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澤東的英語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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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是當今世界上主要的國際通用語言之一，毛澤東以戰略家的眼光清楚地認識到了掌握英語的重要性，早在1955年他就對人說過：“英語將來是世界語言，要學一點，會有好處的。”
毛澤東早年的英語水平
毛澤東是何時開始學英語的呢？有很多人認為，毛澤東是晚年才開始學習的，因為多種回憶錄、史料裏都如此記載，他本人也這麽說過。1968年7月28日淩晨，毛澤東召見紅衛兵“五大領袖”長達5個半小時，據其中之一的韓愛晶的記錄，毛澤東在談話中曾這樣說：“還是學英語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虧，學外文要趕快，年輕時要學好。”但事實上，毛澤東說自己學英語是“半路出家”應該說不完全準確，他接觸英語實際上是很早的。
1910年秋，毛澤東離開了偏僻封閉的韶山衝，進入湘鄉縣城新式學堂——東山高等小學堂。該校實行新法教育，開設了音樂、英語、圖畫和自然科學。所以，毛澤東最早接觸英語是在17歲那年。半年後，他又隻身來到長沙，到湘鄉駐省中學讀書，還投筆從戎，當過半年兵。1912年春，他進了一所公立高等商業學校，但僅呆了一個月就退了學。他後來回憶說：“我在新學校遇到了麻煩，入學後我發現課程都是用英語教授的，同其他學生一樣，我不懂英文，除了字母之外，我幾乎一竅不通。另一個障礙就是這學校沒有專門教英語的教師。這種情況令我生厭，我在月底就退了學，繼續在報上搜尋廣告。”
1913年春，毛澤東考入湖南第四師範學校（後並入湖南第一師範學校）。學校“以造就小學教員為目的”，開設的課程很多，其中就有英語，毛澤東專心於哲學、史地、文學等。可以肯定，在5年半的師範學習生涯中，毛澤東是學過英語的，但其成績如何不得而知。毛澤東1936年曾對斯諾說：“幸虧我的社會科學各課得到的分數都很高，這樣就扯平了其他課程的壞分數。”“最後，我居然得到了畢業文憑。”這說明毛澤東是偏科的，“壞分數”中估計就有英語成績。
“五四”前後，我國興起赴法勤工儉學熱潮。曾主張“都要過一回‘出洋’的癮”、又作為這一運動湖南組織者和領導者的毛澤東，卻決定不出國，其原因之一是外語過不了關。毛澤東後來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做助理員時，還在自學英語。這期間，毛澤東借了一本英文版的勞工運動小冊子，說自己的英語“實在不行”，請楊開慧幫他翻譯。1920年6月7日，毛澤東給老師黎錦熙去信，表達了自己決心將各種學說研究一番的迫切願望，信中說：“外國語真是一張門戶，不可不將他打通，現在每天讀一點英語，要是能夠有恒，總是稍有所得。”他還談到：“我近來功課，英文，哲學，報，隻這三科”，“英文最淺近讀本每天念一短課”，“我外國文還在孩子時代，不能直接看書”。
由此看來，毛澤東在學生時代就學過英語，而且走入社會後還在堅持自學，但一直到他27歲與楊開慧結婚之前，英語還處在初級階段。
投身革命後，繁重的革命工作和艱難險惡的環境，使毛澤東根本無法靜下心來學習英語，但一有機會他就會抓緊時間重操“舊業”。由於沒人輔導，他的自學計劃受到了很大限製。1929年10月下旬，毛澤東隨閩西特委機關撤出上杭縣城，轉往蘇家坡養病。就在外界傳說他已死於肺結核、共產國際給他發“訃告”時，他卻在津津有味地讀著《模範英語讀本》。當時住處與毛澤東的住處窗對窗的曾誌後來回憶說：“主席不知從哪裏弄來兩本初中英文（第二和第三冊），有時就坐在窗前大聲地念英文，他讀音不準，又夾帶很重的湖南腔，念起來十分可笑（我在教會學校學過一點英文，所以知道英語該怎麽個讀法），他在那邊愈是認真地讀，我在這邊愈是笑得厲害，可主席並不介意，依然旁若無人般地在那裏念他的湖南英語。”
就是在這種不斷“出醜”的磨礪中，毛澤東學會了一些英語單詞和短句。到了延安後，陸續有外國記者來訪，這給他創造了接觸純正英語和學習英語的機會。據美國著名記者史沫特萊回憶：“在會話方麵，他和我一樣糟。為了補助他的湖南方言，他向我的秘書學普通話，向我學英語。他也學唱英文歌，但他的嗓子是平板單調的，因此毫無成績。”在平時的耳濡目染中，在英語口語的熏陶中，在不恥下問的學習中，毛澤東的英語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1939年，斯諾第二次訪問延安，把一本有他親筆簽名的著作《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送給毛澤東。毛澤東當即回了一張便條，上麵隻有一句話：“三塊肉喂你馬吃”。斯諾一頭霧水，在下方打了個問號。待讀過一遍，他才恍然大悟，原來是英語“Thank you very much（非常感謝）”的中文音譯。斯諾禁不住被毛澤東這一幽默詼諧的“創舉”逗得大笑起來，並在後邊再打了兩個感歎號。
抗戰勝利後，麵對由美國撐腰、武裝到牙齒的國民黨部隊，中國共產黨沒有被“威懾”住。1946年8月6日下午，毛澤東在延安窯洞前半山坡平台上的一個小石桌旁，會見了美國女記者斯特朗。他談笑風生，縱論天下。交談中，毛澤東把身子向後一仰，開懷地得出結論：“美國反動派是……”他停頓了一下，顯然是在找合適的詞，“紙老虎。”因為英語裏沒有相對應之詞，翻譯隻好將它譯成了“scarecrow（稻草人）”。毛澤東讓翻譯停下來，要斯特朗解釋“scarecrow”是什麽意思。斯特朗回答說，那是用稻草紮成的人形，農民把它豎到田裏來嚇唬烏鴉。毛澤東立即表示這樣譯不好，這不是他的意思。他說，紙老虎並不是嚇唬烏鴉的死東西，它是用來嚇唬孩子的。它看起來像一隻凶猛的野獸，但實際上是紙糊的，一受潮就會發軟，一陣大雨就會把它衝掉。
於是，由“紙（paper）”和“老虎（tiger）”這兩個單詞組合，臨時造出的一個英語中沒有的複合詞“paper-tiger”就出現了，這實際上是硬譯。毛澤東高興地笑了，用帶著濃重湖南腔的英語說：“拍拍-太根兒！”“paper-tiger”後來便隨著毛澤東的著名論斷，在全世界廣泛流傳了，它也成了毛澤東最喜歡說的一個英語單詞。
從上麵的幾則軼聞可以看出，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下，毛澤東還在堅持自學英語，並且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能用英語書寫，會使用簡單的日常用語，還臨時造出一個英語複合詞，我們不得不佩服毛澤東學英語的決心和毅力以及毛澤東對語言的敏感能力和創造能力。
1949年毛澤東進京後，一家人在北京團聚，菊香書屋充滿了家庭的溫馨。一個周末，毛岸英、毛岸青、李敏（嬌嬌）三人用俄語說話，嘰裏呱啦，爭個不停，毛澤東在一旁微笑不語。李敏知道毛澤東想知道他們在講什麽，便說：“爸爸，我們在爭論西餐好吃還是中餐好吃。”毛澤東興致來了，便用英語說：“中餐好吃。中餐的特點是軟熱豐富，西餐冷硬單調。”
一聽父親講英語，幾個孩子都感到很驚奇。毛岸英說：“我1946年回到延安時，就聽說爸爸在學英語，還聽說在轉戰陝北時，盡管環境那麽艱險和緊張，爸爸也沒有間斷過學英語。可從來沒有聽爸爸用英語講話。我不懂英語，但聽起來還是很流利的。”毛澤東說：“我的英語水平，還不如嬌嬌俄語的水平高，不如她講得流利。你們年輕人能專門學習外語，我要是有這樣的機會就好了。如果我能夠做到聽懂英語講話，能看英文報紙、刊物和書籍，把自己要講的意思能用英語表達出來就好了。”
毛澤東年逾花甲攻讀英語
新中國成立之後，有了較好的學習條件和環境，毛澤東又重新開始學習外語。十分有意思的是，上個世紀50年代的中國與蘇聯友好，俄語是學校中的第一外語，而毛澤東則選擇了學英語。
毛澤東敏銳地感到，如若不能把握“亂雲飛渡”的時局，在處理國際事務中遊刃有餘，新政權的鞏固、戰後的複興都無從談起。於是，1954年10月，在新華社國際部工作的林克被選中，來到毛澤東身邊，擔任國際問題秘書，並教授毛澤東英語，長達12年之久。1961年初，林克被派下鄉時，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和他一起讀過英文，談過“參考”。1964年元旦後，年近而立之年的英語教師章含之也給毛澤東教過英語，持續了半年。毛澤東還為警衛和身邊工作人員辦了一所業餘學校，並親自擔任老師，還與他們一起學過英語。
年逾花甲的毛澤東學英語，並不是從初級課本到中級課本這樣循序漸進地“上課”，而是根據自己的特點，從實際出發，選擇了一種獨特的方法，一開始就把學習英語的重點放在了閱讀政論文章和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上。毛澤東那時隻會說“How are you(你好)?”“Good morning（早晨好）!”一類簡單的問候語，熟悉的英語單詞和短語也不多。於是，他先從閱讀英文版《人民中國》、《北京周報》雜誌，新華社的英文新聞稿和英文參考的新聞、通訊、時事評論和政論文章入手，由淺入深，分步進行。這種學英語的方法效率並不高，“吃力不討好”，隨讀隨忘，但毛澤東堅持不懈，鍥而不舍。
在毛澤東的遺物中，有他外巡時專作裝書之用、充當流動圖書館的樟木書箱。但有一種書一般不裝進箱子，而是放在公文包裏，這就是英語書，以便隨時學習。據林克回憶：“上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毛主席學習英語的興致很高，無論在哪裏我總是要在公文包裏帶著他學習的英語材料。他善於擠時間學習，經常在剛剛起床後，飯前、飯後，遊泳、登山、散步之後休息時，在開會或會見內外賓客之後或長時間緊張工作之後學習英語。在外地巡視期間，無論在火車上、輪船上、飛機上，他隨時擠時間學英語。除了重要會議或生病，未曾中斷。”
毛澤東說話的湖南口音很重，英語單詞發音不準。在湖南方言中“n”“l”不分，因而在讀英語時，常常出現把“night”（夜晚）念成“light”（光亮）一類的誤讀。每當此時，毛澤東就會像個謙恭的學生，隨著林克的領讀，反複練習。他不像有些人學外語，念錯幾次，便羞得張不開口，而始終是爽爽朗朗地大聲念，坦坦然然地大聲改。遇有生疏的單詞或短語，他便用削得很尖的鉛筆，在單詞上注明音標，並在書頁的空白處，用密密麻麻的蠅頭小字注明每個單詞和短語多種不同的字義。毛澤東在《共產黨宣言》和《矛盾論》英譯本上，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都作了詳細的注釋。直到晚年，每當他重讀一遍時，還會用大字、粗筆補注一次。毛澤東先後學習過三遍《矛盾論》的英譯本，並在封麵的內頁記下了三次閱讀的時間。
學英語離不開詞典。毛澤東身邊經常放著兩部字典，一部英漢字典，一部漢英字典，以備隨時查閱。考慮到毛澤東的工作繁重，為了節省他的時間，對他未學過的單詞，林克常常會事先代他查好字典，但是毛澤東往往還要親自看看字典上的音標和注解。為了學習英語的需要，自1961年到1964年，毛澤東收集過各種辭典和工具書。可他都不甚滿意，曾希望能出版一本好的漢英辭典。至今，毛澤東在中南海的住地仍然保存著他生前用過的《世界漢英字典》和《英漢四用辭典》等辭書。
毛澤東有一張廣為流傳的照片，後來被稱作是他在“飛機上的工作照”，郭沫若還為之賦詩一首，而實際上這是毛澤東在飛機上學英語的照片。林克回憶說：“那是1957年春，毛主席南下視察工作。從照片上看，桌麵上有兩隻對放的茶杯，兩份對擺的文件，顯然應有兩個人，那是我正與主席學英語。兩份‘文件’是《人民日報》文章《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的英譯本。當時侯波同誌來跟我打招呼，說是要為主席攝影，我便閃到了一邊。拍照的那一天，是3月19日晨，從徐州飛往南京。”
毛澤東專機上的工作人員都認為，毛澤東讀得最多的是英語，這可能與他乘坐飛機那幾年正在學習英語有關；另外還有一個統一的看法，那就是他從不躺下休息。作為空軍副參謀長的何廷一，從1956年起負責毛澤東的專機任務，曆時3年，他談到了毛澤東的一些習慣：“毛主席上飛機後，先在椅子上坐一會兒，然後躺在床上看書，有時先批閱文件，然後躺在床上學英語。那時毛主席已年過花甲，可學英語精力充沛，非常用功。”他還說：“毛主席在飛機上說話很少，全部精力集中在閱批文件或讀書上。空中服務員小郭給主席送茶水，他也隻瞅她一眼。在飛機上我曾勸過主席，飛機在飛行中，陽光一閃一閃的，對眼睛有影響，請主席看一會兒，閉眼休息一會兒，保護視力。毛主席瞅了我一眼，仍看他的書。”
曾為毛澤東開專機的李恩恕也回憶說：“毛主席每次上飛機後，首先把書放到茶幾上。他在飛機上常看外語書。有一次，毛主席視察回來，飛機已經著陸了。許多領導和群眾在機場迎接。可是，左等右等不見毛主席走出飛機。機場上的人都很著急，不知機艙裏發生了什麽事。原來，毛主席正在聚精會神地學外語呢！”對此事的細節，被毛澤東稱為“紅色空中小姐”的郭桂卿有更詳盡的敘述。
毛澤東從飛機起飛不久就開始學，直至飛機下滑、著陸、地麵滑行，一直到停機坪停穩，他竟全然不知。機組人員不忍心去打攪他，坐在旁邊，靜靜地等待著。半小時過去，毛澤東仍舊緊鎖雙眉，嘴唇不出聲地動著，邊看邊讀。當地領導等在飛機下麵，焦急地踱來踱去。見此情形，郭桂卿提醒道：“主席，我們已經落地了。”“嗯？落地啦？”毛澤東轉頭看了看窗外，證實她的話是對的，才慢慢合上書，欠身站起來。“好啊，轟我走啊?”“不是我轟您呀，是下麵首長都等著您啦！”郭桂卿明知道他隻不過是開開玩笑，但還是迫不及待地解釋了她的理由。毛澤東也不接她的話茬，自顧自地繼續說：“也不留我們吃飯，小郭真是小氣。不留我們吃飯，我們就走吧！”
這就是毛澤東，在飛機上也抓緊點滴時間，全神貫注地學習，以至達到了忘我的境界。有一次，氣流不好，飛機搖晃顛簸，為了怕影響視力，郭桂卿就把書從毛澤東手裏“搶”了過去，可他笑了笑，不吭聲，也不反抗，可當她一轉身幹別的事去了，他又拿了書讀起來。對為什麽喜歡在飛機上看書、學英語，毛澤東自有理由。1958年3月，毛澤東去成都開會，飛機在西安機場停留。見飛機上帶了那麽多書，大家懇切地請他多休息，注意身體。可毛澤東卻笑了笑，說：“在飛機上看書最好了。我從北京一上飛機就看到現在，一沒有人給你打電話，二沒有人給你送公文，三沒有人找你請示匯報，在這上麵看書最安靜、最踏實。”當有人提到“飛機上發動機吵得厲害，汽油味也很難聞”時，毛澤東說：“一看書就什麽也不想了，要思考書上說些什麽，所以我不嘔吐，也不頭昏。”
有著“天下第一名園”美譽的杭州劉莊，有一座傍水而建的精致小樓，是毛澤東來杭多次住過的一號樓，人們稱作“主席樓”。在“主席樓”後麵一條小路旁的樹陰下，有一塊秀石，上書“毛澤東學英語處”幾個紅字。有張毛澤東與林克一起學習英語的照片作為佐證，這可能是全國唯一一個紀念毛澤東學英語的地方，也成為了西湖一景。旁邊一塊低矮的石頭表麵已有些光滑，顯然是由於遊人坐在這裏拍照留念久而久之被磨光的。
在莫幹山巒、錢塘橋畔、夕照峰下、南屏遊泳池旁，到處都留下了毛澤東學習英語的朗朗讀書聲，也留下了很多感人的故事。1959年春，毛澤東又來到杭州。清晨，雨朦朧，霧朦朧，毛澤東照例去爬劉莊後麵的丁家山。“主席，正下雨哩！”工作人員提醒說。“淋雨很好。”毛澤東微笑著，拿著一本《矛盾論》英譯本沿著山間曲徑，拾級而上，向丁家山頂走去。丁家山上有個亭，可以避雨。毛澤東抖了抖身上的水珠，就讀開了《矛盾論》。林克站在一旁，十分認真地聽著，不時糾正他發音不準的地方。有時讀著讀著鬧出笑話，毛澤東也滿不在乎，一笑了之。下山路上，毛澤東對林克說：“我學英語是為了研究語言，用英語同漢語來比較。如果有機會，我還想學點日語。”他詼諧地說：“我活一天，就要學習一天，盡可能多學一點，不然，見馬克思時怎麽辦？”林克那時還是個青年人，而毛澤東已年過花甲，但毛澤東對他很尊重。在杭州莫幹山的一次閑談中，有人說，林克是毛主席的小先生。毛澤東聞言，馬上更正說：“不是小先生，是先生！”
毛澤東對英語的應用
毛澤東曾經這樣說過：“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學習的目的全在於運用”。他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在一些特定場合，毛澤東所學的英語也派上了用場。他卻常常在接見外賓的談話中摻入幾個英語單詞。
1961年9月23日，毛澤東會見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其中談到了接班人的問題。而在前一天，毛澤東和身邊的工作人員就接班人的翻譯問題進行了商談。毛澤東問英文裏“繼承人”是什麽？熊向暉答是“successor”。毛澤東叫他在一張紙上寫出來。毛澤東看了一會說，“success”這個字我知道，意思是“成功”，怎麽加上“or”就變成“繼承人”了？浦壽昌解釋說，在西方，“成功”意味著有財產，而財產則存在繼承問題，需要指定繼承人。毛澤東說：這個名詞不好，我一無土地，二無房產，銀行裏也沒有存款，繼承我什麽呀？“紅領巾”唱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叫“接班人”好，這是無產階級的說法。浦壽昌說：英文裏沒有同“接班人”意思相近的字，“接班人”翻成英文，還是“successor”，習慣上理解為繼承人。毛澤東說，這個元帥講英語，不懂漢語，他是客人，就用“繼承人”吧。
1974年12月23日，周恩來抱病飛赴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四屆人大籌備工作情況。毛澤東在與周恩來談話時，指著在座的王洪文說，鄧小平“politics（政治）比他強”，懂得英語的周恩來心領神會，而一心想搶班奪權的王洪文則不知所雲了，從而確立了鄧小平的地位，史稱“長沙決策”。
在現有的資料中，毛澤東說英語最多的一次，是他與老朋友斯諾的最後一次見麵中，而且這也是毛澤東晚年與人交談時間最長的一次，以毛澤東的話來說：“總而言之，我跟你反複講的一句話就是，35年前到現在，我們兩個人的基本關係沒有變。我對你不講假話，我看你對我也是不講假話的。”
1970年12月18日清晨，毛澤東身著睡衣，膝蓋上蓋著一條毛毯，在中南海住處與斯諾海闊天空地談話持續了整整5個小時，賓主談笑風生，興致頗高。
吃早飯時，毛澤東宴請斯諾。入座後，毛澤東起立與斯諾熱情碰杯。斯諾用中文祝酒：“毛主席萬歲！”毛澤東則用英語回應：“Long live Snow（斯諾萬歲）！”毛澤東接著又跟坐在自己身旁作為記錄和翻譯的王海容、唐聞生碰杯，然後幽了斯諾一默：“我看你這個說了半天woman（婦女）解放的人就是不尊重woman，你都不跟她們碰杯……”
毛澤東向斯諾介紹“文化大革命”：“你早找到我，罵人，我就早讓你來看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麵內戰，all-round civil war，我也學了這句話了。”談到1967年7月和8月的中國外交部奪權，毛澤東還使用了July（7月）和August（8月）這兩個英語單詞。
談到“四個偉大”時，毛澤東準確地說出了“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的英文表達式：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然後加上一句：“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隻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曆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
說到個人崇拜，毛澤東說：“（現在）沒有什麽用人名來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種形式，就是標語、畫像、石膏像。就是這幾年搞的，紅衛兵一鬧、一衝，你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說你反毛，anti-Mao！”
毛澤東還說：“你們的尼克鬆總統不是喜歡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嗎？他是喜歡那個law（法律），是喜歡那個order（秩序）的。我們現在的憲法要有罷工這一條，‘四大’的自由之外，還要加上罷工，這樣可以整官僚主義，整官僚主義要用這一條。”
談到中美關係時，斯諾問：“你看中美會不會建交？”毛澤東回答說：“中美兩國總要建交的。中國和美國難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們又沒有占領你們那個Long Island（長島）。”
這次談話中，毛澤東一共用了20個英語單詞，尤其all-around civil war（全麵內戰）這個詞用得很地道，顯示了毛澤東的英語詞匯功底。
在毛澤東與斯諾談話半年之後，美國總統尼克鬆派遣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博士秘密訪華，開始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進程。基辛格先後5次見到毛澤東。美國政府最近解密了這幾次會見的談話記錄，人們得以了解冷戰時期大國之間合縱連橫的往事，也使人們對毛澤東學習英語的心態略見端倪。
1973年2月17日晚11點半，毛澤東會見基辛格。談話中，基辛格問：“主席現在正學英文嗎？”毛澤東予以否定：“我聽外麵傳說我在學英文，都是謠言，我連聽都不想聽，我認識幾個英文字母，但不懂文法。”基辛格說：“主席發明了一個英文單詞。”對此毛澤東爽快地承認了：“是的，我發明了一個英文詞匯paper-tiger。”基辛格馬上對號入座：“紙老虎。對了，那就是我們。”賓主都大笑起來。
1975年10月21日晚6點半，毛澤東在書房接見了基辛格和布什。基辛格關心地詢問82歲高齡的毛澤東的身體狀況。毛澤東說：“一句話，我的身體狀況不好。”然後又笑著補充說：“我是為來訪者準備的一件陳列品。”他繼續泰然自若地說：“我很快就要去見上帝了，我已經收到了上帝的請柬。”毛澤東說完，衰老而且有些浮腫的臉上遲緩地透出一些笑意來。基辛格笑著答道：“不要急於接受。”由於不能連貫說話，毛澤東便在一張紙上費力地寫出幾個字來表達自己的意思：“我接受Doctor的命令。”Doctor在英語裏有“博士”、“醫生”兩義，這是一個雙關語。後來，布什在他的自傳中說，聽到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國家的領導人說出這樣的話，真令人震驚，讓他不得不佩服毛澤東那少有的氣度。
基辛格點了點頭，然後換了話題。談到中美關係，毛澤東說：“以前的對頭，現在我們的關係是叫什麽，friendship（友誼）。所以就這樣（把兩隻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握手）！”毛澤東還說：“我非常重視我們之間的關係。”基辛格後來說：“中國方麵說軍事力量不能決定一切，中美雙方有著共同的對手。”毛澤東用英語回答“Yes（是）”，並且寫在了紙上。基辛格馬上說“我看主席學習英文大有進步”，並要求毛澤東把這個字條送給他，毛澤東馬上爽快地答應了。這張小小的紙條，應該是毛澤東流傳於世的唯一不在書上的英文手跡。
毛澤東為什麽學英語
在學生時代，毛澤東學過英語，那是作為一門課程來學習，前後達五六年時間，可惜效果不佳，他對自己的英語成績也始終不滿意。踏入社會後，毛澤東又開始自學英語。全國解放後，毛澤東又懷著很大的熱情重新開始學習英語。這到底是為了什麽呢？筆者認為，毛澤東學英語尤其是年逾花甲學英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的原因。
一是鬥爭需要。馬克思曾經說過：“外國語是人生鬥爭的一種武器。”毛澤東學習英語同樣也是為了革命工作和鬥爭的需要。早在學生時代，他就有了學習一門外語便於直接了解世界革命的打算。那時他讀報紙、看地圖，常常把各國的城市、港口、山嶽、江河譯成英語，既了解了時事，又熟悉了地理，還學習了英語，一舉三得。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作為職業革命家的毛澤東深深感到，一個革命者必須學好外語。
根據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需要，毛澤東一開始就把學習英語的重點放在閱讀政論文章和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上。為進一步加深理解，毛澤東常常用馬列著作的英文版作教材，比如《哥達綱領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共產黨宣言》，一方麵學了英語，另一方麵也學了理論，用馬列主義來指導革命工作，解決實際問題。在與吳旭君一起讀英語時，毛澤東要求她“多背點政治術語和單詞”。在跟章含之學英語時，毛澤東因英語教材以什麽題材為主和她發生了爭論。章含之堅持以文學題材為主，也有新聞、政治等內容。毛澤東則主張以政治題材為主，“七分政治三分文學”。最後，毛澤東對她說：“你可以告訴學校領導，再增加點政治題材，對學生將來工作有好處。”從這裏可以看出，毛澤東學英語，他首先是從政治角度，從革命工作需要出發的，不是為學習而學習，也不隻是為了欣賞英文文學作品。有一次，在飛機上，當服務員問“毛主席，你這麽大年紀了，為什麽還要學英語？”時，毛澤東毫不含糊地回答說：“這是鬥爭的需要啊！”
二是研究語言。毛澤東曾明確地說過：“我學英語是為了研究語言，用英語同漢語來比較。”他對漢語的起源、語法、修辭都有深刻了解，常常喜歡把英語同漢語語法、修辭作比較，並提出問題進行討論。他還曾經想學點日語，可後來由於工作實在太忙，未能如願。他實際上想對各種語言進行比較性研究，從而發現規律性的東西。據章含之回憶，毛澤東曾對英語組詞規律發表評論說：“這個英語還蠻科學的。修正主義這個詞從動詞‘修正’來的，加上‘ist’就變人，修正主義者。這個很好記，比漢語有規律。”
1963年《毛主席詩詞》出版後，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立即組織翻譯出版英譯本。翌年1月，毛澤東應英譯者的請求，對自己詩詞中的一些詞句，一一作了口頭解釋。在談到“莫道君行早”時，毛澤東說：“‘君’，指我自己，不是複數，要照單數譯。”不過，由於英語與漢語的語係不同，毛澤東也對英語的一詞多義和變化萬端而大傷腦筋。1970年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斯諾時，曾抱怨說：“你們那個總統是president，銀行行長是president，法院院長也是president，小學校長也是president，都是president，這不是就亂了嗎？最近我看到美國一個組織學生鬧事的宗教團體的材料，它那個組織的領導者也是president。”
三是積極休息。1959年1月，毛澤東在接見巴西外賓時曾說：“學外文好，當作一種消遣，換換腦筋。”據毛澤東警衛人員回憶說，有一段時間，毛澤東每晚都要學習英語，背誦單詞，讓他休息時，他就風趣地說：“看書是用眼睛，現在是用嘴巴，這樣可使兩種神經交替休息嘛！”他還對曾誌說過類似的話：“看一種書疲倦了，就換另一本書，調劑腦筋，也就得到了休息。”在長時間的開會、工作或會見外賓之後，毛澤東常常把學英語作為一種調劑手段。
林克回憶說：毛澤東有時“看書、看文件看累了，會議開累了，接見外賓累了，就讓我和他讀英文，一讀英文，腦子就鑽到單詞、句子裏去了，其他別的不想了，也就得到了休息。有時他睡不著覺，也把我找來讀一會兒，讀著讀著打起鼾來了。這是一種特殊的休息，也可說是毛澤東式的休息。”
1955年11月，毛澤東在杭州休息時，遊興很高，接連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頂、莫幹山等處。在攀登途中，他常要停下來略作歇息，這時往往就學習一會英語。在國內巡視工作期間，毛澤東也會隨時擠出時間學英語。1957年3月17日至20日，他先後在天津、濟南、南京和上海的上千人幹部大會上作報告，講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當時工作很緊張，但在旅行途中，他仍以學習英語為樂趣。1960年5月6日至10日，他在鄭州連續會見非洲12國、拉丁美洲8國等4批外賓後，多次用學英語作為休息。
四是挑戰自我。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曾說：“主席酷愛讀書是大家都知道的，主席讀書的麵也特別寬，為了能夠讀懂馬列的一些原著，他還給自己提出了很高的挑戰，那就是學習英語。”的確如此，毛澤東1954年下決心學英語時，麵臨著三大困難：年紀大，基礎差，工作忙，但他知難而進。
無論是見到毛澤東的外國人，還是身邊工作人員，都有一個共同感覺：毛澤東性格中最大的特點就是具有強烈的挑戰意識。我國上世紀70年代出版的英漢小詞典，扉頁上都印著這樣一條毛主席語錄：“為什麽語言要學呢？因為語言這東西，不是隨便可以學好的，非下苦功不可。”對此，有很多人不理解，覺得此話邏輯不通，難道“不好學”就一定要學嗎？但對於毛澤東而言，“不是隨便可以學好”、“非下苦功不可”本身就是學習語言的理由，因為這是一種自我挑戰。
1976年元旦前夜，毛澤東在書房裏會見了美國前總統尼克鬆的女兒朱莉及其丈夫戴維，並與他們進行了寓意深刻的“跨午夜”談話。朱莉把父親的親筆信交給毛澤東，翻譯唐聞生立刻將它翻譯給他聽。毛澤東非常認真地聽著尼克鬆的來信，高興地說：“歡迎尼克鬆先生來中國。”他還從唐聞生手中拿過那封信，用英語“清楚而準確”地讀出了信上方標明的日期：“December 23,1975（1975年12月23日）”。朱莉感到驚異，她後來回憶說：“毛主席的這個舉動很有力地向我們說明，雖然他身體欠佳，但是這絲毫不使他的敏捷的思想受到影響。”
這兩位美國年輕人注意到，他們麵前這位82歲的老人盡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筋疲力盡，“鬥爭”的話題卻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樣興奮起來”，“他的頭腦甚至比中國的年輕一輩更充滿活力，更渴望鬥爭”。毛澤東說：“我們這裏有階級鬥爭，class struggle！”“八億人口，不鬥行嗎?!”“class struggle”這兩個英文單詞，既反映了毛澤東最後的英語水平，也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毛澤東的一生。（本文摘自《黨史縱覽》，作者：李光榮 李 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