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發表四十五周年。因為我是毛主席醫療路線的得益者，否則早就不在人世了，所以終身堅定不移地做毛主席的“粉絲”。如果教育是“道性”，那麽醫療就是“德性”。如果人或者群體的“德行”不好，其它乃至全局，還能好到哪裏去呢？
由於血吸蟲沒有消滅，這病也就無法根治。我是治療好了再得病，先後有四次住院打針治療，兩次在家吃藥治療。四次住院治療唯獨一次是住進了公社衛生院，結果還把我分插在婦女病房，一個男孩與那些婆婆媽媽們住在一個病房。可想而知，這浩大的場麵，比起大戰中的戰地醫院毫不遜色，唯有在共產黨領導下的醫院才能發生，而且年複一年地進行著，我家離衛生院也不願就是百十來米，尤其是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之後，一批批上海大醫院的醫務工作者下農村，那番景象如今還都曆曆在目，這種震撼是刻骨銘心的！當我從內蒙兵團回上海上大學暑期回家，得知我們公社消滅了血吸蟲病，而且還評為上海血防戰線先進單位時，我流淚了……
雖然年幼，但住院治療多了也就知道的多了，看得也多了。比如我們江南得的血吸蟲病種類是日本血吸蟲（其他有埃及血吸蟲、湄公血吸蟲、馬來血吸蟲等等），家鄉小河河麵上也種植一種叫做“日本草”（也叫東洋草），嘿嘿，把日本血吸蟲與日本草聯係在一起，主要還把家鄉海邊打上來的日軍三個師團聯係起來，歸納起來，日本草與日本血吸蟲都是日本軍國主義為了種族滅跡犯下滔天大罪，我們金山縣平民百姓死於日本屠刀達到上萬人，金山衛鎮在日軍上灘後就殺了千餘號之多，此時在病房裏足以開批判小組會的。後來上海下鄉醫生耐心地說，這是兩碼之事，本地區血吸蟲淞滬戰爭以前就有了，作為血吸蟲分類，把我們這個地區的血吸蟲類型也稱為日本血吸蟲，你們說的我沒有這方麵資料。得，誰也沒有這方麵正規說法，也隻能說說而已了，批判會是開不成了……
當年的醫療條件雖然還不行的，但治療血吸蟲病都是免費的。醫患關係特別好，出院時都要向醫生道謝告別，有的農村病者出院還下跪致謝，醫生怎麽承受得起呢？醫生們說，要謝的是共產黨、是毛主席，我們是來向貧下中農學習的。上海的醫生除了治病，還必須完成他們下生產隊的“同吃、同住、同勞動”的必修課。“三同”是一種誰也回避不了形式，通過這一形式了解農村醫療、防疫、衛生習慣等現狀，體驗農村的疾苦。後來的“傷痕文學”都把這些描繪成為政治迫害是違背事實的，包括後來的“五七幹校”除少量背負“專案”的例外，多數是屬於體驗生活、勞動鍛煉類型的。就血吸蟲病流行而言，金山縣農村把這種病稱為“水鼓脹病”，嚴重的有全家滅門，甚至全村死絕的悲慘境地。到1983年金山縣宣布全縣境內消滅血吸蟲病。危害人民千百年的瘟疫終於消除。我的那個公社是最為嚴重也最早（1978年）消滅了血吸蟲病的，因此成為全市血防先進單位。接待過國際衛生組織與許多國家的醫療考察組，都讓這些考察人員感動過。西德醫療考察組不僅感動，而且要贈送一套小型醫院的醫療器械，好讓縣中心醫院羨慕不已。
我們公社是血吸蟲病重感染區，患者達1.1萬多人，占總人口的80％以上，人均治療數幾乎是１次，全縣人均治療數為0.75次。從1958年至1977年間，一個30多萬人的縣卻有29萬人次接受血吸蟲病的治療，血防經費總投入為350多萬。從每年難以完成征兵計劃，這就能看出災情的嚴重性了。然而到70年末，征兵體檢中血吸蟲病已是免檢項目了。
1970年我中學為了在教育改革中走毛主席的“五七道路”，我有個把月學當“赤腳醫生”的體驗，我的師傅恰恰是我小學同桌的同學，他可是已經當了兩年的赤腳醫生了。我們三四個人天天跟著他轉，轉遍了本大隊十多個小隊。正趕上給豬打防疫針，忙得不亦樂乎，原來赤腳醫生連家畜的病也管了。他可是拍巴掌地樂，你們來的正是時候，幫了我的大忙了。人多力量大，三天功夫全解決了。他是公社新合作醫療時培訓的赤腳醫生，到1969年全社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了新的醫療保障（勞保、公費、合作醫療），請注意是“保障”而不是“保險”。我們總免不了問長問短的，他告訴我們，勞保醫療費用水平是最高的（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年人均40～60元，公費醫療（機關與事業單位）年人均水平為30元，合作醫療的水平大概是10元，但是這10元有它自己的優勢，草藥許多自己種，吃藥以中藥為主，而且重在防病，這10元中多半用於轉院治療的費用。合作醫療1970年水平是農民每年繳納3元，隔壁苗圃繳納4元。在赤腳醫生那裏看病，農民是免費的，轉公社衛生院直至上海市級醫院原則上50%自費，但都不是現錢結算，都是通過轉移支付來完成，用“秋後算賬”是恰當的（不存在“拒之門外”的事）。所謂“秋後算賬”也是很人性化的，沒有支付能力的家庭，可以“透支”，也沒有“逼債”一說。由於特殊疾病和天災人禍，及其家境長期貧困等，社隊都酌情照顧（一筆勾銷）。
舉兩個例子。我的祖母1971年患“甲狀腺癌”轉上海中山醫院，她參加的是街道合作醫療（性質與大隊合作醫療相同），出院後與街道結算，祖母是當家人，也有支付能力，所以我們都不知道支付了多少錢？也就是她回家一次付清了。還有一個例子就是我的舅母，雨天挑稻子摔斷了大腿，後感染（浙江）平湖縣醫院治不了轉上海華山醫院，由於她感染的病毒是個先例，華山醫院非常重視，建立課題小組，拿出“吃奶力氣”終於治愈了，然而醫療費用高達八千多（在當時對於一個農民這可是個天文數字了），舅舅是鄉下小學老師，月工資40出頭點，每年向大隊支付百十來元，支付三四年後（舅舅說總支付還不到500元），後來給社隊酌情照顧掉了。醫生乃至醫院與欠帳沒有多大關係，出院後三年內醫生每年遠涉百餘裏進行隨訪，每當與舅母說起，都讓我舅母淚流滿麵……
什麽是七十年代中國達到的醫療保障呢？像我六次血吸蟲病治療分文不取；像我祖母不帶錢可以看病；像我舅母沒有錢照樣還是可以看病，而且幾乎用遍了上海華山醫院國產與進口的抗生素。那麽“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就是強音！一個“為人民服務”的強權恰恰是劃時代的進步！史無前例的！也許在西德考察組眼裏，我們公社衛生院除醫療器械差，其他達到保障水準不在中等發達國家之下，那個“轉移支付”老外們搞了許久才搞清楚，原來這“轉移支付”是條“通天河”。“轉移治病”的原則是醫院治不了的也包括缺門醫療科目，轉移範圍直達省、市、自治區的最高級別對口醫院。我的祖母癌症可以轉移到上海中山醫院；我的舅母可以轉移到上海與平湖縣醫院的對口醫院，上海華山醫院。病人有沒有錢怎麽支付與醫生沒關係，醫生就是“治病救人”。為什麽七十年代初，國際紅十字會與各國醫療考察組對中國醫療從懷疑到高度評價，自有她的道理。
他們的懷疑是有道理的，中國人不就是“東亞病夫”嗎？最典型照片是“肚子像蛤蟆”、“四肢如麻稈”，這不就是典型“血吸蟲病”的晚期患者嗎？然而短短廿多年不見了，編著號的爆發性傳染病基本根除了，防禦免疫的針都打起來了，社社有衛生院和防疫站，隊隊有赤腳醫生和聯絡員。上哪兒看病或轉院，“錢不轉”而“手續轉”。老外看得眼睛發直，近30萬的血吸蟲患者不要病人一分錢，國家也隻拿出了350萬（人均十多元），難道這不是奇跡？！當一位“中國通”的老外提出，還有一種病叫“血絲蟲病”的現在怎麽樣了，就是那種“大腳瘋”、“橡皮退”的？解放前說他“中國通”沒錯，現在他應該“中國重新通”才對，“血絲蟲”僅次於“血吸蟲”，“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當他們問及天花、霍亂、鼠疫、血吸蟲、血絲蟲、鉤蟲、蛔蟲、流腦、結核、傳肝、腦炎、麻風、瘧疾……他們問及越多，也正說明毛主席的醫療路線越是正確無比，“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大恩大德震撼全世界！用西方學者一句評語：“人類曆史上有誰在解決社會公平、維護下層人民利益方麵比毛澤東做得更多，做得更好？”我在本文不想評價現有的醫療問題，但也必須提出一點，錢圩人民公社衛生院現在已經成為一家私人醫院了，除了門診已經沒有住院部了，令人吃驚的是這家往日“紅旗醫院”卻成為一個“戒毒所”，用我母親的話說，“已經沒啥講頭了”，也就是徹底無語了……
然而，我還是願意說說，曾經感受與經曆的毛主席“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那個火紅年代。最棒的要數“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那個詩句。依舊是從前的“綠水青山”，依然是自然的“花開花落”，可在他老人家眼裏就可以如此這般，隨人心意翻起錦波浪流，座座青山架起彩虹般的橋。一個新時代，人人皆為舜堯，山水也煥發青春。這番壯景，也讓我永世地感動著……
（編輯原因：補上標題。留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