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曾經說他一生做了兩件事，一件是領導全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一件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足見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共產黨90年奮鬥史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62年的發展史中，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曆史不能割裂，更不容歪曲。客觀總結和正確評價文化大革命，是任何實事求是的共產黨人必須承擔的政治責任，也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民大眾的曆史要求。文革畢竟是在人類文明發展長河中史無前例的偉大創舉，曆史地唯物地看待文革，就是在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
現在，文革已被定性為“十年動亂”，不僅一無是處，負有罄竹難書的罪責，而且被一些人刻意掩蓋、歪曲和妖魔化渲染得麵目全非。然而，這場曾讓世界震驚的社會風暴，絕不是幾句徹底否定的話就能蓋棺定論的。尤其是文革所蘊含的革命原則，在發生了蘇東劇變和中國私有化改革後，其現實意義和曆史預見性就愈加清楚地凸顯了出來。曆史不會永遠保持沉默，無數客觀公正的人，已經在全麵還原曆史真相和解讀文革的本質。
一、無法避免的較量
要正確解讀文革，首先要清楚文革發生的曆史原因。
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脫胎而出的新中國一窮二白，雖然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但尚不具備建立社會主義的生產力水平，不可能一步邁進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一是補上自由資本主義這一課，通過自由資本主義逐漸完成必要的社會經濟積累，然後再消滅資本主義，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二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實行國家資本主義，通過高積累和低消費，集中快速完成必要的社會經濟積累，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由於國家資本主義的計劃管理方式與社會主義之間沒有必須過渡的階段，中國共產黨和列寧去世後的蘇聯都選擇了暫時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辦法。中國很快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農業合作化，建立了高度集中的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計劃經濟體製，在國家政權和主要生產關係上奠定了社會主義社會必不可少的基本條件。
在社會生產力十分落後的曆史條件下，暫時利用國家資本主義來完成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積累，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唯一現實的道路。之所以是不得已而為之，是因為國家資本主義存在著自身無法克服的弊病，那就是需要建立自上而下的高度集權管理體製，由龐大的行政官僚機構來實行計劃性管理，不僅管理成本巨大，而且必然導致嚴重的長官意誌和個人專權，與無產階級大眾民主發生矛盾，存在依靠官僚精英、時刻製造新的不公平、威脅社會主義公平原則的官僚主義傾向。
並且，在這個官僚體製所根植的中國當時社會生產關係的土壤中，仍然保留著大量私有製小生產成分，上層建築的某些方麵，尤其是思想意識和文化領域還滯後於業已建立的公有製經濟基礎，攜帶著以往私有製的各種烙印。封建官本位等級秩序的殘餘和資產階級法權，仍然存在於各種社會政治經濟關係中，並作為思想意識形態頑固盤踞在人們的頭腦裏和各類文化形式中，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
更為嚴重的是這種影響成為體製官僚主義的催生劑，時刻侵蝕執政黨隊伍，與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立黨執政宗旨相對抗，使行政管理體製逐漸顯露出脫離人民的官僚化統治跡象。毛澤東對此恨之入骨，把這種官僚主義叫做“死官僚”，認為“死官僚不關心人民生活，不管主觀願望如何，實際上幫助了敵人，是反革命的同盟軍。”對已經建立的國家資本主義官僚管理體製很不滿意。這個問題如不解決，必然會使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失去無產階級性質，成為一場曆史曾反複上演過的輪流坐天下的普通農民起義，像前蘇聯一樣導致修正主義，進而複辟資本主義。一句話，體製的官僚主義傾向和舊時代的腐朽思想文化，正在反製著中國社會剛剛開始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曆史進步。
在一般社會學意義上，社會主義主張大多數底層普通民眾的利益，而資本主義則主張少數資產階級的利益。社會主義的進步性就在於它的大眾公平性。這種體現真正社會公平的先進社會製度，對於隻體現少數資本家利益的資本主義製度來說，無疑是一種進步和超越。階級鬥爭則是實現這個進步和超越的社會內在動力和必經途徑。無產階級暴力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後，社會主義革命還必須繼續完成兩大曆史使命才能最後完成這個超越。一是完成生產資料所有製的公有製改造，用惠及人民群眾的公有製來代替服務於資產階級的私有製，為人民群眾利益最大化發展創造前提。二是必須對上層建築領域中排斥人民群眾利益的官僚精英文化逐步加以消除。否則，權力體製的官僚化，必將反作用於經濟基礎，導致社會生產關係再次退回到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的私有製狀態中去。
《共產黨宣言》曾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製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成功，隻是完成了第一個決裂。因此，改造上層建築實行第二個決裂，就成為社會主義革命必不可免的重要任務。
這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理論問題，實際上恰恰是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這一特殊國情構成的曆史條件，決定了中國革命隻能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後直接進入社會主義。抗日戰爭結束之後，中國共產黨內部關於中國是否需要補上自由資本主義這一課的曆史爭論從未停止過。直到今天，依舊在這一問題上存在著兩條政治路線之間的激烈鬥爭。
因此，新、舊中國在思想文化和政治領域裏的對抗絕非空穴來風，而是中國社會特定曆史階段自身矛盾使然，並且必然轉化成無法避免的政治較量。這種對抗和較量是無產階級同已被推翻的所有剝削階級之間階級鬥爭的延續，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奪取政權後能否打破所謂周期律，將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的亟待解決的曆史命題。
怎樣解決這個重大而複雜的命題，在以往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中沒有現成答案。馬克思在深刻剖析資本主義社會自身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時發現，無產階級必須通過暴力革命才能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創立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共產主義理論。列寧實踐了這一偉大理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但沒有解決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問題。斯大林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在短時間內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但他不承認社會主義曆史時期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導致官僚主義泛濫、蘇共修正主義思想政治路線上台，終於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上演了共產黨下台、國家分裂和資本主義複辟的曆史性悲劇。這個悲劇，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曆史時期是否還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是否存在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這一重大理論問題，作出了最具說服力的回答。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毛澤東從中國社會管理體製的官僚化和國際共運的修正主義動向中，敏銳察覺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和必須盡快解決這個問題的緊迫性，提出了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對這一理論進行了創造性的實踐探索，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也使踐行這一理論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具有了史無前例的深遠意義。
進入六十年代，中國共產黨連續發表了《蘇共領導同我們的分歧的由來和發展》等九篇評論文章，在國際社會主義陣營中同否認階級鬥爭、主張“全民黨”和“和平長入”共產主義的蘇共修正主義思想政治路線，展開了針鋒相對的公開的激烈論戰。理論一經提出，剩下的就是如何從實踐上解決這個重大課題。毛澤東曾為此嚐試過許多方法，但都遭到了體製官僚的百般幹擾和破壞，收效不大，最後不得不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讓人民起來批判一切腐朽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和舊習慣，讓人民群眾直接參政議政，監督執政黨，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大眾民主，來識別和揭露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響了迎頭痛擊封資修、防修防變的人民戰爭。
二、自下而上的必然性
建國前夕，毛澤東就對全黨提出了執掌政權後不要做李自成的告誡。但是，建國後幹部隊伍的情況並不樂觀。從舊中國一步跨入新中國的共產黨人，有相當一部分人的思想並沒有發生相應的跨越，靈魂深處仍然保留著許多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識，把革命成功當做得了天下，把人民看成是治下的黎民，自己則是高高在上的官員，把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社會責任理解成了明鏡高懸的為民做主，擺錯了自己和人民的位置。在革命辭藻掩蓋下具有濃厚封建色彩的政治理念，使他們的價值觀悄然離開了革命原則，以功臣自居，圖享受、比待遇、爭地位，貪汙受賄，甚至更換老婆等腐化墮落現象，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毛澤東下令槍斃高級幹部劉青山等貪汙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殺一儆百的作用，但沒有使問題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其原因在於，一方麵長期的封建統治使民眾盲目服從官員意誌的舊習慣難以在短時間內消除，封建官本位的意識和行為，資產階級法權合理存在的現象，得不到來自人民群眾的有效抵製和監督。另一方麵，層層管理機構和隻對上級負責的體製性缺陷，難免越來越走向官僚化，不僅成為對待人民和下級唯我獨大的官僚主義分子的溫床，而且還為他們提供了體製上的有效庇護。
當人們還滿足於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時，毛澤東已看到了國家管理體製官僚化傾向的危害性。他畢生追求人民大眾的徹底翻身解放，始終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當做共產黨人的最高政治原則，決不允許共產黨的政權機構變成騎在人民頭上的官僚精英權貴。毛澤東相信，跟隨他從戰火中走過來的絕大多數黨員幹部具有和他相同的信念，在建國之初的十年中，又帶領他們打了兩場沒有硝煙的戰役。一個是禁毒、禁賭、改造妓女，掃除文盲，頒布新《婚姻法》，提倡男女平等、移風易俗，發動愛國衛生運動等掃除舊中國遺留下來的舊風俗舊習慣的轟轟烈烈的全民運動，旨在清除舊思想意識的社會土壤，取得了明顯成效，社會麵貌煥然一新，取得了第一回合較量的巨大勝利，世界也因之對文明向上的新中國刮目相看。再就是在各機關、學校、團體和黨派開展“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在私營工商業中開展“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整肅黨政官員的官僚腐敗作風和不法資本家的違法活動。隨後又動員人民群眾和社會各界人士給共產黨提意見，誠懇地請他們幫助共產黨克服官僚主義。不料極少數資產階級民主派人物借此發難，置疑共產黨的執政能力，要求共產黨下台。共產黨不得不給予反擊，導致了全國範圍的反右鬥爭。
“三反五反”運動所反對的社會醜惡現象，是當時階級鬥爭的具體表現。今天，正是由於否認階級鬥爭，才使這些社會毒瘤惡性膨脹，積重難返，危害日深。號召人民開展“三反五反”運動，矛頭不僅對準私營工商業者的不法行為，同時也指向體製內的官僚主義，引發了黨內官僚精英的不滿和暗中對抗。他們借反右之機，用形左實右的隱蔽手段，撥轉矛頭，對準誠心誠意給共產黨提意見的基層幹部群眾、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使反右鬥爭走上了擴大化歧途，改變了運動初衷，使體製內的官僚主義傾向不僅沒有得到清理，反而更加老虎屁股摸不得，強化了其權威性。黨內官僚精英為了維護其特權利益，故意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一手製造了反右擴大化，又利用擴大化錯誤所產生的不良後果為口實，淡化階級矛盾，在政治路線上偏向修正主義，否認階級鬥爭的必要性。他們在這次政治較量中大獲全勝，權力體製也因此在官僚精英特權道路上越走越遠，社會生活在思想意識、文化藝術、科教衛生等許多方麵越來越資產階級化。
對此，毛澤東深感憂慮。怎樣才能走好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共產黨沒有經驗，隻能參照蘇聯樣板，把蘇聯政治經濟學的正統理論照搬過來當做經典使用。這套形而上學的教科書理論，實際上默認了資產階級法權存在的合理性。資產階級法權恰恰是滋生和形成官僚精英利益集團的根本原因，從蘇聯的教科書裏無法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確答案。
官僚精英利益集團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它們必然會在壓製無產階級的同時麻痹人民群眾，不敢承認階級鬥爭，徹底倒向修正主義，進而走向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官僚精英統治壓製人民大眾的民主權力，就是匈牙利1956年發生暴亂的主要原因。因此，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繼續社會主義革命，就必須首先承認階級鬥爭將始終貫穿整個社會主義曆史時期這一不容置疑的客觀現實。
1961年6月，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指出，“現在的重要問題是要重新教育幹部。幹部教育好了，我們的事業就大有希望。不教育好幹部，我們就毫無出路。”1962年，毛澤東便向全黨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警告，嚴肅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還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麵，就會變質，就會出現複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1963年毛澤東又指出，現在如果不抓階級鬥爭，忘記無產階級專政，“那就用不了多少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複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
毛澤東的反複警告引起了全黨高度重視，中共中央作出了在全國城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決定，教育黨員幹部要搞社會主義，不要搞資本主義，要對全體黨員幹部進行一次深入的社會主義教育，首次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繼反右鬥爭之後，再次對羽翼漸豐的官僚主義精英構築的堡壘發起的進攻。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同傳統舊觀念實行決裂的一次具體的社會實踐。政治嗅覺極為敏感的官僚精英特權利益的代表人物們，迅速拿出了以攻為守、主動出擊的應對策略，把具有深刻思想內涵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化為“清工分、清賬目、清倉庫、清財務”的四清運動，由各省、地、市派出大量四清工作隊進入基層，僅河北省派往所轄十個縣的工作隊就達十萬餘人。工作隊自上而下直插到底，甩開基層組織直接領導整個運動，並稱之為大兵團作戰，把運動牢牢掌控在手裏。工作隊依照所謂“桃源經驗”，在群眾中秘密紮根串連，誘導群眾揭發基層黨員幹部。在體製結構中，基層黨員幹部是最貼近群眾、受到群眾監督最為直接、最了解群眾訴求、官僚主義傾向最少的組織群體。工作隊對他們吹毛求疵、小題大作，甚至大搞逼供信，殘酷迫害、無情打擊，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故伎重演了形左而實右的障眼法，偷梁換柱，避重就輕，把以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變成了矛頭向下解決“四清”與“四不清”矛盾的大清查。上層官僚精英因此而躲進避風港，沒有受到波及。
毛澤東及時發現了這個錯誤，並下發“二十三條”，采取了補救措施。但是，四清運動中打擊一大片的做法，如同反右鬥爭擴大化一樣，留下了難以消除的人人自危的政治後遺症。四清運動沒有收到預期效果。官僚體製丟卒保車，勉強獲得了這次政治較量的勝利。
反觀四清和反右兩次運動，可以看出體製官僚的群眾觀和組織運動的方式有著根深蒂固的精英意識，那就是表麵上時刻把群眾掛在嘴上，左得不能再左，實際上卻把群眾看作是隨大溜的烏合之眾，而他們則是治理天下的明君、清官或為民做主的青天大老爺，是黨的化身。群眾運動必須在他們這些政治精英領導和駕馭下，通過行政命令，從上而下、內外有別地在官僚體製層層掌控下有序展開。因為隻有這樣，官僚精英在維護特權利益時付出的政治成本才能最小化。在運動方式上，他們是簡單粗暴、無中生有、侮辱人格、傷及肉體、殘酷打擊迫害普通幹部群眾的行家裏手，首創了建國後最為極端的形式。後來在文革中發生的那些極端行為，都源自這些樣板，貽害無窮。
與之相反，毛澤東的平民思想是尊重群眾，曆來提倡大眾民主，反對官僚精英獨斷專行、越俎代庖，認為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允許幹部群眾有不同認識，要讓人說話，充分表達意見和看法，通過爭論辯明是非，以理服人，讓廣大幹部群眾在鬥爭實踐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現在有人避而不見這兩種群眾觀和民主觀的本質區別，分不清是誰在搞專製，把存在極端方式的群眾運動，統統解釋為毛澤東的部署。這種人如果不是糊塗透頂，則隻能是別有用心。
毛澤東的努力沒有收到預期效果，其中一個原因是黨內很多人看不到社會主義繼續革命的必要性，另一個原因是受到了體製官僚的製衡。體製組織作為管理機構，天生含有官僚特性。通過體製割除官僚惡疾，必然遇到來自體製自身的本能抵抗。抵抗的結果，便是促使為人民大眾服務還是為官僚特權精英服務這兩種相互對立的思想博弈，最後轉化成相互對抗的政治鬥爭。
“四清”運動後，毛澤東對已經形成的官僚體製和中上層官員感到了失望，認為黨內真正懂馬列的人不多。但他對人民群眾和基層幹部則仍抱有充分信心，開始尋找既能擺脫體製掣肘，又能有效遏製體製官僚化和修正主義傾向的新途徑和新方法。
多年後，在一次與外國友人交談中，毛澤東曾講到過當時的思考：“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
中國共產黨對蘇共修正主義本質的揭露和批判，毛澤東在同體製官僚兩次激烈較量中表現出來的堅定意誌，使體製官僚利益的代表人物嗅到山雨欲來，采取了在黨內拉幫結派，強化對黨政體製掌控和架空毛澤東的應對辦法，直至迫使毛澤東拿出黨章和憲法申明基本權利，才得以出席中央高層黨政會議。
尋找途徑，突出重圍，已經迫在眉睫。毛澤東把希望寄托在他充分信任的人民群眾身上。由下而上發動群眾起來批判和清除體製官僚勢力，就成了對防修防變可行途徑的探索和實驗，也成了唯一能突破圍困的必然選擇。但是，這條以民治官的探索道路充滿變數，沒有人預先知道最後結果。毛澤東徹底維護人民利益的革命原則不能改變，視王侯權貴為糞土的平民思想更是與生俱來，他甘願粉身碎骨也要向修正主義官僚勢力公開宣戰，讓管理者刀槍入庫，接受人民大眾的批判，義無反顧地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1966年73歲的毛澤東暢遊長江30華裏的驚人之舉，充分顯示了他大無畏的獨具魅力的政治家風範，向世人表達了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堅定決心。
三、反複較量中的現象與本質
文革過程十分複雜，各種現象交織在一起。現在反對文革的人總是拿表象說事，極力掩蓋文革本質。本文擬從以下幾個大的視角來觀察文革，解讀無產階級革命派同當權派及走資派反複較量的現象與本質。
1、外圍戰役與第一場攻堅戰
文化領域當時是封建意識和資產階級思想泛濫的重災區，也是意識形態鬥爭的前沿陣地，因而成為文革運動的突破口。
批判吳晗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點燃了文革運動的導火索。打倒“三家村”這個集封、資、修於一身的文化堡壘後，運動浪潮開始波及掌管文化宣傳工作的黨政機關，批判其在文化宣傳工作中執行修正主義路線的政治性錯誤。最初成立的文革五人領導小組組長陶鑄，在劉少奇授意下拋出了《二月提綱》，反對文化批判涉及政治，試圖把文革納入純學術批評軌道。不料結果適得其反，反而因此挖出和打倒了以陶鑄為首的“四家店”。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布了5.16通知，強調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意義，嚴厲批駁《二月提綱》包庇資產階級右派、反對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為資產階級複辟作輿論準備的反動立場。第一次明確提出“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等文化領域的領導權都不在無產階級手裏，從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區，有一大批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是赫魯曉夫那樣的修正主義分子，正睡在我們身邊，被培養成為我們的接班人。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把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文革就是要批判一切剝削階級思想，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揪出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5.16通知確定了文革的目的和任務，並成立了新的文革領導小組。文革順利完成了外圍戰役，正式拉開了大幕。
自此，沒有人再懷疑文革的政治性質了。毛澤東以為在中央已經明確了文革的政治性質後，劉少奇應該不會站錯階級立場。毛澤東離開北京，開始到各地去視察文革運動的發動情況。
文革第一場攻堅戰，是從北京大學教師聶元梓1966年5月25日貼出第一張大字報開始的。大字報批評了學校黨委抵製文革的錯誤態度。6月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大字報全文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評論員文章，矛頭指向對抗文革的體製官僚精英。全國各大中學校師生就此展開辯論，校園內貼滿了意見迥然不同的批判學校黨委和為校黨委辯護的大字報，出現了群眾參與文革進行自我教育的第一個高潮。
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一貫認為，必須把群眾運動置於體製管理之下，以便掌控運動方向，把體製官僚受到的衝擊控製在可以容忍的範圍和程度之內。他們采取了與幹擾四清運動如出一轍的形左而實右的做法，向北京各大院校和中學派出工作組直接領導文革，把文革領導權緊緊抓在手裏。工作組以黨的化身發號施令，旗幟鮮明地站在黨委一邊。他們在內部談話中把學生批判黨委稱作“流氓行為”，把文革定性為五七年反右運動的繼續，要在群眾中抓一大批反革命分子，說“這次運動的重點是要抓30到40萬右派”篡改了中央確定的文革運動對象。鄧小平則在十天內下達三道指示，組織辯論會圍攻反對校黨委和工作組的學生，並多次說過要對學生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選準打擊目標。工作組執行打擊一大片、殘酷鎮壓群眾的方針，在短短56天裏，就把北京各大院校10211名學生打成了右派，2591名教師被打成了反革命，製造了發動學生揪鬥四十餘名教師的6.18事件，致使多人受辱自殺。
工作組把群眾運動變為運動群眾的恐怖做法，激起了大多數學生和教師的憤怒和不滿。7月25日北京大學爆發了近萬人關於運動方向的辯論大會，學生運動很快波及到了全國。在這個過程中，受工作組鎮壓的學生和教師形成了最早的造反派群體。當權派無意中造就了文革第一批被逼上梁山的堅定的造反派隊伍。
毛澤東回到北京後，8月5日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認為聶元梓的大字報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指出“五十多天以來，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堅決支持了廣大群眾批判各級黨委抵製文革的錯誤行為。
2、頒布文革政治綱領與紅衛兵運動的興起
8月8日，中央政治局發布了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明確了文革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對象和目的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及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文革的方式隻能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進行大鳴大放，闡明正確觀點，批判錯誤思想，揭露一切牛鬼蛇神。運動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頒布了文革的政治綱領和運動方式。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代表。8月20日和21日，中央軍委和公安部又先後發文，嚴厲禁止當權派調用軍隊和公安警力壓製群眾性大民主運動。之後，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連續多次大規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紅衛兵一百多萬人。以紅衛兵運動為先導的規模空前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群眾運動，自此在全國範圍蓬勃開展起來。
紅衛兵最早產生在1966年5月29日，是清華附中學生成立的秘密學生組織，意為保衛毛主席的紅色衛兵。紅衛兵運動很快成為對文革發生巨大影響的重要組成部分。紅衛兵積極參與文革是出於對毛主席的熱愛，崇尚不破不立的造反精神。後來紛紛建立的社會各界群眾組織，都繼承和發揚了這種造反精神。值得注意的是紅衛兵和社會各界群眾組織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他們對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的理論和方法，往往基於自己的理解和自身利益訴求，並由此決定自己組織的組成人員、思想觀點和行為準則，並因此而分化成不同派別，難以形成步調一致的合力。這一特點幾乎貫穿了文革運動的全部過程。
縱觀整個紅衛兵運動不難看出，最早成立的紅衛兵組織主要是由幹部子女組成。他們受父輩影響，有較強的政治意識，並以老革命的後代自居，自以為有正統的純正“革命血統”，拒絕那些出身不那麽純正的人加入組織。這些被稱為老紅衛兵的人，不會懷疑執掌政權的父輩對毛主席的忠誠和對革命事業的堅定信念，絕不會否定自己的父輩，無法理解文革主要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矛頭向下，指向黨外，采用極端方式“破四舊”和抄家，揪鬥“黑五類”等牛鬼蛇神和像劇作家老舍那樣出身不好又有較大社會影響的人，在運動方向上與抵製文革的整下保上、打外保內的策略相契合。最後，他們戴著“保爹保媽派”的名聲失去了影響力。但他們自恃正統、有靠山、占有較大政治資源等優勢而目空一切，往往采取極端的過火行為。他們造成的破壞性後果，今天仍被文革的反對者不分青紅皂白地拿來詬病整個紅衛兵運動。
8.18以後興起的紅衛兵運動擯棄了反動的血統論，迅速形成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那些受馴服工具論影響較深，認為黨委就是黨的化身的黨員和教職員工，對有人給黨委提意見和批判當權派十分反感，看不懂文革。思想狀態與他們近似的學生也站在當權派一邊，與堅持揪鬥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學生發生了嚴重對立。在中央文件約束下，各地當權派被迫刀槍入庫，失去了軍隊和公安等國家機器的保護，不得不尋求別的力量來保護自己。他們把這些政治感覺遲鈍的“聽黨的話”的學生組織起來，一手建立起了保守派紅衛兵組織。
3、兩派群眾組織與當權派
當文革運動從學校擴展到工廠企業和農村後，各行各業紛紛建立起大大小小的群眾組織，積極參加運動。對待當權派，群眾態度與學生狀況基本一樣，分化成造反和保守兩大派，並與觀點一致的紅衛兵組織相互支持，並肩戰鬥。對待造反派，當權派同樣是調動保守派力量加以壓製和嚴厲打擊。
造反派群眾開始參加文革的動機是單純的，當這種單純的熱情受到莫名的汙蔑和打擊後，回擊便難免具有一定的報複性和強烈的派別意識，難免同站在當權派一邊打壓過自己的群眾組織發生更為嚴重的對立。兩派都是群眾組織，都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具有無可爭辯的正確性。為了證明誰更正確，包括保守派在內的所有派別的群眾組織，爭論的焦點便都集中在誰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真正執行者上。各派互不相讓，互不服氣，都為爭奪革命桂冠而戰，使揭批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目標受到幹擾，難以深入。這種淡化革命原則、具有明顯狹隘團體性質的爭鬥，後來愈演愈烈，對抗也在不斷升級。偏向保守的群眾實際是那些對官僚精英群體的階級性缺乏認識、並對正統權力保持習慣性認同的普通群眾。造反派很難輕易瓦解在這一習慣認同下形成的群體力量。這就是文革中形成兩派群眾對立的社會基礎。當權派利用保守群眾壓製造反群眾，使群眾之間的對立愈加難以調和，終於變成幹擾文革方向的派性鬥爭，從而達到保護自己的目的。這就是派性鬥爭的政治原因。一般當權派和走資派把派性當做工具來幹擾和對抗文革，決定了派性的資產階級性質。
當權派利用派性挑動群眾鬥群眾的手法貫穿文革始終，直至發展到指使保守派用武力鎮壓造反派，迫使造反派“文攻武衛”，發生怵目驚心的武鬥事件，一度出現難以掌控的混亂，給仇視文革的人留下了諸多誹謗口實。可以說，派性不是文革的專利，而是當權派栽種培育的一株有毒的罌粟。
從本質上看，群眾組織之間並不存在根本的利害衝突，都是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社會主體。造反派在自我教育中成績尤為出色，識別修正主義的能力，至今仍發揮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文革結束後，體製官僚精英不再需要保守派群眾的保護，鄧小平曾下結論說“兩派都是錯誤的”，把他們和造反派一起邊緣化，統統視作遊離於體製之外的統治對象。保守群眾在社會底層生活的痛苦體驗中，繼續完成著自我教育，逐步認同了造反派反對官僚資本精英的立場，兩者在根本利益上現在已經重新融合為一個整體，變成反對資本主義複辟的龐大社會民眾力量。
4、軟罷工與抓革命促生產
隨著文革深入開展，對資產階級思想意識的全麵批判走向更深層次。揭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擊中了體製官僚的要害，當權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客觀地講，當權派雖然是官僚精英特權的受益者和維護者，但絕大多數同時又是官僚弊端的被動受害者。他們主觀上認為自己忠誠黨的事業，加之高高在上的官僚精英理念作祟，很難理解文革的意義，對受到衝擊倍感委屈，對群眾造反無法容忍，自然而然地站到了與造反派勢不兩立的位置上。抵觸情緒使他們對日常工作普遍采取了不作為的軟罷工態度，體製管理特別是工農業生產因之受到影響。
中央並沒有因此而遷就他們，改變運動方向。1966年12月初，中央發布“抓革命促生產”的規定，確認工人造反組織的政治地位，強調工人作為企業主人努力搞好生產的責任。12月15日又發布了關於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紅旗》雜誌發表了《在毛澤東的道路上前進》，促使很多保守派學生倒戈。造反派的整體力量從此空前壯大。
各地造反派積極回應中央的有力支持，喊出了“革命生產一肩挑”的口號，各行各業紛紛建立起“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填補管理真空，主動挑起了工業生產、交通運輸、商業流通以及支援農業的擔子，不僅保證了國民經濟正常運行，客觀上也為隨後而來的全麵奪權做好了必要的組織準備。
順便提及一下，1965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基礎還處於十分薄弱的狀態，還沒有建立起完備的工業體係，交通、能源建設和製造業還很落後。而徹底改變這一落後狀況，正是從六十年代中期開始的十年裏做到的。在沒有任何外援和當權派軟罷工的情況下，全國工人、農民和科技工作者，挑起了抓革命、促生產，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道路的重擔，創出了十年工農業生產總值不含任何水分的平均年增速度8.5%的驕人成就。十年中取得的重大科研、交通、能源、航天、育種和國防建設成果國人盡知，有目共睹，無須在此贅述。
如果說文革期間沒有企業倒閉，沒有金融危機，沒有通貨膨脹，沒有下崗失業、沒有環境汙染、沒有兩極分化的十年國民經濟是到了“瀕臨崩潰”的邊緣，那麽今天所有這些都統統出現了的國民經濟，是否更應該說已經“崩潰”了呢？
5、奪權與革命委員會
1967年1月8日上海革命造反派發表《告上海人民書》，宣布奪取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領導權。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賀電，肯定和支持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奪權鬥爭。這個被稱為一月革命奪權風暴的標誌性事件，說明文革已取得階段性勝利，開始向逐步穩定大局的方向發展。
1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的社論，提出“革命造反派不僅要在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下聯合起來，而且要團結廣大革命群眾，組成一支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才能保證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裏，把黨權、政權、財權、文權統統奪過來，取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勝利”。中央明確要求各地造反派聯合起來進行奪權鬥爭。
1月31日《人民日報》又提前轉載了《紅旗》雜誌第三期社論，對奪權鬥爭中如何統一思想認識、克服派性和團結廣大幹部群眾等政策作了說明。強調群眾組織要克服小團體主義、本位主義、分散主義、非組織觀念和極端民主化等錯誤傾向，團結一致，去爭取最後勝利；對犯過錯誤的幹部和當權派，不能一概打倒，允許他們改過，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人民解放軍要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
奪權風暴迅即席卷全國，沒有遇到已經癱瘓了的舊體製的任何有效抵抗，各省、市、縣、公社、工礦企業和學校，很快處在建立革命委員會、實現全國山河一片紅的奪權過程中。
革命委員會是由群眾組織代表、革命幹部代表和軍隊代表組成的三結合的一元化領導機構。群眾組織代表工農兵群眾，掌握政治方向和大政方針。革命幹部擔當具體的日常管理工作，接受工農兵的幫助和監督。軍隊則主要作為專政力量來保障社會秩序和權力機構的無產階級性質。這一政權組織形式的創造性意義在於，將政權管理體製置於人民群眾的有效監督之下，為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後繼續完成最主要的曆史任務提供了保證。這個曆史任務就是鞏固文革所確立的革命原則等勝利成果，盡快建立一個充分體現無產階級大眾民主、能夠從根本上防止滋生官僚精英主義、修正主義，防止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新的權力體製。
但是，數量眾多的群眾組織並沒有完全摒棄前嫌，真正聯合起來。他們在誰是無產階級革命派、誰更能代表工農兵和哪些人是革命幹部等問題上，糾纏不休，發生了分裂。他們缺乏解決分歧的政治經驗，使裂痕迅速放大，難以彌補。另一方麵，被結合進新政權的所謂革命幹部，都是受過衝擊的當權派，表麵上讚成支持文革，實際上不理解、不服氣、有怨氣，本質上並沒有改變當權派的精英立場。他們暗中利用群眾組織之間的矛盾，支一派壓一派，挑起事端打擊文革中批判過他們的人。軍隊出於維護秩序穩定的需要，往往選錯對象給予支持或打擊，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混亂。因而，出現了各種力量都把主要精力放在權力角逐上的現象，把剛剛具備探索性雛形的新政權如何盡快完善和成熟起來這一重要使命撇到了一邊。
盡管如此，這種新執政體製是解決國家管理體製滋生官僚主義的開創性探索，無疑具有無可爭辯的革命性。正如所有的新生事物一樣，新政體難免有諸多不足和缺陷，走向完善和成熟的過程絕不會一帆風順。後來發生的事實證明，革委會從一出現就充滿了複雜激烈的矛盾鬥爭，注定要經曆難以預料的曲折命運。
6、一次空前殘酷的較量
當權派在被奪權之前，集體不作為是為了向中央施壓，引起中央對其利益訴求的重視，沒想到結果適得其反，不僅沒有得到中央回應，還在造反派奪權後丟失了最後巢穴。絕望使他們奪回權力的意誌空前強烈。這種意誌集中表現在中央高層中，一些戰功卓著的老帥認為文革搞得“過火了”。他們抓住陳伯達違背組織程序打擊陶鑄的錯誤，向新中央文革小組發起被稱作“二月逆流”的反擊。軍隊態度出現了偏向性。各地當權派抓住機會，拉攏軍隊和保守派群眾組織，對造反派發動猛烈反攻，竭盡全力鎮壓造反派，甚至動員農民進城武力壓製造反派，力圖把造反派驅逐出革委會。
造反派在二月逆流中受到了無情鎮壓，多數造反組織領導人和骨幹分子被打成反黨或反革命分子鋃鐺入獄。有些地區還出現了調用軍隊鎮壓造反派的慘烈現象。1967年2月23日，青海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指揮部隊包圍聚集在《青海日報》社的造反派群眾和學生，下令開槍，製造了打死170多人、重傷近200人的慘案。這段時間，全國各地參加造反派組織的群眾都受到了空前打壓，大江南北隨處都能聽到“抬頭望見北鬥星，心中想念毛澤東”的歌聲。在當權派空前強大的壓製下，造反群眾隻能用對最高領袖的信仰來堅守鬥爭下去的信念。文革跌入了低潮。
1967年中央處理安徽問題的七條、人民日報《正確對待革命小將》的社論和“軍委十條”，徹底否定了當權派鎮壓群眾的做法，痛斥“二月逆流”，給造反派群眾平反，釋放被抓捕的造反派領導人和骨幹，肯定了他們揭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大方向，並且再次下令嚴禁用軍隊彈壓群眾。
此時，在二月逆流掩護下匆忙組建起來的革委會，造反派幾乎被驅逐殆盡。當權派、保守派和軍隊結成了更為緊密的政治聯盟。造反派依據中央精神，希望已經大權在握的革委會為自己平反和重新進入革委會的要求，無一例外受到重重阻礙，被迫陷入為自己正名的苦鬥之中。
造反派要求平反和正名的鬥爭十分頑強激烈。當權派擔心重新到手的權力得而複失，必須阻止造反派翻身上台。中央已明令禁止調用軍隊壓製群眾運動，當權派無法借用國家專政力量，便指使保守派群眾組織武力壓製造反派。
最典型的事例，是武漢市人武部組織起以基幹民兵為骨幹的保守組織百萬雄師，對造反派比較集中的廠礦企業和宣傳點進行武力清除。3月27日，在武鋼抓捕造反派群眾500多人，又先後製造了圍攻武漢汽車配件廠、六渡橋、漢陽軋鋼廠和武漢體育學院等大型武鬥事件，打死多人，打傷的人難以計數，多數造反派被迫逃離武漢，很多人躲避到上海和北京等地。直到中央6.26通令下來以後，武漢流血武鬥才告一段落。
一份1984年發現的河南省策劃武鬥的會議記錄透露，河南省軍區支持保守組織“十大總部”，計劃在短時間內用武鬥徹底打垮造反派，在三結合的革委會中實現當權派和保守派的結合，讓中央找不到真正的造反派組織。可以說，這是當時當權派最明確的具有政治意圖的武鬥計劃。
這一時期，當權派擺脫了之前的軟弱狀態，擁有了軍方支持和保守組織武力掃除障礙的巨大優勢。有的軍隊仍然不顧中央禁令，發放武器，導致武裝對抗。武鬥在全國蔓延，逐步升級，直至發生了從武裝鎮壓造反派到矛頭指向中央的震驚全國的7.20武漢事件。
7、造反派的局限性與文革的戰略收縮
奪權鬥爭後，黨、政、軍、群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造反派麵臨的形勢極為複雜，難以看清方向。他們順理成章地把矛頭指向了鎮壓他們的“軍內一小撮”和極力從中調節矛盾維護穩定的黨政高層，有人甚至要揪出周恩來。“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很快走向絕對化而形成高潮，相繼發生了衝擊外交部和火燒英國代辦處等嚴重事件。有人還寫出文章，說整個國家機器的性質都已變成資產階級的了，徹底否定了中央政權的合法性。簡言之，置中央再三告誡要牢牢把握鬥爭大方向的要求於不顧，輕率地把矛頭從打倒黨內走資派轉向了砸爛國家機器。他們忘記了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國家政權畢竟是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裏，中國的社會性質畢竟是社會主義社會。毛澤東要革體製官僚的命，是要醫治體製中的疾病，不是粉碎國家機器，打倒黨內走資派，是要防修防變，不是不要共產黨。他們還不懂得，把握好黨政軍群關係平衡、穩健掌控全局是至關重要的政治智慧，不知道這種方向性錯誤和衝動做法，會打破這種平衡，客觀上使毛澤東陷於孤立之中，使矛盾性質發生變化，突破中央支持和保護造反派的底線。毛澤東這時曾提醒他們“到了犯錯誤的時候了”。中央隨後下發文件，不允許“亂軍、亂政”，否定了造反派的錯誤認識和過激行為。當權派抓住機會，從中央文件中挑選出對自己有利的內容，繼續打壓造反派，進一步激化矛盾，製造混亂。在這種情形下，中央原來一直依靠造反派和政策輿論掌控運動方向的方法失去了效力。
也正是在這個時期，中蘇關係日趨緊張，蘇聯軍隊多次襲擾中國北部邊界，阻擾中國邊防部隊正常巡邏，不斷打傷中國邊防戰士和漁民，製造多起流血事件，在國境線一側集結大量軍隊，並對珍寶島虎視眈眈，軍事衝突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由於中美關係一直處於嚴重對峙狀態，在蘇聯隨時可能發動軍事進攻的威脅下，國家安全已上升到了首要突出位置。國內形勢，從高層到基層的當權派與中央貌合心離，實力仍很強大。文革小組和地方造反派在政治上還不夠成熟，難堪大任。麵對如此嚴峻的局勢，毛澤東審時度勢，不得不後退一步，對當權派作出暫時退讓，力求盡快穩定國內局勢，把戰略重心轉移到備戰備荒準備打仗上來。認為完成文革使命是一個長期曆史任務，不可能做到畢其功於一役，以後要隔七八年來一次。文革由此轉入收縮階段。
8、決定命運的最後較量
文革的戰略收縮使當權派看到了希望，認為中央有維護國家穩定的動向，似乎又開始相信和使用他們了。他們抓住時機，對仍在鳴冤叫屈和爭當徹底革命派激情中茫然不覺的造反派發動了戰略反攻，精心組織了兩次圍剿造反派的重要戰役。
其一是1968年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當權派毫不掩飾“秋後算賬”的報複心理，卻又不想因此招來迫害群眾的惡名，繼續用一派群眾去打擊另一派群眾，把清理階級隊伍交給保守派組織去執行。他們既要圍剿造反派，又想避開否定文革反對毛澤東的嫌疑，便學著造反派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樣子，拿過造反派忠於毛澤東的誓言來裝飾門麵，讓軍宣隊或工宣隊去組織群眾，大搞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向毛主席表忠心。事實表明，閹割毛澤東思想革命靈魂，用庸俗化、封建化和符號化把毛澤東變成無害偶像推向神壇的人，正是善於偽裝的當權派們。
當權派用這種儀式化了的群眾熱情大搞個人崇拜，在相當程度上從造反派手裏奪走了“毛澤東旗幟”，割斷了造反派與毛澤東的政治聯係，剝奪了造反派的政治合法性。再此基礎上，他們開辦各種形式的接班人“五項標準學習班”和“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名正言順地把造反派統統列入審查對象，設立專案，清查處理。老道的政治經驗使當權派取得了這次戰役的勝利。“反複舊”不過是造反派一次無力的反擊。其二是隨後而來的“清查5.16分子”，全國900多萬人被捕，造反派幾乎全軍覆沒，被徹底瓦解。
造反派作為執行毛澤東文革意圖最堅決的群眾組織，在自己教育自己的過程中付出了高昂代價。他們最大的局限性就在於他們的群眾性。各自為戰，組織鬆散，缺乏政治經驗，這使他們視角單一，謀一域而盲全局，不能廣泛團結有共同根本利益但認識上有不同意見的人一起前進。文革小組在中央也犯了同樣的錯誤。今天，左派陣營裏的許多人仍然沒有汲取這個教訓，忽視全局，以偏蓋全，不講團結，陷在脫離現實的空想中大發議論指責同路人，熱衷於求證唯有自己頭上戴的才是真馬列主義桂冠，完全忘記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是分析和指導不同客觀條件下的現實鬥爭，而不是形而上學引經據典的經院式思辨。
奪權前夕的革命派大聯合，給各自為戰的群眾組織提供了一次難得的統一起來的契機。但是，群眾組織的上述局限性，使他們沒有真正聯合起來。那些被結合進新政權的當權派則利用裂痕，挑起事端，排擠批判過他們的人。軍隊更願意打擊“不服管教”的造反派。從而出現了各派力量都投入到權力角逐之中，致使文革在這段時間一度喪失了其積極意義。
社會主義製度所具有的自我完善能力，決定了毛澤東會在保障政權基本安全的框架內把握政治鬥爭的烈度，在一定階段上表現為政治鬥爭的不徹底性和對鬥爭對象寬容的改造態度。但在思想鬥爭上卻表現得極為徹底和堅決。這一情形在造反派群眾身上則以另外的形式表現出來。他們十分清楚自己的造反行為是對體製官僚精英壟斷政治權力和文化權力的否定，具有階級對抗性質，同時也懂得這個鬥爭是為了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自我毀滅。因而在實際鬥爭中既有絕不與走資派妥協的強烈的思想自主意識，又有希望得到正統權力承認而顯得缺乏政治自主意識的表現。上海造反派希望得到中央承認的安亭事件和敢於奪權第一個吃螃蟹，就是較為典型的事例之一。當權派卻與之恰恰相反，思想和政治自主意識極為徹底和堅定，從文革初期工作組開始，就不承認文革的積極意義，在種種假象掩蓋下，把與造反派的對抗作為敵我矛盾來處理，始終沒有改變反對文革的政治立場。
不管當時的當權派或今天的走資派如何否定文革的積極意義，文革作為一場思想文化革命，除了深遠的政治含義外，在諸如教育革命、文藝革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和農村赤腳醫生等新生事物所代表的社會進步意義，同樣是任何惡意誹謗抹殺不了的。教育革命反對壓製學生獨立精神的“師道尊嚴”，取消考試製度的最高裁判權威，提倡走出校門，開門辦學，實現工農兵對學生的再教育，貼近社會現實，注重真才實學，培養德智體全麵發展的優秀人才。教育革命的最高成果是工農兵上大學，直接體現了教育為工農兵服務的宗旨；文藝革命徹底掃除了文藝舞台上的封建糟粕，在戲劇、文學、電影、音樂、舞蹈、曲藝和美術等各個領域，堅持為廣大勞動人民服務，生動刻畫工農兵形象，宣傳無產階級思想，弘揚革命正氣，創作出了包括樣板戲在內的大量優秀文藝作品，開展了廣泛的群眾性文藝活動，幾乎人人會唱革命歌曲和樣板戲選段，為普及社會主義文化，淨化靈魂、陶冶情操，淨化社會風氣起到了巨大作用；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除了配合文革收縮戰略、開發農村邊疆地區和減緩城市就業壓力等暫時的策略性考慮外，最為根本的意義是有利於改造青年學生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和立場，使他們真正了解真實的中國社會，在現實風雨中鍛煉成才。有人在大浪淘沙中被無情淘汰，躲進傷痕文學裏尋求精神寄慰，更多的人則得益於腳踏實地的艱苦錘煉，成為今天社會政治和經濟界的骨幹力量。直到現在，他們中多數人對流逝在農村的青春年華有一個共同的感受，就是決不後悔；赤腳醫生直接麵向廣大農村，奉行為人民服務的無私精神，不脫離生產勞動，隻拿微薄的工分補貼，克服難以想象的困難，盡職盡守、滿腔熱忱、全心全意地為農民服務，不管刮風下雨還是半夜三更，隨叫隨到，受到農民的普遍歡迎和尊重。他們主要由經過短期醫療培訓的知識青年和民間醫療世家組成，在解決農村地區防疫、防病，改變農村缺醫少藥的狀況，治療大量常見病和多發病等方麵，發揮了巨大作用，被農民看做是為窮人服務的天使。一句話，這些新生事物所反對的都是精英統治，所倡導的都是發揚大眾民主和為人民服務。
相比之下，今天與之背道而馳的教育模式，不僅把學生禁錮在扼殺創造性思維的應試教育之中，而且把追逐經濟利益當做首要目的，培養大批丟失靈魂的社會白丁，灌輸封建士大夫思想和極端自私的資產階級精英意識，甚至成為一些奴顏媚骨、數典忘祖等民族敗類的孵化器；文藝界封建文化泛濫，肆意篡改歪曲曆史，為資產階級歌功頌德，漢奸文化大行其道，日益幼兒化的弱智的衰男嗲女和無床不成戲的淫盜暴力充斥熒屏；赤腳醫生現已被“鄉村醫療證書”所扼殺，救死扶傷的崇高醫德也被充滿銅臭的經濟利益取而代之。越來越豪華的醫療模式，把缺乏支付能力的底層民眾拒之門外，錢比命貴、見死不救、收費天文、大而無當、醫患糾紛等現象隨處可見。當前采取的城市居民醫療保險和農村合作醫療，不過是在社會財富再分配中調節醫患雙方的經濟利益而已，並沒有改變為金錢服務的醫療服務方向的本質。赤腳醫生早已成為貧民患者渴望懸壺濟世的夢想。
9、轉入高層較量與最後結局
發生在中央高層中的王關戚倒台和林彪事件，以及一反常態自上而下開展的批林批孔、評《水滸》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等等，都反映出上層各派力量因鬥爭方式不同所導致的政治鬥爭的特殊性和複雜性。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就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毛澤東對待犯過錯誤幹部的一貫態度，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同意了鄧小平想重新出來工作的請求，讓他主持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考察他是否真的改變了反對文革的立場。
毛澤東認為，文革“七分成績三份錯誤，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1975年11月20日，病重中的毛澤東建議中央政治局作出肯定文革的決議，遭到鄧小平斷然拒絕。毛澤東不得不停止鄧小平統管全麵工作，讓他專管外交事務。隨後，毛澤東在一次“打招呼”會上說：“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總是要翻案。”把在整頓工作中出現的反文革做法定性為“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
1976年2月3日華國鋒全麵主持中央工作。2月25日，華國鋒召集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布署全麵揭批鄧小平複出後實行的各項整頓措施，《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等主要媒體紛紛發表社論文章，在全國發起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把鄧小平定為“不肯改悔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矛盾”。
4月7日中共中央通過了《關於撤消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運動進行到8月，中央把鄧小平主持製定的《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和《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作為反麵材料在全國展開批判。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進入了高潮。
9月9日，毛澤東與世長辭。華國鋒在軍方支持配合下，隨即逮捕“四人幫”，打倒了政治上不夠成熟的江青等中央高層文革派核心力量，為鄧小平最終徹底翻案創造了不可或缺的政治條件，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由此進入了尾聲。
華國鋒的政治角色，實際上是受過衝擊後參加三結合的當權派的總代表，他怕失去受毛主席信任和“革命幹部”這兩個具有保護色彩的光環，在全國人民麵前承擔背叛毛澤東、反對文革的政治責任，提出“集中批四人幫，連帶批鄧”，繼續批判右傾翻案風，拒絕恢複鄧小平的工作，想用自己的地位解除來自右派的威脅。他在高估自己的同時低估了對手。左派已被打倒，他獨木難支，在軍方壓力下最後還是同意了鄧小平再次複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畫上了句號。
由此可見，任何領導人如果放棄無產階級原則立場，不能正確看待文革，奉行機會主義，離走資派就僅有一步之遙，一旦否定文革，就會立即與走資派同流合汙。
76年，兩條路線的鬥爭在社會主義中國第一場生死較量的帷幕徐徐落下。隨後發生的蘇東資本主義複辟劇變和人們今天看到的中國私有化大逆轉，無不驗證了毛澤東四十多年前的預言。
中國共產黨內否認階級鬥爭、維護舊官僚體製的修正主義思想政治路線，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思想政治路線的兩條路線鬥爭，在中國的私有化進程中，已經轉化為到底是資本主義私有製能夠救中國還是社會主義公有製能夠救中國的兩條政治路線的激烈鬥爭。階級鬥爭仍在繼續，落下的幕布還將再次開啟，上演遠未結束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曆史正劇。
四、遠未結束的鬥爭
對立統一規律是包括人類社會在內的一切客觀事物運動的根本規律。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對立形態，在無產階級專政和繼續革命不斷取得勝利的前提條件下，必然轉化為社會主義不斷趨向完善的統一形態中去。對立是絕對的，統一是暫時的。階級對立會不斷打破社會主義暫時的統一，既是蘇東劇變和中國私有化改革造成的倒退或反複，也不過是在否定之否定的更高一級的肯定中，社會主義向更加完善的統一形態轉化的必然過程。否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必然導致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導致階級矛盾的對立形態無法向社會主義更完備的統一形態轉化，而是轉向資本主義的統一形態。蘇共和中共中的修正主義思想政治路線，正是在這裏徹底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堅持、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毫無疑問，是否承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指導自己思想政治路線的理論基礎，是否承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自己執政理念的實質和根本準則，能否正確評價和科學總結文革，已成為區別黨內修正主義路線的重要標準。
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盤踞在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思想政治路線，排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極力掩蓋曆史真相，蒙蔽人民，全麵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否定社會主義大眾民主，不僅剝奪了社會主義賦予工農大眾當家作主的政治和經濟地位，而且剝奪了他們維權罷工的天然民主權力，成為徹頭徹尾的官僚資本和新生資本的代言人。
長達三十年對文革的妖魔化輿論宣傳，使人民群眾表麵上看似認同了文革是一場動亂的主流說法，但卻無法阻止越來越多的人認真思考文革所主張的革命原則與人民大眾根本利益之間的真正關係。來自正反兩個方麵的教育，也正在無情打破漏洞百出的主流說教，人民群眾已經處在逐漸覺醒的進程之中。
當初反對文革的當權派們現已基本退了下來，他們排斥造反派的態度總體上沒有發生變化。但隨著對抗力量的缺位和落實政策帶來的政治翻身及高薪修養，多數人已經心平氣和，原來的對抗意誌已大大減弱或淡化。但麵對私有化造成的種種惡果和人民群眾缺失尊嚴的艱難生存狀況，革命戰爭和毛澤東思想曾賦予他們的基本覺悟和正義感，又使他們良心不安，陷入丟失信仰的困惑之中。其中有不少人開始理解文革的意義，覺得愧對毛澤東，愧對人民。更有人放棄個人恩怨，走出“老幹部”群體利益的小圈子，拍案而起，重新站到人民群眾立場上，反思改革開放，怒斥私有化，仗義執言、奔走呼籲，反對倒行逆施的黨內修正主義私有化政治路線。
正如毛澤東所判斷的那樣，知識分子會附在五張皮上。精英意識和趨炎附勢的小資生存之道，使很多人附在官僚資本這張皮上。他們拋開民族和人民大眾，透過狹小的自我感受視角，以小資產階級的價值觀為標準，刻意渲染個人或某些人的“不幸經曆”，哀怨命運，抓住一點不計其餘，隻看現象不見本質，對文革作出膚淺和錯誤的評判。另有一些人則自覺站在資產階級精英和買辦賣國立場上，為官僚集團出謀劃策，搖旗呐喊。他們仇視人民大眾的大民主，肆意歪曲、攻擊和妖魔化文革、共產黨和毛澤東，成了當前中國最反動的文化黑幫。袁騰飛、茅於軾、辛子陵、吳敬璉、李銳等人就是其部分代表人物。還有一些知識分子附在人民大眾這張皮上，他們在人民群眾尚未完全覺醒的狀態下，率先對文革進行了清晰而有理性的剖析和闡述。他們已經成為喚醒人民起來反對私有化和除奸愛國的思想先驅者。
在文革中曾起來造反的學生和人民群眾，並沒有被主流觀念迷惑，對今天的私有化現實具有明確的批判意識。他們正在科學總結曆史經驗，告別過去，走向成熟。在新的曆史條件下，他們必將成為中國共產黨內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思想政治路線的堅定支持者，是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蘊含巨大革命能量的骨幹群體。在已經開始的新的鬥爭中，曆史必將對他們作出與過去全然不同的評價。
曆史不會簡單重複。當社會生產關係中私有製經濟已經占據主要成分，上層建築的無產階級專政性質正在失去主導地位的新的社會條件下，文革不可能複製，也不會重演。但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文革大眾民主的實踐，如同一筆偉大的意義深遠的遺產留給了人們。人民大眾一定會從這筆寶貴遺產和今天的切身經曆中總結正反兩方麵經驗，繼續完成自我教育，逐步成熟，看清方向，團結起來反對資本主義複辟，為實現更加公平合理的社會主義社會，進行長期、複雜、激烈和不斷反複的鬥爭，直到徹底解放自己。
人類社會的曆史，是一個不斷追求更高文明的進步史。資本主義世界已經發展到必須依靠霸權掠奪他國資源和生產勞動成果才能生存的腐朽階段。霸權的野蠻本質無疑是對一切社會公平的徹底否定，同樣也否定了資本主義曾經擁有過的文明意義，已成為一種舊時代遺留下來的沒落的社會形態。社會主義社會作為共產主義社會的必經階段，其大眾公平原則必將取代資本霸權已是不可改變的社會文明進步方向。
中國從康梁大同到孫中山大同的理想追求均以失敗告終的事實表明，隻有共產主義大同才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正確方向，無產階級奪回資本統治權力、最終解放全人類的階級鬥爭，才是徹底實現共產主義大同的唯一正確途徑。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曾經在推翻封建專製中建立過輝煌的過去。社會主義的大眾民主革命，則必將在推翻資本精英專製中創立更加進步輝煌的未來。社會主義大眾民主之所以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就在於它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中又一個浩浩湯湯的曆史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它引領人類社會走向真正公平的新大同的步伐，絕不會因為蘇東劇變和中國私有化改革這種暫時挫折而發生絲毫改變。
文化大革命的社會主義大眾民主運動，踐行了無產階級在解放自己的鬥爭過程中不僅要消滅私有製，還要消滅維護私有製的一切上層建築附屬物，同一切傳統的所有製和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決裂的繼續革命理論，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麵豐富和發展了馬列主義，是毛澤東思想極為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暴力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第一次曆史嚐試。它像一顆耀眼的流星，一閃即逝。但巴黎公社勞動大眾民主的公平原則永存。它的偉大就在於它的存在。
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通過大眾民主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第一次曆史嚐試。它像一場摧枯拉朽的暴風驟雨，在曆史的記憶中漸行漸遠。它的偉大就在於它踐行了巴黎公社原則，開辟了社會主義民主的新道路。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中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較量從來沒有停止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已經過時的無知叫囂，已經被曾經發生和仍在進行的階級鬥爭的嚴酷現實徹底粉碎。打著社會主義旗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欺騙手法，每天都在被無情拆穿。共產主義信念正在人們心中逐步回歸，越來越多的人再次唱響了《國際歌》：“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內爾一定要實現。”
社會主義正在走過寒冷的冬夜，人民有理由相信，黎明的曙光就在前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