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廬山會議前的一段曆史
1958年北戴河會議後，毛澤東到河北等劉搞的幾個共產主義村調查，發現其在河北、山東、江蘇、河南等地的試點工作及其許多講話犯有嚴重“左”傾錯誤，而宣傳口主要責任人鄧在輿論宣傳工作方麵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人民日報》登了許多壞文章、壞報導，在幹部隊伍和廣大群眾中造成了極大的混亂，混淆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界限，急於過渡到共產主義，有的甚至提出“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混淆了集體所有製和全民所有製的界限，急於宣布實行全民所有製，大刮“共產風”、浮誇風，搞窮富拉平，剝奪農民，否認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實行直接地物質分配，不得不自1958年11月至69年3月連續召開了第一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海會議等一係列會議，下了極大力氣對某些人的“左”進行了堅難的糾正。
( 一)、第一次鄭州會議（1958.11.2—10日）
1958年11月2日—10日，毛主持召開了部分中央領導同誌和部分省、市委書記會議（史稱第一次鄭州會議）。會議開始，毛首先領讀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接著闡述了人民公社出現的曆史必然性，著重指出了人民公社運動當前存在的問題。
一、強調劃清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集體所有製與全民所有製的界限，肯定現階段我國是社會主義社會；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體所有製。針對當時普遍存在混淆兩個社會發展階段，混淆兩種所有製的思想情況，毛為會議安排的第一個議題，就是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要不要劃一條錢，什麽叫建成社會主義。他在講話中指出，現在我們還是社會主義。大線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小線是集體所有製和全民所有製，這兩條線一定要劃清，不能混淆。他還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質，目前基本上是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製。毛反複強調要劃清兩個階段和兩種所有製的界限。毛強調這一點就是要澄清許多幹部的混亂思想，遏製嚴重泛濫的“共產風”。（毛以上講話內容，見他4日和10日講話稿）
二、指出取消商品經濟是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強調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要大發展。毛在會上多次批評劉同誌和陳伯達等人主張取消商品經濟的錯誤觀點。他說：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不少人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區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商品的差別，沒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毛在講話中強調：現在還是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價值法則來做為一種有用的工具。我們國家是個商品生產不發達的國家，現在又很快的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還要發展，這是肯定的，有積極作用的。10日，毛在會上講述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時說：有些同誌讀馬列主義書時是馬克思主義，一碰到實際問題就要打折扣，避開使用還有積極意義的資本主義範疇——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第三十六條（指會議起草的《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 中的第36條——引者注）的寫法就是證明，盡量用不明顯的詞句來蒙混過關。斯大林說：有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要剝奪農村的小生產者。我國也有這種人。有些同誌急於要宣布全民所有，廢除商品，實行調撥，那就是剝奪。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要看它同什麽經濟聯係，商品與資本主義聯係就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聯係，就不是資本主義，就出社會主義（毛11月9、10日在鄭州會議上講話文稿）。
三、實事求是，不許說謊虛報：堅持走群眾路線，不許強迫命令。毛提出，要把改進幹部工作作風，注意工作方法當成重點。他強調：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說慌，人民是騙不了的。他修改會議決議草案時，專門加了一節《工作方法》：在人民公社中，由於群眾生活的集體化程度更多了，幹部工作作風的好壞，對群眾生活影響更大了，必須特別注意堅持走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不允許用簡單化的行政命令手段處理有關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對工作中的成績和缺點要采取老實態度，反對虛報成績；隱瞞缺點。
第一次鄭州會議起草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義》（草案）。
四、建議讀兩本書，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澄清混亂思想，統一思想認識。
會議期間，毛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寫了一封信，建議認真讀兩本書，一本是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另一本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他在信中寫道：要聯係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現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讀這兩本書就有可能給予澄清。（毛：《關於讀書的建議》1958年11月9日）
第一次鄭州會議起草了兩個文件，—是《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年），二是《鄭州會議紀要》，後改為《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根據毛的意見，這兩個文件都沒有下達，而後提交武昌會議和八屆六中全會修改、審議。11月12日，毛致信鄧同誌說：“鄭州會議就是一個為武昌會議準備文件的會議。”由於當時中央領導層許多人對於當時的經濟發展形勢仍存在不切實際的估計，繼續堅持工農業生產的一些高指標，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存在的問題嚴重性還缺乏足夠的認識，盡管毛在會上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想主張，但第一次鄭州會議僅僅為糾正“左”傾錯誤開了一個頭。
第一次鄭州會議結束後，11月13日，毛致信劉同誌、鄧同誌，要求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同誌，再加若幹同誌，在幾天內開三至四次會：
1、討論第一次鄭州會議我起草的兩個文件。當作問題提出，征求意見。
2、討論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意見書”部分的第一、二、三章，各省也要照辦。
毛說：這樣做，是為了對武昌會議先做準備。所謂當作問題提出，即對每一個問題，都提出正反兩麵。例如，對一條線劃清界限問題，提出劃線好，還是不劃線好？對商品問題，提出現階段要商品好，還是不要商品好？其它問題以此類推。
盡管毛千辛萬苦力糾“左”傾錯誤，對劉同誌和鄧同誌等人進行耐心的教育，然而他們聽了嗎？沒有。鄭州會議結束後不久，他們照樣利用掌握的人民日報鼓吹浮誇風。11月21日，人民日報以顯著標題報道：廣東又一個實現糧食平均畝產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畝產糧食1600斤，30多萬畝晚稻特大豐收，比去年畝產增加2．2倍。“共產風”、“高指標風”，照舊鼓吹，有增無減。為此，在10天之後的武昌會議上，引起了毛澤東的震怒。
( 二)、武昌會議（1958．11．21—27日）
為繼續糾正“左”傾錯誤，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毛在武昌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人民公社問題和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問題。毛在會上多次講話，反複地講糾正“左”傾錯誤的意見。其要點：
1、批評搶先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空想。▲毛澤東說：現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按：指劉同誌），我看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社會主義建設我們沒有經驗，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已搞了41年，我們才搞了9年。現在一吹，吹得那麽厲害，想當先鋒，這不是頭腦發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對的規律性，從量變到質變要有一個過程，不能隨意說過渡就過渡。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不但要具備有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而且還要有國際條件，這是不以人們意誌為轉移的。
2、指出人民公社，要麽亡，要麽不亡。毛澤東在21日的講話中指出：人民公社還是要議一下，總得有那麽個決議，或者搞個指示。杜勒斯、蔣介石他們都說，我們不搞人民公社還不會亡，一搞這個東西，就一定會亡。你不要說他沒有道理。總有兩個可能性，要麽亡，要麽不亡。毛澤東說，我腦子裏頭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人民公社究竟怎麽辦才好？經過這次討論，如果是多數人，比如十個人裏頭有六、七個人，都說那個辦法比較好，那麽辦法就比較可靠了。顯然，毛澤東是要集思廣益，要大家出主意想辦法，認真研究如何辦好人民公社。
3、強調“壓縮空氣”，把搞指標壓下來。11月21日，毛澤東就壓縮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問題說：▲我再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低調空氣，先搞少一點，如果行，有餘力，情況順利，再加一點，這有點潑冷水的味道，右傾機會主義了。▲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要減輕點任務，水利建設，去冬今春全國搞500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億土石方，多了三倍。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多少人力財力，▲這樣一來，我看，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萬人。死5000萬人，你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要不要搞那麽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明年3000萬噸鋼（按：北戴河會議決定1959年鋼產量為2700—3000萬噸——筆者注），究竟要不要定這麽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陣，會不會死人？這次會議要唱個低調，把空氣壓縮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緊，有斷弦的危險。
11月23日，毛澤東在會上第二次講話強調說：我們的腦筋正在這裏壓縮空氣。物質不滅，空氣還是那麽多。但是，壓縮成液態或者固態，使它凝一點。關於生產指標問題，他說：以鋼為綱，帶動一切，究竟什麽指標為好？北戴河會議後兩個半月的經驗，對我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就想到恐怕明年2700到3000萬噸難於辦到，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另一種辦法，把指標減低？▲他還說：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說我才能服。你們現在說的那些根據我還不能服，我不僅要做機會主義，我已經是機會主義，我就是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上，為此而奮鬥，不牽累別人，將來算起賬來的時候，不打你們，打我。毛澤東在會議上講這些話，反映了他要求壓縮不切實際的高指標的迫切心情和寬宏的襟懷。
4、批評弄虛作假的浮誇風。毛澤東在會上專門講了反對作假的問題，他強調提出：我看我們的經濟事業是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合乎實際。▲毛澤東要求人們講老實話，說現在有一種空氣，隻許講成績多，臉上有光，得到獎勵。要講實話，比如講牛的尾巴生在屁股後麵，這是老實話，動物的尾巴總是要生在後麵的。
5、強調破除迷信，但不要把科學破除了。毛澤東在23日的講話中提出：破除迷信，現在有些人把科學破除了。比如，第一條科學人是要吃飯的。這不但是科學，這是自然規律，客觀法則，存在於人的思想意識之外的，沒有一處地方證明人可以不吃飯。▲他強調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學一定要保護。
6、指出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現在還有用。▲毛澤東說：資產階級法權，目前隻能破除一部分。三風五氣、老爺架子、工資過高過大的懸殊、貓鼠關係，這些東西要破除，徹底破除，反得越幹淨越有力越好。另一部分，工資等級、上下級關係、國家還帶有一點強製性，則不能馬上破除。社會主義時期，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現在有用，因為它有用，我們要保護它，使它為社會主義服務。（選自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1月23日）
( 三)、中共八屆六中全會（1958.11.28—12．1日）
1958年11月28日—12月1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舉行。根據毛的意見，全會審議通過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一方麵，對人民公社給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麵，從理論上和政策上闡述了一係列重大問題。比較集中地體現了前—時期黨中央和毛糾正“左”傾錯誤的認識成果。
一、批評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的空想。重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集體所有製和全民所有製的區別。強調大力發展生產力。《決議》指出：無論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製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製過渡，還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產力發展為基礎。我們既然熱心於共產主義事業，就必須首先熱心於發展我們的生產力。首先用大力實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計劃，而不應當無根據地宣布農村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製，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等等。
《決議》中的這些精彩文字都是毛修改時加進去的，是專門對劉同誌和鄧同誌等人在《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的社論以及劉在山東、河北、河南、江蘇等地視察中所鼓吹的錯誤做法而進行的批評。為使讀者研究，現將毛在《決議》中加進去的文字轉錄如下：
▲“必須指出，集體所有製對於今天的農村人民公社的生產發展，仍然有它積極的作用。集體所有製向全民所有製過渡的遲早，取決於生產發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覺悟水平，這是客觀存在的形勢，而不能聽憑人們的主觀願望，想遲就遲，想早就早。因此這個過渡隻有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在全國範圍內分期分批地實現。如果看不到這些，把成立公社和實現全民所有製混為一談，過於性急，企圖在農村中過早地否定集體所有製，急忙地改變為全民所有製，那也是不適當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
▲“每個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個相當長和相當複雜的發展過程，而在這整個過程中，社會的性質仍然是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是經濟上發展程度不同的兩個階段。社會主義的原則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共產主義的原則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共產主義的分配製度更合理，但是，這隻有產品極大豐富了以後才可能實現。沒有這個條件而否定按勞分配的原則，就會妨害人們勞動的積極性，就不利於生產的發展，不利於社會產品的增加，也就不利於促進共產主義的實現。因此，在人民公社社員收入中，按勞分配的工資部分，在長時期內，必須占有重要地位，為了促進社員勞動的積極性，也為了使社員在生活中的複雜的需要比較容易滿足，公社必須努力使社員所得工資逐步增加，並且在若幹年內，必須比供給部分增加更快。即使已經由集體所有製過渡到全民所有製以後，由於社會產品還沒有豐富到足以實現共產主義，人民公社在一個必要的曆史時期內，仍然將保留按勞分配的製度。企圖過早的否定按勞分配的原則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則，也就是說，企圖在條件不成熟的時候勉強進入共產主義，無疑是一個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無論由社會主義集體所有製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製過渡，還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生產力的發展為基礎。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隻有生產力發展到某種狀況才會引起生產關係的某種改變，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條基本原理。同誌們要記著，我國現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是很低，苦戰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幹年，全國的經濟麵貌可以有一個很大的改變，但是那時離開全國高度工業化，全國農業機械化，電氣化的目標，還將有一段不少的距離：就是離開社會產品大大豐富、勞動時間大大縮短、勞動強度大大減輕，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而沒有這些，當然就談不到人類社會的更高發展階段——共產主義。因此，我們既然熱心於共產主義事業，就必須首先熱心於發展我們的生產力。首先用大力實現我們的工業化計劃，而不應當無根據地宣布農村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製’，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等等。那樣做，不僅是一種輕率的表現，而且將大大降低共產主義在人們心目中的標準。使共產主義偉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長了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傾向，不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有關劉同誌的“窮過渡”、“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論調，請參閱本論著前麵的有關文章）
二、“決議”對否定商品生產和浮誇風作了有力批判：
1、批評企圖否定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錯誤觀點。決議強調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繼續保持按勞分配的必要和重要性。《決議》提出：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繼續保持按勞分配的原則，是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兩個重大原則問題，必須統一認識。有些人在企圖過早的“進入共產主義”的同時，企圖過早的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過早的否定商品、價值、貨幣、價格的積極作用。這種想法是對於發展社會主義建設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確的。
這裏以決議的形式，對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這兩個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重大原則作出明確肯定。
2、批評浮誇風。“決議”要求發揚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把經濟工作越做越細。《決議》指出：目前社會主義建設中值得注意的一種傾向是浮誇。這是同我們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不相容的，是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不利的。經濟工作必須越做越細致，各級領導人員必須善於區別事物的真相和假象。區別有根據的要求和沒有把握的要求，對情況的判斷必須力求接近客觀實際。
盡管毛一再強調“壓縮空氣”，降低生產指標，但會議通過的《關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規定的糧、棉、鋼、煤等四大指標仍然偏高。如鋼的產量由2700—3000萬噸降為1800萬噸左右，仍沒有降到應該的合乎實際的數字。
三、全會期間，毛於12月1日，撰寫了《關於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文，在寫到事物的兩種可能性時指出：虛假的可能同現實的可能性又是兩件東西，又是統一性的兩個對立麵。衝天幹勁是熱，科學分析是冷。在我國，在目前，有些人太熱了一點，他們不想使自己的頭腦有一段冷的時間，不願做分析，隻要熱，是不利於做領導工作的……。
四、12月9日，毛在六中全會上講了12個問題。並對繼續糾正“左”傾提出了以下意見：
——“對苦戰三年，基本上改變農村麵貌”的口號有懷疑。毛指出：本來我對苦戰三年改變農村麵貌，是有懷疑的，但是後頭不知道那一天就推廣到全國去了。4月在武昌10個省委書記開會的時候，我提出過這個問題。我說，可以不可以改為苦戰三年，初步改變農村麵貌。把這個基本改變全國麵貌的口號時間拖長—點。這個意見無疑是當機會主義，這樣的機會主義我很願當，當了有味道。
——指出圍繞人民公社問題，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這個決議的主要鋒芒是向著急這方麵的。毛在講到黨內外爭論時說：最近圍繞人民公社這個問題，有各種議論。我看，大概可能有幾十萬幹部對這個問題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一人一說，十人十說，大體上有幾說：一說就是性急了一點，紛紛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製，紛紛宣布兩年或三年或四年進入共產主義。缺點是太急了一點。我們這一回作這個《決議》主要鋒芒是向著急這方麵的，就是說，不要太急，太急了沒有好處。
——要求做到計劃要留有餘地，讓群眾的實踐超過計劃。毛認為，馬克思主義對立統一學說，在我們國家1958年有一個很大的發展。他說，現在要搞一個空氣壓縮機，把空氣壓縮一下，我們腦子裏的空氣還是那麽多，但是，壓縮一下，留有餘地，提出的計劃低一點，讓群眾的實踐超過計劃。我看這也是一個辯證法的問題。
——強調要估計人民公社和人民政權存在著鞏固和垮台的兩種可能性。毛指出：鞏固和垮台這兩種可能性都存在。他說，我倒是借這個機會講一下這些倒黴的事情，無非是人民公社垮台，共產黨垮台、崩潰、分裂，剩下一些遊擊隊。他強調：不過，我們有一條馬克思主義基本規律管著，就是說，我們這些倒黴，不管怎麽樣，總是暫時的，就整個說，是局部的。帝國主義、世界上的資產階級，一定要滅亡，是永久的，以後就沒有了。而社會主義事業，有損失，有失敗，因為我們搞的不好。那種挫折、那種分裂、那種失敗，甚至滅亡，都是暫時的，不久就要恢複。
毛的這番話是就人民公社問題說起的。一方麵，他希望人民公社鞏固，力求鞏固；另一方麵他又擔心人民公社垮掉。充分展現了一個辯證唯物主義者的深邃認識和鄭重態度。
毛這番話是在三十多年前說的，然而，對於我們今天正確看待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挫折、失敗，仍然具有震聾發聵的指導作用。
——“決議”澄清了有些人以為公社化要把個人現有的消費財產拿來重分的誤解。指出：“社員個人所有的生活資料（包括房屋、衣被、家具等）和在銀行、信用社的存款，在公社化以後，仍然歸社員所有，而且永遠歸社員所有。”並允許社員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樹木、小農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在不妨礙參加集體勞動的條件下，繼續經營一些家庭小副業。
——“決議”規定人民公社實行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製度，一般可分為公社管理委員會、管理區（或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管理區（或生產大隊）一般是進行經濟核算單位，盈虧由公社統一負責，生產隊是組織勞動的基本單位。
——“決議”規定抓緊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時間，結合冬季和春季的生產任務，進行一次整社工作。
——“決議”仍然反映了一些“左”的東西。如說供給製“吃飯不要錢”是“共產主義因素”，說公共食堂是“社會主義陣地”，規定公社統一負責盈虧等。
這裏有幾個問題值得注意：
第一，毛從1956年就提出不作下屆共和國主席的建議，這次會議同意了毛的意見，會議《公報》說：八屆六中全會在經過了充分的、多方麵的考慮以後，決定同意毛同誌提出的關於他不做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1958年12月18日人民日報）會議內定由劉同誌接任這一職務，並由他醞釀提名下屆政府領導人人選名單，交黨的八屆七中全會審定，再交人大選舉。關於內定劉接任毛當共和國主席一事，有個材料記載，現錄如下，供讀者參考：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召開，毛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在會上正式提出：我不能再做國家主席了，我應當退到後台上，讓別人幹。他沒有指名讓誰來當國家主席。這個提議使大多數不知內情的與會者感到愕然。經過一陣沉默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同誌說，都不提，我提劉同誌當國家主席。沒有人表示不同意，毛本人也沒有反對。這樣大家鼓掌通過，同意毛提出的不做下屆國家主席候選人的建議。1959年4月召開的第二屆全國人大會上，劉同誌當選為國家主席。（蕭心力主編：《巡視大江南北的毛》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頁）。
劉同誌推行“左”傾錯誤受到批評，但是，他的職位卻提高了，並且由他組閣，這無疑會增加毛糾正“左”傾錯誤的難度。
第二，毛雖然在鄭州會議、武昌會議、八屆六中全會上花了很大力氣糾正“左”傾錯誤，並且親手在《決議》中加了大量糾正“共產風”的文字，然而在《公報》中對毛所作的努力卻隻字未提，這說明以劉同誌、鄧同誌為首的堅持“共產風”的勢利還相當大。
第三，反浮誇風，也是這次會議重點之一，然而《公報》中隻用“反對浮誇”一句話帶過。毛反對浮誇風的許多精彩講話，也支字未提。
第四，鋼、煤、糧、棉四大指標雖然降低了一些，但仍然編高。《公報》用大量文字加以渲染，並號召全黨全民爭取完成和超額完成195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實現比1958年更偉大的躍進。這說明，當時中央領導層中，以劉同誌、鄧同誌為首堅持高指標的領導還占有相當數量，要使他們腦子冷下來，看來還要花一番氣力，毛少不了還要發幾次大火，再給這些人頭上潑幾大盆冷水。
八屆六中全會，是在毛領導下，主動糾正工作中的“左”傾錯誤的一次重要的會議。雖然全會通過的決議仍肯定了一些“左”的東西，訂的經濟建設指標仍然偏高，但是它的鋒芒主要是糾正急於過渡的“左”傾思想，對人民公社的鞏固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 四)、第二次鄭州會議（1959．2．27—3．5日）
八屆六中全會以後，1959年2月下旬，毛赴河北、山東、河南三省調查研究，發現八屆六中全會《決議》做出的關於糾正“共產風”的決定精神並未貫徹“一平、二調、三收款”的現象仍然相當嚴重。於是，毛於2月27日至3月5日，在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專門研究糾正“共產風”的問題。
在會議中，毛對“共產風”進行了更嚴厲的批評。他說：從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後，刮起了一股“共產風”，主要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三是豬、雞、鴨、（有的部分，有的全部）無償歸公社，還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鍋、筷等無償歸公社食堂，還有大部分自留地歸公社……。這樣一來，“共產風”刮遍全國。他批評說：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這是不允許的。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都還采用贖買政策，怎麽可以無償剝奪農民的勞動成果呢？這樣做，實際是搶產，沒給錢，不是搶是什麽？這樣下去，一定垮台！
他又說：我代表1000萬隊長幹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右傾機會主義（按：當時如果誰反對劉同誌推行的“共產風”就被他們批判為右傾，所以毛這樣說——筆者注），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貫徹，我一個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要到馬克思那裏告狀！
為了引起大家重視，在3月5日的發言中，毛嚴厲的批評說：共產主義沒有飯吃，天天搞共產，實際上是搶產，向富隊共產。舊社會謂之賊，紅幫謂之搶，青幫叫偷，搶和偷的科學名詞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毛把“共產風”上綱為“左”的修正主義，冒險主義。他批評說：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集體所有製為全民所有製，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會議時，價值法則、等價交換己弄清，但根本不執行，等於放屁。毛在會上多次講話，強調要整頓公社內部的所有製，進一步解決“共產風”問題。
一、指出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製，需要一個發展過程，目前必須以生產隊所有製為基礎。毛說：現在，許多人還不認識公社所有製有一個發展過程，在公社內部，由隊的小集體所有製到社的大集體所有製，需要一個過程。他強調，目前人民公社以生產隊所有製為基礎，有極大的重要性。這就有力地批評和糾正了劉同誌所鼓吹和推行的，一律實行公社所有製和全民所有製的錯誤做法。
二、堅持按勞分配原則，糾正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兩種錯誤傾向。毛在分析—平、二調、三收款的現象後，指出：上述兩種傾向，都包含有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的思想在內，過頭熱是不對的。為糾正這兩種傾向，他提出了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指標，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按：劉同誌搞的則是：全社統收統支，統一核算，共負盈虧，各大隊、各小隊的收入統一交公社，支出由公社統一支配，供給標準、工資水平全公社基本一致——筆者注）
三、指出“共產風”的實質就是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毛指出：公社化後刮起了“共產風”，即是說，在某種範圍內，實際上造成了一部分人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的情況，是我們所不許可的。他嚴厲批評這種行為是強盜行為，是舊社會上海青幫、紅幫流氓集團的偷、搶行為。在共產黨內絕對不允許這樣做。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還采用贖買政策，怎麽可以無償占有人民的勞動成果呢？他在一個文件批語中指出：這是“左”傾冒險主義思想行為。（毛1959年2月28日對山西省委《關於整頓和鞏固人民公社的決議》的批評）。
( 五)、上海會議（1959．3．25—4．1日）
1959年3月25日—4月1日，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在會上作關於工作方法問題的講話。會議檢查了農村人民公社的整頓工作。3月30日，毛在一個文件的批注中改變了第二次鄭州會議關於舊賬“一般不算”的規定。指出“不對，應改為舊賬—般要算。算賬才能實行那個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隻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幹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
( 六)、毛澤東的多封《黨內通信》
毛澤東當時非常繁忙，他不僅要關注經濟工作，更要把大量的心血傾注到外交、軍事和思想文化建設等許多方麵。當時很緊張的一塊就是支持阿拉伯人民的獨立運動，對美、對蘇、對台政策，部署金門炮擊、西藏平叛等等。毛澤東在繁忙的工作中，連續召開這麽多次專門會議，可見他對此事的重視程度。可他的這番努力受到了許多人的抵製，最後他不得不於1959年3月9日、3月15日、3月17日、4月29日連續寫下了多封著名的《黨內通信》。其中《給基層幹部的信》的開頭就是“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
(七)、小結
在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為了糾正某些人的“左”傾錯誤——浮誇風、“共產風”、窮過渡……毛澤東從馬列主義理論指導，到具體政策的安排，到工作風、工作方法、無一不深邃，無一不詳盡，無一不嚴格。有時苦口婆心，要求實事求是，把經濟工作越做越細。有時疾言厲色，說，我代表1000萬隊幹部、5億農民呐喊……。有時和風細語，要求愛惜農民一草一木，一雞一羊。有時大發雷霆，說，“共產風”是偷、是搶、是賊、是剝奪勞動者。有時發怨言、發牢騷，說，你們不貫徹，我一個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去到馬克思那裏告狀。有時耐心細致不厭其煩，親自給某些一些讀書。
這些事實告訴人們，某些人的“左”傾頑症，必須下猛藥，猛下藥。毛澤東這樣做，一則是要把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引向馬克思列寧主義軌道，同時也是為培養接班人煞費苦心。毛澤東既然當時選定了他們作接班人，就要手把手地教，給他們讀書、講道理，教他們工作方法、領導藝術……。毛澤東對屬下的關愛、淳厚、善良、公正、無私，將如日月江河永存！
附1958年毛澤東在河南、山東農村實地考察的照片。他是要親自下地看的。他是農村出身，是明白種地的道理的。不象有的人靠在家裏聽匯報，然後把持著報紙找一幫人胡吹，給自己抬轎子。
二、廬山會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
對廬山會議，許多人認為：彭德懷的“意見書”，對在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所犯錯誤提出批評，毛澤東容不得彭德懷，把彭德懷打成右傾機會主義。還有一些人借此大肆渲染毛澤東專斷，打擊彭德懷，是為了加強自己的權力，這些看法有失史實，有失公正。
評述廬山會議必須弄清兩個前提：其一，彭德懷的“意見書”所涉及的內容及其矛頭所指。其二，評判是非的標準是什麽。離開這兩個前提去評述廬山會議必然失去客觀標準，而發生主觀隨意性，這就難免陷於偏見。到今天，由於廬山會議的資料仍未解密，這種偏見竟成了一種“習慣”勢力。現在，我們估且就根據公開宣傳的一些支離破碎的資料來拚湊一下廬山會議的曆史，看看能否得出前述的結論。
( 一)、廬山會議前
6月24日，毛澤東在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陪同下，乘火車到長沙。路上同王任重談到春秋時期秦穆公用大將孟明伐鄭失敗，他主動承擔責任，繼續重用孟明，後在討伐晉國的戰爭中取得勝利的故事(注：自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已連續大力糾了8個月“左”傾錯誤的毛澤東，此時為何要講這個故事呢？)。
6月29日下午，毛澤東在武昌乘坐的輪船上，召集各協作區主任開會。柯慶施、李井泉、王任重、張德生、歐陽欽、林鐵等參加。會上，毛澤東提出廬山會議準備討論的十四個題目（注：這些題目實質上反映出了廬山會議的目的）。後一起從武昌動身，上廬山開會。
(二)、廬山會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1959年7月2日—31日，在江西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廬山會議。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各省委第一書記、中央和國家機關一些部門的負責同誌參加了會議。會議的目的是分析形勢，以便從“左”的錯誤中汲取教訓，對今後工作做出科學安排。會期原計劃是7月2日—7月15日左右（注：這也可從李敏的回憶錄中得到印證。其本定於7月中旬等毛澤東回京後舉行婚禮，結果一拖再拖，直拖到8月中下旬），後延期至7月23日，後又延期至7月31日（注：之後，又進一步於8月1日—16日召開了八屆八中全會）。
會議主要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7月2日—7月15日，到會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懷、譚震林、柯慶施、李井泉、張德生、林鐵、歐陽欽、陶鑄、王任重、楊尚昆、康生、陳伯達、陸定一、胡喬木、吳冷西、田家英、周小舟、周惠、李銳等；第二階段，7月16日—7月23日，增加彭真、陳毅、黃克誠、安子文，若幹部長，國家經委、計委、建委等三個委員會的若幹副主任，陳雲因病未能參加；第三階段，7月24日—7月31日，期間的7月29日宣布召開八屆八中全會。
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廬山會議）正式開始，毛澤東做會議講話。到會的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各協作區主任：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懷、譚震林、柯慶施、李井泉、張德生、林鐵、歐陽欽、陶鑄、王任重、楊尚昆等。毛澤東在講話中對前段工作概括了三句話：“成績是偉大的，問題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問題主要表現在綜合平衡、群眾路線、領導、質量四個層麵上，最基本的是綜合平衡和群眾路線。指出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是破壞了平衡。在整個經濟中，綜合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眾路線。提出要兩條腿走路，優先發展生產資料，重工業要為輕工業、農業服務，是否可將過去重輕農商交的次序改為農輕重交商。肯定了陳雲同誌過去的作法。毛澤東說“陳雲同誌提過：先市場，後基建，先安排好市場，再安排基建。有同誌不讚成。現在看來，陳雲同誌的意見是對的”。最後，毛澤東強調了團結問題。會議研究了廬山會議要討論的問題和會議的開法。關於討論的題目，毛澤東在6月29日初定的十四個問題的基礎上增加到十九個：1、讀書問題，高幹讀《政治經濟學》，地縣自編《好人好事》、《壞人壞事》和《黨的政策》三本；2、當前形勢問題，好轉沒有？何時好轉？3、今年的任務問題；4、明年的任務問題；5、四年的任務問題（五年計劃的框子）；6、當前的宣傳問題；7、綜合平衡問題；8、群眾路線問題；9、建立和加強工業企業的各項管理製度和提高工業產品質量問題；10、體製問題；11、協作關係問題；12、公共食堂問題；13、學會過日子問題（如何過日子）；14、糧食三定政策問題；15、農村初級市場的恢複問題；16、使生產小隊成為半核算單位問題；17、農村黨團組織的領導作用問題；18、國際形勢問題；19、團結問題（注：毛澤東6月29日和7月2日的兩次講話，被整理成一個講話記錄，變成十八個問題，略去了“國際問題”）。關於會議的開法，決定采取先分後合的辦法，先開幾天分組座談會，討論十九個問題，然後再用兩三天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必要的文件。
毛澤東講話後，會議圍繞這十九個問題進行分組討論。彭德懷參加西北小組討論，同大家一道，對1958年以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許多批評意見和改進的建議。
7月8日，周恩來召集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康生、陳伯達、陸定一、胡喬木等商量為會議準備文件的問題，並且確定這次會議以盡快結束為好（注：當時為何把廬山會議比做神仙會？周恩來為何也是主張會議以盡快結束為好？看下文後將有很多感受）。
7月10日下午，毛澤東召集會議並作長篇講話，對全局做了歸納，指定楊尚昆、胡喬木、陳伯達、吳冷西、田家英組成起草小組，負責起草《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紀錄》，準備於7月15日左右結束會議。毛澤東在講話中指出：對一些批評大躍進、人民公社的，不論誰批評，都要承認有缺點錯誤，不要戴帽子，不要一罵了之（評：為何要指出這一點？是針對哪些人指出的？）。再一次強調了黨的團結問題（注：為何要反複提團結問題？），並指出：在（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條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個問題上，認識不一致，黨內就不能團結，這是關係到全黨全民的問題。參加會議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懷、譚震林、柯慶施、李井泉、張德生、林鐵、歐陽欽、陶鑄、王任重、康生、陳伯達、楊尚昆、胡喬木、吳冷西、田家英等。
7月11日晚，毛澤東找周小舟、周惠、李銳談話。主要講了四點：1、綜合平衡非常必要，過去計委對此搞得不好；2、會議不應有什麽壓力，什麽問題都可以談；3、去年（農業）估產過高（周小舟插話說：“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注：周小舟在毛澤東麵前說的這個“上”，是指誰人？）；4、談到蔣幹的故事，說曹營的事情不好辦（注：此時毛澤東為何談起了蔣幹提供了假情報和曹營情況難辦的故事？）；5，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注：指陳雲）。談話的氣氛，輕鬆活潑，無所拘束。（注：毛澤東為何要找他們三人談話？毛澤東是如何得知各小組討論的信息的？注意談話的氣氛）。
7月12日，周小舟、周惠、李銳找到彭德懷，向他談毛澤東前一天晚上找他們談話的情形。彭德懷從周恩來那裏開會回來，對身邊的人說：想給主席寫封信（注：他們三人為何單單找到了彭德懷？會議本已公開討論了多日，即將結束，彭德懷為何在此時說出要給毛澤東寫封信？為何要采取寫信的方式？難道當時彭德懷感到在小組討論會上還有許多話沒說完？或是在小組討論會上談了自己的意見後感到了某些壓力？若是，這個壓力來自於哪裏？或是有別的心態？）。
7月13日晚，彭德懷起草給毛澤東的信。
7月14日，《議定紀錄》第一稿印發會議討論（注：毛澤東在7月29日的講話中有一句“頭一稿，大家轟掉了”。似是這個原因導致了會議的延期）。同日，彭德懷將修改整理的信要參謀抄正，在信上署名後讓參謀直送毛澤東的秘書（注：彭德懷的信見附件。從信的文采上看，本人懷疑不是彭德懷自寫。若如此，那代筆又是誰呢？）。
7月16日，毛澤東隻在彭德懷的信上加了一個標題“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批示：“印發各同誌參考”，沒做任何評論，印發到各組（注：7月14日以來，會議各組正在討論《議定紀錄》第一稿。從批示的內容來看，毛澤東似是想把彭德懷的意見作為各組討論時的一個“參考”。因為彭德懷是在西北組，除西北組外，其它組並不知道彭德懷的意見）。會議延長一周到7月23日，參加廬山會議的一部分人員重新編組，並請在北京的彭真、陳毅、黃克誠、安子文，若幹部長，國家經委、計委、建委等三個委員會的若幹副主任，趕來廬山參加會議（注：這就是李銳所言的毛澤東為整彭德懷特意搬來的“救兵”。但從“救兵”的人員結構上來看，似與現在流傳的說法不符）。這些事具體由劉少奇、周恩來、楊尚昆布置。毛澤東還特地問到“陳雲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請他來此參加七天會，請征詢陳雲意見”，明顯是想征求陳雲對前一段時間工作的看法，可惜陳雲因病不能參加會議（注：這點很關鍵，但會議延期、重新編組、增加入會人員的內情和原因至今看不到正式資料）。
各小組討論中，截然不同的意見很快就表現出來。一些人讚同信中觀點；—些人讚成彭德懷的精神，批評信的措辭；—些人說信不在個別措辭用字不當，而在於總的看法上有問題；還有的人對彭德懷的信很不滿意，反應激烈，說了一些很重的話，並有人提出彭德懷曾說過“如果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可能要請蘇聯紅軍來”。討論中黃克誠、周小舟同意彭德懷的信的總的精神，張聞天作長篇發言明確支持彭德懷的意見。（注：目前尚見不到“反應激烈”的一些具體人的“很重”意見）。
7月19日，彭德懷根據大家的要求在小組會上對信做解釋，大意是：意見書是倉促寫成，提供主席參考的，文字上難免有不正確的地方；對總路線的正確性是一點也不懷疑的，大家不要誤會他認為我們的黨是小資產階級的黨，他是就過去一個時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來源提出這個問題的（注：注意“截然不同的意見很快就表現出來”、“根據大家的要求在小組會上對信做解釋”、彭德懷解釋的內容）。胡喬木作為《議定紀錄》主要起草人之一，在小組會議發言中對《議定紀錄》做說明。他說《議定紀錄》對成績說得不夠主要是受字數的限製，絕不是因為起草的同誌在看法上有什麽分歧；這次會要有有利於總結經驗的空氣，讓參加會議的人暢所欲言，不要感覺拘束，不要一提出問題，好像就在懷疑成績，是在把缺點誇大了，應該有什麽說什麽，不要戴帽子；一些講真實情況、講缺點錯誤的人，發言時往往受到頂撞，感到有一種壓力，不能暢所欲言。胡喬木的這些意見，大體代表了《議定紀錄》起草者陳伯達、胡喬木、吳冷西、田家英的一種看法。（注：不知胡喬木當時是否與彭德懷一個組）。
7月20日淩晨1時至3時半，楊尚昆向毛澤東匯報各組討論的情況，毛澤東講了四點意見：1、欠債是要還的，不能出了錯誤，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錯誤，每個人都有責任，首先是我。2、缺點還沒有完全改正，現在腰杆子還不硬，這是事實。不要回避這些事情，要實事求是。3、有些氣就是要泄，浮誇風、瞎指揮、貪多貪大這些氣就是要泄。4、準備和那些不願意承認錯誤也不願意聽別人講他錯誤的人談一談，讓他們多聽取各方麵的意見。（注：這些信息意味很深。此時的毛澤東主張的是欠債要還、缺點要改、有氣要泄。那些不願承認錯誤也不願聽別人講他錯誤的人是哪些人呢？）。
7月21日，張聞天在小組會上作了三個小時的長篇發言，在肯定成績是偉大的，總路線是正確的以後，係統論列了“大躍進”以來的缺點和錯誤，並從理論上進行了分析。肯定了彭德懷的信，對其中一些受到非議的觀點進行了辯護（注：注意開的是小組會。在小組會上是向哪些人辯護呢？）。
7月22日，柯慶施、李井泉對彭德懷的批評不滿，說現在很需要毛主席出來講話，頂住這股風，不然隊伍就散了，認為彭德懷的信是對著總路線，對著毛主席的（注：那麽多入會的高級領導人，隻是柯慶施、李井泉這兩個小人物不滿嗎？）。
以上這些，足見當時的爭論已是相當激烈。而在此之前，毛澤東對彭德懷的信並沒表任何態，也沒參加討論會議。
7月22日晚，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碰頭，商量準備第二天的大會（注：這很關鍵，但討論了哪些內容，現在看不到資料。按毛澤東原來的意見，23日是要結束會議的）。是夜，毛澤東的情緒極其的煩躁，“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著”（注：為何碰頭會之後毛澤東如此煩躁？）。
7月23日會議上，毛澤東講了話，這個講話，明顯可以看出毛澤東情緒上的煩躁，主要內容包括：1、嚴肅批評了兩種傾向：一種是有些人觸不得，對別人提的意見大有一觸即跳之勢，希望這些人，即使一些右派材料對總路線攻其一點不及其餘，說的一蹋糊塗，罵祖宗三代，也要硬著頭皮聽（注：指有“左”的錯誤的一些人）；一種是在緊急的關頭，有的同誌有些動搖。2、有話就要講，共產黨員不能明哲保身怕講話。3、對彭德懷的一些意見表示讚同，但對個別措辭不大認可，認為一線同誌工作還是努力的，前段出現的錯誤是工作中遇到的挫折，是工作方法問題，“小資產階級狂熱”的說法傷人了。4、對前段犯有一些“左”的錯誤的人，對有動搖思想的人，都不能亂扣帽子。5、犯錯誤是正常的，不要在挫折麵前喪失信心，應總結經驗，深入學習研究。6、有責任就要承擔，誰的責任誰來負，都吐出來。並作了自我批評，也不太想再背黑鍋了。7、進一步講了團結的問題，強調在這關鍵的時候要統一思想，這是關係到全黨、全民的問題。（注：講話整理稿見附件。從講話的內容和節奏上可以看出，毛澤東當時的情緒是很激動的，畢竟是一幫“山大王”已大吵了許多天了，且又一次延期了會議。注意毛澤東講話的最後一句“你們要繼續開會就開，我就不開了”）。
這個講話與薄一波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回顧》有許多地方是不一直的。如：薄一波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回顧》中說：“在這講話中，還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點：‘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現在這個原則我也不放棄’；第二點：‘如果解放軍不跟我走（我看解放軍會要跟我走）’，‘我就跑到農村去’，‘另外組織’。這兩點表明，毛主席認為彭德懷同誌的信是‘犯’了他的，他已下決心進行反擊！”。而毛澤東的語境是：“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這樣的政府）一定滅亡、（這樣的政府也）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這樣的）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是會跟我走的”；“聽不得壞話（注：即反對意見、批評意見或罵聲）不行，要養成習慣，我說就是硬著頭皮頂住。無非是講的一蹋糊塗，罵祖宗三代。（不過一個人要硬著頭皮頂住壞話）這也難。我少年時代、青年時代，也是聽到壞話就一股火氣。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這個原則，現在也不放棄。（但）現在（我）學會了聽，（學會了）硬著頭皮頂住”。另外，從講話的內容，特別是“你們要繼續開會就開，我就不開了”上，似看不出“毛主席認為彭德懷同誌的信是‘犯’了他的，他已下決心進行反擊！”來（注：薄一波《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回顧》中有對廬山會議的回顧，但不知當時薄一波是否也參加了廬山會議）。
7月23日，延長後的會議本應結束（注：7月16日會議延長一周後的時間是7月23日）。據毛澤東貼身士衛李銀橋回憶：“……回到住處，毛澤東本是吩咐我們收拾東西，準備散會走人。可是有些領導同誌不幹了，提議解決彭德懷的問題。當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開中央全會……”。（注：這點很關鍵，但會議再延期的內情和原因至今看不到正式資料。是什麽力量改變了會議本在23日結束和毛澤東“你們要繼續開會就開，我就不開了”的主張呢？）。
7月25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協作區主任會議，講了四點意見：1、會議也還要繼續展開，相互有什麽意見都講完，敞開來講；2、現在要對事也要對人；3、前一段主要是糾“左”，現在要反右，因為現在右傾抬頭了；4、要劃清界線，要跟動搖的、右傾的劃清界線。（注：這個調子顯然是“有些領導同誌不幹了，提議解決彭德懷的問題”後確定的，但確定這個調子的內情和原因至今看不到正式資料。誰在背後起了作用呢？）。
7月26日，會議又印發了毛澤東對李雲仲來信的一個很長的批語，並擬了題目《對於一封信的評論》。李雲仲是東北協作區委員會辦公廳綜合組組長，曾經擔任過國家計委副局長。他的信主要是反映目前經濟生活中存在的問題，認為最近一年來，我們在工作中犯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其原因主要是在思想戰線上忽視了兩條戰線的鬥爭，即在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的鬥爭中沒有同時反對“左”傾冒險主義的危險（即應該既反右又要注意反左）。毛澤東的批語，是作為對他7月23日講話的補充發給與會者的。大意是：1、肯定了李雲仲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滿腔熱情地寫信給中央同誌的做法，並希望中央采取步驟克服現在的困難；2、肯定他對計劃工作的缺點的批判很中肯，並說：“十年以來，還沒有一個願意和敢於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係統地揭露我們計劃工作中的缺點，因而求得改正的同誌”；3、談到了右傾的問題：“現在黨內黨外出現了一種新的事物，就是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進攻之勢。這表現在此次會議印發各同誌的許多材料上。這種情況遠沒有達到一九五七年黨內外右派猖狂進攻那種程度，但是苗頭和趨勢已經很顯著，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了。這種情況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另一種情況是無產階級內部的思想性質的，他們和我們一樣都要社會主義，不要資本主義，這是我們和這些同誌基本上相同點。但是這些同誌的觀點和我們的觀點是有分歧的。他們的情緒有些不正常，他們把黨犯的錯誤估計得過大了一些，而對幾億人民在黨的領導下所創造出來的偉大成績則估計得過小了一些，他們作出了不適當的結論。他們對於克服當前的困難，信心不很足。他們把他們的位置不自覺地擺得不恰當，擺在左派與右派的中間。他們是典型的中間派。他們是‘得失相當’論者。他們在緊要關頭不堅定，搖搖擺擺”。“我們不怕右派猖狂進攻，卻怕這些同誌的搖擺”。前一時期反了8個月的左，“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這是必然性。時然而言，現在是講這一點的時候了。”（注：既反左又要注意反右、既反右又要注意反左是符合唯物辯證法和思想上兩條戰線鬥爭原則的。會議上曾印發過好多右派的攻擊材料。但這些動向似不是7月23日前確定的，誰在背後起作用呢？）。
7月27日，毛澤東又批示印發了幾個材料。其中一個材料是江西省中級黨校學員對人民公社的各種看法，如認為人民公社沒有優越性，公社建立得太快了，是一個“早產兒”；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是“心血來潮”；“共產風”是上麵刮下來的，等等。還有一個材料是國務院秘書廳幹部學習簡報，認為建立人民公社的條件不成熟，人民公社的發展不符合我們黨“一切經過試驗”的傳統；“全民煉鋼”的口號是不對的，全民大煉鋼鐵得不償失，“以鋼為綱”的口號有問題；五個並舉成了百廢俱興，兩條腿走路成了多條腿走路。
7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召開八屆八中全會。同日，毛澤東找陳伯達、田家英談了一次話，說：你們上廬山後表現了動搖。但是你們還是讚成總路線，讚成人民公社的。你們的意見基本上是對的，但有些話不對，方向不對，立場不對。毛澤東還談到世界觀要不斷地改造，知識分子要不斷改造自己的世界觀，要經常注意不要翹尾巴，要學會夾著尾巴做人（注：毛澤東為何要單找他們談話？是誰使他們感受到了壓力？）。
7月29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宣布了召開八屆八中全會的決定（注：八屆八中全會肯定是臨時決定召開的，但“你們要繼續開會就開，我就不開了”的毛澤東，為何又宣布要召開八屆八中全會呢？是什麽力量使他一再改變著自己的主張呢？在毛澤東之女李敏的回憶錄中也提到過，其婚禮本定於7月中旬毛澤東回京後舉行，後一拖再拖至8月中下旬），同時宣布八屆八中全會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公開修改過去一段時間執行的“高指標”，然後向人大常委會提出建議，就在八月間改過來。二是討論究竟采取一條什麽路線好。毛澤東說：“同誌們，大家都扯了很久了，開一次中央全會來再扯幾天，我看就差不多了。方法應該開門見山，不搞外交辭令，橫直講老實話。疙瘩不解開，不好工作。有許多疙瘩多少時候了，不是現在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當麵不扯，背後又有，那怎麽好辦事？把一些疙瘩解開，以利於團結起來工作。”對會議文件問題，毛澤東說：“現在起草的這個東西（《議定紀錄》）在搞第三稿。要搞得比較恰當，比較合乎實際，有利於團結，有利於工作。起草這個東西也是個過程。頭一稿，大家轟掉了（注：這是否是會議延期的原因呢？），第二稿，看來作者本人也不滿意，現在搞第三稿，這是不發表的。……發表什麽呢？發表一個公報。無非是改指標，今年下半年這幾個月要鼓勁，為完成這個任務而奮鬥。究竟人民公社怎麽辦？是解散，還是維持？當前的這些問題要用公報的形式回答一下。不要很長，一兩千字就夠了。兩個文件：一個決議，一個公報。現在這個紀要（《議定紀錄》），索性改為八屆八中全會的決議。”（注：從這些講話中可以看出，在1959年這個多事之秋，此時的毛澤東，麵對這幫“山大王”，是多麽的無奈）。同日，毛澤東要求將在新華社《內部參考》上刊登的三篇報道《赫魯曉夫談蘇聯過去的公社》、《番禺縣有些農民自辦小型食堂》、《增城縣重災公社見聞》，以及《外報就赫魯曉夫談公社問題挑撥中蘇關係》印發與會人員，並寫了一個批語：“請同誌們研究一下，看蘇聯曾經垮台的公社和我們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個東西；看我們的人民公社究竟會不會垮台；如果要垮的話，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話，又是因為什麽。不合曆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掉，人為地維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曆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不了，人為地解散也是辦不到的。這是曆史唯物主義的大道理。請同誌們看一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近來攻擊人民公社的人們就是抬出馬克思這一科學原則當作法寶，祭起來打我們，你們難道不害怕這個法寶嗎？”（注：注意細讀這個批語）。
7月30日，楊尚昆告訴陳伯達等人，說毛主席已經要他向各組組長打招呼，以後不要再提胡喬木、陳伯達、吳冷西、田家英的事情，要他們關照一下參加會議的同誌，集中力量準備開好八屆八中全會。楊尚昆說，這是下停戰令了（注：為何毛澤東要親自下停戰令？是誰在向胡喬木們開戰？）。
7月31日，毛澤東宣布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廬山會議告一段落。直到此時為止，沒有證據顯示對彭德懷進行了過分的批判。
我們現在從對廬山會議的回顧中發現，廬山會議的初衷和整個過程是研究經濟建設問題，特別是分析當時的形勢，以便從“左”的錯誤中汲取教訓，對今後工作做出科學安排，沒有什麽路線鬥爭問題。會議在糾左的同時，“講一點”注意出現右傾情緒和立場問題，也是完全符合唯物辯證法原則的，在黨的會議上也是完全應該提出的。會議上，即使印發了一些右派的反映材料，更重一些說，即使黨內彭德懷寫了封信、有一些同誌對前段工作進行了批評，甚至各小組發言中有激烈的爭論，有人提議要解決彭德懷的問題，但直到一再延遲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7月31日結束，毛澤東都沒有做出什麽過激的決定，更沒有要打倒彭德懷的意思。但在7月31日之後的八屆八中全會上，彭德懷為什麽卻突然被打倒了呢？是什麽原因又一次改變了毛澤東的主張呢？
(三)、八屆八中全會（中央全會）
關於1959年8月2日至16日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目前見不到眾多與會者的發言和更多的正式文件資料，隻能見到後來者整理出的毛澤東的一點講話，一本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注：屬孤證）。這樣一來，就給人一個印象：1、隻有毛澤東深刻地批判彭德懷了；2、批判彭德懷是因為彭德懷那封信的內容；3、批判彭德懷是錯誤的。
很長時間以來，網上流傳著一種說法，說毛澤東打倒彭德懷是源於毛澤東對彭德懷曆史上的多次誤會，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是最大的一次。7月14日彭德懷將秘書修改好的信送給毛澤東後，對彭德懷突然光火，會議延期，把信改成“意見書”印成文件討論。當7月16日下午，彭德懷在會議上看到自已的信被印成文件，毛澤東在信的首頁加上標題《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和批語：“印發各同誌參考”後，情緒立即墜入空穀：“我寫給主席個人的信，怎麽成了‘意見書’？怎麽還要專門討論呢？”一種不祥之兆攫住了他，並要求收回這封私人信件。然而，開弓沒有回頭箭，這封洋洋萬言的“意見書”，就象被點燃的柴草堆，形成了燒得彭德懷焦頭爛額的“烈火”。在7月27日的會議上，情緒激動的毛澤東，以一種高亢洪亮的語音。配以有力的手勢，講道：“……我曉得你彭德懷從延安整風以來就不服氣，憋了那麽久，這次就發到廬山上來了。好家夥，簡直要把漢陽峰推下去！你我共事30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意見為什麽不在鄭州會議上提出來？不在成都會議上提出來？廬山會議快結束了，怕是沒有了機會，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戰書。你罵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還要怎麽樣了？” 失去了控製的彭德懷不由“謔”地站起來，不顧一切地拉大嗓吼道：“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還不行？” “哦，你要操娘？”毛澤東的聲音反而小了，保持著一種固有的鎮靜。他把手裏的大半截香煙用力戳滅在煙灰缸裏，將嘴唇抿得很緊，在場眾人的心黯然沉下去…… 其後的情形是，會議延長，鬥爭升級。林彪、康生、陳伯達、柯慶施等人紛紛跳將出來，翻出許多曆史舊帳……。這一說法，起碼給人留下以下疑惑：1、會議原定7月15日左右結束。從曆史記載的“7月14日《議定紀錄》第一稿印發會議討論”，到毛澤東在7月29日的講話中提到的“頭一稿，大家轟掉了”來看，頭一稿《議定紀錄》沒有通過，需繼續討論，似才是會議延期的真正原因。而毛澤東印發彭德懷的信，隻不過是把它作為後期進一步討論《議定紀錄》時供“各同誌參考”的一個意見。2、上述說法為何要把彭德懷的信作為“私人信件”來對待呢？如果把彭德懷的信作為“私人信件”來對待，那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的目的是什麽呢？3、彭德懷的信並沒有萬言，信的內容沒有什麽實質性的東西，且信中恭維毛澤東的成份很大，毛澤東怎會看到此信後對彭德懷“突然光火”了呢？4、毛澤東看到彭德懷的信後，僅批示了一句“印發各同誌參考”，並沒去參加小組討論會，也沒有人看到毛澤東對彭德懷“突然光火”了；從7月20日對楊尚昆匯報情況的答複來看，也沒有對彭德懷“光火”的跡象；即使在7月22日晚與劉少奇、周恩來商量了第二天的大會後，情緒極其煩躁，“吃了三次安眠藥”，7月23日到會講話時還是沒有對彭德懷“光火”。為何在過去近半個月的7月27日倒對彭德懷“突然光火”了呢？5、據記載，7月2日、7月10日、7月23日、7月29日、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16日毛澤東有過會議講話，7月27日似沒有參加會議，怎會於7月27日的會議上留下“高亢洪亮的語音”呢？6、即使毛澤東這段“高亢洪亮的語音”的確是7月27日發出的，但這句話的前因是什麽？是針對彭德懷的信的內容，還是針對彭德懷多日來與許多人的大吵大鬧以及罵娘？或是彭德懷在這次會上又大吵大鬧而引出了毛澤東的這段“高亢洪亮的語音”呢？上述說法中為何沒有前文呢？毛澤東所說的“你罵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是指罵其他人還是指罵自己呢？7、從彭德懷“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還不行？”這句話分析，毛澤東與彭德懷直接衝撞的時間似與7月27日不符，或者7月27日前彭德懷罵的20天娘根本就不是針對毛澤東的。因為，一方麵從7月14日彭德懷信的語境及彭德懷對毛澤東從1958年9月以來就一直大力反“左”的了解情況來看，7月16日前彭德懷似沒有對毛澤東罵娘的理由，倒是從7月16日後有這個可能。如果從7月16日開始罵娘20天算起，時間應在8月6日左右，即在8月1日至8月16日的八屆八中全會期間。另一方麵，如果到7月27日彭德懷就罵了20天的娘，那他開始罵娘的時間應該在7月7日前後。既然7月16日前彭德懷沒有對毛澤東罵娘的理由，那麽從7月7日開始彭德懷罵的20天娘，根本就不是針對毛澤東的。如果的確是彭德懷從7月7日開始罵娘，那麽對會議的進程可以做出這樣的推論：①7月7日小組討論會上，由於給犯“左”的錯誤的一方提意見產生了爭吵，彭德懷開始罵娘，所以7月8日周恩來確定這次會議以盡快結束為好。②彭德懷7月7日開始的罵娘，引起了會議上的互罵和給提意見方戴帽子，所以7月10日下午毛澤東長篇講話時，指出對一些批評大躍進、人民公社的，不論誰批評，都要承認有缺點錯誤，不要戴帽子，不要一罵了之，並再一次強調黨的團結問題。③由於有人給提意見方戴帽子，使提意見方感到了壓力，所以7月11日晚毛澤東專門找提意見方的周小舟、周惠、李銳談話，一是向提意見方了解一些情況，二是給他們解壓、安慰，鼓勵他們“不應有什麽壓力，什麽問題都可以談”（因這次會議本來就是個反“左”會，但毛澤東認為“上半個月顧慮甚多”，沒展開，有話沒講出來）。④受到安慰和鼓勵的周小舟、周惠、李銳7月12日找到彭德懷，向他談了毛澤東找他們談話的情形。前段感到有壓力的彭德懷也受到了鼓舞，於是便決定給毛澤東寫信。⑤ 由於討論會的爭吵、戴帽子、罵娘，《議定紀錄》“頭一稿，大家轟掉了”，所以會議延期，需繼續開會討論。恰好彭德懷的信出來了，於是毛澤東把彭德懷的信“印發各同誌參考”，作為各組討論時的一個參考意見。因為彭德懷前段參加的是西北組討論會，除西北組外，其它組並不知道彭德懷的意見。⑥彭德懷的信一公開，本來已爭得眼紅了的犯“左”的錯誤的一方立刻意識到這是彭德懷在私下告他們的禦狀，尖銳的矛頭便指向了彭德懷，對彭德懷抨擊激烈。隻有招架之功的彭德懷被逼急了時狂話頻出，什麽罵娘了、“找蘇聯紅軍”了等都來了。7月20日的毛澤東仍主張欠債要還、責任要服、缺點要改、有氣要泄，但此時的彭德懷對毛澤東已是惱羞成怒。因自己本想私下交好一下毛澤東，但毛澤東卻把其信公開了，眾人麵前揭了自己的底。⑦這樣的吵罵連續了幾天，吵罵的內容顯然有許多已離開了會議主題。7月23日，在一些壓力下，情緒煩躁的毛澤東出來講話。這個講話，可以說是苦口婆心，也可以說是對各種問題全都批評到了，而對犯“左”的一方批評得更重一些，說他們“大有一觸即跳之勢”；對彭德懷的一些意見表示讚同，但對個別措辭不大認可，認為前段出現的錯誤是工作中遇到的挫折，是工作方法問題，“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說法傷人了。對會議情況和要繼續開會的人不滿的毛澤東最後說：“你們要繼續開會就開，我就不開了”。⑧毛澤東講話後，有些領導同誌不幹了，提議解決彭德懷的問題。毛澤東在“隊伍要散了”的使壓下，為了維護“一線”同誌的工作，隻得於7月25日召集中常委和協作區主任會議，宣布會議還要繼續開，相互有什麽意見都講完，敞開來講，且會議調子有所變向。⑨以後的會議爭吵加劇，“有時會場亂得都開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總，被少奇同誌喝住。”但毛澤東很少參加會議。8、關於彭德懷罵娘的話，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通知》的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中是這樣記載的：“...廬山會議是討論工作的，原來打算開半個月，會議快結束了，彭德懷跳了出來，他說：‘你們在延安罵了我四十天的娘，我罵你們二十天的娘還不行！’...”（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田家英、胡繩、關鋒整理）。這與現傳的說法有很大出餘。雖然一個是“你”，一個是“你們”，但其意義有天壤之別。9、彭德懷與許多人大吵大鬧的原因究竟是什麽？焦點在哪裏？吵鬧的內容是什麽？吵鬧的內容是否有許多已離開了會議的主題，而這些離開會議主題的成分是否才是勉去彭德懷國防部長職務的真正原因呢？彭德懷對毛澤東的意見是否來自於本想私下交好一下毛澤東，而毛澤東卻把其信公開化了，使自己的對立麵認為是到毛澤東那裏去告他們的禦狀，引起了對立麵的強烈反響，所以對毛澤東惱羞成怒了呢？（本人認為，彭德懷與其對立麵激烈衝突、對毛澤東有意見的焦點就在此，而不在彭德懷那封信的內容上）。10、這裏有一段不知是否參加過廬山會議的劉少奇夫人王光美的關於廬山會議的訪談，讀來令人回味無窮，更少不了產生出一些越描越黑、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感覺：“廬山會議中間發生180度的轉變，實在很遺憾。我認為有很多因素。彭總的有些話確實說得不夠妥當，例如說當年在延安召開的華北會議罵了他40天的娘，中國的嚴重問題也許要蘇聯紅軍幫助解決。正好這時駐蘇大使館發來情報，匯集了蘇聯領導人指責我們黨的材料，所用的語言同彭總的說法相像。蘇聯大使尤金還在北京對留守中央的陳毅同誌說：‘現在你可以搞政變了。’廬山會議前蘇聯政府又正式通知中國，停止供應我們製造原子彈的設備。聯想到彭總在會前率軍事代表團出訪東歐幾個國家，受到隆重歡迎等等情況，就認為他有國際背景，‘為民請命’。在廬山會議上，少奇同誌是站在毛主席一邊的，也錯誤地批判了彭德懷同誌。雖然少奇同誌認為，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主席反映問題即使有些意見說得不對，也不算犯錯誤，但他並不讚成彭總的做法。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內已經開始著手糾‘左’，彭總的做法使人感覺要追究個人責任，這不是要導致黨的分裂嗎？少奇是把黨的團結看得高於一切的。這期間多次開批判彭老總的會，緊張極了，會上的發言說什麽的都有。這時有些人的發言，對‘大躍進’全麵肯定，連缺點也不提了。柯慶施等把辦不辦農村公共食堂也說成是‘路線鬥爭’。廬山上批彭總的會，毛主席一般不參加。但少奇 、周總理他們是在第一線工作的，不能不參加，還要主持。有時會場亂得都開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總，被少奇同誌喝住”（摘自《王光美訪談錄》黃崢執筆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1月）。現在來分析一下這些話：①“彭總的有些話確實說得不夠妥當，例如說...”。這句話，顯然是掩蓋了彭德懷在罵這句娘之前就已在討論會上與許多人吵鬧了多日的事實，而那時是與毛澤東無關的。②“正好這時駐蘇大使館發來情報...”。這句話說的事實不錯，可又是誰不斷地向毛澤東搜集提供這些材料，並充分利用這些資料，“認為他有國際背景，‘為民請命’”，說“與其你篡黨，還不如我篡黨”呢？雖然少奇同誌認為...但他並不讚成彭總的做法”。這句話顯然後半句說的才是事實，少奇同誌不讚成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的做法，因為那是告禦狀嘛。④“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內已經開始著手糾‘左’”。這句話說得可真是有意思。事實上，從1958年9月以來，毛澤東一直是承受著巨大阻力在大力反一些人的“左”。⑤“彭總的做法使人感覺要追究個人責任，這不是要導致黨的分裂嗎？少奇是把黨的團結看得高於一切的”。很難想象彭德懷給毛澤東寫那封恭維毛澤東成分很大的“私人信件”，目的是要追究毛澤東的個人責任，或者說毛澤東會認為是彭德懷要追究自己的個人責任。那麽誰會感覺到彭德懷要追究自己的個人責任呢？之於說到“這不是要導致黨的分裂嗎？”個人認為，倒是毛澤東當時的確是把黨的團結看得高於一切的，並意識到了黨的分裂的危險，所以在會上他反複強調黨的團結問題。當然，也可能會因此作出違心的選擇，維護“第一線工作的”人的領導權。而爭鬥的雙方，當時沒有人肯為了大局而做一下讓步。⑥“這期間多次開批判彭老總的會，緊張極了，會上的發言說什麽的都有...”。這句話混亂了會議的先後關係。從這句話涉及的內容來看，說的應該是7月16日到7月23日期間的小組討論會。而在小組討論期間，毛澤東把彭德懷的信隻是作為小組討論時的一個參考意見下發，並沒參加會議，怎成了“多次開批判彭老總的會”了呢？討論會開的“緊張極了”、爭吵相當激烈不錯，但是誰在與彭德懷激烈爭論，或者說是在“批判彭老總”呢？⑦“廬山上批彭總的會，毛主席一般不參加。但少奇 、周總理他們是在第一線工作的，不能不參加，還要主持”。這一句話露出了一些破綻。彭德懷的信不正是對著“第一線工作的”人去的嗎？原來王光美也承認了“左”的錯誤是“第一線工作的”人犯下的，而不是在第二線的毛澤東啊，但不知周總理這個“第一線工作的”當時是否主持經濟工作？⑨“有時會場亂得都開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總，被少奇同誌喝住”。看來這些會議毛澤東的確是沒有參加，否則就不會有“有人甚至要打彭總，被少奇同誌喝住”了，因為若毛澤東在場，誰也不會這樣，誰也不敢這樣。
李銀橋是毛澤東的衛士，他雖不夠級別參加會議，但是他有條件最近距離地觀察毛澤東。關於八屆八中全會這一個時間段，李銀橋在《走下神壇的毛澤東》裏是這樣描述的：“毛澤東沒有參加中央全會。會議吵得很厲害，吵得聲音很大。吵聲傳來，毛澤東睡不著覺，他睡不著覺是要發脾氣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見許多人同彭德懷吵。回來學一遍舌。毛澤東發火了，寫了批示。中央全會期間，在毛澤東住的房子裏，開了幾次政治局會議。……政治局討論決定：隻免去彭德懷國防部長職務、軍委副主席職務，仍保留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職務。生活待遇不變。”（注：毛澤東宣布召開了八屆八中全會，但為何沒去參加？會議為何吵得很厲害？吵的內容是什麽？會議是否違背了毛澤東7月29日宣布召開中央全會時的初衷？在毛澤東住的房子裏開的幾次政治局會議的內情是什麽？為何隻是免去了彭德懷的國防部長和軍委副主席職務？……）。回北京，彭德懷有一次從菊香書屋的後門自己走進來找毛澤東。這一次他沒剃光頭，留了很長的頭發（注：廬山會議時彭德懷剃光頭的心態是什麽？）。他提出要求到下麵去。毛澤東說不要去了，年歲大了，下去也不安全，多讀幾本書。彭德懷又要求下鄉，毛澤東說，下去走走看看還是可以的。這是後話。
7月31日--8月1日，政治局常委會開了兩次預備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彭德懷、彭真、賀龍、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李銳。（注：這兩次會議目前都沒見到正式的會議記錄和文件資料。現社會上所引會議內容資料，均來自一本李銳的所謂《廬山會議實錄》，屬孤證。據曾大罵毛澤東並反馬克思、列寧及孫中山的李銳自己稱，《廬山會議實錄》是根據他三四十年前的筆記整理出的。自1960年3月被下放，1967年8月被收監，直到1979年才被“昭雪”的李銳，其筆記保存的可真是完好啊。盡管如此，從李銳所述的毛澤東的談話中，仍不難看出毛澤東當時是掌握了各方麵的大量的會議信息的。然而，並沒多少參加會議的毛澤東，這些信息是從哪裏得到的呢？）。
8月1日，毛澤東把29日印發的三篇報道及批語批給王稼祥閱，並寫了一封信，其中說：“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我看他們是處於被動了，我們非常主動，你看如何？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
8月2日下午，八屆八中全會在廬山開始舉行。毛澤東主席講話。中央委員75人，候補中央委員74人出席會議。中央有關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其他工作同誌14人列席了會議。
8月4日晚，劉少奇主持會議，幾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向沒有參加前一段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介紹了前一段開會的情況。
8月16日，八屆八中全會宣告結束。全體會議通過了《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為捍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還通過了《關於撤銷黃克誠同誌書記處書記的決定》，但後來一直未向下傳達。
(四)、廬山會議之後
八屆八中全會後的8月17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關於反右傾思想的指示》。這個時期，毛澤東培養接班人的工作已邁出了重要的一步：自1958年4月份劉少奇就接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之職，並由他組閣；黨的工作毛澤東放手地交給了書記處，由總書記鄧小平主持日常事務，自己則把更多的精力用於了考慮黨的方針、政策，研究一些重大理論問題上，主要是反修、防修等。這種特定的曆史環境和人事組合，使得廬山會議之後，自1958年8月以來毛澤東就用很大力氣糾正的“左”傾錯誤，在有些方麵有些區域故態複萌。
8月24日，劉少奇在廬山會議結束後第7天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上說：“這麽幾千萬人上山幾億人搞大躍進，大家動手搞，這樣才會得到經驗。我相信，這樣我們進步快。這個是出錢買不到的。而我們是在很短時間取得這個經驗的。我們取得這個經驗，那怕是犯很多錯誤。這個錯誤我們必須犯，現在不犯將來還得犯。我們犯了，將來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錯誤，發生了問題，也要從積極方麵看，犯錯誤也有好處哩。劉少奇這番議論，回避了一個根本問題，即毛澤東既反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又反右傾保守思想的指導思想。毛澤東當時的反右，是反右傾保守思想，是以嚴肅糾正浮誇風、共產風、瞎指揮和壓製群眾等“左”傾做法為前提的。
劉少奇一些人刮起的浮誇風，一度攪得天下大亂。回避自1958年8月以來毛澤東一直大力糾正的浮誇風等，空談大躍進的經驗，是偷梁換柱，諱疾忌醫。看來劉少奇是想賴賑。而那些追隨劉少奇的人看透了劉少奇的心思。這裏介紹一下劉少奇樹立的典型－－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坐陣的信陽地區的點滴材料。時任信陽地區行政公署專員的張樹藩回憶說：“（當時）常委們給我總結了四條‘嚴重右傾錯誤’：1、把1959年的特大豐收說成災荒年，不僅在地委會議上這樣說，在省委擴大會議上還堅持己見，在縣、市委書記會議上反右傾機會主義、批判彭德懷時，還提出要堅持實事求是；2、在8月份召開生產救災會議時，把災情講的那麽嚴重，否定了‘大躍進’的大好形勢；3、在遂平縣進行反瞞產工作時，不但沒反出一斤糧，反而不請示報告省委，私自動用國庫糧700多萬斤；4、對幹部的幹勁不是鼓勵，反倒誣蔑說這不是共產黨而是國民黨作風”。河南信陽地區的“反右傾”情況就是這樣糟糕，被批判的右傾幹部竟有1．2萬人次。
從全國形勢看，由於毛澤東從1958年8月以來對反“左”傾錯誤所做的巨大努力，召開了一係會議，形成了一係列決議，尤其是1959年4月毛澤東發出致六級幹部的公開信後，廣大黨員、幹部的覺悟程度普遍有了提高，浮誇風在全黨基本上受到了遏製。所以，廬山會議後的浮誇風，除個別地區複發外，對全國形勢並未造成重大損害，基本上保持了全黨、全國大局的安定。
（五）、彭德懷的“意見書”，給毛澤東出了一個大難題
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劉少奇一些人的“左”傾錯誤，毛澤東花去了8個月的時間（1958年8月—1959年4月）才糾正過來。在這8個月中，毛澤東日理萬機，深入農村、工廠，做了深入調查，召開過諸多中央會議。作為65歲高齡的毛澤東，在58年11月2日—10日的第一次鄭州會議上，領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在11月21日—27日的武昌會議上苦口婆心地說“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我已經是右傾機會主義了，我就是要站在右傾機會主義的立場上，為此而奮鬥，不牽累別人，將來算起賬來的時候，不打你們，打我”；在11月28日—12月1日的八屆六中全會上，嚴肅批評否定商品生產、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的空想和“浮誇風”，親自修改《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在1959年2月27日—3月5日的第二次鄭州會議上，嚴厲批評“共產風”，說“‘共產風’的實質是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成果，這種行為是強盜行為，是舊社會上海青幫、紅幫流氓集團的偷、搶行為，在共產黨內絕對不允許這樣做”，“武昌會議時，價值法則、等價交換己弄清，但根本不執行，等於放屁”，“我代表1000萬隊長幹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右傾機會主義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貫徹，我一個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到馬克思那裏去告狀”……。這些場麵是何等感人！可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可他的這番努力受到了許多人的抵製，最後不得不於1959年3月9日、3月15日、3月17日、4月29日連續寫下了多封著名的《黨內通信》，其中《給基層幹部的信》的開頭就是“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
彭德懷的“意見書”，對毛澤東來說，本來是抽身事外的，而彭德懷也不是對著毛澤東的，錯誤是劉少奇一些人犯下的，彭德懷心明如鏡。這種情形，毛澤東完全可以仲裁。但是毛澤東不得不考慮三個問題：其一，“意見書”中所說的問題，是已經經過8個月努力改正了或正在改正著的事，“從去年十一月鄭州會議以來，他們不曉得作了多少次檢查了，大作特作，六級會議、五級會議都要檢討”，再翻騰這些“陳芝麻、爛穀子”已無意義，而作為曆史教訓來汲取，以便改進工作，這才是會議的宗旨，會議正是以這樣的宗旨進行的。其二，劉少奇作為毛澤東已選定的接班人，1959年4月剛剛接替了國家主席，在這樣一個形勢嚴峻的時刻，把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在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中的錯誤全部攤牌抖擻出來，不僅黨的接班人的問題要做重新考慮，而且黨中央、政府領導機關也須重新設置，黨極有可能出現分裂。彭德懷的“意見書”，對全黨來說，真的是牽一發而動全局。其三，盡管“意見書”中所反映的問題，是實際工作中確實存在的錯誤，但毛澤東一向主張愛護群眾的革命熱情，出現錯誤，不要一概否定，潑冷水，而是要循循善誘，“同誌們，你們的心是好的，但事實上難以辦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驟……”，故而毛澤東寧願自己承提責任，而不去責怪下屬，這就是毛澤東在去長沙途中同王任重談起秦穆公故事的原因。
毛澤東息事寧人的態度，遇到了兩方麵的挑戰：一方麵，彭德懷不依不饒，咄咄逼人；另—方麵劉少奇一些人心懷叵測，欲置彭德懷於死地。正如毛澤東所說“有許多疙瘩多少時候了，不是現在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劉、彭的衝撞，已勢不可免，沒有人肯為了大局退一步，黨的團結麵臨嚴峻挑戰。黨的團結這條底線此時是觸不得的，這是有現實原因的：由於過去工作上的一些錯誤，尤其是毛澤東一再批評的“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貪多貪大”這些錯誤，加上1959年開春的全國大範圍幹旱，造成了夏收的嚴重減產，形式非常嚴峻，在這關鍵時刻，假如黨內出現了嚴重分歧，不能團結一致戰勝困難，那麽經濟上全麵崩盤、社會政治上出現混亂的可能是極大的。那時建國的時間還不長，且剛剛完成了社會義改造，社會上反共產黨的領導、反社會主義、反集體化道路的勢力還很大。
劉少奇在討論彭德懷的“意見書”發言中狠狠地捅了彭德懷一刀，說彭德懷是魏延的骨頭（注：《三國演義》中的魏延腦後有反骨，被諸葛亮所殺），朱可夫的黨性（注：前蘇聯赫魯曉夫搞宮廷政變，是借助元帥朱可夫的軍事力量的），馮玉祥的作風（注：即偽君子），與其你篡黨，還不如我篡黨。意思是說你彭德懷是一個一貫反黨企圖搞軍事政變的偽君子！他在和毛澤東談話時提到了李自成，說彭德懷就像劉宗敏。劉少奇十分了解毛澤東，因為他知道毛澤東多次提出不當李自成，毛澤東最痛恨劉宗敏那樣的人。等等，會議進行中，意想不到的事就這樣發生了。
毛澤東本不想打倒彭德懷。一是他認為彭德懷沒有犯什麽大的錯誤；二是為了維護黨的團結，需要搞好政治平衡。所以毛澤東在會議上主動承擔了“左”傾錯誤的政治責任，保護了劉少奇等人，但劉少奇—些人卻咬住彭德懷不鬆口。彭德懷與劉少奇等人之爭，使會議的演變出現了兩種可能：或者毛澤東與劉少奇等人攤牌，徹底清算他們的“左”傾錯誤；或者把矛頭指向彭德懷，按劉少奇的意圖把彭德懷打成一貫反黨的野心家。前者必將導致黨內、政府分裂，後者必將造成冤案，錯判彭德懷。在“左”傾錯誤所造成的嚴重情勢下，全國人民期盼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渡過難關，……黨內再不能折騰了，毛澤東從大局出發，求以加強黨內團結，穩定全國形勢，而無奈地采取了折衷辦法，把彭德懷的問題作為黨內矛盾，批評他犯下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僅免去國防部長和軍委副主席職務，仍保留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職務。毛澤東這樣做是違心的！正如他在8月1日預備會上對彭德懷說：“我66歲，你61歲，我快死了，許多同誌有恐慌感，難對付你，許多同誌有此顧慮”。神話故事有“打鬼借助鍾馗”之說，毛澤東就這樣作了一次鍾馗。“1965年10月，毛澤東同誌在彭德懷同誌出任大三線副總指揮前，和他談了話。毛澤東說：‘我們共事幾十年了，不要廬山一別，分手到底。’我們都是六七十歲的人，應當為後代多想事、多出力。廬山會議已經過去了，是曆史了，現在看來，真理可能在你一邊。對你的事，看來是批評過了，錯了，等幾年再說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氣用到辦事情上去。’”
事實上，毛澤東對8月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的批判彭德懷是不滿意的，所以他沒有參加會議。1966年10月24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匯報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鄧小平從來不找我，從1959年到現在，什麽事情都不找我。59年8月廬山會議我是不滿意的，盡是他們說了算，弄得我是沒有辦法的。”
毛澤東作為中國曆史上一代豪傑，他襟懷坦白，胸懷宇宙，頭腦裏裝的是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一再向全黨指出：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他還指出：黨外有黨，黨內有派，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毛澤東這番話很值得人們深思！
1958、1959兩年，中國革命發生了太多的事，中國共產黨內出現了複雜的鬥爭。關於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發生的“左”傾錯誤和廬山會議，曆來眾說紛紜。作者在這裏表述了自己的一家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