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初任總理組建新中國首屆“內閣”解密
周恩來總理在作報告 出任總理，組建“內閣”，為安排民主人士煞費苦心
1949年10月1日，有著五千年文明的中華民族，迎來了一個新的曆史紀元。這個民族在其悠久曆史上所受的深重災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然而，中華民族的前進的道路，並沒有由此而一帆風順。中國人民在迎來曆史新紀元的同時，也迎來了一個經濟建設和國際環境的嚴峻挑戰。
下午兩點，新當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聚集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出席第一次全體會議。會上，毛澤東主席和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副主席以及全體委員宣布就職。
就在這一時刻，作為委員之一的周恩來，被任命為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第一任總理兼第一任外交部長。
曆史重擔，自然且無可爭議地落到了51歲的周恩來肩上。
就在周恩來被正式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總理一個多小時後，他與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宋慶齡等人登上雄偉的天安門城樓，參加於下午3時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慶典。
慶典上，毛澤東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麵對世界上最大的廣場和全場30萬軍民以及來賓，著重地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第一號公告，內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於本日在首都就職，一致決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本政府的施政方針，推選林伯渠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
毛澤東的聲音，很快通過電波傳向中國廣袤的大地和世界各國。
毛澤東同時還向各國政府宣布：
“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
這份公告當天還由周恩來以外交部長名義通知各國政府。
中央人民政府的決議和毛澤東的公告，給新任政府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提出了兩大艱難而緊迫的任務：
內政——建設一個欣欣向榮的新中國；
外交——把站立起來的新中國帶向國際舞台。
這兩大任務，對於剛剛上任的周恩來來說，其艱巨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為完成這兩大任務，從開國第一天起，周恩來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要求，從速組建政務院各機構。首屆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閣”的組建工作，成為周恩來的當務之急。
熟悉周恩來的人們知道，他早就扮演起了“內閣總理”角色，新“內閣”的框架結構，他已心中有數。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議上，周恩來曾透露過：
“政務院下麵設4個委員會：政治法律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人民監察委員會。政法委員會下轄5個部門，財經委員會下轄16個部門，文化教育委員會下轄6個部門，另外還有外交部、華僑事務委員會和情報總署，是直屬政務院的，一共是30個單位。重點在於財政經濟，次之是文化教育。”
機構有了眉目後，接下來就是確定人選。
新中國人才濟濟，但在政務院各部門的領導人的人選問題上，周恩來與毛澤東等人慎之又慎，他們經過反覆商量，最後確定了一個基本原則：政務院的人員基礎，以華北人民政府的人馬為主，然後陸續從其他幾個大行政區抽調一部分人來補充。
原則定下來以後，便是一個個地確定政務院以及下屬委、部、會、院、署、行的主要負責人。這些人中，有許多是由周恩來直接提名的。
作為執政黨，中共的一些傑出領導人毫無疑問是政務院各部門的主要領導人員。周恩來陸續把各大行政區負責人李富春、高崗、鄧小平、彭德懷、鄧子恢、賀龍、陳毅、烏蘭夫、李先念、習仲勳等調來，擔任政府的重要職務……
新“內閣”選人，緊張而有序。在天安門廣場慶典結束後的第18天——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的組成人員基本配備齊全。就在這天召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對除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的人員作了正式任命：
董必武、陳雲、郭沫若、黃炎培——副總理
李維漢——政務院秘書長兼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
董必武——兼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
陳 雲——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和重工業部部長
郭沫若——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和中國科學院院長
譚平山——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
謝覺哉——內務部部長
羅瑞卿——公安部部長
薄一波——財政部部長
葉季壯——貿易部部長
陳 鬱——燃料工業部部長
曾 山——紡織工業部部長
楊立三——食品工業部部長
黃炎培——兼輕工業部部長
滕代遠——鐵道部部長
朱學範——郵電部部長
章伯鈞——交通部部長
李書城——農業部部長
梁 希——林墾部部長
傅作義——水利部部長
李立三——勞動部部長
沈雁冰——文化部部長
馬敘倫——教育部部長
李德全——衛生部部長
史 良——司法部部長
陳紹禹——法製委員會主任
何香凝——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
鄒大鵬——情報總署署長
孔 原——海關總署署長
胡喬木——新聞總署署長
胡愈之——出版總署署長
南漢宸——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
這份名單，是在各民主黨派、各群眾團體負責人中多次征詢意見、民主協商的基礎上最後敲定的。
在這份任命名單中，各黨派民主人士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占了較大的比重：4位副總理中，有兩位是民主人士（郭沫若和黃炎培）；21位政務院領導成員中，有11位是民主人士；政務院下屬的34個機構的103個正副職位中，民主人士占49位，其中15位是正職（郭沫若擔任了兩個正職）。
對民主人士的安排，周恩來煞費苦心……
中國各民主黨派在爭取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鬥爭中做出過應有的貢獻，在新政府中對各民主黨派的主要人物的安排顯然極為重要而又極為複雜。憑著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經驗和對各黨派民主人士情況的了解，周恩來提出了一個民主人士的任職名單，得到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基本認可。但要妥善地安排他們在政府中任職，還得做大量的工作。
傅作義將軍，對和平解放曆史名城北京有著特殊貢獻，毛澤東和周恩來決定給他安排一個部長職位。考慮到傅作義在綏遠時曾興修河套水利工程，有過水利工作的經驗，因此周恩來提名傅作義擔任水利部長，並把當時的北京市委副書記李葆華調到水利部給傅作義當副部長、黨組書記。
找來李葆華等人，周恩來特意交代，要協助傅作義先生做好工作，並說：水利部的人員配備中，“凡是傅作義提的人我們都要用。”了解周恩來這層意思後的傅作義，大膽地向周恩來舉薦了兩位民主人士，一位是原國民黨黃河治理委員會技術專家張含英；另一位，則是年過70的原國民黨河北省黨部主任委員、中央執行委員、北平市長劉瑤章。新政府沒有食言，很快按傅作義的意思將他們兩位分別任命為水利部副部長和辦公廳主任。
在知名的民主人士中，有一些是曾經拒絕在國民黨政府中做官的。請他們擔任共產黨政權裏的高官，並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在周恩來等人於情於理的勸說下，他們最終同意“出山”。“出山”後劉瑤章是這樣解釋自己的行為的：“以往堅拒做官是不願入汙泥。今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
著名學者梁希也曾拒絕過國民黨政府的高官厚祿，經周恩來動員，他也欣然受命擔任林墾部部長。
更引人注目的是，周恩來兩次親自登門，請德高望重的中國民主建國會領導人黃炎培“出山”做官。
請別的人出任“內閣”成員，似乎好說一些，唯獨黃炎培，請他“出山”“做官”，更是不那麽容易。
眾所周知，早在北洋政府時期，當局就曾兩次請黃炎培擔任教育總長，都被他拒絕了。內中緣由，連毛澤東都曾經不太明了。有一次中共中央在懷仁堂舉行晚會，邀請了黃炎培，毛澤東特意走過去問黃：
“黃任老，北洋政府兩次請你當教育總長，你為什麽不去？”
黃炎培答：“我的信念是不看清真理所在，是決不盲目服從的。”
可見黃炎培當初是以“信念”、“真理”為由拒絕北洋政府的。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一手包辦的舊政協組織聯合政府時，又內定黃炎培等7人以民盟代表的身份擔任國府的委員和部長。黃炎培再次推辭道：
“我已68歲，年紀老了，做不動官了！”
68歲，其實並非“老了，做不動”，究其原因，還是他內心的真實心態——有“信念”和“真理”的理由在左右著他。
1949年3月，黃炎培是在人民解放戰爭的隆隆炮聲中，經周恩來等人的周密安排，擺脫國民黨特務的嚴密監視，潛離上海經香港到達北平的。不久，他的二兒子被國民黨特務以法西斯手段活埋。噩耗傳到北平，黃炎培悲痛至極。這時，周恩來親自前往黃的住地安慰，並告訴他：“中共願與你永久合作。”通過對共產黨的所見所聞以及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密切接觸，真理所在，黃炎培心中已基本有數。
新中國成立之時，黃炎培已是走過71年人生、進入72歲的老人。但他心中頓時覺得一片亮堂。應中共之邀，他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並在 10月9日這天召開的政協一屆一次會議上，與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李濟深、蔣光鼐、張瀾、沈鈞儒、章伯鈞等人一道，被選為常務委員。
組建新的政府，周恩來和毛澤東一致認為，非請黃炎培這樣的人物“出山”不可。
為做黃炎培的工作，周恩來決定親自登門拜訪。
10月11日晚，周恩來來到黃炎培的寓所，一番誠心誠意，勸說黃炎培出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
黃炎培麵有難色，因為他自幾次拒絕做官後，曾抱定了“不為仕，不做官”的念頭。麵對誠懇的周恩來，他一開始就有些猶豫：
“1946年我68歲時，就覺得已經老了，做不動官了。如今我已72歲，還能做官嗎？”
周恩來一聽，爽朗地笑了起來，連忙稱：“黃任公不老。”他細心地解釋說：在新政府任職，不同於在舊社會做官，現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為人民服務。在人民政協會議上，由全國各黨派一起千斟萬酌製定的《共同綱領》，就是為人民服務的“劇本”。我們編了“劇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
“劇本”的確是黃炎培等人參與“編”的，各方人士的意誌都較為完整地體現在裏麵了，此時撒手，“不上台唱”，豈不有違“為人民”的宗旨？……兩人促膝交談，不知不覺兩個鍾頭過去了，最後黃炎培答應考慮考慮。
與對待其他民主黨派一樣，周恩來還與黃炎培協商了民建其他領導人在政府中的任職問題。臨走時，周恩來請黃炎培一並考慮。
共產黨的道路，給黃炎培很多的啟發；而周恩來的坦誠，又給黃炎培極大的鼓舞。他基本上被周恩來說服了。
第二天，周恩來再次登門，討取黃炎培的思考結果。政府總理兩次登門，黃炎培感激不盡，他知情曉理，不願讓總理“三顧茅廬”。黃炎培欣然同意擔任政務院副總理和輕工業部部長兩職。
對黃炎培而言，他並不是勉強同意出山的。他答應周恩來，是因為自己解決了“信念”和“真理”的問題。後來他在回憶中這樣解釋自己的變化過程：
使我認識為可能是真理所在，就是1945年延安之行。直接聽到毛主席的指示，看到種種的措施，從此一步步地正式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人民服務，一麵工作一麵學習，明確地認定了真理之所在……
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大國，請誰來擔任農業部的首任部長呢？周恩來提了一位大家不太熟悉的人，他就是李書城。黨內有人對這一提名大惑不解，並提出疑慮：為什麽要委任一位大家都不甚了解的人來擔此大任？周恩來坦然解釋道：
他是同盟會的早期會員之一，辛亥革命首義後在武漢當過黃興的參謀長，繼之又投入了討袁護國戰爭和護法戰爭，在舊民主主義革命鬥爭中起過重要的作用；我們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他家召開的，他的弟弟李漢俊過去在我們黨內有過貢獻；在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中，他也做過有益的工作……
大家恍然大悟，盡管不太熟悉，但最終還是接受周恩來的意見。李書城入主農業部。
人們又生疑惑：為什麽大家熟知的鄧穎超卻不在政府任職？建國伊始，黨內外各方麵的人物對鄧穎超已是非常了解。她在中國共產黨各個曆史時期的傑出表現尤其是在婦女、統戰等方麵的工作業績，廣為人頌。
有的黨外人士直接找到周恩來問：“為什麽不讓鄧大姐在政府裏擔任一項職務呢？”
任憑大家如何勸說，周恩來態度堅決：“我不能這樣做！”
他還有一番高論：
“我是政府總理，如果鄧穎超是政府的一個部長，那麽我這個總理和她那個部長就分不清了；人家會把她那個部長說的話，把她做的事當成是我支持的……”
最終他斬釘截鐵地回絕了人們的提請：“隻要我當一天總理，鄧穎超就不能到政府裏任職。”
這樣一個周恩來，人們肅然起敬，佩服！
對第一屆“內閣”的組成和總理周恩來這種考慮問題周到、安排職位近乎完美的作風，人們心悅誠服，交口稱讚。
民主人士感歎：“周恩來總理不愧為‘周’總理啊！”
參加過一屆政協會議的孫曉村稱：“民主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擔任部長以上職務占全體成員的三分之一強，他們德高望重，深受人民信任。……我深深感到這樣的人事安排，充分體現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是任人唯賢的楷模。”
1949年10月21日下午，周恩來走進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開上任以來的政務院第一次政務（擴大）會議。
選擇這裏開第一次會議，恐怕有它的特殊含義。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建築，位於中南海瀛台漢白玉拱橋的北側，原先是中南海裏的正殿。隻因康熙皇帝為它題的殿額“勤政”，而得名“勤政殿”。光緒親政以後，特別是在實行維新變法的那段時間裏，經常把勤政殿作為主理朝政的地方。光緒變法失敗以後，勤政殿不僅沒有起到“勤政為民”的作用，反而成為滿清腐敗昏庸的見證。
直到1949年中國曆史翻開新的一頁的時候，勤政殿才為中國共產黨籌建新中國發揮起重要的作用。周恩來進入北平後不久，就是在這裏主持起草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將這部新中國的根本大法孕育出台。
走進勤政殿的新中國“內閣”成員們深知，周恩來意在提醒大家從此要真正地為民勤政。
在周恩來到來前後，新任的政務院副總理、政務委員們，以及政務院所屬各委、部、會、院、署、行的主要負責人，都陸續來到會場。為慎重起見，所有與會者都莊嚴地在政務院首次會議簽到簿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周恩來、董必武、陳雲、郭沫若、黃炎培……
蒼勁有力的毛筆字中，每一筆都飽含著新一屆政府官員們對新中國的熱愛和對自己所從事的偉大工作的信心。
首次與全體屬下齊聚一堂，周恩來高聲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今天成立了！”
全場發出了雷鳴般的經久不息的掌聲。
周恩來作了一個名為《關於政務院的成立和政府機關的組織與幹部問題》的報告。
作為政府首腦，他有責任向全體委員介紹政務院組建的情況——組織形式、人事安排、幹部來源、合作共事等問題。
周恩來逐項細說：
——組織形式：政務院是在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之下進行國家事務工作的首腦部。現在是戰爭時期，軍事方麵不屬於政務院而屬於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政務院以總理1人，副總理4人，秘書長1人和政務委員15人組成。政務院不僅有它所屬的各部、會、院、署、行，還有指導各行政部門的3個指導委員會：政治法律委員會（簡稱政法委），財政經濟委員會（又是中共中央的財經委員會，簡稱中財委），文化教育委員會（簡稱文教委），另外還有人民監督察委員會（簡稱監委）。
4個委員會稱“委”，其負責人稱“主任”、“副主任”。政法委、中財委、文教委3個指導委員會下麵設立的委員會稱“會”，其負責人稱“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
政務院的政務會議，通過決議和命令，研究和決定日常的重要工作。會議由總理、副總理、秘書長、政務委員等21人組成，這便於議事和工作；政務會議成員加上各委、部、會、院、署、行的主要負責人參加，成為政務院的擴大政務會議，共有40多人，討論一般政策，報告一般工作。
——人事安排：根據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意見，3個指導委員會擴大了。這樣可以容納各方麵的人士，以便集思廣益，並且還可以將政府的方針政策宣傳到各方麵去。政法委，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人士參加的較多；中財委民主建國會的人士參加的較多；文教委，民主同盟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人參加的較多。
有的人計較安排的地位，是舊官僚思想在作祟。今天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何必計較地位的高低。現在大家都是同事了，我們必須說服這些同誌不能計較地位。
——幹部來源：政府草創之始，需要很多幹部。人才的來源，一是長期參加革命工作的解放區的幹部，二是原國民黨政府舊工作人員，三是社會上被埋沒的知識分子和新教育出來的青年學生。
這三部分人各有長短，希望大家團結起來，取長去短，加強思想意識和工作作風的修養，搞好工作。各部門用人都要照顧到這三個方麵。
——合作共事：由於幹部來自不同的方麵，就有個團結與合作共事的問題。黨與非黨或無黨派各團體的合作，現在恐怕還不習慣，因此，有的同誌就可能來個關門主義，幹脆不與人合作共事，這在曆史上也是有代表人物的。如關羽，他不願與諸葛亮合作，並且還曾向曹操投降。我們的新政府要防止關門主義、不能合作共事、計較地位和不肯學習等傾向。
……
聽講的人們有一個明顯的感覺：總理周恩來對自己所領導的機構的要求是，必須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達到有序而高效！
為使新政府這部機器盡快有秩序地運轉起來，周恩來提出，當務之急，各部門要製定組織條例，建立工作製度；先由政務院擬定若幹原則，再由各部門自擬，報政務院批準。
當晚，周恩來又主持了政務院領導成員會議，確定當前必須抓緊做的工作。
晚上的會議做出如下決定：
——為接收國民黨中央政府各機關人員、檔案、財產、圖書、物資等，成立專門小組，由陳雲副總理召集，擬定具體接收辦法。
——為了建立政務院及所屬各機關的辦公製度及辦事程序，成立專門小組，由董必武副總理召集，擬定具體條文。
——為擬定政務院及所屬各機關組織通則，成立專門小組，由黃炎培副總理召集，提出草擬組織通則的原則。
——即日起建立政務院及所屬各機關的事務匯報會議製度，由政務院秘書長召集，參加會議者為各委秘書長或副秘書長，各部、會、院、署、行辦公廳主任或副主任。
分別由陳雲、董必武、黃炎培召集的三個專門小組，最終又統領在周恩來的旗下。
四天以後的10月25日，為解決工作條例等問題，周恩來又主持召開了政務院第二次政務會議。會上，討論通過了關於指導接受前國民黨政府中央機構工作委員會工作的幾條原則，主要精神是：各機構由中央人民政府逐步接管，中央未接管前由地方代管；提請中央人民政府批準設立中央統一接管工作機構；對原各機構工作人員，將在調查研究後“因才使用，合理分配工作”。
由於華北人民政府的基本構架已經歸屬於政務院，所以會議還決定：（一）提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發布命令，宣布華北人民政府工作結束，原華北人民政府所轄五省二市歸中央直屬；（二）以華北人民政府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政務院各委、部、會、院、署、行，於11月1日正式開始辦公。
在政務院下屬各部門正式開始辦公之前，周恩來又於10月28日主持召開了政務院第三次政務會議，初步通過了《政務院及所屬各機關組織通則》、《政務院指導接收工作委員會工作條例》等重要文件。
為便於外事工作，周恩來在第三次政務會議上作了關於中央人民政府各機關外文譯名的報告。
10月31日，華北人民政府根據中央人民政府27日的命令結束工作，正式向政務院辦理了移交手續。
周恩來主持的政務院前三次政務會議開過以後，在全世界輿論焦點的關注下，在全中國人民的熱切期待中，政務院所屬各機關，開始了緊張而有效的工作……
周恩來在組建中國這樣一個古老大國的政府中所表現出來的超強組織能力，很快為世人所共知。與他共事過多年的無黨派人士、政務院副總理郭沫若，早在11年前的長沙大火中，就對周恩來有過這樣的感慨：
周公的計劃很周到，指示非常細密，……經他這一部署和指引，使紛亂如麻的局麵立地生出了條理來，使渾混一團的大家的腦筋也立地生出了澄清的感覺。
我對於周公向來是心悅誠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銀瀉地，處理問題的敏捷有如電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獻身的精神應付，就好像永不疲勞。他可以幾天幾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勞，然而一和工作接觸，他的全部心身便和上了發條的鍾一樣，有條有理地又發揮著規律性的緊張，發出和諧有力的律呂。
在籌建新中國的日子裏，郭沫若的這種感慨更深了。
從10月1日到11月1日，整一個月的時間，這就是政務院各部門從籌建到開始正式工作的時限。曆史的發展和人民的重托，不允許各部門去慢慢地準備；更不允許周恩來有半點鬆懈。
周恩來的“日理萬機”，就是由這一時期開始的…… （摘自：《周恩來26年總理風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