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28年，毛澤東率部在井岡山打遊擊。那時，他們經常神出鬼沒地打土豪劣紳。一次，毛澤東想到土豪家裏去看看是否有《三國演義》一類的書，因為他實在想重新閱讀一下。可一位農民卻告訴他：“沒有了！沒有了！昨天共了產。”毛澤東聽了，隻得遺憾地作罷。〔龔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三聯書店，1986年版，第196頁。另，參見孫琴安：《毛澤東和中國文學》（未刊稿）。〕
不久，毛澤東的書簍裏多了一套他愛不釋手的書。那是他的部隊在攻打井岡山附近的茶陵縣高隴圩時，闖進了譚延闓的老家。譚延闓曾是清末進士，後來出任湖南省都督、湘軍總司令。在譚家的藏書中，毛澤東得到了一套《三國演義》。雖說他早年多次讀過《三國演義》，可眼下再讀，卻別有新意，從中可以學習許多作戰的經驗。所以，毛澤東曾說：“這真是撥開雲霧見青天，快樂不可言。”（葉永烈：《曆史選擇了毛澤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頁。）
據賀子珍後來回憶：1929年前後，在井岡山的艱苦生活中，讀書也許是毛澤東最大的樂趣了。他的口袋裏常常裝著一本書，有點空閑就拿出來看。所以，後勤部門為他做服裝，都根據他的意思，把衣服的兩個口袋做得大大的，好往裏麵裝書。他博覽群書，什麽書都愛看。他讀過幾年私塾，古文根底很深，也喜歡李白、陸遊等人的詩詞，不但熟悉他們的作品，而且喜歡逐篇進行評價。在中國古典小說中，他最喜歡《紅樓夢》、《水滸傳》和《三國演義》，每種都看過好幾遍。他的記憶力很好，看過的書都記得很清楚，而且善於汲取有用的東西，加以應用。
後來，賀子珍聽說有人詆毀毛澤東，說他指導革命不是用馬列主義，而是用中國的舊小說《水滸傳》、《三國演義》。賀子珍毫不客氣地反駁說：“這種說法不對！我們的黨領導土地革命，是受到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是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作指導的。那時候，馬列的書翻譯過來的不多，尤其是我們在偏遠的山區，能夠看到的就更少了。記得當時在井岡山上，隻有少數幾本馬列的書：《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ABC》等，毛澤東讓用油印機印出來，發到各個連隊學習。他還盡最大的努力普及馬列主義知識。他同軍隊中的政工幹部，經常輪流到各個連隊講課。當然，毛澤東是很熟悉中國的曆史的，常常引用曆史上的一些典故，作為工作的借鑒。古代的文學作品，如《三國演義》、《水滸傳》等著作中的人物及事件，也常常被他引用來借古喻今。這些發生在古代中國土地上的事例，能夠為中國的革命所用，這不是很正常、很好的事情嗎？有什麽不對呢？”（王行娟：《賀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115頁。）
1930年5月，毛澤東作江西《尋鄔調查》。他在“尋鄔的文化”一節中寫道：
女子可以說全部不識字，全縣女子識字的不過三百人。男子文化程度並不很低，南半縣文化因交通與廣東的影響比北半縣更加發達，依全縣人口說，約計如下：不識字百分之六十；能識字百分之四十；識字二百個，百分之二十；能記賬，百分之十五；能看三國，百分之五；能寫信，百分之三點五；能做文章，百分之一。初小學生百分之五（五千人）；高小學生百分之八（八千人）；中學生五百人，大學生三十人；出洋學生六人，秀才四百人，舉人一人。（上列的百分數，是每一項對於人口總數的比例。）（《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頁。）
1932年1月，在那次批評他為“機會主義”、“狹隘經驗論”的贛南會議之後，毛澤東又生病了。他帶著賀子珍以及警衛班13個人，到東華山去了。東華山在瑞金東麵二三十裏外，山上樹木蓊鬱，山頂上有座古廟。毛澤東看中了這座古廟，住了進去。毛澤東在東華山住了50來天，連春節也是在那座古廟裏冷冷清清地度過的。直到3月上旬的一天，周恩來派項英專門來請他下山。毛澤東在世外桃源般的東華山，埋頭讀書，津津有味地讀《水滸傳》、《三國演義》之類。（葉永烈：《曆史選擇了毛澤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頁。）
據汪澍白編著的《毛澤東思想與中國文化傳統》（廈門大學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4頁）：“1932年臨時中央到達根據地，不但剝奪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而且在《革命與戰爭》等刊物上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從理論上對他進行批判。教條主義者嘲諷毛澤東的軍事路線‘把古代的《三國演義》無條件地當作現代的戰術；古時的《孫子兵法》無條件地當作現代戰略；更有好些博覽群書的同誌，拿半個世紀以前的曾國藩作為兵法之寶’。”
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曾多次這樣談及：“1935年前後，當時黨內有同誌說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著兩本書打的，一本是《三國演義》，另一本是《孫子兵法》。其實，打仗的事怎能照書本去打？那時，這兩本書，我隻看過一本——《三國演義》，另一本《孫子兵法》當時並沒看。那個同誌硬說我看過。我問他《孫子兵法》共有幾篇？第一篇的題目叫什麽？他答不上來。其實他也沒有看過。從那以後，倒是逼使我去翻了翻《孫子兵法》。”（黃允升：《〈遵義會議紀實〉若幹史實辨正》，《中共黨史研究》，1992年第2期。）
《孫子兵法》，又名《孫子》，相傳為春秋末年孫武所撰，現存13篇。這是中國和世界最古老的兵書，曹操曾為它作注和編“輯要”。
1960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他的67歲壽辰時，在與部分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聚餐時的談話中，他又談到了這件事。他說，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先後受到過三次大的處分。“那時我沒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擔架上，做什麽？我看書！他抬他的擔架，我看我的書。他們又批評我，說我憑著《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指揮打仗。其實，《孫子兵法》當時我並沒有看過，《三國演義》我看過幾遍，但指揮作戰時，誰還記得什麽《三國演義》？統統忘了。”（忻中：《毛澤東晚年的讀書生活》，《黨史文匯》雜誌，1994年第8期。）
因為愛讀《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在長征行軍途中，毛澤東還讓警衛員去給自己找書來看，以致引起誤會，鬧出取來“仨鍋”、“水壺”的笑話。
據喜民編著的《璀璨的星係》（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毛澤東對他自己的學習一直抓得很緊。在長征途中，有一次，因隨身帶的書看完了，到一個村子駐紮後，他對警衛員講：“你去給我弄部水滸和三國來。”警衛員找到一戶讀書人，說要借個“水壺”和“仨鍋”用。老先生看了看他，知道他是為窮人打天下的紅軍，就把自己正在用的水壺借給了他，並說家中沒有三口鍋，隻有一口；且自家每天都得用，實在騰不出來。
警衛員謝過老先生，提起借來的水壺，興奮地去見毛澤東，一進門就說：“主席，水壺拿來了，仨鍋沒找到。”毛澤東抬頭一看，禁不住笑了。他把警衛員叫到身邊，耐心地告訴他：“我要的不是燒水的水壺，也不是燒飯的大鍋，而是中國的古代名著《水滸傳》和《三國演義》。這是兩部古書。”說罷，他又拿來一張紙在上麵寫出來，交給了警衛員，並告訴他今後要注意抓緊時間學習，幹革命可不能鬧笑話呀！
1942年，鄧寶珊將軍在陝北榆林時期，常和部下討論毛澤東在一些著作中闡明的觀點，認為毛澤東精通辯證法，對問題看得遠、看得深。他還說毛澤東學問淵博，讀書很多，住的窯洞的書架上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也有《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古典文學作品，還有陝北各縣的縣誌。（《肝膽篇》，《武漢文史資料》，1986年第4輯，第13頁。另見，全國文史資料委員會等編：《鄧寶珊將軍》，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186頁。）
據趙超構訪問延安的回憶：1944年6月12日，晚餐以後，我們在大禮堂看戲。這是由此間的平劇研究院演出的，演的是《古城會》、《打漁殺家》、《鴻鸞禧》、《草船借箭》四出戲。和我比肩的，正是毛澤東先生。戲早已上演了，他非常有興味地聽、看，從始到終。對於《古城會》中的張飛，對於《打漁殺家》中的教師爺，對於《鴻鸞禧》中的金老頭，對於《草船借箭》中的魯肅，他不斷地發笑，不是微笑而是盡情地捧腹大笑。當演出張飛自誇“我老張是何等聰明之人”那一副得意的神情時，當教師爺演出種種沒用的醜態時，當金老頭在台上打諢時，他的笑聲尤其響亮。在這時，我理解到毛先生和我們一般人是有共通的幽默與趣味的。他並不是那些一讀政治報告，便將趣味、性靈加以貶斥的人物。他雖自謙“對於平劇沒有研究”，但也承認：“很喜歡看看。”（趙超構：《延安歸來》，南京新民報出版社，上海1946年2月再版。）
“關羽、張飛在古城相會”，見《三國演義》第二十八回“斬蔡陽兄弟釋疑，會古城主臣聚義”。
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前夕，江青替他準備了一批書，但他隻挑選了《紅樓夢》、《三國演義》等幾種。（李清華：《霧都較量》，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頁。）
1946年12月1日，朱德六十大壽。毛澤東題詞“人民的光榮”，以向朱德祝賀；晚上他還參加了祝賀晚會，觀看了京劇《捉放曹》和《定軍山》。（閻長林：《英明的決策——回憶毛主席1947年撤離延安的日子》，見《工人日報》1978年12月26日。）
《捉放曹》，據《三國演義》第四回《廢漢帝陳留踐位，謀董賊孟德獻刀》。故事寫曹操獻刀謀刺董卓沒有成功，逃亡回鄉。途中在中牟縣被捕，但縣令陳宮卻棄官與曹同奔。路遇曹父故友呂伯奢，在他家留宿。呂家磨刀殺豬款待，曹操聞刀聲頓起疑心，殺死呂伯奢及其全家。陳宮怨曹操殘忍，夜投宿時，題詩棄曹而去。
《定軍山》，據《三國演義》第七十一回《占對山黃忠逸待勞，據漢水趙雲寡勝眾》。故事寫東漢末年，曹操大軍攻葭萌關，諸葛亮用激將法，命老將黃忠迎戰。黃忠殺退曹軍勇將張郃，攻占屯糧的天蕩山；又以逸待勞殺死夏侯淵，奪取了要塞定軍山。
1949年，七屆二中全會期間，華北軍區政委薄一波，派李和曾為團長的華北京劇團到河北平山西柏坡演出。毛澤東一連兩天都觀看了演出。第一天，第一出戲是《宋江殺惜》，這是宋江被逼上梁山的一個故事，李和曾演宋江。第二出戲是《王佐斷臂》，這是阿甲的拿手戲。最後一出戲，演的是《失空斬》，由李和曾扮演諸葛亮。（閻長林：《在大決戰的日子裏》，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頁。）
《失空斬》，即《失街亭》、《空城計》和《斬馬謖》，《失街亭》三出戲的合名。故事寫諸葛亮初出祁山，選擇將領守街亭（今甘肅莊浪東南）要塞。馬謖討令駐守，但他剛愎自用，不聽副將王平勸告，竟在山頂紮營，被魏將張郃斷了水道，蜀軍大亂，失了街亭。《斬馬謖》是寫馬謖失街亭後，與王平回營請罪。諸葛亮雖然愛惜馬的才能，但因軍律，隻得揮淚把他處死。
1950年初，李和曾多次到中南海為毛澤東演出。據他回憶，有一次，他給毛澤東清唱高（慶奎）派代表作《逍遙津》以後，毛澤東說：“解放以後的演員應當高歌，黃鍾大呂，不要陰沉沉的。高派的唱法是好的。所有的流派，包括高派，都要繼承，又要發展。（李和曾：“毛主席給了我藝術生命”，見《毛澤東同誌八十五誕辰紀念文選》，第196～197頁。）
《逍遙津》，即《曹操逼宮》，據《三國演義》第六十六回《關雲長單刀赴會，伏皇後為國捐生》。故事寫伏皇後和其父伏完受漢獻帝密詔，擬聯合孫權、劉備，裏應外合，以鏟除威逼漢室的曹操。不料泄密，曹操帶劍入宮，把伏皇後亂棒打死，並殺了伏完全家。
1958年9月11日，毛澤東到湖北武漢軍區司令部參加晚會。據張治中日記稱：該部文工團演出“農業大躍進”的舞蹈，相聲《洋迷信》、河南梆子《洗菜歌》和龍舞等精彩節目。相聲《洋迷信》是對洋迷信譏諷嘲笑，使人笑痛肚子，主席也為之大笑不止。在對群眾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中，相聲確實是一個通俗有力的工具。最後，由武漢市京劇團演出《長阪坡》。（張治中、餘湛邦：《張治中與毛澤東——隨從毛主席視察大江南北日記》，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頁。）
“長阪坡”，指張飛在長阪坡一人攔住曹操百萬大軍，威不可檔。此故事見《三國演義》第四十二回《張翼德大鬧長阪橋，劉豫州敗走漢津口》。
毛澤東從不輕易放過別人研究三國的成果。20世紀50年代末，他在《北京日報》上讀到了作家吳組緗的《關於〈三國演義〉》（三），就囑咐秘書去找以前連載的兩篇來看。
據《社會科學論壇》1995年第l期一篇文章中說：1959年4月23日，毛澤東閱讀本日《北京晚報》連載的吳組緗《關於〈三國演義〉》（三），在旁作批示：“請秘書代為查找該文的第（一）、（二）兩節，想看看。”
1960年，毛澤東在浙江杭州南屏召開會議期間，在文藝晚會上，聆聽了宋寶羅唱的京劇《空城計》。（李林達：《情滿西湖》，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42頁。）
1961年5月1日，毛澤東在上海過“五一”國際勞動節。據當時在上海市委機關從事接待工作的張玉華回憶：當天早上3時，我們幾個人接到通知，說毛主席請我們同桌吃飯，一起歡度節日，真使我們喜出望外。我們上了主席餐車。吃飯時，毛主席對我們說，今天是“五一”國際勞動節，很快過端午節了，你們為我工作很辛苦，我請你們共同過節，表示感謝。當時，餐車上放了粽子。毛主席問我們端午節為什麽吃粽子？我們回答，是紀念屈原，但具體緣由講不清楚。毛主席說，我把關於屈原的故事講給你們聽，然後你們每人吃兩隻粽子，不然我就吃虧了嘛。一番話說得我們大笑起來。當毛主席講完故事，我們把粽子吃掉後，毛主席很高興地說，看來你們的飯量都不小，為了幫助消化，我再唱一段京劇助助興。隨即他唱了一段高慶奎的《逍遙津》。（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毛澤東在上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232頁。）
據毛澤東的衛士尹荊山回憶：1962年的一天，毛澤東走出書房，在台階上住了腳，仰天凝視，深吸一口氣，忽然放開喉嚨，唱出兩句京戲。記得是《空城計》。衛士們一怔，隨即交換眼色，無不流露歡顏。這兩句京戲似乎宣告了三年困難時期的結束，我們都產生出“一唱雄雞天下白”的感覺。到吃飯時間了，在尹荊山的建議下，毛澤東和家人一起吃了一頓飯。家常便飯，四菜一湯。毛澤東並不因為與家人一道吃飯而破壞習慣，仍然是手不釋卷，邊吃邊看。不過，這次看的是小人書《火燒連營》，完全是放鬆大腦的一種獨特方式。（孫寶義：《毛澤東的讀書生涯》，知識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頁。）
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的一次講話中說：“國民黨的軍官，陸軍大學畢業的都不能打仗，黃埔軍校隻學幾個月，出來就能打仗。我們元帥、將軍，沒有幾個大學畢業的。我本來也沒有讀過軍事書，隻讀過《左傳》、《資治通鑒》，還有《三國演義》。這些書上都講過打仗，但是打起仗來，一點印象都沒有了。我們打仗，一本書也不帶，隻是分析敵我鬥爭的形勢，分析具體情況。”（王子今：《毛澤東和中國史學》，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頁。）
俗話說，老不讀“三國”。但在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患老年性白內障，仍然還堅持讀《三國演義》，經常在書房裏翻閱各種版本的《三國演義》，有平裝的也有線裝的；又讀有關三國的史傳，如《晉書》的《羊祜傳》、《杜預傳》等。
據忻中的記載：“1973年，毛澤東還先後兩次向我要過《三國演義》，一次是3月9日，一次是5月26日。這兩次送給主席的《三國演義》，都是徐業夫秘書讓我從中國書店新購來的。”忻中還看到，毛澤東晚年在遊泳池的書房裏，除存放著多種平裝版本的《三國演義》外，還一直放有兩種線裝木刻大字本的《三國演義》。其中一種是上海涵芬樓版，全名叫《三國誌通俗演義》。他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裏，還常在書房裏很有興趣地翻閱這兩部不同版本的《三國演義》。（忻中：《毛澤東晚年讀書生活》，《黨史文匯》雜誌，1994年第9期。）
1975年8月13日，蘆荻向毛澤東請教《三國演義》、《紅樓夢》和《水滸傳》等幾部古典小說的評價問題。這天，毛澤東先談了《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幾部書，接著又談了《水滸傳》。（楊建業：《在毛主席身邊讀書——訪北京大學中文係講師蘆荻》，《光明日報》，1978年12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