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小屁民，對毛主席的認識有限，但縱觀他老人家所做的事，我終於明白，他是全心全意為我們老百姓的，是真關心。並且說人民，隻有人民才是推動曆史進步的動力。而且為了那些無權無勢的小老百姓，不惜麵對強敵，甚至不惜得罪自己最親的戰友，他隻希望他的同誌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樣他才無憾，才配稱著是“同誌”，但他的同誌會不會被“糖衣炮彈”打倒呢？為了讓他的同誌更好的為人民服務，他發動了一次人類史上“最牛的運動”——文化大革命。但是人都是有私欲的，怎麽搞都很難。
對毛主席的評價達不到他老人家的境界那不能亂說，我總認為毛主席就是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就是中華文化的推手，他老人家改變了我們中國人的思維，這麽說就是他老人家的使命——改造中國社會，改造人的思維，乃至世界推廣到世界範圍。
當然，這一切不是我這個小人物說了算的，看看國學大師南懷瑾在談到傳統文化時怎麽說……
什麽是“至善”？“明明德”。一切生命過程隻是為了“明明德”，除此再無其他目的，就是“止於至善”了。我明白我的“心”是在如何運動的，這才是生命的終極目的。一旦明白了“心”運動的奧秘，我們就再不會被萬相牽著鼻子瞎撞，大量的無妄之災自會消失。世間事、世間人、世間萬相，凡存在都是有目的，都是有價值的。但是，一切目的，一切價值，都必定最終指向“明明德”，否則就不是“止於至善”的思維。
這是和當代以古希臘文化為底蘊的文化，完全不相同的價值觀。
同時也牽扯到思維方式。這種“止於至善”的價值追求，不能就事論事，就物說物，就人論人。但卻都要在不離事、不離物，不離人，都要以此為基礎，看其和人類全體整體的“明明德”的關係。
比如如何看毛澤東這個人？簡單的道德判斷、政治判斷，都將是偏頗的。如果放在全人類的“明明德”的大流程中看，這個人的功勞太大了。
如果沒有他，我們的觀念決難超越李鴻章，因為在李鴻章心目中，皇帝的“通天教主”文化是永恒的真理。朱熹的錯誤也主要在於超越不了這種“通天教主”文化。
如果沒有毛澤東，我們的觀念也決難超越孫中山、蔣介石、蔣經國。如果依這幾位的，今天的中國文化就隻能是“台灣文化”。再一進步，充其量隻能是“日本文化”、“韓國文化”的餘唾。這三種文化都是東方人生硬模仿西方文化的產物。人們隻要稍加思維便知道了。如果中國文化成為日本、韓國、台灣似的文化，中國文化的本有優越性根本無從發揮，也根本談不上替代以古希臘文化為底蘊的現代文化。人家美國文化已經把這種文化推到極致了。如沉溺在這個文化係統中，中國超越不了美國，人類文明就再不能向前邁出半步，還談什麽“明明德”？什麽“止於至善”？
馬克思主義的“俄國化”肯定是失敗的，即便現在還能苟延，也不可能有什麽前途。稍微了解一下戈爾巴喬夫、普京這兩個人的文化體係，就知道馬克思主義的“俄國化”，不可能為人類新文明打下基礎，更不可能創造新文明。毛澤東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便看透了這一點。
不談具體曆史事件了，那樣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爭論。隻能說毛澤東把這一期文化，以古希臘文化為底蘊的，海盜文化為載體的新教文化，“亞裏士多德陷阱”中的文化，全盤否定了。
毛澤東是新文明的清道夫。
這個評價絕不為過。能這樣理解現實，也就是“止於至善”的思維。
“知止而後有定”。
“定”，在這裏是指心態說的。“定”就不是惶惑不安，左顧右盼，朝秦暮楚。也就容易產生“定見”。
我這一生都是在毛澤東影響下渡過的。十八歲進監獄。在那二十多年沒有過一天好日子。但是，我這一生，雖然沒有親身接觸過這位偉人，但民間的傳說聽得多了，幾乎沒有什麽公認的好評。但是自我學會了“止於至善”的思維，任何人動搖不了我現在對毛澤東的尊敬與尊重。
我常想，如果把我放在毛澤東生存的時代、環境、地位，我不僅不可能象他那樣高瞻遠矚，洞若觀火，甚至不會比王明、張國燾強多少。
人們，如果你的思維總是這樣“內省”，這才是成年人應有的思維，才可能是理智的思維。
到了這裏， “定而後能靜，靜而有能安，安而後能慮”，還要再講嗎？
當你超越了個人的功利、觀念，一心“止於至善”，心情自會平靜而理智，智慧必然自來。
自來的“智慧”，是你的也不是你的，是天的、道的、佛的，又同時是你的。
在這裏，“否定”的思維是極為重要的。
在一切“必有事發”之時，我們的大腦都會立即出現各種各樣的判斷。一個判斷被否定了，下一個判斷又會湧來。這些主觀意識中的判斷，基本是被“宿命自我”所左右的。不管我們在哪個具體的“當下”，認為自己多麽聰明，多麽睿智，多麽敏捷，其實都是“宿命自我”的既定心靈“軟件”決定了的。在這裏，尤其是所謂“合邏輯”的判斷最能誘人。
這便是我一再提到的“亞裏士多德陷阱”。這個陷阱的根本思維特點是，每遇見一件事、物、人，首先將其靜止下來，用一個“概念”定位。正是康德所說，“知識”就是把所見、所知、所聞的事、物、人，放在一個經典物理學的時空框架中定位。“位”定好了，知識——概念也便認定了，由此推理、演繹、分析、綜合……
其實西方人不知，隻要這麽一靜止，此刻你生命也就“死”了。你麵對的事、物、人……也“死”了，這樣的“慮”，當然不可能是“止於至善”的。
用孔子的話說，“至善”永遠是“逝者如斯夫！”
用釋迦牟尼佛的話說，“至善”永遠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現在許多中國人、外國人對毛澤東的評價，大半是依這種思維方式，思考出來的。先不管其公允與否，這種評價，也隻是一個評價。對於評價者自己體認生命運動的發展軌跡毫無作用。
人們，你能從現在社會上的學術界、政治界對毛澤東的評價中，看到生命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向嗎？能看到中國及世界的必然前途嗎？能指導自己正確認識自己的生命運動嗎？
說到這裏，人們，“物有本末，事有先後，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這段話，還需細解嗎？
我們現在對毛澤東的評價，我以為曆史會證明就是“天心”、“道心”、“佛心”對毛澤東的評價。
因為我們從毛澤東一生的作為中，看到了世界文明的發展趨向，其實也就是自己生命可能的發展趨向。以這個為座標觀察自己的每一個“當下”，自然是“則近道矣”。
我現在的許多的結論都是從我多年的內省中得來的。如果沒有毛澤東為我的思維掃清上述三重障礙，我不會對今日人類社會文明的發展看得這麽明白。更不知如何“止於至善”。更不知如何反省自己的“明德”。“內省”自己“明德”的過程，就是“明明德”。
明心見“性”，無“性”可見。能見一切人，都在奔向明“明德”，就是見“性”。
順便說一下，毛主席故居我去了一次。在那裏，我的錢包丟失了。我是怎麽發現的呢？當時我正準備上車，一摸口袋，錢包沒了。我的心立即沉下去了。告訴我的同事，他們問“多少錢”，我告訴他們有2000多，他們說“算了”，我也明白希望幾乎為零。但我不甘心，轉身往回就跑，我的小兒子（他隻有虛九歲）緊跟著我，同時還有兩同事隨後跟來。當他們才到光場處時，我已經到了那些小販身邊，就隻簡單的詢問，就有人告訴了我在其中一個人的身上，而她也聲明正在等失主。那時，我非常激動，不是為了錢的問題，是為她們的淳樸。事後，到了旅行車上，大家紛紛詢問，汪校長說：“當我和海軍剛轉彎時，就看到寶平已經向人家又是握手又是敬禮的了”於是大家議論紛紛。當汽車離去時，大家都戀戀不舍------
這是發生在2009年暑假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