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 雲
馬克思主義研究網 2011-5-16 10:14:21
來源：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
【摘要】中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農民問題。毛澤東在其一生探索中國道路過程中，對農民問題出路的探索是其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選擇社會主義現代化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出路，自然他把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作為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根本道路。為此，建國後毛澤東為探索中國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殫精竭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總結毛澤東探索中國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經驗教訓，具有極大的曆史意義和現實價值。
【關鍵詞】毛澤東 社會主義 農村現代化
中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農民問題。毛澤東在其一生探索中國道路過程中，對農民問題出路的探索是其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選擇社會主義現代化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出路，自然他把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作為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根本道路。為此，建國後毛澤東為探索中國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殫精竭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總結毛澤東探索中國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經驗教訓，具有極大的曆史意義和現實價值。
一、探索背景
建國後毛澤東對中國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探索，具有特定的國際國內背景。
從國際上來說，走向現代化是人類自從地理大發現後的一個大趨勢。在十月革命以前，農村的現代化，就是實現農村的資本主義化。在歐美，主要是通過美國式道路和普魯士道路來實現的。十月革命以後，如何實現農村的現代化，有了新的選擇。社會主義成為農村現代化的新的道路，蘇聯集體農莊就是這種實踐的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通過非資本主義道路完成現代化，是當時新獨立的國家的普遍選擇。
因此，在新中國成立以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選擇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是順應當時曆史大潮的自覺選擇。
從國內來看，一百多年的近代曆史充分證明，在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是行不通的。無論是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還是鄉村建設學派的鄉村建設運動，都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農民的貧困處境。
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把中國農民帶上社會主義道路，從一開始就是非常明確的。作為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早就明確指出要通過合作社把農民引上社會主義道路。列寧關於小農分化的思想，對毛澤東更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蘇聯的集體農莊道路，更是為中國共產黨人提供了活生生的樣板。新中國成立後，要完成工業化道路，必須要仰仗農民的大力支持。中國作為一個農民大國的基本國情，決定了不可能走西方農村發展的老路。這決定了中國農村走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必然。可以說，中國農村選擇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中國曆史發展的必然要求。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探索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正是遵循了中國曆史發展的內在邏輯。
作為中國共產黨領袖的毛澤東，早在新中國成立以前，就明確了中國農村的發展方向。
1943年他就認為，在中國的農村中，“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入永遠的痛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1]
在新中國成立前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他又明確指出：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是可能和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任其自流的觀點是錯誤的。
土地改革以後，在毛澤東看來，農民雖然獲得了土地，卻因小生產固有的局限，無法抵禦自然的風險，也無法滿足國家大規模的工業化的需要，而且“農村中的資本主義的自發勢力一天一天地在發展，……這種情況如果讓它發展下去，農村中向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一天地嚴重起來。……這個問題，隻有在新的基礎之上才能獲得解決。這就是在逐步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逐步地實現對於手工業、對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改造的同時，逐步地實現對於整個農業的社會主義的改造，即實行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製度和個體經濟製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2]
因此，建國後毛澤東正是基於國際農村發展的新的走勢，順應中國曆史發展要求，從中國農村實際出發，探索在中國農村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具體道路。
二、探索經過
從新中國成立到逝世，毛澤東為了探索中國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付出了無盡的心血。他以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社會主義農業的思想特別是列寧關於小農的論述為指導，以蘇聯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經驗教訓為鑒戒，深刻總結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根據地建設經驗，並充分利用中國優秀傳統特別是中國農民的傳統思想資源，進行了探索。
縱觀建國後毛澤東對中國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探索曆程，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1949—1952年：這個階段是毛澤東為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創造前提條件時期。這個階段毛澤東領導中國農民完成新解放區土地改革，消滅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製，使億萬中國農民從政治上翻身解放，為中國農村走上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創造了政治前提。
2，1953-1956年：這個階段是毛澤東領導建立中國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製度基礎時期。毛澤東以經典作家關於農民合作理論為指導，以蘇聯農業集體化為借鑒，領導農民完成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奠定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製度基礎。
3，1956-1958年：這個階段是毛澤東領導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初步推進時期。毛澤東提出農業“八字憲法”，領導製定了《1956-1967年農業發展綱要》，並借助於社會主義製度大力推進農村現代化。
4，1958-1976年：……這個階段毛澤東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並為完善和鞏固人民公社經營體製進行了艱難探索，開展了“四清”運動，號召全國農業學大寨。
總體來看，毛澤東對中國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探索是與他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探索緊密地聯係在一起，是後者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理論成果
建國後毛澤東在探索中國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方麵，取得了巨大的理論成果，涵蓋了“三農”問題的方方麵麵，構成了一個理論體係，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農村社會主義建設思想，對今天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具有重要理論指導意義和曆史借鑒價值。
關於農村、農業、農民重要性的思想。
對於農村、農業、農民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方麵，毛澤東有一係列重要論述。他提出了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村是廣闊的天地，大有可為；農民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主力軍等思想。
毛澤東一生高度重視農民在中國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1936年，他在延安會見美國作家斯諾時說：“誰贏得了農民，誰就會贏得了中國，誰解決土地問題，誰就會贏得農民”。[3]他不僅重視農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也重視農民在建設中的巨大作用。他認為農民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主體。早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就明確地指出：
“農民——這是中國工人的前身。將來還有幾千萬農民進入城市，進入工廠。如果中國需要建設強大的民族工業，建設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個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長過程。
農民——這是中國工業市場的主體。隻有他們能夠供給最豐富的糧食和原料，並吸收最大量的工業品。
農民——這是中國軍隊的來源。士兵就是穿起軍服的農民，他們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敵。
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國的民主主義者如不依靠三億六千萬農民群眾的援助，他們就將一事無成。
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文化運動的主要對象。所謂掃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所謂大眾文藝，所謂國民衛生，離開了三億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4]
毛澤東的這番話雖然針對抗日戰爭時期所說，但指向的是農民在新中國成立後的重要作用。正如他在建國初期所說：“中國的主要人口是農民，革命靠了農民的援助才取得了勝利，國家工業化又要靠農民的援助才能成功”[5]。
關於社會改革與技術變革並進的思想。
毛澤東既重視社會改革，也重視技術改革。他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中提出，“我們現在不但正在進行關於社會製度方麵的由私有製到公有製的革命，而且正在進行技術方麵的由手工業生產到大規模現代化機器生產的革命，而這兩種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在農業方麵，在我國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是使農業資本主義化），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後才能使用大機器。”[6]“在第一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內，農村中的改革將還是以社會改革為主，技術改革為輔；”“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農村的改革將是社會改革和技術改革並進”。“中國隻有在社會經濟製度方麵徹底地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又在技術方麵，在一切能夠使用機器操作的部門和地方，統統使用機器操作，才能使社會經濟麵貌全部改觀。”[7]
關於農業的根本出路在農業機械化思想。
毛澤東一貫重視農業機械化，認為農業現代化主要就是實現農業機械化。早在1937年他在《矛盾論》中就提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用農業集體化和農業機械化的方法去解決。1959年4月29日，他在《黨內通信》中提出“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並要求“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還提出“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8]在同年的廬山會議上，他提議成立農業機械部，並說找不到部長由他來兼。1959年10月31日，他在《河北省吳橋縣王謙寺人民公社養豬經驗》一文給新華社的批語中說：用機械裝備農業，是農、林、牧三結合大發展的決定性條件[9]。1962年9月，在他主持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確定“我們黨在農業問題上的根本路線是：第一步實現農業集體化，第二步是在農業集體化基礎上實現農業的機械化和電氣化。”[10]1966年2月，他在給王任重的信中說：“農業機械化的問題，各省、市、區應當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做出一個五年、七年、十年的計劃，從少數試點，逐步擴大，用二十五年時間，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還說，“目前是抓緊從今年起的十五年。已經過去十年了，這十年我們抓得不太好。”[11]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在湖北召開了第一次全國農業機械化會議，部署到1980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任務。此後，在1971年和1978年1月，先後召開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國農業機械化會議，以加速實現農業機械化的進程。
關於農村的偉大光明前途在農村工業化思想。
毛澤東認為農村現代化除了要實現農業機械化外，還應該實現農村工業化。
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說：“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鬥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鬥爭。”[12]
1958年3月，他在成都會議上說：“農業社也可辦加工業，”“ 大社可辦一些加工廠，最好由鄉辦，或幾個鄉鎮合辦。”[13]1958年11月，他在《對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年）初稿的批語和修改》中寫到：“我國人民麵前的任務是：經過人民公社這種社會組織形式，高速度地發展社會生產力，促進全國工業化、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14] 11月10日在對《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的修改和信件中寫道：“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產資料，就必須實現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即機械化和電氣化）。”[15]在這一思想指導下，由毛澤東親自製定，於1958年12月頒布的中共中央《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中指出：“廣泛地實現國家工業化、公社工業化”“它為我國人民指出了農村逐步工業化的道路”。[16]
毛澤東對農村工業化的具體設想為：
要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不要擁入城市，就在農村大辦工業。”“將來達到一半勞動力搞工業，這樣我們的國家就象個樣子了。”[17]
社辦工業生產方向。1958年12月，八屆六中全會決議中指出：人民公社的工業生產，必須同農業生產密切結合，首先為發展農業和實現農業機械化、電氣化服務，同時為滿足社員日常生活需要服務，又要為國家的大工業和社會主義的市場服務。[18]
社辦工業生產方針。八屆六中全會決議中指出：“必須充分注意因地製宜、就地取材的原則。”“在生產技術方麵，應當實行手工業和機械工業相結合，土法生產和洋法生產相結合的原則”，“逐步由土到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19]
社辦工業發展的重點為輕重工業生產。社辦工業發展的資金主要靠自己積累和國家的扶持。毛澤東還建議下放一些中小企業給公社經營。他對社隊企業寄托於厚望，“我們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也就在這裏。”[20]他希望通過農村工業化，把農村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工人在城市裏建設，農民在農村裏建設，農民要和工人一麵合作，一麵比賽，把農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這才是真正的工農聯盟。”[21]“要農村生活不低於城市，或者大體相同，或者略高於城市，各公社都要有自己的經濟中心。”[22]
在文革期間，毛澤東仍然對農村工業化抱很大希望。1966年他在“五·七指示”中提出：“農民以農為主”，“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23]。1975年9月27日毛澤東對浙江省周長庚請求中央動員全黨和全國各條戰線支持社隊企業發展的意見表示同意。1975年9月由他批準召開的全國第一次農業學大寨會議肯定了社隊企業發展的積極作用。這次會議還公開發表了毛澤東1959年第二次鄭州會議上讚揚社隊企業的一句名言——“我們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也就在這裏。”
關於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思想。
毛澤東非常重視對農民進行教育。新中國成立前夕，他就指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24]
他強調首先要加強農民的政治教育，提高農民的政治思想覺悟，培養建設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所需要的新農民。
從新中國成立伊始，毛澤東領導的新政權就強調通過思想政治教育提高農民的政治覺悟。20世紀50年代中央教育部每年對農村教育提高農民政治思想、文化素質都有明確規定。《關於開展1949年冬學工作的指示》說 ：“今年冬學的政治教育的基本內容，應當是向農民宣傳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的偉大意義，解釋人民政協的共同綱領，解釋目前中國的軍事政治經濟情勢和勞動人民的任務，討論恢複和發展本地農業生產和克服生產中各種困難的辦法”。[25]1951年《關於加強今年冬學政治時事教育的指示》指出：“今年全國各地的冬學均應普遍地和深入地向農民群眾進行抗美援朝愛國主義的教育，推進增產節約和愛國公約運動，並結合當地情況，進行關於土地改革、民主改革、生產互助以及婚姻法等政策教育，這是今年冬學運動的首要任務。”[26]
在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到來時，毛澤東明確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在社會經濟製度發生根本變革的時期，尤其是這樣。”[27]他在總結三婁寺合作社的經驗教訓一文《嚴重的教訓》的按語中說：“反對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提倡以集體主義和個人利益相結合的原則為一切言論行動的標準的社會主義精神，是使分散的小農經濟逐步地過渡到大規模合作化經濟的思想和政治的保證。”[28]他在另一篇按語中說：“合作社必須強調做好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務是向農民群眾不斷地灌輸社會主義思想，批判資本主義傾向。”[29]這也是對農民進行政治教育的基本內容。毛澤東還對教育農民的基本方法進行了概括：“必須根據農民的生活經驗，很具體地很細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態度和簡單的方法。它是要結合著經濟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30]
在重視對農民進行政治教育的同時，毛澤東也非常重視對農民的文化教育。1952年8月30日，他在給新疆農民的回信中說：“你們已經從地主階級封建土地所有製的束縛中獲得解放，希望你們在愛國豐產的口號之下，更加團結，努力生產，改善自己的物質生活；並在這個基礎之上，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31]毛澤東還經常過問農民的掃盲工作，要求政府做出規劃，加強領導，組織各級冬學運動運動委員會，由政府負責人親自主持，吸收人民團體、青年團和教育界負責人參加，負責製定冬學掃盲計劃，推廣經驗，解決困難，糾正缺點等工作。1955年12月21日，他在《征詢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的第十四條裏，規劃“在七年內，基本上掃除文盲，每人必須認識一千五百到二千個字”[32]。在他的推動下，建國初期創辦了工農速成中學、工農幹部文化補習學校，創辦了夜學、冬學、識字班，開展農民業餘教育。
1950年9月20日至29日，教育部和中華全國總工會在北京聯合召開了第一次工農教育會議，通過了《關於開展農民業餘教育的指示》等文件。該文件指出，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是當前我國文化建設上的重大任務之一。農民業餘文化教育一般應以識字學文化為主，配合時事政策教育和生產、衛生教育。農民業餘學校分設初級班(組)與高級班(組)。學生學完規定的課程後考試及格者，發給畢業證書，此種證書與初級小學、高級小學的畢業證書有同等效力。[33]1952年8月，教育部、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全國農民業餘文化教育會議，提出爭取用15年左右的時間基本上掃除農村兩億多青壯年文盲，對已經脫離文盲狀態的農民和小學畢業生應該組織他們繼續學習，以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這次會議的報告，並在批示中提出，參照蘇聯經驗，試辦掃除文盲協會。為了適應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需要，1955年4月6日，國務院通過了《關於加強農民業餘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確定今後農民業餘文化教育，必須與農村互助合作運動和農業生產的發展密切結合，積極有計劃地掃除農村中的文盲，特別是掃除青壯年文盲。[34]
為了保證貧苦工農子弟能夠上學，使教育向工農開門，毛澤東做出指示：實行人民助學金，對於勞動人民家庭和低薪製工作人員的子弟，給與助學金。解決生活費、書籍費，在中小學一律免收學雜費。[35]
當片麵強調正規教育導致一些農民子弟被拒之於校外時，毛澤東及時進行糾正。1953年他在中央政治局專題研究教育問題的會議上說：“整頓小學，不要整過了頭。不應過分強調正規化。農村小學可分為三類：中心小學，不正規的小學，速成小學。農村小學應便於農民子女上學。應允許那些私塾式、改良式、不正規的小學村存在。”“允許小學民辦，不限定幾年，能辦幾年就辦幾年。五年一貫製實行過早，應推遲。”[36]
毛澤東強調對農民不僅要進行政治、文化教育，還要大力發展成人教育、幹部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他曾經指出：“我國現在文盲這樣多，而社會主義的建設又不能等到消滅了文盲以後才去進行，這就產生了一個尖銳的矛盾。現在我國不僅有許多到了學習年齡的兒童沒有學校可進，而且還有一大批超過學齡的少年和青年也沒有學校可進，成年人更不待說了。這個嚴重的問題必須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加以解決，也隻有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才能解決。”[37]在農業合作化運動過程中，農民把掃盲、學文化、學農業生產知識、學農業科學技術、學財會工作、社隊管理工作結合在一起。對於農民的這些經驗，毛澤東給予了高度評價，並號召全國學習。他在編輯《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時，介紹了遼寧省彰武縣第三區，由農業生產合作社、供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會計人員組成會計網的經驗，號召各地“縣和區的黨組織，都要注意去領導這項工作。”[38]他還就怎樣編寫適合農民需要的教材提出很具體的建議：農民學習文化，“第一步為了記工的需要，學習本村本鄉的人名、地名、工具名、農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語匯，大約兩三百字。第二步，再學進一步的文字和語匯。要編這樣兩種課本。第一種課本應當由從事指導合作化工作的同誌，幫助當地的知識分子，各就自己那裏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編。每處自編一本，不能用統一的課本。這種課本不要審查。第二種課本也應當由從事指導合作化工作的同誌，幫助當地的知識分子，根據一個較小範圍的地方（例如一個縣，或者一個專區）的事物和語匯，加上一部分全省（市、區）的和全國性的事物和語匯，也隻要幾百字。這種課本，各地也不要統一，由縣級、專區級或省（市、區）級的教育機關迅速地加以審查。做到了這樣兩步之後再做第三步，由各省（市、區）級的教育機關編第三種通常應用的課本。以後還要有繼續提高的課本。”[39]中央教育部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專門發文，指導各省、縣、鄉、社編寫這幾種農民學習讀本。
關於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思想。
毛澤東非常重視農民的衛生狀況。1945年，他就指出：“所謂國民衛生，離開了三億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40]在他的推動下，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十分重視農村衛生狀況的改善，確定的醫療衛生工作方針，第一條就是麵向工農兵。發展醫療事業的目標就是使農村“有醫有藥”[41]。
伴隨著農村合作化運動的高潮，以農村集體經濟為依托的農村合作醫療製度開始興起。為了推廣山西省稷山縣“大家集資，治病免費”的合作醫療製度經驗，1960年3月16日，毛澤東親自代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級黨委高度重視農村合作醫療問題，“立即將中央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發下去，直到人民公社。”[42]
由於城鄉醫療資源嚴重不均，1965年1月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期間，毛澤東對衛生部提出批評：“衛生部想不想麵向工農兵？”這年6月26日，在與醫務人員談話時，毛澤東再次嚴厲批評衛生部的工作，發表了著名的“六·二六”指示：“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隻給全國人口的15％工作，而且這15％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院，二無藥。可是中國有五億多人是農民。……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43]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衛生部黨組於1965年9月3日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上報了《關於把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的報告》。中共中央在批轉這個報告時指出，“麵向工農兵，是社會主義衛生工作的根本方針。我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農民，如果不認真解決廣大農民的醫藥衛生問題，社會主義衛生工作的方針就會落空。必須把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在農村，認真組織城市衛生人員到農村去，為農民服務，培養農村衛生人員，建立和健全農村基層衛生組織，有計劃有步驟地解決農村醫藥衛生問題；同時大力改革城市醫療衛生工作，把城市衛生工作的革命化合建設農村衛生工作結合起來，使這兩方麵的工作相互促進。在衛生工作中，必須突出政治，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打破框框，打破教條的束縛，一切從實際出發，走我國衛生工作自己的道路。”衛生部報告提出：“今後要作到經常保持三分之一的城市醫療衛生技術人員和行政人員在農村，大力加強農村衛生工作。辦法是：1、醫療、防疫、教育、科研等機構，均應分出成套的人力、設備，由城市伸延到農村，每個單位包一個至幾個縣或區，搞好一片，鞏固一片；2、抽調城市衛生人員，作為‘種子’，長期留在農村工作；3、繼續組織巡回醫療隊或其他形式的臨時醫療組織，到農村工作，特別是到山區和偏僻的地方去。”[44]9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這個報告。這個報告貫徹的結果，是：“合作醫療遍地開花，……大批城市醫務人員奔赴農村、邊疆，走與工農結合的道路。衛生工作人員中人力、物力、財力的重點逐步放到農村。”[45]
關於農民管理農村思想。
毛澤東一向重視農民的民主權利。毛澤東在領導農民打破封建土地剝削的同時，也領導農民建立自己當家作主的工農政權，讓廣大農民參政、議政，初步接受現代政治文明的洗禮，實現政治解放。
社會主義基本製度在農村的建立，為農民管理農村提供了保證。官僚主義是管理民主的最大障礙。毛澤東認為，在農村要根治官僚主義，重要的是擴大民主，特別是要吸引廣大農民直接管理農村。在社會主義製度下，人民群眾是權力的主體，管理民主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表現。早在十月革命後，列寧就把發展和完善人民參與製和人民監督製作為社會主義民主製度的重要內容和根除官僚製的根本途徑。列寧曾經指出：“隻有當全體居民都參加管理工作時，才能把反官僚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直到取得完全的勝利。”[46]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非常重視農民在農村中的主人翁地位，使人民主權在農村由概念轉為實際生活。他非常讚賞列寧的一句名言：“社會主義不是按上麵的命令創造的，它和官場中的官僚機械主義根本不能相容，生機勃勃的創造性的社會主義是由人民群眾自己創立的”。[47]當他發覺蘇聯社會生活中存在民主不足時，就認為：“社會主義不是平靜的河流，應當有領導指引方向。但是，人民應當有對社會上發生的一切事情直接做出反映的直接可能性。”[48]
毛澤東注意保障農民的管理權利。在他看來，群眾運動就是農民直接參與管理的有效形式。1956年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毛澤東明確指出：“所有製問題基本解決以後，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也就是人們在生產中的相互關係問題。”他還說：“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人民隻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麵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而“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製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49]
毛澤東在探索中國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中的思想是非常豐富的，在古今中外政治家中關於“三農”問題的論述如此之多是非常少見的。他的這些思想對解決今天中國的“三農”問題，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具有極大的現實指導意義，對於發展中國家實現農村現代化也具有很強的借鑒價值。
四、實踐成果
毛澤東在探索中國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方麵不僅取得巨大的理論成果，而且也取得豐碩的實踐成果，推進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為探索一條中國特色的農村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打下重要的基礎，為新時期農村發展奠定了製度保障、物質基礎、觀念基礎，推動了中國工業化，為後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打下了基礎，為人類探索一條非資本主義的農村發展道路提供了啟示。毛澤東探索的實踐成果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確立了中國農村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方向。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在完成土地改革以後，適應當時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積極性的要求，服務於國家工業化的需要，中國共產黨適時引導農民走上了合作化道路。通過農業合作化，在中國農村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使中國農民走上了集體致富的道路，中國農業的發展避免了資本主義農業發展的痛苦，走上了依靠社會主義推進現代化的發展道路。
1958年到1983年，中國農村實行了人民公社製度。雖然這個製度存在著壓抑農民積極性的不足，存在著平均主義的弊端，但人民公社體製運行了二十多年，極大地推動了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基本上解決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國的吃飯問題；培育了中國農民的集體主義意識，是中國農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探索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巨大嚐試；為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農村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奠定了製度基礎，使我國在推進農村現代化進程中避免了兩極分化，城市也沒有出現貧民窟。
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得到顯著提高，初步解決了9億多人的吃飯問題。
毛澤東時期中國農業取得了巨大成就，集中體現在主要農產品的增長上。
糧食：
從糧食總產來看，194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為2264億斤，1978年達到6095億斤，增長169.2%，增產3831億斤，平均每年增產132億斤，平均每年增長3.5%。同期世界平均每年增長為3%，美國為2.4%，日本則減少0.2%[50]。從糧食單產來看，按播種麵積計算，畝產337斤，比1949年畝產137斤，增產200斤，平均年遞增6.9斤；按耕地麵積計算，畝產548斤，比1949年畝產171斤，增產377斤，平均年遞增13斤。同期世界糧食單產水平是從1949年的154斤，增加到1976年的245斤。美國則是從1949年的218斤，增加到1976年的417斤。
從糧食消費來看，從1949年到1978年，在人口淨增加4億1642萬，在人均耕地從1949年的2.71畝減少到1978年的1.57畝情況下，人均對糧食的占有量從1949年的418斤增加到1978年的636斤。[51]
主要經濟作物：
棉花：1978年全國總產4334萬擔，比1949年增產3445.2萬擔，增長387.6%，年平均增長5.6%；1978年平均畝產59斤，比1949年增產37斤，增長1.68倍。與世界同期水平比較，1976年，我國棉花平均畝產56斤，世界為54斤，美國為69斤。
油料：1978年全國總產10435.8萬擔，比1949年總產5127萬擔增產5308.8萬擔，增長103.5%；平均畝產112斤，比1949年畝產81斤。增產31斤，增長38%。
甘蔗：1978年全國總產42232.8萬擔，比1949年總產5284.3萬擔，增產36948.5萬擔，增加699.2%；畝產5133斤，比1949年畝產3255斤，增產1878斤，增長58%。
農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明顯改善。
毛澤東時期，中國農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得到大為改善，大多數農民擺脫了極度貧窮狀態，過上了初步溫飽的生活。全國人民的人均壽命由1949年的35歲提高到1976年的68歲。當然農民的人均壽命比這個數字可能低一些，但大大提高卻是事實。農民的受教育水平得到顯著提高，農村文盲比率大大下降。
毛澤東時期建立的適應當時農村生產力水平的初步的衛生保障製度，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成就。
在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下，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縣、公社、生產大隊三級醫療衛生機構在我國絕大多數農村建立起來，基本上形成了農村醫療衛生網。
“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農村合作醫療製度獲得真正普及和超常規發展。1968年12月5日，經毛澤東親自批示（一二·五批示），《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深受貧下中農歡迎的合作醫療製度》的調查報告，介紹了湖北省長陽縣樂園公社實行的合作醫療製度“解決了貧下中農看不起病、吃不起藥的困難”的做法和經驗。在“文革”期間，《人民日報》開辟專欄，從1968年12月8日到1976年8月31日，連續組織了107期“關於農村醫療衛生製度的討論”，主題是宣傳合作醫療的優越性、交流發展合作醫療的經驗，這場曆時8年的大討論，推動了合作醫療的發展。[52]
1968年9月10日，經毛澤東批示,《紅旗》雜誌第3期發表了題為《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調查報告，第一次把農村半醫半農的衛生員正式稱作“赤腳醫生”。9月14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這個報告，推動了“赤腳醫生”在全國的發展。
伴隨這個時期農村合作醫療發展的，是數以百萬計的“赤腳醫生”的成長壯大。到1977年底，全國“赤腳醫生”的數量達到150多萬名，生產隊的衛生員、接生員達到390多萬人。“赤腳醫生”（人員）與合作醫療（製度）、農村“保健站”（機構）一起，成為解決我國農村缺醫少藥的“三件法寶”。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在1980-1981年年報中高度評價了中國的“赤腳醫生”製度，認為它為中國落後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板。[53]
在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下，20世紀70年代，是我國農村合作醫療的廣泛普及和鼎盛時期。1976年，全國實行農村合作醫療製度的生產大隊的比重從1968年的20％上升到90％[54]，由合作醫療保障的醫療保健服務覆蓋了全國85％的農村人口。合作醫療保健被寫進了1978年3月5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確立了其重要地位。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把我國的農村合作醫療稱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典範。”[55]
推進了中國工業化。
毛澤東時期中國農村發展的一個重大成就是為推進中國工業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農村的發展為輕工業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也為我國外貿出口賺取了大量外匯，從1950年到1977年農副產品及其加工貿易出口額合計1337.9億元，占同期全國對外貿易出口總額1901.2億元的70.4%[56]；為國家經濟建設提供了大量資本積累，為中國工業化的起步創造了條件，“1953-1978年計劃經濟時期的25年間，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總額估計在6000億-8000億元”[57]，而1978年時國家工業固定資產總計不過9000多億。這些為後來實現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總之，毛澤東在探索中國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取得的實踐成就是顯著的，為當時中國的平穩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為後來農村發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礎。那種把毛澤東時期中國農村的發展描述為停滯不前的觀點是違背曆史事實的。
五、探索教訓（略）
（來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NO.1）2010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原標題為:毛澤東對中國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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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澤東：《組織起來》，《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頁。
[2] 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255頁。
[3] [美]洛易斯·惠勒·斯諾：《斯諾眼中的中國》，中國學術出版社1982年版，第47 頁。
[4]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7－1078 頁。
[5]《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的講話》（1950年），《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9-80頁。
[6] 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249頁。
[7] 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頁。
[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237頁。
[9]《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73頁。
[10]《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602頁。
[1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頁。
[12]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頁。
[13] 轉引自張毅：《對毛澤東關於農村工業化思想的研究》，《毛澤東與中國農業》，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 第190頁。
[14] 同上，第191頁。
[1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15頁。
[16]《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599、602頁。。
[17] 轉引自張毅：《對毛澤東關於農村工業化思想的研究》，《毛澤東與中國農業》，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
192頁。
[18]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610頁。
[19]《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610頁。
[20] 毛澤東：《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頁。
[2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379頁。
[22] 轉引自張毅：《對毛澤東關於農村工業化思想的研究》，《毛澤東與中國農業》，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頁。
[2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頁。
[24]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頁。
[25] 《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1），第602頁。
[26] 《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1），第602頁。
[2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497頁。
[2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497頁。
[2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503頁。
[30]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497頁。
[31] 《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0頁。
[32] 轉引自翟定一等著：《毛澤東農村教育思想》，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頁。
[33] 轉引自翟定一等著：《毛澤東農村教育思想》，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頁。
[34] 轉引自翟定一等著：《毛澤東農村教育思想》，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頁。
[3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471頁。
[36] 馬齊彬等主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64頁。
[3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509-510頁。
[3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508頁。
[3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510頁。
[40]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8頁。
[41] 《當代中國的衛生事業》（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頁。
[4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80頁。
[4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87頁。
[44] 《衛生部黨委關於把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的報告》，1965年9月3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524、529頁。
[45]《衛生戰線的深刻革命——紀念毛主席“六·二六”指示十周年》，《人民日報》，1975年6月26日。
[46]《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0頁。
[47]《列寧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9頁。
[48] 轉引自[南]卡德爾：《蘇南會議·莫斯科宣言·會見毛澤東》，載《世界曆史研究動態》1980年第12期。
[49]《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記錄的論點匯編》，見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 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3卷，第253-254頁。
[50] 農業部政策研究室編：《中國農業基本情況》，農業出版社1980年版，第17-18頁。
[51] 農業部政策研究室編：《中國農業基本情況》，農業出版社1980年版，第32-34頁。
[52] 曹普：《1949-1989：中國農村合作醫療製度的演變與評析》，載《中共雲南省委黨校學報》2006年第5期。
[53] 昆明醫學院健康研究所編：《從赤腳醫生到鄉村醫生》，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頁。
[54] 周壽棋：《探尋農民健康保障製度的發展軌跡》，載《國際醫藥衛生導報》2002年第6期。
[55] 轉引自：《江蘇農村怎樣麵對“非典”》，《人民日報》2003年5月19日。
[56] 農業部政策研究室編：《中國農業基本情況》，農業出版社1980年版，第45頁。
[57] 參見溫鐵軍著：《“三農”問題與製度變遷》，中國經濟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頁。
[58] 《列寧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