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和醫療事業中的“毛式生產邏輯”

教育和醫療事業中的“毛式生產邏輯”

 

作者：老田

 

 我的老家大體上消滅文盲，大致上是以我上學的年齡段為界限的，年齡比我大的鄉親中間文盲占據了絕大多數，年齡比我小的同鄉中間，不識字的人就非常少了。這一決定性的區別，主要是在鄉村教育中間引入一種低成本的福利生產邏輯而帶來的，由於這一生產邏輯的應用和推廣與毛澤東個人有著的密切關係，姑且命名為“毛式生產邏輯”。

我是1972年上小學的，正是從這一年開始，老家那個大隊不容許有不上學的小孩，人人都必須上學。由於采取了這個“極端政策”，並且這個政策的執行麵還很廣，所以迅速就引發了原有教育資源的嚴重不足：教師不足，教室不足，甚至連教材和作業本的供應都立刻緊張起來了。在通常情況下，缺乏足夠的合格教師和教室，教育是無法開辦的，但是，就是在這種非常規的情況下，“毛式生產邏輯”卻能夠運作。

因為沒有教室，我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是坐在一個劉姓人家的祠堂裏上課的，一年級學生朝前看，二年級學生朝後看，祠堂的主殿由於空間比較大，所以坐了兩個年級，有兩個老師分別對不同的學生群體授課。這個現象隻持續了一個學期，等到暑假結束之後，我們就已經在新的教室裏上課了。新教室的建築也很簡單，基本上不需要“硬投資”，木料和瓦都是利用舊房子拆下來的，土胚磚是大隊利用水稻田“切”出來的，建房子需要的人工，包括木工和泥瓦匠都是大隊社員中間的手藝人，人力物力都是就地取材，所以沒有費什麽事，新教室在幾天之內就完成了。第二個學期，我們大隊1-5年級全體學生，都坐在新教室裏頭上課了。

老師很缺，但是鄉下也還是有些識字的人，大隊就讓他們脫離生產勞動，專門當“民辦教師”。很多老師實際上沒有受到很正規的教育，按照老家的說法他們的文化是“漂”的（意思就是自學的）。當然，如果以今天的標準看，這些老師的教學水平是差的，教出來的學生的考試答題能力肯定遠遠不能與今天相比。隻要把一切預設的標準拋開，這個小學的成立和短時間內急劇膨脹，還是很有價值的：小學教師從此開始了一個“邊學邊教”的“專業化”過程，而全大隊的小孩都從此進入學堂進行連續五年的專職學習。中國成人識字率的急劇提高，就是這麽來的。

我記得小學時期，隻有最開始的那個學期領到了課本，此後就得依賴上年級的同學把課本遺留給我們了。因為課本很少有，所以我們每個學期交的五毛錢常常有剩餘的，到了假期老師就一分一角把多餘的錢退回給我們。今天回想起來，這個課本短缺固然反應了當時造紙業和印刷業很不發達，恐怕更反應了文革期間“毛式生產邏輯”快速推廣帶來的不適應：在小學教育快速擴張的同時工業生產係統完全缺乏準備。

在毛式生產邏輯之下，最根本的特點就是在短時期內實現全麵覆蓋，在低成本擴張的基礎上進行低成本供應。我們上小學，沒有任何學費，教室固然是大隊投入人力從解放前的祠堂上拆下木料和瓦建起來的，老師原來就是農民，現在改行教書也沒有工資開支，仍然在生產隊裏拿一份工分和口糧，參與每年的社員分配。因為建設成本和運作成本非常低，所以就不需要在學生身上打主意了，我們上小學每學期隻用交五毛錢，這是收書本費的，沒有一分錢的學雜費。我上初中是每學期三塊錢，高中是五塊，這個裏麵大約包括一半的學雜費。

與毛式生產邏輯不同，今天的中國，在教育上還存在“資本生產邏輯”和“政府生產邏輯”。在後兩種邏輯起作用越來越大的今天，毛式生產邏輯起作用的空間，以及被徹底排除了。

教育上的資本生產邏輯，就是人們所常說的“教育市場化”，在這個邏輯下，教育的生產者以向學生收費的方式，來籌集興辦教育的資源。這一邏輯的要點是，預測未來若幹年限內招生人數和收費水平的乘積，在考慮資本市場的利率水平（貼現率）時，折合到今天的資金流量要大於投資數量。一個人或者一群人投資100萬辦教育，他的起碼要求是未來曆年的學費收入，在扣除當年開銷之後並計算貼現率之後，總和要超過100萬，這樣，投資教育才是合算的。

在現實的基礎教育事業中間，真正的新投資是很少的，多數都是利用原有教育資源（特別是優質教育資源，例如城市的重點中學等）作為依托，針對高收入家長設置一個高收費標準，對富人家的小孩免去或者降低入學選拔門檻。這樣的運作模式基本上是武漢市中小學“教育市場化”的典型方式。

在大學階段的教育中間，教育市場化的空間更為廣闊一些。許多大學都為此設立了二級學院，這些學院基本上按照人們通常所理解的“熱門專業”來設置科係，著眼於招生和就業方便――實際上也就是著眼於可能的“收費最大化”目標。筆者看到，很多二級學院的科係設置，實際上都是一九八○年代的“熱門科係”，例如外貿、管理和計算機等等，這些專業在今天的社會中間，就業都已經極端困難了。可能這樣的科係仍然能夠吸引高中生的興趣，或者與工農中間學生家長的對社會的理解和預測能夠接軌，所以，依然是大多數二級學院設置科係的重點。從根本上來講，“教育市場化”要麵向人們對於教育的需要，要與人們投資教育的目標相一致，顯然，這隻能在與社會需要相一致的前提下才能實現，但是我們很遺憾地看到：市場化的教育恰恰不能反應已經變動的社會需要，而是與人們的錯誤感覺，簡單地保持了一致。這是市場化生存壓力之下，教育生產者拒絕承擔引導成本和風險的“理性選擇”的結果：往往選擇與過時的社會流行看法保持一致，以獲得招生上的方便。從根本上說，這對於一個社會的教育生產和消費而言，都是巨大的浪費。

政府生產邏輯，在本質上與資本邏輯具有更多的共同性。政府開辦一所學校，要以財政支出能力作為依托，包括新建校舍，雇傭老師等等。唯一不同的是，政府開辦的學校，不需要以對學生收費作為生存條件。許多地方，特別是城市地區，為了減輕教育事業對於財政資源的要求，往往設置各種限製條件，縮小受益群體的覆蓋範圍，特別是強調本區財政支持的學校進進服務於本區居民的條款，在這一歧視性的政策下，受排斥的群體常常是農民工小孩。各個地區經常出台種種限製措施，對非本區居民收取各種名目的“資助費”“借讀費”“擇校費”等等。與市場生產邏輯類似，政府生產邏輯中間，也一樣會對教育資源使用產生各種人為的限製。如果說，此種限製還與利潤趨向關聯度不高的話，那麽，政府生產邏輯內部成長起來的優質教育資源，在吸引高收入人群的教育投入方麵的作用，甚至已經帶來了政府生產邏輯內部的革新者：他們需要引入市場生產邏輯來實現利益最大化。

在一九八○年代，強化了教育作為社會流動階梯的作用，毛澤東時代的老式選拔人才的標準被放棄了。這一變革，急劇地增加了優質教育資源對於個人向上流動的價值，重點學校和上大學被視為“向上爬”的更好階梯。因此，教育對於個人投資者而言，就具有了更大的吸引力。因此，在原有的、由政府主辦的教育係統中間，優質教育資源迅速具備了很高的市場價值。我們看到，今天城市（包括部分鄉村地區）的優質教育資源，率先實現了市場化。雖然政府未必需要通過向學生進行“高收費”來增加收入，但是這一部分收入對於優質教育資源的掌握者來說，並非無關緊要的。又由於，優質教育資源的掌握者在製定教育政策中間，往往具有更強大的討價還價能力，我們看到中國的“教育市場化”就是從“政府生產邏輯”內部的金字塔頂尖部分發生、發展並壯大起來的，迄今已經成為吸納學生家長金錢的主要“提款機”。政府生產邏輯和市場生產邏輯就是這樣“相生而相成”的。

從全社會的角度看問題，基礎教育的市場化，僅僅是增加了優質教育資源掌握者的金錢吸納能力，本質上對於社會需要缺乏任何程度和性質的響應，這一部分市場化的結果是：以降低或者拆除高收入人群後代的入學門檻為條件，吸納更多的社會資源到優質教育資源掌握者手裏，最終的後果是把收入多少作為一個選拔標準引入教育再生產過程：優質教育資源更多地向高收入群體開放。

大體而言，毛式生產邏輯的限製條件是最低的，隻要有基本的人力資源條件，就可以廣泛地開辦，普及性最高。政府生產邏輯和市場生產邏輯在優質教育資源部分，是相互連通和轉化的，運作的邏輯也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後兩者與毛式生產邏輯都是相互排斥的，三種不同的邏輯要求有不同的運作基礎，毛式生產邏輯要求一個集體經濟或者可以進行高度分工的共同體作為依托，鄉村集體經濟解體之後，基礎教育就無法繼續運作在毛式生產邏輯上了，農民負擔就跟著政府生產邏輯和資本生產邏輯而水漲船高了，最終超過了農民的負擔能力成為一種排斥性的社會機製，導致農村小孩大量失學。以此而論，隻要是社會條件轉向政府生產邏輯和資本生產邏輯，毛式生產邏輯就往往無法運作了，這從中國過去幾十年的演變過程中間，看得非常清楚。

從農村合作醫療事業的興廢過程看，毛式生產邏輯的社會基礎，與資本生產邏輯的基礎是不同的。今天，中央政府認真地在鄉村推廣合作醫療事業，並由財政給予大量補貼，在筆者老家，合作醫療事業的要求是農民按一個家庭為單位參加，人年均出15塊錢，此外，由政府財政補貼40元。可以提前預言，這一事業，由於集中的有限資源無法滿足醫療係統的欲壑，農民居民患病就不可能得到全麵的資金支持，在此條件下什麽人優先取得支持，就成為管理機構的一個選擇權了，這不可能不發生普遍的腐敗並降低人們對這一試驗的信賴和支持。因此，絕無可能取得廣泛的成功。

反觀毛澤東時代，在毛式生產邏輯的支持下，鄉村赤腳醫生本身由大隊裏的農民擔任，隻要具備基本的培訓和起碼的西藥，就迅速開辦了一個覆蓋全國的合作醫療事業，以不到全球1%的醫療資源，覆蓋了22%的人口。毛式生產邏輯的關鍵是，基層三級合作醫療體係不是按照利潤最大化的邏輯來運作的，赤腳醫生在事實上也不能以追求高收入為目標。當時，看一次感冒，私人負擔的費用是五分錢，赤腳醫生要上門三次進行青黴素肌肉注射，此外還有幾天劑量的口服藥品。集體和國家財政，需要補貼的僅僅是有限藥品采購費用，按照今天的家價格水平估計，國家僅僅需要補貼大約十元錢，就足夠全國農民獲得免費的醫療服務需要了。但是，由於醫生和醫療單位都以最大收入為追求目標，即便是把補貼水平提高十倍，也不可能滿足這個高度商業化醫療係統的需要了，因此，今天的合作醫療事業必定不可能成功的關鍵：在於農民個人和國家財政加起來的有限財力無法滿足醫生和醫院的“發財需要”。從醫療事業看，毛式生產邏輯的成功之處，在於排斥了把福利事業作為個人發財需要來看待的可能，並且在製度上作出了有效的安排。

毛式生產邏輯欲政府生產邏輯和資本生產邏輯所需要的社會基礎條件不一樣，為政府生產和資本生產準備社會條件的取向，都是否定和破壞毛式生產邏輯的社會基礎的，因此需要加以限製和否定，甚至是進行批判。對於社會上不同的群體而言，資本生產邏輯可以讓富人家的小孩受到優質教育，從而降低他們向上流動的限製和門檻，並有助於把優質的教育和醫療資源集中服務於社會的上層。對於一般的工人農民而言，改變了毛式生產邏輯的社會基礎，他們就將逐步失去獲得教育和醫療福利的可能。對於優質教育和醫療資源的掌握者而言，在政府生產邏輯積累的基礎上，引入資本生產邏輯，是個人和單位發財致富“提高經濟效益”的基礎。

按照美國教授霍夫曼的看法，社會主義政治是一種“製度化多元主義”――每個行業的頂尖人士在製定行業政策上有更多的發言權。因此，在政府生產邏輯內部，必然地要產生資本生產邏輯的需要――即便是僅僅服務於掌握優質資源的少數人的需要。這大體上是中國一九八○年代以來精英們呼喚“民主和科學”所訴求的現實針對性。從這個意義上說，醫療產業化和教育產業化有必然性，其社會基礎就在於這兩個行業的頂尖人士（掌握優質教育和醫療資源）的發財願望，他們如果不能搗毀毛式生產邏輯的社會基礎和輿論氛圍，就不能實現個人的富裕發達。反過來，毛澤東如果不能有效遏製精英們的發財取向和階級本能，就不能在全社會實現毛式生產邏輯的運作條件，這在一定意義上解釋了為什麽直到文革的中晚期，而且是在鄉村集體經濟存在了十多年之後，農村普及教育和醫療事業才成為逐步現實。

相比較而言，毛式生產邏輯對於精英階層是他們發財致富、保持社會地位的一個決定性障礙，對於平民階層而言，則是他們合作起來求發展的“合作利益空間”――以低成本生產並提供福利和改善生產條件的唯一出路。在毛式生產邏輯之下，精英們掌握的人力資本要服務於大多數人的需要，不容許作為私人發財致富的憑借，同時，人力資本的積累特別是學習和培訓成本也相應地由社會負擔。

今天中國的三農問題，主要就是因為農民的收入增長有其限度，無法在生產條件和生存條件方麵獲得今天技術進步所呈現的各種好處，在生產和生活方麵局限於落後狀態。可以預料，由於農民的收入跟不上資本生產邏輯和政府生產邏輯需要的高增長，因此被排斥在福利事業的服務範圍之外的情況就不可能改變，隻要中國農村還不具備毛式生產邏輯的運作條件，農業生產條件和農民生存條件的根本改善就是不可能的，三農問題就永遠不可能得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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