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澤東晚年犯了錯誤嗎？
站在今天的曆史高度，應如何評價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
第一，務必清醒認識文革的不足。
左派不能放棄自己的自我批評。我們應該如何從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中吸取經驗教訓？社會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鬥爭究竟是如何展開的？資產階級在哪裏？如何鑒別它？如何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如果無產階級專政很容易蛻變成資產階級專政，那麽怎樣才能防止它？怎樣識別無產階級專政是否已經蛻變成資產階級專政？如何認識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所有這些理論問題，並沒有真正完成，其已有的實踐，還充滿著扭曲、謬誤和失敗。這也正是造成毛澤東年代的階級鬥爭實踐頻頻遭遇困難、最後竟然成為右派複辟翻案、妖魔化整個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的突破口。飽受詛咒、汙蔑和磨難的革命，如果要鳳凰涅盤、浴火重生，就必須麵對這樣的挑戰，澄清原有理論遺產中的含混和不足，直至推進理論範式上的革命，而不止是滿足於重複原有的那些高度概括性、高度符碼化的表述。
第二，不能再承認所謂的“毛主席晚年錯誤”。
文革有消極麵，死沒死人？肯定死了，而且不止張誌新這幾個。但是，如果說死人就否定文革的話，那麽北伐死了多少人？解放戰爭死了多少人？這筆帳隻能算到北洋軍閥和蔣介石頭上，難道還能算到北伐和解放戰爭頭上不成？！兩千多年來，以上帝的名義被迫害而死的異教徒，隻怕也不下千萬了吧？以阿拉的名義被迫害而死的異教徒，為數也不在少。這筆帳，難道不是算在去實施屠殺的人頭上，反而要算在上帝和阿拉頭上？
我還是那句話：冤有頭，債有主。我們中國曆來有個奇怪的法庭，具體犯罪的被告既不出庭，更不說出他們的名姓，而是一切往毛主席身上一推，還有往他發動的運動，往他的擁護者身上一推就是了。如果人們真是反對共產風、浮誇風與文化大革命中破壞生產等罪行，那就應該把具體做的人揪出來，要有名有姓，要證據確實，然後嚴加懲辦，該關的就要關，該殺的還要殺。不要老是模糊數學，不要什麽事都往毛主席身上一推。真正破壞生產的受了極輕的處分居然還說成是“迫害”可以平反，罪責卻一定要推在文化革命和工總司頭上的。這種手法也不新鮮了，蔣介石在江西“剿共”，殺害了許多無辜群眾，卻把江西的殘破歸之於共產黨的燒殺。秘魯反動當局大肆殺害人民，卻歸罪於“光輝道路”。20世紀60年代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候，非洲將很多老殖民主義者趕回了老家。非洲人民自己也非常興奮，我們黑人自己來管理工廠了。但是，過了若幹年以後，人們發現，自己的幹部更糟糕了，貪汙受賄、沒有規矩，廣大的職工意見更大。但，是不是因此就應否定反對殖民主義的曆史了呢？文革也沒有解決腐敗問題，某些造反派掌握權力後腐化得更快。但能夠因為這樣就否定民眾對官僚集團的鬥爭嗎？
文革期間，扛著紅旗反紅旗的人多著了，不能因為他們幹了壞事，就歸咎於這麵紅旗。文革隻是一個名字。毛澤東也隻是一個名字。應該循名責實，而不應該因名廢實。當年納粹也說是社會主義黨，能夠因此就把納粹犯的大罪歸到社會主義上嗎？文革中，內人黨案件，還有廣西韋國清殺人，這些人難道是文革的擁護者嗎？他們難道不正是人民造反的對象嗎？群眾哪有本事殺人，造反派群眾既沒有組織資源，又沒有武裝資源，他們隻有被官僚集團欺騙和殺害的份，而且事後還要為官僚背黑鍋！官僚集團掌握組織資源，軍事力量，造反派有什麽？隻有毛澤東的支持而已！當官僚集團扛著紅旗反紅旗，把造反派的政治支持也爭取過來後，造反派隻有一派塗地的份！文革中的迫害者，很少是造反派，而是官僚，軍隊幹部！幹部子弟！真正去衝擊官僚機構的造反派，在文革後期沒一個有好下場！聯動殺了多少人，一點事情也沒有！時勢一變，又成了先富起來的人！可是78年後，造反派坐了多少年的牢！文革中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幾乎沒有一個是後來在改革年代“先富起來”的！真正的造反派，也就是跟官僚叫板的人，怎麽可能在文革後依然飛黃騰達？早就關到牢裏去了。真正的造反派永遠也不可能掌權，這是力量對比決定的。
現在說得什麽事情都是毛澤東搞起來的，毛澤東一個人哪有這麽大的能量？有人說，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對宋任窮的女兒中學生宋彬彬說“要武嘛”。結果，宋女就改名為“宋要武”了，學生都動不動就拿皮帶抽人。可是，毛澤東還說了很多其他的，比如說文鬥，比如不設國家主席，怎麽沒人聽呢？無非是視乎自身階級利益而已。
如果把顛倒歪曲了的文革曆史恢複真相，就會發現：該期間所發生的許多暴行和罪惡，竟然是出自官僚主義分子之手，為了鎮壓和誤導群眾運動，違反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規定，以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的堂皇名義幹出來的。著名作家韓丁觀察到："黨內的右傾分子在政治運動中，往往是積極地推行'極左'作法，把事情搞糟，以便再來推行他們自己的那一套。"階級鬥爭、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口號，並不能防止官僚主義分子"打著紅旗反紅旗"，大搞形"左"實右，以至到了真假難辯、一團混戰的局麵。
文革與毛澤東並不僅僅是曆史存在，王力雄說，毛澤東是中國頭上的一把劍。盡管他跟我立場不同，但我很讚同他的見識。這把劍對於官僚買辦階級來說是有很大威力的，為什麽我們要扔掉它呢？如果走到民間去問一問，會發現大多數民眾，還是信任毛澤東的，還是崇拜毛澤東的，誰不喜歡毛澤東呢？官僚買辦，還有一部分在文革中受到傷害的知識分子。但是他們受到的傷害到底是誰幹的？不正是官僚集團和高幹子弟嗎？知識分子們寧願得罪死人毛澤東，卻不敢得罪當權派！
馬賓同誌說得好：“修正主義者和一切反動勢力說毛主席在晚年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中國的一場災禍，是因毛主席晚年犯了錯誤。但是，曆史證明，這是毛主席晚年最光輝的革命活動。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確實是失敗了。但是，失敗了並不等於就是錯誤。如同馬克思評論巴黎公社的失敗那樣，並不是錯誤。如果非要說文化大革命是因為有失誤而失敗的，那麽，造成這個失誤的恰恰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有意破壞造成的，然後把責任栽到毛主席同誌頭上。”
（二）毛澤東是暴君、專製帝王嗎？
真正“暴虐”、“專製”的是哪些人呢？所謂文革中的最大冤案劉少奇，用謝富治67年3月24日在公安部的講話說：劉少奇“在47年、48年冀中要打倒一切老幹部，那時候叫搬石頭，是毛主席糾正的，63年至64年四清時，在工廠工段長以上幹部都要打倒，毛主席主持製訂了23條，糾正這種形左實右的東西，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劉派老婆、親信到學校，把係以上的幹部都打成黑幫”，這就是毛澤東在他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中憤怒指責的“五十多天”。鬥爭方法戴高帽子是他們搞的，發展到八月中鬥小流氓，十萬人大會，其中還有公安人員，小孩子五花大梆，拳打腳踢，後來才打人成風了。——最後這一段話就是指的那些以高幹子女們為主組成的“老紅衛兵”——“聯動”（聯合行動委員會），1966年8月前後，在北京搞的“恐怖”，成千條人命遭他們“草菅”，包括海外宣傳的大興縣的屠殺，都是這一背景下的產物。
後來回到北京的毛澤東看到劉少奇批轉北京大學《文化革命演示文稿》第九號時所寫的批語後說，“怪不得到處鎮壓群眾，現在才明白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在八屆十一中全會的討論中，毛澤東當麵批評劉少奇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 據說，八十年代初在看守所裏，韓愛晶給蒯大富偷遞了一個條子說蒯，你組織打倒劉少奇的活動，是你公民的權利，他們非法關押你，殘酷鬥爭你才是違法的。道理應該是這樣。劉整了千百萬人後被打倒（用“民運”一位秀才的話說，劉是整了一輩子的人，最後整到自己頭上），成了“最大的冤案”，那麽他整的千百萬人都是正當的，這不是典型的封建政治的宣傳？居然持續了幾十年。劉少奇是怎麽死的？病死的。江青是怎麽死的？自殺的。然而，到底那個是是受迫害，這難道可以如此顛倒嗎？鄧有資格批評毛嗎？先把六/四染的血洗清了再說吧。
黨內高層6個最能整人的人——劉、鄧、彭、康生、羅瑞卿、周揚，文革中被打倒了5個。當時不打倒這5個人，文化大革命可能就起不來，無非是第二次“反右”（ 57年反右，在基層基本上是鎮壓批評官僚的左派）。就拿彭德懷來說——人們為了利用他來反毛，故意掩蓋他在廬山會議上挨整的主要問題是“裏通外國——，1957年，一進北大的門，就要把貼大字報的學生統統槍斃”。陳雲說，如果毛澤東1956年去世……，或者說如果讓上述人替代毛澤東，僅一個民主和專政的問題，能比毛澤東做得好嗎？
文革初期，官僚集團按照過去曆次運動的經驗，先拋出一些知識分子當犧牲品，而當革命師生堅持把矛頭對準黨的當權派時，則由上級黨組織派出工作組進行鎮壓，以保護本集團的利益。（例如，劉少奇是老婆子女齊齊上陣。王光美在清華園將八百名師生打成右派、反革命，並殘酷鬥爭，有的被整死，以此推廣全國，無一校幸免。四清時，王光美搞的那個所謂的“桃園經驗”，不就是個整人的“經驗”嗎？坐飛機也是王光美在四清時發明並在文革初期普遍推廣的）……這就是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中憤怒指責的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
在文革轟轟烈烈地開展後，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劉少奇已明顯靠邊站，又有了向全黨、全國人民、全世界公布的文革憲章“十六條”，各級黨政領導就老實了嗎？不，他們幾乎是完全一致地公開頂著“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許以任何借口整群眾”的明文規定，直接組織領導更大規模地整群眾、知識分子、幹部，一些地方還直接使用了專政工具，不少還是老婆、孩子一起上到第一線。尤其是那些高幹子女，好像從父母那裏得到秘傳，以極左的麵目出現，借“破四舊”故意製造恐怖以威懾整個社會，以“血統論”作殺手鐧，目的是壓製、鎮壓有可能在這次運動中湧現的新的革命力量——造反派。他們的《紅後代的宣言》指責 “江青太狂了”，他們6次衝公安部，“火燒謝富治”，“打倒三司，油煎江青”，高呼“劉少奇萬歲”，直至把矛頭直接指向毛澤東、林彪。文革中“戴高帽”、“掛牌子”、“遊街”、“罰跪”、“抄家”、“清城”（把市民中的“四類分子”趕出城），直至“打人”、“殺人”，破壞正常的法製秩序，就是這群“紅後代”們首開先例，大開先例！這是階級利益使然。他們的勝利也是力量對比決定的。官方史書上把他們描繪成被迫害的沉默的一群，甚至於說他們被打死還喊毛澤東萬歲——愚忠到這個地步。世界上哪有這麽笨的人？一兩個是笨蛋，一個社會集團不會不清楚其利益取向的。——鄧小平當政後，數以百萬計的造反派（所謂“三種人”）被關進大牢，至少也是“終生不得重用”，而對於高幹子女的這些罪行，文革後，專門下了文件，不予追究，因為他們是反對“四人幫的”。其階級立場何其鮮明！
必須指出，文革中的迫害行為，部分確實是年輕幼稚、成分不純的造反派所為。文革前17年中國社會積累的矛盾，壓抑如此之久，如此之深，爆發則必速、必烈。但是，大多數情況下，是官僚集團打著紅旗反紅旗。特別是高幹、軍幹子女，他們大都參加了那個臭名昭著的聯動組織，如今那無恥之尤的魏/京/生就是聯動幹將。他們為保爹保媽，轉移鬥爭大方向，橫行霸道，一方麵拿一些知識分子如老舍當犧牲品和蠻橫肆虐於普通老百姓，一方麵更無情鎮壓挺身而出的造反派。文革結束後，他們搖身一變，竟然成為受迫害者了！然後搞起了官倒！九大之後，對於“不聽話”的造反派（群眾代表）和前黨政官員進行了係統的排斥，推動並擴大化係統清算文革造反派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運動，黨政係統的當權派和保守派積極地配合了這一冤案製造運動，全國有超過1000萬造反派骨幹被打成反革命，這樣在輿論上和在組織上就把造反派排除在掌權地位之外了。在江蘇，嚴重迫害革命造反派和幹部群眾達50萬之眾，死傷數萬，很多人至今死因不明不白。68一69年，許世友將徐州造反派的頭頭押在籠子裏進行遊鬥，還把江蘇反對他的踢派造反群眾按在馬路上學小爬蟲爬。在廣西，也是1968年，以韋國清為後台的保守派聯指把四·二二造反派口中塞著鵝卵石成批地處決。
文革中的大屠殺，是為文革大屠殺，還是“反文革大屠殺”呢？以湖南“道縣事件”為例。老石同誌根據在湖南看到館藏的原始資料指出，事實十分清楚：為了對抗中央1967年7月下旬給湖南造反派組織“湘江風雷”平反，以“抓革命、促生產領導小組”名義，控製道縣實權的縣武裝部，1967年8月，召集區、公社武裝部負責人和保守派組織負責人開會策劃，又秘密發槍給保守組織“紅聯”，企圖在貫徹落實中央決定前徹底摧垮“湘江風雷”派的道縣“革聯”，造成即成事實，但是沒有攻下“革聯”搶槍後所守的縣二中，於是以打擊地富四類分子現行活動為借口，“全縣10個區、1個鎮、36個社都發生非法殺人事件”，發展成為大規模屠殺，對象包括“四類分子”的子女，而“革聯”立即發表“緊急聲明”，並派人冒險突圍去省城長沙向社會和部隊“緊急呼籲”製止這一屠殺事件，省會許多造反派組織發表聲明，呼籲之後，6950部隊（47軍）進駐道縣，製止了屠殺的繼續。
所謂七六年天安門事件，主要是久已不滿的高幹子女，借助了群眾長期革命的疲倦，搞打、砸、燒，最後當局派出民兵，抓了幾十個人，沒死一個人。全國唯一被暴力打死的人，還是反對他們反毛的人。平息、驅趕時，沒有帶進去一支槍，也沒有水龍頭、催淚彈，恐怕美國這些“民主國家”也不會做的這樣好。想想二十三年後的坦克車、機關槍和整建製的野戰軍……鄧小平集團有資格說別暴虐嗎？
（三）文革破壞了生產力嗎？
現在有不少人意識到我國生產力在所謂的“十年浩劫”時期不但沒有“崩潰”，而且有了巨大的發展，但是不能真正明白這種發展和文化革命的聯係。有些朋友包含著這樣的思想——革命製造公平，官僚主義促進生產（就如現在所謂的公平與效率問題一樣，這是個偽問題）。有不少反對官僚主義的朋友甚至提出了“不能光看生產。”其實就是接受了這個觀點。他們甚至多多少少還相信，文革的成就是“人民群眾”與林彪、四人幫鬥爭的結果。而一些更糊塗的同誌實際上還是認為文化革命以來生產力並沒有發展。
到底是誰破壞生產？是左派還是走資派？以上海為例，曹為平回憶說：
為了對抗文化革命，上海陳丕顯、曹狄秋等人召開司局長會議，說是以前對群眾關心不夠，以後要關心群眾的經濟要求，凡是來提經濟要求的有求必應，甚至煽動他們來提經濟要求，脫離工作崗位，刮起了一股經濟主義妖風。許多經濟主義者離開工作崗位。保守組織“工人赤衛隊”也借口上京告狀全離開了工作崗位。不但人數達二十萬之多，而且因為大多數不是生產工人，而是工廠的機關官吏，如上麵說到的鐵路調度員，海港的管理人員等，所以破壞很大。除此以外，“赤衛隊”還陰謀搞“停水、停電、停交通”，他們的目的是要把上海搞癱，給中央施加壓力。一度上海的海港有四十萬噸外輪貨物不能裝卸。外輪把我國的國旗倒掛。工總司和紅衛兵共十二個組織就出了《告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提出“抓革命，促生產，迎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到工廠、車站、碼頭和工人們一起勞動，“革命生產一肩挑”，接管了生產調度等工作，如在海港就開展了大戰四十萬噸。後來我們意識到這就是奪權。現在許多文章都是造謠，竟然對我們和工總司以及其他工人努力把生產抓回來一字不提，豬八戒倒打一釘耙，把經濟主義、破壞生產歸罪於工總司。事實上，大多數工人是不會讚同破壞生產的，工總司的這一做法贏得了大多數工人的擁護，許多原來沒有參加工總司的工人，通過這次事件覺得不參加工總司不得了，工總司就這樣成了上海兩百多萬工人堅決擁護的工人組織。
曹為平認為：“張春橋統治期間，上海不但經濟發展很快，對國家貢獻也很大。那段時間，國家幾乎沒給上海投資，上海給國家的利稅卻占全國六分之一，對於其他地方發展經濟，提供了大量人才物資等幫助。這一點決不能抹煞。尤其不能顛倒黑白說成是破壞。不能說他們沒有一點功績，把成績歸於上有黨中央、毛主席，下有廣大人民是說服不了人的。”
文化革命和十年的建設成就不能分家，沒有文革就沒有這十年的經濟建設成就。例如，我國真正的造船工業和遠洋船隊正是文革批判了“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後建設起來的。
文革以前我們不但沒有真正的造船工業而且也幾乎沒有遠洋船隊。大躍進造東風輪和躍進號靠的是工人們的土辦法。即使如此東風輪在洋奴們的反對下在水裏泡了五年。批“四人幫”（實際是批文革）時，硬說“‘四人幫’把買船說成是賣國”完全是胡攪蠻纏。“造船不如買船”是反對我國建立自己的造船工業，“買船不如租船”是反對建立自己的遠洋船隊。不批判這些謬論，不是文化革命推倒這些謬論的統治，我國怎麽能夠建立自己的造船工業，又怎麽建立自己的遠洋船隊？十年的偉大經濟建設成就正是在大批判開道下取得的。而且正是六九年開始了大打造船工業翻身仗開始的，到七五年我國就建成了自己的真正的造船工業。風慶輪正是我國建立起自己造船工業的重要象征。
我國其他方麵也是這樣。如農機工業，我廠是農機製造廠，不批判“人多地少沒有必要機械化，精耕細作不能機械化”、“先機械化再合作化”、“包產到戶”我國就沒法建立農機工業。又如小化肥廠，一直受到攻擊，不批判就不能建設小化肥工業，而文革使得我國小化肥工業的產量占化肥工業總產的三分之二。十年中我國的農機和化肥工業和石油工業一樣地以超高速度增長。
再比如，複辟以後這次事件被鄧小平集團作為毛澤東時代反對社隊企業，攻擊社隊企業是資本主義尾巴的“根據”。真是天曉得！！！究竟是誰最先提倡社隊企業？是毛主席，是大躍進最先起家。是誰在六十年代初把社隊企業一掃而光？是劉少奇、是鄧小平！劉少奇還專門到自己家鄉湖南寧鄉把社隊企業不由分說全搞垮了。是誰把社隊企業恢複起來的？是毛主席，是文化大革命專門批判了劉鄧的破壞才重新大搞起來的，中央還發了專門文件。剛複辟時，鄧小平集團也在大批“小生產方式”聲中大肆摧毀社隊企業。後來由於許多地方的社隊企業站住了腳，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們就據為自己的功勞，倒過來誣蔑文化大革命把社隊企業作為“資本主義尾巴”來割，根本不提對劉鄧破壞社隊企業的大批判，不提中央文件提倡社隊企業。甚至編出社隊企業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破壞了生產，自發出現的神話來。同時，大量消耗優質原料生產劣質產品的小棉紡廠、小煙廠、小酒廠、小皮革廠等等都泛濫成災了。
（四）如何認識個人崇拜？
曹為平說，現在許多人都在大說文化革命如何如何地對毛主席搞個人崇拜。其實如果要說個人崇拜，文革以前才嚴重得多呢！那個時候，全國到處都是大大小小的菩薩，在群眾眼裏每一個黨員都很神聖，更不用說大大小小的領導幹部了。一個最經常見的事實是，幾乎任何時候有了任何成績，都歸功於最直接的黨組織的領導。反對他們就等於反黨。應該指出在那時也有不少共產黨人和幹部在群眾心中留下了十分好的印象，但是事情已經起了變化，有的人已經不是解放初的共產黨員和幹部，有的人則是解放後看到共產黨成了執政黨，就學了共產黨的一些語言混到了共產黨隊伍裏來成了一些圖個人富貴的黨官僚。這麽多菩薩壓在頭上，群眾怎麽高興得起來？
如果沒有毛澤東，這些大大小小的菩薩就會一直壓在人民頭上。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澤東會見美國作家、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諾的時候回憶說：“那個時候的黨權、宣傳工作的權、各個省的黨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委的權，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個時候我說無所謂個人崇拜，倒是需要一點個人崇拜。”毛主席在發動文革前給江青的信裏說“為了打鬼，借助鍾馗”。就是需要找個神出來。
所以文化革命造神實在不但出於大多數群眾的感情，當時也的確必須有毛主席那尊最大的神，否則那麽多大大小小的神就不能打倒。許多平時道貌岸然的人物到了那個時候都在毛澤東思想的檢驗下原形畢露了。群眾看清楚了，這些“書記”、“黨代表”有些其實也不過是很一般的人物，甚至是很卑劣的人物，卻要作出一付高貴的姿態來，有的人實在是一些偽君子。
毛主席在打倒了大大小小的菩薩後就開始拆自己這座廟了，他對斯諾說：“現在就不同了，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比如什麽‘四個偉大’，‘GreatTeacher，GreatLeader，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隻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曆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
可許多菩薩卻始終不肯拆自己的廟，被文化革命拆了廟還一直耿耿於懷。他們才是搞對自己的盲目個人崇拜，他們才是竭力神化自己，仿佛不搞一點“理論”、“代表”，宗廟就沒有自己的神主牌。可惜他們在群眾中沒有市場，因此更加妒忌毛澤東。
現在不也有很多神嗎？單位領導，公司老總，都是神。一個看不順眼，就可以炒工人的魷魚。但是群眾雖然不敢言卻敢怒，心裏麵並不把這些偶像當一回事。寧願崇拜四大天王也不崇拜他們。毛主席把那時群眾和領導的關係說成許多情況下是貓鼠關係，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其實還有一個頂禮膜拜關係。而現在當官的就是要動用一切手段使得群眾見了自己就好像老鼠見了貓一樣，最好頂禮膜拜。可曆史的車輪已經滾滾向前，再也無法恢複到文革前的狀況了。
（五）是文化革命還是革文化的命？
毛澤東在逝世前評價自己，說他一生就幹了兩件事，一件事是把蔣介石趕到了台灣，還有一件事是就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在毛澤東看來文革甚至比建立新中國更重要。
毛澤東逝後，文人著史，以為文化大革命既非革命，又與文化無關，應該叫文化大亂命。其實列寧遺囑中也有講到文化革命，以此作為抑製政權異化和官僚政治的方法，隻是他來不及做了。
或者在精英看來，幾個老古董，幾座破寺院，這才叫文化吧。而在毛澤東看來，他一生反對精英統治，反對弱肉強食，到頭來，卻發現社會裏頭還是充斥著精英主義和弱肉強食的行為和意識。為什麽毛澤東要發動同蘇聯的十年論戰呢？因為他發現蘇聯已經成為一個官僚主義的國家了。蘇聯黨已經不反對弱肉強食的邏輯了。為什麽毛澤東要號召知識青年下鄉參加與工農群眾接觸呢？因為他發現新中國成長起來的青年一代仍然未能擺脫弱肉強食的邏輯。他們還在想著出人頭地，還在想著成名成家，還在想著向上爬。為什麽毛澤東要寫《為人民服務》的老三篇？因為他看到衛生部已經變成了“城市老爺衛生部”，文化部變成了“帝王將相”文化部，甚至黨也脫離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變成為官僚精英服務了……而改變這一切的努力，就叫做文化大革命。文革將精英統治變為人民民主，曆史上還有比這更偉大的文化嗎？“一個不殺，大部不抓”，而是從思想上改造、鍛煉人，曆史上有比這更人道的革命嗎？
（六）文革失敗了嗎？
必須承認，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工人農民的階級意識和組織程度，尚未成熟到可以取代官僚集團、實現大民主的程度。既然曆史條件尚未成熟，那麽，文革對官僚集團的抗爭是否毫無意義呢？那也未必。
也許毛澤東早就預料到，有人會認為文革發動得突然，是什麽“倉促上陣”。一九六七年九、十月間，在批改林彪的一個講話稿時，有這麽一句“過去的革命也是倉促上陣的。北伐戰爭、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各根據地的建立、土地革命、打土豪、打蔣介石、打日本都是倉促上陣的。”其中，北伐戰爭、南昌暴動、各根據地的建立，是毛澤東親筆加上去的。就是說幾乎一切革命都帶有突然性。把革命爆發想象得條件十足俱備，那是不可能的，那隻能束縛革命者自己的手腳。
眾所周知，作為無產階級第一次向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偉大嚐試——巴黎公社的發生不也是突然的嗎？發生前，馬克思堅決反對，認為條件不成熟；發生後，馬克思立即采取了支持和讚揚的態度。馬克思並沒有說它突然、倉促上陣，而是迅速果敢地研究它為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提供的新鮮經驗。何況參加巴黎公社的多數成員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蒲魯東主義者和布朗基主義者，他們做了違反他們原來的主張的事，公社成了他們學派的墳墓。公社的活動是由馬克思的理論指導著。當時，馬克思是通過一位德國商人，在倫敦和巴黎之間經商，口頭傳遞他的指示，隻有兩次是書麵的。由於公社沒有完全聽取馬克思的教誨和敵人的過於強大，公社最後失敗了。公社社員的鮮血染紅了憤怒的巴黎。相比之下，我們的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澤東這樣身經百戰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親自發動和領導，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個大國，進行著反修防修的大演習，並且取得了基本的勝利，其首創精神完全可以和巴黎公社相媲美。我們更應該采取馬克思主義態度，從突發事件中看出它的矛盾，看出它的必然，從中領略毛澤東駕馭矛盾和鬥爭的藝術。
都說文革失敗了，但是毛澤東從沒想過“畢其功於一役”，他早就說過文革要搞多次，要有一個很長的曆史時期，而且還可能複辟，文革已經達到了它所能達到的目的，又怎麽叫失敗呢？如果這樣說，法國大革命、辛亥革命豈非敗得更慘？曆史本就如此，如魯迅所說，曆史就如煤的形成，當初用了大量材料，結果卻隻有一小塊。可惡的是那些右派和文人，為了掩蓋曆史，這些人連基本的常識都不顧了。
毛澤東是不在了，造反派是被鎮壓下去了，但是官僚集團也得到了教訓。當他們板起臉訓人的時候，也會想起牛棚的滋味了。他們不得不作一些讓步，給予民眾一些權利。甚至到現在，“文革”、“毛澤東”這些字眼還是他們揮之不去的惡夢，還是懸在他們頭上斯摩達利劍。
（七）如果曆史上沒有毛澤東？
恩格斯在1894年的一封信中曾談到了偉人的作用問題。他說：
“人們自己創造著自己的曆史，但是到現在為止，他們並不是按照共同的意誌，根據一個共同的計劃，甚至不是在某個特定的局限的社會內來創造這個曆史。他們的意向是相互交錯著的，因此在所有這樣的社會裏，都是那種以偶然性為其補充和表現形式的必然性占統治地位。在這裏透過各種偶然性來為自己開辟道路的必然性，歸根到底仍然是經濟的必然性。恰巧某個偉大人物在一定時間出現在某一國家，這當然純粹是一種偶然現象。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個人除掉，那時就會需要有另外一個人來替他，並且這個代替者是會出現的，——或好或壞，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總是會出現的。恰巧拿破侖這個科西嘉島人做了被戰爭弄得精疲力竭的法蘭西共和國所需要的軍事獨裁者，——這是個偶然現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侖這個人，那末他的角色是會由另一個人來扮演的。這點可以由下麵的事實來證明，即每當需要有這樣一個人的時候，他就會出現：如凱撒、奧古斯都、克倫威爾等等。（《馬恩選集》第4卷第506頁）
毛澤東也如此。沒有毛澤東，1934-1935年紅軍很可能在長征中被消滅。在後來的中日戰爭中，中國也可能早被擊敗，蔣介石可能投降。但二次大戰仍會發生。戰後中國仍會與同盟國一同獲得勝利。（泰國、印尼等小國不就是如此嗎？）戰後統治中國的可能仍會是國民黨。中國仍會經曆工業革命的進程，走向市場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向，但在經濟上會成為可能增大對美國的依附性。但中國固有的民族精神終歸不會使中國人永遠甘居於一種依附的地位。中國還是要走向獨立。還是會成為亞太區域的中心。在美蘇冷戰時代，中國也還是會成為美蘇冷戰爭奪的對象。
沒有毛澤東，肯定不會發生文化革命，不會發生韓戰，不會發生越戰。但是，世界曆史的中軸主線不會因此而改變。根據20世紀中期的全球地緣戰略形勢，仍會發生冷戰，仍會有兩大陣營的對峙。冷戰時代全球兩極化的基本政治經濟結構不會有大的變化。但冷戰的結局可能不同，可能會有更長期的對峙。也許蘇聯陣營會更早地瓦解。最終仍會出現資本主義金融革命主導下的當代全球化，從而出現將資本主義由產業主體提升為金融主體的新階段。世界曆史的基軸進程以及演進序列，作為必然性並不會有多大的改變。
但中國由於沒有毛澤東，人民的命運，國家的命運，政黨的命運會大為不同。在世界全球化的進程中，中國所居的地位和位置也會大為不同。
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性和表麵的偶然性都是如此。我們所研究的領域愈是遠離經濟領域，愈是接近於純粹抽象的思想領域，我們在它的發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線就愈是曲折。如果您劃出曲線的中軸線，您就會發覺，研究的時期愈長，研究的範圍愈廣，這個軸線就愈接近經濟發展的軸線，就愈是跟後者平行而進。
