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良才上將的愛情之旅
偶然相識定姻緣
1935年春天,紅四方麵軍開始了艱苦的長征。軍部工農總醫院的醫務人員陪護傷病員,隨著部隊突破國民黨重兵的圍追堵截,進入藏民地區時,糧食沒有了,連戰馬也被宰掉填進了肚裏,嚴重的饑餓折磨著每一個指戰員,尤其威脅著傷病員和醫務人員。院領導決定組織一個30多人的戰鬥小分隊,到反動派盤踞的山寨裏去,務必奪回一點救命糧。這個小分隊以女性為主,由李開芬和一位秘書帶領。
經過研究,小分隊分左右兩路進入山寨,來個聲東擊西,調虎離山。李開芬帶領十幾個女戰士悄悄地從右路進入寨中,已是深夜,萬籟俱寂,敵人在床上做著美夢呢。她們發現有一間磨房,裏麵堆著小麥和麵粉。正準備動手時,左路小分隊與敵人接上火了,李開芬知道,這是戰友在配合她們。熟睡的敵人驚醒了,他們摸起槍,邊喊邊朝槍響的地方飛奔。李開芬趁機指揮小分隊迅速衝進磨房,奪走了十幾口袋小麥和麵粉,飛快地撤出山寨。她們與左路小組會合後,李開芬提著手槍,與男兵在後麵掩護,邊打邊退。夜黑沉沉的,敵人不知紅軍有多少兵力,無心戀戰,放了一陣槍沒有追趕。李開芬和小分隊奪糧成功了,他們安全地返回。
有了救命糧,傷病員們高興萬分。後來他們有一部分人能夠堅持走出杳無人煙的草地,實在是小分隊虎口奪糧的功勞。
1936年10月,紅四方麵軍曆經了一般人難以想像的千辛萬苦,到達甘孜。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長征結束了,給後人留下了美麗的神話。
紅軍在甘南會師這一天,固然是李開芬終生難以忘懷的日子,但是她沒有別人那麽狂喜,因為她的頭上還戴著“肅反對象”的帽子,已經3年了。好在長征結束之後不久,組織上根據她這幾年的表現,下了這樣的結論:“黨信得過的紅軍戰士”。“帽子”終於摘掉了,回想起3年生與死的考驗,她覺得經受了一次很好的鍛煉,因為這使她變得冷靜了、成熟了,對革命的理解更深切、更透徹了。
到了延安,李開芬進了中央黨校學習。黨校黨支部書記是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對年僅19歲的李開芬像對待自己的小妹妹一樣關心,了解她在紅四方麵軍的坎坷經曆後,十分同情她,讚揚她的堅強性格,並欣賞她的才能。學習還沒有結業,就推薦她到西路軍婦女先鋒團當秘書去了。
婦女先鋒團由1300多名女同誌組成,王泉媛擔任團長。婦女先鋒團屬教導團領導,教導團政治委員朱良才因此與李開芬結識。他們的相識純屬偶然,而且從此緣定一生。
這天,朱良才軍裝上的一粒扣子掉了,他是個很講究軍容的人,馬上就要縫起來,但一時沒能找到針線。恰巧,李開芬來了,她掏出隨身攜帶的針線包,站在政委麵前,麻利地縫好了扣子,然後朝他嫣然一笑,轉身走了。這一笑,雖然不是千嬌百媚,卻使他產生了打量李開芬的興趣。她,高挑的個子,彎彎的柳葉眉下,閃動著一雙秋水見底般的眼睛,鵝蛋臉形,紅潤的小嘴帶著甜甜的笑意,洗得有些發白的軍裝把她婀娜的體形展示得恰到好處。後來,朱良才了解到她的身世,特別是在四方麵軍“肅反”時的表現,他愛上這個四川姑娘了。
“槍口留人”獲生還
李開芬出生於1917年,家住四川達縣的農村,父親是清末一位秀才,辦了個私塾,靠教“子曰詩雲”糊口,他能言善辯、辦事果斷,當上了土律師,替人訴訟,後來又被當地鄉民選為團總。他還具有民主革命思想,雖然不是共產黨員,可他的家卻是共產黨的秘密聯絡站。李開芬在這樣一個開明、小康的家庭裏,無憂無慮地度過了童年。她的父親是舊知識分子,但對新學堂很感興趣,不要求她像自己那樣拜孔夫子,滿口“之乎者也”,而是把她送進了新式學堂。李開芬讀書上進,活潑可愛,深得國文餘老師器重。這位國文老師是地下共產黨員,常常給她灌輸革命思想。李開芬14歲時,老師就介紹她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到了16歲,老師又引導她走進革命隊伍;加入紅軍時,她已具有高級小學的文化,算是個小知識分子。當時的舊中國,男尊女卑,農村女孩子一般都沒有機會走進學堂,李開芬可算是鳳毛麟角了。
李開芬在紅軍隊伍裏顯得有些稚氣未脫,但表現卻勇敢、堅強,剛17歲,就加入了共產黨。不料,就在這一年,突如其來的橫禍降臨到她的頭上,她差一點成了革命槍口下屈死的冤魂。
李開芬是紅四方麵軍的一名戰士,四方麵軍的主要負責人是張國燾。張國燾是共產黨內資曆最深的人物之一,1921年建黨時他就參加了“一大”,一直是黨的領導者,由此漸漸養成了一種驕傲自大、惟我獨尊的作風,在他管轄的範圍內,隻要是他張國燾說的事,人們隻有無條件地服從。1934年在川陝革命根據地,從張國燾那裏刮起了血腥的“肅反”風暴,不少革命的同誌被關押、被殺害,李開芬就是其中的一個。她被當成“反革命”五花大綁拘押起來,罪名呢?說來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僅僅因為她是“念過高級小學的知識分子”、“父親是當地團總”,這樣的“千金小姐”參加革命不是真心實意的,隻不過是混進革命隊伍裏伺機破壞罷了,所以該肅該殺。
這天,受盡折磨的李開芬,在荷槍實彈的行刑隊戰士押解下,步履蹣跚地向一座山坡走去。來到土坑的邊沿,行刑隊長喝令她站住,說:“李開芬,這裏就是處決你的地方。”
李開芬抬起頭,仰起腦袋,凝視著前麵的一叢翠竹。
“你還有話要說嗎?”行刑隊長冷冰冰地問。
被捕後,她曾經申辯過,要求上前線死於戰場,而不是死在自己人設計的刑場,但毫無用處。此刻,她還是堅持說:“我要向黨申訴!”
“此案已結,用不著申訴了。”行刑隊長一揮手,“準備執行!”
執刑的戰士舉起步槍,向李開芬的頭部瞄準。
麵對黑洞洞的槍口,她想哭、想叫罵,她畢竟才17歲,真不甘心就這麽死去,但終於沒有開口。她閉上眼睛,隻是想念著爸爸、媽媽、哥哥,再也沒有見麵的機會了,心中不禁一酸,淚水沿著她的睫毛滾在臉頰上……
就在這個時候,忽然,刑場外出現幾匹戰馬,“得得得”地奔來,4名持短槍的女戰士大喊:“停止執行!”隨後,一個穿列寧服的女幹部跳下馬來,用馬鞭指了指行刑隊長,斬釘截鐵地說:“把李開芬放了!”
行刑戰士聽到命令,立刻縮回了手中的步槍。
原來,這位女幹部就是張琴秋,紅四方麵軍的政治部主任,極富傳奇色彩的女將。
政治部主管“肅反”,張琴秋的工作作風是嚴肅的,當她審查決定立即處死的“反革命”材料時,大吃一驚,李開芬的履曆簡單又明白,還是個未成年的女孩,哪是什麽“反革命”呢?她拍案而起:“胡來!”急忙趕到刑場,要行刑隊“槍口留人”。
李開芬從刑場上被拉了回來,幸免一死。由於她有當時非常寶貴的文化水平,被安排到列寧小學當教員。學生都是紅軍幹部的子弟和烈士遺孤,他們的父母都有一番英雄業績或者悲壯的故事,大多數孩子已失去了父母或無法常見到父母。李開芬很喜歡孩子們,不僅耐心地教他們文化知識、唱歌跳舞,還細心地管教他們的生活,整天忙得幾乎沒有休息的時間,但她心裏感到充實、歡樂。
政治部考慮到李開芬能唱歌、有文化,不到一年,就把她從列寧小學調到前方,當了火線宣傳隊的隊長。她們的主要工作是對敵攻心,開展宣傳,陣前喊話,瓦解敵人。宣傳隊包括隊長在內共有7人,都是十六七歲的姑娘,都是因為各有特點而調進來的,或唱或吹,或者嗓門大,適合做宣傳工作。
這支小小的“紅色娘子軍”訓練兩天後就上了前線。她們僅憑兩天的緊張訓練,學會了唱紅軍歌曲,對敵喊話、射擊、隱蔽等等。她們不顧自己的安全,堅持同前線戰士在一塊,利用拂曉和傍晚的時機宣傳,因為這時當官的不在,當兵的隨便,對敵喊話沒有幹擾。
喊話一開始,敵兵在靜聽,偶爾打幾聲瞎槍。他們聽見喊聲是女性,笑著講起了下流話,有的姑娘氣得流眼淚。
時間長了,姑娘們從中摸到了敵人的規律,知道哪些話能感動他們、瓦解他們。於是,她們對敵兵宣傳紅軍的性質,講窮人翻身的道理,替反動派賣命不值得,還編了《白軍士兵苦》、《兵變回老家》等民間小調唱給對方聽。
由於紅軍的戰術主要是運動戰和遊擊戰,流動性大,與敵人陣地相持的機會極少,因而火線宣傳也就沒有了用武之地。李開芬便和宣傳隊的同伴們轉到設在萬源的方麵軍工農總醫院,經過短期培訓,她成了醫院裏的一名醫務人員。
但是,“肅反”的陰影仍然跟著李開芬。一天,李開芬還在上班,兩名持槍的“肅反”人員不分青紅皂白,就要把她抓走。原因是發現一條反動標語,追查下去,懷疑是李開芬幹的。這時,醫院的王連長走過來,伸手一攔,對“肅反”人員說:“李開芬是我連的戰士,我要對她負責到底。你們可以把她的字拿去核對,現在不能帶人,查出證據後,我親自把她捆了給你們送去。”
“肅反”人員隻有悻悻而去。
接著,她走進四方麵軍長征的隊伍裏……
血戰沙場的猛將
讓李開芬沒有想到的是,僅僅是一麵之緣的教導團政委朱良才大膽地向她表示了愛意。這使她既驚且喜,也開始注意這位首長了:朱良才年輕英俊,既有軍人的威武,又有讀書人的文雅。幾次接觸中,給她留下了深刻地印象,這位頗有心計的姑娘便悄悄打聽朱良才的一些情況。
朱良才是湖南汝城縣人,1900年出生,1925年參加農民協會,投身革命,1927年10月入黨,接著參加湘南起義,跟隨朱德、陳毅奔上井岡山,在鬥爭中留下了許多傳奇故事。
“馬日事變”後,朱良才身為外沙村農民協會委員,他率領農民群眾向土豪劣紳猛烈進攻。因此,土豪劣紳對他恨之入骨。此時,汝城宣撫團團長何其明,勾結國民黨範石生第十六軍向汝城反撲。農軍失敗,中共汝城特支書記朱青勳犧牲,朱良才等30多名農會骨幹被捕。
反動派妄圖從朱良才嘴裏獲取“共匪”內情,結果一無所獲,就給他戴上腳鐐手銬,不給飯吃,不給水喝,輪番拷打審訊。朱良才堅貞不屈,決不吐露實情,敵人決定將他斬首示眾。
這個消息被國民黨第十六軍政治部宣傳科長、地下黨員趙薪傳偵知,即以接管“共黨案犯”為由,將朱良才等30多人移至軍部“處置”。汝城縣地下黨書記何日升獲悉何其明、範石生二人已趨於矛盾,便以親戚名義探監,買通看管人員,把利用矛盾打擊何其明,營救他們的計劃悄悄告訴了朱良才。第二天,趙薪傳傳朱良才“訓話”,也作了同樣內容的暗示。
朱良才回到獄中,想出了一條妙計,告訴難友們聯名告狀,列訴何其明的種種罪狀。他不顧身受刑傷,巧妙構思,虛虛實實,將何其明欺壓民眾,劫掠民財,收繳民槍,擴大武裝,企圖割據一方和毀謗國軍的條條罪狀寫成一紙,又讓難友們簽字畫押蓋血印。
範部正欲鏟除何其明這股異己勢力,隻是無從下手,此時收到朱良才等人的控訴書,證據在握。範石生以此為由,將何其明捉拿歸案,投入獄中,並繳了他200多支槍,宣撫團由此瓦解。
數日後,範部宣布朱良才等無罪釋放。
朱良才獄中告狀,搬倒了何其明,解救了自己,汝城的勞苦大眾無不拍手稱快,讚揚他有勇有謀。
1928年,朱良才參加了湘南起義,隨部隊上了井岡山,後曆任紅四軍軍部秘書、連政委、支隊政委、師政委。在戰場上,朱良才身先士卒,衝鋒在前,曾多次負傷,被譽為“九死一生未下鞍”的沙場猛將。
1931年秋,在中央蘇區第三次反“圍剿”中,擔任九師政委的朱良才在指揮部隊作戰時,被彈片擊斷了右臂,鮮血直流,戰士們把他搶救下來,送往醫院治療。
當時紅軍醫院設備簡陋,醫療技術落後,隻能采用土法接臂,治療時間長,他在病床上整整躺了3個月,斷臂仍未痊愈,他焦躁不安。那時,前方戰事頻頻,朱良才日夜惦記著部隊的作戰、訓練和政治工作,歸心似箭。他不顧醫護人員的嚴令勸阻,帶著未愈的臂傷,跑到紅軍總部,找到總政委周恩來,請纓殺敵。周恩來愛撫地摸著他的傷臂,勸慰他再治療一段時間,傷愈後重上戰場。
朱良才決心已定,堅決地說道:“我寧可戰死沙場,也不願再躺病床!”
周恩來見此,便隻好將他派到領導力量較薄弱的紅十五軍團當政委。他按照毛澤東關於建設紅軍的原則,不顧傷痛,經常下連隊抓各級黨組建設,加強政治教育,使指戰員的政治素質提高很快。
戰略大轉移,他隨部隊戰鬥在長征路上,紅一、四方麵軍會師後,朱良才調任紅三十軍政治部副主任兼教導團政委,參加了西路軍作戰行動。
千裏乞討歸隊
正當朱良才和李開芬談得濃情蜜意、愛情之花含苞待放時,一場狂風驟雨把他們培植的愛情之花摧殘了,他倆不僅被分開,而且都險遭反動派的殺害。
先說朱良才吧。
1937年3月,西路軍與“馬家軍”遭遇,慘遭失敗。王樹聲、朱良才、李聚奎等奉命率領右路支隊在祁連山一帶迂回打遊擊,伺機東返。當時右支隊隻剩下400多名將士,他們的心情是複雜的,既有失去許多戰友的悲慟與惆悵,還有對未來的疑慮和擔憂,他們之中許多人真想坐下來抱頭痛哭一場,讓憋在心裏的淚水滾滾而出,衝刷掉心中的悲痛與哀傷,或許心情會輕鬆一些。然而,他們沒有這樣做,隻是沉默少語。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是一支為天下窮人謀求解放的鋼鐵隊伍,現在不是大哭一場的時候,而要以更大的信心和勇氣去迎接前麵的艱難險阻。
王樹聲帶著少數人先走了,剩下的戰士在山溝裏轉來轉去,又回到了原來打仗的地方,為保存更多一點的革命力量,決定讓機動性強的騎兵組成一路,盡快脫離險境。朱良才、李聚奎等人和傷病員另成一路,以牽製敵人。
敵人的包圍圈越來越小,“馬家軍”的騎兵驕橫跋扈,橫衝直撞,部隊被衝得七零八落,朱良才身邊僅剩10多 名戰士。他們在荒溝裏轉了4天,彈盡糧絕,肚子餓得“咕咕”作響,不得已把騾子殺了,將肉割成一小塊一小塊,沒等烤熟就啃起來,沒有鹽味,一股腥氣,吃起來直犯惡心。天氣又冷,凍得他們渾身打哆嗦。不幾天,騾肉吃光了,再度陷入困境。這樣下去,即使不被敵人捕去,也會餓死、凍死,於是他們決定下山。
朱良才率十幾個饑腸轆轆的戰士往山下走,剛轉過山麓,碰上敵人搜山,他們見勢不妙,立即掉頭往山上跑。朱良才、陳明義等3人,由於體力不支,跑到半山腰便被“馬家軍”逮住了。
敵人抓住了紅軍,得意忘形地押著他們下山。這時,周圍的槍聲稀稀落落,又傳來陣陣吆喝聲,分散了敵人的注意力。朱良才見敵鬆懈,過土坎時,給兩個戰友使個眼色,趁敵不備,3個人掙脫繩子各朝一個方向猛跑。敵兵慌了神,不知道追哪個好,站在原地胡亂開槍,他們閃身鑽進了密林裏,消失得無影無蹤。
逃離虎口,卻不見了戰友,失去了與組織和隊伍的聯係,朱良才孤身一人,天蒼蒼,野茫茫,他就像斷了線的風箏。但他堅信,有天黑,就會有天亮,西路軍雖然失敗了,黨中央還在,毛主席還在,河東還有紅軍,一定要找到部隊,找到黨,找到毛主席。於是,他揀起路旁的一個破碗,沿途討乞,化裝潛行。
得勢一時的“馬家軍”,囂張至極,到處搜捕失散的紅軍,特別是紅軍將領。為避搜捕,起初,朱良才白天臥在刺叢裏、石縫中,夜晚摸黑跌跌撞撞地趕路。餓了,啃草根,嚼樹葉;渴了,抓起一把雪塞進嘴裏。
一天傍晚,朱良才拄著拐棍,端著討飯碗,去一個村子乞討。真是冤家路窄,剛進村口,就見“馬家軍”搜捕紅軍來了,情急之中,他見路邊有一個小洞,連忙鑽了進去。等敵兵走後,他才爬出來,給一戶人家1塊錢,買了點幹糧,又上路了。
他穿著舊羊皮襖,走在開闊地裏。經打聽,這兒敵人搜查很嚴,夜裏常有巡邏隊出沒,相比之下,白天反倒比較安全。正行間,突然遠方出現“馬家軍”的騎兵,飛奔而來,他跑不能跑,躲也無處躲,正在無計可施的時候,附近傳來了一群綿羊“咩咩”的叫聲。他靈機一動,走向羊群,毫不隱瞞地向牧羊老人道出自己的身份,懇求相救,善良的老人同情這位落難紅軍,點了點頭。朱良才脫下皮襖,把它翻轉過來穿,然後趴在地上,裝成一隻“羊”。牧羊老人會意的迅速將羊趕攏,把他掩蓋得嚴嚴實實。一會兒,敵騎兵到了,喝問牧羊老人看到紅軍沒有。老人抬手向前一指,敵人未發現可疑跡象,信以為真,朝牧羊老人所指的方向揚鞭而去。馬蹄聲消失後,朱良才從羊群中走出來,道了謝,繼續趕路。
晚上,朱良才住進了四麵透風的破廟,天剛亮,他就到煤窯和石灰窯去乞討,窮苦的工友同情他,也認定他是散失的紅軍,不僅爽快地給一兩頓飯吃,還提醒他改變著裝,以免被敵人識破。朱良才脫下滿是虱子的羊皮襖,換上工人又髒又黑的破棉襖,更像個地道的乞丐了。
好不容易走到了蘭州郊外,在黃河上的蘭州大橋敵人盤查嚴密,因為身無證件,插翅難飛。愁苦中,朱良才不禁想起,這樣的經曆他已有過一次。1927年湘南暴動後,他去韶關找朱德部隊,在一橋頭也遇到同樣的堵截,他混在送殯的人群中過去了。這次,也一定要想辦法通過蘭州大橋。朱良才走到臨橋邊的一間廁所裏,蹲下來佯裝拉屎,眼睛不時地盯著橋頭,尋找過橋機會。
不久,橋頭傳來一陣吆喝聲,隻見守橋敵兵在驅趕行人。朱良才判斷,哨兵清道,必有要人通過,必須抓住哨兵忙於獻殷勤而盤查鬆懈之機過橋。真巧,來了兩個過橋的算命瞎子,前麵的一個人左手拄著拐杖,後麵的人用右手扶著前麵人的肩膀,蹣跚而行。朱良才妙計頓生,雙目微閉,拄著拐棍,裝成算命的瞎子,走上前去,把右手搭在後麵瞎子的肩膀上,輕聲道:“咱們是同行,一道過橋吧。”由於他頭發蓬鬆,麵容憔悴,胡須很長,顯得很老,哨兵一點也不生疑,讓他過了蘭州大橋。過橋後,他不敢貿然進城,繼續往東走。
經過36個日日夜夜的艱難行進,一路留下了多少驚險離奇,他終於走到了甘肅的鎮原縣。一打聽,知道這裏駐有紅軍,正在營救西路軍失散官兵。當這位麵孔黑瘦、胡子拉茬、衣衫襤褸的“叫花子”,跌跌撞撞地出現在援西軍某團團部時,誰也沒有想到他就是援西軍正要尋找的目標之——朱良才。於是,他重新回到紅軍隊伍中。
與馬匪鬥智鬥勇
再說李開芬。西路軍渡過黃河,血戰河西走廊,終因敵眾我寡,彈盡援絕而悲壯失敗了。
奉中央電令,西路軍兩位領導人陳昌浩、徐向前回中央匯報情況,殘餘人員就地堅持遊擊戰爭,等待中央救援。為了掩護西路軍總部安全轉移,婦女團在梨園口擔任掩護任務,她們每人身上隻有幾發子彈,要阻止敵人的進攻,是多麽艱難。子彈快打完了,她們用石頭、木棍,跟衝上陣地的敵人搏鬥,她們用手抓、用牙咬,阻止敵人前進。搏鬥近兩個小時,團長王泉媛聽到總指揮部撤退的方向槍聲漸漸遠去,知道掩護任務已經完成,便下達了撤退的命令。祁連山白雪皚皚,四處都有馬匪追剿,哪裏是條出路?王泉媛含淚把不足300人的殘部,分成幾股向東行進,企圖渡過黃河尋找中央紅軍。
李開芬等十幾名女戰士跟隨團長王泉媛向東南方向疾趨。馬匪封鎖了一切通道,李開芬等晝伏夜行,憑北鬥星辨認方向,艱難地摸索前進。饑餓、寒冷、困頓一齊襲來,她們隻有咬緊牙關,不前進就隻有死路一條。
疲憊不堪的女戰士們發現一口窯洞,她們決定在這裏休息,待夜晚繼續行動。不幸的是,搜山的“馬家軍”發現了她們,把她們抓走了,關在涼州監獄中。
統治甘肅的馬匪頭目之一馬步青醞釀著一個惡毒的計劃,把紅軍女俘虜中一些長相姣好的配給中下級軍官做老婆。前後已有40多名女紅軍被強行拉走了。
李開芬代表被關押的戰友給中央寫信,訴說她們所受的磨難,要求黨中央把她們救出去。信是通過到醫院看病的女戰士帶出去的。因為很多女戰士受不了非人的折磨而病倒了,馬步青不得不允許她們去醫治。
這天監獄放風時,李開芬沿著院牆走,忽然,牆縫外有人對她輕聲問道:“你們這裏有個叫李開芬的嗎?”
李開芬一怔,反問道:“你找她幹什麽?”
牆縫外的人聽出了聲音,自我介紹說:“我叫餘民聲,是她的老師,我找她有話說。”
“嗬,餘老師!”李開芬驚喜地叫一聲,這就是當年把她引上革命道路的那位國文老師,她相信他一定是組織上派來的。餘老師告訴李開芬,外麵已開始國共合作,紅軍改編為八路軍,蘭州有八路軍辦事處,一定要堅持鬥爭,組織上在設法營救,如能出獄,先奔蘭州,說完從牆縫塞進一張紙條,上麵寫著蘭州辦事處的地址及負責人的姓名。
這次與餘老師的意外相見給了李開芬和戰友們極大的鼓舞,她們知道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黨中央正在關懷她們。
由於國共合作的局麵已經形成,馬步青不得不改變方式,企圖軟化她們,表麵上寬容,每隔一定時間,就給她們看電影,讓她們洗澡,還給她們做了新衣服。
李開芬立刻識破了敵人的花招,她從不去看電影,把新衣服扔在牆角。馬步青發現,李開芬在女戰俘中略有威信,隻要製服了她,別的女戰俘就好辦了。同時,李開芬長得秀美風韻,也讓馬步青垂涎。他有個如意算盤,想把她弄來做貼身秘書。
馬步青派副官去獄中“請”李開芬,一連兩次,李開芬就是不買他的賬,他惱羞成怒,吼道:“再去‘請’一次,如不來就用鞭子抽!”
李開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答應去見馬步青。馬步青假裝客氣,皮笑肉不笑地說:“李小姐,請坐,請坐。”
李開芬像木樁似地立著,麵容冷峻,一言不發。
馬步青表現出“寬容大度”:“李小姐是個難得的人才,現在國共合作,我馬某求才若渴,很想重用你嗬……”
李開芬把臉偏向一邊,根本不予搭理。
馬步青一張臉立即拉長了,但還是強忍怒氣,說:“我觀察過你,你有文化,處變不驚、頑強果敢、剛柔相濟,是個不可多得的女性。”
李開芬不想再聽他的花言巧語,轉身朝外麵走去。
馬步青一聲怒喝:“站住,你往哪裏去?”
“回監獄!”李開芬頭一昂,堅決地回答。
“不必去那個地方,太髒了,我給你另找住所。”
“不!我哪也不去,回監獄和我的姐妹們待在一起!”
馬步青一揮手,吩咐把李開芬送回監獄,他心裏打定了主意:自古“烈女怕磨夫”,他要娶李開芬為妾,不到萬不得已他舍不得下毒手。
為了使李開芬服服帖帖,馬步青秘密地把她押解到涼州城外一間偏僻的民房裏,從被俘的女紅軍中找了一個名叫沈秀英的16歲女孩,陪伴她,又派一名副官隔三差五地送些吃的、用的小東西,以示關懷。當然,附近的另一間民房裏,住著兩個化了裝的暗哨,日夜監視著她倆。
馬步青自以為此計甚妙,收服李開芬是遲早的事。沒想到“聰明反被聰明誤”,這種安排卻給李開芬提供了逃出魔掌的機會。
過了一段時日,李開芬根本不為所動,馬步青急不可待了,派了3個士兵用棍棒、皮鞭,輪番毒打李開芬。李開芬早已抱定必死的決心,奮起廝打,直到精疲力竭,倒在地上。
3個匪兵丟下話:“違抗軍長的命令絕沒好下場!”說罷,揚長而去。
衣服被皮鞭抽爛,渾身血跡斑斑,李開芬躺在床上不能動彈。沈秀英哭了好久,她在附近弄了點草藥,嚼碎後給李開芬敷上,細心照料著。
餘老師的話時時刻刻在李開芬的耳邊響起,她也時時刻刻在尋找逃走的機會,她一定要回到黨的懷抱,回到朱良才的身邊。這個機會終於送上門來了。
有個姓盛的傳令兵,陝西千陽人,常常奉命給李開芬背來柴米。這個士兵也是窮苦人出身,和幾個同鄉外出做工,半路上被馬匪抓來當壯丁。他讀過幾年私塾,從新兵連提到團部當了副官,得罪團長後被撤下來,當了傳令兵。因為過去給監獄送飯,認識了沈秀英。他聽說過共產黨和紅軍是為窮苦人鬧革命的,對她們有好感,便同李開芬和沈秀英交談了一會兒。
交談中,李開芬了解到傳令兵的遭遇和苦惱,一條逃離魔窟的巧計在心裏逐漸形成。一天,傳令兵又來送米送柴,李開芬見時機成熟,問他:“你想老家嗎?”
“怎麽不想?離家3年了,我常在夢裏想家想娘。離家那天,我瞞了她,說是去找親戚借糧,可憐我的老母兩個月後才從信中知道我的下落,如今撇下老人家無人照管,我是個不孝之子嗬!”傳令兵說著,眼圈紅了。
“你想不想回去?”
“想也白想,請假不許,開小差抓住要槍斃的。”
李開芬聽他這樣回答,心裏有了底:“盛大哥同我們一起走怎麽樣?”
傳令兵瞪大了眼:“馬軍長能放過你們嗎?”
“當然不會放。他還在做美夢呢?要走,就得想個辦法!”
“什麽辦法?”
李開芬故意激他:“這就看你男子漢有沒有膽量?”
傳令兵被這兩個堅強的女性感動了,說:“你們紅軍男女都是好樣的,受盡磨難,決不屈服,我雖不如你們,但隻要你們有膽量,我決不懼怕!”
接著,他們悄悄商定:由盛大哥弄來兩匹馬、一身太太衣服和侍女的衣服,他扮成副官,假托護送團長太太,騎馬逃離涼州。
為了對付那兩個暗哨,這天夜裏,盛大哥買來好酒好肉,把他們灌醉後,3人立即穿好服裝,乘了兩匹快馬,飛奔出了城門。
到了第一個哨崗,李開芬裝作趾高氣揚的樣子,對盛“副官”馬鞭一指,說:“兩個弟兄放哨辛苦,賞他們兩壺酒錢。”哨兵見是軍官太太,恭維不迭,連忙放行。
第二天,兩個暗哨酒醒,什麽都明白了,急忙報告馬步青。馬步青大怒,忙發“通緝令”,懸賞捉拿。
李開芬料定敵人必來追捕,通過第一道哨卡後,便拐入小路。這“一主二仆”在鄉間走動,她的“身份”,不僅保長沒敢阻攔,連民團也都抬手放行。
他們順利地到達蘭州北邊的黃河渡口,兩匹馬跨上黃河大橋,不遠就是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了。李開芬想到就要見到久別的親人,分外激動。
這時,守橋的警察攔住了她們。李開芬板著麵孔,嚴肅地說:“我要見你們所長!”
麵對所長,李開芬亮出自己的真實身份:“我們是紅軍,要回八路軍蘭州辦事處。”
所長打量了他們一陣,問:“紅軍怎麽和馬軍長的副官走到一起來了?”
“國共合作抗日嘛,既是合作自然就有往來。副官和我們在一起,是為了共同抗日,警察先生,難道你不願意抗日嗎?”
所長無話可答。
在新的征途上
他們終於來到蘭州八路軍辦事處,黨代表謝覺哉、主任彭加倫、援西軍組織部部長朱良才全都出來迎接。李開芬心潮澎湃,激動萬分,隻說了一句:“我回來了!”便熱淚盈眶,泣不成聲了。
朱良才與李開芬大難不死,劫後重逢,那種高興的心情簡直沒法形容。他們互相訴說了各自驚險、傳奇的經曆,都是那麽精彩,那麽令人難忘。從此,他倆的情意更濃了,心更貼近了,了解更深了。
李開芬留在八路軍蘭州辦事處工作,沈秀英和盛“副官”去了延安學習、工作。在此期間,朱良才和李開芬喜結良緣,九死一生後成了一對革命伴侶。
抗日戰爭時期,朱良才和李開芬奉命離開蘭州,先到延安,李開芬被安排在抗日軍政大學醫院任指導員。不久,朱良才到晉察冀軍區,任三分區政委,李開芬也隨之轉戰晉察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接著,朱良才任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成了八路軍一位經驗豐富的高級政治工作幹部。李開芬則擔任過晉察冀軍區政治部組織部副科長、晉察冀軍政幹部學校政治部組織部長等職務,她以自己的才能,高度的責任感,成為丈夫的得力助手,她曾被譽為“政工之花”。
3年解放戰爭中,夫妻二人轉戰於華北大地,朱良才曾任華北軍政大學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開芬擔任該校政治部組織部員、大隊政委等職,夫妻倆長期在同一單位工作,他們互相尊重,互相支持,既是夫妻,又是上下級,更是革命同誌。
結婚10年,並肩戰鬥,風雨相伴,艱苦共嚐,共同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
1952年,夫妻倆來到北京,正式安下了家。朱良才先後擔任華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北京軍區政委等重要職務,1955年,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軍銜,並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李開芬先後擔任過華北軍區直屬政治處主任、華北軍區司令部通訊處副政委、幹部組織統計處處長等職,1952年離開軍隊轉到地方工作,任第二機械工業部幹部司副司長兼黨支部書記。
二機部藏龍臥虎,知識分子雲集。那時,毛澤東發動“整風運動”,思想活躍的知識分子們,看到共產黨以高姿態歡迎批評,心情振奮,他們以會上會下、寫信或貼大字報,向單位領導開展批評。
有一位普通幹部,畫了一幅題為《司長偷花》的漫畫貼在大字報中間,立即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首先是它的形式吸引人,其內容畫的又是本單位的司長、高幹,一位端著花盆溜走,回過頭來賊眉鼠眼地窺視有無人看見的領導,實在滑稽可笑,諷刺辛辣。觀看的人個個嬉笑誇獎,還有的稱讚作者的膽識。
司長也偷偷地看了,不由得滿腔怒火,他要報複這個作者。於是,司長找到他的上級,首先否定偷花的事實,然後說這是無中生有,惡意攻擊領導、醜化黨的形象。
群眾是支持這幅漫畫的,當然也有的持不同的觀點,問題提到黨支部書記李開芬那裏,她采取了慎重的態度,首先進行了詳細的調查,回到家裏,又把這件事同丈夫說了,向他討教,她知道丈夫一直是搞政治工作的,是位優秀的政工幹部。朱良才說:“人民內部矛盾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解決,畫一張漫畫批評某些人的錯誤行為,其動機善意,效果良好,為什麽說是攻擊黨?又不是說黨偷花,或說全司的領導都偷花,一個領導幹部能代表黨嗎?漫畫也是一種批評方式……”
李開芬認為丈夫說得有道理,她在黨支部委員會上陳述自己的觀點,說:“首先,我不同意把漫畫的作者定為‘右派’分子。正常的批評,不是像某些同誌說的‘諷刺’一位領導幹部的缺點和錯誤,是黨內民主生活允許的,也是這次‘整風運動’所希望出現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不能說是攻擊黨。我經過調查,某位領導偷花的確是事實,漫畫並非無中生有,因此,不能說是醜化領導。另外,一位領導幹部不能代表黨,因此批評他不能說就是反黨。如果一個人就代表黨,豈不成了共產黨偷花了……我們的幹部,不管是誰,也不論職務高低,都是不可能沒有錯誤的。有了錯誤不允許別人批評,或者把批評者打成‘右派’,這就不是共產黨整風的姿態了。”
盡管李開芬的觀點是正確的,支委們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但運動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運動的最後和開始也是大相徑庭。李開芬被撤職了,理由是她“不宜插手此事”。
漫畫的作者終於獲罪,劃為“右派”,成了“反黨分子,”被遣送回鄉,交群眾監督勞動改造。
李開芬被撤職後,心情鬱悒,回到家裏,撲在丈夫的懷裏失聲痛哭,她委屈呀。朱良才勸慰了好一陣,她才止住抽泣,憤憤不平地說:“什麽‘不宜插手此事’?我是支部書記,黨內的事情不應該管嗎?眼看著一位誠心誠意地幫助黨整風,大膽批評了一位黨的領導幹部的錯誤行為的好同誌,不僅不受到鼓勵,反而遭受打擊,我能無動於衷,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嗎?”
待她平靜後,朱良才給她倒了一杯水,坐在她的身旁,耐心地開導她:“開芬,我要稱讚你敢於堅持實事求是的作風,敢於為無罪者仗義執言。你不像那種人,在大規模運動麵前,認為打一個‘右派’,自己身上就增加一份光環,多一份黨的信任,添一條發展的路。但是,必須指出,你對運動的估計不足,看法也未免幼稚些。總之,要相信黨中央,相信毛主席,你不會受冤屈的。”
朱良才說對了,半年之後,李開芬恢複了職務。
由於朱良才多種疾病纏身,久治不愈,尤其是負傷的右臂沒有及時治療,造成終生殘廢,1959年便申請離休了,此時他還不滿60歲。
丈夫離休後,李開芬曾試圖請長假回家陪伴他,精心照料。朱良才不同意,勸她道:“我身體不好,失去了為黨工作的機會,心裏很難過。你身體行,就要爭取為黨多作貢獻,為建設社會主義盡自己的一切力量,這便是對我最大的安慰了。”
在“文革”的風風雨雨中
“文革”初期,李開芬是四機部政治部副主任,自然成了“走資派”。但在運動初期,四機部有國防軍工背景,所以她沒有受到衝擊。朱良才雖說離休了,他仍然關心國家大事,關注這場“文化大革命”,認真學習中央的有關文件,晚上便同妻子交流對“運動”的看法和理解。
1966年10月的一天上午,政治部副主任李開芬正在辦公室學習文件。忽然,門被“嘩啦”一聲推開了,幾個年輕人走了進來,開門見山地說:“我們是‘造反派’,對你的曆史是了解的,我們歡迎你同我們一起戰鬥,說得明白些,就是要求你站到我們這邊來,不要和‘老保’來往,要是站錯了隊可沒你的好處……”
這時,群眾組織林立,打來打去便分了“紅臉”和“黑臉”——“造反派”和“保皇派”。兩派都想爭取她這個走過長征路的軍轉幹部,以便奪權之後能“結合”進他們的臨時領導班子之中,以裝飾門麵。李開芬無意做一個“隨大流,不挨鬥”的幹部,拒絕道:“不必多講了,我完全明白,你是要我再站一次隊。我從14歲參加革命,如果說是站隊,我早就站到共產黨的隊伍裏了,為什麽革命20多年,又要再站一次隊?不,我哪個隊也不站,哪個派也不入。”
她堅定的態度,錚錚的語言,把“造反派”的頭頭氣炸了,丟下一句話:“咱們走著瞧!”悻悻而去。
李開芬這種開頂風船的性格,注定她又要遭受一次劫難。
南京有個四機部的重點軍工廠,兩派鬥爭激烈。這時,國防工業所急需的軍工生產受到影響,工廠幾乎癱瘓。消息傳到中央,周恩來可急了,把四機部部長王錚叫到麵前,鄭重地告訴他,這個重要的國防工業的領導權必須由共產黨掌握,運動要開展,國防工業的生產也不能停頓。
王錚苦笑一下,說:“奪了權的頭頭們說,‘北京來人,誰敢到南京我們這個廠插手,就叫他有來無回’。”
“那好,就派不怕有來無回的幹部去插手,去奪權!”周恩來怒形於色了,手一揮,“你考慮一下誰去最合適。”
“總理,我去吧!我倒不怕有來無回。”
“你不怕有來無回,我還怕呢!你這部長回不來,無線電工業誰來抓?你不能去,派個得力的幹部去就行了。”
王錚想到了有棱有角的李開芬,非她莫屬了。於是李開芬臨危受命,信心百倍,但在家裏與丈夫分手時,竟有幾分決絕與悲愴:“老朱,此去南京,要是我回不來,你就好好帶著孩子過日子吧。”
朱良才真舍不得妻子去冒這個風險,但這是黨的命令,他鼓勵道:“開芬,怕什麽?當年‘馬家軍’那麽凶悍也奈何不了你,我相信你能把南京的事辦好,我等你凱旋歸來!”
李開芬帶領幾個隨員,登上了南下的列車……
真讓朱良才說準了,半個多月後,李開芬和她的隨行人員真的奉命凱旋歸來了。原來,她在南京廠,首先以她無畏的膽量,無視“敢來南京插手就讓他有來無回”的威脅,而震懾了兩派,接著她在大會宣傳黨中央的政策,從“抓革命,促生產”的重要性講起,一直講到這個廠的全體職工在過去所作的貢獻以及在今後“促工作,促戰備”的曆史責任麵前應有的姿態。一些關心生產,關心國家的老職工感動了,他們由衷地擁護四機部來的代表的主張,兩派求同存異,形勢大有好轉。
然而,這個敢冒風險完成任務的勇敢的好幹部,等待她的不是上級首長和戰友們的熱情的迎接,而是“造反派”早已準備好的牢籠。她被關押起來了。
四機部的“造反派”批鬥部長王錚,李開芬作為部長的“黑幹將”,拉來陪鬥。“造反派”把她押上台,第一個動作就是強迫她低頭認罪。
盡管“造反派”一再威逼,李開芬就是不低頭,為什麽低頭?向誰低頭?麵對著馬步青的皮鞭、鐐銬沒有低頭,麵對著張國燾行刑隊的槍口、刀鋒沒有低頭,今天我也決不在“造反派”麵前低頭。
李開芬被關押在一個大院裏的高樓上,牆壁上貼滿了批鬥她的駭人標語,她看慣了,看厭了,索性不去理會。在這黑暗的牢房裏,令“造反派”沒想到的是,她在冷靜地思考自己如何活下去,鬥爭下去,決不能讓他們整死,也決不自殺,那是自絕於人民!
這期間,她給黨中央和毛主席寫信,申訴自己的冤情,但都被“造反派”扣留了,反而招致更加殘酷的報複。
朱良才見妻子處境十分惡劣,忍無可忍,上書黨中央,為他的妻子鳴不平,要求公正地處理。
上將上書陳詞,引起黨中央的重視。在周恩來的親自過問下,李開芬終於出獄了。長時間的群眾專政下的關押批鬥和監獄折磨,她的身體很虛弱。她回到了那個年久失修、庭院荒蕪的家,見到了“不思量,自難忘”的丈夫和兩個因母親入獄而受到株連的孩子,一時間“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
1972年,李開芬又回到部隊工作,擔任北京軍區後勤部副政委。她永遠記住丈夫的話,在新的崗位上兢兢業業的工作。
朱良才於1989年2月22日在北京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