一開始就批評博古的總結報告，說這個報告不是實事求是的，而是在替自己的錯誤做辯護。他說，我認為，“三人團”在指揮紅軍對付敵人的第五次進攻時，不客氣地說，是犯了軍事路線上的錯誤。這個錯誤在整個戰爭中，歸納起來，表現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進攻中的冒險主義，第二階段是防禦中的保守主義，第三個階段則為退卻中的逃跑主義。
接著，毛澤東對自己的論點一一展開，作了深入的說明。
毛澤東講了大約一個小時，他的意見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支持。
這時，因負傷躺在藤椅上的王稼祥坐起來發言。他說：“我同意毛澤東的發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樣，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之所以失敗，我們在軍事戰略上犯了嚴重的錯誤，不能歸咎於其他原因，客觀因素有一點，但不是主要的。”他還說，這次反“圍剿”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絕毛澤東等同誌的正確意見，否定了他們和廣大群眾在長期鬥爭中共同創造並行之有效的實際經驗，少數人甚至個別人實行脫離實際的瞎指揮。
王稼祥結論似地指出：事實證明，中國的紅軍和中國的革命戰爭，應該也必須由毛澤東這樣的有實際經驗的中國革命家來領導才能取得勝利。最後他鄭重建議：立即改組中央的軍事指揮機構，取消李德和博古同誌的軍事指揮權。
緊接著，周恩來、朱德、彭德懷、劉少奇、李富舂等同誌在會上發言，大多批評“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明確表示擁護毛澤東的領導。
會議留下的陳雲關於《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十分清楚地說明，張聞天代表毛澤東、王稼祥所作的反報告和毛澤東、王稼祥的發言，得到了除博古、李德、凱豐之外的其他同誌的完全讚同，於是會議以毛、張、王三人的發言為基調，作出一係列決議：
一、對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作出了結論。擴大會議認為，博古的總結報告“基本上是不正確的”，而我們在第五次反“圍剿”鬥爭中沒能勝利，“最主要的原因，由於我們在軍事指揮上戰略戰術上基本是錯誤的”。而導致軍事指揮錯誤的原因，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單純防禦路線”。表現在作戰指揮上，一是“拒絕運動戰與在敵人的側翼的活動”；二是“企圖以赤色堡壘的消耗戰來保衛蘇區”；三是“敵人分六路進攻，我們也分兵抵禦。這樣就不僅居於被動地位，而且使我們主力不集中，各個戰線上力量薄弱而處處受敵打擊”。
擴大會議指出，“軍事上領導錯誤是a（即李德—引者注）、博、周三同誌，而a、博兩同誌是要負主要責任的。”
二、會議決定改組中央領導機構。取消“三人團”和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以“澤東同誌為恩來同誌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三、指定張聞天起草遵義會議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這項授權實際上明確了將由張聞天接替博古，負起中央總的責任。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在沒有共產國際的幹預下，獨立自主地決定自己的命運，實際上確定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自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開始主導全黨。他領導黨和（中央）紅軍經過四渡赤水、巧渡金沙、轉戰雲貴、飛越六盤山，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1935年10月19日勝利到達陝甘根據地吳起鎮，完成了兩萬五千裏長征，終於渡過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給黨和紅軍帶來的又一次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