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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中強渡大渡河是中央紅軍生死攸關的戰略節點，這關鍵的一仗，就是在大渡河上的瀘定橋展開的。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曾說：“瀘定橋一戰，在長征史上意義巨大。如果這次戰鬥失敗，如果紅軍在炮火麵前畏縮不前，或者，如果國民黨炸斷了鐵索橋，那麽中國隨後的曆史可能就不同了。”能否渡過大渡河，關係到中央紅軍是否會成為“石達開第二”。1863年，石達開兵敗大渡河，3萬多太平軍在此覆滅。蔣介石南昌行營秘書長楊永泰曾多次預言朱、毛將成為“石達開第二”。他還解釋說，朱毛紅軍與石達開部隊有幾個相似之處：第一是西進路線大體一致，戰術相同，到了西昌城下，石達開也是繞道而過；第二，入川的年辰屬相也相同，都是豬年，都是5月江河漲水的季節，渡河十分困難；第三，兵力相同，均為三四萬“疲憊之師”，而清軍與蔣介石的追剿部隊的數量也大體相同。蔣介石聽了很高興，也期望“讓朱毛做第二個石達開”。
其實中央紅軍同70多年前的太平軍相比，形勢更加嚴峻。紅軍到達這裏的時間比太平軍晚半個月，當時已是洪水期，河麵寬達300多米，搶渡很困難。而且從安順場的上遊瀘定橋至下遊渡口數百公裏，國民黨軍沿河陳兵、布防嚴密，並提前將所有船隻、糧食和其他一切可利用的物資器材統統搜走。
為什麽中央紅軍處境更為險惡卻能絕處逢生？隻是依靠好運氣嗎？將兩軍作一曆史比較，也許會給我們一些啟發。
誰的戰略方針更符合民眾願望
1856年9月，“天京事變”後，在懷疑和猜忌中，石達開萌生去意。石的心腹謀士、元宰張遂謀向他進言：“王得軍心，何鬱鬱受製於人？中原不易圖，曷不入蜀作玄德鼎足之業?”石言聽計從。1857年5月，石率部避禍離京，前往安慶，之後行程數萬裏，曆時6年到達四川腹地。而清軍正是摸清了石達開的意圖，設下口袋陣，致使石部全軍覆滅。紅軍長征的戰略方針是“北上抗日”。中國共產黨在著名的《八一宣言》中提出：“我國家我民族已處在千鈞一發的生死關頭。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聖天職！”實事求是地說，“北上抗日”在長征初期隻是一個政治口號，紅軍一直處於蔣介石大軍的圍追堵截中，當務之急是解決生存問題，即轉移到適合生存發展的新的根據地去。這種地方應該是什麽樣的呢？按照周恩來在兩河口會議上提出的建議，新的根據地應該滿足三個條件：第一，區域較大，便於機動；第二，人口較多，有較好的群眾基礎；第三，有較好的經濟條件。這三條理由固然不錯，但其實還有兩點沒有點透：其一，在兩至三省的交界處，處於軍閥割據的“三不管”地帶；其二，離蘇聯近，便於取得共產國際的援助。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從最初的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師），變為黎平會議後的川黔邊地區，遵義會議變為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南渡烏江後改為川西，兩河口會議改為川陝甘地區，俄界會議改為與蘇聯接近的地方，榜羅鎮會議改為陝北。經過6次變化，終於鎖定陝北，並且隻有到達陝北，有了一個較好的落腳點後，才能騰出手談抗日問題。盡管如此，“北上抗日”方針對長征的勝利還是起到了莫大的作用。
紅軍“北上抗日”的主張，順應時代需要，深合民眾願望。這個主張，把紅軍的長征和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匯合起來，成為長征勝利的政治基礎，意義非凡。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正是“北上抗日”的旗幟，促使紅軍由第五次反“圍剿”的戰略退卻，變為向抗日前線的勝利進軍。更重要的是，“北上抗日”對各派軍閥明白無誤地傳達了一個信息：紅軍隻是借路通過，不是同你搶地盤來的。這就有效地分化瓦解了各派軍閥，利於上層統戰工作的開展。
誰的戰術指揮更靈活機動
石達開作為太平軍中的傑出將領，“翼王”絕非浪得虛名，實乃戰功所至。他的作戰指揮水平相當高，這一點連他的對手曾國藩都非常佩服。但在大渡河邊，石達開犯了三個致命錯誤：
一是選錯地形。石達開在大渡河邊駐軍的紫打地屬於圯地、圍地、死地“三絕”之地。石達開深諳兵法，卻選在如此險惡的絕地駐紮下來，實在令人費解。
二是指揮僵硬。石達開沒有及時搶占鐵索橋，渡過鬆林河，往西北方向奪取瀘定，也沒有趁大渡河北岸沒有清兵時迅速渡河。打了半個月才開始向東突圍，至利濟堡時，僅剩6000多人——突圍已晚。
三是放棄突圍和抵抗。石達開對敵人抱有幻想，他向清朝四川總督駱秉章寫信，表示願以自己為人質，換六千部下的生命。這種“舍命全三軍”的英雄情懷，確實令人感動！但放棄了最後突圍的嚐試，無疑是戰略戰術上的一大失策。
《孫子兵法》雲：“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熟知曆史的毛澤東、劉伯承吸取了石達開的教訓，靈活機動而又快速高效地應對敵情。1935年5月21日，當中央紅軍到達冕寧，從地下黨那裏得到涼山地區的民情敵情後，中革軍委決定在瀘沽兵分兩路，主力為左翼，經冕寧、拖烏、大橋的彝族走廊，前往安順場渡口，強渡大渡河；紅5團為右翼，在左權、劉亞樓指揮下經越西前往大樹堡，偽裝大部隊實施佯動，以吸引河對岸富林國民黨重兵的注意力。這是避實擊虛的策略，也是“雙保險”式的布陣。
5月26日，紅軍主力部隊在小葉丹指引下，到達安順場。在安順場，中革軍委決定再次兵分兩路：紅一師和幹部團為右縱隊，由劉伯承、聶榮臻指揮，在這裏渡河，沿河東岸朝北前進；中央紅軍主力為左縱隊，沿大渡河西岸前進。兩岸部隊互相策應，夾河而上，奪取瀘定橋，最後在瀘定會師。這種戰略戰術，可以說是又一個進退靈活的“雙保險”。毛澤東特別指出：隻有奪取瀘定橋，紅軍才能避免石達開的命運。假如兩路不能會合，被分割了，劉、聶率部隊單獨走，到川西搞個局麵出來。
1936年春，紅二方麵軍長征入川時，同樣注意吸取當年石達開的教訓，幹脆就不從大渡河走，出人意料地走了川康草原，與紅四方麵軍在甘孜會師，蔣介石讓賀龍、蕭克做第二個石達開的迷夢同樣落空。
誰能用理想信念提升戰鬥力、凝聚力
不同的理想，產生不同的政治覺悟和政策水平，並蘊含了不同的戰鬥精神。
太平天國靠拜上帝教維係人心，但“天京事變”已使這種信仰動搖。石達開雖不像洪秀全那樣迷信所謂“皇上帝無所不能”，但也不可能用新的思想統一大家的意誌，因而部隊士氣低落，內部矛盾重重。衛輝應、張誌公、魯子宏等相當一部分人叛變投敵，反戈相向，還有人逃跑離隊，自尋出路。缺少號召力、凝聚力，加上清軍的打擊，隊伍越走越少。石達開本是太平天國第一流的軍事家，但自天京事變後，率部出走遠征四川，一路上幾無值得一提的勝仗，主要原因就是喪失了理想和信仰，失去了戰鬥精神。石達開遠征途中到廣西貴縣老家時，一度產生歸隱山林的想法。據《石達開日記》記載，他到達大渡河邊時，曾向廟中一個高僧透露，希望能出家當和尚。意誌消沉到如此地步，勝利也就離他越來越遠了。
長征時期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雖在戰略大撤退之中處境困難，但其時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處於朝氣勃發的上升時期。長征前夕，全國有10多塊大的根據地，紅軍最壯大時人數多達30萬。即使在蔣介石的“圍剿”下，各主要根據地陷入困境被迫陸續長征時，全國紅軍合計還有20萬人。而且紅軍中的共產主義信仰教育十分成功。美國記者斯諾認為，紅軍的優越性是“在戰鬥中相信自己是為一定目的而作戰的”。他報道紅軍的政治學習製度，認為革命覺悟是維係紅軍鬥誌的支柱，連普通戰士都知道“紅軍是革命的軍隊”，“是為無產階級打仗，為解放人民打仗”。美國作家索爾茲伯裏也認為：“閱讀長征的故事將使人們再次認識到，人類精神一旦喚起，其威力是無窮無盡的。”
紅軍高昂的戰鬥精神，超越人類生理極限的拚搏，使之常常在“死地”得以化險為夷。紅軍是拚死作戰而生存，而太平軍卻抵抗不力，最後甚至寄希望於投降。因而，石達開在大渡河折戟沉沙、紅軍在大渡河意氣風發就不難理解了。
安順場距瀘定橋160公裏，全是崎嶇山路，盤繞在山腰之間，一邊是懸崖峭壁，一邊是波濤洶湧的大渡河，行走十分困難。軍委命令紅四團兩天兩夜趕到並拿下瀘定橋，時間十分緊迫。團裏幹部邊行軍邊召開黨總支擴大會，研究戰鬥部署，並提出了“要橋不要命”的口號，然後黨總支成員分頭下去，到各營連作戰鬥動員。幹部戰士堅定地表示：“足可疾，身可勞，衣服可燒，頭顱可掉，什麽都不要，隻要瀘定橋。”紅四團先頭部隊以超高速的急行軍，翻山越嶺，一晝夜走了240裏，然後又匍匐於100多米長的鐵索上激戰，奪取瀘定橋。這樣的速度和意誌力、戰鬥力創造了戰爭史上急行軍和在鐵鏈索上匍匐戰鬥取得勝利的奇跡。
毛澤東對奪取瀘定橋非常滿意，他感歎道：“我們的紅軍真是無堅不摧，所向披靡，有這樣的紅軍戰士，我們還有什麽克服不了的困難！”長征中有無數這樣挑戰人類生理極限的事例，難怪索爾茲伯裏讚揚“長征是一曲人類求生存的凱歌”，“是考驗中國紅軍男女戰士的意誌、勇氣和力量的人類偉大史詩”。
誰能將旗幟上的口號真正兌現
太平天國的政治綱領《天朝田畝製度》寫得很吸引人：“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也。”太平天國推行“國庫”、“聖庫”製度，廣大軍民將所獲全部交公，變得一無所有，而各級官員卻可以大肆揮霍。“在上者耍特權，在下者搞平均”，封建主義嚴重，雖有“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口號，卻沒有落實到行動中，也不可能做到官兵一致。
太平天國成立後即分封諸王，大搞等級製度，甚至規定各王出駕下級將士如不回避，冒衝儀仗者斬，凡辱罵官長者斬。雖然天國將士互稱天兄天弟，但事實上嚴重不平等，連禮儀、服裝也規定得等級森嚴。定都天京後，上至洪秀全，下至諸王和各級將領，大搞享樂腐化。洪秀全和諸王大興土木，選美女入宮。蘇州忠王府的豪華程度，連李鴻章也十分豔羨：“忠王府真如神仙窟宅。”
農民起義軍受小生產者弱點的影響，享樂主義、封建主義思想嚴重。雖有清軍前堵後追，石達開駐紮慶遠時還是為自己三十大壽擺宴慶賀。石達開前鋒本已過了大渡河，由於小妾生孩子，讓部隊退回來一起慶祝三天，因而延誤了過河的時機。加上河水陡漲，永遠失去了渡河機會。大敵當前，最高領導人卻因一己之私延誤軍機大事，實在令人扼腕歎息！
紅軍卻沒有犯這樣的低級錯誤。同為軍隊高級首領，毛澤東的夫人賀子珍在二渡赤水時生下孩子，為避免孩子給部隊行軍帶來麻煩，毛、賀二人忍痛割愛，把孩子寄放在一個農民的茅草屋中，便又隨隊前進。
長征中紅軍各級幹部與戰士同甘共苦，這樣的事例很多：朱德總司令在長征中三過草地，毛澤東誇朱德“走了40天草地”，與戰士一樣地沒有房子住。不僅如此，朱德還同戰士們一起挖野菜，把馬讓給傷病員騎，斷糧時把牛皮腰帶讓警衛員煮了吃，自己找根草繩係上。紅18師師長張振坤在草地上鋪上一塊雨布，把自己剩的幹糧倒在上麵，全師官兵都跟著他這樣做。然後張振坤拿著個小碗叫名字，全師官兵每人平均分了一小份。張振坤向全師強調：“革命不是一個人能幹成功的。” 靠集體的力量，全師終於走出草地。戰士們每當想到救過他們命的連長、營長、團長、師長，無不感動地說：“我的生命不是屬於自己的。”因此，士兵在戰場格外地勇猛。
不僅官兵同甘共苦，領導幹部也不怕犧牲，帶頭衝鋒陷陣。據統計，長征中犧牲的營以上幹部432人，軍職幹部12人，師職幹部80多人。各個方麵軍都出現了獨臂將軍甚至獨腿將軍。
這就是紅軍各級領導的風範！
誰的內部更團結、鞏固
1856年，太平天國高層內訌。之後，石達開負氣出走，帶著屬下10萬精兵遠征西行，轉戰皖、贛、浙、閩、湘、桂、滇等省後進入四川。
中央紅軍的長征，是在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直接領導下進行的，而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係由中共一群軍事政治精英組成的。這時期，中共中央注意發揚政治民主和軍事民主，從而避免了獨斷專行帶來的錯誤。長征初期，軍事上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進行決策和指揮。在湘江之戰出現嚴重失誤致使紅軍損失慘重後，中共高層便通過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直至遵義會議、紮西會議、苟壩會議，撤銷舊的“三人團”代以新“三人團”。而在具有決定意義的遵義會議前後，擔任黨中央總負責的博古，也並未利用手中的大權打壓不同政見者，他民主的作風和寬闊的胸襟為紅軍更換軍政領導、渡過難關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央紅軍因此在長征中和平順利地完成了領導人的更替。此後，由新“三人團”指揮四渡赤水、強渡烏江、佯攻貴陽、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跳出了國民黨數十萬大軍的包圍圈，奠定了長征的勝局。
石達開這支農民起義隊伍，在艱難環境中日益滋長著內部派係的矛盾、鬥爭。環境越艱苦，分裂越嚴重。石達開率部從出走到覆滅，分化複分化達10次之多。有的整隊投降清軍，有的感到前途渺茫離隊自尋出路，有的爭奪權力互相殘殺。一部分要求重返天京的將士，遭到石達開心腹幹將的殺害。朱衣點、吉文元等67位將領駐節慶遠時，看到石達開有“歸林”之意，又不聽他們提出的返京勸告，隻好離開他萬裏回朝，與李秀成的太平軍會合。小生產的狹隘性又決定了他們對本可聯合的力量未能聯合，這樣既削弱了自己，又為清軍各個擊破造成了方便條件。1859年冬，李永和、藍朝鼎所率領的牛皮寨農民起義軍從雲南進入四川時，一呼百應，所向披靡。起義隊伍從幾千人迅速擴大到二三十萬人，起義烽火從川南一隅蔓延到川南川西大片地方，成都岌岌可危。李、藍派人請求與石聯合，但在西行入川路上，石達開卻采取遊擊戰，一味避戰，靠攏速度甚慢。清軍判斷出石達開的入川意圖，不斷派兵攔阻，等石達開曆經艱難入川時，李、藍起義已被鎮壓下去，從而錯過了兩軍會合的大好時機。因為缺少戰略配合，石達開派出的前鋒賴裕新渡過大渡河後，在清軍堵截下損失很大，賴本人戰死，餘部與石達開本部失去聯係。石達開本部人馬損兵折將之時，同樣得不到其他方向有力的戰略配合，隻能孤軍作戰。
中央紅軍到達大渡河邊，過去有的史書說“紅四方麵軍不知到哪裏去了”，似乎中央紅軍是靠一己之力，便過了大渡河。其實不然。中央紅軍是得到了各路紅軍的戰略策應的。在川北，有紅四方麵軍的戰略配合；在湘鄂川黔，紅二、六軍團正開展反“圍剿”作戰，吸引了20萬國民黨軍；在中央蘇區，項英、陳毅率3萬多紅軍堅持敵後鬥爭，他們的後衛戰幫助了主力紅軍的突圍。此後他們堅持了三年艱苦卓絕的遊擊戰爭，牽製了10多萬國民黨正規軍和大量地方武裝，在戰略上配合了主力紅軍的行動。此外，在陝北，有紅26軍、紅27軍活動；在鄂豫陝邊，有紅25軍的活動。
紅軍在長征途中以“北上抗日”為旗幟，進行過多次會師。主要的如木黃會師、懋功會師、永坪會師、道佐鋪會師、甘孜會師、會寧大會師等。通過會師，不斷壯大自身力量，為長征的最後勝利創造了更好的條件。會師的前後，各路大軍相互協同、相互支援，體現了紅軍隊伍之間的團結奮鬥精神。
誰的民族政策更能化敵為友
兵民是勝利之本。當年石達開覆滅於大渡河，與沒有得到民眾支持有著極大關係。而紅軍之所以順利渡河，並非靠運氣，而是與當地民眾支持關係極大，奧秘之一就是紅軍模範地執行了黨的民族政策。
在圍剿石達開的作戰中，田壩土司嶺承恩的彝兵和鬆林土司王應元的藏兵起了關鍵作用。清光緒《越西廳全誌?武功誌》說：“達開不自入絕地則不得滅，即入絕地而無夷（彝）兵四麵扼剿亦不得滅。”石達開把少數民族看成“蠻夷”、“異族”，動輒威嚇，如在融縣發布的布告中有：“逆我者亡，順我者存”，“各處山寨，膽抗天兵，當時剿滅，一致蕩平”，“若不進貢，禍生滅門”。在雲南宣威耿家屯，因攻板橋不下，怒殺百姓。石達開起兵的目的是滅滿複漢，石軍將土著民族的彝、藏人看作是同滿清一樣的“異族”。在冕寧，對前來接頭的“夷（彝）民土司加以侮辱、拘囚，劫奪殺戮，結果使夷民起了反感，處處準備起來打擊”。加上“白沙河之戰，賴軍受創慘重，餘眾甚為激怒”。因此，北上時所到之處的房屋，幾乎全部燒毀。特別是6月3日，石達開因強渡失敗怒而斬殺彝、漢向導二百餘人祭旗，則更屬不應該。這樣，既損害了少數民族上層的利益，也損害了少數民族群眾的利益，引起整體反感，形成上下團結一致，拚命與石軍對抗的局麵。長征時毛澤東曾站在大渡河邊用遺憾的口吻說：“本來，彝民和石達開的關係，開始是友好的，但因石達開疑心太重，把關係搞糟了。”（邱遠猷《大渡河水險，我非石達開》，原載《縱橫》1984年第4期）
中央紅軍長征到涼山時，同樣的5月，同樣數量的軍隊，同樣的行軍路線，同樣的被圍追堵截，所不同的是，這支軍隊在長征沿途曆經苦難，仍真心實意站在民眾立場上為民眾做事，因而感動了沿途的民眾。紅軍的做法不僅打動了成千上萬的群眾，甚至感動了前清貢生、貴州辛亥革命領導人之一周素園。周老先生欣然出任紅軍組織的貴州抗日救國軍的司令員，並率部參加長征。紅軍的做法還感動了勃沙特，這個疑為“間諜”被紅軍扣留並參加長征的瑞士傳教士，回國後寫了《神靈之手——基督俘虜在中國》一書，介紹自己在紅軍中的經曆，他還四處作報告呼籲基督徒要學習紅軍那種精神，像紅軍那樣重視窮困的民眾，並和他們同呼吸、共命運。
由於國民黨長期歧視、壓迫少數民族，在涼山一帶的彝族群眾十分仇視漢人。紅軍進入彝民區後，國民黨當局認定紅軍會像當年的石達開一樣，被彝人打得陷入困境。但沒料到紅軍用自己的模範行動，冰釋了民族矛盾，化敵為友。
與石達開當年輕慢彝族頭人的做法截然相反，毛澤東親自接見了在冕寧附近的彝族頭人沽基達涅，後者向毛報告了從冕寧到大渡河一帶的各路彝族家支及其頭人小葉丹等四人的情況。毛澤東和黨中央據此製定了紅軍先遣部隊圍繞彝族群眾的政策。為消除長期以來的民族矛盾和隔閡，紅軍作出了巨大的努力。進入彝民區時，盡管紅軍遭到了一些彝民的追打，甚至被搶去武器、扒去衣服，但仍堅決執行上級命令，不作還擊，而是反複耐心地向彝民宣傳“同紅軍聯合起來打倒漢官，打倒壓迫你們的劉文輝”。
今天在安順場還留有當年的標語：“紅軍是北上抗日的主力軍”，“紅軍是幫助幹人（即窮人——作者注）謀利益”，“工農群眾起來實行土地革命”等。紅軍的宣傳通俗易懂，容易為群眾接受，如“紅軍到，幹人笑，糧紳叫；白軍到，糧紳笑。要使幹人天天笑，白軍不到紅軍到”。紅軍實行民族平等政策，到冕寧後打開監獄，宣布廢除彝族各家頭人“換班坐質”製度，救出了全部換班坐質的彝族頭人。紅軍確實是真心誠意地尊重少數民族，中革軍委經過彝民區時，特別下令要求紅軍將士不得使用侮辱性語言對待當地少數民族。
在紅軍的感召下，小葉丹與劉伯承歃血為盟義結金蘭。隨後，他派人幫助紅軍與彝民武裝沿途設置的關卡交涉，使紅軍順利通過了彝民區，還贈送了一頭黑騾子給劉伯承，送了一批彝胞參加紅軍。小葉丹為紅軍當向導，為紅軍快速通過彝民區節約了寶貴時間。在條件差不多的情況下，紅軍到達大渡河比石達開的部隊快了8天。正是這寶貴的8天，紅軍得以擺脫追兵，從容地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
毛澤東後來問劉伯承：“你怎麽一下子說服了小葉丹呢？”劉伯承回答：“主要是我們嚴格執行了黨的民族政策。”（苗曉平《永恒情誼——長征與少數民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通過以上對比，我們就不難理解，大渡河為何會成為“翼王悲劇地，紅軍勝利場”。紅軍與石達開部能不能過河，表麵看是軍事問題，實質上是政治問題。太平軍沒有將旗幟上的口號兌現給老百姓和廣大將士，失了民心士氣，石達開率領的太平軍已在政治上走上了末路。而紅軍在共產黨領導下，順應了抗戰的需要，提出“北上抗日”口號，沿途為民眾做好事，贏得各族民眾擁護和支持，因此順利渡河。
大渡河畔的曆史證明：兵民確實是勝利之本，得民心者方能得天下。前鑒在此，願後人鑒之！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