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毛岸英犧牲50周年時的有關回憶
2000年11月25日，是毛岸英烈士犧牲在朝鮮戰場50周年紀念日，他的親人劉鬆林、毛岸青、邵華、李敏、李訥、王景清、毛新宇與他生前的戰友趙南起、楊鳳安等，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紀念毛岸英犧牲50周年座談會。許多人聞訊而來，大家回憶毛岸英，觀看著新攝製的電視專題片《毛岸英——在抗美援朝》，許多人禁不住流下淚來。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軍委委員的趙南起說：“毛岸英犧牲在抗美援朝的戰場上，他是毛主席的兒子呀！我們當初這些普通的人，不僅活了下來，後來都有了老婆、孩子、官位，什麽都沒耽誤，可他卻再也沒有歸來，最後連屍骨也沒能運回國……”
毛岸英是怎樣一個人
毛岸英方臉高額頭，闊鼻臥蠶眉。180公分的個頭與他的父親毛澤東站在一起不分伯仲。1922年10月24日，他出生在湖南長沙的教會醫院———湘雅醫院。8歲時，與母親楊開慧在板倉住所被當時國民黨清鄉司令部所屬的“鏟共義勇隊”的區隊長範覲熙（楊開慧家鄰居）帶領的槍兵抓獲。後被解送到長沙“協操坪監獄”。
母親被殺害後10多天，他才被舅舅楊開智、舅母李崇德從監獄接回。為了避免再被迫害，毛岸英與弟弟毛岸青、毛岸龍被送到當時黨中央機關所在地的上海，由叔父毛澤民安排進了“大同幼稚園”。大同幼稚園是上海黨組織為了安置救濟和培養革命烈士的後代，由黨的外圍組織“中國互濟會”出麵開辦的。其間，4歲的毛岸龍因病不幸夭折。1932年3月，黨組織鑒於大同幼稚園的實質已經暴露，決定將它解散。毛岸英和毛岸青被大同幼稚園的創辦人之一當時是地下黨員並從事牧師職業的董健吾領回家中寄養，黨組織按月出30元的生活費。
以後董健吾外出躲蔽追捕，他的前妻黃慧英負責照看，由於斷了生活來源，日子清貧，孩子們吃不飽穿不暖，還時常挨打受罵，他們便離家出走，從此流落街頭。解放後，毛岸英、毛岸青在不同場合都說過“那是《三毛流浪記》的日子”。
1935年秋，遠在中央蘇區任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國民經濟部長的毛澤民，托錢之光，找當時中央特科的潘漢年，希望尋找毛岸英、毛岸青。直至1936年夏天，地下黨才從一座破廟、一幫流浪兒中間把他們找到。隨後托張學良東北軍的部下、抗聯總司令李杜，在他出國時帶倆人到了法國的巴黎。半年後，由當時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的康生，一路照看著他倆到了蘇聯的莫斯科，並張羅著將他們送進了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諾第二國際兒童院。
隨後的5年裏，由於毛岸英聰明、好學勇敢、堅忍並愛好“軍事、政治和時事”，他逐漸成了兒童院裏的“小領袖”。他先後擔任了少先隊的大隊長、兒童院的團支部書記和區裏的團委委員。他應邀經常到各處去作報告。他寫過一篇長達3000多字的文章《中國兒童在蘇聯》，文筆流暢優美，被當時正在莫斯科治療臂傷的周恩來帶回國，後刊登在1940年4月12日延安的《新中華報》上，報社還配發了“編者按”。
當毛岸英20歲時，他眼見著蘇聯衛國戰爭打得殘酷而激烈。盡管他有主見，拒絕加入蘇聯國籍，但當戰爭來臨時，他主動給斯大林寫信，要求上前線。後來他又去找蘇軍將領再三請求，終獲批準入了伍。
他先入士官學校，後進軍政大學。1943年，參加了蘇聯共產黨。隨後被任命為坦克連的指導員，獲授中尉軍銜，參加了對德國反法西斯的大反擊。1945年，蘇聯最高統帥斯大林接見了他並贈一把手槍表示褒獎。
毛岸英5歲時與毛澤東分別，1937年11月他15歲時恢複了與父親的書信聯係，毛澤東與兒子談時事、政治、談讀書，表現出了他對長子的情有獨鍾。毛岸英對當時已在中國黨內確立了領袖地位的父親，則是依照自己的判斷，逐漸從了解、理解、認同與敬重走向了能夠與之進行思想的交融與溝通。1946年1月，他23歲時，回到了闊別18年之久的毛澤東身邊。
初回國的毛岸英很“洋氣”。懂俄語、英語、德語，穿著蘇軍呢子製服和馬靴，會跳交誼舞，寫得一手似乎無師自通，得到了乃父真傳的狂草體的好字，為人處事有些不拘小節。毛主席對他要求很嚴格，提醒他：延安雖“土”，但這裏是中國革命的“聖地”，到處都有“真人”，不要“顯擺”自己，他立即擺正了自己的位置，自願地穿起了大褲襠的棉褲，進“勞動大學”用雙手的老繭換回了“畢業證書”。
他經常出門去拜訪老革命、老同誌，虛心地向他們討教。他參加土改工作隊，還抽時間翻譯出版了恩格斯的《法德農民問題》等論著。
毛岸英在政治上逐漸成熟。可以在父親麵前坦誠地談論他對當時權高位重，許多人認為很了不起的康生、陳伯達等人的不好看法。以後他從中央宣傳部調到社會調查部，任李克農的秘書兼翻譯。建國初期毛主席出訪蘇聯，他參與了安全護衛工作。
對毛岸英在實際中表現出的政治思想水平，老一代和熟悉他的同誌均有過客觀公正的評價。1948年，周恩來對毛岸英在土改中的表現及他總結的有關土改工作經驗，給予過很高的評價。趙南起也說過：
“毛岸英在政治上確實很成熟。我常想，假如毛岸英還活著，文化大革命就可能不發生，或者他不會讓江青的‘四人幫’那樣猖狂……”
這話可以看作是對毛岸英個人能力的一個認定。
毛岸英是怎樣入朝參戰的
關於毛岸英是如何入朝參戰的？有說是李克農讓去的；有說是軍委作戰部的李濤選定的……事實上是毛岸英自己主動提出來的。當中央在討論是否出兵抗美援朝的時候，毛岸英就懂得了自己對父親的支持，兒子隻有一個選擇：那就是他要帶個頭，帶頭去朝鮮參戰。
是否要派兵出去抗美援朝，可以說是毛澤東一生中最費躊躕的一件事。胡喬木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書中曾說：“我在毛主席身邊工作了二十多年，記得有兩件事使毛主席很難下決心。一件是1950年派誌願軍入朝作戰，一件就是1946年我們準備同國民黨徹底決裂。”
毛岸英當時跟主席很親近，發生的這一切情景他當然都看在了眼裏。
那時的毛岸英，政治上已經相當成熟。他似乎有一條看不到的觸角，能夠深入到毛澤東的內心世界裏。他可以從許多外人看不到、或者不太注意的細微之處的變化，來感受毛澤東的思想脈搏。比如，他當時在父親臥室大床的床頭，看到毛澤東正翻看《東周列國誌》。他看到了劃了線的“假吾道以伐虢，虢無虞救必滅，虢亡，虞不獨存……”
的話，他便聯想到國與國、唇亡與齒寒、生存與死亡的問題。這真是毛澤東在讀書，毛岸英在讀父親。
彭德懷後來說過：“毛岸英是誌願軍裏的第一人。”應當包含這樣的意思：毛岸英生活在毛主席身邊，比較早地知道了中國要派兵抗美援朝；毛岸英是在主席設家宴為彭德懷餞行時，確定去朝鮮，那時是毛主席和黨中央在聽取了民主人士的意見後，剛剛確定用“誌願軍”的名義用兵；毛岸英是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的兒子。
全國解放後，毛岸英多次提出下基層工作。他打算下到工人們中間去，邊工作邊搜集他喜愛的民間諺語。他在與他的好友、蔡和森的兒子通信中這樣說過。後來他終於去了北京機器總廠。那還是他托周恩來出麵向李克農說情，社會調查部才放他下去，但人事關係仍沒給他轉。
當時，毛岸英完全可以呆在機器總廠當他的黨總支副書記，不必參軍去朝鮮。但是，他與毛澤東心心相連，息息相通。有道是“知子莫如父”，毛岸英已經是識父莫若子了，遂堅決地請求上了戰場。
至於他為什麽留在誌願軍司令部裏，工作在彭德懷身邊？那實在是因為毛岸英懂俄語、英語，過去又從事過機密情報工作，是個合適人選的緣故。抗美援朝時期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的聶榮臻這樣回憶說：
“彭總入朝時，為了和駐朝鮮的蘇聯顧問取得聯係，確定帶一名俄文翻譯，原先確定從延安時期就擔任中央領導俄文翻譯的張伯衡同誌，但當時張已擔任軍委外文處處長。由於大批蘇聯顧問來到北京，張伯衡工作很忙，難以離開，後來又挑選了一名年輕的新翻譯，可是軍委作戰部長李濤同誌提出，入朝作戰非常機密，應選一名經過政治考驗和可靠的翻譯，當時時間很緊，我立即向毛主席請示怎麽辦。主席立刻就說：‘那就讓岸英去吧，我通知他。’就這樣，毛岸英就隨彭總一起入朝了。”
毛主席本人在1951年3月，與他的老友周世釗的談話中，也解答了“毛岸英為什麽要上朝鮮前線”的問題。他說：
“當然你說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鮮戰場上，他就不會犧牲，這是可能的，也是不錯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極主張派兵出國的，因為這是一場保家衛國的戰爭。我的這個動議，在中央政治局的會上，最後得到了黨中央的讚同，作出了抗美援朝的決定……要抗美援朝，我們不隻是物資的援助，金日成同誌的告急電報是明寫的‘急盼中國人民解放軍直接出動援助我軍作戰’，要作戰，我要有人，派誰去呢？我作為黨中央的主席，作為一個領導人，自己有兒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又派誰的兒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長的，不管是誰，疼愛兒子的心都是一樣。如果我不派我的兒子去，而別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樣，自己有兒子也不派他去上戰場，先派別人的兒子去上前線打仗，這還算是什麽領導人呢？這是一個方麵。另一方麵，岸英是個年輕人，他從蘇聯留學回國後，去農村勞動鍛煉過，這是很不夠的，一個人最好的成長環境就是艱苦！在戰鬥中成長要比任何其他環境來得更嚴更快。基於這些原因，我就派他去朝鮮了。”
毛岸英犧牲時的實情實景
10月25日誌願軍剛入朝後，就在倉促的情況下與敵人接上了火，所以後來誌願軍出國作戰紀念日定在這一天。第一次戰役的時間也是從這一天算起直到11月7日結束。彭德懷這才抽出時間與誌司首長研究並宣布了誌司總部處、部級幹部的正式任命。成立了一個直屬彭德懷領導的司令部辦公室，負責作戰指揮和來往電文處理，大家習慣稱“彭總作戰室”。組成人員有彭德懷從西安帶來的張養吾、楊鳳安，從北京總參來的成普、徐畝元，還有13兵團的丁甘如、楊迪。趙南起是朝鮮族人，當時在總部是彭德懷的朝鮮語翻譯，毛岸英是俄語翻譯，也分別被任命為作戰參謀和機要秘書。原來的黨小組擴大成黨支部，毛岸英從原來的小組長繼續被推舉為支部書記。
第二次戰役是11月25日開始的。這之前，毛岸英為彭總會見金日成和蘇聯駐朝大使擔任翻譯，隨後又連夜整理會議紀要，熬到很晚才睡覺。當時敵人似乎已經發現了大榆洞是個重要目標，所以飛機來得很勤。彭德懷是個大軍事家，性子烈，不怕死。有人在回國匯報工作時談到了誌司在朝鮮的防空問題，遠在北京的毛澤東和軍委放心不下，多次打電報提醒注意。據記載就有10月21日，10月27日，10月28日，11月21日的電報都涉及到了這個問題。11月24日，毛主席又致電彭德懷等人，“請你們充分注意領導機關的安全，千萬不可大意。”誌司也決定：25日淩晨4時開飯完畢，除作戰室值班脫不開身的，其他人員必須進礦洞內隱蔽。
為了勸彭總離開作戰室木板房，毛岸英還向洪學智出了個主意，那就是把彭總隨時都離不開的作戰地圖“先斬後奏”地移到防空洞那邊去，彭德懷這才被洪學智連拉帶拽地離開了作戰室。
有文章說毛岸英是從防空洞裏跟出去又返回木板房內熱飯吃才遇上轟炸的，這是不確切的。當時他與高瑞欣、成普、徐畝元是值班人員。敵機這次飛來得隱蔽又突然。四架野馬式戰鬥轟炸機，當時平飛而來連俯衝的動作都沒有做，就迅速投下了帶亮點的燃燒彈。因為毛岸英與高瑞欣所處的位置離門較遠，他們又在專心地收拾作戰地圖和文件，站起跑出來的動作遲緩了些，還沒等跨出房門，就被上千度的燃燒彈爆發的高溫吞噬掉了。
為什麽人們對毛岸英知之甚少
毛岸英犧牲在朝鮮，遺骨沒有遷移回國內安葬，毛澤東和彭德懷的想法是崇高的，也是一致的。朝鮮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一場大規模的國際性局部戰爭”，雙方的損失都很重大。據誌願軍司令部1953年9月統計：誌願軍戰鬥傷亡36萬，非戰鬥減員（包括病退、病故和事故、裁減）38．6萬，二項合計74．6萬。朝鮮人民軍傷亡26萬。美偽軍被我軍斃傷、俘虜為109萬。
我軍犧牲了那麽多的戰士，不可能把屍骨全部運回國。但中華民族又講究“葉落歸根”、“活著見人，死了見屍，”所以毛主席又必須帶這個頭。他的內心也萬分痛苦。這就是他為什麽用“青山處處埋忠骨，何需馬革裹屍還”這句古詩作為對劉鬆林請求的回答。正因為如此，後來才有14萬人民子弟兵，埋骨在朝鮮各地近百處陵園和墓地中沒有遷回來的事實。
毛主席一直提倡少宣傳個人，他在世時，老一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大都健在，他當然認為自己的兒子不足以宣傳，也不會同意別人去宣傳他。自古以來，人命是關天的大事，但是作為像毛澤東這樣的了不起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對於長子的為國捐軀，他從來沒有抱怨過彭德懷，反倒寬慰地說：“岸英是一個普通的戰士，不要因為是我的兒子，就當成一件大事。”
近年來，雖然有些文章和作品反映過毛岸英，但是由於毛岸英去世早，留下的資料少，與他接觸的當事人少等原因，加上有些幹部子弟的行為，使人們群眾不滿，所以，毛岸英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人們缺少完整的了解。
1991年3月11日，江澤民總書記在韶山毛主席故居參觀，看到了毛岸英1949年10月寫給表舅父向三立的信，當即叫人複印了一份，他語重心長地對周圍的人說：如果我們每個黨員，每個幹部都像毛岸英同誌信中說的那樣，做人民的忠實兒女，我們就經得起任何嚴峻的考驗。
他還說：毛主席對子女要求很嚴，對全黨的幹部子弟也是一個很大的教育。要宣傳毛主席是怎麽教育子女的。在這方麵，我們後代人都要像毛主席那樣，對子女嚴格要求。
3月17日，江總書記在長沙聽取湖南省委、省政府工作匯報時，在談到幹部廉政建設時，拿出複印的毛岸英的信，念了幾段給與會者聽。
他說：我看了這封信後，感慨係之。假如我們所有的幹部對子弟都能像毛主席對待毛岸英那樣，我們的黨一定興旺，我們的黨一定為群眾所擁護。
……
這是黨和人民對毛岸英的最高評價和讚賞。毛岸英不愧為“誌願軍裏第一人”。
毛岸英入朝參戰雖然隻有短短的34天，他沒有作出如同邱少雲、羅盛教、黃繼光、楊根思那樣的英雄壯舉，更沒有獲得任何榮譽稱號和紀念獎章。但是，他作為“誌願軍的第一人”，其中值得挖掘和品味的東西，以及他和毛澤東在這場戰爭中，在硝煙散去，在今天中國迎來了和平與發展的環境時留給人民的思考，更顯出了它的彌足珍貴。
曆史是人民寫的。人民不會忘記曾為他們作出過貢獻和犧牲的任何人。
難以忘卻的紀念
毛岸英生前最關愛的人是與他同甘苦、共患難，情同手足的親弟弟毛岸青。1950年10月14日，毛岸英最後告別的親人是他的嶽母。他向張文秋鞠了4次躬，拜托了4件事，其中一件事是請求她給岸青每月一點兒零花錢並照顧好他的生活；另一件事是希望嶽母促成“岸青與邵華妹妹的婚事”。如今已是解放軍中將的毛岸青和少將的邵華夫婦談到這些往事時，仍然動了感情。
毛岸英的妻子劉鬆林，對丈夫永遠地離她而去，總以為是夢。當她守寡12年堅不再嫁時，毛主席無奈之中，便讓邵華去勸她。誰想到，兒媳婦道出的“心結”讓毛澤東的心靈受到了震撼，為了這對夫妻的情深意篤，也是為了自己的“疏忽”，毛主席的雙眼淌下了不多見的淚。劉鬆林說：“岸英瞞著我去了朝鮮，再也沒有回來，我最後連他的屍骨都沒看到，連他的墓地都沒去過，怎麽可能考慮再婚的事？！”
後來，中辦來人轉達毛主席的意思，說已安排秘書沈同陪她們去朝鮮為岸英和長眠在那裏的誌願軍烈士們掃墓。
臨行，主席拿出自己的稿費為他們每人置了身新衣服，並囑咐說：
“你們去看望岸英，這是我們家的私事。不準用公家的一分錢；不要驚動朝鮮的同誌；住在大使館裏；也不要呆得太久。”
劉鬆林探望丈夫毛岸英的心願終於實現，撫摸著那冰涼的水泥墳塚，望著“毛岸英同誌之墓”的豎碑，她的心碎了，她不相信但又不得不相信眼前的現實。她常歎道：“普通人家，每年清明或忌日時，都可以到親人的墓前寄托哀思，可岸英離開我有50年了，我一共才有為他掃墓的4次機會，我的心呀……痛啊……”盡管她後來聽從毛主席的勸說，與一位空軍幹部結婚並生育了三個子女，但她對毛岸英的緬懷之情延續至今。
毛新宇是毛岸英的侄子，毛澤東唯一的孫子，是毛岸青和邵華的兒子，現在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攻讀博士學位。他說，他心底有一個願望：就是作為毛家的後人，一個新時代的青年學者，並有責任來謳歌這個紅色家族裏的革命忠烈：楊開慧、毛澤民、毛澤覃、毛澤建、毛楚雄、劉謙初、陳振亞（係張文秋二任丈夫，毛新宇姥爺）張振國（毛新宇舅爺）、楊開明、楊展（楊開慧的堂弟與侄女）。日前，由他撰寫的40萬字長篇傳記文學《我的伯父毛岸英》也已由長城出版社出版，在紀念毛岸英犧牲50周年之即，作為敬獻給烈士的一份祭禮。
附文：毛岸英之妻 劉鬆林的回憶
劉鬆林生命中有兩位本世紀中國堪稱為偉大的人和令人敬仰而難忘的親人。一位，是她公公：毛澤東；一位，是她第一個丈夫：毛岸英。她的生命，因此不再平凡和單薄，打開塵封的記憶，一同踏上往日的歲月，走進毛氏家庭……下文是田子對劉鬆林的采訪，摘自《英才》。
共同的經曆讓我倆走進彼此的心
“我第一次見到他（毛岸英），是1946年7、8月份，那時他從蘇聯回來不久，而我和母親則在新疆坐了4年監獄後剛回到延安。
“我們是一百多人集體到的延安，到的第二天，毛主席到中央黨校一部去看我們。因為我小的時候，毛主席就認我做了他的幹女兒，這次他看到母親和我時，看我長大了，很高興，就接我到他家去玩，我去了幾回，現在記不清是哪次了，我碰到了毛岸英。
“在我想像中，毛岸英喝過洋墨水，肯定很洋氣，但當我見到的他時，卻發現他與當時延安一般幹部沒什麽兩樣，整天穿著毛主席快穿破的舊衣服。他比主席瘦，比主席略高一點兒，衣服顯得晃晃蕩蕩的，很肥大。但他的知識、閱曆超過我一大截子。我一直叫他大哥，我那時十五六歲。
“我一直認為自己很土，4年監獄耽誤了我的學習，入獄前是小學生，獄中母親和阿姨教了我一些中文和算術，出獄後突擊學習了三個月，才上了延安中學。所以見到毛岸英並沒有過多的接觸和往來，當時他給我的印象是比較健談。
“第二次見到他是1948年，在西柏坡。當時我從學校畢業等分配，我住平山，主席住西柏坡，我騎了一天馬去看主席，正好他在。這次我也長大了，岸英回國也兩年了，對國情也了解了，我們開始聊天。”
劉鬆林和毛岸英並不像傳說中的是兩家長輩定親，他們是自由戀愛。
那美麗、難忘的初戀，也是劉鬆林生命中最難忘的，生活就這樣開始了。
“他當時怎麽會愛上我？好像我也問過他：有那麽多女孩子，我文化程度低，你應該找個大學生。他說文化程度是可以變化的，你隻要人好，不笨，一樣可以成為大學生，主要的是要人好。再一個我們倆的遭遇是一樣的。我倆從小都坐監獄，一個失去了母親，一個失去了父親，好溝通，他能很容易地理解我、感受我，彼此很快就能走進對方的心。
“關於結婚，岸英說，先國家後個人。開國大典是1949年10月1日。我們的婚禮是10月15日。在中南海，毛主席主婚。”
作為長輩，毛主席對這雙新人隻有祝福，沒有奢侈的禮品，隻送給岸英一件自己穿過的舊大衣。
誰都沒有想到，一年後的同樣這個月份－－10月份，29歲的毛岸英去了朝鮮，一個月後犧牲在遙遠的、被炮火燒焦的異國土地上。全中國人，多少年來無不為此事而痛心疾首，那是一個多麽年輕的、富有才華和責任感的人。他犧牲的年齡和母親楊開慧犧牲時年齡一般大。
“岸英的衣服和東西都沒留下來，現在想起很可惜，我那時都認為是破爛，全扔了。隻留下了他的書、筆記和日記。現在惟一留下的衣物是他帶到朝鮮又被人帶回的東西，後來我分別捐給了板倉和韶山。其中有幾件襯衣我看了很難過，他把長袖剪成短袖，又用剪下的袖子補了領子。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是江青的姐姐給他補的。”
他有種征服力和無形的威力
毛澤東把劉鬆林看成是自己的孩子，他很喜歡這個從小看著長大的美麗、溫良的女兒。
“結婚前我去主席家玩，他和江青不能不管我，陪著我坐坐，我就不好意思總去打擾。後來岸英跟我說，可能也是主席說的，讓我每個星期都去看爸爸。後來我就每個星期都去了。寒暑假就住在那兒，1957年我從蘇聯留學回來就不住在那兒了。”
有5年時間，她住在主席家裏，有機會了解了這位既是偉人又是父親的生活和工作情況。
“主席是個工作狂，整天就是拚命工作，根本不問家事。他白天睡覺，晚上工作，他睡覺時，我們說話不敢大聲，走路用腳尖，直到現在我開門，關門都是輕輕地，從不敢把門一甩，讓門‘當’的自動鎖上。
“有次他讓我陪他吃晚飯，一直到次日淩晨3點也沒開飯，我困極了，伏在桌上睡了，衛士叫起我吃飯時，我難受得根本吃不進去。平常人像他那樣工作根本受不了，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像李銀橋、吳旭君後來都患了神經衰弱，生物鍾全被打亂。
“直到現在我也無法想像主席是怎麽工作的，我每次進他辦公室都覺得很難受，壓力很大，他寫字台上常放著幾大疊文件，秘書常常是抱著新的來，抱著舊的走。
“對孩子讓他們全部吃大灶，和普通戰士一樣。他讓我們對他身邊的工作人員一律叫叔叔、阿姨，哪怕他們比我們還小。
“人家說他是神，我沒這個感覺。我覺得他是個很普通的父親，也是很慈愛、很嚴厲的父親。人們說他是權威人物，我當時不覺得，後來回想起來，確實是這樣。當時他說句話，不管有理沒理，誰都會心甘情願去做，在他麵前，即使有不同看法，也會先否定自己。這不單純是崇拜，他身上有種征服力，他有一種無形的威力。但我從沒見他發過脾氣，他好像沒有脾氣。沒見他著過急、生過氣。”
現在我有兩兒兩女
“後來我學俄羅斯語言文學，畢業後分配方案有部隊、外交部和編譯局。我征求主席意見，他說當然到部隊好啦，他對部隊有感情。我到工程兵科研部，文革時下部隊，1974年調到軍事科學院外軍部，後來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搞外國軍事文學。
“現在兩兒兩女。愛人楊茂之原是空軍，他是河北人，家是漁民，他剛參軍時是陸軍，空軍組建時被挑選為飛行員，1954年選派到當時蘇聯的紅旗空軍學院（現名加加林航空航天軍事學院）深造，1958年畢業回國，到空軍學院當教師，後下部隊。”他們白頭到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