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年
張宏良
（注：本文是應邀為英國廣播公司BBC撰寫的有關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專稿，特此說明。）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是中國社會發生滄海桑田巨變的九十年，是中國曆史上最為波瀾壯闊的輝煌九十年，是中華民族進入崛起軌道的九十年，也是中華民族走到曆史十字路口盡頭的九十年。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之前誕生和執政的蘇聯東歐共產黨垮台二十年之後，在中東北非那些社會主義執政黨今年也紛紛被顛覆之後，中國共產黨的命運如何，便自然地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世界的目光不約而同地聚焦在了中國共產黨身上。這就是目前包括西方媒體在內的世界輿論，如此異乎尋常地關注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的根本原因，他們想要探求的基本答案，就是中國共產黨為什麽會成為20世紀末“倒共大潮”的不死鳥，這隻不死鳥在21世紀裏還能夠再飛多久再飛多高？是否會如同美國國務卿希拉裏所言那樣，中國共產黨想要逃過中東北非那樣的曆史劫難，完全說是“白日做夢”？
顯然，要客觀準確地回答這個問題，還必須從共產黨的曆史地位、曆史作用以及曆史貢獻說起。判斷一個執政黨的曆史生命力，與判斷一個階級和一種製度的曆史生命力完全不同：一個階級和一種製度的曆史生命力，往往取決於這個階級和這種製度自身的曆史進步性質，取決於能否在現有物質基礎上把人類社會推入一個更高的文明發展階段；而一個執政黨的曆史生命力，則往往不是取決於執政黨自身的曆史進步性質，不是取決於她能否把人類社會推入一個更高發展階段，而是取決於她在多大程度上還代表現有社會製度的進步因素，是否還有能力讓絕大多數老百姓在現有製度基礎上安安穩穩地活下去。
從最初推翻秦王朝統治的陳勝吳廣起義，到後來“反清滅洋”的義和團運動，期間無處次農民起義和農民革命，並非是因為被推翻的統治集團改變了原有性質，由進步集團變成了反動集團，而是因為他們逐步喪失了封建製度的進步因素，沒有能力讓人民大眾安安穩穩地活下去，所以人民大眾才起來造反革命，造反革命的目的不是為了改變封建製度，而是為了選擇一個能夠更加完善和代表封建製度進步因素的統治集團，選擇一個能夠讓老百姓安安穩穩活下去的統治集團。縱觀中國曆史就會發現，隻要一個統治集團能夠代表現有社會製度的因素，隻要能夠讓老百姓安安穩穩地活下去，就能夠一統天下數百年，相反，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則會如同最初的秦王朝和後來的蔣家王朝一樣，十幾年二十幾年就會完蛋。
正是站在這個角度上來衡量，我們說目前乃至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中國共產黨不會垮台，不會重複蘇聯東歐共產黨的悲劇命運，中國也不會重複眼下中東北非的悲劇命運。
第一，中國共產黨九十年的曆史，已經與中華民族的進步因素不可分割地融入在了一起。
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年，恰好可以十分均勻地分為三個截然不同的曆史階段——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和改革開放階段。分析這三個階段就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已經與中華民族曆史上的進步因素完全融合在了一起。
先看第一個三十年——1921到1951年，這是中華民族從分裂走向統一、實現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的三十年。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國人挨打被殺、割地賠款的屈辱史，就是一部中國底層民眾為民族大義自我犧牲的悲壯史。西方國家聯合起來對中國侵略宰割，中國人民為了爭取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先是有太平天國革命和義和團運動，特別是義和團運動，為了反抗外來侵略的民族大義，不惜自我犧牲而打起扶清滅洋的旗號，當清王朝公開接受帝國主義統治後，中國人民又轉而支持國民黨爭取民族獨立和實現國家統一，寧可接受“無量頭顱無量血，換來一個假共和”的曆史騙局，也要前赴後繼、舍生忘死地支持國民黨北伐，要在國民黨帶領下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統治，實現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可是，國民黨仍然辜負了中國人民的期望，繼清王朝之後再次投靠了西方帝國主義，不屈不撓的中國人民隻能把最後的希望投向了當時力量極其微弱的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沒有辜負中華民族的希望，在30萬紅軍被國民黨殺得隻剩下2萬時，仍然拚盡最後一口氣堅持北上抗日，堅持拯救中華民族，從而感動了億萬萬中國人民，最終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了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特別是1950年抗美援朝一戰，在武器裝備極端落後的情況下，完全憑借著一股“能夠壓倒一切敵人而絕不被敵人所屈服”的英雄主義精神，徹底打敗了包括當初八國聯軍在內的十幾個國家組成的聯合國軍，一雪被動挨打、割地賠款的百年恥辱。那一刻，不僅全世界的華人第一次擁有了做一個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此前隻有西方白種人才有這種民族自豪感，甚至連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日本戰犯，都第一次開始對中國人肅然起敬，因為中國人在武器裝備遠遠落後於當初日本人的情況下，打敗了美國軍隊。
再看第二個三十年——1951到1981年，這是中華民族白手起家、由貧弱走向富強、徹底改變中國人民命運和世界曆史格局、對人類政治文明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30年。如果說第一個三十年主要是喚醒了中華民族的英雄主義精神，那麽這第二個三十年，則主要是喚醒了中華民族的理想主義精神，喚醒了中華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喚醒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喚醒了中國人民階級解放和人類解放的自覺意識，後者使中華民族對人類政治文明的發展做出了光耀千古的偉大曆史貢獻。1951年，三件大事標誌著中華民族進入了一個嶄新時代：朝鮮戰場上美國接受停戰談判標誌著中國人民真正站起來了；西藏和平解放標誌著中國大陸全境實現了祖國統一和人民解放；《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決議（草案）》以及全國40%以上的農戶已經組織起來，標誌著中國開始進入消滅剝削的社會主義發展時期。從這時起，中華民族與西方國家之間才不再是被宰羔羊與主宰者之間，被侵略者與侵略者之間，劣等民族與優等民族之間的關係，而是以完全平等的身份和地位，與西方國家之間開始了兩種製度、兩種文化和兩種文明誰戰勝誰的曆史較量。
回顧這段曆史，中國人民最常津津樂道的，就是中國人民如何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在火柴水泥都稱為洋火洋灰的基礎上，僅僅用十多年的時間，就建成了強大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就擁有了“兩彈一星”，就實現了人工合成生命，就為解決世界性饑餓問題提供了雜交水稻等等。雖然閃耀著中華民族卓越智慧和艱苦奮鬥精神的這些輝煌成就足以構成中華民族曆史上最輝煌的時期，但是，中國人民獲得的最偉大或者說是真正偉大的曆史成就，卻並非僅僅是這些改變中華民族自身命運的經濟建設成就，而是改變人類根本命運的偉大政治探索和文化革命，這是包括蘇聯在內的其他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沒有過的偉大政治探索——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實際上變成了不同精英集團之間改朝換代的曆史工具——這也是後來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垮台的根本原因。在當時條件下，這場偉大政治探索和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務，就其國際關係而言，是要改變世界一體化過程中的殖民化規則，爭取所有國家不分大小地平等相處，變狼群世界為羊群世界；就其國內關係而言，是要用人民民主的大眾政治取代極少數人統治的精英政治，用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競賽規則取代你死我活的資本主義競爭規則，用理想主義的人性法則取代感官主義的獸性法則，用人人勞動的最平等關係取代人剝削人的最野蠻關係，變叢林社會為和諧社會，達到“六億神州盡舜堯”的人類應有狀態。這種偉大的政治文明，才是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最偉大的創造性成果。
雖然在數千年剝削勢力的巨大曆史慣性衝擊下，在周邊國家汪洋大海般剝削社會的包圍下，在內部官僚集團和不甘心失敗的資產階級的反抗下，中國大地上閃耀著人類精神光輝、讓每一個勞動者都充滿生命崇高感、消除了弱肉強食獸性法則的真正屬於人類的社會，隻是如同電光石火般地存在了很短時間，但是，凡是在那個年代生活過的善良人們至今都不會忘記，那是人類曆史上最幹淨的社會，是充滿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社會，是包括底層勞動者都充滿理想、激情和尊嚴的社會，是道德倫理最完善的社會，是在“馬路上撿到一分錢要交到警察叔叔手裏麵”的社會。那個時代的中國不僅改變了中國人民的根本命運，甚至影響和改變了整個世界政治文明的發展方向，所有曆史學家無論其政治立場如何，有一個基本的曆史事實卻不容辯駁，這就是，今天西方國家引以自豪的民主生活，就是在中國偉大的政治探索時期開始形成的，而在此之前，美國政治生活的典型特征，就是麥卡錫主義和三K黨。所以，那個時期的中國人與今天垂頭喪氣的狀況完全相反，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是昂首挺胸、揚眉吐氣。
最後，看一下第三個三十年，也就是1981年至今，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曆史時期。這個時期中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貨幣財富規模持續30年的驚人增長速度和比財富增長速度更加驚人的道德淪喪速度，自有文字記載以來，人類曆史上從未有過如此程度的道德淪喪，無一人不負心，無一物不造假，無一食不用毒，可以說是這個時期的最典型概括。中國共產黨存在的曆史合法性問題，就是在這個時候才提出來的，在此之前，無論是美國等西方國家，還是國內極端右翼勢力，從來都沒有提出過中國共產黨存在的曆史合法性問題，即便是專門顛覆中國共產黨的美國中央情報局，也隻能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或第四代中國人身上”。而如今，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居然公開聲稱，中國想要避免中東北非的悲劇命運，完全是白日做夢。在此，我們暫且不論這個階段的是非對錯，僅就這個階段的民族認同感和文化自信心來說，可以說是幾乎達到了曆史上的最低點，無論是肯定這個階段的政治力量，還是否定這個階段的政治力量，雙方有一點完全相同，就是都認為這個階段形成了對民族認同感的徹底否定，隻是前者認為對民族認同感的否定是一件好事情，是社會曆史的進步，而後者則認為對民族認同感的否定，是肢解乃至滅絕中華民族的戰略陰謀。並且，越是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者，就越是沒有民族認同感的西化派，就必然是伴隨著對民族認同感的否定，幾乎連萬分之一的例外都沒有。
1981年，發生了幾件具有象征意義的事情，標誌著中國這艘大船開始擺脫原有發展航道，被納入了西方領航的新的發展航道。一開始是全麵否定毛時代，標誌著中國正式告別革命、告別傳統、告別曆史，開始了意識形態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過程，自我否定後的中國向何處去？全國都處於茫然之中。二是中國民航首航美國和和英國人為當時的領導人出了書，且書中帶有象征性地回答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就是奔向美國，奔向西方，奔向上次改革開放（洋務運動）曾經失敗的地方。30年後的今天才發現，與一個半世紀之前洋務運動差點兒造成亡國滅種的災難一樣，國家和民族再次走到了危險的災難邊緣，比上次八國聯軍更多的西方國家，現在聯起手來再一次撲向中國，上次撲向中國的旗號是要求“門戶開放”，這次撲向中國的旗號是要求“自由民主”，在麵對中國的問題上，西方國家已經完全聯合起來，甚至連數十年來一直摩擦不斷的美歐貿易摩擦，都消失得幹幹淨淨，大家一起磨刀霍霍向牛羊，準備宰殺有史以來中國這頭最大的肥羊。
一個民族無論選擇什麽道路，目的都是要發展這個民族，而不是要否定這個民族，如果所選道路最終是自我否定的一條死路，那麽，無論這條道路上鋪滿多少鮮花，最終都會遭受到這個民族的徹底否絕。如同吃飯是為了好好活著，如果吃完就會死亡，哪怕是再誘人的食物人們也會堅決拒絕。目前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就遭遇到同樣的問題，雖然改革開放的西化道路充滿鮮花，但卻是一條死路，是一條曆史不歸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就是在這條道路上被徹底否定的，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裏，曾經連續幾次差點兒亡國滅種，現在同樣的命運有可能再次落到中華民族頭上，隻是這次有可能是率先落到中國共產黨頭上，這是目前體製內外毛派共產黨人率先驚醒的主要原因。此前，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容忍對中華民族的否定，是因為對方是撇開中國共產黨來否定中華民族，撇開中國共產黨來否定毛澤東，當對中華民族的否定、對毛澤東的否定，已經達到足以摧毀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時，便開始了對中國共產黨本身的否定，起初還是小心翼翼地撇開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否定昨天的中國共產黨，當對昨天中國共產黨的否定打掉了中國共產黨的曆史合法性時，自然形成了對中國共產黨連鍋端的徹底否定。從這個過程可以看出，極端右翼勢力對中國共產黨的否定，恰恰是來自於對中國共產黨自身曆史和傳統的否定和背叛，所以，中國共產黨也隻有在向自身曆史和傳統的回歸過程中才能獲得新生。雖然在整體上中國共產黨還沒能完全看清楚這一點，但是，體製內外的毛派共產黨人已經看清楚了這一點，人民大眾更是看清楚了這一點，當今中國大江南北老百姓的唱紅歌運動，就是人民大眾在指引中國共產黨走向新生的正確道路。
西方國家和國內極端右翼勢力總是用蘇聯東歐共產黨的邏輯來判斷推演中國共產黨的命運，卻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恰恰是他們造就了中國共產黨與蘇聯東歐共產黨之間不同的曆史命運。與蘇聯東歐右翼勢力相比，中國右翼勢力的一個不同特點，就是中國右翼勢力不是率先妖魔化中國共產黨，而是率先妖魔化中華民族，在對中華民族的妖魔化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抗之後，他們再來妖魔化中國共產黨，此時他們已經站在了人民大眾的對立麵上，不僅喪失了推翻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力量，甚至還在客觀上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重新捆綁在了一起，使中國共產黨具有了連中國共產黨自身都想象不到的巨大力量；如果中國右翼勢力也像他們蘇聯東歐的同行一樣，直接妖魔化共產黨而不是妖魔化本民族，那麽他們也一定會像蘇聯東歐同行那樣獲得成功。中國右翼勢力之所以會饒這麽一個大彎子，最終還把自己也饒了進去，說到底，是因為他們30年來始終沒有跳出毛主席的手掌心，始終是在毛主席生前預設的大棋局中瞎折騰。毛主席生前發動各種政治運動，跨越共產黨帶領人民大眾直接打擊中國精英集團，使中國精英集團的階級仇恨幾乎全部集中了在毛時代的政治運動上，集中在了人民大眾占主導地位的大眾民主上，他們對毛時代的政治運動和大眾民主的瘋狂控訴和全盤否定，在客觀上把自己放在了與人民大眾不共戴天的敵對立場上，他們對毛時代的政治運動和大眾民主否定得越徹底，與人民大眾的敵對關係就越嚴重，在客觀上把人民大眾與共產黨捆綁得就越結實，結果就是把自己變成了孤家寡人，做了孤家寡人又去勾結洋人，進一步又把自己變成了秦檜、吳三桂和汪精衛，最終成為絕大多數民眾所不齒的漢奸力量。而在中國這個土地上，一旦戴上漢奸這頂黑色禮帽，那就徹底喪失了曆史合法性，無論再怎麽能忽悠，也絕不會被絕大多數民眾所接受，這就是中國極端右翼勢力十分不幸的曆史命運。
他們對毛時代政治運動的全盤否定 ，使他們又一次中了毛主席的“陽謀”，沒有能夠像他們蘇聯東歐的同行那樣，打著人民的旗號控訴共產黨，而是相反，打著共產黨的旗號控訴人民，正是他們持續30多年對人民的瘋狂控訴和徹底否定，使所有反黨力量百分之百地率先成為反人民的力量，從而在客觀上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人民，挽救了中華民族。毛主席在逝世多年之後，又一次成為了中國人民的大救星！比較一下當今中國人民與當初蘇聯東歐人民的不同曆史態度，就可以看出毛澤東發動各種政治運動對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拯救作用，蘇聯東歐共產黨垮台時，人民大眾完全是一邊倒，幾乎沒有任何人公開站出來捍衛共產黨和抵製推翻共產黨的右翼勢力；可是當今中國人民特別是底層民眾，對試圖推翻中國共產黨的極端右翼勢力的憤恨，遠遠超過了對任何政治力量的憤恨程度，即便是那些對共產黨持否定態度的人，否定理由之一，也恰恰是認為共產黨不應該與這些極端右翼勢力混在一起，所以對共產黨的否定並不會轉化為對極端右翼勢力的肯定，如同人們潘金蓮的否定不會轉化為對王婆的肯定一樣，這就是當今中國共產黨仍然穩如磐石的主要原因。蘇聯東歐沒有發生過政治運動，精英集團沒有控訴人民、仇恨人民、搶劫人民，所以沒有遇到人民的抵製和反抗，輕而易舉地便推翻了共產黨，隻是在推翻了共產黨之後，才開始對人民大眾進行大規模搶劫，這時人民大眾已經沒有了紅色翻盤的希望。這既是蘇聯東歐精英集團獲得成功的一個根本經驗，也是中國精英集團注定要失敗的一個根本教訓。
中國極端右翼勢力在控訴毛時代政治運動和大眾民主的過程中，把中國人民得罪到了什麽程度，看一下目前人民大眾對茅於軾、辛子陵的公訴活動就能略見一斑，到目前為止，敢於公開站出來用真名實姓簽名公訴茅於軾、辛子陵的民眾，已經高達到5萬多人，可是敢於公開站出來用真名實姓進行反擊的人，甚至連20個都沒有。什麽叫民意？這就是民意！什麽叫民主？這就是民主！極端右翼勢力總是叫囂什麽選票決定論，現在網絡就是最好的選票決定，如果連20個真名實姓的人都弄不出來，可見中國極端右翼勢力的民主基礎有多麽可憐了。中國極端右翼勢力與人民的極端對立，決定了他們永遠隻能搞那些見不得人的所謂無記名投票，為什麽隻能搞無記名投票？因為無記名投票花錢可以買到，想要多少就能夠要多少，而一旦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玩真的，右派的民主就草雞了。
此外，從中國老百姓全國自發地唱紅歌也可以看出，目前中國共產黨已經與中國進步因素是如何不可分割地聯係在了一起，中國老百姓唱紅歌並非都是在表達對共產黨的熱愛，許多老百姓唱紅歌，是因為這些歌曲已經和中華民族奮發向上的蓬勃精神，已經和老百姓幹淨樸實的健康生活，已經和靈魂深處對真善美的激情渴望，已經和個人與祖國之間生命的內在統一，不可分割地完全融合在了一起，特別是通常隻有英雄豪傑才有的那種生命神聖感和崇高感，在唱紅歌時任何一個普通勞動者都能夠感受得到，並且那種人類最應該具有的勞動自豪感，隻有在唱紅歌時才能夠得到，這種勞動自豪感使每一個勞動者的生命都充滿激情，使每一個勞動者都能夠感受到自己生命的價值所在，這是他們在物欲泛濫時代抵禦金錢大潮衝擊的情感巢穴，是他們在權貴富豪、明星大腕等精英統治時代，還能夠感受到自己也是一個人的精神支撐。就這一點而言，目前中國老百姓唱紅歌，與其說是在肯定共產黨，不如說是在肯定自己，在肯定自己的生命，肯定自己的奮鬥，肯定自己的曆史。但是，中國老百姓之所以隻有在唱紅歌中，才能找到勞動的自豪、找到青春的理想，找到生活的激情，找到生命的價值，找到祖國的歸屬，找到民族的認同，至少在客觀上說明，中國共產黨九十年跌宕輝煌的奮鬥曆史，已經和中華民族所有的進步因素，不可分割地聯係在了一起，如果離開中國共產黨的奮鬥曆程，中華民族就會在精神上失去自我，甚至找不到一首能夠振奮人心的理想主義歌曲。
第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探索和人文主張，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崛起和世界曆史轉變的人文基礎和根本條件。
首先，中華民族的統一和崛起需要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的統一和崛起是全體中國人民的追求和理想，中華民族的統一和崛起需要有內在的統一力量，目前中國共產黨就是這種統一和崛起的內在力量。中國共產黨已經與中華民族的進步因素結合在了一起，與中華民族的統一結合在了一起，與中華民族的未來結合在了一起，這三個結合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必將成為21世紀的政治不死鳥，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崛起的偉大領導力量。
其次，世界一體化規則的根本改變需要中國共產黨。由世界經濟一體化開始的世界全麵一體化發展，是人類社會擺脫動物世界的叢林法則而形成人類社會法則的必然途徑，世界一體化的關鍵是規則的一體化，這個規則必須是能夠讓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能夠共同發展的規則，而目前的世界一體化規則是由西方發達國家用暴力強加給世界的殖民化規則，這個規則隻能把世界變成越來越充滿仇恨的狼羊世界，目前愈演愈烈的國家恐怖主義和個人恐怖主義，就是這種狼羊世界殖民化規則的產物。要改變狼羊世界的殖民化規則，就隻能以中華民族和諧共生的文化取代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西方文化，而目前能夠推動東西方文化轉變的強大力量，就隻能是中國共產黨，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毛派共產黨，一是隻有中國共產黨擁有東西方文化整合的理論，二是隻有中國共產黨擁有東西方文化整合的力量。
最後，21世紀人類社會曆史的轉變，也需要中國共產黨。21世紀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最深刻的變革時期，人類社會正經曆著由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由實體經濟向虛擬經濟、由資本主義向人本主義、由精英時代向大眾時代的曆史轉變，其中，由大眾政治時代取代精英政治時代，將是21世紀人類社會最本質的曆史轉變。在虛擬經濟和網絡技術的推動下，人類社會由最初的政治精英統治，到後來的經濟精英統治，再到目前的知識精英統治的精英政治時代，已經走到了曆史盡頭，必然要被大眾政治時代所取代，目前美國共同訴訟製度中的有罪推定取代無罪推定、人民陪審團取代專業陪審團、懲罰性賠償取代單一事故性賠償等，就是大眾政治的萌芽形式。隻是這些從中國文革中吸收形成的大眾政治萌芽形式，在西方資本主義製度基礎上不可能發揚光大，不可能形成以人民為主體的大眾政治製度，美國金融危機就是大眾政治時代與精英統治之間矛盾不可克服的反映，要解決這個矛盾，隻有在虛擬經濟基礎上重建公有製經濟和在網絡基礎上重建大眾民主政治，顯然，隻有毛澤東率領中國共產黨人進行過這一偉大探索，所以，也隻有中國的毛派共產黨人才能帶領世界完成這一偉大探索。
第三，中國共產黨在新世紀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關鍵，是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重歸黨群一體化。
前麵分析了中國共產黨的曆史合法性和進步性，這些曆史合法性和進步性，是中國共產黨有可能會躲過蘇聯東歐和中東北非命運，成為政治不死鳥的主要原因。但是，中國共產黨不同於蘇聯東歐共產黨和中東北非社會主義執政黨的這些曆史優點，並非是中國共產黨自身具有的內在特點，而是毛澤東從外部注入的，如果沒有毛澤東的毛時代政治運動，恐怕中國共產黨早在蘇聯東歐的巨變時期就已經灰飛煙滅了，因為蘇聯東歐巨變的第一槍恰恰是中國打響的。後來，中國共產黨能夠經受住蘇聯東歐巨變、中亞顏色革命、中東北非動蕩等三波曆史巨變的衝擊，絕非是因為中國沒有蘇聯東歐和中東北非同樣的社會矛盾——相反，導致蘇聯東歐和中東北非發生巨變的所有矛盾，中國全都存在，並且比上述所有國家都更加嚴重——而是因為共產黨的反對力量在控訴和清算毛時代政治運動中得罪了人民，使人民看到了這些反對派最壞，從而有了相應的洞察力和免疫力。也就是說，中國老百姓沒有和反對派站在一起，不是因為老百姓認為中國共產黨比蘇聯東歐共產黨更好，而是因為老百姓看到反對共產黨的那些極端右翼勢力更壞。特別是那些極端右翼分子無一例外地全都是憑借共產黨的力量成為各界精英的，他們對共產黨反對得越強烈，大家就越是感到共產黨很冤，如同憑借皇帝作威作福又反過來反對皇帝的太監一樣，他們對皇帝反對得越強烈，大家在道義上對他們就越反感，甚至會不由自主地站到皇帝一邊。從這個角度來說，目前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那些極端右翼勢力，在客觀上反倒成為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支撐力量。相反相成的東方哲學，在當今中國政治生活中再次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生動體現。
中國極端右翼勢力在顛覆共產黨的過程中，之所以會越來越失去民眾的支持，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反毛，瘋狂地妖魔化毛澤東。本來，隨著近些年中國社會矛盾的日趨尖銳，中國的顛覆勢力應該愈來愈強大才對，可是實際上他們卻是愈來愈孤立，甚至不得不向他們所要顛覆的共產黨乞求保護，比如茅於軾等極端右翼分子如果不是依靠共產黨的保護，恐怕早已成為了人民大眾專政的對象，這是蘇聯東歐和中東北非國家所沒有的現象。中國極端右翼勢力之所以愈來愈走向人民大眾的對立麵，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反毛。毛主席晚年發動政治運動，就是要革共產黨內官僚集團和走資派的命，明確指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主席講的“黨內走資派”與右翼勢力講的“黨內權貴集團”，本來就是同一夥人，假如中國極端右翼勢力沿著毛主席這個思路“修正”下去，中國共產黨絕對不會逃過蘇聯東歐共產黨的命運。可是，中國極端右翼勢力卻是既反毛又反共，並且是在反共之前先反毛，從而使中國老百姓看清了中國右翼勢力要打倒共產黨的目的，不是要消滅“權貴”，而是要消滅“共產”，這就把絕大多數老百姓逼到了右翼勢力的對立麵上。可以十分肯定地假設，如果中國極端右翼勢力不反毛隻反共，或者把次序顛倒過來，先反共後反毛，他們肯定會比蘇聯東歐的右翼勢力獲得更大的成功。
可見，中國共產黨的幸運和成功完全來自於毛澤東，而不是來自於所謂經濟發展的成就，如果說與當初經濟發展狀況比較差的蘇聯東歐相比，容易造成這個謬誤的話，那麽，目前中東北非垮台的社會主義執政黨，則都是經濟發展相當成功的國家。況且，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生產力是最積極最革命的因素，生產力的發展必然會引起現有生產關係的變革，而不是相反。包括法國大革命、俄國大革命等人類曆史上許多著名的大革命，也都是在經濟發展最好的時期爆發的。所以，把中國社會的穩定歸結為是經濟發展成就，沒有任何說服力和曆史根據。當今中國共產黨的生命力，完全是毛澤東從外部注入的，前麵所談到的中國共產黨的曆史合法性，全部來自於毛澤東，而絕不是來自於堅持現有的社會主義和經濟發展成就，蘇聯東歐共產黨同樣是堅持社會主義，中東北非那些巨變國家同樣具有令人矚目的經濟成就，然而這些因素並沒有挽救他們的敗亡。中國共產黨不同於蘇聯東歐共產黨，中國不同於中東北非國家的最根本因素，就是毛澤東，此外再令人信服的任何其它區別。可以十分肯定地說，假如有一天中國共產黨徹底丟掉了毛澤東，一旦爆發蘇聯東歐和中東北非那樣的巨變，可能甚至連幾周都挺不過去。
由於中國共產黨的曆史合法性是外部注入的，所以其存在的基礎相當脆弱，這就是目前網絡上一個帖子就能夠造成整個社會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主要原因，也是我們說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走到了曆史十字路口盡頭的主要原因。一方麵，毛澤東注入的曆史合法性使中國共產黨具有帶領中華民族實現世紀性崛起的輝煌前程；另一方麵，外部注入的曆史合法性又會隨時丟掉，一旦丟掉這種曆史合法性，中國共產黨的垮台以及與之相伴隨的國家解體，將會使中華民族陷入萬劫不複的災難深淵。當初蘇聯東歐共產黨沒有這種十字路口的選擇，中東北非國家也沒有這種十字路口的選擇，他們的國家亂了也就亂了，曆史仍然沿著原有軌道發展，隻是駕車人發生了變化，中國的情況則不同，中國是處在崛起和毀滅的十字路口，要麽是大漢王朝式的民族崛起，要麽是印第安人式的種族滅絕，不可能再有第三種選擇。目前，這種危險選擇越來越迫近中國，並且中國正在滑向曆史災難的邊緣，把中國推向災難邊緣的最可怕力量，是中國共產黨內部出現了一個要打倒共產黨的政治集團。雖然目前中國麵臨著民生問題、民權問題、民主問題、民族問題等諸多方麵的嚴重挑戰，其中任何一個方麵的問題都會引起整個社會矛盾的爆炸，但是超過所有這些問題總和的最大問題，就是共產黨內部出現的這個政治集團，這是當今中國麵臨的最致命威脅。
目前這個政治集團最讓人恐怖的地方，就是利用其所控製的行政和組織資源，對捍衛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左翼愛國人士進行殘酷迫害打擊。可以說，黨內這個由買辦漢奸組成的叛逆集團對左翼愛國人士的迫害打擊程度，甚至超過了南宋以來中國任何一個時期，南宋秦檜等漢奸勢力對愛國人士的打擊，僅僅是針對嶽飛等主要抗戰將領，並不是有組織有係統的迫害和打擊朝野內外的各界人士，而今天黨內右翼集團則是利用現有國家的行政係統，對於公開維護中國共產黨領導、反對極端右翼勢力的所有左翼愛國人士特別是毛派共產黨人，都在進行殘酷迫害打擊。目前打擊迫害的主要手段，已經由公安司法、思想文化、媒體輿論等外部領域的圍剿，發展到操縱各個單位對公開反對極端右翼勢力的左翼愛國人士施加各種壓力，越來越多的左翼愛國人士或者已經被單位解聘，或者已經接到限期調離的通知，或者工作和生活受到各種幹預。最匪夷所思的，是這種打擊迫害根本不知道來自於何處，既沒有明確命令又具有明確壓力，既不知道為什麽要進行打擊迫害又知道必須要進行打擊迫害。可以說，這是中國曆史上十分罕見的一種恐怖現象，進行打擊迫害的和遭受打擊迫害的都說不出具體理由，但是打擊迫害的事實卻十分具體，屬於一種典型的東方式迫害。與此同時，那些充當美國“第五縱隊”的極端右翼人士卻是條條大路通羅馬，盡管所有人都知道這些人士條條大路通羅馬的原因是因為反共，但是又絕對沒有任何人說出來是因為反共，同樣屬於一種東方式獎賞。中國南宋以來不斷循環上演的內在悲劇——奸臣當道、忠臣遭難——正在以買辦漢奸打擊迫害左翼愛國人士的現代版再次上演。這個悲劇的可怕之處就在於，無論是古代皇家王朝還是現代執政黨，當捍衛國家的愛國者紛紛遭受打擊迫害，而出賣國家的叛國者揚威耀武時，當政者的喪鍾都必然會被曆史敲響。這是中國共產黨必須立刻著手解決的刻不容緩的重大問題。
比采用行政手段打擊迫害左翼愛國人士和鼓勵保護右翼賣國人士更加讓人憂慮的，是現有法律對左翼愛國力量的約束和對右翼賣國勢力的保護。以往大家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私有化等經濟問題上，很少注意到精英法治的巨大弊端和邪惡作用，隻是最近在圍繞中共18大和重慶模式問題上，極端右翼勢力掀起了一係列顛覆活動時，黨內外馬克思主義者才發現，中國共產黨已經被現有的“改革法律”捆住了手腳，神不知鬼不覺地變成了“改革法律”的犧牲品。凡是維護國家利益的行為，無論是共產黨還是人民大眾，總是處處都處於違法地位，相反，凡是顛覆國家的活動，卻又總是處處受到法律保護。中國正在不折不扣地走上蘇聯東歐的悲劇道路。當初蘇聯東歐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被推翻時，之所以沒有任何人敢於公開站出來維護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包括許多舍生忘死的典型布爾什維克，都沒有站出來維護自己畢生的信仰，而是眼睜睜地看著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被推翻而無能為力，就是被當時改革中形成的法律捆住了手腳。當時蘇聯東歐與今天中國的情況完全一樣，通過司法改革創造了一整套保護顛覆勢力“改革者”的法律，凡是顛覆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活動，全都是合法活動；相反，凡是維護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活動，反倒會成為非法活動。特別是那些“改革者”不僅是把法治宣傳為是一種製度，更是神聖化為一種政治倫理，打造成為一種生活信仰，從而在道義和法律兩個方麵徹底捆住了共產黨人和社會主義者的手腳，隻能站在旁觀者的立場上，眼看著右翼勢力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送進曆史墳墓。
而當今中國的情況更加糟糕，隻要注意一下目前站在顛覆立場上的那些極端右翼人士，幾乎百分之百都是現有“改革法律”的起草者，百分之百都是30多年來共產黨依靠推崇的改革精英和法學大佬，就會十分清楚現有中國法律的反黨反人民性質和強大的自我顛覆作用。從劉嘵波案到李莊案再到現在的茅於軾案等一係列案件中，就可以充分反映出現有中國法律的自我顛覆作用是何等強大，茅於軾妖魔化毛澤東和共產黨的類似行為，在任何一個西方國家都屬於違法犯罪行為，唯獨在當今中國會受到法律保護；相反，如果有哪個人按照茅於軾的方法來對付茅於軾，則肯定會屬於違法行為。中國諸多法學大佬敢於聯手向重慶宣戰並且能夠輕而易舉地戰勝重慶，敢於聯手和茅於軾站在一起向中國共產黨挑戰，美國等西方國家能夠無所顧忌地反複幹涉中國內政，所依靠的就是他們參與起草的這些“改革法律”。曆史發展到今天已經十分清楚，這些精英大佬嘴裏的改革運動，其實就是要改掉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製度，隻要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一天不死，他們的改革就一天不停止，到什麽時候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被推翻了，他們的改革也就停止了。蘇聯東歐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沒有被推翻時，這些國家天天喊改革，而在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被推翻以後，改革一詞也就隨著徹底蒸發了，迄今20年過去了，再也沒有聽到過哪怕是一句改革。中國是當今世界上共產黨仍然執政的極少數國家，所以也是當今世界上仍然叫喊改革的極少數國家，仍然叫喊法治的極少數國家，這樣叫喊的結果，就是用“改革法律”的繩索越來越結實地捆住了共產黨的手腳，捆住了人民大眾的手腳，等到什麽時候共產黨垮台了，中國解體了，改革和法治的叫喊也就會隨之停止了，在此之前，中國右翼勢力有關改革和法治的叫喊絕不會有片刻的鬆懈和停止。這是當今中國共產黨絕不能再繼續糊塗下去的一個重大生死問題，法律本來是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工具，並且隻能是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工具，絕不能成為顛覆國家的工具，絕不能成為束縛愛國力量的工具，如果為了接受這些“改革法律”的束縛而寧可丟掉國家政權，就會犯下宋襄公式的蠢豬錯誤，蘇聯東歐的悲劇就不可避免。所謂“法比天大”的政治奧秘就在於此。
目前黨內叛逆集團采用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打擊迫害左翼愛國人士的最可怕作用，倒不僅僅是在於這種打擊迫害本身，而是在於向中國社會傳達出一個強烈信息——真心擁護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左翼愛國者絕沒有好下場。南宋時期隻有嶽飛一個愛國者沒有好下場，就能夠導致整個國家滅亡；現在則是絕大多數愛國者都沒有好下場，其結果將更加可想而知。黨內叛逆集團這個舉動，足以徹底摧毀共產黨最後的支持力量，迫使黨內外的馬克思主義者，體製內外的毛派共產黨人互相對立和分裂，把共產黨牢牢釘死在現有的軍警維穩模式上，然後再通過通貨膨脹、大規模失業和經濟秩序紊亂等手段逼迫人民大眾跳牆，中國大亂將不可避免，希拉裏的預言將完全有可能實現。現在，美國市場上的中國概念股已經連續大幅度下跌，華爾街幾乎是不計成本地在大肆拋售中國股票，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美國投資界突然瘋狂地大肆拋售中國股票，表明美國投資界已經改變了對中國發展的穩定預期，至少是在短期內預期中國將會有大問題，所以才會形成如此恐慌地集中拋售。在信息高度發達的現代經濟條件下，華爾街的投資家們可以說是革命和動蕩的最可靠先知，當他們已經在爭先恐後地大肆拋售中國股票時，接下來中國將會發生什麽，應該是不難想象的事情。而就在華爾街大肆拋售中國股票的同時，美國航母也在日夜兼程地趕往中國南海。中國的多事之秋，恐怕將要開始了。
各種內外矛盾已經把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逼到了必須進行生死選擇的曆史十字路口，就目前而言，中國共產黨能夠浴火重生、鳳凰涅槃的唯一現實選擇，就是重慶模式所探索的黨群一體化道路，這是目前能夠使中華民族轉危為安的唯一具有可行性的現實選擇，重慶模式的重大意義就在於此。隻是李莊案表明了重慶模式仍然沒有能力突破“改革法律”繩索的束縛，最後剩下來的唯一指望，就是目前萬民公訴茅於軾的“烏有模式”了，如果仍然走不通，那麽，等待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恐怕就隻剩下那個成語了——束手就擒，被自己的“改革法律”捆住手腳送進曆史屠宰場。但願中國共產黨在這個問題上，不會步蘇聯東歐共產黨的後塵，葬身於自己設置的“法律陷阱”，此時此刻，需要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氣，是維護國家根本利益的意誌品質和國家意識，即便是暫且沒有能力恢複毛澤東時代的國家意識，至少也應該以國家利益第一!
美國航母正在劈風斬浪地馳往中國南海，1840年以來中華民族最悲慘時期都不曾有的被周邊弱國瓜分領土的現象，開始出現了，中華民族的確再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中國共產黨該挺起胸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