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樹德
珍寶島保衛戰決策內幕：毛澤東“要打，我們奉陪到底”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蘇聯新沙皇覬覦珍寶島由來已久，在中國邊境陳兵百萬，不斷製造事端。中國人民忍無可忍，毛澤東發出號召：“要準備打仗”
中蘇兩國20世紀60年代末在珍寶島進行的那場邊境武裝衝突不是偶然的。它是沙俄帝國強加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埋下的禍根，是蘇聯當局大國沙文主義侵略擴張野心膨脹的反映，是中蘇兩國意識形態、國家利益之爭的必然結果。
沙俄帝國強加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侵占中國大片領土，是引發中蘇邊界武裝衝突的禍根。中蘇兩國邊界領土之爭源於17世紀。17世紀中葉，沙俄利用中國明清兩朝交替、清軍入關的時機，武裝入侵中國黑龍江流域，占領尼布楚、雅克薩等地。1840年鴉片戰爭後，俄國對中國領土開始大規模侵占。1858年5月，俄國方麵提出《中俄璦琿條約》並迫使中國清朝政府駐黑龍江將軍奕山簽字，強行割去了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以北60餘萬平方公裏的中國領土。第二次鴉片戰爭末期，沙俄利用英法聯軍攻占北京之機，迫使清政府於1860年11月14日在北京簽訂了《中俄北京條約》，將中國烏蘇裏江以東包括庫頁島在內的40多萬平方公裏領土占為己有。1862年至1864年，中俄雙方兩次進行談判，迫使中國清朝政府簽訂了《中俄續勘喀什噶爾界約》，強行割去中國西部44萬多平方公裏的土地。1881年，沙俄迫使清朝政府簽訂了《中俄伊犁條約》，又把7萬多平方公裏的中國領土並入了沙皇俄國的版圖。這樣，在短短的半個世紀中，俄國從中國強行割去了150多萬平方公裏的土地。這相當於3個法國或12個捷克斯洛伐克。
對於沙俄帝國對中國領土的侵占，列寧指出：“沙皇政府在中國的政策是一種犯罪的政策。”十月革命勝利後，列寧領導的蘇維埃政府鄭重宣布，“以前俄國曆屆政府同中國訂立的一切條約全部無效，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和中國境內的一切俄國租界，並將沙皇政府和俄國資產階級從中國奪取的一切，都無償地永久地歸還中國。”由於列寧過早地逝世和其他多種原因，列寧的這個無產階級政策沒有實現。
中俄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極大地刺傷了中國人民的自尊心，他們沒有屈服，組織起來反抗沙俄的侵略，中俄之間不斷爆發占領反占領的鬥爭，由此也埋下了中蘇邊界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紛爭的禍根。新中國成立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之前，中蘇兩國的關係是友好的，因而中蘇兩國的邊界也是安寧的。但是，1958年之後，中蘇兩黨開始在意識形態上產生分歧和對立，並進而波及到中蘇兩國邊界的安寧。
1958年以前，赫魯曉夫認為他的地位還不夠穩固，而且又有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壓力，需要爭取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國家共產黨的支持，他本人也希望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因而與中國黨和國家的關係還是友好的。1958年以後，他在國內的政治地位比較鞏固了，蘇聯又製造了洲際導彈，中國這個棋子在他的國際棋盤上已經不是那麽重要了，因此，他就開始了和中國共產黨以及毛澤東的“磨擦”。毛澤東說：“事實上同蘇聯鬧翻是1958年，他們要在軍事上控製中國，我們不幹。”
1958年4月，蘇聯為了指揮其在太平洋地區活動的潛艇，要求和中國共同建設一座大功率長波發報無線電中心和一座遠程通訊特種收報無線電中心(即長波電台)。不久，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來北京，又要求在中國建立聯合潛艇編隊。蘇方的這兩個要求，涉及到中國的主權，使毛澤東感到非常憤怒，斷然予以拒絕。對此，赫魯曉夫並不甘心，繼續向毛澤東施加壓力。毛澤東冷冰冰地回答他，你最好全部接管中國海洋。赫魯曉夫不解毛澤東的意思，探問毛澤東，如果真是這樣，你怎麽辦？毛澤東不動聲色地說，他將重新上山打遊擊。赫魯曉夫不知好歹，反而說遊擊戰在現代世界裏已經沒有市場了。毛澤東柔中寓剛地回敬他，如果你一定要捏住中國人的鼻子，除此之外還有什麽辦法？這時赫魯曉夫才真正明白了毛澤東剛才那番話的意思。
長波電台、聯合艦隊的風波引起國家主權的衝突剛剛過去，中蘇關係又因蘇聯領導人要求中國服從蘇聯的國際戰略和外交政策而風波再起。
1959年，赫魯曉夫結束在戴維營與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會談後來到北京。當天晚上，赫魯曉夫在人民大會堂國宴上發表的講話中大力鼓吹“不要用武力去試驗資本主義的穩固性”。在中雙方的正式會談中，赫魯曉夫興致很高興地介紹了戴維營會談的情況。他把戴維營會談吹捧為“曆史的轉折點”，開創了“國際關係的新紀元”。他用肯定的口氣說：“現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人已經表現出一些以現實主義態度來了解世界上的既成形勢的傾向。我在和艾森豪威爾交談的時候，我有了這樣的印象：得到不少人支持的美國總統是明白的，必須緩和國際緊張局勢。”
毛澤東很明確地告訴他：“你們和美國人談，我們不反對，問題是你們的一些觀點，什麽三無世界呀，戴維營精神，怎麽可能呢？事實不是這樣的麽。”
赫魯曉夫不同意毛澤東的觀點，還是按照他的思路往下說：“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人不得不考慮現實重新建立國際關係，因為在我們的世紀裏，除了和平共處的原則，是無法成功地解決兩個製度之間關係問題的。”
這次會談，反映了中蘇兩國在對待美國問題上的分歧。由於美國繼續采取敵視中國的政策，中國把反對美國的戰爭威脅，維護中國的國家安全作為外交的一項主要任務。而蘇聯領導人為推行其美蘇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線，不顧中國和其他兄弟黨國家的具體情況，硬要按照他們的模式來處理對美關係，服從蘇聯的外交政策。會談中，赫魯曉夫就提出了一係列要求中國的外交服從蘇聯的全球戰略的具體事項。首先，他要求中國釋放8名在朝鮮戰爭期間及之後在東北俘獲的美國空降特務。毛澤東明確告訴他：“這很難做到，你知道，中國有自己的法律。”赫魯曉夫當場紅了臉，堅持說這幾個人一定要釋放，因為戴維營會談中，他已經答應了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對赫魯曉夫的無理要求，毛澤東堅決不退讓，始終沒有答應他。
赫魯曉夫碰了釘子，還不知趣，在談到中印邊境衝突時，他采取偏袒印度的立場，為尼赫魯當說客，要中國答應給尼赫魯一片領土，並說：“那不過是一塊荒無人煙的不毛之地。”毛澤東義正辭嚴地回答他說：“根本的問題是印度武裝有預謀地入侵中國領土，我以及駐西藏的邊防軍的領導也都沒有察覺，直至邊民與巡邏兵多次報告之後，中國政府才不得不發出正式抗議，采取了自衛反擊步驟。”
赫魯曉夫見中國在對印問題上毫不退讓，又提出了炮擊金門的問題。他對中國軍隊炮擊金門妨礙了美蘇合作的氣氛而一直耿耿於懷。他說：“美國宣布支持蔣介石，我們宣布支持你們，這樣就造成了大戰前的氣氛。你們炮擊金門就沒有和我們打招呼，這符合兄弟國家相處的準則嗎？”
赫魯曉夫的指責當即遭到中國外交部長陳毅的駁斥，“你問葛羅米柯，我是不是通知你們了？”“炮擊金門是我們內部的事情，那是中國的領土！中印邊境，明明他們是侵略，你卻在偏袒。炮擊金門，難道你還要替蔣介石和美帝國主義指責我們嗎？”
這次會談後，中蘇兩黨之間的衝突一直在發展。自1960年起，分歧已從維護中國主權和反對把中國內外政策納入蘇聯的國際戰略軌道，擴展到當代國際共運上的一些基本理論與戰略策略問題上；從兩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上來，蘇聯進一步對中國施壓。
1960年6月，在有51個共產黨和工人黨參加的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蘇共策劃了對中共代表團的圍攻，搞突然襲擊。當中共代表團表示“我黨寧可被粉碎也決不屈服”之後，蘇聯又進一步在國家關係上施加重大壓力。7月6日，蘇聯單方麵停止中蘇兩國互惠發行的《友好周刊》和《中蘇友好》雜誌；16日，蘇聯宣布召回在華工作的全部專家，並撕毀有關兩國經濟技術合作的協議；七八月間，蘇方在新疆邊界地區挑起邊界糾紛；年底，蘇聯斷絕與阿爾巴尼亞的外交關係後，中國發表了阿反擊蘇聯的材料，中蘇關係再度惡化。
1961年蘇共22大後，蘇共及其控製下的歐洲共產黨進一步對中國進行攻擊。1963年7月，蘇共中央在中蘇兩黨談判期間違背協議，公開發表了《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對中國共產黨進行公開的全麵的攻擊。
麵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壓力，中國黨和毛澤東不卑不亢，當仁不讓，連續發表9篇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公開點名批評“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係統地闡述了中國黨的基本理論觀點和策略思想，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維護了國家的領土完整及主權獨立的尊嚴。
後來，毛澤東在談到中蘇論戰時，以輕蔑和氣憤的口氣說：“赫魯曉夫這個人是很蠢的。中蘇論戰開始以後，我曾向他打過招呼，叫他退居二線，作幕後指揮，不要親自赤膊上陣與我們對著罵，以後也好有個轉彎的餘地，他不聽！”他接著說：“赫魯曉夫曾經提出，要在中國開辟一塊地方，由他們辦水果園。我對他們說，你們想吃水果可以花錢來買嘛！通過國家的貿易渠道來解決。中國水果有的是，賣給你們就是了。”在一次會議的報告中，毛澤東又氣憤地說：“蘇聯曾要求我們搞聯合艦隊，還不是搞殖民主義！過去日本帝國主義與袁世凱搞不平等條約時，還弄了個什麽51%是袁世凱的，49%是日本的，在表麵上以示區別誰是主權國。可是蘇聯要求在中國領海與中國共同搞聯合艦隊，各占50%，這不是比日本帝國主義還帝國主義嗎？還要與我們共同搞什麽長波電台，還不是搞我們的情報！”“他赫魯曉夫在去美國戴維營之前，為了討好美國，罵我毛澤東是好鬥的公雞！那好吧！我算是公雞！他赫魯曉夫是草(母)雞！”在中蘇邊界問題上，蘇聯也不斷製造事端，尤其是1962年4月蘇聯一手製造的中國六萬邊民大逃亡事件，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幹涉，成為引發中蘇邊界武裝衝突的導火索。這一年的4月22日，由於蘇聯當局蓄謀已久的一手策劃，中國邊民幾千人衝進新疆伊寧市州委大院進行打砸搶之後，衝過中蘇邊境湧入蘇聯境內。在此後的幾個月裏，從阿爾泰、塔城、博爾塔拉到伊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共有邊民67000餘人逃到了蘇聯，有兩個縣跑得隻剩下了幾百人。
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的一起國際邊民外逃事件。
這件事很快報到了黨中央。毛澤東沉思了片刻說：“恐怕又是老大哥搞的名堂吧！”
周恩來說：“這個事件，是有組織有預謀的，在此之前沒有發現什麽跡象。”
“跡象還是有的，隻是我們沒有想到人家會這樣幹。”
“還有一件事，新疆軍區的祖龍泰耶夫和馬爾國夫寫了報告，要求到蘇聯去，和他們一塊要求去蘇聯的還有40多名校、尉級軍宮。”周恩來接著匯報。
毛澤東從沙發上站起身來，望著窗外，“人家把手都伸到我們軍隊中來了，我看願意走的不要硬留，我就不相信那邊就是天堂，我也不相信他們這樣做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停頓了一會，毛澤東又對周恩來說：“願意走可以歡送嗎？現在誰是誰非也不是一兩句可以說清的。過20年、30年，大家會明白的。”
事實證明了毛澤東的預測。30年後，蘇聯解體，逃入蘇聯的那些人一夜之間一貧如洗，他們這時想起了自己的祖國，又從當年外逃的橋頭湧了回來，他們想留在已經富裕了的中國。然而，這已經是不可能的了，因為他們已經失去中國國籍。
對於蘇聯當局的挑釁行為，中國黨和政府以大局為重采取了忍讓的態度。1964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打破了美蘇兩國核壟斷的地位。與此同時，蘇共中央領導人赫魯曉夫也被趕下了台，蘇聯組成了以勃列日涅夫為第一書記、柯西金為部長會議主席的新班子。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蘇聯新班子組成後中，希望其對華政策有所改變，就在他們就任新職的時候，以中國領導人聯名的形式發了賀電。此後，又對蘇聯宇宙飛船發射成功表示祝賀。蘇聯新領導也以聯名的形式複電致謝。中蘇兩黨、兩國之間關係的緩和似乎出現了曙光。
然而，中國人的良好願望又一次被蘇聯領導人的傲慢和無故挑起事端所打破。
11月5日，中國派出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為團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賀龍為副團長的黨政代表團，前往莫斯科參加蘇聯十月革命47周年慶典。11月7日，中國代表團在的蘇聯國慶招待會上，竟沒想到遇到了蘇方的無理挑釁。席間，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端著酒杯走到周恩來麵前說，不要讓赫魯曉夫和毛澤東妨礙我們，當即遭到周恩來的斥責。馬林諾夫斯基又走到賀龍身邊辱罵斯大林和毛澤東，也被賀龍頂回。
麵對蘇方的無端挑釁，周恩來向勃列日涅夫提出最強烈的抗議。勃列日涅夫正式道歉，並解釋說，馬林諾夫斯基是酒後失言，已受到蘇共中央譴責。周恩來尖銳指出：這不是酒後失言，而是酒後吐真言。
此後，在兩黨的正式會議中，勃列日涅夫等人對赫魯曉夫下台的政治原因諱莫如深，卻堅持要在年底召開赫魯曉夫原來要開的兄弟黨會議。周恩來多次追問：“既然赫魯曉夫已經下台了，為什麽還要開這個原來準備攻擊中共、破壞兄弟黨團結的會呢？”米高揚透露說，在蘇共同中共的分歧問題上，現領導與赫魯曉夫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沒有細微的差別。勃列日涅夫對此也予以默認。中國尋求改善中蘇關係的善意又一次被他們拒絕了。
在邊界問題上，勃列日涅夫和赫魯曉夫一樣，繼續推行大國沙文主義的侵略擴張政策，不斷製造事端。他們推進蘇聯邊防軍的巡邏線，幹擾中國邊境居民的生產活動，侵占中國管轄下的領土。
對蘇方的挑釁行為，中國政府始終以中蘇人民友誼為重，一再忍讓，並在1960年8月和9月兩次建議舉行談判，解決中蘇邊界問題，還在1963年8月向蘇聯政府提出了關於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等六項建議。但蘇聯政府蠻不講理，根本不承認存在蘇中邊界問題，拒絕談判，同時卻又不斷在邊境地區製造挑釁事件。直到中國同絕大多數周邊鄰國解決了邊界問題，簽訂了邊界條約，蘇聯才於1963年晚些時候同意舉行蘇中邊界談判。
1964年2月15日，中蘇邊界第一次談判在北京舉行。中國代表團團長為外交部副部長曾湧泉，蘇聯代表團團長為副部長級全權代表澤裏亞諾夫。在談判中，中國方麵明確指出，應該分清曆史是非，肯定中國清朝政府和俄國沙皇政府所簽訂的有關兩國邊界的條約是不平等的。同時中國政府認為，中蘇兩國人民當時都處於無權地位，蘇聯人民後來長期在被那些條約割去的中國領土上居住並沒有責任。中國政府以中蘇兩國人民的友誼為重，願意以這些條約為基礎，全麵解決中蘇邊界問題。中國政府的這一主張，既分清了曆史是非曲直，又考慮了兩國邊界的現狀，是一個非常好的建議，體現了中國的友好誠意。
關於中蘇之間曆史上簽訂的中俄《璦琿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和《伊犁條約》，在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中，都早已承認是不平等條約。然而，在蘇聯官方授意下，蘇聯某些出版物變調了。他們倒打一耙，硬說1689年中國清朝政府同沙俄政府簽訂的《尼布楚條約》是一個不平等條約，是中國割去了俄國的領土，沙俄政府通過《中俄璦琿條約》、《中俄北京條約》割去的中國領土反倒成了是俄國收複失地。他們甚至不顧曆史實際，違背常識，蠻橫地說中國人從來就沒有在黑龍江以北、烏蘇裏江以東地區居住過。
他們根本聽不進中國方麵合情合理的建議。雙方的談判沒有了合理的共同基礎，更無從達成任何協議，談判於8月22日中斷。
其實蘇聯根本不想解決邊界問題，他要製造一個對抗、<甚至戰爭的邊界，借此向中國施加軍事壓力，用武力威脅中國，以達到控製中國的目的。
他們在量增加在中蘇邊境的駐軍。1964年以前，蘇聯在亞洲地區的駐軍為30個師左右，其中在蘇中邊境地區15個師，而在蒙古根本沒有駐軍。1965年以後，蘇聯向亞洲地區特別是蘇中邊境地區猛烈增兵，使靠近中國東北地區的蘇聯遠東軍區成為它16個軍區中唯一擁有20個師以上的最大軍區，亞洲地區的蘇聯陸軍逐步增加到50多個師(蘇中邊境地區約40個師)，各型軍用飛機4000架，還有一個在蘇聯4個海軍艦隊中占首位的太平洋艦隊，400多枚洲際導彈和一些中程導彈，總兵力達到100萬人以上。蘇聯的軍用飛機、艦艇成天在蘇中邊境和中國沿海偵察、巡邏、遊弋，還經常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
1966年1月，勃列日涅夫訪問蒙古，雙方簽訂了為期20年的《蘇蒙友好互助條約》。這個條約規定，蘇聯和蒙古“在保證兩國防禦能力方麵相互援助”，雙方將“采取一切措施，包括軍事措施，以保證兩國的安全、獨立和領土完整”。從此，蘇軍大量開進了蒙古。蒙古位於中國和蘇聯之間，除中蘇兩國外不同任何其他國家接壤，這個條約的矛頭所指的是再露骨也沒有的了。
隨後，蘇軍在中蘇邊境地區不斷尋釁鬧事，占我地區，打我漁民，搶我船隻，犯下了一樁又一樁的罪行。
1968年1月5日清晨，中國黑龍江省饒河縣烏蘇裏江上的七裏沁島上，中國漁民在主航道中國一側破冰捕魚。每年冬天這裏的漁民主要是以捕魚為業，因為江麵已封凍，汽車可以直接開到江麵上，將魚運到縣裏出售。
中午時分，捕魚的漁民正要往汽車裏裝魚，忽然聽到從河對麵傳來了一陣巨大的轟鳴聲，抬頭一看，蘇軍的2輛裝甲車和6輛軍用卡車正從蘇方的庫列比亞克依內哨所的方向高速駛來。蘇軍的裝甲車和汽車大搖大擺地駛過烏蘇裏江主航道，開足了馬力衝上中國的七裏沁島。他們在島上示威性地轉了一圈之後，將車停在江心中國一側。車停下後，從第一輛裝甲車裏爬出一名蘇軍上尉，隻聽他叫喊了幾聲，蘇軍士兵紛紛跳下車來，又從汽車的駕駛室裏拉出2條軍犬。2名蘇軍士兵跑過來抓住一名中國漁民，拳打腳踢起來，接著他們又將這名中國漁民拖到冰窟窿跟前，用力推了下去，當這個漁民爬上來時，2條軍犬狂叫著撲到他身上，頓時將他的皮大衣撕成了碎片。
看到蘇軍這樣橫行霸道，中國漁民們強忍著怒火，繼續往汽車裏裝魚。蘇軍上尉仍不罷休，又指揮裝甲車呼地衝了過來，將中國拉魚的汽車撞壞，漁民們一看臉都氣歪了，衝上去和他們理論：“這是中國的領土，你們滾出去！”
毫無人性的蘇軍上尉冷笑了一聲，竟然命令裝甲車朝人群衝去。中國漁民麵對蘇軍裝甲車，用力揮動毛主席語錄，高呼“下定決心，不怕犧牲”的口號。裝甲車吼叫著駛了過來，一名青年漁民毫無畏懼地衝了上去，結果，他倒在車輪下麵。緊接著又有人衝上去，裝甲車像發瘋的野獸似的在人群裏橫衝直撞，中國漁民不惜犧牲性命，赤手空拳與蘇軍搏鬥，鮮血染紅了冰麵，有4名中國漁民被蘇軍的裝甲車壓死。
蘇軍在七裏沁島壓死中國漁民後，又在黑瞎子島挑起事端。黑瞎子島位於黑龍江和烏蘇裏江匯合處，麵積約為350平方公裏。前不久，蘇聯出動軍隊，強占了該島北部和東南麵的江麵，並派遣軍艦封鎖江麵，攔劫中國船隻，搶奪中國貨船上的貨物，毆打中國船員，並且截斷了中國船隻來往於黑龍江和烏蘇裏江的航行要道，強行剝奪了中國在這兩段界江航行權。由於蘇軍艦艇的驅趕和阻攔，黑龍江和烏蘇裏江上的中國船隻已很難看到，隻有少數中國漁民在江上捕魚，但十有<魚網被蘇軍炮艇拖走，或被蘇軍用刀子割爛。為了避免武裝衝突，中國邊防部隊的巡邏艇也奉命暫時停止了這一地區的巡邏活動。
1968年9月4日上午，橫行在中國黑龍江和烏蘇裏江上的5艘蘇軍炮艇一字排開，在一名蘇軍少校的指揮下，又開始耀武揚威地駛入黑龍江主航道。不一會兒，蘇軍少校從望遠鏡裏發現有中國一條小漁船，船上有<漁民，正向他們劃來。中國漁民是向蘇軍要漁網來了。原來，一小時之前，蘇軍一艘炮艇在黑龍江主航道中國一側，用長鉤拖走了中國漁民的幾套掛網。小船靠近炮艇後，一名中國漁民站在船上喊道，“你們為什麽割我們的漁網，這是中國的黑龍江，你們滾出去！”少校冷笑了一聲，指揮兩名蘇軍士兵用高壓水槍向小船噴去，又指揮幾個蘇軍士兵用長杆向小船捅去。中國漁民緊抓住杆子一頭不放，雙方僵持不下。少校一看，命令開船。炮艇開動起來，把漁船掀翻。兩個落水的中國漁民奮力向岸上遊去，少校又命岸邊的蘇軍士兵用長杆捅，不準這<人上岸。中國漁民隻好又遊回到江中，趴在翻了的船底上，順江飄去。正在這時，又有一艘中國貨船出現在他們的視野裏。他們一字排開，不準中國貨船通過。中國貨船靠到了主航道中國一側緩慢前行。5艘蘇軍炮艇將中國貨船團團圍住，從前後左右靠了上來，接著有100多名持槍的蘇軍士兵跳上船來。中國船長怒斥蘇軍士兵：“你們想幹什麽？”話音未落，已被蘇軍士兵一槍托打倒在地，雙方頓時扭打起來。結果，中國16名船員被打成重傷。
光天化日之下，蘇軍邊防軍殺我邊民，搶我貨船，阻我通行，破壞我邊民正常的生產生活，使中蘇邊境本來已經非常緊張的態勢更加嚴重了。
情況報到了北京中南海。毛澤東看完了外交部送來的一份報告後，從沙發上站起來，點上了一支煙，輕輕吸了一口，對周恩來說：“他們占了我們的地方，壓死了我們的人，又來搶貨船，一點道理也不講。邊界談判，談來談去，總是談不攏，我說談不攏也不要緊，可以維持現狀嘛，看來現狀也維持不住了。”
周恩來拿出一份文件：“主席，這一份看過了吧，他們在中蘇邊境又增加了十幾個師，還在新疆對麵的三個加盟共和國，組建了一個中亞軍區。”
“噢！”毛澤東一聽轉過身來，“這是個動向啊，要東西呼應，叫你兩邊顧不上。我看沒有什麽了不起，要打，我們隻有奉陪到底了。”
“大三線的建設進展很快，看來主席<年就提出大三線建設，是非常必要的，也很及時，爭取了時間。”周恩來既是匯報，又是總結地說。
毛澤東的表情是嚴肅的，好像是在回顧幾年之前，做出這一重大決策時的情景。
“有備才能無患嘛，你沒有準備他肯定會打你，你有了準備，他可能不敢打了，準備得越充分，他們越不敢輕易打。”
周恩來點了點頭；“是的，很有道理，有了準備他們的突然襲擊就失去了作用，我們也不會措手不及。”
“我們不想打仗，但要準備打仗，不能搞一廂情願。”毛澤東邊說邊走到窗前，抬頭眺望，堅定有力地說。
“要準備打仗”這五個字，字字重千鈞。這是黨中央、毛澤東向七億中國人民發出的動員令。從此，中國在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思想的指導下，開始了備戰備荒。“提高警惕，保衛祖國，要準備打仗”的口號，時時響徹在華夏大地的上空，全國進入了準戰時狀態。
文章摘自《毛澤東與重大決策紀實》
作者：張樹德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