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文革中搶救劉少奇的爭鳴
顧英奇：文革中搶救劉少奇紀實
我從1953年11月調到中辦警衛局保健處從事中央領導的保健工作，1957年撤銷警衛局保健處，改為北京醫院中南海保健組。但我的工作和黨的關係一直在中南海，從1955年7月12日起，擔任朱德同誌的專職保健醫生。1965年10月我離開朱德參加下鄉醫療隊，1966年發生文革，1967年1月我回到北京醫院總值班室。那時，北京醫院已經十分混亂，領導幹部被造反派奪權專政，中央保健工作受到了嚴重的衝擊破壞。
1968年2月，奉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命令，我又被調回中南海並編入部隊，任新成立的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中南海門診部（現警衛局保健處前身）二名負責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這次有醫護、藥房、化驗共11人同時調入。當時中央警衛處、警衛團合編，主要受中共中央辦公廳領導，建製歸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門診部的主要任務是為住在中南海的中央領導人和老一輩革命家服務；也為警衛處機關的幹部、戰士、職工看病。
◇ 門診部一開張就遇到給劉少奇看病的問題
文革之初，少奇同誌就被以“全國最大的走資派”的罪名打倒（後來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被軟禁於中南海福祿居。少奇同誌原先住在中南海萬字廊，1952年搬到中南海西樓的甲樓，最後於1963年9月搬到福祿居。
1967年1月，我從醫療隊回到北京醫院總值班室上班。當時醫院雖然混亂，但對劉少奇看病的問題，周總理和中央辦公廳曾給北京醫院下達一條原則：劉少奇需要看病時，經他的警衛人員與北京醫院總值班室聯係，由醫院的醫生、護士出診；藥品還是從保健藥房（文革中編入中央警衛團後勤部）發給。北京醫院那時雖發生造反、奪權的混亂，總值班室還是執行了這條規定。
據劉少奇病曆記載，我們調回中南海之前，醫院曾有四位醫生到他家出診過。為解決疑難問題也曾在他家多次組織過會診。
參加會診的專家有：北京醫院內科陶桓樂教授、外科吳蔚然教授，眼科左克明主任、口腔科李善榮主任、五官科王淑雲主任，放射科李果珍教授、嶽輝南主任；同仁醫院眼科張曉樓教授、北醫口腔科朱洪蔭教授、三○一醫院五官科薑泗長教授等。
我們調回中南海後，根據上級指示從北京醫院接過劉少奇的醫療任務和病曆。領導給我們的指示是：“劉少奇如果生病，叫你們去看病，你們就去，還要認真給他治病。”
我們深知，這是一項艱巨的政治任務。那個時候極左盛行，江青一夥又唯恐天下不亂，弄不好就可能被扣上各種政治帽子，政治風險是明擺著的。但是門診部的人員還是正確地對待、處理了這個問題。
當時，我們先指派助理軍醫李留壯和護士馬小先負責平時到劉少奇家的巡診工作，門診部的其他醫生、護士也到他家出診。醫護每次出診都做認真的檢查、治療並詳細記錄於病曆。
那時，正是少奇同誌遭遇殘酷迫害，精神受到巨大摧殘之後；他的生活待遇和夥食標準也驟然降低，這一切都對他的健康造成了極大的損害。
我們出診時看到，他的門庭冷落，院落荒蕪，氣氛肅殺，有的房間還有造反派張貼的大字報殘跡；他的屋門外有一名遊動哨兵，身邊還有一位原來的秘書，一位原來跟他多年的衛士老李和兩名管生活服務的戰士。他們照顧他的生活起居和對外聯係；部隊給派來一位年輕的廚師。這些人對他的態度還是和氣耐心的。為了完成上級交待的任務，他們的工作也都盡職盡責，但處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確實都很少說話，氣氛壓抑。
少奇同誌的活動範圍僅限於那個庭院和室內。那時，他的身體已經十分虛弱。他原來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他情緒很低落，麵色蒼白，食欲下降，血壓很高，糖尿病加重，身體消瘦，體力大為減弱。
門診部的多數人原來就在中南海工作，對少奇同誌都熟悉而有感情，很敬重他。但風雲突變，我們不知道為什麽他突然變成了最大的走資派，成了“階級敵人”。這使我們與他接觸時感到有點不知所措。但我們秉持的原則是，不管政治風雲如何變幻，我們隻能遵循治病救人的醫務工作守則和醫德規範行事；再加上領導有言在先，所以我們還是實事求是地去為他做醫療工作。
在此前提下，從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門診部的醫務人員和全國知名的各科專家，按醫德規範和醫療原則，為劉少奇做了大量的治療護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間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搶救工作，多次把他從死亡邊緣搶救回來。
平時少奇同誌在痛苦煎熬中度日。我們則細致負責地對他進行了醫學觀察和照顧，隨時解決他健康上的需要。
1968年4月，他開始語言減少，有時糊塗，尿失禁，手抖，步子變小（碎步）。為了查明病因，我們即請北京醫院神經內科王新德主任會診，王主任雖未肯定腦部有局灶性病變，但肯定是腦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態。這段時間，少奇同誌還是照常下地活動，在衛士或護士攙扶下散步，一直到他重病臥床不起時為止。
在這期間，我們不但經常去給他看病，還對他的生活照顧及時提出指導建議：1968年5月3日，發現給劉少奇做飯的師傅馬文全患痢疾，便立即進行了隔離治療，另換一位師傅；同時把他的廚房、餐廳、餐具都做了消毒，以保護他的健康。
6月18日，針對他血壓增高，血糖波動等問題組織了會診，調整了治療藥物；因膽固醇攝入過高對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個雞蛋進行了調整。改為每天2個；並提出肉類和蔬菜要適當搭配，少吃些豬肉，多吃些牛羊肉、豆製品、蔬菜等。采購人員和廚師很配合，都認真地做到了。
在工作中，我們雖然不能像以往那樣和他有思想感情交流，但我們確實嚴格地按照醫患之間的關係來處理他的健康和醫療問題，沒有任何的輕視和懈怠。
當時，他身邊的秘書、衛士、警衛戰士、廚師、專家、醫生、護士都是按照領導交待的原則對待他。可以說做到了“公事公辦”。
◇ 在“打倒”聲中搶救劉少奇
當時，少奇同誌身體已經相當虛弱，免疫力較低，易病。1968年6月初他受涼感冒，雖是小病，但療效卻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漸重，7月9日發燒、咳嗽加重，肺部羅音增多，我們看後初步診斷為肺炎。當時即派護士馬小先住在他家進行護理。門診部醫生會診研究了治療措施，並當即將病情上報。
當時，毛主席、周總理都明確指示說：“要千方百計地給他治病。”根據這一指示，我們即請北京、上海的知名專家會診，並請陶桓樂、黃宛兩教授和中南海門診部負責人兼醫生顧英奇、醫生董長城住在劉少奇家。因沒有足夠的床鋪，顧英奇和董長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鋪。同時安排四名護士參加護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組成醫療組。
有人說：“當時，說是為了留活靶子，所以要搶救他。”我隻能說，當時是汪東興向我傳達的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我們執行的是“要千方百計地給他治病”這個指示。除此之外，我沒有接到過其他的指示。在劉少奇病重時，周總理派他的保健醫生卞誌強（也是門診部負責人之一）幾乎每天都來了解情況，也是指示要盡力救治。至於是不是下邊有人說過那樣的話，在那個極“左”的年代，卻很難說。但那和醫療組接受的毛主席、周總理交給我們的任務就是兩碼事了。
◇ 七次從凶險的肺炎中把他搶救回來
經Ｘ線胸片及痰培養證實，他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毒力較強，耐藥，較難控製，這是一種十分凶險的疾病，對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少奇同誌病勢漸沉重，高燒不退，神誌不清，譫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氣道的危險。
專家會診提出，必要時需要做氣管切開。這需要先請示得到批準，以便關鍵時刻立即施行。報告後，很快汪東興即傳達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如病情需要，即同意醫生的決定。”我們當即請耳鼻喉科、麻醉科專家（負責呼吸管理）住到劉少奇家，準備需要時及時做氣管切開手術。
此次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製，但少奇同誌的意識沒有恢複。他雖然也是夜裏睡覺，白天醒來，睜著眼睛，頭左右轉動，但沒有思維活動，不能說話，認知力喪失，熟人也不認識（醫學術語叫醒覺昏迷）。從此一直臥床不起，吃飯靠護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護士照顧。
由於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複發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均經搶救、治療得以轉危為安。在這期間曾多次出現病危，都是由於醫護人員奮力搶救才得以好轉的。
◇ 腦軟化日益嚴重，意識一直沒有恢複
1968年10月9日，他突然不能進食，頭向左轉、眼向左凝視，診斷為腦供血不足，為腦幹有彌漫性小軟化灶所致。10月11日開始鼻飼，由於炊事員與醫護人員的密切配合，使每日總熱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因此，少奇同誌到1969年，雖然意識、認知力、語言、記憶功能喪失，但體重增加，麵色紅潤，枕部的頭發變黑；雖然生活不能自理，長期臥床，大小便失禁，但沒有發生過褥瘡，這都是由於護士按護理規程，按時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潔才得到這樣好的結果。
按照周總理的指示，我們留下了他在“家庭病房”裏的照片。照片上劉少奇雖然已經不能認人和說話，但他頭部自由轉動，眼睛明亮，注視著景物。“家庭病房”窗明幾淨，床單雪白，器物整齊。
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間，請專家會診共40次，僅1968年7月會診即達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時一日會診三次。參加會診的專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吳潔、陶桓樂、王叔鹹、李邦琦、黃宛、王新德、薛善一、吳家瑞、薑世傑等教授專家。中南海門診部參加醫療工作的有：卞誌強、顧英奇、董長城、張林、牛福康、李留壯、馬小先。參加特護的有：北京醫院的曹兵（瑞英）、紀秀雲、警衛團的韓世泉（男）、三○一醫院的董潔秋、卿喜珍等。
為劉少奇治療所用的藥品，都是由保健藥房供應的。絕大部分為進口藥，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當時國內臨床醫院所沒有的。如果沒有這些新抗生素是無法多次控製肺部感染的。
從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醫護人員天天守護在劉少奇床旁，從未發生過差錯，完全是按醫療原則進行工作的。至於嚴重的精神創傷，免疫力低下，肺炎反複發作，腦組織軟化，意識嚴重障礙等病情發展，實非當時以至目前醫療技術所能挽回的。
◇ 中南海門診部派醫護，把劉少奇護送到洛陽
1969年10月，上級指示要把劉少奇疏散到河南去。中南海門診部派董長城醫生和曹兵、紀秀雲兩位護士攜帶醫療搶救用品一直護送到洛陽，並向當地接班醫生做了詳細交班。
1979年11月27日，中紀委的王紹棠把劉少奇的病曆、治療與搶救工作的全部資料取走，其中包括數張劉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病的照片。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中央對兩案的審查已有結論。其中對中南海門診部給劉少奇治病和搶救是滿意的。中辦警衛局領導向我們傳達了上述情況說：“門診部為劉少奇治療和搶救，以及所寫的病曆，受到兩案審查組的表揚。認為記錄清楚、內容翔實、字跡工整；反映了治療、搶救、護理、專家會診、治療處置和醫囑執行等各項工作的每一個細節，真實可信，無懈可擊。審查組認為門診部的工作是認真負責的。”
劉少奇的這段病曆大部分是董長城醫生執筆的。
◇ 經得起組織的審查、曆史的檢驗
我們以為任務結束後，這件事情就算過去了，自己做了醫務工作者應該做的份內之事。
誰知多年之後，1984年11月我們先從《文摘報》上看到一篇《少奇之死》的短文，它是從《馳騁中原》一書中摘錄的。後來，我們找到了《馳騁中原》原著。
作者著書的本意是歌頌少奇同誌的功績，對此我們表示讚賞並懷有敬意。
但他卻在《馳騁中原》的引言中說了一段離奇的話：“從一九六七年以來，少奇同誌經過了多次殘酷的批判和鬥爭，生活無人照顧……，有病找醫生時，醫生在看病前先得對他進行批判，以示劃清界限，然後才能看病。由於得不到及時治療，病情急劇惡化……”“監護人員將少奇同誌的雙腿用繩子捆上，先後捆了幾個月。” 甚至說“至一九六八年七月，少奇同誌的病情更加嚴重，他們才請求上級，組織專家給少奇同誌會診。”“匯報後上麵批示：加緊會診工作。”“情況雖然上報了，但未得到任何批複、采取任何措施。”引言中還有一些類似的情節描述。
我們不知道他根據什麽寫出這樣一段文字，也不知道他所說的醫生、護士指的是哪些人。有人問：“那時你在哪裏？”他說：“自己在蹲牛棚。”
當然，他並沒有進過中南海福祿居，更沒有看到過劉少奇在1968年前後的醫療、搶救工作；他也不認識我們和各科醫學專家。兩案審查結論，對我們救治工作的評價又是正麵肯定的。那麽他這段文字豈不是多餘的嗎！
還有洛陽接受劉少奇的那個醫院的個別人，出於某種目的，也寫了一篇文章發表於《光明日報》，對中南海門診部搶救劉少奇和護送他到洛陽的醫生進行了憑空的誣蔑。事實是少奇同誌在我們照顧下生活了一年零八個月，而到洛陽後他很快就去世了，真偽不言自明。
文革是一段特殊的時期，黑白顛倒，無中生有的事情多多。但曆史無情，篡改曆史是誰也做不到的。
作為一名親曆者，我可以代表當時的醫療組負責任地說：我們所做的搶救少奇同誌的工作，經得起組織的審查和曆史的檢驗，自己也問心無愧。
□ 《炎黃春秋》2009年第11期
黃家生：對《文革中搶救劉少奇紀實》一文的批評
《炎黃春秋》編輯部：
貴刊2009年第11期署名顧英奇的《文革中搶救劉少奇紀實》一文，讀後令人震驚。難以按捺，我們不得不將一些看法函告，並請在《炎黃春秋》予以澄清。
眾所周知，1969年10月17日，重病中的劉少奇同誌被強行從北京送到河南開封秘密關押，26天後在開封市北土街10號含冤逝世。而這篇文章從小標題到文內敘述卻一再說，當時把劉少奇同誌送到了洛陽，“到洛陽後他很快就去世了”。這完全不符合基本史實。不論叫匪夷所思，還是稱重大失實，僅憑此硬傷，就可對整篇文章嚴重質疑。用作者自己的一句話回敬正合適：“真偽不言自明”！
國家主席之死，無疑屬於黨史、國史上重要人物的重大事件，而劉少奇之死，尤為特殊。貴刊對此不僅不認真審查，甚至未稍加核實，輕則可謂失察，說學風文風極不嚴肅，也不算過分吧？
此文還說：“我們秉持的原則是，不管政治風雲如何變幻，我們隻能遵循治病救人的醫務工作守則和醫德規範行事；再加上領導有言在先，所以我們還是實事求是地去為他做醫療工作。”
“實事求是地做醫療工作”是什麽意思？很含糊。在當時強大的政治壓力下，要說劉少奇生病還能像黨和國家領導人那樣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是不可能的。顧文自己也說，為劉看病的醫務人員“弄不好就可能被扣上各種政治帽子，政治風險是明擺著的”。據劉少奇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回憶，從1967年春以後（顧文講他是1968年初才調回），經常要多次打電話到中南海門診部，才能派來醫生。即使在劉少奇病中，臥室中都掛著“打倒”大標語。當年的記錄中就有，醫務人員要求摘掉標語，但被監管方拒絕。1968年3月以後，劉少奇病情嚴重，出現明顯的精神失常症狀。顧文描述“語言減少，有時糊塗，尿失禁，手抖，步子變小……肯定是腦供血不足引起病態”。4月2日一位醫生竟在病曆上寫道：“該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這樣做的可能。”病曆中出現這樣的文字，正反映了當時政治高壓下少奇同誌所處的醫療環境，同時也恰好反證了病曆記錄並非像顧文所說的“無懈可擊”。5月19日的《劉少奇情況反映》還說，劉“裝瘋賣傻，盡出醜態。為嚴防意外，監護工作相應采取一些措施”。置身這樣的環境，不敢想象少奇同誌是什麽樣子，卻可以想見醫務人員的兩難和艱辛。這也印證了“實事求是的醫療工作”是一種什麽狀況，確實“真實可信”（顧文的話）！
作者對《馳騁中原》中的一段話很有意見，特別加以反駁。我們沒看過《馳》書，僅就顧文的批評再批評。為方便讀者，讓我們挑兩文中的幾句，拆開來簡明對照：
引《馳》書：“從1967年以來，少奇同誌……生活無人照顧……”顧文講，工作人員“都是按照領導交待的原則對待他”，“公事公辦”。——還是讓我們看看當年12月20日有關部門的一份報告：“劉處生活有明顯變化。過去每餐三菜一湯，現改為一菜一湯，不是炒白菜、熬蘿卜，就是炒蘿卜，熬白菜……能保證劉吃飽、餓不死就行，有些可有可無的東西，能減就減，還準備進一步縮減劉每天服用的安眠藥，茶葉也不用了。”再如，1968年4月12日的《劉少奇情況反映》：“近幾天來，劉吃飯減少，有時隻把菜和湯吃了，飯一點不吃，尿了床既不換襯褲，又不曬被褥。”“已有兩個月沒有理發。”“公事公辦”嘛，不知與《馳》書說的“無人照顧”是不是一碼事？
引《馳》書：“由於得不到及時治療，病情急劇惡化……”，“1968年7月，少奇同誌的病情更加嚴重，他們才請求上級，組織專家給少奇同誌會診。”這裏，先摘劉少奇子女文章中的一段，也是根據當年的記錄而概括：“1968年仲夏的一個晚上，爸爸發起高燒。大夫來敷衍了一下就走了。第二天轉肺炎，並引起多種並發症，隨時有死的危險。上麵得知後，立即派醫護人員來搶救。”與《馳》書講的大體一致。對照顧文，“1968年6月初他（劉少奇）受涼感冒，雖是小病，但療效卻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漸重，7月9日發燒、咳嗽加重，肺部羅音增多，我們看後初步診斷為肺炎。”之後，“護理”、“上報”、“指示”、“會診”、特護、搶救。與《馳》書“病情加重，請求上級，組織會診”的話沒大出入。——真要細究，恐怕顧文表述不無紕漏：“受涼小病”，“療效較差”，“感冒”月餘，“病情漸重”，三天後才“診斷為肺炎”，搶救中又病危！說“得不到及時治療”，似不為謗言。
再看一段《馳》書：“監護將少奇同誌的雙腿用繩子捆上，先後幾個月。”顧文點出這句話，卻沒有說究竟捆沒捆？為什麽捆？隻是指責《馳》書作者“沒有進過中南海”，“沒有看到過”“搶救工作”，“根據什麽寫這樣一段文字”？——這種反駁法兒，可有點成問題。正是在顧文中，說到“周總理指示留下”劉少奇“在‘家庭病房’裏的照片”。無巧不成書，在他特別點到“雙眼明亮”的那張相片上，恰恰就赫然露出少奇同誌被捆在鐵床架上！不過，不是普通“繩子”，而是紗布擰成的粗繩！
顧文中還著重評論了一句敏感話。搶救劉少奇時中辦負責人說：“現在要開劉少奇的會了，不能讓他死了，要讓他活著看到被開除出黨，給九大留活靶子！”顧講，他沒有接到過這樣的指示，“至於是不是下邊有人說過那樣的話，在那個‘極左’的年代，卻很難說。”意思是他不知道，似有疑問，但又不否認有此話。既然如此，本文也不便羅嗦，僅多一句嘴：說這話的可不是“下邊”人，張三李四、有名有姓，時間地點、記錄在案！
僅僅以上這點兒，足以說清問題了。
少奇同誌在文革中受到各種迫害，是不爭的事實！盡管如此，我們從沒見過哪個人在哪篇文章中，把迫害虐待的責任歸罪於醫務人員。除了顧文，也沒見過哪裏曾把醫療迫害單列出來。相反，我們倒是不隻一次親見，王光美及子女感謝少奇同誌臨終前身邊的護士——曹兵、紀秀雲，並通過她們向所有當年的醫護人員致意！真的很難理解，顧寫這篇文章，用意何在？
作者以重要知情人、現場負責人的身份來講述，想當然“可信度高”；再加上信誓旦旦，更必然引人注目。然而，當事人往往易偏，憑記憶常常有誤。不是嗎？僅寫“每天吃六個雞蛋”，不說隻給“蘿卜、白菜一菜一湯”，總不大全麵吧？明擺著：當年是誰親自派人把劉少奇送到開封？今天，幾次三番、言之鑿鑿，白紙黑字、錯寫洛陽。若非當事人，沒那麽自信，恐怕也不會如此讓人哭笑不得！特別是在文終，他寫道：“曆史無情，篡改曆史是誰也做不到的。”是正說？還是反話？看過全文再審視這一句，反正都感到諷刺意味！
《炎黃春秋》登載此文，確實夠有膽量！夠聳人聽聞！但忘了尊重事實，尊重曆史。對明顯違背常理、常識的作品，我們理當慎重，起碼應找有關單位或個人稍加核實，僅僅以“文責自負”來搪塞，丟分毀譽的，可是自己。
我們知道，貴刊對文革深惡痛絕，而少奇同誌又蒙冤最大，受害最烈。今天，我們既要力避對害人者橫加追殺，又不能為文革整人者辯護張目；同時，至少還得小心，別給受害一方添堵加傷，不對挨整的逝者再予玷汙。否則，談何正義？進一步聯想，少奇同誌是今天改革的先驅，為探索強國富民之路付出了生命。從道義上、道德上，我們對他多奉上一層尊重，也就給我們多留下一分自重。最終，受益的還是我們，還是貴刊！
無論我們怎麽說、怎麽做，古人、死人、偉人都已無所謂，而對今人、活人、凡人，可真大有所謂！
《炎黃春秋》敢發顧文，當然就敢對其中有錯、有傷、有缺之處加以更正和補充，不在話下！相信貴刊有勇氣將我們的信全文刊發。
此致
敬禮！
黃家生 2009年11月24日
（附言聲明：寫此信，純屬被迫！文革中迫害少奇同誌的責任，不能歸罪於醫務、監管人員個人；本文複述記錄，譴責慘劇，絕無追究這些同誌之意。）
□ 《炎黃春秋》 2010年第1期
李超：劉少奇是被迫害致死的
劉少奇怎麽死的？是在錯誤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這是客觀的曆史的事實，而且是在黨中央的正式文件中一再肯定的，也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否定或抹煞的。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關於為劉少奇同誌平反的決議》明確指出：“文革”中對劉少奇進行的是“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這是我黨曆史上最大的冤案”。1980年5月17日，鄧小平同誌在劉少奇追悼大會上致悼詞時也指出，劉少奇遭受的是“蓄意誣陷和殘酷迫害”。然而，不久前《炎黃春秋》卻發表了一篇題為《文革中搶救劉少奇紀實》的文章（以下簡稱《搶救》）而且有多家報紙轉載。這篇文章對劉少奇遭到殘酷人身迫害的基本事實避而不談，卻大談什麽“搶救”劉少奇，從根本上誤導了曆史事實。
經中共中央批準，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劉少奇傳》對劉少奇逝世的情況是這樣敘述的：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一九八○年九月的統計，因劉少奇一案受株連而造成的冤假錯案達二萬二千多起，有二萬八千多人被判刑。劉少奇的家人更是首當其衝。他的夫人王光美被誣陷為特務，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被正式逮捕，十一月轉往秦城監獄，關押了將近十二年。在包頭某國防工廠任副總工程師的長子劉允斌，一九六七年底挨鬥後臥軌自盡。在內蒙古自治區計委工作的長女劉愛琴，受到造反派批鬥毒打，並被長期關在“牛棚”。在七機部一院當技術員的次子劉允若，一九六七年初被江青點名後被捕入獄八年，在獄中受盡折磨而得病，出獄不久就死亡。原來一直同劉少奇、王光美生活在一起的四個尚未獨立生活的子女，也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被趕出中南海，三個已經上學的分別住到各自的學校接受批判審查。最小的女兒當時隻有六歲，還沒有入學，隻好隨保姆搬出另住。十八歲的女兒平平和十六歲的兒子源源後來也遭逮捕關押。
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期間，《人民日報》等各大報刊在十月十六日同時發表《紅旗》雜誌社論，號召進一步開展針對劉少奇的“革命大批判”。這篇社論采用斷章取義甚至無中生有的手法，捏造劉少奇有所謂“黑六論”，即“階級鬥爭熄滅論”、“馴服工具論”、“群眾落後論”、“入黨做官論”、“黨內和平論”、“公私溶化論”。北京和各地的報刊緊接著發表大量所謂“大批判文章”，以“左”傾錯誤思想批判正確思想，在政治上、理論上、思想上造成極大的混亂。
劉少奇這時仍被單獨監禁在中南海福祿居住處。精神上的沉重折磨和生活狀況的驟然改變，使他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從一九六八年年初起，劉少奇陸續發生肺炎、糖尿病、高血壓、植物神經紊亂等疾病，三月以後病情加重。到四月中旬，他的神誌已不大清楚，表情呆板，兩腳移動吃力，走路邁不開步。
一九六八年七月上旬，劉少奇的支氣管炎急性發作，轉為支氣管肺炎，病情日益嚴重。這時才緊急從北京醫院和軍隊醫院調來幾個醫生組織搶救。醫生會診後認為：“現病人的情況處於十分危重的狀態，隨時可能發生意外”，並建議住院治療。這一建議沒有得到批準，隻能從醫院借調一些醫療機械，就地救治。經過搶救，劉少奇到七月二十四日才脫離危險期，但沒有根本好轉。這次發病後，他已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隻能臥床接受治療，病情一直不穩定，支氣管肺炎頻繁發作，一次比一次嚴重。十月九日以後，劉少奇完全不能進食，隻得從鼻孔插管往胃裏灌流質以維持生命。十月十四日中南海門診部寫的《劉少奇病情報告》說：“從七月上旬患嚴重支氣管肺炎以來，一直不斷有反複，三個多月較大反複五次。”“今後再發生嚴重反複，即可能無法救治。心髒有冠狀動脈疾病，腦血管有硬化及腦軟化，加上糖尿病，也有可能突然變化。防止在短期內死亡。”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這時劉少奇已重病纏身，對外界的反應能力很弱。盡管如此，負責看管劉少奇的人員還是奉命不讓他收聽廣播。七月五日，劉少奇的支氣管肺炎又一次發作，體溫升高達攝氏三十九度。醫生會診後一致認為情況嚴重；“因他年齡大，久病長期臥床，消瘦，抵抗力極差，容易發生休克、心力衰竭、糖尿病酸中毒等並發症，故預後不良，可能隨時發生死亡。”經過緊張治療，病情才暫時穩定下來。
一九六九年十月，毛澤東對當時世界動態作出國際形勢有可能突然惡化的估計。全國據此進行大規模的備戰行動。中共中央決定將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陳雲、陳毅、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等疏散到外地。
這件事從決定到執行非常倉促。十月十七日晚，重病中的劉少奇被抬上擔架，在兩名專案組人員押送下，乘一架伊爾－14型飛機，轉移到河南省開封市。由於劉少奇病情沉重，身上還插著鼻飼管、吸痰器、輸液管，所以派了一名醫生、兩名護士和劉少奇原來的衛士長隨同前往。
當晚九點三十分，飛機抵達開封機場。劉少奇被抬下飛機直送監護地點，安置在市革命委員會機關一號樓小天井院北樓一層一個套間的裏屋，現場還布置了嚴密的看守措施。
本來就處於重病中的劉少奇，由於途中顛簸受涼，到達開封後病情進一步加重。十月二十四日、三十一日，劉少奇的支氣管肺炎等症狀兩次發作，經隨同前來的醫護人員救治後脫險。在劉少奇病情尚未穩定的情況下，從北京來的人包括醫生、護士在十一月六日全部奉命返回。劉少奇的監護、醫療工作移交給當地駐軍負責。
十一月十日，劉少奇的病再度發作，連續高燒不退。當地醫務人員參照上兩次的辦法醫治。十二日淩晨一時許，劉少奇病情出現異常症狀，吸氧後也不見改變。值班護士在六時三十分緊急通知醫護人員搶救。六時四十二分醫護人員趕到，還沒來得及采取措施，六時四十五分，將滿七十一歲的劉少奇的心髒停止了跳動。
劉少奇去世的情況被逐級上報，對外仍嚴格保密。“劉少奇專案組”迅速派出人員趕到開封處理後事。十一月十三日午夜，劉少奇的遺體被謊稱為烈性傳染病患者的屍體，運往開封火葬場秘密火化。專案組人員在登記“火葬申請單”時，“死者姓名”填了“劉衛黃”。骨灰被裝在一個普通木質骨灰盒裏，寄存在開封火葬場骨灰存放室。
盡管這一敘述非常嚴謹，對具體細節的表述也很簡略，但與《搶救》所敘述的情況截然不同。兩者比較，可以看到以下幾點：
一、在“蓄意誣陷和殘酷迫害”下，劉少奇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原來他的體質還是不壞的，直到他逝世時，還不滿71歲，而且肺炎、糖尿病、高血壓、植物神經紊亂也都不是不治之症，如果及時給以有效的治療，怎麽會越來越嚴重。
二、從1968年初劉少奇發病到7月間，也就是時隔半年之後，才從北京醫院和軍隊醫院調來幾個醫生組織搶救。7月5日“體溫升高達攝氏三十九度”，醫生會診後認為隨時可能發生意外，因此建設住院治療，而這一建議竟“沒有得到批準”。這哪裏是《搶救》作者所說“千方百計地給他治病”。
三、1969年7月劉少奇發病後，雖然一時脫離危險，但沒有根本好轉。1969年7月發病後他已失去生活自理的能力，隻能臥床。10月9日以後已完全不能進食，“隻得從鼻孔插管往胃裏灌流質以維持生命”。劉少奇的病情報告也說：“可能隨時發生死亡。”在這種情況下，10月17日晚，還要把身上插著鼻飼管、吸痰器、輸液管，已是危在旦夕的劉少奇，硬是用擔架抬上飛機，運往開封。劉少奇到開封後病情更加惡化，而從北京護送來的醫生、護士未等病情穩定就撤了回去，五天之後，劉少奇就去世了。
四、《搶救》作者說什麽對劉少奇的醫護“從未發生過差錯，完全是按醫療原則進行的”，還說什麽劉少奇病情惡化“實非當時以至目前醫療技術所能挽回的”。這種結論是否符合實際，我相信醫療專家，甚至是普通的老百姓都會作出正確的判斷。劉少奇因腦血管發生病變，行走困難神誌不清後，醫生竟在病曆中寫道：“該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這樣做的可能”；劉少奇去世時，頭發竟有一尺多長，對劉少奇的護理是怎樣的情況，由此可見一斑。《搶救》的作者在文革中是康生的保健醫生，不知作者對劉少奇和康生是不是采取同樣的態度。
總之，《搶救》一文回避或掩蓋了劉少奇在“文革”中遭受殘酷迫害這一基本的事實。當然，有些醫務工作者，在當時困難的條件下，做了力所能及的醫護工作也是事實。但是，當時的當權者，除個別例外，基本上是自覺或不自覺地追隨極左路線的，這也是不爭的事實。凡是經過文革的同誌，對這段曆史都記憶猶新。但是現在三四十歲以下的年輕同誌，可能就不大了解當時的情況，再加上近幾年揭露批判“文革”錯誤的文章越來越少，因此，更有責任把當年所發生的一切，給年青一代講清楚，我們要世世代代永遠牢記這一慘痛的曆史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