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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開始的四清運動，是在當時中共領導層的共識下發動的。這個共識就是：通過運動，解決經濟困難時期出現的貪汙盜竊、投機倒把、腐化墮落等社會生活的陰暗麵，緩解一度比較緊張的幹群關係，鏟除滋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土壤、反對和防止產生修正主義。但是，對於運動的方向、性質，黨的最高領導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存在根本的分岐。
1962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不久，劉少奇則提出了更有操作性的說法：“對貪汙、腐化、墮落的幹部，要大張旗鼓地處理。”1963年5月2日至12日，由毛澤東親自主持製定的《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是四清運動的第一個正式文件（簡稱四清前十條），這個文件，除了認為“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情況”之外，在操作層次上，並沒有強調劉少奇主張的“大張旗鼓地處理”，而是提出比較溫和的“說服教育、洗手洗澡、輕裝上陣、團結對敵”，“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
1964年春節期間，劉少奇同到河北撫寧縣蹲點的王光美的談話中說：犯有嚴重四不清錯誤的幹部，在上麵都有根子，要切實查一下上麵的根子。由此，打開了層層追查幹部、人人過關的大門。
8月16日，劉少奇在給毛澤東和黨中央的一封信中，強調了劉少奇所特別偏好的另一個工作方法，即“大兵團作戰”：“一個縣可以集中工作隊員數千人上萬人，聲勢浩大”，“力量集中，領導加強，便於打殲滅戰，便於掌握運動的火候”。
1964年9月，由劉少奇負責修改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簡稱後十條）最後定稿。劉少奇修改後的這份文件的主要特點是：對農村幹部中的問題估計得嚴重多了，並明確改變了原來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的作法，規定在每個開展運動的點上都必須有上麵派去的工作隊，“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 ，對基層組織和幹部要在紮根串連、調查研究之後，分別情況區別對待，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以依靠的的就不能依靠。所謂“紮根串連”，是指象土改時那樣，由共產黨的工作隊進村訪貧問苦，找到村裏最貧窮、最受壓迫的人，從而“紮正根子”，作為建立基層組織和基層政權的基礎。
在《後十條》和劉少奇的多次有關四清的講話中，也強調把放手發動群眾發在第一位，但在劉少奇的前後文中，發動群眾的主要作用是為了對付那些不聽話的基層幹部，一種“上層聯合下層對付中層”的權術。
薄一波認為，劉少奇的作法“是導致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迅速向‘左’轉，嚴重擴大打擊麵的一個重要措施和步驟。”
劉少奇把動員起來的群眾，看作是一種“雙刃劍”：“放手發動群眾，要了解和掌握群眾運動的火候，注意不要燒過頭。燒到多少度了，就要勸群眾、積極分子，不要繼續搞了，要實事求是了，是多少就是多少。群眾運動過火時，是有些征象的。群眾運動過了頭，群眾中有些就不讚成，但不敢講話，因為空氣是那樣，怕說了右傾，是庇護地主、富農，庇護四不清幹部。講的話都是一樣的。”這裏描述群眾的主要參數指標，是其“熱度”、“火候”、“空氣”等等－－典型的塔爾德或勒．朋式的語言，在這裏群眾更近似愛起哄、隨大溜的“烏合之眾”，而不是具有獨立思考能力和集體智慧的、作為曆史創造者的群眾。
劉少奇所提倡的其他幾條工作方法，也帶著他所特有的精英主義群眾觀的深深烙印，以及套用白區地下工作經驗的痕跡：“你們下去最好保守秘密，不要說自己是地委書記、縣委書記、廳長、局長、師長、政委，叫工作人員，讓基層幹部輕視你，對你估計不足好些。”這是再次重複他1961年“微服暗訪”的主題。劉少奇起草的關於印發《後十條》的通知中，特別強調：“這個通知隻發給縣以上各級黨委和工作隊，不要在群眾中宣讀。”後來，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二十三條》對劉少奇這種向群眾封鎖信息的作法提出批評，認為“運動一開始，就必須向幹部和群眾說明來意，把政策交給他們”。
幾乎和印發《後十條》同時，劉少奇以中央的名義將《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正式轉發給全國縣以上各級黨委，這就是著名的“桃園經驗”。這份洋洋六萬多字的冗長文件，是王光美1964年7月5日在河北省委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介紹她在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蹲點進行四清的經驗。這篇報告所介紹的“桃園經驗”，將劉少奇所主張的各種運動方法，如領導蹲點、訪貧問苦、紮根串連、保守秘密、大兵團作戰、掌握群眾運動火候等等，都集之於大成，因此給了我們一批生動的例子去了解劉少奇的群眾觀和群眾運動方法。
在劉少奇集中優勢兵力、“大兵團作戰”的指示下，河北省的四清區域一壓再壓，最後縮減為一個地區隻搞一個縣，全省總共才搞了十個縣，而工作隊竟達十萬人。
桃園大隊有217戶人家，桃園工作組有20多人。王光美後來蹲點的幾個地方，工作隊數量層層加碼。新城縣有人口二十八萬人，竟去了一萬四千多名工作隊員。王光美蹲點的高鎮大隊共316戶人家，工作隊員曾多達86人。這就是王光美自己曾津津樂道的“人海戰術”。以壓倒數量的城市官僚精英隊伍，浩浩蕩蕩地進村，集中火力向農村基層幹部展開圍攻，將當地權力秩序取而代之，這就是劉少奇、王光美心目中群眾運動的理想搞法。
如此數量眾多的城市官僚精英從天而降，雖然號稱是來發動群眾，但難免在實際上搞包辦代替。據調查資料認為，王光美在四清中的包辦代替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不管大會小會都由工作隊一手導演，把廣大群眾置於觀眾地位。發言稿由工作隊起草，物色“演員”，進行排練，預演，然後出場，每個人的表情也都是由工作隊指點，演出前的講話稿必須經王光美修改。王光美總結的經驗就是：“革命聲勢，群眾壓力，真槍實彈，政策感召”：所謂“革命聲勢”就是運動初期開盲目的從寬從嚴處理大會，所謂“群眾壓力”就是根據她定的框框施加壓力搞逼供信，所謂“真槍實彈”，就是不發動群眾而搞秘密的查帳，找到一兩個缺口作為子彈去猛攻，致使“全線崩潰”達到或超過所定的框框為止，所謂“政策感召”就是濫用減免緩。在她的這套戰術下，社員無所適從，幹部哭笑不得，工作隊員心裏沒底。
總之就是以LD為中心，改造和建立LD化的各級領導，由LD化的領導建立LD式的工作隊，再由LD式的工作隊“紮根串連”選拔一些聽命於他們的“根子”，然後再以這些“根子”為骨幹，建立起所謂的“貧下中農隊伍”。最後用這樣的“隊伍”去搞“四清和四不清”的問題。--這哪裏是什麽群眾運動？分明是運動群眾。按照《後十條》，“凡不是采取這種方法”建立的貧下中農隊伍都不能算數。“一哄而起”的貧下中農隊伍都不算數，因為這樣的貧下中農隊伍沒有掌握在他們手裏。
應該說，王光美在四清中的所作所為，是出於真心誠意執行黨的決定、貫徹劉少奇的指示。文革大批判中將王光美的動機說成是複辟資本主義，似乎沒有說服力。僅從她在艱苦的農村條件下長期堅持蹲點這一點看，她是有為革命做工作的意願的。王光美也表現出關心群眾的一麵，比如：重視婦女工作、為群眾作紅娘等等。然而，問題在於：她和其他許許多多黨的馴服工具一樣，是劉少奇式的哲學和政策的推行者，同時也是其受害者。
劉少奇努力地把“桃園經驗”作為四清運動的標準操作模式在全國推廣。劉少奇讓王光美隨同他到各地視察，讓她給山東、安徽、江蘇、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等地的幹部現身說法。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因為表示不盲目執行“桃園經驗”，招致了劉少奇大發脾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陳伯達參與的、天津市委寫的《關於小站地區奪權鬥爭的報告》是和《桃園經驗》類似的一個樣板，“小站經驗”同樣是在劉少奇的思想指導之下製造出來的。在劉少奇的積極推薦下，中央也轉發了這份報告。
劉少奇領導下的四清運動，特別是在《後十條》和《桃園經驗》轉發到全國之後，普遍發生打擊麵過大、體罰、武鬥和自殺現象。比如：山東省曲阜縣東郭大隊是名副其實的紅旗單位，可是在四清中，工作隊不從實際出發，而是按照“桃園經驗”，將所有大隊幹部隔離反省，勞動模範、支部書記郭守明全家被鬥，給當地工作造成很大損失。在許多地方，甚至多次發生打人、捆人等現象，北京郊區通縣，去了2萬人的工作隊，有110多個工作隊打了人，自殺的有70多起，死了50多人。
1964年底，召開三屆人大一次會議，各地代表多少將這種嚴重情況反饋給中央和毛澤東。從這時起，毛澤東就表現出對劉少奇領導四清運動的方法的不滿，並發展成為和劉少奇的公開分歧。1964年12月20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對“秘密紮根串連”、“實行大兵團作戰”、“對幹部開始不能依靠”等等作法表示了不同意見。毛澤東說，“不可搞得打擊麵太寬了”，把那些幾十塊錢、一百塊錢、一百幾十塊錢的大多數四不清幹部先解放”。 “我提這個問題有點‘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麽多地主、富農、國民黨、反革命、和平演變，劃成百分之十幾二十，如果二十，七億人口就是一億四，那恐怕會要發生一個‘左’的潮流。結果樹敵太多，最後不利於人民。”對於“人海戰術”，毛澤東批評說：“聽說新城縣二十八萬人口，下去一萬五千人，還說人少了。哪裏來這麽多人？哪裏調這麽多？……我們革命從來不是這麽革的。你一萬五千人，紮根串連，什麽紮根串連！冷冷清清……。”在會上，毛澤東與劉少奇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還發生了戲劇化的一幕：毛澤東手拿黨章和憲法抗議。事件以劉低頭道歉告一段落。
中央根據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批評意見，起草了四清運動的最後一個文件《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這份文件中關於盡早解放一批幹部、退賠可以減緩免等規定，發生了很大的影響，糾正了各地殘酷打擊一大片的粗暴做法，解放了一大批幹部。據當年參加四清的人回憶，1965年春節期間傳來了《二十三條》，“人們當時對這個文件，是衷心擁護的，並一時引起很大的興奮”，因為很多人認為“《二十三條》的許多新精神，與‘桃園經驗’大不相同，甚至是批判了‘桃園經驗’中的某些作法，例如搞秘密串連等神秘化做法”。但實際上LD還是做自己的一套。
文革開始後，一九六六年六月下旬，在懷仁堂會議上，陳伯達根據上海的意見，給鄧小平遞了個條子，說不要用工作組的形式，因為容易形成包辦代替，妨礙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鄧小平批評陳伯達：自己解放自己，不就亂了套嗎？會形成自發、自流、無政府主義，放棄黨的領導。工作組是在黨中央領導下，才能保證黨中央的方針貫徹。陳伯達回到釣魚台十四樓就坐在地毯上哭，說上海不要工作組，這裏又批評得這麽凶！他報告了上海，江青傳話要文革小組執行毛主席的路線，到有工作組的單位支持群眾反對工作組。七月下旬，毛主席回到北京，發現劉少奇就北大“六一八”事件（即工作組把反對工作組的群眾打成反革命，把這個事件定為反革命事件）作出批示：“現將九號簡報發給你們，中央認為工作組處理亂鬥的作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地都可仿照北大辦法處理。”看了這個批示，毛大怒，說怪不得到處鎮壓群眾，現在才明白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見《王力反思錄》）然後立即下令撤銷工作組。他說，問題不在工作組，而在於工作組執行了錯誤的路線。
八月四日，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當劉少奇說到，我在北京要負主要責任時，毛澤東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的好！葉劍英說，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什麽牛鬼蛇神。毛澤東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可見毛澤東對劉少奇鎮壓學生運動憤怒到了什麽程度。他又說：北洋軍閥鎮壓學生；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他批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在全國廣播，明確指出：“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製。”他讀了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兩張大字報和一篇革命演說，給他們寫信，表示熱烈支持。之後，在八月五日當天的《北京日報》上寫了幾百字的批語，即《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在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公布後，他又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群眾接待站會見首都革命群眾，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就是以這樣鮮明的態度，支持革命學生、紅衛兵小將大造修正主義的反。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原《紅旗》雜誌搞了一個調查，題為《清華大學工作組在幹部問題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情況調查》。清華大學是劉少奇又一次派夫人王光美蹲的點，和“桃園經驗”如出一轍，為害更烈。毛澤東看後，就把題目改為《“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組成部分》，使人們看清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打倒一切”的無政府主義思潮，根子就是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由此，毛澤東總結道：“對廣大人民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是共產黨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同資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區別。”這三個“根本區別”把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在對待群眾這個重大問題上的態度區分得簡潔明了！
美國學者洛厄爾．迪特默在70年代寫作的《劉少奇與中國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批判的政治》一書中已經精辟地總結了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和群眾關係上的差別：
劉少奇的大部分時間都是作為一個工會組織者在為工人工作，或與工人在一起度過的，他對此感到自豪。即使身居高位之後，他每次到農村“視察”總是堅持“參加生產勞動”。……毛並沒有比其他領導人花費更多的時間去深入群眾－－毛實際上可能是官僚主義的“脫離”的最典型的受害者，因為他常常長時期地與世隔絕，據說，他的死也與此有關。但是，與其說毛為促進領袖與群眾之間的直接關係所做的努力是非常零碎和偶然的，不如說他比劉更注意給那部分社會地位低下、“愚昧無知”的人以更多的權力。
迪特默的這個觀察是有根據的。的確，毛澤東1959年6月到家鄉韶山，並沒有象劉少奇那樣作蹲點調查。1955年，毛澤東號召領導同誌都下去調查農業合作化運動時，自己並沒有去實地考察，而是根據各地的調查報告編寫《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另一方麵，毛澤東除了強調深入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之外，他更強調：將傳統意識中的上智下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等級觀念顛倒過來。他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應該是指共產黨領袖和一般的精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在劉看來，軟弱、愚昧的群眾，需要開明的政治精英去領導和拯救，毛則認為，問題在於讓民眾永遠脫離軟弱、愚昧的狀態，讓民眾組織起來、學會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救民於水火，與增加民眾自己手中的權力，前者是拯救，後者是賦權，雖然都能給民眾創造福祉，但卻是兩件非常不同的事情。在中國革命的民主革命階段，這兩件事並沒有衝突，都體現在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造反之中。在共產黨以人民的名義掌握國家權力之後，兩種群眾觀、兩種不同的對群眾的工作方法，就漸漸顯露出來，並發生矛盾衝突。
在毛澤東晚年有關群眾運動的論述中，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是群眾運動的主要形式。這就顯示出和劉少奇心目中群眾運動如何搞法的差別：毛澤東主張群眾自己起來展開不同意見之間的辯論，這就是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所開創的先例，而劉少奇則慣於依靠黨的官僚機器來展開運動，即向基層派遣工作組、工作隊，它們在基層就代表黨，可以以黨的名義、以運動的名義打擊一切敢於發表不同意見的人。群眾隻是為他們壯大聲勢的侍從。
劉少奇湖南調查的官方記載，無論是否準確、是否片麵，都反映出：劉少奇傾向於將群眾理解為可憐無助的子民，而他很樂於以至高無上的中央領導人的力量去解民於倒懸，使他們恢複到“安居樂業”的理想狀態。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對黨員必須作馴服工具的論述，和這種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劉少奇沒有安排讓更多的社員去控訴，更沒有安排不同意見之間的辯論。控訴和辯論並不是劉少奇的目的，從上至下施行大茲大悲的仁政，才是目的。控訴和辯論將賦予群眾權力，將使他們自信，將使他們擺脫“善良而寬厚”、“默默地忍受著”的狀態。
既然不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就要由黨和精英來“體察民情”，來“為民做主”，劉少奇指示調查組講究工作方法，注意群眾情緒，注意他們說話的語氣，從中發現問題。如你提出一個問題，群眾“是鼓著眼睛，還是眯著眼睛，是笑臉，還是哭臉，是昂著頭，還是低著頭”。群眾變成了不會說話的嬰兒，要由父母官們去解讀其表情。幹部群眾一開始說的話，都是不可信的，因為或是被當地幹部所脅迫，或是被“極左”所禁錮，不敢說真心話。這真描繪出一個封建傳統秩序下的民眾狀態。總之，群眾就是這樣一群軟弱無助的不幸者，一些沉默的群氓。
群眾在一開始，是惰性的，需要政治精英反複耐心的啟發、誘導，他們才敢於講出他們心中的真話，一旦將大部分群眾都啟發、勸導成功了，群眾就發動起來了，這時的群眾就會類似於一種情緒化的、感染上興奮症的人群，就會不可避免地出現過火的言論、過火的行動，這時政治精英的任務就是以其清醒的頭腦，限製群眾的過火言行，強調政策，也就是對運動進行“糾偏”。因而，在運動初期“寧左勿右”，在運動後期“寧右勿左”，就成為領導運動的一個要訣。
在毛澤東心目中，“給那部分社會地位低下、‘愚昧無知’的人以更多的權力”的方法，就是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解放，首先是思想的解放、言論的解放，因此，賦權的主要手段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而在其他很多中國共產黨人心目中的群眾路線，是經過封建傳統的“明君”、“清官”的棱鏡過濾過的“愛民如子”意識、“為民請命”意識、“青天老爺”意識。重要的也不在於是否把群眾掛在嘴邊，是否提出包含“群眾”字眼的“三個有利於”、“三個代表”的口號或明天的什麽花樣。重要的在於：讓群眾有完全的、徹底的、不受任何阻礙的言論表達、批評辯論的自由，因為隻有這樣，才能最後通向一個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不是人民受官僚或商品所管理的社會。
真正的群眾運動必須一切從廣大群眾的利益和願望出發，讓群眾自己組織起來，自己教育自己。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真正的共產黨人，首先必須反映人民群眾的利益和願望，自己也必須在群眾運動中改造和提高自己。在發動和領導群眾運動時必然采用以點帶麵的形式，作一示範，然而讓大多數群眾自己去判斷，如果示範確實反映了大多數群眾的利益和願望，大多數群眾必然會跟著幹起來，就會自己組織起來。而這樣得到群眾歡迎、反映群眾利益和意誌的組織，真正的共產黨領導又必然會積極支持，予以承認。
毛主席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反映的就是這樣的群眾路線。首先必須讓工人和貧下中農廣泛地組織起來，先看有沒有。應該承認無論工人還是貧下中農中當然可能混進一些壞人，會有一些冒牌貨，但充其量極少數。無論如何應該相信絕大多數工人和貧下中農是真的，是革命的主力軍。哪些人是好的，哪些人是壞的，哪一些又是冒牌貨，群眾最最清楚。隻要群眾組織起來了就好辦了，經過一定時間群眾自己就會把極少數混進自己隊伍的壞人和冒牌貨清洗出去的。也不否定在群眾沒有發動起來以前，可能出現一些被人操縱的“工農組織”。但是LD自己首先就是要操縱工農的組織的。群眾最最明白哪樣的工農組織是真實的，代表自己利益和意誌，哪樣是假的，隻要放手讓群眾發動起來，自己就會起來解決這樣的問題。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裏說“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麽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在四個月裏，湖南的農會會員激增到二百萬，能直接領導的群眾增加到一千萬。差不多組織了湖南全體農民的一半。毛主席當然對於湖南農民運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可以肯定這一千萬農民沒有一個農會是靠毛主席“紮根串連”建立的，毛主席直接插手的也一定很少。共產黨當然起了領導作用，但大多數農會是農民自己組織的。
不是說這樣“一哄而起”的農會隊伍就是極純的，許多農民甚至一時搞不清不應該吸收富農入農會，但絕大多數農會還是代表了貧雇農的利益。也不是說地主富農不會操縱組織假農會，但在鬥爭中，隨著農民的廣泛發動最後受到鬥爭的正是地主。不管怎麽說貧下中農協會既然其成員限於貧下中農，首先就把大多數地主富農排除在外了（大革命時湖南的富農是自己把自己排除在農會以外的）。除非外來力量的幹涉，否則貧下中農就可以在協會裏占優勢，並逐漸地把混進貧下中農隊伍的地主富農和壞分子驅逐出去。
自古以來，剝削階級就是按照自己的意誌和利益選拔骨幹，來組織群眾，讓群眾為他們效命。如曆來的反動軍隊大多數成員也是人民群眾，甚至是抓來的壯丁被迫為他們賣命，但軍隊的骨幹或者說“根子”則是反動階級按照自己的意誌和利益選拔的。另一方麵自古以來的剝削階級也最怕群眾組織起來，所以凡是反映人民群眾自己利益和意誌的組織他們最最反對，一有機會就要摧殘。“聚眾”從來就是最大的罪名。所以工會、貧雇農團、貧下中農協會他們最最反對，一般來說決不會讓其存在，一旦發現就要取締。當他們不能明確取締時就設法變成官辦的。國民黨的黃色工會就是這類組織。
LD的官辦“貧協”、福利工會也是如此。所以毛要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福利工會撇開，讓工農群眾按照自己的利益和願望來重新組織階級隊伍。--這個鬥爭是長期的。在LD垮了，他們的路線垮了後，還會出現新的代表資產階級的路線來摧殘工農的組織。無產階級文化革命中工農的組織不但建立時就有人破壞打擊，建立後也一直有人破壞打擊，鬥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他們甚至在工農組織中拉一派打擊一派。這樣的鬥爭並不因為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解決了，就是再搞二、三次，四、五次文化大革命，還會有人要這樣做的。隻有階級以及產生剝削階級及其思想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分工，及其支配下的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徹底消滅後才能解決。
改革後，農村的貧下中農協會連名義上的都不要了，工廠的工會也根本不代表工人的利益，工會幹部都是官方指定的，幫著官僚和資本家鎮壓工人，即使有個名義上的選舉也充滿著作弊。骨子裏他們根本就不讚成工農有自己的組織。
20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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