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總理工作日程安排一向很緊，常常是放下這個就是那個，很少有間歇時間，因此，他乘車也要求快，有一次從中南海西花廳到西苑機場，竟快到隻花了13分鍾。他之所以要求快，理由很簡單，就是不願把時間浪費在乘車的路途上。
周恩來總理可說是國家領導人中乘車行駛裏程最多的人，他啟程的時間晚，又必須準點到達，這就要求車速快而且選行最佳路線。在那時北京行車秩序不良的情況下，每次出門我們警衛人員也為之擔心，生怕會遇到不測，但是長期以來，他的座車從來也未出過大小事。
然而，險情還是未能避免，我這篇文章記述的險情就發生在1961年6月15日下午我們從中南海到釣魚台國賓館的路上。
我是周總理的衛士長。6月15日下午我一上班，照例先看了看周恩來總理辦公桌上的台曆，看上麵記了些什麽活動。周恩來總理一向有這麽個習慣，就是頭一天把第二天的日程安排寫在台曆上。我一看上麵寫著：“下午2∶30到釣魚台”，立刻便明白了，他兩點半要到釣魚台，然後陪著住在那裏的越南總理範文同到人民大會堂出席北京市各界萬人歡迎大會。於是，我便去找值班秘書了解全過程的情況。
為了事先有個精神準備，不致臨時慌亂，我和值班警衛員張樹迎，一起研究和分析了這次活動的全部情況。
隨即我用電話通知了中南海警衛局值班室。他們早已得知這次大會的安排情況。我又通知總理的汽車司機楊金明，要他在兩點把汽車開到西花廳。張樹迎在準備必需的東西。
楊金明準時把汽車開到了西花廳前院。他今天不用像往常那樣，停在樹蔭下避開烈日的炙烤(那時車裏沒有冷氣設備），而是把車身貼近前屋的大門。因為正下小雨，為的是讓周總理從後院辦公室走到這裏能少淋點。他習慣地到我們值班室露了一下麵，一則表示他已按時到位，二則看我們還有什麽對他要交代的。我向他談了這次活動的有關過程，他便擦車去了。這也是他的老習慣，每逢下雨或是車上有灰塵，他總要擦幹淨，保持車身的清潔。
阜成門車險
這是一輛50年代從蘇聯購置的吉斯車，即吉斯3ИC—115型防彈車。總理日常活動一般都是乘坐蘇製吉姆—3ИM。因這次是歡迎越南總理的重大國事活動，所以調用這輛吉斯車。這種車是按莫斯科氣候寒冷條件設計的，北京的夏天它很難適應，常自生一些故障，可是它在老楊手裏從來沒出過一點小問題。
出行之前，我先到周恩來總理辦公室去看了一下，一則看看有什麽需要準備的，比如他沒有剃須而又沒有時間剃，我們就得把熱水瓶、毛巾、剃須刀帶上，以便他在行車途中剃須；二則天正下雨，路上不一定好走，外事活動又不能遲到，想催他提前出發。
我走進辦公室時，總理正伏在桌上批閱文件。聽到我進去，他的眼睛從老花鏡框上看了我一眼，接著又瞥了一下桌上的鬧鍾，那意思好像是說：還沒有到點呢，你們就來催我。你們總是把富裕時間留給自己，叫我放下手中的工作。我見他不動，反正我提醒的目的已經達到了，便轉身走出辦公室等候。
往常，下午西花廳前院總要停很多車，一些部門的負責人排著隊來找總理談話和匯報工作。今天下午卻隻有一輛車，這就是準備乘坐去釣魚台的吉斯3ИC—115。院裏很清靜，從與西花廳一牆之隔的府右街上傳來的自行車鈴聲、汽車的汽笛聲、交通民警的呼叫聲，比往日顯得更加清楚和嘈雜。
不多一會兒，總理從辦公室出來了。他走得很疾很快，我忙連走帶跑地趕到他前麵，去開車門。這輛車的車門很重，總理右手又有殘疾，很難把它拉開、關閉。總理上了車，他的習慣是坐在汽車後排左側的位置上，伸出左手拽住窗側的吊帶——因為車速快。我照例坐在他的右側，把車門落鎖。張樹迎則坐在司機楊金明一旁。我向門衛哨點點頭，他會意是要向釣魚台通知一聲，免得在那裏的外交部人員心中無數。
周總理對自己要求一向很嚴格，外出活動從不讓警衛部門派警衛車在前麵給他開道。這次去釣魚台，也沒有沿著警衛部門為保障國賓活動專門布設了交通民警的那條路線，即沿人民大會堂——西長安街——複興門一線，而是沿著去釣魚台的最短路線，即府右街——西四——阜成門一線，快速行駛。總理對自己走過的街道都能熟記，如果不走最佳路線便立刻指出。這時，雨不大不小地下個不停，擋風玻璃上的雨刮子不停地刮來刮去。往常，遇到汽車自行車便自動讓路，讓汽車先過去，今天，因為下雨，自行車都不大情願相讓，行人也隻顧自己腳下的泥水。坐在司機座上的楊金明，既要注意前麵的路況，又要留心不使車輪濺起的泥漿濺到自行車和行人身上。他不停地撥轉方向盤躲來閃去地走著並且不時鳴笛。我和張樹迎，則按照警衛人員的職責，分別注意前方和兩側。盡管沿途值勤的交通民警，老遠就能識別出總理的座車，而提前給予放行的信號，保障暢行，但我們仍舊提心吊膽，生怕出事。
吉斯3ИC—115穿過了交通秩序混亂的西四牌樓地段，前麵不遠就是高聳的阜成門城樓，出了阜成門城牆豁口，不但道路寬闊，車輛少，行人也少，視野開闊，可稱安全行車的最佳地段。盡管如此，我們仍然不能放鬆警惕。因為我們都知道，越是環境好，人們越容易麻痹，特別是急著趕路，搞不好就會出麻煩。
這天果然出了意料不到的事故。周恩來總理的座車駛到展覽路南口時，就見前麵路南一個大門裏鑽出一輛卡車。它本來是右拐向東行駛的，沒有想到將要和周恩來總理的座車交會時，它忽然逆行而駛，接著又突然橫到了馬路中間。我們一看情況不妙，忙喊：“卡車！”“危險！”
楊金明早就看到了那輛卡車。他是司機，對沿途路口、路況很熟，知道要經過哪些道口、機關、工廠，當然也知道那輛卡車是從北京市電車一廠的車場出來的。因那卡車出門後向右拐，所以交會時並沒有鳴笛。各行其道，互相並不妨礙。當看到那輛卡車忽然駛入逆行，既未打大迂回指示燈，又不鳴笛，不打手勢，估計它可能橫在馬路中間，自己車速又快，眼看立即要被它撞上肇成特大事故。無論如何也不能叫它出事。一種重大的責任感促使楊金明立即采取措施，鳴笛、點煞、換一擋，向右避讓。車正往右偏，忽見前麵有根粗大的水泥電線杆，弄不好，很可能被卡車擠到電線杆上，楊金明連忙又改為逆向避讓，並把方向盤向左打死。就在這時，那輛卡車的車身忽然在他眼前一晃，眼看就要撞上，楊金明暗暗喊了一聲：“不好！”隨即腳下猛地一踏，吉斯3ИC—115立即來了個180度大調頭，嘎地一聲停住！
人們在形容遇險情景時，常常是用“又驚又險”，或是“有驚無險”。我們這次可說是“有險無驚”。我們之所以稱它“有險無驚”，是因為“險”確實是“險”，“險”到了一旦撞上，就會車毀人亡；“無驚”，則是在這緊要關頭，我們誰也沒有張皇失措，像人們遇到險情的時候，通常要嚇出一身冷汗，而是沉著地隻想避免出現最壞的情況，這是我們預先有精神準備的緣故。因此，當吉斯車眼看要與卡車撞上的時候，坐在前排的張樹迎立即回過身來托護總理。無奈這車是三排座，中間隔著一排，夠不著總理。我呢，很自然的反應就是用左手和身軀使勁架著總理，右手則用力支撐著中間那排座椅的靠背。總理也使出很大的力氣來支撐。雖然幾個人在吉斯急調頭的過程中，身體失去了重心，歪倒在一邊，幾乎摔到座位下麵，但誰也沒有受傷。這不能不歸功於楊金明駕車技術高超，和他的高度責任感。如果他技術不精，責任心不強，不能在一刹那之間腦、眼、手、腳並用，準確無誤地完成調車、煞車這一係列高難動作，其後果不堪設想！
盡管幾乎兩車相撞，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可是那輛卡車的駕車人卻像什麽事也沒有發生，他依然不打指示燈，也不鳴笛，在馬路中間又莫名其妙地來了個大迂回，然後駛回電車公司一廠的大門裏邊去了！我們真是氣得要冒出火來！
想到周總理去釣魚台要緊，不能耽誤，楊金明手把方向盤，打了個倒車，調轉車頭，繼續向西行進，好像剛才的一切未曾發生似的。小雨依然落著。
我跟隨周總理多年，從來還沒有遇到過這麽大的車險。總理也隻是在蘇聯遇到過一次。那次，總理和陳雲、李富春同誌一道出訪蘇聯，在莫斯科有一天外出，周總理的座車沿著馬路中間隻準蘇聯主要領導人車輛通過的“中央線”行駛，突然從右方橫著駛來一輛汽車，周恩來總理的座車剛過去，沒有撞上，卻撞了陳雲、李富春同誌的車，弄了個車損人傷。萬沒有想到這天在北京又遇上了這一次。
我們很生氣，周總理也很生氣。一個司機怎麽可以不鳴笛、不打指示燈，就在大街上打大迂回？真是無法無天！總理對這種不遵守交通規則的行為自然不能容忍，他指示我：“到了地方，你馬上把情況告訴北京市公安局，要他們查清楚，是什麽人不按交通規則行車？是有意還是無意？查明後要嚴肅處理。”我巴不得狠狠去處理一下那個卡車司機，恰好周總理又作了這樣的指示，於是回答說：“我馬上就辦。”總理接著又表揚了老楊：“都是老楊開車技術高，處理得好，才避免了一場大車禍。”我和張樹迎也問：老楊，現在心裏慌不慌，並告訴他可以開慢一點。楊金明嘴裏低聲咕嚕了句什麽，又照舊全神貫注地開他的車。
到了釣魚台，我立即從五號樓打電話給北京市公安局和警衛局報告了情況和卡車的牌照號碼。我把周總理的指示原話傳達之後，並說，我理解總理的意思不是叫查那輛卡車是否企圖撞他的車，而是司機為什麽打大迂回不鳴笛、不打指示燈違犯行車規則。因我們警衛人員有一種職業病，遇到問題，往往會先入為主覺得對方是衝著總理撞來的。北京市有關領導對此十分重視，北京市副市長兼公安局長馮基平帶領有關工作人員立即趕到了現場。電車公司一廠廠長張維仁、黨總支書記馮彬，聽傳達室的人電話上講，廠裏的卡車幾乎撞了周總理的座車，公安局的領導、交通管理處的領導都來到大門口了。他們感到問題嚴重，當下就打電話報告了電車公司經理許步寧，並跑到大門口來了解情況。
情況很快弄清楚了。原來那個駕駛卡車的是電車一廠的維修工，叫張興辰。最近一段在私自練駕駛，常常開著車在廠子裏轉。特別是將會不會癮頭更大，不玩一玩手就發癢。這天下午他手頭沒活，就借口給卡車加油，和班長要鑰匙，班長也知道他給車加油是假，想開著玩玩是真，又不好當麵給頂回去，就把鑰匙交給了張興辰。張興辰拿到鑰匙，非常高興。他還從來沒有開車上過街，他決定試試，於是就把車開出了廠門，想轉一個大圓圈就回廠，對麵有車無車全然沒有瞧見。
負責交通管理的閻榮久，經過詢問和勘查現場認定：張興辰是非司機駕車，違章行駛。他說：“幸虧主車司機處理及時、得當，才沒有釀成大禍。要是總理的車出了大禍，我也得背上鋪蓋卷自動去坐大牢。北京的交通我們沒有管好啊！”又說：“這次也太險了，吉斯車車身長，約6米，車身重，約5噸，方向盤很不靈便，又遇上下雨，地麵有水，車速又快，沒出事真是萬幸。”最後他向我們強調一定要有安全措施，要沿布設的專勤路線走，不能老圖快。
公安局的同誌弄清情況後，和電廠公司許步寧經理很快趕到人民大會堂，向周總理報告情況並聽取指示。公安部的負責人和我接待了他們。
歡迎越南總理範文同萬人大會一散，周總理送客人上車後，坐車回中南海西花廳。我就利用行車的空當時間，把許經理的匯報和公安局對這次事故性質的認定，向總理作了匯報。
張興辰知道周總理的車幾乎在他的錯誤中出了事，給廠裏惹了麻煩，闖了禍，非常懊悔，也非常害怕，單等處理。那位借給他車鑰匙的班長，也很氣惱，埋怨自己不該礙於情麵，不該把鑰匙交給他。廠裏知道這件事的人，也都認為闖了通天大禍，會有好戲瞧！廠裏上上下下沒有不議論這事的。
從警衛工作角度看，這次幸免於難，首先是司機發現對方早，及時采取了調頭、煞車的措施。周恩來總理和我們發現也早，及時做好了準備撞擊的預備反應。如果是未發現或發現較遲，我們都將會處於毫無防備或措手不及的狀態，即使不被撞死撞傷，也會在車廂裏翻滾致傷。其次是吉斯車車身長而重，比較穩，所以雖然來了個原地猛調頭、急煞車，而沒有失去重心，在馬路上翻倒。這次要是一般車是非翻倒不可，那後果就嚴重了。
“荒唐！(“荒唐”是總理批評人最重的語言)怎麽能隨便開車出來玩？多危險！”周總理很嚴肅地說。接著又向我交代：通過市公安局轉告電車廠領導，要他們結合這次事故對全廠職工進行教育，杜絕類似情況再次發生；廠裏要加強製度管理，沒有製度不行，有製度不執行同樣不行；對那位私自開卡車出廠的同誌，要做好思想工作，不要因為是遇上我的車而加重處分。最後叮囑我說：“廠裏對這件事的處理和落實情況，你以後去了解清楚，再告訴我。”他從來不讓我們直接插手過問一個單位的工作，有什麽事總是通過組織係統，這次是一個例外。也許是電車公司許經理曾經到人民大會堂和我們談過的緣故，不然，他是決不會讓我們再到電車公司去了解對這件事的處理和落實情況的。據我所知他自己向來也不直接處理各單位的事務。
隨後，周總理又要我們注意安全，並說：有時候為了趕時間開快車，是我叫開的，這怨不得你們。但遇到紅燈時絕對不能闖。我是總理，應該帶頭遵守交通規則。又說：我的車是不能撞人的。總理對乘車曾經做過許多規定，比如雨天行車車輪子不能把路麵上的泥水濺到行人身上；進會場不能搶人家的車道；不能停在老人的車前；不能先於老人退場；不要停車場的交通民警給予特殊的照顧，等等。他這些要求，不僅僅體現了他嚴於律己的高尚情操，而且說明了他對北京市的交通管理要求很高。他曾不止一次地說：北京的交通管理，應該成為世界各國首都中比較好的。解放初期，周恩來總理到日內瓦出席國際會議，在那裏他曾注意觀察過人家的交通管理。回來後，他告訴當時任公安部長兼北京市公安局長的羅瑞卿，要仿效外國人在馬路中間劃上分界線，把上行車和下行車分開。同時提出，交通民警的現行製服顏色不明顯，不易辨別，不利於指揮和管理。1958年，有一次他發現在東、西長安街值勤的交通民警中有女民警，當即告訴公安部門，指揮交通是一項精神緊張而且勞動強度大的工作，女同誌的生理和體力均不適合。遵照他的指示，北京市立即取消了女交通民警的建製。
我們回到中南海，走進西花廳客廳，恰好鄧大姐也在。周總理告訴她：“我今天差點出了大車禍！多虧老楊開車技術高，處理得當，這才避免了車禍。這是我坐汽車第三次遇險。”鄧大姐一聽吃了一驚。我連忙把事情的經過向鄧大姐作了匯報，鄧大姐這才長出了一口氣。
接著，周總理又向我們講了前兩次坐汽車遇險的經過。第一次是1925年8月23日，也就是廖仲愷先生遇刺的第四天晚上，當時他擔任“廖案檢查委員會”的委員，坐汽車回司令部時，因臨時改變了口令，回答不對，被門衛哨兵用機槍掃射打死了他的司機和護兵。第二次是1937年5月，他坐汽車從延安去西安，在陝北嶗山遇到土匪的埋伏，警衛和司機大部分傷亡。
幾天後，我找北京市公安局了解電車公司有關那次事故的處理和落實情況，公安局告訴我，他們已經抓了製度和措施的落實，張興辰給了警告處分。並說，廠裏有些人反映，張興辰幸虧遇到的是周總理，要不然，降級、開除、蹲大牢都有可能。
前不久，我在整理撰寫本文的時候，又去訪問了原北京市電車一廠的有關人員，本想找當時的當事者張興辰談談，原電車一廠廠長張維仁向我講了一件很不幸的事：在“文化大革命”中，廠裏的紀律和製度都被砸爛了，管理沒人抓。一天張興辰去檢修電車，違反操作規程，沒有切斷電源就俯下身去檢修，不慎觸通了電源，電車突然啟動，從他身上軋了過去，未能救活。我聽了不由一怔：怎麽這回又是他？又是違反製度和紀律……周總理如果尚在，我不知應該怎樣向他報告，也不知他又該說些什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