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俗霧迷情
馬社香的《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早就想看了。這幾天看完《聶榮臻回憶錄》就接著看這書。昨晚在有點壓抑和詭異的中元節氣氛中倚床握卷，到兩點多鍾才看完。
作者試圖從文革前毛主席重上井岡山的過程探尋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初衷，文字樸實無華，以當事人的口述和當時公開的時政、曆史資料，非常簡潔的給人一種圖卷。揭示了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不是出於私利，而是為了反修防修、走社會主義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書中毛主席對井岡山鬥爭的回憶及其反思，對現實的洞察和把握、以及對未來的擔憂，有條主線一脈相承，就是如何保護工農大眾的利益、如何發展和鞏固社會主義事業。我認為毛的同路人很多，但一貫的、全麵的、徹底的、矢誌不移的為工農謀福利的人沒有出毛澤東之右者！僅憑這一點毛主席的曆史地位就不可動搖。書中有不少精彩的片段曾被很多人引用，原因很簡單，因為至今仍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如：
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下山的時候，“毛主席大聲地問：你是沒有忘記我在專列上的許諾吧。我為什麽把包產到戶看得那麽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製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製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麽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麽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麽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張平化激動地望著毛主席。大聲地說：‘主席，我懂了’。”（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頁）
這段話是被引用的最多的。其現實意義毋庸諱言。中國現在的經濟基礎已經變了。雖說還在喊要以公有製為主體，但實際上早就被私有製代替，而且還在為私有製的發展不遺餘力，也就是打左燈向右轉。工農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國家的利益被侵蝕被奪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但上層建築也會作用於經濟基礎。建國初期，我們的經濟基礎是私有的，但我們的上層建築是共產黨的領導，所以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後，利用上層建築的力量，改變了所有製，改變了經濟基礎，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同樣，在我們的公有製基礎建立後，我們蛻變了的上層建築也利用上層建築的力量，大力發展資本主義，退回到新民主主義階段，補資本主義的課。兩條道路的鬥爭一直沒有停止過。兩個三十年，站在工農的立場，說明了毛主席的遠見。
我看以現在的發展如果形勢沒有逆轉的話，共產黨的結果有兩條，一是和蘇共一樣崩潰。因為現在中共運行的軌跡幾乎和赫魯曉夫之後沒有多大實質性的區別，如新黨章改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和蘇共的“全民黨”差不多。其運行的結果是黨性（也就是階級性）湮滅，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國際矛盾將趨激烈（甕安、石首。西藏、新疆事件、關貿協定、轉基因、美國債證劵、金融風暴等等）。公有製的毀滅和私有製的強勢將使共產黨的執政基礎遭到徹底的摧毀，共產黨執政的連續性、合法性將受到嚴峻的挑戰和質疑。因私有化和缺乏必要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思想，而不可避免的和幾乎是不可抑製的腐敗將使共產黨步入極其危險的邊緣。黃葦町在《蘇共亡黨十年祭》一書中談及前蘇聯的教訓時說：“導致蘇聯劇變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黨的領導層中的腐敗已發展到這種程度，即他們所攫取的財富和利益之多，使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外衣已成為束縛，不便於他們更放手、更放心地去侵占和鯨吞更多的社會財富。他們已不滿足於能夠貪汙腐化、以權謀私的事實製度，而要通過國家政治製度的公開變更來從法律上承認他們所攫取的東西，並能名正言順地傳子傳孫。”
二是仍打共產黨的招牌，但實際上變成一個封建權貴資本的政黨。為人民謀利益隻是一種為社會矛盾緩和的有限的而必須的社會維持成本。而在這種統治下，社會將越來越不穩定，“維穩”的成本將越來越高，社會動亂爆發的機率也越來越高。
這本書裏華國鋒夫人有句話讓人深思“幹部一自認為做官，那欺壓百姓是遲早的事”。因為官員有特權，而特權是使我們的黨和官員脫離群眾墮落腐敗的催生劑。如何防止黨和幹部的腐敗變質脫離群眾是這本書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毛主席極重要的思考。
那個年代報紙上比較注意宣傳“反修防修”的問題。毛澤東問他們，認真讀過“第九評”（《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訓》）沒有？這篇文章中有段講“蘇聯特權階層”的話是他改寫的，對蘇聯修正主義有一個客觀的認識。你們下山後，找一找，看一看，就了解中國為什麽要反修防修了。主席說的這段文字在山上就找到了。毛澤東講的是這麽一段：
“經過這一係列的變動，蘇聯特權階層控製蘇聯黨政和其他重要部門。
“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
“這個特權階層，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占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們不僅通過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以及花樣繁多的個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汙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著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
“這個特權階層，思想上已經完全蛻化，完全背離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傳統，拋棄了蘇聯工人階級的遠大理想。他們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社會主義。他們自己背叛革命，還不準別人革命。他們唯一的考慮，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
文字很尖銳、很透徹。當時我們幾個都感到蘇聯這樣的事情離我們國家、離中國共產黨很遠，記得5月25日那天下午，汪東興慷慨激昂地說，我們國家誰走資本主義道路，全黨全國都不會答應。
毛澤東此時抽上第五根煙，緩緩地說，事情不是那麽簡單，人家資本主義製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製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曆史長，地域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四分五裂。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隻能是別人的附庸。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和井岡山的追求。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險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嗎？
毛澤東說，我們要摸索出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防止修正主義，要繼承和發揚井岡山的一些好製度、好作風。他說：在井岡山時，我們摸索了一套好製度、好作風，現在比較提倡的是艱苦奮鬥，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支部建在連上，隨著我們掌握政權，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建有黨的組織，成為領導機構。黨的力量加強了。但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就要差多了。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為一種製度，一種有效的方式。井岡山時期士兵委員會是有很大作用的。（《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
沒有人民的政權就沒有人民民主專政，也沒有人民的真正民主。“四大”就是毛主席嚐試的人民民主得一個新製度。但現在已被拋棄，連工人罷工的權利都沒有。資本主義複辟其實也不是什麽不可能的事情。在某種程度上講現在可以說資本主義是複辟了。這也許是個必然的過程。資產階級在對封建主義革命的時候同樣有反複。作為順應社會發展潮流的新生的社會主義在初期有資本主義複辟也不是什麽不可能的事。社會螺旋式的發展是社會必然的規律，一旦認識了這個規律，對未來就不會喪失信心。我以前對社會主義還搞不太清，但經過學習和思考，我對社會主義的信心是越來越堅定的。
我們可以看看一個走社會主義（大寨）一個走資本主義（小崗）的典型。一個是窮困地區的大寨，是一個不等不靠、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積極進取、大公無私、團結合作的典型。他對一盤散沙、安貧樂道、怨天尤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中國人是很有教育意義的。是一個民族崛起的急需和必須的精神。（《陳永貴最後的抱憾》
再看小崗村，是一個吃了23年返銷糧，連父子兄弟都不能合作的分田單幹的典型。人均耕地4。7畝啊，而且地理區位也好！可哪裏幾乎年年派工作員，隊長輪流做，私欲極強。村書記去年還是前年在人民網做訪談時漏出一句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讓網友詬病了好一陣。單幹後是一年越過溫飽線，三十年沒跨過富裕門。去年還累死個財政廳的駐村工作員。這樣的典型想教育中國人民什麽？
1999年中國統計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國統計資料匯編》上最原始的統計數據顯示，在1977-1980年，也就是萬裏任安徽省書記、帶頭推行聯產承包的4年裏，在全國糧食增產12%的背景下，安徽省糧食產量下降13.7%，人均糧食產量1976年全國是305公斤，安徽是370公斤；到1980年全國320公斤，安徽297公斤。曆史真實是1980年安徽省農業比1976年下降7.7%。 說分田單幹極大的解放了生產力真有點扯，搞人民公社之前不都是搞的單幹嗎？生產力解放在那裏啊？人民吃飽過多長時間啊？現在全國千餘個還在搞集體的村都搞得比較好，如華西、南街等，但沒有人去宣傳，反而有人千方百計去攻擊和汙蔑。我看集體化合作化社會化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
毛主席早已過世。兩個三十年各有判斷各論是非。斯人已去但鬥爭未停。社會就是在矛盾中發展進步。現在對姓社姓資的不爭論其實質就是要發展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較量遠沒結束。資本主義的弊端越來越被社會主義因素矯正，在美國，在歐洲已有越來越多的顯現。社會發展潮流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探索是個痛苦的過程，讓時間去檢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