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世紀五十年代廬山會議探析附件
（一）、彭德懷寫給毛澤東的“萬言書”
（1959年7月14日）
主席：
這次廬山會議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組有幾次插言，在小組會還沒有講完的一些意見，特寫給你作參考。但我這個簡單人類似張飛，確有其粗，而無其細。
因此，是否有參考價值請斟酌。不妥之處，煩請指示。
甲、1958年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根據國家計委幾個核實後的指標來看，1958年較1957年工農業總產值增長了48.4%，其中工業增長了66.1，農副業增長了25%（糧棉增產30%是肯定的），國家財政收入增長了43.5%。這樣的增長速度，是世界各國從未有過的。突破了社會主義建設速度的成規，特別是象我國經濟基礎薄弱，技術設備落後，通過大躍進，基本上證實了多快好省的總路線是正確的。不僅是我國偉大的成就，在社會主義陣營也將長期的起積極作用。
1958年的基本建設，現在看來有些項目是過急過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資金，推遲了一部分必成項目，這是一個缺點。基本原因是缺乏經驗，對這點體會不深，認識過遲。因此，1959年不僅沒有把步伐放慢一點，加以適當控製，而且繼續大躍進，這就使不平衡現象沒有得到及時調整，增加了新的暫時困難。但這些建設，終究是國家建設所需要的，在今後一兩年內或者稍許長一點時間，就會逐步收到效益的。現在還有一些缺門和薄弱環節，致使生產不能成套，有些物資缺乏十分必要的儲備，使發生了失調現象和出現新的不平衡就難以及時調整，這就是當前困難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計劃時，更應當放在實事求是和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加以認真考慮。對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設項目實在無法完成的，也必須下最大決心暫時停止，在這方麵必須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則嚴重失調現象將要延長，某些方麵的被動局麵難以擺脫，將妨礙今後４年趕英和超英的躍進速度。國家計委雖有安排，但因各種原因難予決斷。 (以上請見)
1958年農村公社化，是具有偉大意義的，這不僅使我國農民將徹底擺脫窮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正確途徑。雖然在所有製問題上，曾有一段混亂，具體工作中出現了一些缺點錯誤，這當然是嚴重的現象。
但是經過武昌、鄭州、上海等一係列會議，基本已經得到糾正，混亂情況基本上已經過去，已經逐步的走上按勞分配的正常軌道。
在1958年大躍進中，解決了失業問題，在我們這樣人口眾多的、經濟落後的國度裏，能夠迅速得到解決，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煉鋼鐵中，多辦了一些小土高爐，浪費了一些資源（物力、財力）和人力，當然是一筆較大損失。但是得到對全國地質作了一次規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養了不少技術人員，廣大幹部在這一運動中得到了鍛煉和提高。雖然付出了一筆學費（貼補20餘億）。即在這一方麵也是有失有得的。
僅從上述幾點來看，成績確是偉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經驗教訓，認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這次會議，到會同誌都正在探討去年以來工作中的經驗教訓，並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見。通過這次討論，將會使我們黨的工作得到極大好處，變某些方麵的被動為主動，進一步體會社會主義經濟法則，使經常存在著的不平衡現象，得到及時調整，正確的認識“積極平衡”的意義。
據我看，1958年大躍進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有一些是難以避免的。如同我們黨30多年來領導曆次革命運動一樣，在偉大成績中總是有缺點的，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麵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麵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關係到我們今後動員廣大群眾繼續實現躍進的關鍵所在。
過去一個時期工作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原因是多方麵的。其客觀因素是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不熟悉，沒有完整的經驗。對社會主義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體會不深，對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沒有貫徹到各方麵的實際工作中去。我們在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總還沒有像處理炮擊金門、平定西藏叛亂等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另方麵，客觀形勢是我國一窮（還有一部分人吃不飽飯，去年棉布平均每人還隻18尺，可縫一套單衣和兩條褲叉）二白的落後狀態，人民迫切要求改變現狀。其次是國際形勢的有利趨勢。這些也是促使我們大躍進的重要因素。利用這一有利時機，適應廣大人民要求，加速我們的建設工作，盡快改變我們一窮二白的落後麵貌，創造更為有利的國際局麵，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
過去一個時期，在我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麵，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主要是：
１、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去年北戴河會議時，對糧食產量估計過大，造成了一種假象。大家都感到糧食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因此就可以騰出手來大搞工業了。在對發展鋼鐵的認識上，有嚴重的片麵性，沒有認真地研究煉鋼、軋鋼和碎石設備，煤炭、礦石、煉焦設備，坑木來源，運輸能力，勞動力增加，購買力擴大，市場商品如何安排等等。總之，是沒有必要的平衡計劃。這些也同樣是犯了不夠實事求是的毛玻這恐怕是產生一係列問題的起因。浮誇風氣，吹遍各地區各部門，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跡也見之於報刊，確使黨的威信蒙受重大損失。當時從各方麵的報告材料看，共產主義大有很快到來之勢，使不少同誌的腦子發起熱來。在糧棉高產、鋼鐵加番的浪潮中，鋪張浪費就隨著發展起來，秋收粗糙，不計成本，把窮日子當富日子過。嚴重的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不容易得到真實情況，直到武昌會議和今年一月省市委書記會議時，仍然沒有全部弄清形勢真象。產生這種浮誇風氣，是有其社會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這也與我們有些工作隻有任務指標，而缺乏具體措施是有關係的。雖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經提示全黨要把衝天幹勁和科學分析結合起來，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看來是沒有為多數領導同誌所領會，我也是不例外的。
２、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我和其他不少同誌一徉，為大躍進的成績和群眾運動的熱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搶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風；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戰略性的布局和具體措施，長遠性的方針和當前步驟、全體與局部、大集體與小集體等關係混淆起來。如主席提出的“少種、高產、多收”、“15年趕上英國”等號召，都是屬於戰略性、長遠性的方針，我們則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當前具體情況，把工作安排在積極而又是穩妥可靠的基礎上。有些指標逐級提高，層層加碼，把本來需要幾年或者十幾年才能達到的要求，變成一年或者幾個月就要做到的指標。因此就脫離了實際，得不到群眾的支持。諸如過早否定等價交換法則，過早提出吃飯不要錢，某些地區認為糧食豐產了，一度取消統銷政策，提倡放開肚皮吃，以及某些技術不經鑒定就冒然推廣，有些經濟法則和科學規律輕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種左的傾向。在這些同誌看來，隻要提出政治掛帥，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記了政治掛帥是提高勞動自覺、保證產品數量質量的提高，發揮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加速我們的經濟建設。政治掛帥不可能代替經濟法則，更不能代替經濟工作中的具體措施。政治掛帥與經濟工作中的確切有效措施，兩者必須並重，不可偏重偏廢。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曆史經驗所證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現了一種空氣，注意了反右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觀主義左的方麵。經過去年冬鄭州會議以後一係列措施，一些左的現象基本上糾正過來了，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這個勝利既教育了全黨同誌，又沒有損傷同誌們的積極性。
現在對國內形勢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別是經過最近幾次會議，黨內大多數同誌的認識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務，就是全黨團結一致，繼續努力工作。我覺得，係統地總結一下我們去年下半年以來工作中的成績和教訓，進一步教育全黨同誌，甚有益處。其目的是要達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個人責任。反之，是不利於團結，不利於事業的。屬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等問題的不熟悉方麵，經過去年下半年以來的實踐和探討，有些問題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問題再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摸索，也是可以學會的。屬於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麵的問題，已經有了這次深刻教訓，使我們較易覺醒和體會了。
但要徹底克服，還是要經過一番艱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這次會議中所指示的：“成績偉大，問題很多，經驗豐富，前途光明”。主動在我，全黨團結起來艱苦奮鬥，繼續躍進的條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後4年計劃必將勝利完成，15年趕上英國的奮鬥目標，在今後4年內可以基本實現，某些重要產品也肯定可以超過英國。這就是我們偉大的成績和光明的前途。
順致 敬禮！
（二）、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
（根據講話記錄整理）（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你們講了那麽多，允許我講個把鍾頭，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著。
我看了同誌們的發言記錄及許多文件，還跟一部份同誌談了話，感到有兩種傾向。
▲▲一種是觸不得，大有一觸即跳之勢（注：以下是講給以某人為代表的聽不進意見派的）。吳稚暉形容孫科是一觸即跳，現在有些同誌不讓人家講壞話，隻願人家講好話，不願聽壞話。因之，有一部分同誌感到有壓力。兩種話都要聽。我跟這些同誌談過，勸過他們，不管壞話，好話，兩種話都要聽嘛。嘴巴的任務，一是吃飯，二是講話。既有講話之第二種任務，他就要講。還有人長了耳朵，是為了聽聲音的，就得聽人家講話。話有三種：一種是正確的；二是基本正確或不甚正確的；三是基本不正確或不正確的。兩頭是對立的，正確與不正確是對立的。好壞都要聽。
現在黨內黨外都在刮風。右派講，秦始皇為什麽倒台？就是因為修長城。現在我們修天安門，搞得一蹋糊塗，要垮台了。黨內這一部分意見我還沒有看完，集中表現在江西黨校的反應，各地都有。邵大個（江西省長邵式平）你不必著急，你們搞出的這個材料，實在好，今天就印出來。所有右派言論都印出來了，龍雲、陳銘樞、羅隆基、章伯鈞為代表。江西黨校是黨內的代表，這些人不是右派，可一變就是了，是動搖分子。他們看得不完全、有火氣，做點工作可以轉變過來。有些人曆史上有問題，挨過批評，例如廣東軍區的材料，有那麽一批人，對形勢也認為一蹋糊塗。這些話都是會外講的，我們這一回是會內會外結合，可惜廬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們都請來。像江西黨校的人、羅隆基、陳銘樞，都請來，房子太小嘛！
不論什麽話都讓講，無非是講得一蹋糊塗，這很好，越講得一蹋糊塗越好、越要聽。硬著頭皮頂住，反右時發明了這個名詞，我同某些同誌講過，要頂住，頂一個月、兩個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誌說“持久戰”，我很讚成，這種同誌占多數。在座諸公，你們都有耳朵，聽嘛！難聽是難聽，要歡迎，你這麽一想就不難聽了。為什麽要讓人家講呢？其原因是神州不會陸沉，天不會塌下來。為什麽呢？因為我們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那些聽不得壞話的人，他那個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正硬，壞話你為什麽聽不得？我們多數派同誌們腰杆子要硬起來。為什麽不硬？無非是一個時期豬肉少了、頭發卡子少了、又沒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調，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都緊張，搞得人心也緊張。我看沒有什麽可緊張的。我也緊張，說不緊張是假的，上半夜你緊張緊張，下半夜安眠藥一吃，就不緊張了。
說我們脫離了群眾，我看是暫時的，就是兩三個月、春節前後，群眾還是擁護我們的，現在群眾和我們結合得很好。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但不那麽多。我同意同誌們的意見：問題主要是公社運動，我到遂平詳細地談了兩個鍾頭。碴岈山公社黨委書記告訴我：七、八、九三個月，平均每天有三千人參觀，十天三萬人，三個月有三十萬人。聽說徐水、七裏營也有這麽多人去參觀。除了西藏，都有人來看了，到那裏去取經，其中多是縣、社、隊幹部；也有省、地幹部。他們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創造了真理，有了羅斯福說的“免於貧困的自由”，就是太窮了，想早點搞共產主義，現在聽說這些地方搞了共產主義，那還不去看看。對這種熱情如何看法？總不能說全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吧，我看不能那樣說。有一點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確是狂熱，無非是想多一點、快一點，好省那時談不到。總而言之是多快。這種分析是否恰當？三個地方三個月當中，有三個三十萬人朝山進香，這種廣泛的群眾運動，不能潑冷水，隻能勸說：同誌們，你們的心是好的，但事實上難以辦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驟。吃肉隻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個胖子，你吃三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誌，我看他十年還不會胖，總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這些幹部率領幾億人民，至少百分之三十是積極分子，百分之三十是消極分子（即地、富、反、壞、官僚、中農和部分貧農），百分之四十隨大流。百分之三十是多少人？是一億幾千萬人，他們要辦公社、辦食堂、搞大協作、大規模耕作、非常積極。他們要搞，你能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不是小資產階級，是貧農、下中農、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隨大流的，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願意的隻百分之三十。總之，百分之三十加百分之四十為百分之七十，三億五千萬人在一個時期內有狂熱性，他們要搞。
到春節前後，有兩個多月，他們不高興了，變了。幹部下鄉都不講話了，請吃地瓜、稀飯，麵無笑容，因為刮了“共產風”、“一平二調三提款”。對刮“共產風”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是些什麽人？主要是縣、社兩級幹部，特別是公社幹部，刮向大隊和小隊，這是不好的，群眾不歡迎。我們說服了這些幹部，堅決糾正，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今年三、四月間，就把風壓了下去，該退的退，社與隊的賬算清楚了；隊跟群眾的賬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繼續算。這一個月的算賬教育是有好處的，極短的時間，使他們懂得了平均主義不行。聽說現在大多數人轉過來了，隻有少數人還留戀“共產”，還舍不得。哪裏找這樣一個學校、短期訓練班，使幾億人、幾百萬幹部受到教育？不能說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從古以來沒有這個規距，一萬年以後也沒有這個規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隻有青紅幫，青偷紅劫，明火執仗，無代價剝奪人家的勞動。這類事，自古以來是“一個指頭”。宋江劫的是“生辰綱”（按，此處記憶有誤。劫生辰綱是晁蓋等人幹的，此時宋江還沒有上梁山），是不義之財，取之無礙，刮自農民歸農民。我們長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歸公，那也取之無礙，因為是不義之財。現在是刮“共產風”，取走生產大隊、小隊之財，肥豬、大白菜，拿起就走，這樣是錯誤的。我們對帝國主義的財產還有三種辦法：征購，擠垮，贖買。怎麽能剝奪勞動人民的財產呢？隻有一個多月就息下這股風，證明我們的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今年三、四月或加上五月，有幾億農民、幾百萬幹部受了教育，講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講幹部，不懂得這個財並非不義之財，而是義財，分不清這個界限。幹部沒有讀好政治經濟學，價值法則、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沒有搞通幾個月就說通了，不辦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書還沒有讀，要叫他們讀，公社一級幹部不懂一點政治經濟學是不行的。不識字的可以給他們講課。梁武帝有個宰相陳慶之，一字不識，皇帝強迫他作詩，他口念，叫別人寫；“微令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精力盡，徒步還南崗。辭榮比盛世，何愧張子房。”他說你們這些讀書人，還不如老夫的用耳學。當然，不要誤會，我不是反對掃除文盲，柯老（柯慶施）說，全民大學，我也讚成，不過十五年不行，恐怕得延長一點，幾億人口嘛。南北朝時有個姓曹的將軍（指梁朝的曹景宗），打了仗回來作詩：“出師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過路人，何如霍去病？”還有北朝的將軍斛律金，這也是個一字不識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一字不識的人可以作宰相。為什麽我們公社的幹部、農民不可以聽政治經濟學？我看大家可以學。不識字講講就懂了，現在不是農民學哲學麽，工人學哲學麽；他們比我們，比知識分子容易懂。我們這次議事日程就有讀書這一項。我也是個沒學問的人，這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我就沒有看；略微看一點，才有發言權，也是怕大家來考我，我答不出怎麽辦？要擠出時間讀書，全黨來個學習運動。
他們（指省以下各級地方幹部）不曉得作了多少次檢查了，從去年十一月鄭州會議以來，大作特作，六級會議、五級會議都要檢討。北京來的人哇啦哇啦，他們當然聽不進去：我們作過多次檢討，難道就沒有聽到？我就勸這些同誌，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講嘛。要聽聽人家的意見。我看這次會議有些問題不能解決，有些人不會放棄自己的觀點，無非拖著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八年十年。無非兩個可能，一個可能放棄，一個可能不放棄，兩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區區長開了一個會，我就是這麽講的，對不對？沒有扯謊吧。聽不得壞話不行，要養成習慣，我說就是硬著頭皮頂住。無非是講的一蹋糊塗，罵祖宗三代。這也難。我少年時代、青年時代，也是聽到壞話就一股火氣。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這個原則，現在也不放棄。現在學會了聽，硬著頭皮頂住。聽他一兩個星期，勸同誌們要聽。你們讚成不讚成，是你們的事，不讚成，無非我有錯誤。有錯誤嘛，還是真有錯誤、假有錯誤。真有錯誤，我作自我批評，再來一次；假有錯誤，那是你們的事。你們弄假成真，本來不錯，你們說嘛。
▲▲第二方麵（注：以下是講給以彭德懷為代表的動搖派的），我勸另一部分同誌，在這樣的緊急關頭，不要動搖。據我觀察，有一部分同誌是動搖的。他們也說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都是正確的，但要看講話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邊，向哪一方麵講。這部分同誌是我講的四種人裏麵的第二種人，“基本正確，部分不正確”的一類人，但有些動搖。所謂四種人是：完全正確，基本正確，但是部分不正確；基本不正確但部分正確；完全不正確；有些人在關鍵時是動搖的，在曆史的大風大浪中不堅定。黨的曆史上有四條路線：陳獨秀路線、立三路線、王明路線、高饒路線。現在是一條總路線，在大風浪時，有些同誌站不穩，扭秧歌。蔣幫不是叫我們做秧歌王朝嗎？這部分同誌扭秧歌，他們憂心如焚，想把國家搞好，這是好的。這叫什麽階級呢？資產階級還是小資產階級？我現在不講。南寧會議、成都會議、二次黨代大會講過，對於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那種搖動，對動搖分子，我不讚成戴帽子，講成是思想方法問題。也不講小資產階級、也不講資產階級。如果現在要講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反過來講，那時的反冒進，是一種資產階級的什麽性？狂熱？資產階級它不狂熱，是冷冷清清淒淒慘慘切切的泄氣性，悲觀性了；我們那個時候不戴帽子，因為這些同誌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會主義；那些同誌是要搞社會主義，沒經驗，一點風吹草動，就以為冒了，於是，反冒進。（講到這裏，偏過頭來對坐在旁邊的周恩來說）總理，你那次反冒進，這回站住腳了，幹勁很大、極大，是個樂觀主義了。因為受過那次教訓，相信陳雲同誌來了，他也會站住腳的。那次批周、陳的人，一部分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點那個味道，沒有那麽深，但是也相當深，就是不講冒進了。不講反冒進，可是有反冒進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麵，這都是仔細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這回是資產階級動搖性，或降一等，小資產階級動搖性，是右的性質，往往是受資產階級影響，是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壓力之下，右起來的。
一個高級社（現在叫生產隊）一條錯誤，七十幾萬個生產隊，七十幾萬條錯誤；要登報，一年登到頭也登不完。這樣結果如何？國家必垮台。就是帝國主義不來，人民也要起來革命，把我們這些人統統打倒。辦一張專講壞話的報紙，不要說一年，一個星期也會滅亡的，大家無心工作了。馬克思講，莫說一年，就是幾個星期停止工作，人類也要滅亡的。隻要你登七十萬條，專登壞事，那還不滅亡嗬！不要等美國、蔣介石來，我們國家就滅亡了，這個國家應該滅亡，因為那就不是無產階級黨了，而是資產階級黨了，章伯鈞的設計院了。當然在座的沒有人這樣主張，我這是誇大其詞。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是會跟我走的。
我勸一部分同誌，講話的方向問題要注意，講話的內容，我看基本是正確的，部分不妥。列寧講，要別人堅定，首先自己要堅定；要別人不動搖，首先自己要不動搖；這又是一次教訓。這些同誌現在據我看，他們還不是右派，是中間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講的左派，是不加引號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馬克思主義者。我所講的方向，是因為一些人碰了釘子，頭破血流，憂心如焚，站不住腳，動搖了，就站到中間去了。究竟中間偏左偏右，還要分析，我現在還沒有想清楚。他們重複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上半年犯錯誤的同誌的道路，他們不是右派，但他們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去了。我那時講，你們自己把自己拋到離右派三十公裏，接近三十公裏了，因為右派很歡迎這種論調，右派一定歡迎，不歡迎才怪，距離右派不過還有三十公裏。這種同誌采取邊緣政策，相當危險。我這些話是在大庭廣眾當中講的，有些傷人。但現在不講。對這些同誌不利。
▲▲我出的題目中加一個題目，本來十八個題目，加一個團結問題。還是單獨寫一段，拿著團結的旗子：人民的團結、民族的團結、黨的團結。我不講，對這些同誌是有益處還是有害？我看有害，還是要講。我們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第一方麵的人要聽人家講，第二方麵的人也要聽人家講，兩方麵的人都要聽人家講。我說還是要講嘛，一條是要講，一條是要聽人家講。為什麽隻有你講得、我講不得？別人講不得？但是我勸許多人不忙講，硬著頭皮頂住。我不忙講，也硬著頭皮頂住。我為什麽現在不硬著頭皮頂了呢？頂了二十天，快散會了，索性開到月底。馬歇爾八上廬山、蔣介石三上廬山，我們一上廬山，為什麽不可以？有此權利。
▲▲食堂問題：食堂是個好東西，未可厚非。我讚成積極辦好，讚成那些原則，自願參加，糧食到戶，節約歸己。如果能在全國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滿意了。我是講全國範圍。我這一講，吳芝圃就很緊張，生怕把你那個食堂搞掉。還有一個四川、一個雲南，一個貴州，一個湖北，還有一個上海（上海有十一個縣），90％以上還在食堂裏。試試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個階段嗎：“一邊站，試試看，拚命幹，死了算。”有沒有這四句話？我是個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試試看。1／3人口對五億農民來說，多少人？一億五千萬，堅持下去就了不起了，開天辟地了。第二個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幾個河南、四川、湖北、雲南、上海等等，那麽，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麵取得經驗，有些散了，還得恢複。《紅旗》登的一個食堂，敗而複成，這篇是我推薦的。食堂並不是我們發明的，是群眾創造的。並不是公社發明的，是合作社發明的。湖北有個京山縣，京山縣有一個合作社，那個合作社就辦了個食堂。河北一九五六年就有辦的，一九五八年搞得很快。曾希聖說，食堂節省勞力。我看還節省物資，包括糧食油鹽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沒有後麵這一條，就不能持久。可否辦到？可以辦到。我建議河南同誌把一套機械化搞起來，如用自來水，不用人挑水。這樣可以節省勞力，還可以節省物資，節省糧食。我跟你們談，你們說可以嘛。現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處。總司令，我讚成你的說法，但又跟你有區別。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中間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個右派出來了：一個科學院調查組，到河北昌黎縣，講得食堂一蹋糊塗，沒有一點好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學那個宋玉的辦法，寫《登徒子好色賦》（接著就講這個故事的原委）。我講食堂，走了題了。科學院的調查，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食堂哪沒有缺點。無論什麽事都有缺點。無論什麽人都有缺點。孔夫子也有錯誤。我看到列寧的手稿，改得一蹋糊塗，沒有錯誤，為什麽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維持，可以多一些，再試試看，試它一年、二年，估計可以辦得下去的。人民公社會不會垮台？我看現在這樣大風大浪裏頭，沒有垮一個，將來準備垮一半，還有一半；垮七分，還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辦得不好，一定要垮。共產黨要做工作。辦好公社，辦好一切事業，辦好農業，辦好工業，辦好交通運輸，辦好商業，辦好文化教育。
▲▲許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說黨不管黨嗎？計委是計劃機關，現在卻不管計劃。還有各個部，還有地方，一個時期不管計劃，就是不管綜合平衡。不要比例，這一條沒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諒，計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會議後不管了，名曰計劃指標，等於不要計劃。所謂不管計劃，就是不要綜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鐵、多少運力。煤鐵不能自己走路，要車馬運。這點真沒有料到。我這樣的人，總理、少奇同誌這樣的人，根本沒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開脫自己，我又不是計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我同大多數常委同誌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頭去了，對建設這一條沒有認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樓時講過，不要寫“英明領導”，根本沒有領導，哪來什麽英明呢？
看了許多討論發言，鐵還可以煉，浪費是有一些，要提高質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琉量，為真正好鐵奮鬥。共產黨員有個辦法叫做抓。共產主義者的手，一抓就抓起來了。鋼鐵要抓；農林牧副漁，糧棉油麻絲茶糖藥煙果鹽雜，農中有十二項，要抓。要綜合平衡，不能每一個縣都一個模子，有些地方不長茶，不長甘蔗，要因地製宜，不能到回民地區買賣豬。黨不管黨；計委不管計劃，不管綜平衡，根本不管，不著急。總理著急。無一股熱氣，神氣，辦不好事。李逵太急一點，列寧熱情磅薄，可以感染群眾，實在好，群眾很歡迎。
▲▲有話就要講，口將言而囁嚅，無非是各種顧慮，這個我看要改，有話就要講。上半個月顧慮甚多，現在展開了，有話講出來，記錄為證，口說無憑，立此存照。有話就講出來嘛，你們抓住，就整我嘛。成都會議上我說過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麽要緊。還講過幾條，甚至說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殺頭，不要怕開除黨籍。一個共產黨員，高級幹部，那麽多的顧慮，有些人就是怕講得不妥挨整。這叫明哲保身，叫作什麽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我今天要闖禍，禍從口出嘛。兩部分人都不高興：一部分是觸不得的，聽不得壞話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險的。不讚成，你們就駁。你們不駁，是你們的責任，我交代了，要你們駁，你們又不駁。說我是主席不能駁，我看不對，事實上紛紛在駁，不過不指名就是。江西黨校那些意見是駁誰嗬？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有兩條罪狀：一是，一千零七萬噸鋼，是我下的決心，建議是我提的。結果九千萬人上陣，補貼四十億，得不償失。第二個，人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有推廣之權。北戴河決議也是我建議寫的。我去河南調查時，發現碴岈山這個典型，得了衛星公社的一個章程，如獲至寶。你講我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是有一點，不然為什麽如獲至寶呢？要上《紅旗》雜誌呢？我在山東，一個記者問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說“好”，他就登了報。這個沒關係，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議要作決議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你們讚成了，也分點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對，蘇聯也反對。中國也不是沒有人反對，照江西黨校這樣看，人民公社還有什麽意思。還有個總路線，是虛的，實的見之於農業、工業。至於其他一些大炮，別人也要分擔一點。你們放大炮也相當多，如譚老板（譚震林），放的不準，心血來潮，不謹慎。關於共產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講起，江蘇、浙江的記錄傳的快，說話把握不大，要謹慎一點。你說我不放大炮嗎？我也放了三個：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煉鋼鐵；一個總路線。彭德懷同誌講的，張飛粗中有細，他說他粗中無細；我說我也是張飛，粗中有點細。公社我講集體所有製、到全民所有製要有個過程。當然那個過程，現在看起來，可能過於短了一點，我講大體兩個五年計劃。要進到全民所有製，現在看來，可能要大大的延長，不是兩個五年計劃，而是二十個五年計劃也難說。要那麽久？還是不要那麽久？
要快之事，馬克思也犯過不少錯誤。我搬出馬克思來，使同誌們得到一點安慰。這個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見形勢來了就說歐洲革命來了，無產階級革命來了，後頭又沒有來；過一陣又說要來，又沒有來。總之，反反複複。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寧時代才來。那還不是急性病？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馬克思也有嗬！（劉少奇插話：列寧也有，講世界革命很快就要來了。）世界革命，那個時候他希望世界革命來援助，他也搞和平民主新階段，後頭不行了，搞出一個一國可以建設社會主義，澤和在以前也講過吧？（劉：是一國可以勝利，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沒有講。）一國可以勝利，到這個時候，不建怎麽辦？隻有一國。（劉：依靠自己本國的農民可以建成社會主義。）依靠農民。巴黎公社起義之前，馬克思反對。季諾維也夫反對十月革命，這兩者是不是一樣？季諾維也夫後來開除黨籍，殺了頭。馬克思是否還要殺頭？巴黎公社起義爆發之後，馬克思就讚成了，但他估計會失敗。他看出這是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哪怕隻存在三個月也好。要講經濟核算的話，劃不來。我們還有廣州公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等等。我們現在的經濟工作，是否會像一九二七年那樣失敗？像萬裏長征那樣，大部分根據地喪失，紅軍和黨都縮小到十分之一，或者還不到？我看不能這樣講。大家也是這麽個意見，參加廬山會議的同誌都豪無例外地說有所得，沒有完全失敗。是否大部分失敗了？我看也不能講。大部分沒有失敗，一部分失敗了。就是所謂多付了代價、多用點勞力、多付一點錢、刮了一次“共產風”，可是全國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現在要研究政治經濟學，過去誰人去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我就不讀。斯大林的書（按指《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我讀了一遍，根本沒有味道。那個時候搞革命，搞什麽社會主義經濟。唉，一到鄭州，我就讀了兩遍，我就講學，就有資格講學了，不過剛剛在火車上讀了兩遍，我講了兩章，沒有造謠吧！現在不夠，現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們的事業不能發展、不能夠鞏固，不能夠前進。
▲▲如果講到責任，責任在李富春、責任在王鶴壽，其他部長多多少少有點責任；農業部有責任，譚老板有責任。主要責任應當說在我身上。過去說別人，現在別人說我，應該說我。過去說周恩來、陳雲同誌，現在說我，實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沒有辦。你們看，‘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後，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後的。一個大煉鋼鐵，一個人民公社。大躍進的發明權是我，還是柯老？我同柯慶施談過一次話，我說還是我。你那個屬於意識形態，你有沒有責任？（按：柯曾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上海黨代會作過一個長篇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內容重提多快好省，要十五年趕超英國，具有鼓足幹勁、力爭上遊的“大躍進”精神，極為毛澤東讚賞，成為南寧會議的先聲。）鋼鐵你要搞六百萬噸，（按：一九五八年六月華東計劃會議，確定華東一九五九年鋼鐵指標為六百萬噸，引起一九五九年指標全麵高漲，也影響到五八年鋼鐵指標的變化），我要搞（全國）一千零七十萬噸。北戴河會議公報，薄一波建議，也覺得可行。從此闖下大禍，九千萬人上陣。始作俑者是我，應該絕子絕孫。‘補貼四十億’、‘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償失’、‘得失相當’等等說法，即由此而來。我勸同誌們，自己有責任的，統統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講，也不要往少講，都吐出來。無非拉屎嘛，有屎拉出來，有屁放出來，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講別的，因為還要睡覺。你們要繼續開會就開，我就不開了。講了好久？不到兩個鍾頭嘛。散會！
（三）、毛澤東在1958年第一次鄭州會議上的部分談話
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1]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一、許多人避而不談商品和商業問題，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產主義似的。人民公社必須生產適宜於交換的社會主義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個人的工資。在生活資料方麵，必須發展社會主義的商業；並且利用價值法則的形式，在過渡時期內作為經濟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現在我們的經濟學家不喜歡經濟學，蘇聯也是這樣，認為誰說到價值法則誰就不名譽似的，表現在雅羅申柯寫的一封信上。這些人不讚成商品生產，以為蘇聯已經是共產主義了，實際上還差得很遠。我們搞社會主義隻有幾年，則差得更遠。
列寧曾經大力提倡發展商業，因為蘇聯那時城鄉商品流通有斷流的危險。我們在一九五○年也曾有過這種危險。現在運輸情況不好，出現半斷流的狀態。我看要向兩方麵發展:一是擴大調撥，一是擴大商品生產。不如此，就不能發工資，不能提高生活。
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謊報，不要把別人的豬報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麥子報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億斤糧食，最多是七千四百億斤，把七千四百億斤當數，其餘一千六百億斤當作謊報，比較妥當。人民是騙不了的。過去的戰報，謊報戰績隻能欺騙人民，欺騙不了敵人，敵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師縣原想瞞產，以多報少，也有的以少報多。《人民日報》最好要冷靜一點。要把解決工作方法問題，當成重點，黨的領導，群眾路線，實事求是。
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要再看一遍。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幹部要研究一下，都要研究這本書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過去看，不感興趣，現在不同了。這三章中有許多值得注意的東西，也有一些寫得不妥當，再有一些他自己也沒有搞清楚。
第二章、第三章，講商品和價值法則，你們有什麽看法?我相當讚成其中的許多觀點，把這些問題講清楚很有必要。斯大林認為在蘇聯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在我們國家就不同，生產資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產資料是商品，我們把農業機械賣給合作社。
進入共產主義要有步驟。我們向兩方麵擴大:一方麵發展自給性的生產，一方麵發展商品生產。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在這方麵，斯大林講了許多理由。商品生產有沒有消極方麵呢?有就限製它嘛!
我國是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國家，比印度、巴西還落後。印度的鐵路、紡織比中國發達。去年我們生產糧食三千七百億斤，其中三百億斤作為公糧，五百億斤作為商品賣給國家，兩項合起來商品糧還不到糧食總產量的四分之一。糧食以外的經濟作物也很不發達，例如茶、絲、麻、煙都沒有恢複到曆史上的最高產量。需要有一個發展商品生產的階段，否則公社發不出工資。例如河北省分三種縣，一種隻夠吃飯，一種需要救濟，一種除吃飯外還能發點工資。發工資又分幾種情況，有的隻能發幾角錢。因此，每個公社在生產糧食以外還要發展能賣錢的東西，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須肯定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有積極作用。調撥的產品隻是一部分，多數產品是通過買賣進行商品交換。
現在有一種偏向，好像共產主義越快越好。實現共產主義是要有步驟的。山東範縣提出兩年實現共產主義，要派人去調查一下。現在有些人總是想在三五年內搞成共產主義。
二、大躍進把有些人搞得糊裏糊塗，到處都是詩。有人說“詩無達詁”，這是不對的。詩有達詁，達即是通達，詁即是確鑿。
睡不著覺，想說一點。試圖搬斯大林，繼續對一些同誌作說服工作。我自以為是正確的，如果對立麵的同誌正確，那我服從。
現在仍然是農民問題。有些同誌忽然把農民看得很高，以為農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農民甚至比工人階級還高，是老大哥了。農村在有些方麵走在前麵，這是現象，不是本質。有人以為中國的無產階級在農村，好像農民是無產者，工人是小資產階級。這樣看，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有的同誌讀馬克思主義教科書時是馬克思主義者，一碰到實際問題就要打折扣。這一股風，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人。至於群眾，也有些昏昏沉沉。於是謹慎小心，避開使用還有積極意義的資本主義範疇——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第三十六條[2]的寫法就是證據，盡量用不明顯的詞句，來蒙混過關，以便顯得農民進入共產主義了。這是對馬克思主義不徹底、不嚴肅的態度。這是關係到幾億農民的事。斯大林說不能剝奪農民。我國人民公社，不但種子，還有肥料、產品，所有權在農民。國家不給它東西，不進行等價交換，它的產品也不會給你。是輕率地還是謹慎地對待這個問題好呢?修武縣縣委書記，不敢宣布公社是全民所有製。他第一條是怕有災荒，農業減產了，發不了工資，而國家又不能包下來，不能給補貼；第二條是怕豐產了，國家把糧食調走。這個同誌是想事情的，不冒失。我們沒有宣布土地國有，而是宣布土地、種子、牲畜、大小農具社有。這一段時期內，隻有經過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才能引導農民發展生產，進入全民所有製。
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要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是不認識五億農民的問題。在社會主義時期，應當利用商品生產來團結幾億農民。我以為有了人民公社以後，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更要發展，要有計劃地大大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例如畜產品、大豆、黃麻、腸衣、果木、皮毛。現在有人傾向不要商業了，至少有幾十萬人不要商業了。這個觀點是錯誤的，這是違背客觀法則的。把陝西的核桃拿來吃了，一個錢不給，陝西的農民肯幹嗎?把七裏營[3]的棉花無代價地調出來，會馬上打破腦袋。這是不認識五億農民，不懂得無產階級對農民應該采取什麽態度。恩格斯曾經說過，“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4]產品在舊社會對人是有控製作用的。斯大林對恩格斯的這個公式所作的分析是對的，斯大林說:“恩格斯在他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產資料收歸國有，而是把一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即不僅把工業中的生產資料，而且也把農業中的生產資料都轉歸全民所有。”“恩格斯認為，在這樣的國家中，在把一切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同時，還應該消除商品生產。”[5]現在我們的全民所有是一小部分，隻占有生產資料和社會產品的一小部分。隻有把一切生產資料都占有了，才能廢除商業。我們的經濟學家似乎沒有懂得這一點。
斯大林說，有一種“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應當剝奪農村的中小生產者。[6]我國也有這種人。有些同誌急於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廢除商業，實行產品調撥，這就是剝奪農民，隻會使台灣高興。我們在一九五四年犯過點錯誤，征購糧食太多了，全體農民反對我們，人人說糧食，戶戶談統購，這也是“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不知道農民手裏到底有多少糧。這還是征購，隻是過頭了一點，農民就反對。曾經有過這種經驗，犯過這種錯誤，後來我們就減下來了，決定隻征購八百三十億斤。現在農民的勞動，同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種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一樣是他們自己所有的，因此有產品所有權。不知道什麽道理，我們的哲學家、經濟學家顯然把這些問題忘記了。忘記了這一點，我們就有脫離農民的危險。
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為什麽怕商品生產?無非是怕資本主義。現在是國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資本主義，怕商品生產做什麽?不要怕，我看要大大發展商品生產。我國還有沒有資本家剝削工人?沒有了，為什麽還怕呢?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產，斯大林的話完全正確，他說:“決不能把商品生產看作是某種不依賴周圍經濟條件而獨立自在的東西。”[7]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麽經濟製度相聯係，同資本主義製度相聯係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製度相聯係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商品生產從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當時已經有了商品生產的意思。把紂王、秦始皇、曹操[8]看作壞人是完全錯誤的。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紂王伐徐州之夷，打了勝仗，隻是損失太大，俘虜太多，消化不了，以致亡了國。說什麽“血流漂杵”[9]，紂王殘暴極了，這是《書經》中誇張的說法。所以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10]在奴隸時代商品生產並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斯大林說，商品生產“替封建製度服務過，可是，雖然它為資本主義生產準備了若幹條件，卻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11]斯大林的這一說法不很準確，應該說:封建社會這個母胎中已經孕育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一九四九年七屆二中全會[12]上，我的報告中就說到限製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問題，對資本主義經濟成分不是漫無限製地任其泛濫。從一九五○年開始，我們讓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發展了六年之久，但同時已經實行加工訂貨、統購包銷、公私合營，對資本主義經濟成分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到一九五六年，他們實際上空手過來了，斯大林所說的“一些決定性的經濟條件”[13]，我們已經完全有了。斯大林說:“試問，為什麽商品生產就不能在一定時期內同樣地為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服務而並不引導到資本主義呢?”[14]這句話很重要。已經把鬼吃了，還怕鬼?不要怕，不會引導到資本主義，因為已經沒有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商品生產可以乖乖地為社會主義服務，把五億農民引導到全民所有製。商品生產是不是有利的工具?應當肯定說:是。為了五億農民，應當充分利用這個工具發展社會主義生產。要把這個問題提到幹部中進行討論。
勞動、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統統是農民的，是人民公社集體所有的，因此產品也是公社所有。他們隻願意用他們生產的產品交換他們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換以外的辦法拿走公社的產品，他們都不接受。我們不要以為中國農民特別進步。修武縣縣委書記的想法是完全正確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產主義者要考慮的。必須在產品充分發展之後，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趨於消失。同誌們，我們建國才九年就急著不要商品，這是不現實的。隻有當國家有權支配一切產品的時候，才可能使商品經濟成為不必要而消失。隻要存在兩種所有製，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就是極其必要、極其有用的。河南提出四年過渡到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太多”了，不要急於在四年搞成。不要以為四年之後河南的農民就會同鄭州的工人一樣，這是不可能的。我們搞革命戰爭用了二十二年，曾經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勝利。搞社會主義沒有耐心怎麽行?沒有耐心是不行的。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四）、被收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的被刪去了最精彩的第二、三、六部分的
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1]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一)從寫文章談起。中央十二個部的同誌寫了十二個報告，要議一議，作些修改。文章寫得好，看了很高興。路線還是那個路線，精神還是那個精神，就是所提指標和根據要切實研究一下。報告中提出的一些指標根據不充分，隻講可能，沒有講根據，各部需要補充根據。比如，講十年達到四億噸鋼是可能的，為什麽是可能的，就說得不充分。要搞得更紮實些。中央委員都要看一看，還可以發給十八個重點企業的黨委書記、廠長，讓他們都看一下，使他們有全局觀點。有的文章修改以後甚至可以在報上發表，讓人民知道，這沒有什麽秘密。我說要壓縮空氣，不是減少空氣。物質不滅，空氣還是那樣多，隻不過壓縮一下而已，成為液體或者固體狀態。
報告總要有充分根據。要再搞得清楚一些，說明什麽時候可以過關。比如，鋼鐵的兩頭設備——采礦和軋鋼沒有過關，究竟什麽時候可以過關?是否明年三月、四月、五月?為什麽那時候可以過關?要說出個理由和根據。又比如，機械配套為什麽配不起來，究竟什麽時候配得起來，有什麽根據?要與二把手商量一下。再比如，洋爐子可以吃土鐵，有什麽根據，什麽時候、用什麽辦法解決?還有電力不足怎樣辦?現在找到了一條出路，就是自建自備電廠。工廠、礦山、機關、學校、部隊都自己搞電站，水、火、風、沼氣都利用起來，解決了不少問題。這是東北搞出來的名堂。各地是否采取同樣辦法?能解決多少?在座的如果沒有電力，一切事情都搞不成。
如何解決呢?是不是議論兩三天後，再動手修改文件，補充根據，主要要求確實可靠，指標要改一下。
(四)作假問題。鄭州會議[2]提出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3]初稿，現在要搞成指示，作假問題要專搞一條，不要同工作方法寫在一起，否則人家不注意。現在橫豎要放“衛星”，爭名譽，就造假。有一個公社，自己隻有一百頭豬，為了應付參觀，借來了二百頭大豬，參觀後又送回去。有一百頭就是一百頭，沒有就是沒有，搞假幹什麽?過去打仗發捷報，講俘虜多少、繳獲多少，也有這樣的事，虛報戰績，以壯聲勢，老百姓看了舒服，敵人看了好笑，欺騙不了的。後來我們反對這樣做，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實，才不敢作假了。其實，就都那麽老實嗎?人心不齊，我看還是有點假的，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麽老實。建議跟縣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切實談一下，要老老實實，不要作假。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比如掃盲，說什麽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綠化，年年化，年年沒有化，越化越見不到樹。說消滅了四害，是“四無”村，實際上是“四有”村。上麵規定的任務，他總說完成了，沒有完成就造假。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麵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如果樣樣都不相信，那就變成機會主義了。群眾確實做出了成績，為什麽要抹煞群眾的成績，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錯誤。比如一千一百萬噸鋼，你說一萬噸也沒有，那當然不對了，但是真有那麽多嗎?又比如糧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億斤，今年先說九千億斤，後來又壓到七千五百億斤到八千億斤，這是否靠得住?我看七千五百億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
搞評比，結果就造假；不評比，那就不競賽了。要訂個競賽辦法，要檢驗，要組織驗收委員會，像出口物資那樣，不合規格不行。經濟事業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實際越科學，這跟做詩不一樣，要懂得做詩和辦經濟事業的區別。“端起巢湖當水瓢”，這是詩，我沒有端過，大概你們安徽人端過。巢湖怎麽端得起來?即使檢查了，也還要估計到裏頭還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來，人家開了會，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這三級都懂得這個問題，有個清醒頭腦，打個折扣。三七開，十分中打個三分假，可不可以?這樣是否對成績估計不足，對幹部、群眾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要估計到至少不少於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種是值得高興的造假。比如瞞產，幹部要多報，老百姓要瞞產，這是個矛盾。瞞產有好處，有些地方報多了，上麵就調得多，留給它的就沒有多少了，吃了虧。再有一種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對付主觀主義、強迫命令的。中南海有個下放幹部寫信回來說，他所在的那個公社規定要拔掉三百畝包穀，改種紅薯，每畝紅薯要種一百五十萬株，而當時包穀已經長到人頭那麽高了，群眾覺得可惜，隻拔了三十畝，但上報說拔了三百畝。這種造假是好的。王任重[4]說，他的家鄉河北某地，過春節時，要大家澆麥子，不讓休息，老百姓有什麽辦法，隻得作假。夜間在地裏點上燈籠，人實際上在家裏休息，幹部看見遍地燈光，以為大家沒有休息。湖北有一個縣，要群眾日夜苦戰，夜間不睡覺。但群眾要睡覺，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見幹部來了，大家起來哄弄哄弄，幹部走了又睡覺。這也是好的造假。總之，一要幹部有清醒頭腦，一要對他們進行教育，不要受騙，不要強迫命令。不然，人家起來放哨怎麽辦?現在有種空氣，隻講成績，不講缺點，有缺點就臉上無光，講實話沒有人聽，造假，講得多，有光彩。講牛尾巴長在屁股後麵，沒有人聽，講長在頭上，就是新聞了。要進行教育，講清楚，要老老實實，幾年之內能做到就好。我看經過若幹年，上了軌道，就可以比較踏實。
(五)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當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飯的，這是科學，不能破除。張良[5]辟穀，但他吃肉。現在，不放手讓群眾吃飯，大概是產量報多了。人是要睡覺的，這也是科學。動物總是要休息，細菌也要休息，人的心髒一分鍾跳七十二次，一天跳十萬多次。一要吃飯，二要睡覺，破除了這兩條，就不好辦事，就要死人。此外，還有不少的東西被當作迷信在那裏破除。人去壓迫自然界，拿生產工具作用於生產對象，自然界這個對象要作抵抗，反作用一下，這是一條科學。人在地上走路，地就有個反抗，如果沒有抵抗，就不能走路。草地不大抵抗，就不好走路；拌泥田不抵抗，陷進去就拔不出來，這種田要摻沙土。自然界有抵抗力，這是一條科學。你不承認，它就要把你整死。破除迷信以來，效力極大，敢想敢說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過分了，把科學真理也破了。比如說，連睡覺也不要了，說睡覺一小時就夠了。方針是破除迷信，但科學是不能破的。
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護。資產階級法權隻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風五氣，等級過分懸殊，老爺態度，貓鼠關係，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徹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資等級，上下級關係，國家一定的強製，還不能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有一部分在社會主義時代是有用的，必須保護，使之為社會主義服務。把它打得體無完膚，會有一天我們要陷於被動，要承認錯誤，向有用的資產階級法權道歉。因此要有分析，分清哪些有用，哪些要破除。鑒於蘇聯對於資產階級法權應破者沒有破，秩序相當凝固，我們應當應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護。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為講話記錄稿刊印（被刪去了最精彩的第二、三部分，多麽值得回味）
注釋： [1]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毛澤東於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在會上作了講話。二十三日的講話共有七個部分，本篇節選其中第一、第四、第五部分。 [2]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澤東在鄭州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地方負責人參加的會議，也稱第一次鄭州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批評了急於想使人民公社由集體所有製過渡到全民所有製、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以及企圖廢除商品生產等錯誤主張。
（五）、黨內通信(1)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
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同誌們:
我到武昌已經五天，看了湖北六級幹部大會的材料，同時收到一些省、市、區的材料，覺得有一個問題需要同你們商量一下。河南文件[1]已經送給你們，那裏主張以生產大隊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和分配單位。我在鄭州就收到湖北省委三月八日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製問題和糧食問題的規定[2]，其中主張“堅決以原來的高級社即現在的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原高級社已經分為若幹生產隊的，應該合為一個基本核算單位，不得再分。少數原高級社規模很小，經濟條件大體相同，已經合為一個生產隊的，隻要是這些社的幹部和社員願意合為一個基本核算單位，可以經過公社黨委審查決定，並報縣委批準。”我到武昌，即找周小舟[3]同誌來此，和王任重[4]同誌一起，談了一下。我問小舟，你們讚成河南辦法，還是讚成湖北辦法?他說，他們讚成河南辦法，即以生產大隊(管理區)為基本核算單位。因為他們那裏一個生產大隊大體上隻管六個生產隊。而這六個生產隊，大體上是由三個原來的高級社劃成的，即一個社分為兩個隊。後來又收到廣東省委三月十一日報告，他們主張實行“三定五放”[5]。“三定”中的頭一定“是定基本核算單位，一律以原來的高級社(廣東全省原有二萬三千個高級社，平均每社三百二十戶左右)為基礎，有些即大體相當於現在的生產隊(或大隊)，有些在公社化後分成二、三個生產隊的，可以立即合並，成為一個新的隊，作為基本核算單位。原有的高級社如果過小，一個自然村有幾個社的，及雖不在一個村，而經濟條件懸殊不大，經群眾同意，也可以合並，作為社的基本核算單位”。這樣，河南、湖南兩省均主張以生產大隊(管理區)為基本核算單位，湖北、廣東兩省均主張以生產隊即原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究竟哪一種主張較好呢?或者二者可以並行呢?據王任重同誌說，湖北大會這幾天正辯論這個問題，兩派意見鬥爭激烈。大體上，縣委、公社黨委、大隊(管理區)多主張以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生產隊(即原高級社)支書絕大多數或者全體主張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我感覺這個問題關係重大，關係到三千多萬生產隊長小隊長等基層幹部和幾億農民的直接利益問題，采取河南、湖南的辦法，一定要得到基層幹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們覺得勉強，則寧可采用生產隊即原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不致使我們脫離群眾，而在目前這個時期脫離群眾，是很危險的，今年的生產將不能達到目的。河南雖然已經作了決定，但是，仍請省委同誌在目前正在召開的縣的四級幹部會議上征求基層幹部意見，如果他們同意省的決定，就照那樣辦，否則不妨改一改。《鄭州會議記錄》[6]上所謂“隊為基礎”，指的是生產隊，即原高級社，而不是生產大隊(管理區)。總之，要按照群眾意見辦事。無論什麽辦法，隻有適合群眾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則終久是行不通的。究竟如何辦，請你們酌定。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於武昌。
根據手稿刊印。
注釋 ：[1]指《中共河南省委關於人民公社的管理體製和若幹政策的規定》（草稿）和《中共河南省委六級幹部會議總結提綱》（草稿）。 [2]指中共湖北省委一九五九年三月八日《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製和若幹具體政策問題的決議（草案）》。 [3]周小舟（一九一二——一九六六），湖南湘潭人。當時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 [4]王任重（一九一七——一九九二），河北景縣人。當時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 [5]“三定五放”，是中共廣東省委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一日關於貫徹鄭州會議決議的情況給中央並毛澤東的報告中提出的。 [6]這個記錄是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鄭州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形成並下發的。記錄共三部分：（一）《鄭州會議紀要》；（二）毛澤東在會議上的講話；（三）《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製的若幹規定（草案）》。
（六）、黨內通信(2)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
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同誌們:
關於縣和公社的會議問題。
各省、市、區六級幹部大會即將結束，是否應開縣的四級或五級幹部大會呢?我的意見應當開，並且應當大張旗鼓地開，隻是一律不要登報。河南各縣正在開四級幹部大會，開得很熱鬧，很有益。河南省級負責同誌正在直接領導幾個縣，以其經驗指導各縣。湖北、廣東、江蘇，均已布置全省各縣一律開會。江蘇省的江陰縣委，已經布置開萬人大會。河南有兩個縣是萬人大會，多數縣是四五千人的。我建議縣應召開五級幹部大會，即縣委一級，公社黨委一級，生產大隊(或管理區)一級，生產隊(即原高級社)一級，生產小隊(即生產組，又稱作業組)一級，每級都要有代表參加，使公社的所有小隊長、所有支部書記和生產隊長，所有管理區的總支書記和生產大隊長以及公社一級的若幹幹部都參加會議。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觀潮派算賬派的人參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員中的積極分子，也可以找少數人到會。使所有這些人，都聽到縣委第一書記的講話，因為他的講話，比一般公社第一書記的水平要高些。然後展開討論，言者無罪，大放大鳴，有幾天時間，將思想統一起來。要使三種對立麵在會上交鋒:一種，基層幹部與他們上級(公社和縣)之間交鋒；一種，思想不通的人與思想已通的人之間交鋒；一種，十分之一的觀潮派算賬派(有許多被認為觀潮派算賬派的人，其實並不是觀潮派算賬派，他們被人看錯了)與十分之九的正麵人物之間交鋒。辯論有三天至四天時間就夠了。然後，再以三天至四天時間解決具體問題，共有七八天時間就很夠了。縣的五級大會一定會比省的六級大會開得更生動，更活躍。要告訴公社黨委第一書記和縣委第一書記如何做工作。在會中，專門召集這些同誌講一次，使他們從過去幾個月中因為某些措施失當，吹“共產風”，一平二調三收款[1]，暫時脫離了群眾，這樣一個尖銳的教訓中，得到經驗。以後要善於想問題，善於做工作，就可以與群眾打成一片。應當討論除公社、管理區(即生產大隊)、生產隊(即原高級社)三級所有、三級管理、三級核算之外，生產小隊(生產小組或作業組)的部分所有製的問題，這個問題是王任重、陶魯笳[2]兩位同誌提出來的。我認為有理，值得討論。縣的大會在三月下旬即可完結，四月一個整月可以不開公社的代表大會了，忙一個月生產，開些小會，解決些具體問題，由各生產隊在工作餘暇，召開黨員大會，再開群眾大會，形成全民討論。因為每個公社都有幾百人在縣裏開過會了，問題已講透了，可以直接進行工暇全民討論。湖北已有些縣在進行全民討論。到五月間，全國各公社抽出三天時間(三天盡夠了)，開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員代表大會，代表要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正麵的、反麵的(不要地富反壞，但要有富裕中農)，討論一些問題，選舉公社管理委員會。這種代表大會，建議一年開四次，每次一天，二天，至多三天。公社第一書記要學會善於領導這種會議。我們的公社黨委書記同誌們，一定要每日每時關心群眾利益，時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群眾的迫切要求。凡是違背這兩條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敗。縣委和地委都要注意加強公社的領導，要派政治上強的同誌，去幫助政治上較弱的公社同誌。地委要注意派人幫助領導較弱的縣委。縣和公社都要注意加強作為基本核算單位的生產隊(一般是原來高級社)的領導骨幹。以上隻是當作建議，究竟如何處理較為適宜，請你們考慮決定，迅即施行。縣開會時，公社各級都要留人領導生產，或交替到會，不誤農時。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上午七時，於武昌。
根據手稿刊印。
注釋 ：[1]一平二調是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共產風”的主要表現，即：在公社範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縣、社兩級無償調走生產隊（包括社員個人）的某些財物。三收款，指銀行將過去發放給農村的貸款統統收回。
（七）、黨內通信(3)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誌們:
我想和同誌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於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隻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隻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農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麵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隻給下麵參考。此外，上麵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幹，閑時半幹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麵積要多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隻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後年、大後年這四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試驗，加以改進，試製新式農具。試製成功，在田裏實驗，確實有效，然後才能成批製造，加以推廣。提到機械化，用機械製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1]，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麵壓出來的。上麵“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麵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誌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麽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認識。
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裏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刊印。
附一則小評論
彭德懷的信寫給毛澤東後，毛澤東把此信印發給大會，作為討論時的一個意見參考。此時，“一方”認為，彭德懷是在私下告他們的禦狀，所以在以後幾天的毛澤東沒有參加的討論中(7月16日-22日)，對彭德懷抓住不放，抨擊激烈，彭德懷便與很多人打了起來，並有幾次把毛澤東吵醒；彭德懷則認為，自己本想私下交好一下毛澤東，但毛澤東卻把其信公開化了，揭了自己的老底，所以對毛澤東很是惱羞成怒。
毛澤東很清楚這封信不是衝自己來的。因為剛被提為國防部長的彭德懷是清楚毛澤東在大躍進的前一個階段(1958年9月份前)，把主要精力傾注到了軍事、外交、民族團結問題和思想、文化建設等方麵，其中當時很緊張的一塊就是對美、對蘇、對台政策，支持阿拉伯人民的獨立運動，金門炮擊、西藏平叛等，有許多彭德懷是參與了的，而經濟工作主要是少奇同誌抓的。並且毛澤東對左傾錯誤的發現、反擊也最早、最堅決。如，為了下大力氣對某些人的“左”傾錯誤進行糾正，自1958年11月至1959年3月連續召開了第一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海會議等一係列會議，以及不得不於1959年3月9日、3月15日、3月17日、4月29日連續寫下多封《黨內通信》等，有幾個會議彭德懷是參加了的。這從彭德懷信中的“雖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經提示全黨要把衝天幹勁和科學分析結合起來，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看來是沒有為多數領導同誌所領會...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搶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風”，“往往把戰略性的布局和具體措施，長遠性的方針和當前步驟、全體與局部、大集體與小集體等關係混淆起來。如主席提出的...等號召，都是屬於戰略性、長遠性的方針，而現在定的指標則逐級提高，層層加碼，把本來需要幾年或者十幾年才能達到的要求，變成一年或者幾個月就要做到的指標，脫離了實際，得不到群眾的支持。諸如...”等等中就可反映出來。
從彭德懷的信所反映的問題來看，此信的確是沒有什麽新的東西。信中提到的問題，都是毛澤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海會議上多次指出並大力糾正的，也是本次廬山會議所著力解決的（祥細情況可查毛澤東在這些會議上的講話和會議記載），此時並已形成了《中央關於在大中城市郊區發展副食品生產的指示》、《關於一九五九至一九六零年度糧食分配和糧食收支計劃調整意見的報告》、《關於肥豬收購和農村食油供應問題的幾項通知》、《關於貫徹執行一九五九年基本建設計劃調整方案的報告（草稿）》、《農業部黨組關於冬種準備會議的報告》、《中央組織部關於一部分公社黨委的領導方法和幹部作風方麵的情況簡報》、《林業部黨組關於木材生產問題的報告》、《對一九六零年發展國民經濟的方針、任務和速度的初步意見》等文件，印發了胡喬木等同誌起草的《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草稿）》等，預定廬山會議7月15日左右就要結束了。並且從彭德懷的信的語境來看，此信恭維毛澤東的味道也是很濃的。當時，彭德懷與“一方”已積累了極大的矛盾，毛澤東的大力糾“左”也已觸及到了“一方”的神經，彭德懷的性格又決定了他是目空一切的，這是些微妙的關係。在存在這些微妙關係的情況下，彭德懷寫了這封盡是重複毛澤東以前講話的信的目的又是什麽呢？從7月11日晚到7月14日寫信的背景來看，彭德懷此時有沒有巴結一下、告一下狀的意思呢？
從7月23日毛澤東廬山會議上的講話精神來看，毛澤東根本就沒有要打倒彭德懷的意思，甚至對聽不進意見的人批評的更重一些，強調不能亂扣帽子，並說“你們要繼續開會就開，我就不開了”。後來會議卻被一再延期，在中央八屆八中全會上彭德懷被勉去國防部長職務。這必有其它原因，肯定不是出在彭德懷這封信的本身，正像毛澤東在7月29日的會議上所說：“...有許多疙瘩多少時候了，不是現在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7月23日這天，毛澤東在講話中額外講了一個團結的問題，要求人民的團結、民族的團結、黨的團結，毛澤東為何要在此時專門提出團結問題呢？有回憶錄記載：7月23日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講話後不久，本來會議就要結束，毛澤東都準備下山了，但一部分人不讓了，提議解決彭德懷的問題，非要有個結論，於是才有了會議的再延期，有了八屆八中全會，有了彭德懷的被勉職...這些都值得後來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