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中華網社區 club.china.com/
如今許多年輕人自以為知道的文革，其實是一個當年被蓄意歪寫、如今被拚命寫歪的神話“文革”、鬼話“文革”、謊話“文革”。如今流行的“文革罪惡”種種，沒有一樁是毛澤東主張的，沒有一件是毛澤東指使的。把不是毛澤東主張、不是毛澤東幹的事硬安到毛澤東頭上，這符合什麽人的需要？
道理非常簡單：文革的關鍵和矛盾焦點其實就一條：“整黨內走資派”與“不準整黨內走資派”——“矛頭指向黨內”與“矛頭指向黨外”。抓住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原來似乎不可理喻的荒唐立刻一目了然。
毛澤東：“階級敵人就在黨內”。文革就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矛頭指向黨內。
劉鄧：“階級敵人不在黨內”。“不準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矛頭指向黨外。
為了權力，就必須禁止“矛頭指向黨內”，就必須“矛頭指向黨外”，就必須證明“階級敵人不在黨內”，就必須證明在黨外、在社會上存在著大量“階級敵人”，就必須沒有敵人也得造出敵人來。但在已經實現了公有製的中國社會無法根據人們的經濟來源劃分敵我。硬要從普通群眾中抓出大批“階級敵人”，就隻能想方設法雞蛋裏挑骨頭，吹毛求疵找差別、挑岔子，結果就是查家庭出身，查平日言行，找生活差錯。後果就是“血統論”、“文字獄”、“生活問題”、“穿一樣的衣服”、“人人自危”——毛澤東剛下令廣播北大大字報搞文化大革命把矛頭指向黨內，劉鄧馬上派出工作組搞“二次反右”。工作組一到，立刻人人自危，全國學校的老師和校長都受到衝擊。有人統計，工作組僅在首都24所高等學校裏就把1萬多個學生打成“右派”，把兩千多名教師打成“反革命”。1957年反右還是先讓人說話，說完了再說這個話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話。1966年6月工作組往往不等人說話，而是先翻檔案。誰的檔案有問題，誰就是“監控對象”，結果是連說話機會都沒有就被揪出來了。1966年6月9日，劉少奇說：“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規模還要聲勢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數要超過1957年。學校單位的奪權鬥爭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學。”劉少奇批過一個的報告說，在中學生中間和在大學生中間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當時中國中學生好幾千萬，大學生150萬。百分之一是幾百萬——超過“反右”的55萬）。所有這些其實就為了證明一條：“階級敵人在黨外不在黨內”，所以必須把文革變成又一次鎮反、又一次反右——“為權力而‘真理’”
為了“矛頭指向黨外”，就必須證明“不準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就必須在黨內當權派權力受威脅時出現社會動亂、出現一切想得到和想不到的荒唐事，不荒唐也要造出荒唐來：
——在群眾中製造對立
因為“階級敵人不在黨內而在黨外”，所以有了“二次反右”，所以有了個劃分敵我的問題。當權派“以我劃線”劃分敵我——不聽話、提意見的就是“敵人”，用聽話的監控不聽話的，用一部分群眾整另一部分群眾，用群眾搞“二次反右”、“抓階級敵人”。這就把本來並無利害衝突的群眾分成了你死我活的對頭，非把對方搞垮不可。群眾的分裂對立就此形成。
1966年7月25日至28日“中央文革小組”分別宣布撤消劉鄧派出的一切工作組，號召群眾“自己解放自己”。
1966年7月29日，劉少奇在人大會堂接見首都中學生代表時宣布：“保護少數”包括保護主張“擁護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人。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以寫信支持與工作組對立的“紅衛兵”的方式公開表態支持成立群眾組織與劉鄧派出的工作組對抗。
各學校工作組依靠的學生立即搖身一變成為“紅衛兵”和形形色色的群眾組織，用“紅衛兵”對付“紅衛兵”，用群眾組織對付群眾組織——你不靠工作組靠群眾組織，我給你來個“真假孫悟空”。
工作組“挑動群眾鬥群眾”、依靠一部分群眾整另一部分群眾導致群眾的嚴重對立。成立了群眾組織後，群眾由個人的對立變成有組織的對立對抗。雙方都拚命證明自己“革命”，都竭力證明對方“反革命”，都自覺不自覺地遵循“階級敵人不在黨內而在黨外”的思路千方百計挑對方人員的一切毛病：出身、言行、生活問題……“血統論”、“文字獄”、“生活作風問題”等等從此變成整個社會關注的問題——你用出身不好的人，就證明你“組織不純”，就證明“階級隊伍不純”，就是“招降納叛”，就是“反動組織”；你文章演講能“雞蛋裏挑出骨頭”，就說明有“反動內容”，就證明是“反動組織”；你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嚴重，就證明是“階級異己分子”，就推論出“反動組織”……所謂“文革‘極左’”浪潮就這樣愈演愈烈。由此產生了一係列荒謬：對立、謾罵、武鬥、破壞……這反過來又成為“不準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的證據——誰讓你搞文化大革命的？誰讓你“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
——挑動群眾打人。
1966年6月我親耳聽到工作組傳達毛澤東關於一些單位出現群眾打人事件的指示：如果是壞人，那麽打了你活該；如果是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如果是好人打好人，那是誤會，不打不相識嘛。——據我所知，這次傳達是全國統一傳達的。這條“最高指示”一傳達，全國各學校頓時打人成風：毛主席都批準打人，誰說“黑幫”打不得？“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然而時隔很久我才知道，毛澤東當時嚴厲批評了這個“傳達”：為什麽偏偏刪掉了我最關鍵的最後一句話：“今後不準打人”？！
這正是“不準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這一理論的需要。
第一，各學校打人成風，豈不證明了“沒有工作組就要大亂”、廣播北大大字報就是“敢動黨內‘當權派’，就必然天下大亂”？第二，通過打人一事讓群眾產生錯覺：毛澤東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之類可以不算數，隻要“出於革命義憤”，那就“情有可原”，不必計較——從此對毛澤東的主張可以“各取所需”。第三，在受害者及家屬心裏種下對文革、對毛澤東的仇恨種子。第四，把群眾的注意力吸引到打人，不再關注“黨內走資派”。第五，在群眾中醜化文革。
此例一開，爾後的暴力事件便層出不窮，如洪水泛濫，一發而不可收拾，從打人罵人到各種各樣的人身侮辱：戴高帽、掛牌子、剃“陰陽頭、坐“噴氣式”……現在人們所見所聞有關文革的種種劣跡，無不源於此次“傳達”。
盡管之後公布的“十六條”規定“要用文鬥、不用武鬥”，但“二次反右”已經造成了群眾的嚴重對立，歪曲傳達的“打人指示”已經先入為主，暴力之風已形成。“要用文鬥，不用武鬥”等規定在文革中幾乎無人理睬，形成的怪邏輯是：不折不扣按毛澤東的主張辦、講政策、守規矩倒成了“保守”、“條條框框多”，無視毛澤東的三令五申才“革命”，才體現“造反精神”——“造反”落實到對抗毛澤東的三令五申上，還說這叫“最忠”。
——煽動血統論狂熱，開打砸搶先河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剛剛在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接見“紅衛兵”代表，8月20幾日立刻開始鬧起了打砸搶抄抓、毀壞文物、肆無忌憚把矛頭指向社會群眾的“破四舊”，同時“血統論”風靡一時——“血統論”以強調出身為名，把“紅衛兵”解釋成應該以幹部子女為主的組織。而“幹部子女”其實就是“黨內當權派子女”。由“黨內當權派子女”組成的“紅衛兵”顯然對到社會上“破四舊”、落實“階級敵人在黨外而不在黨內”比認同“階級敵人在黨內不在黨外”、“把矛頭指向黨內”積極得多。當時這些“紅衛兵”都是年方十來歲的中學生。如果沒有老謀深算的人暗中唆使支招，這些過去從未接觸社會不喑世事的小年青哪裏會想得到跑出學校到社會上去大鬧？那些“有人衝入您家，打砸搶燒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牆堆磚，而且毫無理由”、“打死老師、親人告密、毆打被認定為‘黑五類’的人”、血統論、打砸搶燒、破四舊之類暴行全都是這個時候發生的，即最需要破壞毛澤東“矛頭指向黨內”的文革重點的關鍵時刻發生的——這其實是反文革力量直接“將”毛澤東的“軍”的極巧妙的一記毒著：你毛澤東依靠“紅衛兵”鬧文革把矛頭指向黨內，我來個“四兩撥千斤”，用“血統論”唆使“紅衛兵”把矛頭從黨內引向社會。“紅衛兵”到處亂砸亂打，你管不管？管，那你就不能指責我派工作組鎮壓學生不對——我派工作組不就是“管”嗎？你不是剛剛宣布撤消工作組、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嗎？你說我鎮壓學生，你不是也得鎮壓嗎？隻要你宣布“管”，那所謂“方向錯誤、路線錯誤”的指責立刻不攻自破，我不但立刻翻案，而且立刻就坡下驢，把這群“紅衛兵”連同一切群眾組織統統取締鎮壓下去，看你文革還怎麽搞。如果不管呢？那正好激起全社會老百姓對文革的反感，離間毛澤東與人民群眾的關係。
——煽動武鬥，全麵破壞搗亂
為了權力，所以必須“矛頭指向黨外”，所以必須證明“不準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所以要唆使“紅衛兵”鬧“血統論”、“破四舊”、打砸搶，以此證明隻要“矛頭指向黨內”就要引起大亂。這一套沒有動搖毛澤東“矛頭指向黨內”的文革方向，可見亂得還不夠，還需要升級，於是一係列荒唐瘋狂舉動接踵而至：掀起“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潮、破壞文物、批鬥著名學者專家、搶檔案、炮打中央文革、衝擊公安部、大規模武鬥、動槍動炮、全麵內戰
所有這些瘋狂破壞表麵上看雜亂無章，實際無不一是想方設法把“矛頭指向黨內”扭到“矛頭指向黨外”——千方百計證明一條：“不準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一切破壞、荒唐、苦難都是你搞文革“矛頭指向黨內”造成的。要製止這些就必須停止“矛頭指向黨內”，就必須“矛頭指向黨外”。堅持“矛頭指向黨內”就必然怨聲載道，天下大亂——所以不能動我的權力。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如果退縮就上了大當：隻要被“社會動亂”嚇住、不問青紅皂白盲目“維穩”，那就必然放棄“矛頭指向黨內”，必然“矛頭指向黨外”，結果必然是又一次反右、又一次鎮反。而在群眾已經被分裂、情緒嚴重對立的、好人壞人混雜、沒弄清誰是真正的壞人情況下盲目搞反右、搞鎮反意味著什麽？意味著由當權派“以我劃線”不分青紅皂白大開殺戒，後果可想而知——大規模逮捕，大規模鎮壓，大規模冤假錯案。
毛澤東洞若觀火：群眾鬥群眾、武鬥、破壞之類都是黨內走資派挑動的，普通群眾上當受騙的是多數，壞人是少數。但好人壞人混在一起，一時區分不出來。在群眾對立情緒嚴重的情況下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見了亂子就盲目鎮壓，必定傷及無辜。毛澤東的做法是冷眼旁觀一段時間，讓好人自動退出，壞人充分暴露，那時就可以有的放矢，就不會冤枉無辜。
例如清華大學的武鬥，打來打去最後參與的隻剩下幾百人，多數群眾都厭惡這套，退出不幹了。也就是說，壞人孤立了，暴露了。這時毛澤東才出手：1968年7．27工宣隊進駐製止武鬥。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接見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王大賓5人說：文化大革命搞了兩年，你們現在是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鬥是鬥，你們少數大專院校是在搞武鬥。現在的工人、農民、戰士、居民都不高興，大多數的學生都不高興，就連擁護你那一派的人也不高興。你們脫離了工人、農民、戰士、學生的大多數。——毛澤東的這些話深得人心，全國武鬥從此杜絕。
文革中大規模武鬥發生在1967年中的幾個月。零星武鬥自1968年7．27之後全部製止。全國範圍內的動亂不到一年。把不到一年的動亂說成“十年動亂”是胡說八道，“為權力而‘真理’”的需要。
如今指控文革的一切罪惡，如打砸搶抄抓、血統論、人身侮辱虐待、“破四舊”、破壞文物、批鬥迫害傑出人才、武鬥破壞、工廠停工、學校停課……等等全部發生在1966年8月到1968年7月之間，發生在毛澤東發動文革、矛頭指向黨內、黨內當權派的權力受到威脅、迫不及待需要變“矛頭指向黨內”為“矛頭指向黨外”、迫切需要“事實”證明“不準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的時候。等“全國一片紅”、各級革命委員會成立後，上述一切荒唐、一切暴行就再也沒有發生過。
當當權派還有權、但這個權麵臨威脅時，就發生了上述種種暴行。當當權派不再有權、權力被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取代之後，上述一切暴行就銷聲匿跡。事實說複雜很複雜，說簡單很簡單：有權而麵臨危機時便亂象叢生；等沒了權了，什麽亂子都沒了。大是大非一目了然——開關一開，燈就亮了；開關一關，燈就滅了，不用說開關與燈是連在一起的。要打倒的當權派在要打倒還沒打倒、手裏還有權時就出現了武鬥、破壞、打砸搶抄抓；等打倒了、沒了權了，武鬥、破壞、打砸搶抄抓也全停了，不用說這些要打倒的當權派與武鬥、破壞、打砸搶抄抓是連在一起的——隻要不是“為權力而‘真理’”，隻要腦子還會思維，根據這個簡單的事實就可以明白所謂“文革罪行”全是毛澤東的對手為保住自己的權力蓄意製造出來的——“權力高於一切，為了權力不惜一切”。製造一切“文革罪惡”的罪魁禍首不是毛澤東，而是毛澤東的文革要打倒的敵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其實這不隻是文革特色，而是權力場的鐵規律。回顧曆史可以發現，當“為權力而‘真理’”的當權者的權力受到威脅的時候或權力有需要的時候，為了權力，什麽慘不忍睹血淋淋的殘酷事件、什麽匪夷所思的荒唐事件都會發生——“權力高於一切，為權力不惜一切”。
——趙高的權力受到了威脅，就“指鹿為馬”。
——趙構的權力受到了威脅，就“十二道金牌”、“風波亭”。
——如《明朝的那些事》所描述，官兵沒能力打勝仗、麵臨上級責罰、自己的權力受到了威脅，就抓老百姓殺掉冒充戰果——殺良冒功（不僅元朝官兵如此，明、清、民國官兵亦如此。如今的“釣魚式執法”也是如此。）
——剛當上總書記，需要用政績鞏固自己的權力，就“按指標抓右派”，搞得人人自危，從此“寧犯政治錯誤、不犯組織錯誤”，再也沒人敢對自己不敬。
——剛主持第一線，需要用政績鞏固自己的權力，就“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窮過渡”、“一縣一社”、“一平二調”、“畝產萬斤糧”、糧食放衛星。
——大躍進“插紅旗、拔白旗”運動威脅了自己的權力，為了不被當白旗拔掉，就虛報產量搞浮誇。
——為避免虛報糧食產量的謊言被揭穿威脅到自己的權力，就剝奪農民口糧，餓死人在所不惜。
——為了避免自己陽奉陰違頭腦發熱搞浮誇的真相被毛澤東發現威脅到自己的權力，就封鎖毛澤東、架空毛澤東——“我主持書記處工作十年之久，沒有係統地總結問題和提出問題，向毛主席報告和請示”、“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
——為了逃避瞎指揮搞浮誇造成經濟大挫折的責任、保護自己的權力，就用“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把一切責任全往毛澤東身上推。
——為了用政績鞏固權力，就不顧老百姓負擔，加碼征糧“提前還債”。
——為了否定“資產階級就在黨內”，就大搞“形左實右”，把矛頭指向基層幹部群眾。
——為了扭轉“矛頭指向黨內”的文革大方向，就必須證明“階級敵人不在黨內而在黨外”，就必須證明“不準碰當內當權派，否則天下必亂”，社會就必須動亂，就有了“二次反右”、血統論、“破四舊”、打砸搶抄抓、破壞文物、打倒一切、武鬥動亂、工廠停工、“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像章熱。
把曆史上所有那些壞事、怪事、荒唐事跟當時的權力需要聯係到一起，規律性一目了然。
所謂“文革血腥恐怖”、“破壞文物”、“打砸搶”、“血統論”、武鬥破壞之類全部都是為抵製破壞毛澤東文革而精心策劃煽動出來的血腥政治陰謀。真正的罪魁禍首不是毛澤東，而是對抗毛澤東、千方百計保護自己權力的黨內走資派——“為權力而‘真理’”，權力高於一切，個人利益高於一切。為權力不惜犧牲一切。為權力什麽傷天害理慘絕人寰的事都幹得出來。為權力什麽離奇荒謬牽強附會的借口都編得出來。（如今仍不例外。不信請看 “臨時性強奸”、“推坐”、“嫖宿幼女”、“不知是未成年少女不算犯罪”、“異性洗浴”、“躲貓貓”、“自行從高處墜下死亡”、“用紙幣開手銬、用鞋帶上吊”、“俯臥撐”、“情緒穩定”、“訪民都是精神病，必須強製監禁”之類“故事新編”。）
毛澤東在文革中頂住一切壓力、堅決製止了“第二次反右”、更大規模的“按指標抓右派”、“按指標鎮反”。不是毛澤東，許多人早變成了犧牲品，成為“為權力而‘真理’”的當權派為證明“階級鬥爭不在黨內”而製造的證據被幹掉了，根本活不到今天，連一把鼻涕一把淚控訴文革的機會都撈不著。這些人把一切罪惡賴到毛澤東頭上實在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當年殘暴整他們的人，正是毛澤東要整的人——“黨內走資派”。這些人“權力高於一切”，為權力不惜犧牲一切，一見權力受到威脅便不惜一切嫁禍於人，所以製造動亂，所以宣傳“血統論”，所以製造打砸搶抄抓“破四舊”，所以製造武鬥……犧牲這些人、製造各種暴行都為一個目標：“矛頭指向黨外”。如果得逞了，讓毛澤東屈服了，把文革變成又一次反右、又一次鎮反，那就不僅僅是簡單的冤假錯案受迫害問題，而是人頭落地的問題。
汙蔑毛澤東殘暴的人自己才真殘暴——說文革抄家打砸搶，那如今的暴力拆遷呢？整個房子整個地區全都給你掀了夷為平地，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掃地出門，什麽都不給你留下，“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幹淨”，抗議自焚死了都不饒，都算有罪，連家屬都抓起來。相形之下文革中的打砸搶抄抓簡直是小巫見大巫——誰殘暴？
鄧小平兩次被打倒，兩次生活待遇不變，沒遭逮捕用刑，沒受任何人身虐待侮辱。江青則一下子就被抓進監獄公審侮辱判了死刑死於非命——誰寬宏大量仁至義盡，誰心狠手辣野蠻殘暴？
毛澤東的文革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謂“整”，就是撤職罷官，不給權力，但給生活出路，生活待遇不變。即便有的地方自行扣了工資，到後來也全部補發了。
“給生活出路”是毛澤東一貫的政策：“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根據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國各地的共產黨組織和人民解放軍，對於國民黨的舊工作人員，隻要有一技之長而不是反動有據或劣跡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維持，不要裁減。十分困難時，飯勻著吃，房子擠著住。已被裁減而生活無著者，收回成命，給以飯吃。國民黨軍起義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則，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動分子，隻要悔罪，亦須給以生活出路。”“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隻要有了人，什麽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毛澤東對俘虜都優待，對敵人都寬大，而口口聲聲罵毛澤東殘暴沒人性的人大權在握後可曾給普通老百姓以生活出路？下崗、買斷工齡、自謀生路、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養不起老……死活沒人管——誰沒人性？誰“慘絕人寰”？誰“民不聊生”？誰殘暴？
張宏良教授指出：“就拿60年代波及世界的文革風暴來說，至今仍然被知識界妖魔化的中國紅衛兵，充其量也不過是貼貼大字報、搞搞大串連、開開批鬥會，可是他們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同行戰友，則無所顧忌十分瀟灑地掀起了真正革命：法國‘五月風暴’大學生把機關槍架進了校園；意大利的紅衛兵則更是瀟灑，幹脆把國家總理拉出來一槍斃了；美國黑人運動更是放火燒了全國數十座城市……而所有這些國家革命後的複辟隻是恢複了舊有秩序，並沒有任何國家發生對參與者的清算行為，無論是美國知識界還是歐洲知識界，都沒有發生對本國‘文革暴行’的妖魔化控訴，美國沒有清算黑人運動，法國意大利沒有清算學生運動，唯獨中國三十年來一直在控訴在清算，並且清算範圍之廣，鎮壓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久，被清算者命運之慘烈，可謂是曠古未有，僅一個人口規模不大的浙江省，被鎮壓被清算者就有四百多萬人。直到今天全國上下都在喊，民主自由具有普世價值，然而這個普世價值可以普及到任何人頭上，就是不能普及到紅衛兵造反派頭上，不僅不能普及到紅衛兵造反派頭上，即使沒有造反的左派也不能享有普世價值，今年四月份上海一家官方刊物就公開發表文章聲稱，替老百姓講話的左派不享有憲法規定的各種自由。” ——誰沒人性？誰“慘絕人寰”？誰殘暴？
——中國文物普查：近20多年2萬餘登記在冊文物消失（北京晨報2009年11月29日）
——複旦大學的研究結果：中華文物真正浩劫的二十年（2008年6月21日）
——文保專家謝辰生：中國文物最悲慘時期是90年代
誰毀滅文物？
把文革說成“十年浩劫”是“為權力而‘真理’”的需要——為了權力，需要妖魔化文革，需要把當年自己幹的一切罪惡全推到文革頭上。所以假話謊話不厭其煩，胡說八道不厭其多。根據虛假的信息隻能得出荒謬的結論。而對跟“為權力而‘真理’”無關的普通老百姓來說，荒謬的結論毫無意義，曆史的真相、真實的文革才有意義。
真正的民主
一，民主與造反
張宏良教授說：“西方國家的民主法治社會，是由西方民眾的造反精神維係支撐的，這本來是一個十分簡單的事實，更是一個十分簡單的道理。如果沒有老百姓的造反精神，即使製度再好能由誰來建立？即使建立起來又由誰來維護？”
中國“精英”現在一聽“造反”二字就要跳。美國人倒不那麽忌諱這個詞。著名小說《戰爭風雲》就用讚許的口吻把“造反”跟“民主”聯到了一起——“羅斯福倒是把世界的造反精神融化到立法中去了。”（Roosevelt has absorbed the world revolt into legislation.）
民主意味著“精神造反”——用和平的方式挑戰當權者的“為權力而‘真理’”，挑戰權力，監督權力，控製權力。而沒有造反精神，何來精神造反？沒有造反精神就沒有民主。沒有造反精神的“民主”，規章製度再好也沒有用。即使製度再好，由誰來建立？由誰來維持？民主是強者的遊戲。隻有強者才能製定規矩。隻有強者才能實施規矩。隻有強者才能不必動武就使對手知趣識相，規規矩矩照章辦事。沒本事強行執法、使人人都認同“不守法就得倒黴”，法律就是廢紙。沒本事強製民主、使當權者都認同“不民主就得垮台”，民主就是廢話。民主的前提是所有的人，尤其是掌權者，認同老百姓是強者，不得不按老百姓意誌辦事，否則就得垮台。沒有這種現實的威脅，再好的民主也是空談。如果不守法也能混得好好的，那為什麽還要守法？如果不民主也能混得好好的，那為什麽還要民主？
西方民主是怎麽來的？造反造出來的。用王公貴族們的腦袋換來的。西方民主的前提——“民是強者”的共識，是西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結果，是通過血淋淋的暴力造反實現的。美國民主來自對法國大革命成果的繼承，本質同樣屬於“造反民主”。民主是造反的產物，和平是暴力的產物，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是西方資產階級暴力革命的產物——用暴力造反或暴力造反的威脅逼著統治階級認同：老百姓能夠推翻我，老百姓有權推翻我。既然如此還是放聰明點，與其被暴力推翻，不如按民主規矩和平辦事，免得敬酒不吃吃罰酒。所以民主也意味著“先禮而後兵”。民主的背後是造反。民主是造反的結果，不是當權者心血來潮的明智與恩賜。“文事必有武備，敢戰方能言和”。民主意味著和平，但是靠暴力取得。民主意味著秩序，但是靠造反為後盾。
今天中國“民主精英”言必稱美國民主。但美國曆史上一貫堅持的、跟民主格格不入的種族隔離、種族歧視是怎麽從法律上被禁止的？不是“精英”突然良心發現恩賜的，而是鬥爭鬥出來的——不僅有非暴力的鬥爭，而且有暴力或以暴力為後盾的鬥爭。不僅有美國人的努力，而且有中國人的支援，尤其是毛澤東的直接支援。
1950年抗美援朝第二次戰役中，中國第39軍通過戰場喊話，使美軍第25師第24團一個黑人工兵連全連一百一十五人集體戰場投降。
結果：美軍不得不從此改變建軍以來近二百年的一貫傳統，不敢再按膚色編隊。這就是說，美軍的種族隔離結束於抗美援朝，結束於中國人之手，結束於毛澤東之手。美國軍隊開了個頭，意味著美國建國以來一貫堅持的種族隔離從此被打開了第一個缺口，從此走向崩塌——“民主意味著和平，但是靠暴力取得”。
抗美援朝戰爭中誌願軍對美軍戰俘按照“不分種族膚色階級，一律平等”的原則管理，徹底打破種族隔離，嚴禁種族歧視。這使美軍戰俘中的黑人頭一次嚐到“不分種族膚色階級，人人平等”的滋味。隨著戰爭的結束、戰俘的遣返，反種族隔離、反種族歧視的意識便如種子被毛澤東通過這些人傳播到了美國，潛移默化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為形成美國黑人六十年代如火如荼的反歧視、爭平等的民權運動助了一臂之力。美國黑人第一次領略“人人平等”、“禁止種族隔離、種族歧視”，是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的碧潼戰俘營——“民主意味著和平，但是靠暴力取得”。
1963年8月8日，毛澤東發表《呼籲世界人民聯合起來反對美帝國主義的種族歧視、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鬥爭的聲明》，指出：“美國黑人鬥爭的迅速發展是美國國內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日益尖銳化的表現”，“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國黑人的正義鬥爭是一定要勝利的。萬惡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製度是隨著奴役和販賣黑人而興盛起來的，它必將隨著黑色人種的徹底解放而告終。”北京隨即在人大會堂舉行了聲勢浩大的聲援美國黑人鬥爭的群眾集會。
結果：不到一年，1964年7月2日，美國總統約翰遜簽署1964年民權法案，禁止在雇用人員、公用事業單位、工會會員資格以及聯邦出資項目等方麵存在種族歧視。美國的種族隔離、種族歧視從此在法律上正式被禁止。
美國的種族歧視、種族隔離在法律上的滅亡跟毛澤東有直接關係，跟毛澤東的支持有直接關係。
抗美援朝之後，美國人對毛澤東再也不敢掉以輕心。毛澤東的一言一行對美國人往往比對中國人更有份量。
1960年中蘇分歧表麵化。赫魯曉夫的“三和兩全”（和平過渡、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全民國家、全民黨）的理論與毛澤東暴力革命的理論針鋒相對。《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毛澤東關於《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從此世人皆知。毛澤東公開支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用武裝鬥爭統一國家。
美國人由此認定毛澤東企圖通過支持民族解放戰爭輸出世界革命，立即全力反擊。《毛選四卷》出版僅僅幾個月後的1961年，肯尼迪上台，立即進行戰略調整，從單純針對蘇聯的“大規模報複戰略”變為包括針對中國的“靈活反應戰略”，把越南南方做為用“特種戰爭”對付毛澤東式的“民族解放戰爭”的試驗場。美國從此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潭，開始了長達十五年的越戰惡夢。
1963年毛澤東發表支持美國黑人鬥爭的聲明時，美國正處於在越南南方的“特種戰爭”節節失敗、軍事上大規模卷入越南戰爭的前夕。美國國內黑人爭取民權的鬥爭正興起高潮。毛澤東的聲明強調“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美國黑人鬥爭的迅速發展是美國國內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日益尖銳化的表現”，這在美國當權者來看等於毛澤東要在美國搞“民族解放戰爭”，要把越南戰爭打到美國來，必須全力防範。毛澤東發表聲明之後不久，美國“非暴力”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組織了“百萬黑人華盛頓和平大進軍”活動，發表了《我有一個夢》的著名演說（華盛頓從此變為“巧克力城市”）。美國當權者認定：如果不能使美國黑人接受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主張，那就要麵臨他們接受毛澤東的暴力革命理論在美國搞“民族解放戰爭”的前景。如果連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和平民權運動都不接納，都暴力鎮壓，那就不敢保證美國黑人會聽毛澤東的走暴力鬥爭之路。在美國即將製造“北部灣事件”、在越南大規模軍事升級前夕，麵對處於敵對狀態的中美關係，美國理所當然要想到必須防止毛澤東利用美國的種族歧視在美國國內製造武裝鬥爭，理所當然要迅速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越南戰爭大打出手在即，豈能允許後院起火窩裏反？無論如何得籠絡住人心。
“兩害相衡取其輕”——魯迅說：“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裏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毛澤東暴力革命的理論、毛澤東的“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的理論、毛澤東的民族革命民族解放戰爭的理論、毛澤東通過抗美援朝戰爭打出的國威軍威、毛澤東在越南南方造出的大局勢使美國當權者對毛澤東支持美國黑人鬥爭的聲明不敢掉以輕心，不敢不全力以赴，結果就是迅速通過民權法案，正式在法律上結束了美國長達數百年的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毛澤東造出了大勢，看準了大勢，並在關鍵時刻果斷出手發表聲明雷霆一擊，為“壓垮駱駝”增添了最後一根稻草，為美國的民權法案催了生——“民主意味著秩序，但是靠造反為後盾。”
美國統治者還挺紳士，民權法案通過之後隻在落實上做手腳，法律上倒沒賴帳，不象“永不翻案”那樣白紙黑字照樣說賴就賴，而且賴個精光。
美國通過了民權法案，種族隔離種族歧視在法律上從此站不住腳，從此一路下坡。美國帶頭，西方各國效仿，海外華人都跟著沾了光，如今的“海外民運”、“裸體官員”送到海外的子女親屬同樣沾光。如果美國的種族隔離、種族歧視局麵照舊，海外華人的日子好過不了，“海外民運”和“裸體官員”送到海外的子女親屬的日子同樣好過不了。能少受種族隔離種族歧視的罪是沾了美國民權法案的光。美國民權法案的通過有毛澤東的功勞。海外華人不管自覺不自覺、承認不承認，事實上都沾了毛澤東光——當美國黑人鬧民權爭民主時，全世界那麽多國家元首領袖，隻有毛澤東公開支持，不僅口頭支持，而且造勢支持，一貫支持，從抗美援朝迫使美軍取消種族隔離開始就用行動支持，最後關鍵時刻又發表關鍵聲明直接為美國民權法案催生。美國左右了世界，毛澤東改變了美國——美國的越南戰爭是被毛澤東嚇出來的。美國的民權法案是被毛澤東逼出來的。毛澤東為美國民主做過實實在在的事，而言必稱美國民主、口口聲聲罵毛澤東不民主、反民主的人們為自己大吹大擂的美國民主做過一點哪怕起碼的實事嗎？沾了毛澤東的光還要罵毛澤東，罵著毛澤東還要沾毛澤東的光，純粹一群道貌岸然的流氓。
回顧美國的民權法案、美國反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的民主運動與毛澤東的作用，恰好應了毛澤東的一句名句：
俏也不爭春，隻把春來報。
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從中笑。
西方民主能夠實現“用和平方式挑戰權力”，是因為西方當年的資產階級暴力革命證明了“老百姓是強者”，奠定了民主這個“強者的遊戲”基礎，使西方民主得以變成現實；確立了西方民眾的造反精神，使西方民主體係得以持續運轉。沒有這種經曆和條件，僅僅機械模仿、東施效顰照葫蘆畫瓢，民主就隻能變成半拉子民主，夾生飯民主，徒有虛名的民主。
中國要實行民主，就必須奠定同樣的“強者的遊戲”基礎：使當權者認同“老百姓是強者”、“老百姓能夠推翻我”、“老百姓有權推翻我”，與其“敬酒不吃吃罰酒”，不如“識時務者為俊傑”。做不到這點，就沒有資格玩民主這“強者的遊戲”。
要奠定這樣的基礎，就必須做到：
——領導老百姓用暴力取得政權，證明“老百姓是強者”。
——當權的同時代表老百姓承認“老百姓能夠推翻現政權”、“老百姓有權推翻現政權”。
——付諸實施，開創“老百姓和平推翻現有政權”的先例。
回顧中國曆史，真正這樣做的隻有一人——毛澤東。
——毛澤東領導老百姓用暴力建立了新中國——證明“老百姓是強者”。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老百姓能夠推翻現政權”、“老百姓有權推翻現政權”，開創“老百姓和平推翻現有政權”的先例。
古往今來中國曆代統治者頂多能有限地承認“老百姓是強者”——“水能載舟，亦能複舟”，但從不承認“老百姓有權推翻現政權”。惟獨毛澤東通過文革開創了最高當權者公開支持“老百姓有權推翻現政權”的先例。文革在中國老百姓中第一次普及了“精神造反”，這就為民主奠定了基礎。文革才是真正的民主。
中國的“民主鬥士”口口聲聲民主，但從來不肯做實事，從來不為奠定民主的基礎——證明老百姓是強者、老百姓能夠推翻現政權、老百姓有權推翻現政權做任何貢獻，總是指望等別人暴力革命成功之後把權力白白交給自己，自己不勞而獲坐享其成。“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民主精英”們總是附在權勢者這張皮上搖唇鼓舌乞討民主。向中國的統治者乞討不到，就跑到外國乞討，指望靠外國“民主解放軍”掃平中國、送來民主，自己坐享其成。既然有求於外國人，那就不惜付代價——中國的主權。於是就有了焦國標這樣“當兵要當美國兵”的“民主人士”。
對當權者來說，這樣的叫化子民主、哈巴狗民主、漢奸民主很容易打發。第一，沒什麽可怕。這種人對老百姓的利益毫無興趣，一心希望別人拚命自己坐享其成，除了躲在一邊說風涼話沒什麽能為，永遠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完全脫離群眾，不買帳也掀不起大浪。第二，各懷鬼胎，分化瓦解輕而易舉。這種人是為自己而非為他人爭“民主”，爭的是能夠參與分贓的“精英民主”——分贓有我一份就行。滿足全體老百姓沒門，滿足幾個“精英”很容易，給點甜頭就打發了。隻要對識相的賞個一官半職、對不識抬舉的一頓亂棍就立刻如鳥獸散，軟硬不吃的剩不下幾個，沒什麽作為。第三，你告洋狀，我“以毒攻毒”：你想用利益打動外國人幫你實現民主，我現在就能用更大的利益打動外國人認同我的不民主——“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國際接軌”、“負責任大國”……讓外國壟斷資本財團覺得我在台上對他們更有利，再也不把“共產黨一黨專政”之類真當回事，這就把你的靠山徹底釜底抽薪。既然我不民主照樣滋潤，憑什麽民主？
文革是毛澤東在中國實現真正的民主的一次實踐。言必稱民主又大罵文革的人都是“葉公好龍”——葉公愛的是似龍而非龍的東西。言必稱民主又大罵文革的人愛的是似民主而非民主的東西。否定了文革，就否定了“老百姓是強者”，否定了“老百姓有權推翻現有政權”，否定了民主與造反的辯證關係，否定了民主的基礎。否定了文革就否定了造反。否定了造反，就隻能苦苦哀求人家賞賜民主。如此民主就成了水中月，鏡中花，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人家完全可以不買帳：“吃硬不吃軟”，你毫無威脅，沒本事使當權者認同“不民主就得垮台”，人家憑什麽聽你的？既然毫無威脅，人家不民主照樣混，而且混得挺滋潤，那何必搞什麽民主？
隻知民主而不知民主來自造反，是對民主缺乏起碼的常識。要民主而罵文革，要的不是真民主而是假民主。
二，大民主是真民主
民主是相對的。有資格參與決策的就覺得民主，沒資格參與決策的就覺得不民主。能保護自己利益就覺得民主，不能保護自己利益就覺得不民主。皇帝禮賢下士從善如流對皇帝來說算民主，對小民百姓來說就不算民主。董事會開會表決少數服從多數對資本家來說算民主，對普通工人來說就不算民主。富人俱樂部表決通過決議對富人來說算民主，對窮人來說就不算民主。“下崗分流”、“買斷工齡”、“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等決策都沒有允許涉及的群眾參與，這對有話語權的“改革精英”算民主，對普通老百姓就不算民主。
“精英”理想的“普世價值”的西方民主被輿論左右。輿論被新聞媒體左右。新聞媒體被錢左右——歸根到底誰有錢誰說了算。這種民主對有錢人來說算民主，對無錢人來說就不算民主。
民主是相對的。民主的相對性在階級社會表現為民主的階級性。不同階級有不同階級的民主。
楊繼繩在2009年9月在《炎黃春秋》上發表文章《“人民”？要“人”，不要“民”！》，宣布“‘民’，是一個不好的字眼”、“‘民’一般泛指君、臣（官僚）、民三大社會等級中處於最下層的那一部分人。民被稱為‘黔首’，排斥在政治等級之外。”
“精英”的“普世價值”是個筐，什麽都能往裏裝，為什麽偏偏容不得一個“民”字，“要‘人’不要‘民’”？簡單得很：單純的“人”是人就有份，而“民”則有階級性。“民”是相對於“官”、“精英”、“權貴”、“富人”而言。既然“要‘人’不要‘民’”，那“民主”就不是“民主”而是“人主”。誰有資格當“人主”？當然隻有“人上人”的貴族、“精英”、富豪。這就給“精英”的“民主”做了最精辟的解釋——“精英民主”=“人主”，即貴族、“精英”、富豪作主。普通老百姓隻能全部“排斥在政治等級之外”。可見“精英民主”對少數人算“民主”（不，“人主”），對多數人不算“民主”，是少數人才有資格參與的“上等人的遊戲”。
這就不難理解“XX新政”為什麽要把“以民為本”改為“以人為本”：“民”意味著不是官，不是吏，不是仕，不是貴族，而是“處於最下層的那一部分人”，即絕大多數人。“以民為本”，富人、“精英”、貴族們怎麽辦？可見“以民為本”有階級色彩，要不得。“以人為本”就靈活多了：是“人”就有份，富人“精英”權貴們全包括，可以名正言順地為富人服務，為權貴服務。既然人跟人不同，富人與窮人、權貴與百姓的價值不同，服務的程度當然也可以隨心所欲，全看具體需要。需要，“黑社會老大的人權也要保護”。不需要，“屁民”的死活沒人管。可見“以民為本”進化成“以人為本”是對楊繼繩們從善如流，與時俱進的結果。
這順便反襯出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這一提法的準確和周密。“以民為本”沒有把自己也擺在“民”的位置中的含義，而是站在“民”之上，是一種貴族的口吻，“人主”的口吻，居高臨下恩賜的口吻——“民”是我的財產，是“會說話的工具”，我得象一個精明的理財家那樣好生管理自己的財產奴隸，所以“以民為本”。“為人民服務”則把自己擺在“人民”的位置中，把自己當成人民的一部分，從完全平等的角度來說話，沒有絲毫居高臨下的含義。
“精英”對文革恨之入骨，因為文革的大民主破了“精英”對“民主”（“人主”）的“專利”壟斷，端掉了他們招搖撞騙混飯吃的家夥，所以“是可忍，孰不可忍”。
“精英”的“民主”靠錢運轉，隻有少數“精英”有資格參與。
文革的大民主由全民運作，不靠錢運轉，不受錢的左右，不需要資格學位經曆，不需要論資排輩，不需要預先審查，沒有中間環節，沒有“被代表”的限製，每個人都直接發表自己的見解，所以能直接反映民意，所以說是真正的民主。
當文人壟斷文字的時候，老百姓不管是寫信還是寫狀子都得求文人。寫不寫、怎麽寫、寫成什麽樣全由別人說了算，自己一點辦法也沒有。
當“精英”壟斷民主的時候，老百姓不管有什麽訴求冤屈都得求“精英”代表。代表不代表、怎麽代表、代表成什麽樣全由別人說了算，自己一點辦法也沒有。
有了大民主，老百姓便能有話直接說，不再受製於“精英”。
難怪“精英”對破了自己壟斷的大民主恨之入骨。難怪“精英”要“證明”“精英作主”才是民主，老百姓作主的大民主是“無政府”，可惡之極——這是“為權力而‘真理’”的需要。
“精英”有“精英”的邏輯：我放火可以，你點燈不行。“精英”推薦上大學可以，工農兵推薦上大學不行。我決定你的命運可以，你決定你的命運不行。你下崗買斷工齡生計無著可以，我反右受了委屈不行。“要人不要民”的“精英人主”可以，老百姓人人有份的大民主不行。“精英”本身就意味著“高人一等”、“與眾不同”、“不平等”。既然不平等，哪還容得以平起平坐為前提的民主？民主與“精英”根本對立。有民主就容不得“精英”。有“精英”就容不得民主。
文革的大民主通過大字報來實現。大字報的本質是人人直接參與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交鋒，不經過任何旁人之手。如今的互聯網大體相當於現代化的大字報，能近似實現人人直接參與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交鋒。（但要經過網管編輯之手，這點還比不過大字報。）
毛澤東發動文革時還沒有互聯網。但毛澤東發明了“土互聯網”——“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使中國老百姓超越了時代，在互聯網技術尚未發明之前便提前用上了沒有互聯網的土互聯網，提前實現了大民主。這是毛澤東劃時代的創舉。
“人人直接參與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交鋒、不經任何旁人之手”是大民主最有價值的東西。沒這一條，一切傳播的信息實際都不過是符合編輯等有“話語權”的人的私利的信息：隻讓對自己無害的信息通過，不準對自己不利的信息生存。比如平麵媒體，編輯老爺不喜歡的東西再受歡迎也決刊登不出來，編輯老爺欣賞的東西再味若嚼臘也會登頭版頭條。不但普通老百姓受不了這個，連封建皇帝也受不了這個。武則天設銅匭，康熙、雍正設密折，都無非是讓信息“直達天庭”，防止信息被人中途作弊：“封、卡、拖、改、掉包”。可見自古以來擁有“信息轉播權”的人利用信息作弊有多厲害。
隻要涉及多數人的信息的發布權、傳播權壟斷在少數人手裏，所謂“民主”就是笑話——壟斷了信息和信息的評論權就壟斷了輿論，壟斷了輿論就控製了老百姓的精神食糧，控製了老百姓的精神食糧就能左右老百姓的思維，能左右老百姓的思維就能讓老百姓按自己希望的方向思想，得出自己希望的結論——把人家的頭腦思維都劫持了，還談什麽民主？“民主精英”們口口聲聲要“民主”，要“言論自由”，卻對大民主咬牙切齒，對網絡輿論咬牙切齒，開口閉口“網絡暴民”、“網絡紅衛兵”、“網絡暴力”、“要頂住互聯網”，關鍵就在於網絡輿論信息饒開了他們這一關，他們沒辦法再壟斷，沒辦法對他們不喜歡的言論一手遮天，所以破口大罵。理解今天的互聯網和官僚、“知識精英”們對互聯網的厭惡，就不難理解當年的大民主和官僚、“知識精英”們對大民主的厭惡，因為二者本質相似。
毛澤東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
毛澤東搞文革，用大民主實現了“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
如今的“網絡論壇”近似於今天的大民主。如今中國的網民正是通過互聯網這個近似的大民主“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這就是文革大民主的精髓在。要取消大民主，就得取消網絡。
沒有文革，沒有大民主，中國人現在還在“自覺地當黨的馴服工具”：隻許乖乖聽話，不許說半個不字，敢對黨員、對領導、對上級、對“理論權威”有不同意見就是“對抗組織”、“反黨”、“反革命”——這是文革前千真萬確的現實。那時誰敢想象能象現在網上這樣揭露這個評論那個？（當然，現在國內網上的“言論自由”有限得很，不準碰“敏感人物”，不準有“敏感詞”，甚至能把在網上寫文章冒犯自己的人抓進監獄。但相對於文革前“絕對不準犯上做亂”的狀況已經很了不起了）——文革的大民主徹底粉碎了這一切，使中國人真正解放了思想，破除了一切政治迷信。這些曆史事實現在全被人故意隱瞞了，以至許多青年人根本不知道即便現在的這點“言論自由”也全是文革帶來的，是毛澤東的“造反有理”帶來的，是大民主的產物。沒有文革，中國人根本就不敢想象能懷疑來自“上麵”的東西和一切“權威”，更不用說表達自己的不同意見了。有人一邊罵毛澤東時代“言論不自由”，一邊罵毛澤東的“造反有理”，這簡直令人哭笑不得：正是毛澤東的“造反有理”才打破了“不準犯上作亂”等“言論不自由”。享受著文革的成果大罵文革，荒唐不荒唐？
民主是相對的。對於“精英”來說，一切由他們作主的“人主”是真民主。對於老百姓來說，象文革那樣每個人都能直接參與、不受“精英”把持、不受錢權左右的大民主是真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