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祥
［內容提要］近年來有一種觀點提出，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沒有擔任負總責這個職務，因而否認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這種觀點並不符合曆史事實。分析這個曆史問題的關鍵在於看問題的角度和方法，究竟是從形式上看問題，還是從實質上看問題。據目前披露的大量史料，在當時黨內高層是有不少領導同誌推薦和擁護毛澤東來接替博古擔任最高領導職務的，但毛澤東從維護黨的團結這個大局出發，主張由張聞天先幹一個時期比較合適。毛澤東雖然不是名義上的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人，但他實際上在遵義會議後形成的中央領導集體中起到了領導核心的作用。
今年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在回顧黨的曆史、總結黨的曆史經驗的時候，我們倍加懷念我們黨的創始人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鄧小平曾經鄭重地指出：“毛澤東同誌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勳是永遠不可磨滅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後，如果沒有毛澤東同誌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各族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鬥。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麽誇張。”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偉大貢獻，突出地表現在他在中國革命最困難的時候，“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使革命轉危為安、轉敗為勝，直至最終取得勝利。其中，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它結束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和十一屆六中全會分別審議通過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和《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這兩份重要文件，明確肯定了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中國紅軍的領導地位。然而近幾年，這個黨史常識卻成為一個大問題，受到一些人的質疑。有人提出，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僅僅是被選為政治局常委，並不是負總責，在軍事上也不過是周恩來的助手，因而說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隻是一種個人崇拜影響下並不合乎事實的說法”，“是不符合曆史事實和缺乏充分根據的”。那麽，我們說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是不是個人崇拜的產物，究竟有沒有事實依據呢？
一、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進入中央最高決策層並發揮領導作用的若幹關鍵史實
如果從黨內職務來說，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後分工協助周恩來指揮軍事，他確實既不是黨的總負責人，也不是軍事指揮的最後決策者。但是，能否由此就推論出毛澤東不是領導核心呢？我認為，分析這個曆史問題的關鍵在於看問題的角度和方法，究竟是從形式上看問題，還是從實質上看問題。如果從形式上看問題，根據毛澤東沒有擔任黨中央的總負責人這一職務，認為他就不可能是中央領導核心，這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分析方法。沒有擔任黨的最高領導職務卻能發揮核心作用的，在黨的曆史上並不是沒有過。眾所周知，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曆史轉折時期，鄧小平並沒有擔任黨中央的主席或總書記這樣的最高職務，但他卻發揮了核心作用，今天早己為全黨、全國乃至世界所公認，有誰能否認這樣的客觀事實呢？所以不能僅憑職務作為判斷的唯一標準。根據目前披露的史料，在當時黨內高層是有不少領導同誌推薦和擁護毛澤東來接替博古擔任這個最高領導職務的，但毛澤東推辭不就，主張由張聞天先幹一個時期比較合適。這種說法是有事實根據的，許多參加遵義會議的領導同誌，如周恩來、楊尚昆、鄧小平等人，都曾有這方麵的回憶，可以相互印證這個說法。
第一，在遵義會議召開前，黨內高層已經有人提出毛澤東來替代博古，並得到中央多數領導的擁護。
在遵義會議召開之前，在領導層內部就已經有人提出變更領導、請毛澤東“出山”。那麽究竟是誰最早提議呢？目前有兩種說法。一種是長征時期擔任李德翻譯的伍修權的回憶，認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王稼祥不僅最早提出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而且首先找張聞天談心，明確提出“應該撤換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澤東同誌來領導”。王稼祥的意見獲得了張聞天的支持。另一種說法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張聞天傳記組編《張聞天年譜》，認為是張聞天提出的動議得到王稼祥的讚同。年譜認為，1934年12月下旬，張聞天“隨軍行進至黃平地區時，向王稼祥說出要更換中央軍事領導的決心”。年譜說，他們行軍到一片茂密的橘林內，二人頭靠頭地躺在各自的擔架上交談對當前形勢的看法。王問張，紅軍最後的目標，中央定在什麽地方。張說，沒有一個確定的目標。接著便說：這仗這樣打看起來不行，還是要毛澤東同誌出來，毛澤東同誌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張聞天說出這個想法後，王稼祥當天晚上就將他的話打電話告訴彭德懷，然後又告訴毛澤東。消息在劉伯承等幾位將領中一傳，大家都讚成要開個會，讓毛澤東出來指揮。盡管這兩種說法在誰先提出這個問題上有所不同，但一個共同點是，他們都明確主張由毛澤東來代替博古、李德指揮紅軍。據聶榮臻回憶，王稼祥還與他就更換領導人間題交換過意見。湘江戰役後，時任一軍團政委的聶榮臻由於腳化膿不便行走而坐擔架，恰巧王稼祥因第四次反“圍剿”受傷也坐擔架，兩人經常一起議論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王稼祥提出“到時候要開會，把他們‘轟’下來！”，並且明確主張必須改組領導，“應該讓毛澤東同誌出來領導”、“毛澤東同誌出來統帥部隊”。王稼祥的提議與聶榮臻不謀而合，當然獲得聶的讚同。此外，王稼祥還利用各種機會，與周恩來、朱德等人交換意見，獲得眾人的讚同。所以，實際上在遵義會議召開前，除博古、李德等少數人之外，幾位中央主要領導都事先通過氣、交換過意見，大家比較一致，認為博古、李德指揮不行，必須請毛澤東出來統帥紅軍。這種比較明確的傾向性意見，對遵義會議在組織上進行調整奠定了思想基礎。
第二，在遵義會議上，由毛澤東來接替博古負總責或指揮紅軍的呼聲很高。
我們知道，遵義會議是在緊張的環境中召開的，從1月15日至17日僅開了三天，主要討論軍事問題，同時在組織上做了幾點變動：一是毛澤東被選為常委，二是取消博古領導全黨工作和李德指揮軍事的權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博古被取消了實權後，中央新的負總責的領導並沒有在會上就確定下來，常委內部也沒有明確分工。按照常理，為了便於領導工作的交接，會上應當明確由誰來接替博古負總責，或進行工作分工，而且這次會議實際上也涉及領導班子的調整問題。其中的原因，固然有可能因戰事緊急來不及進一步研究這個因素。因為遵義會議即將結束時，出現緊急情況，就是蔣介石趁著紅軍在遵義休整，重新部署了追堵紅軍的計劃，國民黨黔軍二十五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率兵於1月17日晚逼近遵義城，因此政治局常委沒有充分的時間醞釀分工。但同時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原因，就是在誰來接替博古這個問題上，當時中央領導層內部沒有形成成熟、一致的看法。《張聞天年譜》引用楊尚昆1997年3月22日一次談話時的說法：“在遵義會議上，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但聞天同誌非常謙虛，再三推辭。於是這個問題就擱置起來。拖了二十來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做出決定，聞天同誌這才挑起這副擔子。”楊尚昆是遵義會議的列席者，他的回憶具有相當的權威性。可是經過考證，這則回憶與楊尚昆本人在其他場合的回憶似乎是相矛盾的。公開出版的《楊尚昆回憶錄》則提供了另一種說法：“會上，許多同誌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領導全黨工作，這是眾望所歸。但毛主席不願意，說他身體不好，有病，所以決議上寫了‘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意思就是說領導班子的分工暫時還沒有定。”從表麵上看，兩種說法是矛盾的，其實並不矛盾。如果與王稼祥、周恩來等人在遵義會議上的發言相對照，《楊尚昆回憶錄》中的這個說法不是孤證，也是可信的。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緊接著毛澤東的發言，旗幟鮮明地表態支持毛澤東的意見，並“擁護由毛澤東同誌來指揮紅軍”。“周恩來在發言中全力推舉由毛澤東來領導紅軍的今後行動。他的倡議得到多數人的支持。”所以，根據上述材料可以大致推斷，在醞釀由誰來接替博古負總責時，毛澤東或張聞天都是當時黨內多數人比較傾向的人選。可是毛與張本人在會上都沒有立即欣然接受，而是互相謙讓。耿飆提供了一個說法，當眾人推舉張聞天時，“他推讓給毛澤東同誌擔任，毛澤東同誌不同意，說他自己不當總書記，可以指揮軍隊。”楊尚昆回憶毛澤東是以“身體不好，有病”為理由，委婉地拒絕了擔任最高領導職務。雖然說法不一，但大致情況是這樣，在遵義會議上由誰來接替博古負總責的問題在短時間內難以確定，隻能暫時擱置起來。後來，中央紅軍一渡赤水到達“雞鳴三省”的村子時，才決定改組中央主要負責人。據周恩來在1972年6月的一次會議上回憶，當時張聞天提出把博古撤下來，“我們當時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毛主席硬是讓洛甫做一做看。人總要幫嘛。說服了大家，當時就讓洛甫做了。”當時博古交權後，一時思想上有“疙瘩”，周恩來主動找博古談心，從中國革命的大局和毛澤東的卓越才能出發，談了自己為什麽是發自內心地擁護毛澤東當領袖。他說：“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失敗，說明中國革命的源泉在農村，必須走農民戰爭道路。這以後，我就在考慮，我們黨必須找一個熟悉農村革命的人當統帥。你和我都是做具體業務的人，不合適做領袖、當統帥。毛澤東很擅長農民運動，他經過井岡山鬥爭，總結出打遊擊戰、運動戰的經驗，很適合駕馭目前的戰爭。從紅軍長征開始，我就在想辦法讓他盡快回到軍事領導崗位上來。黎平會議上，他有理有據地駁倒了李德的錯誤主張，使我下了決心要盡快‘去李換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領中央紅軍走出困境。所以在遵義會議上我力主他進入政治局常委，參與軍事領導。希望你能拋棄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為了打敗蔣介石、建立無產階級新政權這個大局。”周恩來這一番肺腑之言不僅在當時就深深地打動了博古，把他爭取過來，擁護毛澤東“做領袖、當統帥”，同時也為我們今天認識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提供了一個極為有力的史實依據。
第三，毛澤東從維護黨的團結這個大局出發，力主由張聞天負總責。
正如周恩來、楊尚昆等人事後回憶，當時多數人認為“本來理所當然歸毛主席領導，沒有問題”，“毛主席取得領導地位，是水到渠成”，“是眾望所歸”。既然如此，毛澤東為什麽堅持謝絕而提議由張聞天來代替博古呢？從表麵上看，毛澤東是以“身體不好，有病”作為拒絕的理由，但實際上，毛澤東當時比其他同誌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是為了黨內的團結、避免黨的分裂，使中央高層領導更平穩地過渡。時任中央秘書長並列席遵義會議的鄧小平，在1965年6月向非洲朋友介紹我們黨和毛澤東如何正確處理從遵義會議至黨的七大期間黨內問題時，曾經解釋過這個問題。他說：“毛澤東同誌在那時候沒有當總書記，博古的總書記當然當不成了，但還是由曾經站在王明路線一邊的洛甫當總書記。為什麽這樣呢？就是要把犯錯誤的同誌團結起來，特別是在困難的時候。毛澤東同誌正確處理黨內問題的政策，使大家團結起來了，渡過了最困難的時刻，完成了長征。長征結束以後，毛澤東同誌還沒有當總書記。當然，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同誌就是我們黨的領導核心了。在抗日戰爭期間，我們黨采取總結經驗的方法，用整風的方法，把曆史上兩條路線的鬥爭搞清楚了，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我們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才得出最後的結論，並在組織上把毛澤東同誌選為中央委員會的主席（那時候改變了形式，不叫總書記了）。”鄧小平這段話實際上把毛澤東為什麽當時不擔任黨的總負責人這個問題講清楚了，即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從有利於黨內鬥爭、團結大多數同誌這個目的出發。因為由於複雜的曆史原因，根據當時大多數人的認識水平，遵義會議隻能先解決急需糾正的“左”傾軍事路線，糾正“左”傾政治路線則還需要等待一段時間。張聞天在1934年1月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在當時，中央書記處與中央政治局常委有時混同，所以張聞天的身份實際上是政治局常委。參加遵義會議的政治局常委有博古、周恩來、張聞天、陳雲四人。在這種情況下，由原來的常委張聞天出麵暫時主持中央工作，人事調整變動的幅度不大，不僅有利於保持中央領導層的穩定，而且有利於團結大多數人，避免黨的分裂。1943年11月13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回顧這段曆史時說：“當時隻有如此才能團結我們內部”，指的就是維護黨的團結這個大局。
第四，陳雲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的匯報，也有力地證明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遵義會議確立的。
遵義會議後，陳雲受中央的委托前往共產國際匯報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的情況，1935年10月，他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上的報告中介紹中共中央的人事變動：“建立了堅強的領導班子來取代過去的領導人。黨對軍隊的領導加強了。我們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誌擔任領導。”值得引起我們注意的是，陳雲在報告中談到“建立了堅強的領導班子”這個關鍵問題時，並沒有提到張聞天負總責，而隻提到“推選毛澤東同誌擔任領導”。作為遵義會議的出席者，並肩負著中共中央代表的這種特殊身份和重大責任，陳雲了解中共的組織原則，並且應當如實匯報，所以他在這裏顯然不是有意忽略張聞天，而恰恰真實反映了當時黨內的現實：雖然毛澤東沒有最高領導職務的名義，但並不影響他在黨和紅軍一係列重大決策中發揮主導作用，不妨礙黨內其他同誌對他的領導地位的認同。包括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在內，不管自己擔任什麽名義，都是自覺地以毛澤東為核心， 自覺地把毛澤東當作核心領袖。陳雲的這個報告對於證明毛澤東是遵義會議確立的核心，無疑是一份極為有力的證據。1977年9月，陳雲應邀前往中國革命博物館審查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黨史陳列》，談到遵義會議時，雖然時隔40多年，但陳雲仍然十分肯定地指出：“軍隊指揮權歸毛主席是在會上定的。”後來的事實證明，共產國際承認和接受了遵義會議後形成的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這一客觀事實。1937年11月，王明從蘇聯回國後，不僅在政治上批評和否定黨中央確立的路線，而且在組織上向毛澤東“奪權”、爭當領袖。1938年8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回國，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意見，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應該支持毛澤東同誌為中共領導人，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競爭當領導人了。”共產國際的指示有力地維護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統一領導和團結一致，同時也可以證明，雖然張聞天當時是主持中央工作的最高領導人，但是毛澤東在中共黨內所起的領導作用得到共產國際的公認。
第五，四渡赤水期間，張聞天曾提議自己離開中央去上海做白區工作，這從側麵證明了他不是當時的中央領導核心。
1935年3月5日，紅二、六軍團的任弼時致電中央反映，上海中央局機關在1934年10月遭到破壞，在上海的中央局、共青團組織、工會、特科，“均受極大破壞，幹部犧牲很多”，“滬台完全坍台，和中央關係中斷三月”，並建議“中央台仍注意與滬台聯絡”。黨中央獲悉這個情況以後，張聞天立即派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長潘漢年秘密前往上海。在1935年4月17日渡北盤江之前，中央曾討論過再派一位負責同誌出去，恢複白區工作，設法同中斷半年的共產國際恢複聯係。張聞天曾自告奮勇願意去，但大家沒有同意，後來派陳雲前往上海。這裏有一個疑問：如果張聞天當時已經發揮核心作用，那麽按照常理，他此時怎麽可能在紅軍最困難、最危急、最需要他的時刻，離開紅軍、離開黨中央總負責人的崗位，去白區做工作呢？原因在於，雖然當時張聞天已經是黨的總負責人，主持黨中央的全麵工作，但是他在黨中央一係列重大軍事決策中並沒有起到關鍵作用，起主導和決定性作用的恰恰是毛澤東。因而，這件事可以從側麵進一步證明毛澤東在中央的領導地位。
二、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在中央領導集體中能夠發揮領導作用的特殊曆史條件
毛澤東既不是名義上的黨的總負責人，也不是軍委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張聞天，而在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是周恩來，但為什麽毛澤東實際上在遵義會議後形成的中央領導集體中能夠起到核心作用呢？
第一，毛澤東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進入中央最高決策核心，這是毛澤東在中央發揮核心作用的首要前提條件。
眾所周知，毛澤東在黨內也算是元老，他是黨的創始人之一，是黨的一大代表，但是長期以來毛澤東主要是在地方從事具體工作，沒有進入中央核心領導機關。從一大到六大的中央委員會，毛澤東僅在1923年6月黨的三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並成為由五人組成的中央局成員之一，擔任秘書。1927年“八七會議”，毛澤東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1930年9月召開的黨的六屆三中全會，毛澤東再次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但是毛澤東大部分時間主要是在紅軍和地方從事具體工作。1932年寧都會議後，毛澤東被臨時中央以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為名調回後方，並同時撤銷了他紅一方麵軍總政治委員這一實職，實際上被排斥出黨和紅軍的領導崗位。1934年1月召開的黨的六屆五中全會，毛澤東雖然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但在事關紅軍生存存亡的軍事問題上，他仍然被排斥在決策圈之外，用毛澤東自己後來的話說，那時他成了“茅坑裏的石頭”、“連鬼都不上門”。這樣，毛澤東在中央沒有什麽發言權，他提出的正確主張就很難對黨和紅軍的決策產生影響。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從地方根據地負責人上升為中央高層領導，從根本上改變了受排斥的地位，為毛澤東充分發揮其才能提供了最重要的政治平台。1935年3月4日，中央軍委決定特設前敵司令部，毛澤東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兼任前敵政治委員，從而擁有對紅軍公開的直接領導權和指揮權。可是，紅軍前敵司令部在行政上隸屬於中革軍委，不是紅軍的最高領導機構。鑒於博古、李德的獨斷專行，中央並沒有賦予前敵司令部對於軍事指揮問題的臨機處置權力，而是不論大事小事都要經過中央開會討論，並采取簡單的表決方式，依據多數人的意見決定紅軍的行動。在當時，中央每天要召開20多人的中央會議討論作戰問題。在強敵圍追堵截、戰場瞬息萬變的情況下，這種集體決策的軍事領導體製顯然與緊急軍情不相適應。為了及時抓住戰機、加強對軍事的集中領導，在鴨溪、苟壩一帶，毛澤東提議設立由毛澤東與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中央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代表中央全權指揮軍事。中央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實際上是黨中央在當時處理黨、政、軍要務的領導核心和最高權力機構，它既堅持了小範圍內的集體決策，同時又保證了軍事指揮上必須的集權、高效，它的設立保證了毛澤東能夠不受其他因素的幹擾、延誤，實施及時、靈活的指揮，從而進一步鞏固和加強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
第二，遵義會議後中央集體領導和黨內民主生活比較正常，毛澤東提出的許多正確意見受到了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其他中央領導的重視，這是毛澤東雖無最高領導職務之名卻能在實際鬥爭中發揮核心作用的重要原因。
楊尚昆曾經說過：“他（指張聞天，引者注）的任職保證了毛澤東同誌的軍事指揮，在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同誌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為什麽張聞天任負總責這個職務，反而能夠保證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呢？與遵義會議之前不同，博古、李德在中央負責時比較專斷，許多重大決定沒有征求意見，甚至包括長征這樣的戰略轉移也隻是極少數人倉促決定的。而遵義會議後，在黨內負總責的張聞天比較民主，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主持中央討論形勢和決策的會議，能夠充分發揚民主，善於聽取黨內其他同誌的意見。吳亮平有一次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到毛澤東同誌詼諧地說，洛甫是“明君”，能讓大家都充分地發表意見。在延安時期擔任中央秘書處處長的王首道對張聞天十分敬重毛澤東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說：“在工作中給人突出的印象是他（指張聞天，引者注）非常尊重毛澤東同誌，重要事件都要事先征求毛澤東同誌的意見，反複領會其意圖。”具有濃厚的民主作風，這的確是張聞天的一個突出特點，但是，張聞天也不是完人，在知識結構、工作經驗方麵也是有欠缺的，尤其是對軍事不了解，這一點張聞天本人也有自知之明：“自己對打仗也不熟悉，自認是外行，覺得過多地參與軍事指揮不合適”。
在革命戰爭年代，軍事鬥爭是黨的中心工作，特別是在處於國民黨重兵圍追堵截的長征途中，黨中央的領導核心最為迫切的工作是如何為全黨和紅軍指出一條正確的道路，徹底擺脫軍事上被圍殲的危險境地，開辟中國革命的新局麵。誰在黨內負總責，或是由誰主持政治局會議，或是以誰的名義發布黨的指示，等等，其實在當時特殊的曆史條件下並不是至關重要的，關鍵是誰能夠為全黨和紅軍指出一條正確的道路，徹底擺脫軍事上被圍殲的危險境地，使黨和紅軍轉危為安，開辟中國革命的新局麵。隻有這樣的人，才能真正在領導集體中發揮核心作用，成為實際上的黨的領袖。顯然，在遵義會議後形成的中央領導集體成員當中，毛澤東早在開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中央蘇區三次反“圍剿”中，已經表現出卓越的軍事才能，與毛澤東相比，張聞天在這方麵明顯大為遜色，這在客觀上影響了張聞天所能發揮的核心作用。張聞天任總負責的這一段時間，在主持中央日常事務方麵做了許多具體工作，比如主持召開會議、以中央或個人名義發布指示、接受並處理各地發給中央的請示報告，等等，為維持黨中央機關的正常運轉做出了重要貢獻。在討論、研究黨中央所麵臨的軍事、政治等各種複雜問題時，毛澤東則表現出其更加卓越的軍事才能和成熟的政治智慧，往往出現楊尚昆所說的這種情況：張聞天“實際工作經驗不足，所以，一切大事都要經過毛主席”。毛與張之間實際上形成的這種特殊的工作關係，至少在當時楊尚昆等黨內高層是知道的。甚至張聞天本人也直言不諱地承認“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誌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在親身經曆擺脫國民黨軍圍追堵截、挫敗張國燾分裂活動之後，張聞天曾感慨萬千地對吳亮平說：“我們黨終於找到了正確的領導人。
有了毛澤東的領導，我們就能夠克服各種各樣的困難。”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在軍事指揮上最後下決心的負責者，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上的幫助者，但這在實際上也並沒有影響毛澤東發揮核心作用。主要有兩個方麵原因：一是“恩來同誌從中國革命的最高利益出發，出於對毛澤東同誌的充分信賴，自覺地把自己置於助手的地位，讓毛澤東同誌全權指揮紅軍的軍事行動”。當然，這並不是說周恩來僅僅是徒有虛名的最高軍事領導，實際上他發揮了自己的獨特作用。對於重大的軍事計劃和戰略決策，一般是毛澤東先提出初步意見，周恩來參與討論並充實完善，最後由他來具體部署落實。周恩來與毛澤東之間，客觀上形成了這樣一種既分工又配合的融洽的工作關係。對此，許多在他們領導下的老將軍都深有體會。例如，當時任紅軍第九軍團政治部主任的黃火青回憶：“我們打勝仗靠的是毛主席戰略方針路線，但每次戰役布置、使戰爭勝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揮。”另一個原因是周恩來與毛澤東的不同性格。周恩來在黨內和紅軍內有較高的威望，而且他的性格比較隨和、群眾基礎較好，對周恩來的意見其他人比較容易接受。而毛澤東性格上有一種“虎氣”，“一貫重視路線、政權、方針、重大理論和重大原則問題。凡是他認為是正確的，總是堅持不渝，絕不動搖和妥協”。他批評其他同誌工作上的缺點、錯誤往往十分嚴厲、毫不留情麵，這樣往往傷害感情，不利於團結同誌。再加上毛澤東在當時還沒有後來那樣大的權威和影響力，在毛澤東的軍事指揮藝術尚未被人們普遍認同時，他的這種個性特點，往往成為實施他正確觀點和戰略意圖的障礙。在中央新“三人團”內部，周為主、毛為輔的格局，有助於彌補毛澤東在性格上的這種不足，從而有助於貫徹毛澤東提出的戰略方針。在是否攻打打鼓新場的爭論上，就恰恰說明了這個問題。紅一軍團林彪、聶榮臻發電報給軍委，建議攻打打鼓新場。毛澤東堅決反對，雖然他的主張是正確的，可是在會上討論時他卻成為少數，最後毛澤東以去掉前敵總指揮的職務力爭，結果不但仍未能說服眾人，而且連職務也給罷免了。在這種情況下，會後毛澤東連夜去找周恩來，讓他暫時緩一點發布命令，再考慮考慮，並力陳進攻打鼓新場的利害關係，最終說服了周恩來。後來毛澤東又去找朱德商量，也獲得了支持。第二天重新開會討論，結果周恩來出麵把眾人說服了，從而取消了這次錯誤的軍事行動，避免了一次極可能造成的軍事損失。
第三，正因為有前兩個方麵的因素，所以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實際上能夠指導此後黨中央的重大決策和中央紅軍的軍事行動。
遵義會議否定了“左”傾錯誤軍事指導，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總結創造的戰略戰術原則，這就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軍事思想、軍事戰略和作戰方針在紅軍中的指導地位。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重大決策中始終居於主導地位，他以非凡的軍事指揮才能、正確的預見力和洞察力，對黨和紅軍擺脫危境、製定正確的方針政策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遵義會議後黨中央正確處理了一係列複雜問題就完全證明了這一點。中央紅軍展開了機動靈活的運動戰，經過四渡赤水，巧妙地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於川、黔、滇邊境的計劃，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而這一勝利，正是確立新的中央軍事領導之後，尤其是在堅決執行毛澤東同誌高超的軍事戰略和戰術的前提下取得的。黨中央在北上途中又在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下，粉碎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完成了長征，從而打開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麵，直至中國革命的勝利。我們黨多次在革命的緊急關頭從失敗轉到勝利，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而這一切，主要是在尊重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接受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下才取得的勝利。毛澤東作為遵義會議後我們黨的領導核心，在處理黨所麵臨的一係列關鍵問題上，的確起到了扭轉乾坤的作用。
遵義會議的召開距今已經70多年了，親身經曆過這段曆史全過程的人已經寥寥無幾，更多的人今天隻能靠閱讀書籍、報刊或文獻來了解這段曆史。許多親身經曆過這段過程的領導人，對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有很深的體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批評了“兩個凡是”，破除了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全黨重新恢複和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我們黨已經可以很嚴肅地、實事求是地分析和研究黨的曆史，客觀公正地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是非，當然其中也包括遵義會議這類重大問題。在這種政治環境下，黨中央開始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關於遵義會議問題，曆史決議起草小組認真細致、反複推敲，最初是這樣表述的：“遵義會議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同誌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鄧小平在審閱時明確主張把“實際上”三個字勾掉。他指出，這個事情他清楚。因為遵義會議時他是黨中央的秘書長，是到了會的。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對全黨起了領導作用。那個時候行軍，毛澤東同誌、周恩來同誌、張聞天同誌和他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來，要等各個部隊的電報，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據這些電報來確定紅軍的行動。在重要的問題上，大都是毛澤東同誌出主意，其他同誌同意的。盡管名義上他沒有當總書記或軍委主席，實際上他對軍隊的指揮以及重大問題上的決策，都為別的領導人所承認。根據大量的曆史資料，鄧小平的這一重要意見被吸收進曆史決議。當時許多經曆過長征、參加過遵義會議的一大批老同誌，比如鄧小平、陳雲、葉劍英、楊尚昆等，都還健在，對這個曆史問題是清楚的，沒有人提出任何疑義，所以這個提法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經過認真審議並一致獲得通過。由此可見，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誌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這個重要論斷是黨中央以大量可靠的史料為基礎、經過慎重研究而做出的權威結論，絕不是什麽“個人崇拜影響下”得出的結論或“不合乎事實的說法”。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78期，摘自2011年第4期《馬克思主義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